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从纽约观战争
夫人的日子一天到晚全是工作，以及更多的工作。很多个晚上，她还参加一些活动，如鸡尾酒会、私人展览、社交晚宴或为战争中的人们（遭战争蹂躏的欧洲人和前线士兵）募捐的慈善晚会。她还要做监督工作，责骂员工，并在家里接受新闻采访和拍摄。《生活》杂志刚刚用7个版面发表了对她的专访。
来自欧洲尤其是来自波兰的消息，让赫莲娜陷入绝望之中。赫茨尔和吉特尔·鲁宾斯坦在希特勒入侵他们的国家之前去世，真的算是运气好。鲁宾斯坦和西尔博费特家庭的许多成员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或美国。然而，夫人接二连三地收到动荡的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和熟人的来信，他们恳求她帮助他们离开家乡。
她的妹妹雷吉娜和她丈夫仍住在克拉科夫。赫莲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她了，但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并且玛拉也在经常给她姨妈通报家里发生的事情。赫莲娜知道，她还有几个亲属在波兰。但她并不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当她离开波兰时，一些人还是小孩子，其他人甚至还没出生。但家人对她来说是神圣的，当波兰那边的消息越来越少时，她的焦虑情绪与日俱增。她与玛拉长谈，玛拉也睡不着，因为她非常担心她的父母。
至少玛拉的哥哥亨利在多伦多，与他的家人安全地在一起。玛拉的另一个哥哥奥斯卡还在法国。在敦刻尔克被德国人俘虏后，他逃了出去，并加入法国抵抗力量，躲藏起来。他的妻子贝尔特和两个女儿杰奎琳和黛安逃到法国南部，然后从那里到了纽约。赫莲娜帮助她们找了一个公寓。她对任何设法克服困难、获得签证并在纽约找工作和住处的波兰犹太人都提供类似的帮助。
1939年9月的第一周，德国军队占领了波兰克拉科夫。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了，在德国人把这座城市变成了波兰总督府的首都后，这种迫害变本加厉。1940年5月，克拉科夫6万犹太人中的大多数被赶到周边地区去。第二年，纳粹把城镇2万多名犹太人赶到普格兹郊区一个用铁丝栅栏和高高的石墙围起来的拥挤的贫民窟里（普格兹郊区是爱德华·泰特斯的诞生地）。他们被迫在贫民窟的纳粹工厂以及克拉科夫其他地方的建筑工地上为纳粹干活。
1940年12月，赫莲娜决定把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于是便与阿吉尔和莎拉·福克斯去美国中南部巡游。在那里，她恢复了疯狂购买艺术品的爱好。在墨西哥，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让她对中国的民间艺术产生了兴趣。她与卡洛夫妇成了朋友，买了他们的一些画。她还开始收集儿童肖像画。她对墨西哥和墨西哥画家着了迷，以至于从那时起，她会重新安排时间表，把至少一年一次去墨西哥旅行的计划列进去。
他们从墨西哥前往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了一栋楼，并于一个月后在那里开了一家美容院，然后继续前往巴西，在里约热内卢她也做了相同的事情。在阿根廷，她买了一些珠宝、珍贵的艺术品和许多阿根廷高乔人用来喝水的银葫芦杯。回到纽约后，她仿制了葫芦杯并在她的美容院出售，把卖葫芦杯的收入捐给了她支持的慈善机构之一——波兰红十字会。
她利用古瑞艾里大厦开阔的空间，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美国和墨西哥绘画展览，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募捐，并举行了一个款待蒋介石夫人的招待会。
1942年春天，她把她第五大道美容院的二楼改造成画廊——“赫莲娜新艺术中心”，画廊所得的收入捐给红十字会。只需25美分的入场费，访客就可以欣赏到历史上著名的现代主义绘画和雕塑。在这些艺术品中，一些是夫人自己的收藏品，还有许多是从佩吉·古根海姆画廊租借的。“当然，在美容院为慈善事业举办艺术展，也增加了吸引潜在客户的机会。”一位当代观察家指出。赫莲娜从来没有放过任何营销的机会。
赫莲娜和阿吉尔从巴黎回来后不久，艾丽卡和爱德华·泰特斯于1940年7月到达纽约。爱德华很快和因战争到美国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建立了联系。
运送难民的船只继续穿越大西洋。在1942年3月3日，“流亡艺术家作品展”展出了14个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布勒东、夏加尔、恩斯特（Ernst）、莱热、蒙德里安（Mondrian）、撒丁（Zadkine）、安德烈·马森（André Masson）、马塔·埃乔伦（Matta Echaurren）、伊夫·唐吉（Yves Tanguy）和阿米迪·欧赞凡（Amédéé Ozenfant）。同年的晚些时候，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0月，佩吉·古根海姆在她57街大楼顶层的画廊首次展出了他的作品。门票收入捐给了美国红十字会。古瑞艾里夫妇很有可能在这次活动中遇到了泰特斯夫妇，但是赫莲娜和爱德华当时几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夫人还认识了战时流亡美国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萨尔瓦多·达利，爱德华在巴黎的一个朋友。达利是被画商朱利安·利维（Julian Levy）推介到美国的，利维曾组织过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品展，包括达利1932年创作的有其标志性的软塌塌的钟表的那幅画——《永恒的记忆》。1941年，像许多欧洲艺术家一样，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逃到了美国。1943年，赫莲娜委托达利给她画肖像。他把这幅肖像命名为“阿吉尔·古瑞艾里－赫莲娜·鲁宾斯坦公主”。画中的赫莲娜被她的珠宝困在俯瞰翠绿色海洋的石崖上。达利后来说，赫莲娜的画像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赫莲娜把这幅肖像挂在她公园大道625号和69街的新公寓里。
很长一段时间，赫莲娜一直在寻找新公寓，后来终于找到了适合她华丽风格的地方——一栋有36个房间的三联顶层公寓楼，离鲁宾斯坦大楼仅几个街区的距离。“我爱上了一个空中城堡。”她在给儿子罗伊的信中这样说。
就在赫莲娜要签署租赁协议时，房地产经纪人带着歉意打电话给她：“非常抱歉，鲁宾斯坦夫人。”他说，“此房产的共同所有人说他们不想租给犹太人。”
赫莲娜并不天真。她心里清楚，从她1915年第一次来到美国，这个国家到处盛行反犹太主义，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白人。她没能在第五大道开美容院，因为那个大楼的主人不愿意让犹太人在大楼里，并且当时她也没有富到足以与他们抗衡——她不得不找其他地方开美容院。
夫人很明白，一些居民区都暗地或公然地禁止犹太人进入。她也知道一些私立学校、大学以及几个高档乡村俱乐部拒收犹太人。“大西洋城”有单独的白人、黑人和犹太人海滩。一些美国人公开宣传他们的右翼观点，如战前在德国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被怀疑是纳粹支持者。他公然反对犹太人，认为他们会影响美国电影产业、出版、广播和政府。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太分子，曾在1938年被授予“德国鹰大十字勋章”—— 纳粹德国授予外国名人的勋章。自“一战”结束后，福特就开始攻击并妖魔化犹太人。由于遭到诽谤诉讼以及福特的产品被犹太消费者抵制，福特于1927年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私下里，他继续宣扬他的反犹太信仰。他不是唯一的反犹太分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反犹太主义一直在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蔓延。
一般情况下，夫人会回避争议。虽然她一直拒绝改变的姓氏会暴露她的犹太人身份，但她一直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没有特别的感觉。从她在卡齐米日的童年时代起，她就看不起正统犹太人，对她认为“过于犹太化”的任何东西都有一种排斥的态度。除非不得已的情况下，如参加婚礼或成人礼，她从没踏进犹太教堂一步。她不遵守犹太教规或有意与犹太社群交往，对犹太与非犹太慈善机构同等慷慨。除了她的家人、她的律师和几个经理，她的3 000名员工里几乎没有犹太人。
但这种特殊的排斥像一记耳光扇到脸上，让赫莲娜勃然大怒。以她这个年龄，她不准备再忍受任何荒谬的事情。“不要犹太人？”她说，“让他们出个价。我要把整栋楼买下来。”
夫人成为公园大道625号的主人，纽约最时尚高雅的地方之一。从环绕整个公寓的露台上，可以看到曼哈顿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她雇了一个与她关系极好的建筑师马克斯·韦施勒（Max Weschler）负责装饰，因为他总愿意按照她疯狂的想法执行。韦施勒按照她标志性的大胆风格装饰了这栋三联顶层公寓，装饰得既富丽堂皇，又精致独特。
公寓入口设在中间楼层，径直通向一个大走廊，这个大走廊有画廊那么大，地板上铺着黑色和白色大理石瓷砖。画廊里面陈列着很多伊利·那德尔曼的雕塑，还有一些她收藏的现代绘画大师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从法国运过来的。
像贝蒂那河岸路24号的公寓一样，这栋公寓以不同的风格混杂装饰而成。现代法式客厅的家具有丝绸和天鹅绒软垫沙发，以及铺着紫色、红色等盖布的扶手椅。白色、金色的巴洛克式餐厅放着许多无价之宝，包括她的一部分非洲艺术收藏品。她在棋牌室喝咖啡、打桥牌。虽然棋牌室不大，但这是夫人最喜欢的房间，威尼斯家具和3幅萨尔瓦多·达利的抽象壁画，使这个房间本身成为一件艺术品。
入口的那一层还有6间卧室。夫人的房间放着她朋友拉迪斯拉斯·迈杰什设计的极其漂亮的透明亚克力家具，这些家具经常被拍照，尤其是发光的透明合成树脂床。鲁奥挂毯和精致的镜子挂得到处都是，还有来自大洋洲的高高的雕像，以及乳白色的花瓶。十几位名画家的画作装饰着墙壁，包括布拉克、毕加索、米罗、夏加尔、德兰、莫迪里阿尼和马蒂斯。评论家曾经把他们的画称为“19、20世纪重要画家的不重要的画作”。公寓的顶层是舞厅，以及摆放玩具娃娃屋的一个大房间。
为了支持战争，赫莲娜在露台种植蔬菜，命名为“空中农场”。1943年，她举办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游园会，以援助一个补助农场工人的志愿者组织——美国农作物队，《纽约客》还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许多看上去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站在那里用法语交谈，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虽然游园会上也提供鲁宾斯坦夫人自制的深绿色混合蔬菜汁。其中一个客人是最近我们经常看到的萨尔瓦多·达利。”
《纽约客》的记者们要离开时，才第一次看到女主人。“她一个人在一张桌子旁边站着，这张桌子上放着一个装着四个生土豆的盘子，这个盘子用玻璃盖盖着。她的样子神秘莫测，我们看不出她是否愉快。”
先不说她是否愉快。社交招待会是她的一部分义务。古瑞艾里夫妇举办的聚会都非常受欢迎，经常有纽约上流社会人士出席。在聚会的前几天，夫人会给各家报社送去她的客人名单。即使是在纽约，赫莲娜也能想出几个她喜欢亲近的正派体面的贵族，在每次慈善聚会上，她都能把这些贵族与艺术家、作家、记者和社会名流聚集在一起，这一点她深感自豪。她的客人也为被邀请到“鲁宾斯坦的希尔顿”而备感荣幸，而且她的招待会是曼哈顿的热门话题。
作为北非“火炬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从赫莲娜那里订购产品，供在沙漠中作战的士兵使用。他们晒伤的皮肤需要保湿和治疗，而且他们的脸必须涂伪装颜料。赫莲娜和玛拉设计了特殊工具，华盛顿购买了6 000套。每一套的包装上都写着HR公司（赫莲娜·鲁宾斯坦公司）。战时的经济一蹶不振，对赫莲娜的公司来说，这笔订单来得正是时候，为公司注入了资金。
赫莲娜被邀请到白宫，罗斯福总统给她讲他读过并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一个英国妇女被担架抬出炸毁的大楼，即使在吃止痛药之前，她还请求救护人员把她手提包里的口红拿给她。“你的战争支援就是帮助我们的女性保持士气。你现在做得很棒。”这是总统的结论。
总统对伊丽莎白·雅顿也说了同样的话，在同一个地方，但在不同的时间。两个女人都感觉像罗斯福愿望的守护者，便加速研制和生产她们的产品。据说，在德国，当希特勒想禁止化妆时，女人们就拒绝工作。
金属短缺使他们的工作更难。只有查尔斯·朗佛迅有先见之明，囤积了一些金属。那个男人！女人崇拜他，但赫莲娜像讨厌雅顿一样讨厌他。然而，她不得不接受自己注定要和他不断竞争的事实。这两个女人含蓄腼腆，而他却挑衅煽动；她们俩的产品强调浪漫，而他则强调性感——你可以做一个性感女人！他的海报这样说。
郎佛迅把大量的颜色投入市场。他的调色板是无限的，他每一天都在发明新的颜色。夫人认为，市场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怪物，她不得不在某些板块削减支出，特别是广告。她也没给员工加薪，结果在1941年底，长岛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她甚至想象不到这种可能：她的词汇表里没有“罢工”这个词。刚开始她拒绝会见工会代表，但员工的决心迫使她不得不让步，心甘情愿地涨了200美元的工资。
她必须要分析市场，要创新，并问自己“女人想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每一天都要这样做。对广告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时尚设计师、香水商、女帽设计师、设计师、鞋商、毛皮商、美容师和大美容服务公司的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挂在嘴边的相同的关键问题。答案很简单：在这些困难时期，女性渴望简单的快乐、分心和诱惑。尽管她们财力有限，但每年她们还是要花5.17亿美元买美容产品。
在“苹果花”之后，赫莲娜想要创制另一种香味，但这一次花的香味要少一些，香气要更淡一些。一个晴朗的春日，500个系着蓝色和粉色氢气球的柳条篮子从鲍威特·泰勒百货商店的顶楼被放到天空中。每一个篮子里装着一瓶“天堂礼物”，这款香水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夫人在墨西哥买的一个瓶子。“意外的惊喜送给你”，美国女性为之发狂。
葛丽泰·嘉宝和珍·哈露还是好莱坞最热的女星。但对于顶替参战的丈夫、儿子和兄弟的女性工人们来说，她们的新偶像是卷起袖子、穿宽腿裤和平底鞋的凯瑟琳·赫本，以及穿男式西装、声音低沉的罗莎琳德·拉塞尔（Rosalind Russell）。
一首名为“铆工罗西”的流行歌曲描绘了武器工厂的女工人形象。她的头发用带白色波点图案的红头巾整齐地扎着，画着口红，涂着指甲。罗西体现出了在男性活动中女性依然拥有的特质。宣称“我们可以做到”的海报上罗西穿着工装裤在行进，大力水手一样的肱二头肌鼓起来。
美国女性不再是“偷工作的贼”了。在四年的时间里，在爱国义务的驱使下，600万女性参加了工作。美国政府规定，女性的薪水和男性的一样，工会也支持这个原则。不过，这不是女权主义——人们只是担心，如果女工的薪水一直很低，一旦战争结束，老板就会更青睐她们，而不是男工。在冲突开始的时候，95%的女性说，一旦她们的丈夫回家，她们就不再工作，但等战争停止的时候，80%的女性想继续工作。这就导致了男女之间利益的冲突。社会不但不鼓励女性解放，还不断逼迫她们回归家庭。
美国刚加入战争的时候，罗伊就想参军。他精通法语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语言，这阻碍了他加入战略情报处（美国特勤处）。后来在华盛顿工作的他，给母亲写了一封很长、很悲伤的信。他嫉妒一切，嫉妒每一个人，他不停地向她提要求：要钱、休假时借她的车、让她给他买房子。最过分的是，他抱怨公司的环境很糟糕。
奥斯卡·科林终于登上了去美国的船，来到这个他家人得到庇护的国家，并恢复了公司经理的职位。罗伊不理解为什么他表亲的工资会这么高。他的信都是写给“亲爱的妈妈”，语气一直不变，字迹幼稚潦草。不过，在结尾处他会写：“保持你的幽默感”。毫无疑问，他在试图缓和他的种种指责。
在回信中，赫莲娜的话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她赞扬奥斯卡的品质，而且再一次把她的两个儿子做比较。“贺拉斯从来不问我要什么，”她写道，“他买了一幢3万美元的房子，每月要支付30美元的租金。”给罗伊讲了一番大道理并强调他弟弟的优点后，她又随信附上一张支票。罗伊感到再一次被羞辱，就会借酒消愁——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贺拉斯没能够像他表哥和哥哥一样参军。从小他的身体就很弱，因此被告知不适合服役。贺拉斯也跟罗伊一样，讨厌奥斯卡，并指责他母亲偏袒奥斯卡。事实上，奥斯卡·科林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喜欢与夫人进行单独的、长时间的会面，讨论销售和营销情况，以及他的表兄弟给她的所有便条、信件和备忘录。
罗伊不在，贺拉斯感到很孤独——比以前更加孤独，因为赫莲娜经常和讨厌的奥斯卡前往墨西哥。在一封给他的母亲的信中，贺拉斯把他们家庭和在百老汇获得成功的一部电影——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的剧作《小狐狸》相比。“因为贪婪而相互撕咬。”他宣称。
心理医生在分析这种紧张的母子关系方面会大显身手。两兄弟的确去看过心理医生，但从未成功战胜过他们童年时代的“恶魔”。他们头上一直有赫茨尔的幽灵和爱德华的形象在盘旋，因为赫茨尔和爱德华都是杂而不精的人，而赫莲娜对爱德华和贺拉斯的看法正是这样。她很高兴她与阿吉尔没有儿子。
更深的悲痛给了这个家庭沉痛的打击。1942年，赫莲娜的妹妹雷吉娜和她丈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害死了。一年后，犹太人在纳粹建的克拉科夫犹太人区被清算，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驱逐到附近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普拉绍夫集中营和贝尔赛克灭绝营。
1945年1月，留在普拉绍夫集中营的最后一批囚犯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以便再疏散到西部。德国人试图清除阿蒙·高斯及他的党羽所犯罪行的所有痕迹，并下令重新打开公墓，挖掘和焚烧尸体。
战争结束了。美国、英国和苏联发现了万人坑和无人性的拘留条件的真相。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幸存者，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像枯瘦的鬼魂一样在东欧街头游荡。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试图找到他们失踪的亲人，哀悼他们死去的亲人，赫莲娜也包括在内；她失去了她的妹妹、妹夫、叔叔、姑母和堂兄弟。她童年时代的卡齐米日死了，没有了犹太居民，他们都一去不复返了。
赫莲娜一个亲戚的女儿吉扎·戈尔德贝格（Giza Goldberg），也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她年仅16岁的女儿丽特卡，因为躲在波兰和匈牙利，得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她把她的幸存归功于她的智慧和天生的适应力。幸亏她母亲弄到了伪造的身份证明，在整个战争中，她一直冒充波兰天主教徒，在最糟糕的时刻也设法保持冷静。母亲和女儿在战争结束时又见面了。
吉扎从克拉科夫写信给赫莲娜，向她寻求帮助。她们彻底一无所有了：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家庭。夫人给她们机票钱，让她们到巴黎，并把她们安排在她的小公寓里。丽特卡喜欢学校，说她要学习参加高中毕业会考。“她为什么要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我就没有！”夫人喊道。就这样的一句口误，夫人结束了她自创的自己在克拉科夫大学短期学习医科的传奇故事。教育不是她给这些近亲制订的计划的一部分——在她巴黎的美容院工作才是。
在巴黎15区的公寓里，85岁的丽特卡·法斯怀念地回忆了她的过去。她周围的家具和绘画都是原来贝蒂那河岸路公寓的，赫莲娜去世之后，她把它们买了下来。她在圣奥诺雷市郊路美容院工作的30年，留下的只是美好回忆。那是她真正感到自豪的一段经历。
丽特卡的皮肤非常好，几乎没有皱纹。她一直忠于鲁宾斯坦的美容戒律，一生都在呵护保养自己的皮肤。她带着钦佩和柔情回忆起这个对她有救命之恩的女人。“我妈妈曾经告诉我，她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曾帮助凑钱以资助夫人到澳大利亚。没错，她是专制。没有人敢反驳她，她经常让我们害怕。她的工作高于一切。但她慷慨，也关心别人。她特别喜欢我妈妈和我。多亏了她，我们从不缺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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