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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成为大事业

  《纽约邮报》的一位作家说:“旅行是鲁宾斯坦夫人的中间名字。”旅行确实是赫莲娜最大的爱好之一。她经常说她在海上“漂浮的宫殿”上的数周时间是她唯一可以放松的时候。她会在船上做一些事情分散注意力:喝鸡尾酒、参加宴会、打打桥牌。桥牌是她在澳大利亚时就开始玩的,此后就成为时髦的游戏。或者她会把自己关在她的豪华客舱里,沉溺于写信的狂热中,在下船的时候给她的亲戚和公司经理发函。最重要的是,她可以让自己美美地睡个懒觉,或小憩一下。旅行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有机会补上睡眠。她平时的睡眠时间很少超过5个小时。

  乘横跨大西洋的游轮旅行是她的最爱。每次从船的甲板上看见自由女神像在地平线上出现,她都会感受到她第一次到美国时的那种兴奋。纽约适合她野心勃勃的个性。她欣赏纽约人,他们认真对待工作,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闲聊上。事实上整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商业,因此20世纪20年代初经济繁荣起来,消费社会成功地到来。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发明出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处理和更换——收音机、塑料产品、合成面料、打火机、电话、克里奈克斯纸巾、高洁丝卫生巾、除臭剂和脱毛霜。这些可以花钱买得起的发明让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有乐趣。

  在“兴旺的20年代”,乐趣和嬉戏玩乐是爵士乐时代的口号,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低迷和禁酒令也不能阻止人们玩乐。在关心社会道德的宗教领导人和反对家庭暴力的女权主义者的压力下,国会已经通过了第十八条修正案,禁止销售酒精。但要让人们停止饮酒,光出台法律条令是不管用的。无忧无虑的狂欢者在夜总会跳查尔斯顿舞和狐步舞,跟着艾灵顿公爵和贝西伯爵的爵士乐曲调跳摇摆舞。在百老汇,观众蜂拥而至,去看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的表演,以及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和阿黛尔·阿斯泰尔(Adele Astaire)的姐弟双人舞滑稽剧(弗雷德后来与他最著名的舞伴——金吉·罗杰斯拍了几部电影)。广播里播放的是迪克西兰(Dixieland)爵士乐。艾尔·乔逊(Al Jolson)主演了第一部完整的有声电影《爵士乐歌手》。电影《它》的女主人公(原名叫《它女孩》)——克拉拉·鲍(Clara Bow)是年轻女孩的偶像。她们模仿她的波浪形短发、眉笔画过的弯弯的眉毛以及涂着艳红色唇膏的心形嘴唇。她的活力、感染力以及对异性的吸引力无疑增加了人们对她的迷恋。像其他无声电影明星如蒂达·巴拉和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一样,鲍的性感比她的表演才能更为人所知。

  广告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产生的利润惊人,并促进了印刷媒体的发展。在整个广告投放支出中,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投放支出位列第五,是《城镇与农村》、《时尚芭莎》与《Vogue》这些杂志的第二大广告客户。1929年,美容产品广告占杂志页面的20%。旁氏、伊丽莎白·雅顿和赫莲娜这些品牌,每月的广告预算从2万美元到6万美元不等。投资的回报是巨大的,因为女性杂志确定时尚趋势,并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20世纪20年代,选美比赛出现了:第一次美国小姐选美比赛于1921年举行。有数百种面霜、粉和唇膏可供选择,美国女性每年平均购买价值300美元的化妆品。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女性每年购买百货商店的美容产品、美发以及在美容院按摩的消费约7亿美元。化妆品是一种个人嗜好和诱惑现代女性的工具,她们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化妆了。一位观察家指出,女性化妆品的使用与现代性这个新兴的概念有关。

  女性解放运动对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美容已成为一个全面的产业,大规模生产导致美容产品通道民主化。赫莲娜·鲁宾斯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在圣克卢和长岛的工厂生产的化妆品超过70种,包括她全新的“减肥配方”——她在1923年推出了瘦身霜。她的竞争对手并没有落下多远。伊丽莎白·雅顿在她的丈夫兼经理托马斯·刘易斯和她妹妹格拉迪斯的帮助下,确立了她在美国和欧洲的品牌地位,她妹妹格拉迪斯管理着法国分公司和巴黎的美容院。像夫人一样,雅顿也有自己的工厂。她的产品在自己的美容院销售,还进入了像纽约的百货商店这样的高档消费品市场,如鲍威特·泰勒百货公司、梅西百货和内曼·马库斯百货商场,并在底特律、华盛顿、费城、旧金山和洛杉矶都有经销点。她的化妆品产品多达75种,其中包括最畅销的“肌肤营养品”和“威尼斯增白霜”。

  两个女人还必须对付她们的竞争对手: 20世纪初开始出现在美国市场的法国品牌,如科蒂、娇兰、罗渣格尔和妙巴黎,还有旁氏等一些受欢迎的本土化妆品巨头,以及一些已建立的和新兴的小品牌化妆品,如卡尔·威克斯(Carl Weeks)、美宝莲、芭芭拉·古尔德(Barbara Gould)和蜜丝佛陀(Max Factor)——这些小品牌的化妆品都被快速扩大的市场拉动。但赫莲娜和伊丽莎白·雅顿是彼此的主要对手——两个人都要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决一雌雄,一争高下。她们不喜欢彼此,而且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的新策略。

  她们两个人的营销方法也类似,比如邀请顾客来信谈谈她们的皮肤问题,然后给每个顾客寄个性化的建议。夫人会查看她收到的每一封信,并立即评估写信人的经济状况。“这是普通的信纸,”她会说,“她没有多少钱。我只推荐两个产品,而不是整个治疗。”这两个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她们的客户资料不同。伊丽莎白·雅顿的产品一直卖给富有的女性,而赫莲娜则越来越多地针对中产阶级顾客。当然,还有一个市场的因素: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16岁以上的女性有四分之一在工作,因此有购买力。

  赫莲娜和伊丽莎白·雅顿的成功对主要由男人操控的商业规则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男人有挣大钱的敏锐意识。美容业的家庭手工作坊时代真正结束了。百货商店美容院已经取代了独立的美容院。多萝西·格雷(Dorothy Grey)、佩姬·塞奇(Peggy Sage)和凯瑟琳·玛丽·昆兰(Kathleen Mary Quinlan)等女人在阳光下尽情享受生活,然后出售她们的小品牌化妆品。在这个最初由女性为女性发明的行业里,劳动的传统性别分工成为规范。男人拥有公司,让其他男人负责管理、监督和决策的工作。女性——通常是白人女大学毕业生——则从事市场营销、广告、新闻、化妆品和销售的工作。几位女性高管负责针对大型公司女性消费者的一些全国范围的活动,而级别低一些的女性则在当地分公司工作,为百货商店和小公司写文案。无论她们的级别如何,所有这些女性的身份都是充当男性制造商和女性顾客之间的沟通者。

  她们的文案使用“女人的观点”,以一种口语化的语气写成。尽管这些聪明、文雅、政治上活跃并具有开拓精神的女性广告文案员对她们文本的虚假性不抱任何幻想,但她们从不质疑女性的这种性别刻板化传统。她们的文案使用经过验证并且任何女人都可以理解的习惯用语,即便是那种买不起伊丽莎白·雅顿或赫莲娜这种高档美容产品的女人。广告是一个平等主义者,让每一种女性读者及时了解到最新的时尚和美容潮流,即使这些关于女人的广告永远使用的是最根深蒂固的陈词滥调。

  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成功女商人形象的鲁宾斯坦夫人,对广告的简单立场很认同。她认为没有人比另一个女人更能理解和诠释女人,没有任何工作比美容院的工作更能激发女人对美的野心。她雇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员工,而且和自己的员工非常亲近,对此她引以为荣。在午餐时间,她会经常邀请公司的秘书们——她称她们为“小姑娘们”——带着便当到她的办公室,她会在那里让她们试用新产品。她们的意见对她非常重要。在扩大品牌的种类时,她会应用她们的反馈和建议。她会问她们关于试用产品的一些问题,并记下那些她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产品。

  然而,她对女性的无条件支持不包括任命女经理。她的公司没有一个女性工厂主管、营销经理或财务经理。美容院经理的职位是女人渴望的最高职位。赫莲娜把最高职位委派给男性,原因很简单——男人“掌舵”让她觉得更安全。尽管她无论何时对媒体描述的都是一幅姐妹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画面,她也同样不信任她妹妹们的能力,常常让她们在男性员工的监督下工作。然而,这个漂亮的波兰姐妹传奇故事很受记者的欢迎,而夫人也从来没有错过任何大肆宣讲这个故事的机会。

  鲁宾斯坦家族的“梦之队”在持续壮大:赛思卡在伦敦,曼卡奔波于美国各地做美容培训顾问,史黛拉在芝加哥准备接替巴黎的波琳,厄娜加入到美国她姐妹们的队伍中。雷吉娜是赫莲娜妹妹中唯一留在克拉科夫的,但她的三个孩子很快就会为她们著名的姨妈工作。对任何想来美国的波兰亲戚,赫莲娜都提供资助。她资助他们来到美国,给他们提供住宿,鼓励和训练他们,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并雇他们到她的美容院工作。但她仍然是唯一的主人,拥有着最高权力。让·科克托称她为“美容女王”。

  1928年,她把纽约的美容院搬到第五大道十字路口的第57街东8号的一栋豪华建筑里,这栋楼以前属于铁路大亨柯林斯·P.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之前她已经看了几十个地方,但不喜欢其中任何一个。当她一看见这栋楼,就做好了签约的准备。当惊讶的房地产经纪人问她为什么在拒绝掉许多其他房子后做这样迅速的决定时,她只是说:“我喜欢这个楼梯。”

  她保留了楼梯,其余的建筑全部让人重新整修。楼的立面是由建筑师本杰明·温斯顿(Benjamin Whinston)翻新的,而保罗·弗兰克尔装修了内部。他与最受欢迎的室内设计师唐纳德·德斯基(Donald Deskey)一起,设计了大部分的家具。油毡地板——当时的一种创新——铺在精制的地毯上,地毯来自巴黎,其中一些由画家路易·马尔库西设计,埃米尔-雅克·鲁尔曼设计了墙灯,弗尔南·莱热的素描装饰着墙壁。媒体也对她芝加哥美容院的装修赞不绝口,《好家具》杂志将其描述为“芝加哥商业机构现代室内装饰最广泛的典范”。美容院开张后,夫人的精神稍微有些崩溃,就像每次美容院开张她的表现一样,于是就不得不去疗养院进行“美容院开张后”的休息。她总是期待着这样的休息,并将之列入她繁忙的时间表。

  她与媒体继续共度蜜月。“对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她邀请他们参观检查长岛的工厂。”一篇《时代》杂志上的文章称。这篇文章接着描述工厂里一排排半开的睡莲(睡莲会一直保持新鲜,直到它们的精华被采集并用于生产面霜、粉和唇膏),以及一筒筒切好的黄瓜与意大利欧芹、鸡蛋、黄油、奶油、成箱的葡萄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堆叠在一起。“鲁宾斯坦夫人对她以活肤特质闻名的产品很是自豪。”这篇文章继续说。

  1928年,《纽约客》发表了由乔·斯威林(Jo Swerling)写的一篇长达4页纸的文章《没有国家的女人》。“赫莲娜戴着精美的珠宝接受采访,操着她独特的英语、波兰语、法语和意第绪语解释说这是‘品牌’宣传。”这篇文章讲述了她的成功故事:“在她世界各地的工资单上列着近3 000人,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受雇于5 000家销售代理机构的员工。有些甚至没有福特车经销商的偏远城市,也有鲁宾斯坦的经销点。”

  斯威林深入详细地写了赫莲娜一些有趣的小习惯: 每天给她员工写很多长长的信件,为避免浪费,她还把信写在菜单上,还有她记人姓氏时奇怪的健忘症。她的一些员工为她工作很多年,但她仍称他们为“胖子”、“聋女人”或“鹰钩鼻”。人们有时怀疑这些失误会不会是她的一种策略,目的是使与她说话的人动摇,因为她一般对最微小的细节都记得异常精确,比如,如果美容院的一件家具被移动了,她会立即注意到。

  《纽约客》的作者形容赫莲娜是一个活生生的悖论,既穷奢极侈,有时又极度节俭。“她可以一整年不买任何东西,戴着同样的帽子,然后突然在为期三天的疯狂购物中花掉大把大把的钱。有几件从巴黎和伦敦买来的衣服,在她衣柜里放着,从来不穿。”

  赫莲娜用完美的自我推销才能,把她的生活置于聚光灯下。她的交流是策划好的,她的谎话很有技巧,她的形象也经过精心打磨。她总把她的照片或画挂在家里,穿着极其入时,戴着她最好的珠宝,周围都是展示她精致品位的各种物件。偶尔也有她在美容院或工厂穿着白色外套的画像。她会强烈要求艺术家让她看起来更苗条、更年轻,并将这些绘画和肖像加以润色。

  有一张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拍的照片,就有润色前和润色后的版本。在这张照片里,她站在伊利·那德尔曼创作的白色古典大理石雕像面前——原始照片上,她的脸没动过;而用黑墨水改动过的照片上添加了更多的头发,肩膀重新改造过,脸上的皱纹去掉了,垂下的手臂的皮肤给人更紧致的感觉。结果很不错——她看起来年轻了10岁。当你可以挥动技术的魔杖时,谁还需要整容手术、电子按摩或皮肤剥落疗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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