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东山再起
1945年9月的一个早晨，赫莲娜结束了她忙乱的旅行，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巴黎。乘坐为输送部队而建造的“自由轮”穿越大西洋，与她战前豪华的海上航行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她支付了一大笔钱买到的票让她可以享受一个很小的船舱，但她还得与其他5个女人共处一室。阿吉尔无法陪她，因为很难再买到另一张票，但他答应会尽快和她在一起。
除了疲惫不堪以外，赫莲娜还充满了焦虑。如果有令人安心的王子和他的微笑、温暖及幽默陪伴就好了。到了勒阿弗尔，透过汽车窗户，她看到的一切让她心都碎了（她雇了一辆车，花费很高，因为汽油奇缺）。她离开了5年的法国现在看上去满目疱痍。她径直走进自己贝蒂那河岸路的公寓，公寓的状况让她更加悲伤和震惊。面前的景象比在纽约时别人告诉她的情况更糟糕。当她忙着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评估损失时，她喃喃自语道：“这就是成年人干的好事儿。”
公寓被“一丝不苟地”掠夺和破坏过，好像占领者能从洗劫中得到乐趣似的。许多家具和装饰物件不见了，包括珍珠母衣柜、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扶手椅、花瓶和瓷器。墙纸上曾经挂画的地方黑迹斑斑。剩下的家具已遭损坏：椅背破了，镶花餐具柜被香烟烫过，精致的天鹅绒扶手椅的马鬃填料和弹簧都露出来了。路易十六时期的牌桌被搬到露台上，而且撂在那儿已经很久了。奥布松地毯和大厅墙壁上到处都是弹孔，阿佛洛狄忒的雕像曾充当士兵们的靶子练习射击。最让赫莲娜震惊的是，她发现纳粹在搬出大楼之前，进行了最后的疯狂破坏，把家具扔到了窗户外面。
后来，巴黎的生活恢复正常后，她让路易斯·苏负责顶楼的装修，把大厅里被损坏的地方保持原样，“作为对愚蠢战争破坏的提醒”。与此同时，他们能够比较舒适地在那里宿营，因为德国人把床单、毯子和枕头都留下了。休息过后，夫人开始评估她法国的损失。
圣克卢工厂被毁掉了，所有的面霜和乳液配方都丢失了。贡拉维的别墅被洗劫一空，所有的盆子和浴缸都被毁成碎片。她的银行账户被没收，钱没有了，档案也被处理掉了。但与她周围惨重的生命损失——成千上万阵亡的士兵、被驱逐出境的囚犯以及在爆炸中丧生的平民相比，物质财产算不了什么。
赫莲娜在法国的头几个星期，每天都在寻找失散的朋友、亲戚和员工。她经常去警察局，问他们要信息和地址，并试图拼凑起来以获取信息。她发现一些人已经死了，如路易·马尔库西，他的死让她很伤心。其他人也失去了一切。她的销售总监伊曼纽尔·阿梅森（爱德华·泰特斯的侄子）刚刚回到家，既疲惫又憔悴，但至少他还活着。1940年，他被德国人俘虏，送到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营地，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
看到她贝蒂那河岸路的员工加斯顿、欧也妮和玛格丽特，赫莲娜很高兴，并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顶层公寓成了一个聚会场所和食堂。夫人竭尽所能地搜寻粮食，给那些经常来寻求温暖和慰藉的朋友们提供食物。
巴黎在停战一年后，情况仍然很不稳定。定量供应票仍然是获得食物和衣服的常用货币。人们要花很长时间去排队购物——继续在黑市购物的富人除外。在多数地区，电力、天然气和水在一天的特定时间要被切断。用来取暖或运行列车的木炭，以及汽车、出租车的汽油奇缺。巴黎人出行都靠步行或骑车，或在地铁开的时候乘地铁。
在所有这些困难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奇迹，就是电话还能使用。这样，赫莲娜就能够和在好莱坞享受快乐奢侈生活的阿吉尔以及纽约的儿子贺拉斯通话。大西洋口岸一恢复正常，她就派人把贺拉斯接到巴黎来跟她在一起，这样可以离他更近，也是因为她觉得有点儿孤单。
她本来可以马上回美国，去享受她这个年龄完全应该享受的舒适生活——当时她已经72岁了。没有人会因此跟她过不去。她的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奥斯卡·科林，比她更适合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但她讨厌委派别人。她开拓的精神要她留下来。她打算再次亲自进行全面重建工作，一如从前。这个想法没有吓到她，反而让她感到兴奋。她想让每个人都看到，这场战斗是值得打的。行动让她有活着的感觉，就像巴黎一样，虽然经受着种种限制和短缺，各商店和餐馆也停止营业了，但它的脉搏仍在跳动。
她的首要任务是要回她的合法财产。因为没有文件出示，她不得不忍受相关行政部门无休无止的面谈，以证明她的身份。她的美容院一直由德国人管理，后来因为缺乏商品就关闭了。她一回到美容院，就开始工作，使之恢复正常，并重新雇用那些还活着、也愿意回来工作的员工。
每天早上，她都从贝蒂那河岸路出发，由贺拉斯陪着走到圣奥诺雷市郊路。这个城市虽然伤痕累累，运行迟缓，物资缺乏，但它还是给了她一种在纽约不能感受到的幸福。她和贺拉斯一直聊到目的地。母亲和儿子走在一起，组成一幅感人的家庭图画。又矮又结实的她裹着皮衣，坚定的步伐要努力跟上她身边这个戴着圆顶礼帽、高大健壮、胡子拉碴的男人的大步子。他试图去挽她的胳膊，但感觉到她稍稍有些僵硬后就放弃了。她永远无法忍受被感动，但是在他身边，她似乎没那么僵硬了——至少有几分钟是这样。或许是因为巴黎的空气和冬日的阳光，她敏锐地意识到，能活着、能和儿子在一起是多么幸运——这两种因素让她柔和了一些。
虽然他们之间有悲伤、不言而喻的怨恨、愤怒、痛苦、缺乏理解，而且这些情绪总是影响到他们的关系，但他们一起重建外部世界的时刻也很温暖、和谐。没有时间来后悔，赫莲娜讨厌后悔，就像她不喜欢悲伤或柔情一样。她和别人一样有慈悲心，也像别人一样受过苦遭过罪，而且她所承受的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可是，她没有能力表达她的感情或感受。亲密的话语她从来说不出口。
因为工厂不复存在，夫人开始寻找香水、羊毛脂和其他所有生产产品所需的材料。通过配给，她可以得到不多的原材料。在黑市上，甜杏仁油卖800法郎一升。所以她就把想要的材料告诉在好莱坞的阿吉尔，让他寄过来。第一批货直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才陆续到达。
巴黎人都患有冻疮。上流社会的女士托人从纽约带回凡士林。所有人都需要润肤霜来擦手和脸，以及化妆。口红比任何抗抑郁药都要有效。所以夫人再次穿上她药剂师的外衣，卷起袖子，在她的“厨房”里忙起来。她把手里有的材料都用来调制面霜，并像过去在墨尔本和伦敦的黄金时代一样，把面霜包装好销售。她不需要任何变年轻的技巧，辛勤地工作就够了。不知疲倦的赫莲娜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她顽强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市郊路美容院很快恢复了生意。路易斯·苏负责翻修，至少它还会像过去一样辉煌。
时尚媒体慢慢重新露面，开始为女性提供美容建议。1945年11月，从美国归来后，埃莱娜·拉扎雷夫（Hélène Lazareff）推出了《EllE》杂志。
一个叫埃德蒙德·夏尔－鲁的年轻女性被聘为该杂志的编辑。埃德蒙德是大使的女儿，曾做过护士，后来在战争中参加了抵抗运动。两年后，她加入了《Vogue》，担任专栏作家，然后任编辑，并展现出自己的风格。
赫莲娜和埃德蒙德在该杂志经理米歇尔·德布吕诺夫（Michel de Brunhoff）的办公室见面了。半个世纪年龄的差距并没有妨碍她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并将之保持了20年。埃德蒙德·夏尔－鲁带着深情和钦佩回忆起“这位固执的小个子女人”：“她是地道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勇敢、宽容、豁达、视野独特，最喜欢的两个用语是‘好的’和‘太多了’。”
“是赫莲娜说服我写的。”她继续说。
“她发现了我的写作天赋，给了我一把她贡拉维别墅的一间小房子的钥匙，这样我就有个安静的地方工作。两年来，我每个周末都去那里。我在那里开始写我的第一本小说《忘记巴勒莫》。她曾经召集她所有家人去那里：玛拉、贺拉斯和她的妹妹们。每次她来巴黎待一段时间，我们都要见面。我们一起吃午饭，我和她一起去她喜欢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和美术馆。那时我没有钱。她常常给我送礼物：珍珠项链和貂皮围巾之类的东西。她关照我，对我的帮助很大。”
虽然赫莲娜是个慷慨的人，能快速识别人才并加以鼓励，但是，她也会自相矛盾。她咒骂奥斯卡，因为他突然决定把钱给来美容院的每一个落难的熟人。然而，她自己却鼓励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家庭成员搬到巴黎，给他们提供住处、食物、工作和上学所需的钱。要帮助谁，要爱谁，只能由她来决定。
战后，人们一直处在迷茫中，不知未来会怎样。复员军人发现，经过这么多年的分离，他们和妻子不可能再和睦相处了，许多人提出离婚。然而，夫妻和家庭代表着最安全的堡垒。戴高乐将军呼吁人们从情感上重建法国。随之到来的婴儿潮使这个国家在1946年至1950年出生的孩子有86万名之多，之后的10年间，又有相同数量的婴儿诞生了。
男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这对女性的工作机会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跷跷板效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为广告人主要目标的家庭主妇，每个星期用于擦洗、洗衣、熨烫等家务活的时间长达74小时。
女性杂志敦促女性把家务和优雅结合起来，并给出如何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但同时仍保持时尚的建议。年轻的女毕业生想当秘书、护士和教师。她们被社会鼓励从事这些职业，因为这些职业不会威胁到男性权力。但法国女性最后获得了投票权。1944年4月，一项政府条例出台，允许她们成为独立公民。
社交聚会和化装舞会又开始了，但是注重时尚的女性不得不凑合着利用她们战前的衣柜。在职场，时尚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女性把窗帘、床单、旧衣服和男人的夹克剪下做新衣服。女性得到解放，但物资缺乏，于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只有在黑市上发财的暴发户才有能力从没有关闭的高级时装店买衣服。
战前曾指导赫莲娜从画廊买画的克里斯汀·迪奥，在家族企业因为1929年的崩盘倒闭后，不得不改变职业。在上流社会的伯乐德拉哈耶（Delahaye）夫人的鼓励下，迪奥把几幅时装插图卖给《Vogue》，然后转向服装设计师这个职业。德拉哈耶夫人曾预言迪奥会通过女性致富。
1947年2月，由“棉纱大王”马塞尔·布萨克（Marcel Boussac）资助他举办的时装秀上，迪奥推出了“新风貌”服装系列。虽然当时布料仍然是定量供应，但他的“新风貌”服装以长底边和宽下摆女裙为特征。战前朴素简洁的香奈儿风格之后，他设计的服装的女性化、褶皱和繁复精致的风格是革命性的，整个世界都为之倾倒。
在迪奥的蒙田大道时装秀中，夫人与她的时尚媒体朋友卡梅尔·斯诺和玛丽－路易斯·布斯凯以及英国驻法国大使夫人戴安娜·库珀（Diana Cooper）坐在前排。20世纪初，赫莲娜与库珀第一次在伦敦见面，当时戴安娜·曼娜斯——她嫁给达夫·库珀（Duff Cooper）之前的名字，是玛戈特·阿斯奎斯小团体中的一名活跃分子。“亲爱的，”明显比较嫉妒的赫莲娜好奇地问她，“我认识你的这35年里，你是怎么保持这么苗条的身材的？”
“切片葡萄柚。我把它贴到我的脸上，然后吃掉。”赫莲娜点了点头，感到很困惑。她知道柑橘属水果中的酸是很好的皮肤滋补品，但不敢问库珀夫人贴在脸上的柚子最后是否会出现在她的盘子里。
赫莲娜终于在伦敦再次见到了阿吉尔。他们在伦敦到处寻找开新美容院的最佳位置，因为格拉夫顿街24号的美容院被炸毁了。她怀念地想起好多年前第一次寻找房产的情景，并把这个故事讲给阿吉尔听。王子之前听过很多遍，还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是鲁宾斯坦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但每一次赫莲娜都会增添新的内容。突然，她停下不说了，并示意出租车司机靠边停车。她把一团英镑从她的鳄鱼包里掏出来，要了收据，拽上阿吉尔，然后匆匆忙忙地下了出租车。她指着在爆炸中幸存下来的一栋18世纪时期的房子。这就是她想开新美容院的地方，它属于威利·詹姆斯（Willie James）夫人。这位女主人是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名人，甚至还款待过国王本人，而且房子正在出售。房子在格拉夫顿街3号，离赫莲娜的老房子仅几步之遥。
赫莲娜让人把室内翻新，但没动正面，因为正面的老式门廊和前台阶很可爱。还像之前那样，这个美容院由刚从纽约回来的赛思卡与鲍里斯·弗特尔（Boris Forter）一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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