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凭吊幸福
从她57街的美容院办公室的窗户外，赫莲娜听到抗议的叫喊声越来越大。这群示威者在抗议饥饿、失业和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的高额生活费用。在安静的美容院里，可以听到沿着纽约街道行进的35 000名抗议者愤怒的叫喊声，而平时这里是平和、享乐的绿洲。
即使是赫莲娜最富有的顾客，也意识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正深陷经济大萧条的剧痛之中。一夜间把赫莲娜变成了亿万富翁、让她雇用所有员工的金融风暴，已经发酵成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
赫莲娜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运儿中的一个——她度过了危机，并且她的财富完好无损。她似乎拥有一切：成功、金钱和声望，除了爱。她非常想念爱德华，所以她总是忙忙碌碌的，让自己的工作量翻倍，并督促她的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
她再次开始在美国旅行，为她的书《女性美丽的艺术》（The Art of Feminine Beauty）做宣传。书实际上是她委托别人写的，但书中的思想都是她自己的。书的前两章讲赫莲娜的故事，但她做了很多美化工作，尤其是她在波兰的童年和她早年的澳大利亚生活这两方面的内容。这本书将真实与虚构巧妙地组合，成为她人生故事可接受的版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实是美容——这方面没有必要说谎和美化。谈到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夫人简直是得心应手，并且她的一些见解非常有远见。“我确信，”她说，“总有一天，一个50岁的女人会被人们当成30岁的人，一个70岁的人会宣称自己正当年。”
在这个艰难时期，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些琐碎的乐趣。她们给自己买了这本书，还给自己的朋友看。赫莲娜接受全美各地的各种采访，在1930年9月，她和她的秘书以及公关人员抵达波士顿。她的行李箱装满了可以穿两年的衣服。她一直都做不到轻装旅行，也觉得自己不应该轻装旅行。毕竟，她一天得换几次衣服，以便给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叫格雷丝·戴维森（Grace Davidson）的记者给《波士顿邮报》撰写了一篇关于她的长长的文章。在文章中的照片上，夫人穿着一件漂亮的波烈设计的连衣裙，丰满的脖子上戴着几串黑珍珠项链。当记者问她的资产有多少时，赫莲娜立即回答说：“2 000万美元。”她说的是她想到的第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她夸耀的财富越多，人们越尊重她。
赫莲娜对戴维森说：“女人有责任保持年轻。我们应该过大胆的生活，旅行，努力工作，挣钱，花钱，深爱一个人，生孩子养孩子。”对于她主张的这些事情，她当然身体力行去做了，虽然最后两点不是很成功。她几乎一直没有时间陪她的儿子，而她的儿子已经长成小伙子了。至于爱情……
在她做完新书宣传后的一段时间，爱德华和她在巴黎最后一次尝试和解。他到勒阿弗尔来接她，看到陪同她的不仅有她的女仆，还有她新交的好朋友——格雷丝·戴维森，很是吃惊。自戴维森为《波士顿邮报》撰写的那篇受欢迎的文章发表以后，这位记者就一直伴随在赫莲娜的左右。尽管赫莲娜非常想和丈夫重新在一起，但在出发之前，想到自己将要单独面对他，她一下子就慌了神儿。爱德华在她身边时，她无力做策略性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她做生意的第二天性）。于是，她说服了年轻害羞的格雷丝陪她一起去欧洲，并支付她的旅行费用。爱德华很礼貌，当着这位记者的面什么都没说。然而，在驱车前往巴黎的整个途中，他的沉默胜过了千言万语。
爱德华也不想离婚。他是一个爱和女人调情的花花公子，当他在经济上过于依赖妻子而变得难以忍受时，他会说些古怪无情的话来表达他的男性自我。尽管如此，他身上仍未泯灭的教养使他渴望正常的家庭生活。当然，跟赫莲娜分开他会身无分文，这样甚至会比他求着向她要钱更糟糕。
在库波勒饭店，戴维森小姐与泰特斯夫妇共进晚餐，并留下来喝了一杯酒。她与他们再次见面是在第二天清晨。她完全不确定自己要在巴黎做什么，觉得这些见面既“奇怪”又“紧张”，不过她承认，她发现爱德华非常有魅力。在这次短途旅行中，赫莲娜唯一看上去比较放松的一次，是在雕刻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也受邀请到场的一次社交晚会上。赫莲娜刚刚买了他的一尊雕塑杰作《白色女黑人》，他们聊了大半个晚上，布朗库西对她的赞美无疑使她的情绪大大好转。
很早以前，夫人就和布朗库西相识了。布朗库西于1876年出生在罗马尼亚，20世纪初来到巴黎，在美术学院学习。赫莲娜喜欢他的大理石和青铜雕塑，这些雕像简化到了抽象的地步。她已经买了他“空中之鸟”系列雕像中的一尊。他们一起分享对非洲艺术的热情。“比跟爱德华鬼混一起的那些浪荡汉和笨蛋强多了！”过后，夫人对迷惑的格雷丝这样悻悻地说道。
那次去巴黎之后，赫莲娜自己又回了巴黎好几次。每次，她都会对自己和爱德华的关系感到更悲观绝望。她意气消沉，很脆弱，同时深受她圈中的食客和饶舌之人恶意传播的谣言之苦。“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你丈夫的最新情妇！”当赫莲娜去波兰艺术家塔玛拉·德·蓝碧嘉（Tamara de Lempicka）那里买一幅画时，蓝碧嘉大叫着对她说。所谓的“最新情妇”是一个叫阿奈（后来著名的传记作者）的年轻女人。阿奈曾联系爱德华，因为她正在找一个出版商出版她写的劳伦斯的传记。爱德华读过她写的几页传记，鼓励她继续写下去。
赫莲娜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染，但一旦她有了这个想法，心里就放不下。夫人威胁着要提请离婚诉讼。爱德华极力否认这一“罪名”，但是她不愿相信他。无论他说什么，她都不会再相信他了，更不想相信他。除了拿走她巴黎房产的管理权并委托史黛拉的丈夫管理外，她还让人把他最喜欢的巴黎夜总会——赛马会夷为平地，另建了一批租赁公寓取而代之。
爱德华在1932年出版了阿奈的书。这本书是“黑侏儒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赫莲娜申请了离婚，在1938年获准离婚。她对支持爱德华并补贴他的出版业这些事儿厌烦透了。她不想再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公寓里，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那里美丽的室内艺术装饰，于是她叫史黛拉和保罗搬进去住。与此同时，夫人决定买下圣路易岛米希亚·泽特的前夫挂牌出售的一栋房产，这栋房子是贝蒂那河岸路24号的韦塞林酒店。赫莲娜的律师还得对付驱逐租户的漫长过程，而这个过程拖了将近三年。
至此，泰特斯夫妇几乎已不再见面。20世纪50年代，在赫莲娜的私人秘书帕特里克·奥希金斯第一次去巴黎时，韦塞林酒店的管家欧也妮·梅斯这样告诉他：“他们婚姻的破裂仅仅是因为金钱。”梅斯和她的丈夫加斯顿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为赫莲娜工作。因为那时奥希金斯刚刚被任命为夫人的私人秘书，对夫人的生活知之甚少，欧也妮就担负起给奥希金斯提供他们复杂婚姻的详细情况这一职责。“我不告诉你，夫人也会告诉你，”欧也妮对奥希金斯说，“她会告诉你他有情妇。这是真的。他还能做什么？她从来不给他时间。谁知道她哪儿来的时间生的两个儿子！”
赫莲娜再次开始旅游，以摆脱婚姻破裂带来的心灰意懒之情。在维也纳，她得了急性阑尾炎，不得不把阑尾切除，之后她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她在赛思卡伦敦的家中休养了很长时间。1931年年中的时候，这对姐妹收到了父亲的死讯。无法忍受葬礼的赫莲娜让曼卡代替她回到克拉科夫。祸不单行——一个星期后，她母亲吉特尔也去世了。深受悔恨折磨的赫莲娜变得意志消沉、卧床不起。在寂寞中，她心中充满了内疚和怀旧之情，那些尘封已久的思维片段又开始重新困扰她。她回想起卡齐米日、墨尔本和伦敦，并感伤地回忆起与爱德华共度的美好时光。她责怪自己从未去看看自己的父母。深陷悲伤之中的她忘记了自己曾经对他们感到不满。
她的心和精神都崩溃了。这太不像赫莲娜的风格了，以至于每个人——她的家人、医生和员工——都开始为她担心了。她的医生建议她延长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疗养。赫莲娜乖乖地执行了命令。她很清楚自己需要休息。她逐渐恢复了力气，当她回到巴黎时，她又以新的活力重新开始了与爱德华的争吵——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她又恢复了良好状态。她回到纽约，再次沉湎于工作之中。她听说了一个关于哈利·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的报道，于是聘请他任她的销售总监，给他提供丰厚的资金，负责对她的公司进行重组。
工作一直是她的灵丹妙药，现在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着魔般地投入到工作中，使自己不去想爱德华。她对圣奥诺雷市郊路52号的五层建筑进行了全面改造，并决定把伦敦格拉夫顿街的美容院也改造了。用她那伯乐的眼光，她雇用了有争议的建筑师艾尔诺·戈德芬格（Erno Goldfinger）和他的助理安德拉斯·西韦希（Andras Szivessy）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产生的风格是混杂的，但墙上饰以黑色落地金属镜子和灰色条纹地毯，很是壮观。赫莲娜完全不喜欢，认为它太现代、太古怪了。她拒绝付钱给戈德芬格。虽然他们当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赫莲娜给戈德芬格的记忆还是很正面的。赫莲娜疑虑重重，但美容院重新开张时，获得了很多赞赏。美容院让人们注意到戈德芬格，也加强了夫人在美容院内外装饰方面前卫大胆的名声。
在巴黎，经济不景气使蒙巴纳斯的鼎盛时期结束了。越来越多囊中羞涩的美国艺术家回国，咖啡馆社交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成为历史。
爱德华拉下了德朗布尔街书店的百叶窗，把他传奇的藏书收起来，搬到法国里埃维拉的卡涅海滨，那里有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定居。他继续向已经不来往的妻子要钱。视自己的心情，赫莲娜或同意或拒绝。当然，她可以满足他所有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有多么不合理。毕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德华的帮助，赫莲娜才积累了那么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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