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巴黎是流动的盛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战胜国组织的巴黎和会从1919年开始在巴黎召开。4个大国正重塑欧洲地图，而巴黎在悲伤与兴奋之间飘摇。赫莲娜发现这个城市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憔悴的复员军人在林荫大道游荡，截了肢的平民在繁忙的街角乞讨。巴黎已经刻上了战争丑陋的伤疤。黄色纸片贴在巴黎圣母院破碎的彩色玻璃窗上，杜伊勒里宫花园有一个明显的弹坑，而且人行道上的栗子树被砍伐了当柴火。战后木材、煤炭、牛奶、面包和燃料等物资严重匮乏。法国的战争伤亡惨重——50万人死亡，400万人受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那一天，保罗·波烈恢复了社交聚会的传统，举办了盛大的舞会来庆祝胜利。战后的几年，当生活重心转移到玩乐后，人们举办了更多这样的舞会，从圣日耳曼郊区（在那里，普通民众可以短暂感受到“众神”的生活，这一点让城市的势利之人不悦），到正欣欣向荣的蒙巴纳斯，而巴黎则是领舞者。
生活是社交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卡巴莱歌舞表演的女郎们穿着带羽毛和亮片的演出服表演。巴黎的夜生活随着刚从新奥尔良传来的爵士乐的节奏摇摆，鼓声和喇叭声取代了大炮、炸弹和空袭警报的声音，在空气中回响。前所未有的狂热取代了沉默的忧郁和幸存下来的内疚感。
“兴旺的20年代”的强烈兴奋在巴黎表现得尤其明显。赫莲娜像身处天堂一样：任何新的事物都让她激动。巴黎是思想滋生的一个场所；一个新发明很快就流行起来的地方，从最初自埃菲尔铁塔发送出的无线电、鸡尾酒调制器、溜冰场、舞厅，到留声机、雪铁龙公司生产的第一辆老爷车——雪铁龙5CV，以及电影（起初是默片）和来自美国的影星。
“兴旺的20年代”在美国也风行一时。美国人第二次登陆： 在法国作战的美国士兵回到美国，享受轻松的生活节奏、美食、漂亮女人和未受各种禁忌束缚的无忧无虑的氛围。美元的坚挺和法郎的贬值使他们可以像国王一样生活。以斯科特（Scott）和泽尔达 · 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为首的富人们纷纷效仿这种生活方式。虽然禁酒令使饮酒成了非法行为，但酒就像水一样被喝掉。爱德华的一个朋友——作家塞缪尔·普特南（Samuel Putnam）说：“这一代的故事不仅仅是欧洲的故事，它还形成了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
艺术家、波希米亚人、艺术品经销商和游客们纷纷涌向著名的蒙巴纳斯区。蒙巴纳斯区周围都是传奇的咖啡馆和酒吧，包括穹顶咖啡馆、圆亭咖啡馆、圆顶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野狗酒吧和赛马师夜总会。到了晚上，画家、学徒裁缝、贵族和妓女都在舞厅跳狐步舞、查尔斯顿舞和单步舞。友好、充满活力和异国情调的屋顶牛肉餐厅（Le Bœuf sur Le Toit）是夜游者的好去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观众在那里痛饮到天亮。漂亮女人与作家、音乐家、画家、广告公司高管、商人和诗人等交往，每个人都沉浸在狂喜之中，就像喝醉了酒一样。
回到巴黎不久，赫莲娜找到了她的朋友米希亚·泽特，米希亚·泽特给她讲了巴黎社会名流艺术圈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并更新一些信息：如新近流行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最近谁和谁好上了、谁和谁又分手了，等等。纽约使赫莲娜惊奇，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娱乐能比得上巴黎。
然而，工作依然是她的动力和爱好。在她乘船至欧洲的途中，她在一份过期的法国报纸上看到一则房地产广告，广告上的这个美容院位于圣奥诺雷市郊路126号，距离她现在的美容院仅几步远。因为她已经计划要扩大店面，便发电报给她妹妹波琳，让她去考察一下。抵达巴黎不久，她就买下了这家美容院。
她立即开始装修店面，并让她的老朋友保罗·波烈负责室内装饰。赫莲娜从她的收藏品里拿出一些绘画、雕塑和非洲雕像，摆在美容院里。在她离开的那段日子，她的艺术品分放在各处，但她凭着顽强的决心，设法找回了她的大部分艺术品，有时是通过出钱赎回来，这样做一定也是乐在其中吧，虽然有违常理。
和美国一样，法国的女性已经发生了变化。战时，她们承担了传统的男性职责：照顾伤员、驾驶车队、经营公司、顶替参战的工人及农民工作。经历了这些之后，她们不能仅仅返回家庭就了事。她们每天都在社会上获得一些阵地，越来越解放。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机构仍然不对女性开放，大学几乎不招女生。然而，女性获得学位已不再令人吃惊，女性有一份工作也不再是不光彩的事。甚至家庭女性也开始谋生——当打字员、学校教师、销售助理、接线员，以及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她们想要一切：经济独立、平等、自由，以及废除传统和禁忌。
女人们走出家庭，吸烟，化妆，开车，炫耀她们的性感，打扮得像男人或把裙子剪短，在夜总会跳舞到天亮，讨论她们的性生活，宣布自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弗洛伊德191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给她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切都颠倒了：女人为爱情结婚，女人还可以与男人打情骂俏、交朋友，离婚不再被社会排斥，妓女转入地下。
来自美国的性感摩登女取代了吉布森女孩，成为新的符号。“摩登女”的定义为“热衷于享受、藐视传统行为准则的时尚的年轻女人”。这个词有几个来源：表面意思指她们鞋子上解开的扣，也曾指“十几岁的女孩”，还有“刚学飞的小鸟”的意思。这些“摩登女”的形象高大、苗条，穿着直筒腰、简洁的衣裙——20世纪的女性曲线已经不流行了。
外貌对现代女人同等重要。她们的身材不再秀气匀称，看起来似乎变得更高。根据法国新发行的每月一期的时尚和生活杂志《时装之苑》（Le Jardin des modes）和《Vogue》，理想的体重下降了约10公斤。反对腰部、臀部和腿部的赘肉。为了保持苗条，注重外表的女孩采取各种“酷刑”手段——约见营养师、吃减肥药丸、按摩、手术和可卡因。可卡因成为当时的时尚药物，因为它具有二合一的作用，既能抑制食欲，又能让人保持兴奋，在舞池里连跳几个小时的舞。
得到解放的年轻女性抹睫毛膏、涂唇膏、擦腮红。雅顿、鲁宾斯坦和娇兰设计了手提袋和装饰艺术风格的手袋来装这些化妆品，还设计了华丽的粉盒和一管管像珍珠一样的口红。化妆品成为这些时髦女性的标志。她们在公共场合给她们的眼睛和嘴唇补妆——这么做很刺激而且她们感到很自由。香水也是获得解放的女性们的特权，香奈儿凭借她的“香奈儿5号”赢得了市场。
可可·香奈儿的崛起，使保罗·波烈和他的奢侈风格不再流行。香奈儿应用黑色光滑的直线、流体形状和球衣面料。她为忙碌的、需要穿舒适衣服的女性设计服装，并在她康朋街的商店出售。1917年，她在现代性的祭坛上献出了自己的长发，因为她觉得长发很讨厌。许多女性效仿香奈儿，纷纷剪了短发。
短发在大西洋两岸都非常流行。以刻画“摩登女”见长的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rancrs Scott Fitzgerald）还就此现象写了一个小故事，叫《伯妮斯剪发》。三分之一的法国女性去剪头发时，都要求给她们剪成青少年风格。波烈被这批男孩子气的女孩激怒了，抱怨说她们看上去营养不良。这位设计师错了：雌雄同体是一种严肃的趋势。三年后，维克多·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的小说La Garçonne（英文标题是“单身姑娘”）售出了100多万册，确立了“garçonne”为“flapper”（摩登女）这个词的法语翻译，以及一个公认的日常用语，意思是“男孩子气”。
赫莲娜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身体崇拜的趋势。她在巴黎的美容院推出了健身课，并聘请芭蕾舞大师米哈伊尔·莫尔德金（Mikhail Mordkin）在纽约教“鲁宾斯坦韵律操”。整个社会都痴迷于身体的美丽。女性积极地做运动——网球、高尔夫球、骑自行车、游泳和户外运动，并像《黑人杂志》上的约瑟芬·贝克一样穿着暴露。在法国，从多维尔到尼斯的电影、戏剧、杂志和海滩上，女性都袒露着大腿、乳房和臀部。那个时期，第一个裸体主义者出现了。香奈儿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潮流引领者：她被拍到在惠灵顿公爵的游艇上，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她还开启了成为美和健康象征的时尚——晒黑的肤色。
赫莲娜一辈子都讨厌太阳，在她的系列产品中增加了防紫外线的产品。从刮擦、上蜡去毛、腿部按摩到足疗的身体美容疗法，都得到了迅猛发展。赫莲娜对此丝毫不感到意外——她的美容院提供这些服务已经很久了。
这种进步也有不好的一面，它让女性过多地关注自己的容貌和身材，并对身体的不完美产生内疚感。“只有你才能使自己美丽。”女性杂志上这样宣扬。时尚摄影正逐渐成为趋势，取代了插图，让这些杂志上的女性形象都有着完美、光滑的身体——这些照片一直在进行润色修饰，把不完美的地方遮起来，将皮肤上的瑕疵擦掉。
这种对身体完美的追求，赫莲娜要负一部分责任。她经常建议女性要“助自然一臂之力”，还建议她们通过按摩和正确的饮食让腹部和大腿有形，锻炼胳膊，使肌肉结实——当然，还有护理皮肤。因为社会规定她们要看起来年轻、有吸引力，女人就永远有责任做这方面的努力。美丽是一种竞技运动——你必须受苦才能达到目标。
夫人确信所有的女人都想要美丽。在1922年的一次长时间的采访中，她对《美国杂志》的记者阿利森·格雷（Allison Grey）说：“如果你能给我指出一个不想让自己年轻、漂亮的女人——我想这样的女人一定是精神不正常。”赫莲娜的看法是永葆青春的崇拜会永远存在。她说，对脸来说最糟糕的事就是两侧下垂，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一个女人已经老了。她详细地谈了她全心全意支持的整容手术。她自己是否做过整容手术，我们不得而知，她缺乏勇气——最重要的是，她缺乏照顾自己的时间。但无论如何，面部的改变总让她非常感兴趣。
战争使整容技术得到了提高。为了修复士兵严重损伤的面部，外科医生对严重烧伤的士兵进行皮肤移植手术，并用臀部和下肢的骨骼来替代面部的骨头。这些手术不一定总是成功，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美国，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医生给索姆河战役后的2 000多名面部受伤的士兵动了手术，并出版了一本关于面部整形手术的书。哈罗德·吉利斯医生现在还给那些胆子大、眼界不褊狭的美国女性做拉皮手术，是一名成功的整形外科医生。而怕痛的法国女性仍然没有下定决心接受手术——她们更喜欢温和的方法。
纽约和巴黎的热门话题是著名的沃罗诺夫（Voronoff）博士，他用猴子的腺体发明了一种再生血清。赫莲娜的医生卡普已经在维也纳和柏林试验这种血清，赫莲娜还自豪地说起自己和他们一起研究血清的属性。
夫人忠于自己的观点。在每个女人的生活中，不管她年龄多大或情况如何，美丽必须一直保持最重要的地位。即使她们婚姻幸福，认为她们的丈夫爱的是本色的她们，她们错了！对这些“懒女人”，赫莲娜总是很严厉，就像她对那些花一大笔钱买奢侈化妆品却忽视面部护肤基本步骤的女人一样。“不幸的是，太多女性依赖化妆品。我不反对使用一点儿胭脂，对粉的使用我也不歧视，但是许多女孩和女性使用面霜做底霜，在上面又精心地化一层妆，这样会破坏肤色的自然美。”
在此期间，泰特斯家庭没有住在一起。罗伊和贺拉斯被送到纽约附近的寄宿学校，只有学校放假时才能见到他们的父母。不过，他们主要和父亲爱德华待在一起，因为爱德华对他们的教育很重视。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待在格林尼治镇的家里，由他们的家庭教师和一群姨妈、叔叔、表亲和保姆照顾。对12岁和9岁的孩子来说，这种生活是很不理想的。毫无疑问，他们深受其害，但他们没有选择。
他们在格林尼治镇的房子是由现代建筑师鲁道夫·辛德勒（Rudolph Schindler）负责翻新的，赫莲娜洛杉矶美容院的内部装修也是他设计的。有一张照片就是罗伊和贺拉斯与他们的母亲在格林尼治的房子前面照的。在这张照片上，夫人身着一件波烈设计的绣花束腰连衣裙，而两个男孩穿着白衬衫和白裤子，袖子卷着，头发整齐地梳在后面。贺拉斯和赫莲娜挽着胳膊（他们照相时一直都是这样），而罗伊总是站得远一些。这张照片充分说明了这位母亲和她儿子们之间的关系。
爱德华在1919年夏天回到法国，比他的妻子晚了两个月。他继续为赫莲娜工作，但从1922年起，他也开始给文学杂志供稿，首先是给美国诗人欧内斯特·沃尔什（Ernest Walsh）和他的朋友埃塞尔·穆尔黑德（Ethel Moorhead）创办的《季刊》（This Quarter）投稿，然后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创办的《跨大西洋评论》（The Transatlantic Review）供稿。福特的助理是年轻的海明威。
泰特斯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一如既往的混乱。不管他们在大西洋的哪一边，他们的争吵都会继续。赫莲娜批评她丈夫的不忠，虽然他还是她的员工，她也给他钱。爱德华则力劝她少工作，多照顾家人。像往常一样，她还是我行我素，忙着在欧洲和美国继续扩大她公司的规模。
她现在把她的生活分布在两大洲。随着欧洲每个美容院的开张，她会在瑞士和德国她最喜欢的温泉待上几周，治疗偏头痛和循环系统问题。或者她会放纵自己旅行的激情，乘船到她没有去过的国家。对她来说，东方总是独具魅力。1921年，她与她的艺术导师画家让·吕尔萨（Jean Lurçat）去突尼斯。有一张照片显示她骑在一匹骆驼上，看起来很忧虑，就像她的事业刚起步时，她在澳大利亚骑马那张照片一样。
不过她仍旧爱着她丈夫，也继续饱受嫉妒之苦。每一个接近他的女人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她的攻击性、紧张和他们相互的指责，让这对夫妻无法和平相处。尽管他们之间有种种不和谐，这对夫妇一直很团结。赫莲娜想在巴黎投资房地产，在拉斯帕伊大道216号买了一栋漂亮的现代公寓楼。这栋楼的外观呈几何图形，巨大的弓形窗使公寓楼光线非常充足。是爱德华发现了这栋楼。他的完美品位使他成为赫莲娜最珍贵的顾问。他有识别千差万别的事物的天赋，让她非常重视。
市场发展势头好的时候，爱德华帮助她创立控股公司，购买各种房产。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很流利，所以他就负责和律师打交道，并且阅读、审批合同。他建议在拉斯帕伊大道公寓的一楼建一个剧院和电影院，建筑风格要适合表演诗歌吟诵和现代戏剧。他还有将工作室出租给朋友的想法，这样他们就会置身于艺术氛围中。
这对夫妇把五楼的复式公寓作为他们的生活住所。泰特斯委托建筑师布鲁诺·埃尔库肯（Bruno Elkuken）和画家路易·马尔库西（Louis Marcoussis）进行室内设计和装修，他们希望这栋公寓成为装饰艺术的典范。这两位艺术家都是波兰人，这不是赫莲娜第一次任用自己的同胞。无论她做什么，无论她走到哪里，永远心系自己的祖国。
她还在诺曼底的贡拉维买了一栋别墅，这里成了她的法国乡村住宅，像格林尼治是她美国的休息寓所一样。不久之后，她买下赛马师夜总会所在的大楼。赛马师夜总会是巴黎田园大街拐角处的一家夜总会，在那里，艺术家和他们的模特、作家和他们的缪斯们喝着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直到凌晨才散去。夜总会的经理是爱德华的朋友——美国艺术家西莱尔·希勒（Hilaire Hiler），是著名的聚集在蒙巴纳斯的美国海外艺术家群体“迷惘的一代”的一名成员。
最后，在她丈夫再一次的建议下，赫莲娜买下了圣奥诺雷市郊路52号的一栋楼，她后来在那里创立了她的第三个美容院和她的办公室。
爱德华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寻找的地方：位于蒙巴纳斯中心德朗布尔街的一小块地产。他把它改造成一家书店，取了一个深奥的名字“黑侏儒的预示”。鲁宾斯坦的品牌艺术总监维托尔德·戈登（Witold Gordon）设计了书店的标志。在这个标志上，一个双性同体人物的黑色剪影站在一条蛇上，一手挥舞着书，一手拿着剑。书店售卖珍稀本书籍、原始手稿、画和照片，这家书店建立了爱德华作为藏书家的声誉。爱德华有只卖书给爱书人的名声，这些人中，有的甚至比他还要爱书。他的书店由赫莲娜支付按揭款。
该地区不乏图书爱好者、书店和出版社。1919年，爱德华的美国同胞西尔维娅·毕奇（Sylvia Beach）在杜普特朗路上开了一家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两年后，她搬到奥岱翁街12号，她的书店成了巴黎英美文学文化的中心。
步西尔维娅·毕奇的后尘，1927年，卡雷斯·克罗斯比（Caresse Crosby）与哈利·克罗斯比（Harry Crosby）创立了“黑太阳”出版社，出版作家D. H.劳伦斯、庞德、凯·博伊尔的作品。爱德华·泰特斯决定也要成为出版商，尤其是他的古董书籍快卖完了。他在他的书店里创办了一个小型出版社——“黑侏儒”出版社，出版社与书店仅几门之隔。他出版了他崇拜的一系列英美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由曼·雷或让·科克托绘制插图。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也推出了他翻译的保罗·瓦莱里和查尔斯·波德莱尔诗歌的英语译本。在7年的时间里，“黑侏儒”出版社一共出版了25种专业、大胆、不拘一格的限量版文集。
他出版的另一本书是路德维希·路易逊的《克伦普先生》，这本书是他通过订阅的方式销售的。因为这本书的挑衅和诽谤性，美国每一家出版商都拒绝出版它。这本书讲了一个失败的婚姻的故事（一个爱德华熟悉的主题），被弗洛伊德誉为“一本无与伦比的杰作”。然而，他的出版社并不赚钱，而赫莲娜又对他要钱的请求充耳不闻。
1929年，爱德华决定从埃塞尔·穆尔黑德手里买下《季刊》（两年前，穆尔黑德的合作者欧内斯特·沃尔什死于结核病），但赫莲娜拒绝资助他，因为她认为他的决定是出于“轻率的想法”，尽管他计划出版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海明威和劳伦斯等大作家的作品。“你感兴趣的就是我的物质资源。”她写信给他。她最终给了他钱。对他来说，这一次，他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
那时，爱德华说服他的法国朋友科莱特、艺术赞助人玛丽－洛尔·德诺瓦耶（Marie-Laure de Noailles）和诗人兼小说家的路易丝·德·维尔莫兰（Louise de Vilmorin）为鲁宾斯坦品牌写文案。赫莲娜不像她丈夫那样迷信这些偶像人物。她一个一个地邀请她们共进午餐，征询她们的“好点子”。路易丝·德·维尔莫兰受法国采用英语词语热潮的影响，要把她计划创制的一种香水命名为“5点钟”。“我给了她几百法郎作为交换。”赫莲娜后来说，“这个可怜的人太奢侈了！总是破产。”
爱德华打算采用与他推销赫莲娜·鲁宾斯坦的产品相同的营销原则来经营杂志。他开辟了一个固定的专栏，组织文学奖项颁发给年轻的美国和英国诗人，并鼓励报纸宣传他们。他让人翻译歌德、兰波、里尔克和赫尔曼·黑塞，出版了娜塔莉·巴尼、格特鲁德·斯泰因、D. H.劳伦斯、保罗·瓦莱里、奥尔德斯·赫胥黎、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塞缪尔·贝克特等作家的作品。他开始和美国作家塞缪尔·普特南合作。塞缪尔·普特南是作家兼翻译家，曾和西尔维娅·毕奇合作，但很快产生分歧。后来，普特南也觉得爱德华自命不凡，他们无法调和他们在品位方面的分歧。
爱德华无疑有他的缺点，但他确实是真正地、深深地热爱文学。他还是没钱给他的作家们付稿酬，只好继续乞求他妻子给钱。赫莲娜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作家。“我从来没有时间去阅读他们的书。对我来说他们是疯子……我总得替他们付饭钱！”她向她的秘书帕特里克·奥希金斯坦白地说。
然而，她似乎为爱德华在他们拉斯帕伊大道公寓楼里修建的小剧院感到骄傲。她解释说，有一天晚上警察来了，声称一些喜剧太具破坏性。“这是我作为‘政治革命者’唯一与法律打交道的一次。”她回忆道。多年后，她仍然无法理解政府为什么觉得那些单纯的表演有危险。她得出的结论是，警察“对整件事情过于冲动”。他们的剧院被勒令关闭。一个叫拉斯帕伊工作室的电影院取代了它（这个电影院今天仍然存在），爱德华在那里放映他朋友曼·雷的电影。
和他的妻子一样，爱德华也什么都想要，只不过他们想要的东西不同罢了。他想在彼此对立的事情中找到一致——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与舒适的生活方式，家庭与自由，就业与风险，广告文案与文学文本，先锋文学与古典文学，个人与集团。这个很难归类的男人在蒙巴纳斯树敌不少，特别是与《季刊》的读者，这些读者憎恨爱德华那些装帧豪华的书籍，而且他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只有他们才是阅读杂志的读者。如果爱德华有钱，他也许会成为一名赞助人。
爱德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绝不是可憎的诗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花花公子，永远衣冠楚楚——单片眼镜、领带、手杖和帽子。他和贵族中的佼佼者交往，混迹于巴黎左岸地区所有真假天才圈。他是一个挑剔的艺术品鉴赏家，不愿与乌合之众在一起。他适合过随和的生活。他再也无法忍受妻子那种奢侈与华丽风格的生活，即使他很高兴能从中获得益处。他渴望一种安静的生活，想要在蒙巴纳斯像当地人那样，做一个本地咖啡馆和书店的常客。
在很多人眼里，他一直是“富有的鲁宾斯坦夫人”的丈夫，所以不太可靠。当化着妆、戴着价值连城的珠宝、身着昂贵的皮草和帽子的赫莲娜出现在左岸并和那里的人群交往时，他感到十分尴尬。她坚持要陪伴他去圆顶咖啡馆和野狗酒吧这两个美国人的“落脚处”。即使已经说好了是平摊费用，她还是强迫他给每个人结账，这让爱德华感到不舒服——当他迫切地想融入其中时，却被弄得像个不速之客。
像往常一样，赫莲娜表现得像富有、慷慨的女元老，相信这是人们对她的期望。尽管她开始变丰满，她看起来比她5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5岁。然而，她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在这个年龄，一个女人不得不承认，美丽逐渐褪去，男人的欲望转瞬即逝，而爱若要持久，必须基于亲密的伙伴关系。虽然与爱德华共享的美好记忆很少，她还是心存希望，但他拒绝给赫莲娜她想要的东西。这种徒劳的等待让她陷入绝望和痛苦之中。他们偶尔会有性生活，但次数越来越少，而且总是第二天又开始争吵。他们通过信件向彼此倾诉自己的感受，因为赫莲娜一直都有把想法或感情诉诸笔头的习惯。她给爱德华的信件有时忧郁，有时讽刺或苛刻，全都取决于她的心情。她对他们的关系感到沮丧和不满，但是无法改变。她像一个受伤的妻子，一直在计算得分，时不时会通过持留她的支票簿等一些阴险招数来赢回自己的得分。她一直都在提醒爱德华她财力雄厚这个事实。
相比之下，爱德华更温和、头脑更清醒，但经常也很忧郁。在低迷的时刻，他给她寄诗表达她不在自己身边的悲伤之情。“今晚，我在家独自一人用晚餐，桌子冷冰冰的，我的心怪怪的。”通常他不太光明正大，有时甚至很无情。他自己不得不总向她要钱，这种羞辱使他做出相应的回应——让她感到内疚或使用情感勒索她。但是，他的感情从未改变——不能和你生活，离开你也活不成。
在赫莲娜充满甜蜜的叙述版本中，她和爱德华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社交生活只有幸福与和谐。“我丈夫和我像所有现代夫妻一样，一年见五六次。”她对《纽约客》的记者解释说。后来她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承认，她常年不与爱德华在一起是他们婚姻破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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