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
帕特里克·奥希金斯个子高高的，红头发，有军人特有的体格匀称、身板挺直的特点。他是爱尔兰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黎出生，后来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是在一个“顺从的环境”中度过的。在他还小的时候，他富有、游历丰富的父母就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先是去英国，然后在瑞士。在18岁时加入加拿大军队后，他被派往英国，继而又加入爱尔兰近卫军。1945年，在莱茵兰战役中任步兵军官的他严重受伤，不得不在医院待了两年，接受治疗。
从军队退役后，帕特里克·奥希金斯去了纽约。在那里，他继承了他在美国的祖母的一笔遗产，这笔钱让他得以混迹于夜总会，结识了格林尼治镇的艺术家，并交了一些上流社会的朋友，在这个圈子里他如鱼得水。他没费吹灰之力，便在纽约社会名流弗勒尔·考尔斯（Fleur Cowles）于1950年创办的《风度》（Flair）杂志找了个新闻记者的工作。
是命运让他碰到了夫人。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他正轻快地沿着麦迪逊大街走，突然看见一个裹着貂皮大衣、戴着黑色圆顶礼帽的小个子女人沿着宽阔的人行道疾步向前走。奥希金斯天生是个好奇的人，第一眼看到夫人他便觉得很有意思，好奇心使他忍不住跟在她后面。
她匆匆往前走，不料与弗德里科·帕拉维切尼（Federico Pallavicini）伯爵撞了个满怀。帕拉维切尼是一位颇受富人们推崇的意大利画家兼装饰家，其标志性风格在夫人的一些公寓可以看到。恰巧也是《风度》杂志艺术总监的帕拉维切尼和奥希金斯打招呼，并把夫人介绍给他认识。赫莲娜审视地打量穿着休闲的奥希金斯——他穿着旧的粗花呢外衣、定制衬衫和精致的手工皮鞋——赫莲娜喜欢他这样的着装。随后，她也没跟他说话，转身快步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窘迫不安的奥希金斯问他的同事这位女士是谁。“她是美容界的莎拉·伯恩哈特。”帕拉维切尼答道，同时他很吃惊——像奥希金斯这样经常交际的人居然这样问，但对美容界一无所知的奥希金斯真的不知道赫莲娜是谁。
第一次见面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在弗勒尔·考尔斯的鸡尾酒会上再次见面。夫人示意他过去与她一起，继续问了他很多问题。她对别人生活的好奇心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而且与年轻人在一起让她感觉似乎恢复了年轻时的活力。当奥希金斯告诉她他在《风度》工作时，她怀疑地耸了耸肩。“这个杂志太奢侈，”她告诉他，“所以办不长。”
尽管赫莲娜比帕特里克年长50多岁，但他们俩在接下来的15年里变得形影不离。他们俩的关系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奥希金斯对他的同性恋取向没有保密。他们奇怪的关系也经历过起起伏伏，虽然他古怪的老板常常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但奥希金斯是一个细心、忠实的朋友。她雇用了他做助理，但多年来，他也是她的营销负责人、保姆、得力助手和精神上的晚辈。
认识奥希金斯的人都说他有一种英国人的幽默感，略有些傲慢、随意。他对夫人的态度很机智，也不毕恭毕敬，就像一只时而亲热地叫、时而又很顽皮的小猫咪。他们之间的关系像永不会结束的拔河比赛一样，而且双方都从未赢过。她会大声地发号施令，而他则会服从。有时他不服从命令，她又会甜言蜜语地哄骗他——以便可以重新欺负他。
她的专制和个性经常让他大为光火，而且她越老越变得变本加厉。但即便在执行她心血来潮指派给他的任务时，他也力求把事情做对。他的工作态度既专业、诚实，又对他的老板有一种很深的同理心。赫莲娜欣赏他的机智、忠诚、幽默和语言敏锐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把他当成自己的第三个儿子。
赫莲娜去世几年后，在一本精彩的回忆录里，奥希金斯讲述了他们不寻常生活中的一些逸闻趣事。那本回忆录的笔调不那么柔和，但也不伤人，也并非冷酷无情，不过，可能是因为他们到最后变得有些仇视，他对夫人的描述偶尔有讽刺的意味。赫莲娜晚年变得越来越自私，奥希金斯很难原谅她。然而，当她去世时，他还是感到悲痛欲绝。
夫人雇他时，已经快80岁了。她那时还没戴眼镜，走楼梯时不用人扶，每个星期工作7天。她把纽约的三联顶层公寓的顶楼变成画廊，向公众开放。第一次的展览展出了美国年轻画家的作品。像往常一样，这是一个推广她品牌的策略，这个策略也奏效了。媒体对参展的画作给予了热情的评论，艺术杂志也要求拍摄赫莲娜的收藏品。
夫人的银行家们显然对此类事件产生的宣传效果和公司利润的提高很兴奋。读者们也对夫人的世界着迷，即使她的富有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也依然认同她。他们收藏不起艺术品，所以会买一管鲁宾斯坦口红。女人们喜欢读她如何用辛勤工作挣到的钱，逐渐累积起自己的艺术收藏品。因为赫莲娜全靠自己取得了经济独立，成为美国女性的典范。
夫人兴趣广泛。她现在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去剧院了，因为她成了电影迷。每个星期二晚上，只要没和莎拉·福克斯在一起，她都要去看电影。她会给管家阿尔伯特放一个晚上的假，选一部好的西部片看。她最喜欢约翰·福特（John Ford）的电影，尤其是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的。电影结束后，她会坚持再看一遍。虽然她非常喜欢晚上在家里和阿吉尔及几个家人安静地打桥牌，但也很喜欢去参加社交晚会，尤其在这种场合可能会接受《Vogue》、《时尚芭莎》或《魅力》等杂志记者的采访。她经常举办午餐或晚餐宴会，邀请她精心挑选的客人参观画廊，欣赏她收藏的画。当《风度》停办后，当时作为《时尚芭莎》自由撰稿人的奥希金斯写信给赫莲娜，说她此前的话是对的。她从巴黎回信给他，答应回纽约后给他一份工作。她信守自己的承诺——安排他担任她的秘书，把奥希金斯要的工资降到——用奥希金斯后来的话说——“可怜”的7 000美元的年薪。
他开始在邮件收发室工作，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员工来说，这是一个策略性起点，只要他们不在那里待很久。他那间小得像扫帚橱的办公室就在夫人办公室的隔壁，但这位“夫人的新宠”——其他嫉妒的员工这样轻蔑地叫他——当时几乎没有抱怨的资格。
秘书负责人露丝·霍普金斯（Ruth Hopkins）给奥希金斯讲了公司人员的情况。她把鲁宾斯坦家庭所有成员逐一介绍了一遍，从大家公认的“甜心”王子开始，到长得像大卫·尼文（David Niven）的“副总裁”奥斯卡·科林，还有很少踏进办公室的董事会主席罗伊，以及什么事都要插手的罗伊的弟弟贺拉斯，最后是负责第五大道美容院的聪明、漂亮、人见人爱的玛拉。
非鲁宾斯坦家族的员工包括：负责夫人法律事务的哈罗德·威尔和夫人的“替罪羊”——财务总监杰罗姆·勒万。夫人用一大堆意第绪语来形容杰罗姆·勒万——“讨厌鬼”（意第绪语：nudnik）还是其中最讨好的。然后是销售经理部乔治·卡罗尔、公关经理部埃米·布莱斯德尔（Amy Blaisdel）、宣传及公司内部营销部经理莎拉·福克斯，以及被赫莲娜称为”绅士”的她最喜欢的出口部的理查德·奥根布里克（Richard Augenblick）。
世界各地的鲁宾斯坦员工，不管级别高低或在家庭中的位置如何，彼此之间互不信任，并经常暗中监视。在巴黎的办公室，赫莲娜的妹妹史黛拉和法国分公司经理伊曼纽尔·阿梅森无法忍受彼此；在伦敦，库珀和鲍里斯·弗特尔互不让步；在纽约，贺拉斯厌恶奥斯卡，特别是在他任副总裁后，贺拉斯嫉妒得发疯。莎拉·福克斯不喜欢理查德·奥根布里克，杰罗姆·勒万连招呼都不跟乔治·卡罗尔打，夫人操纵她的员工，让他们互相竞争，总是尽力做到分而治之，与她对自己的儿子和外甥使用的策略一样。
她突然爆发的脾气和健忘简直是传奇。当她开始发脾气时，每个人都需要马上猜出她在和谁说话，因为她很少能记住她不知情的“受害者”的名字。有一天，她突然大发雷霆，连自己外甥奥斯卡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帕特里克·奥希金斯逐渐了解并理顺了夫人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这位富于远见、专横独裁的老太太导演的一场表演中，她的员工和家人都是表演者。他很快就意识到，他的雇主是为工作而生的人。在她的生命中，事业高于爱情和家庭。
赫莲娜老跟他说钱是魔鬼，但她利用她的巨额财富，把她的妹妹、丈夫、儿子、外甥、外甥女以及员工都攥在手心里。她仔细审查他们的花销，确保没有她的批准，他们不能轻举妄动。任何想反抗她的人很快就会后悔。
当万事皆顺时，她会感到无聊，于是她会设法在高层员工之间制造一点儿纠纷，然后静观事变、坐享其乱。她同样不让基层员工省心。她最喜欢的策略是让新雇用的秘书告诉她各部门发生的事情。她会用严厉的目光盯着这个倒霉的年轻女秘书，还一直安慰地拍她的手，秘书就什么都讲了。这位秘书刚刚离开，赫莲娜就会打电话，将毫无思想准备的部门主管召来，狠狠地训斥一顿。
夫人总是天一亮就起床，一大早就走进办公室，大声地询问：“有什么新消息吗？”她用这样的方式宣布她的到来。她一坐到桌边就开始工作——召见她的秘书（她从不费心去记她们的名字，管每个秘书都叫“我的小姑娘”），阅读要发出去的邮件，对一些事务做出更改并要求重新做。她会东奔西跑，检查大家是否都在努力工作，然后督促他们工作得再努力些；她会下达一个命令，但几小时后又将之取消；她逐一询问每个员工，不管是门卫还是销售总监，她都不会放过。
她早晨的时间总是占得满满的，会见各部门主管。她会检查有关包装的新点子，如果她不喜欢这个点子或认为花费太高，就会对出这个点子的人无礼。当涉及产品名字的选择时，她对这种费用损耗会更加严苛。在选择新产品的名字方面，她很少犯错误。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建议，但她总是最后做决定的人。
她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就在嘴里放一块儿薄荷糖或太妃糖。她的包和抽屉里总备着一些薄荷糖或太妃糖。如果她把戒指摘下来，那就是她马上要发怒的确切信号。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些“罪犯”就会低下头，准备迎接暴风雨。她的秘书在吃午餐时，互相取经，交换最新的镇静剂信息。
但她也不是就只有吓人这一项本领。在纽约、巴黎、伦敦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城市，赫莲娜都受人仰慕和尊敬。不夸张地说，如记者们所言，她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面貌。她被描述为不同的形象——开拓者、启迪者和创造者。她令世界上每一个女人着迷。
赫莲娜有时也非常慷慨。她通过提供小礼物，让媒体很愉快。偶尔，她会戴着她离不开的珠宝接受采访，然后把珠宝送给记者，这位记者会更感激，因为这是一件私人礼物。
她也会注意员工，尤其对普通员工。她美容院的一位年轻迎宾员安娜曾邀请赫莲娜参加她的生日宴会。那天晚上碰巧是一个极其寒冷、下着雪的夜晚，公司的高层都婉拒了安娜的邀请——她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虽然夫人身体很不舒服，但她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戴上最好的珠宝，在安娜准备吹点着25根蜡烛的蛋糕时，出现在晚会上。
尽管她的公司现在已经是跨国公司，但她继续像统治自己的帝国那样经营它，而她则是对臣民称王称霸的女王。然而，她太成功、太有名气了，没人敢挑战她的权威。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女性在美容产品和美容治疗方面的消费已达到40亿美元。赫莲娜公司已有26 000名员工，每年的国际销售额总计2 200万美元。鲁宾斯坦美容院和国外经销点共销售了价值1 200万美元的产品。
因为她对税单越来越耿耿于怀，于是贺拉斯建议她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以减少上税金额。这一次，她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在英国和远东建立慈善组织，并在纽约设置了赫莲娜基金会。贺拉斯希望美国的基金会对有益于品牌的创新科学研究提供资助，但赫莲娜主要感兴趣的是减税。当然，她也想帮助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这一目标今天仍然是基金会的重心所在。
她在加拿大开了一家新工厂，并用罗斯林镇的新厂来取代现在已经过时的长岛工厂。这个工厂耗资450万美元。赫莲娜安装了每天可装100万瓶面霜的机器，以及巨大的搅拌桶来混合面霜和香水；她还安装了自动化生产线，产量提高了3倍。
她还将总部搬到第五大道655号一栋更大的楼里，并雇了几个新的副总裁和经理。这种头重脚轻的管理层结构的效果适得其反，这使她很愤怒。然而，她不会放开缰绳，并且还是不愿意授权给别人。
管理这个庞大多头的鲁宾斯坦帝国一点儿都不容易。“女王”现在比以往旅行得更频繁。她开始感到越来越累。她对人对事的管理监督方式和她30年前如出一辙。但她现在80岁了，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做到像以前一样了。
虽然身边总有一群人围着她，但赫莲娜很寂寞，真正的朋友只有少数几个。1951年，爱德华·泰特斯在卡涅去世的消息，让她迅速回忆起很久以前的那场激情的恋爱，那些愤怒的指责、嫉妒和痛苦。她把痛苦深藏于心，并再一次证明她无力安慰自己的儿子。
她让奥希金斯留意一直在法国南部陪伴生病的父亲的贺拉斯，并让奥希金斯把他拽出房子散散心。爱德华的死亡对赫莲娜的影响比她想象的还要深。他一直是她生命中最爱的人，以及她儿子的父亲。但是，当她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时，她的反应是一如既往的坚韧，继续自己忙碌的生活方式，不让自己过度悲伤。
夫人不想过度沉湎于这个坏消息带来的悲伤——她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欧洲。她问奥希金斯是否愿意陪她，但是，当奥希金斯热情地答应陪她时，她又试图劝他改变主意。她的一个主要缺点——自相矛盾——随着年老变得更糟。人们反对她，或太轻易对她让步，她都不能容忍。
奥希金斯很快明白了她的心思，继续保持热情，不理会员工们半讥讽半认真的评论。他们都了解夫人有趣的小伎俩，背着她老拿他俩开玩笑。一位同事建议奥希金斯一定要看看他是否总把卧室的灯关了，而且不要使用电梯，因为浪费电（她称之为“电气”）会让她歇斯底里。另一位同事警告他留意老板衣服的拉链：“如果拉链没拉上，你少不了会挨一顿狠批。”
紧跟时代的赫莲娜现在到哪儿都是乘飞机，虽然她喜欢远洋邮轮。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跨大西洋飞行要花14个小时，而且必须在爱尔兰香农机场停留。班机降落时，夫人就被一群快乐的修女团团围住，忙着给她们签名。作为交换，她收下了她们的地址，并许诺给她们寄产品样品。她信守了承诺。“那样能提高顾客对我品牌的忠诚度。”她想，“一些小样品也不会让我破产。”
夫人每年都会到法国两到三次。战后，这个国家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受吉娜·劳洛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西尔瓦娜·曼加诺（Silvana Mangano）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等性感、有天赋的女演员的影响，法国女人在两种风格之间摇摆不定：母亲与富有魅力的女人，家庭主妇与性感的人。从加莱到戛纳，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的性感让观众沸腾。
在采访中，赫莲娜曾比较直接地说过，一个女人只要“两种面霜和每天10分钟”，就可以打理自己。她的公司比较幸运，因为她的顾客更倾向于花钱，而不是节省。这符合时代精神。即使日子还是很艰难，购买力仍然较低，但人们对新奇有无限的渴望。就像美国一样，法国也被卷入消费狂热。但青年文化的崛起——音乐、牛仔裤、T恤和电影——会进一步传播这种模式。与美国那边流行过来的东西抗争，你立刻就会被归类到老傻瓜的队伍中。
夫人全然不是这样的人。在巴黎，法国公司的经理伊曼纽尔·阿梅森——用赫莲娜的话来说，“公司最能干的人，虽然懒，但很聪明、精明”——到奥利机场来接他们。私人司机加斯顿把他们送到贝蒂那河岸路的公寓，她的管家欧也妮和玛格丽特出来迎接他们。奥希金斯立即就被领到他的卧室：一间简朴的、木头包起来的私密房，与公寓其他房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阿吉尔在那里时的房间。王子有自己的门，所以没有人可以检查他的来去行踪。
玛格丽特给他讲爱德华·泰特斯的事。她在20世纪20年代就来到这个家做事，照看房子和两个男孩，对爱德华很熟悉。“夫人非常嫉妒，那种痛苦折磨使她变坚强了。他们分开后，她除了工作，什么都不再想了，王子对此也无能为力，虽然他努力过。”曾目睹了他们的亲密关系、秘密争吵、不忠和怨恨的玛格丽特认为她的雇主亲切，但很严厉，加斯顿和欧也妮也这样认为。他们三个人都抱怨她的吝啬：任何他们给夫人的账单，她都会只付一半，因为她确信他们在私下里捞取她的钱财。他们报仇的办法就是：他们给她上的食物又少又不好吃，而他们则在厨房大快朵颐（因为奥希金斯在吃完量特别少的晚餐后仍会感到饿，于是就发现了）。
就像她给服务员小费一样，夫人给佣人的家用开支预算也不大方。她不停地关灯，员工如果6点离开办公室就抱怨。当听到任何东西的价格时，她的口头禅就是“太多了”，正如记者的叫法，这是她的“国际妙言警句”。然而，她可以一下午时间在迪奥和爱马仕购物达1万美元。她是那里的忠实顾客。她可以买成打的鞋，以及四五个凯莉包。
但她也帮助过周围的很多人，让他们生存下去。她经常给她们找工作，有时这些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她叫她们“可怜女人”：寡妇、退休人员和战争幸存者。她一直雇用自己的4个妹妹。据伊曼纽尔·阿梅森的说法，她法国公司的总经理史黛拉·欧赛斯托维茨（Stella Oscestowitz）一直是最美的。他认为，与其他鲁宾斯坦姐妹相比，她有“一种魔力”。毫无疑问，她之所以接二连三地结婚，应该与她姣好的体形分不开。
史黛拉想第三次结婚，嫁给布鲁哈德伯爵，并向她姐姐索要可观的嫁妆。赫莲娜拒绝过，大声叫嚷过，但最终还是让步了。和家里其他人之间的感情一样，这两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激烈而复杂的。
在他们启程去巴黎之前，贺拉斯已经给奥希金斯详细讲了那里会发生什么，无疑是想吓吓他。他说，最近史黛拉威胁赫莲娜要自杀，还抱怨赫莲娜的评论冷酷无情：“她不会自杀的——她刚刚订购了4套礼服。”
与贺拉斯的预测一致的是，夫人用很强硬的方式控制她的秘书奥希金斯。每天早上，她6点钟就会准时往他卧室打电话。这个每天晚上都去同性恋场所的年轻人被搞得疲惫不堪。一吃完早餐，她就拖着他一直走到圣奥诺雷市郊路，在那里，她怒气冲冲，训斥她的员工和她妹妹史黛拉，而训斥得最多的是伊曼纽尔·阿梅森。
美容院让奥希金斯吃了一惊：与纽约精致豪华的美容院比起来，他觉得这个美容院又小又陈旧，而且还脏兮兮的。赫莲娜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员工可以随时被叫进去。她工作的节奏也很疯狂。奥希金斯的工作是打信件、当翻译或发言人，还参加销售会议。在夫人正在开发的卸妆乳“深层洁面乳”的一次碰头会上，他想出了她的新口号：“赫莲娜·鲁宾斯坦——美容行业第一夫人。”
奥希金斯有一项工作是为最大的女性杂志的记者和编辑们安排午餐。伊莲娜·布林——《时尚芭莎》驻罗马代表和8家意大利报纸驻巴黎的记者，被邀请到圣奥诺雷市郊路的卡斯蒂尼奥那酒店。在整个进餐过程中，布林夫人试图说服夫人去罗马，她的丈夫嘉斯帕罗·德尔·科尔索（Gasparo del Corso）在那里有一个画廊。
第二天，两人在玛丽－路易·布斯凯的公寓又见面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布斯凯一直是巴黎生活无可争议的女王。每个星期四下午6到晚上9点，她都会在她波旁宫的家里，举办她称之为“我的走廊”的沙龙。这是整个巴黎的社交事件。
玛丽－路易·布斯凯靠一根她敲得像拍卖人的锤子一样的金手杖出行。赫莲娜经常给她汽车和现金之类的小礼物。“那家杂志给她的薪水不多，她需要钱。”她解释道。
布斯凯给奥希金斯一个绰号——赫莲娜的“情人”。布斯凯并不是唯一一个喜欢调侃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人。因为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美容界和媒体界也在猜测。虽然奥希金斯的生活方式很明确，但夫人担心她的丈夫会嫉妒。后来，她说她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希望她的秘书能有这样的感觉。尽管她举止得体，但在内心深处，成为这些风言风语的女主角，她或许也很兴奋呢。
布林夫人把她丈夫嘉斯帕罗·德尔·科索介绍给赫莲娜和奥希金斯。科索解释说，意大利的艺术正经历一次复兴，并给夫人讲他的项目。他想让她资助20位从未去过美国的意大利年轻艺术家，要他们创作自己想象中的美国生活场景，并计划在欧美各地举办他们作品的巡展。赫莲娜答应他会认真考虑他的要求。
对夫人来说，巴黎的生活依旧如往常一样，包括通常在贝蒂那河岸路公寓举办的无休无止的社交午餐。在一次这样的场合，她邀请了《Vogue》杂志的埃德蒙德·夏尔－鲁，陪她来的还有她的一位朋友，一个瘦高的叫休伯特·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的年轻人；她还邀请了《纽约客》的珍妮特·弗兰诺、埃利·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和其他十几个客人。赫莲娜用金餐具给他们上鱼子酱，这些餐具她通常藏在浴室里的一个保险柜里。
开始有些羞怯的马尔罗最后放松了，并发表了半个小时的精彩演讲，涉及的话题很广，从考古到化妆，从“黑非洲”的丧葬艺术，到马里的多贡（Dogon）和塞努福（Senoufo）部落的雕像，夫人有一打这样的雕塑，并在这个地方展出过。喝过咖啡后，她带着他们参观公寓和她传奇的露台，从露台上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主要古迹的壮观景色。她带他们看希腊阿佛洛狄忒的雕像，这是她最重要的珍宝之一，曾被纳粹占领者打满弹孔。马尔罗问她是否继续在德国做生意。“公事公办！德国的钱好赚！”她回答。即便是她的家人死在了灭绝集中营，对夫人来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只有活着的人才重要。
安德烈·马尔罗在离开时，俯身对罗斯柴尔德男爵小声说：“太了不起了！”
“是的，她也和我曾祖母一样，”德罗斯柴尔德答道，“是大家庭里的养家之人。”
帕特里克·奥希金斯还陪夫人去艺术家的工作室。他是第一次访问凡·东根的工作室。凡·东根和夫人年纪相仿，从蒙巴纳斯金色时代起，他们就认识了。墙上挂有许多他画的人物肖像，如密斯丹格苔、桃莉姐妹和约瑟芬·贝克的肖像。赫莲娜记得，贝克在巴黎大赌场首次出场时的妆还是自己化的呢。凡·东根还有更好的爆料，他回忆说自己曾经画过贝克的乳房。
赫莲娜花了800万法郎买了一幅凡·东根的画（他去世时价值翻了3倍），但也是经过跟他年轻的妻子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才买下来的。他妻子打算用这笔钱来购买法国南部的一栋房子。当他们离开时，为这笔成功交易高兴的赫莲娜让她的秘书提醒她，记得给凡·东根夫人一些产品，因为她判定她的皮肤是干性的。这是她的习惯性诊断。
赫莲娜不管到哪儿都爱买东西，还拽着奥希金斯到百货公司、超市（她预言的未来之星）和古董店。一次，在卡地亚珠宝店，她买了一个金唇膏盒，里面装有镶着红、蓝宝石各一颗的金唇膏管。第二年，她让人仿制出这种样式，作为她在纽约新推出的口红——“昼与夜”的唇膏管。没有人知道她借用了别人的设计，尤其是卡地亚珠宝店。
夫人由一个像影子一样跟着她的小个子女人陪着，在几个高级定制时装店转了几圈，把所有最新的细节都记在脑子里，然后以更合理的价格让人仿制出来。巴黎世家仍然是她最喜欢的，但迪奥、朗万、杰奎斯·菲斯、纪梵希、让·德塞，以及一个非常年轻的家伙姬·龙雪（Guy Laroche），也有幸邀请到她去参加他们的时装秀。后来，她也成了皮尔·卡丹、安德烈·库雷热（André Courrèges）和伊夫·圣·洛朗的顾客——她喜欢的最后一个女装设计师。
当1954年，香奈儿的品牌时装店重新开张时，夫人去康朋街看了她的第一批作品。她丰满的体形已不再适合香奈儿套装，但她立刻采用了香奈儿的配饰。
夫人和奥希金斯在法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旅行到维也纳，还要在那里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这次旅行是卓有成效的。夫人遇到了奥地利伯爵夫人，这位伯爵夫人发明了防水睫毛膏，并在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水上芭蕾表演时首次使用。
伯爵夫人正与玛拉的丈夫维克多·希尔逊和一些技术人员合作，想要开发一种巧妙的新系统——睫毛膏自动装置，这个名字是莎拉·福克斯想出来的，几年之后，即1958年，它被生产出来。这款睫毛膏是革命性的——睫毛膏要蘸水弄湿才能使用的时代被带睫毛刷的铁管流体睫毛膏所取代。再见了，压缩睫毛饼；再见了，粘在一起的睫毛！
他们继续前往意大利，但对夫人来说，真的是年龄不饶人，她感到很累。一抵达罗马，夫人就感染了肺炎，差点儿没命了。一个意大利医生给她戴上氧气罩，服用抗生素，救了她的命。她的恢复快得出奇。赫莲娜对青霉素的新疗法印象非常深刻，于是从生产青霉素的实验室里买了500万支。
在她奇迹般康复之前，奥希金斯很恐慌，于是便打电话把法国南部戛纳附近的贺拉斯叫来。自那次他试图绑架的丑闻之后，贺拉斯便躲在那里写作、画画。奥希金斯告诉他，他的母亲病危，请他立刻过来。但当贺拉斯赶到后，他发现赫莲娜已经脱离了危险，又像往常一样开始抱怨、责备他了。虽然她没有说出来，但在内心深处，她很高兴儿子到她身边。他已经40出头了，但她对他还像孩子一样，向别人如数家珍地说着他的才华时，揉着他的头发。“他有艺术和文学细胞。”她说，好像在表扬一个迷失的中途辍学者。
在他母亲康复期间，贺拉斯一直待在罗马。他经常出去，与城市的名人和艺术家混在一起，请餐厅里的整桌客人吃饭，然后把费用算到他母亲的账目上。
奥希金斯和贺拉斯越来越喜欢对方，彼此之间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们说服赫莲娜参与艺术赞助的项目。“20位年轻意大利艺术家的20幅想象美国生活场景画”这个展览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最好的一些画家的作品，包括恩里科·德阿斯亚（Enrico d’Assia）、阿尔贝托·布里（Alberto Burri）、米尔科（Mirko）、伊万·莫斯卡（Ivan Mosca）和佩里克·莱法齐尼（Pericle Fazzini）。贺拉斯和奥希金斯一起挑选的这些画家。展览于1953年在罗马开始，接着在赫莲娜纽约顶层公寓顶楼的画廊举行。所得的收入捐给了慈善协会，然后又继续在美国巡展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吸引的参观者与在纽约和罗马的一样多。
夫人高兴极了。她投资了8 000美元，换来的却是价值约100万美元的免费广告。她去世后，这20幅画的价值超过了10万美元。
罗马之行后，夫人想访问她在格拉斯镇附近的房产“白色庄园”。医生命令她要休息很长时间来恢复，但她还是决定换换空气。贺拉斯租了一辆庞蒂克敞篷车，把他们送到那里。夫人坐在前排贺拉斯旁边的座位，用皮草裹着自己。奥希金斯坐在后排行李箱中间。在路上，三人停了下来，在维尔弗朗什（Villefranche）的韦尔科姆酒店吃晚餐。碰巧，让·科克托和让·马莱也在那里吃饭，陪同他们的还有格拉蒙公爵夫人和科克托最新的缪斯——在圣让卡弗尔拉[29]（Saint Jean Cap Ferrat）拥有大庄园的巨富弗朗辛·魏斯魏勒（Francine Weisweiller）。
在那个特别的晚上，让·科克托极其隆重地欢迎了赫莲娜，像款待“拜占庭皇后”一样。“真是诗人啊！”夫人笑着说，之后她建议他们第二天一起吃午饭。科克托接受了，并邀请他们到魏斯魏勒夫人的庄园。之后，他继续热情地赞美赫莲娜。然而，科克托是识破她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一年后，他对奥希金斯说：“鲁宾斯坦津津乐道于人的差异，尤其是那些她自己杜撰的差异。但要小心她的沉默！当她沉默时，她在计划进攻！”
贺拉斯没有在法国南部待下去继续绘画、写作——他在考虑生产香水。他与几个美国的朋友建了一个茉莉花种植基地，并在格拉斯附近开了一家香水加工厂。奥斯卡·科林写信给他的姨妈，告诉她贺拉斯花了一大笔项目上的钱，夫人当然大为光火。因为包括夫人自己的很多人——香奈儿、罗莎、朗万、娇兰——都是从香水专家阿米克先生那里采购原料，为减少生产成本，阿米克先生种植了大量茉莉花。
然而，贺拉斯设法说服了他的母亲，去看看他离“白色庄园”只有几公里距离的田地。这次的参观非常失败。夫人在那里待了不到10分钟，快速地转了转房子周围、种植园和实验室。她觉得整个计划很可悲，对贺拉斯领她看的一切都予以诋毁，而且对她儿子的朋友很粗鲁。这种侮辱让贺拉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开车时，他还是一言不发，但他苍白的脸说明了一切。
三个人到魏斯魏勒夫人那里吃午餐，不料去早了一些。贺拉斯不再生闷气了，建议去伯里奥（Beaulieu）最昂贵的餐馆拉雷瑟弗去喝一杯。“你发疯了吗？”他母亲抗议道。
贺拉斯猛然刹车，转向她，他的脸变得通红。奥希金斯觉得他快要气昏过去了。“发疯”这个词引爆了贺拉斯的怒火。他气得发狂，称他的母亲“无情”、“卑鄙”、“吝啬”，指责她只考虑钱——她的“上帝”。然后，他把钥匙扔到奥希金斯的大腿上，下了车，“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帕特里克惊呆了，而赫莲娜则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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