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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我来了!

  “与法国的女性相比,普通的美国女人还在上幼儿园。”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每年冬天,这位美国小说家都在巴黎近郊圣日耳曼她的公寓里过冬,对法国上流社会的观察很敏锐。“因为在法国,生活是一种艺术,女人是艺术家。”她说。当时的法国女性在社会上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她们的丈夫。在上流社会中,角色的分配仍然遵循着传统:男人提供家庭收入,而他们的妻子则在家专心照顾家庭和孩子。通奸被认为是刑事犯罪,卖淫当然是被谴责的。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巴黎正逐步解放。女性已经开始挣脱家庭的藩篱,举办各种沙龙。这些沙龙使她们与社会、政治、艺术和文学有一些联系,并且对她们的丈夫也有利。女权主义者鼓励女性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然后从事律师、教师、速记员、排印工和大客车司机等工作。

  女性已经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卡米耶·克洛岱尔(Camille Claudel)是著名的雕塑家。赫莲娜的同胞——科学家、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玛丽·居里夫人,1903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在1911年获得诺贝尔奖化学奖。这仅仅是开始。

  在利用她们的女性魅力方面,巴黎女性也领先一步。在搬到巴黎后,赫莲娜意识到这个城市是一个“美的实验室”。在频繁造访巴黎期间,她经常欣赏法国贵族独特的风格,从时装设计师保罗·波烈和雅克·杜赛(Jacques Doucet)那里买他们的衣服,戴有“女帽女王”之称的卡罗琳·勒布(Caroline Reboux)设计的羽饰帽子。

  中产阶级女性紧随其后。仅仅几年,化妆品的销售已不局限于美容院,百货商店的开业引发了化妆品销售的新热潮。约有1 500万女性在这些商店定期购买香水、面霜、衣服和配饰。据估算,在世纪之交,女性在科蒂、娇兰、霍比格恩特、罗渣格尔、妙巴黎和卡朗这些品牌香水上的花销就高达9 000万法郎。学徒裁缝、商店女售货员、电话运营商和老师——这类人群在时尚杂志上读到护肤、护发产品和香水的信息,会买很多产品,因为她们可以负担得起。

  巴黎女性要感谢奥斯曼(Haussmann)男爵对她们时髦外表的贡献。他的地下水道网状系统给浴室这个个人卫生的新神殿带来了流动水。当时,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良好的卫生环境——法国女人还没有如尤金·舒尔勒(Eugène Schueller)所说的那样,闻起来像玫瑰一样芳香(尤金·舒尔勒是位年轻的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合成染发剂,后来创立了欧莱雅公司),但凡事肯定都在逐步改善。

  人体美的两种不同概念同时存在。第一种反映了传统的理想美——紧缩的腰、丰满的胸部、丰腴的臀部和肉感的大腿。另一种,也是赫莲娜喜欢的,是优雅苗条,胸部凸显,背挺直而颀长,大腿纤细。

  法国和英国一衣带水,但这两个国家的审美标准截然相反。英国女性主要担心她们容易长皱纹和发红的娇嫩肤色。在伦敦的那几年,赫莲娜已经创制并完善了对皮肤无刺激的产品——全天候保湿霜、收敛洗液和药膏。在巴黎,女性们不仅想看起来漂亮,她们还想打破禁忌。“没有什么比使用化妆品与悦己这种天真的愿望更背道而驰的了”,1827年罗雷百科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罗雷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Roret)是一本关于技术、礼仪和生活艺术方面的指南。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一个世纪之后,女性越来越热衷于使用化妆品。她们不再害怕看起来像妓女或者女演员。化妆已逐渐成为一项权利,是女性维护她们独立性的手段。一些女性甚至大胆到白天也化妆出去。

  夫人厌恶法国那种苍白的脸、乌黑的眼睛和血红的嘴唇的时尚,她觉得这种“自信”的努力很可悲。她决定,她的首要任务是要教巴黎女性学会适度并叫停这种她所说的“大屠杀”风尚。

  泰特斯夫妇搬进了圣奥诺雷市郊路255号的一楼,同时等待机会找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安家,一个爱德华很快就能在蒙巴纳斯中心脱颖而出的地方。与她圣克卢工厂的药剂师一起,赫莲娜在商店的后面辛苦工作到深夜,生产手感更细的粉底,并把着色剂和颜料添加到粉里。在此过程中,她一直都不满意,绝不将就凑合。她会不辞辛劳地重新开始,把和她一起工作的人搞得筋疲力尽。最后她用波斯蜡、天然油脂、保加利亚玫瑰花瓣做成分,生产了一种胭脂霜,还生产出她的第一款带颜色和淡淡香味的控油粉扑。

  她的突破性产品归功于保罗·波烈。两人用夹杂着法语的英语进行长时间交谈,因为夫人在工作中学会了法语,虽然她说得不是很流利。他们像着了魔似地讨论他们最喜欢的主题:女性美,以及如何提升女性美。这位设计大师刚刚推出了“玫瑰心香水”——以他的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系列高端香水。

  在她的美容院(瓦拉兹这个名字她已经不用了,她重新给她的美容院取名叫“鲁宾斯坦美容院”),赫莲娜给巴黎女性传授一种方法,即把一抹红色擦到颧骨上,再用指尖把它抹开,这样可以显得很健康。她建议她们用柔和的粉去扑扑鼻子、脖子和肩膀,而她们的嘴唇则需要一种更重的颜色,像覆盆子、蓝莓的颜色。她把淡紫色的眼影涂在她们的眼皮上,用锑画睫毛、眉毛,锑是睫毛膏的前身。

  这项美国发明在1913年出现。创制它的故事涉及一位化学家及他的兄妹之情。一位纽约化学家T. L.威廉姆斯(T. L. Williams)想帮助他的妹妹美宝(Maybel)吸引她爱上的一个男人,因此他的实验室制出了一种煤尘和凡士林混剂,可以让她的睫毛更黑更密。历史没有记述她是否赢得了那位绅士的心,但是富有爱心的哥哥的发明却使他发了财。美宝莲睫毛膏——这个名字是他妹妹的名字美宝(Maybel)和凡士林(Vaseline)的缩写形式——最初是通过邮购销售,此后一直很成功,今天还依然如此。几年后,赫莲娜改善了这项技术。

  她丰富了化妆品的种类,还致力于产品包装的打造。如果她的目标消费群体是她在伦敦时的高档顾客,那么产品的包装必须和产品一样精致。她花了几个小时在跳蚤市场和古董店寻找装饰漂亮的粉盒,并拿回去照着生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还让玛丽·洛朗森、劳尔·杜飞和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为她设计粉盒。在选择面霜和乳液的包装纸和手提袋方面,她也是万分精细。

  她开始有条不紊地征服巴黎,不给侥幸留任何机会。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圣路易医院的皮肤科完善她的科学知识,而圣路易医院被认为是法国(可能是世界)最好的医院之一。整形外科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开始腾飞。然而,外科医生仍然造成了相当多的损伤,而且他们没有想出能改善女性身体的手术。

  在圣路易医院,苏珊·诺埃尔(Suzanne Noël)推出了一项门诊手术技术,使她的女性病人术后差不多立刻就可以进行日常工作。“她们都做过手术,只是不说罢了。”她告诉赫莲娜,赫莲娜立刻明白了女性美容手术的潜力。

  “我的第一批病人是绝望的女人们。”这位外科医生继续说,她和赫莲娜一样,对美容手术持乐观态度,“然后其他顾客开始来找我,因为她们热爱艺术和美,她们也想变漂亮。”

  女性不再仅仅想要吸引男人。她们也想喜欢自己。

  在已经非常精通美容业务的妹妹波琳的帮助下,夫人创制了新的护肤品,并教一些年轻职业女性用这些产品。她已经为她的贵族顾客做好了准备。几位出席保罗·波烈定期举办的奢华聚会的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会让她的顾客预约簿看起来很有分量。

  1911年6月24日在圣奥诺雷市郊路24号,波烈的别墅里,他举办了一个叫“一千零二夜”的让人难忘的主题宴会。还有一次是他在凡尔赛宫举办的一次盛宴。

  在里彭夫人为庆祝俄罗斯芭蕾舞团举办的宴会上,赫莲娜遇到了传说中的伦敦社交名媛米希亚·塞尔特(Misia Sert),并和她很合得来。“你搬到巴黎后,一定要来看我。”这位年轻的女人用波兰语低声对她说,“我每个星期四接待朋友。”

  如所有在国外的社交群体一样,波兰社群在巴黎非常活跃。尽管米希亚来自波兰,但她比巴黎人更了解巴黎,她是巴黎社交界的女王。她结了三次婚,每次米希亚都改随她丈夫的姓氏,先后被称为米希亚·纳塔松、米希亚·爱德华兹和米希亚·塞特。

  这两个女人在波烈家第二次见面,立即成为朋友。两人都很高兴遇到了女同胞,虽然除了国籍,她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一个来自不太富裕的传统犹太家庭,而另一个来自中上层阶级的天主教家庭。

  米希亚的圈子里一直不乏时尚的波希米亚贵族知识分子,她经常在她的沙龙接待这些波希米亚人。她做每一件事都很有天赋。她是一个杰出的钢琴家,是福雷(Fauré)最才华横溢的学生,但她并不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更让大师非常失望的是,在她还不满18岁时,她嫁给了她继母玛泰达的侄子塔代·纳坦松(Thaddée Natanson)。他们的朋友圈包括当时一些最有才气的人:斯特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法国象征派诗歌的一个“诗人之王”,在法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尔斯·勒纳尔(Jules Renard,法国古典作家)、特里斯坦·伯纳德(Tristan Bernard)、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法国作家、诗人)、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法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外交官)、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法国诗人、剧作家、艺术评论家),所有这些人都给塔代刚刚创办的《白色评论》(La Ravue Blanche)供稿。

  米希亚的同龄人叫她“原始人公主”,她是魅力、快乐和优雅的典范。她是当时巴黎社交界的台柱和缪斯,曾数百次给围在她周围的画家做模特——雷诺阿(Renoir)、勃纳尔(Bonnard)、维亚尔(Vuillard)和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更不用说疯狂爱上她的费利克斯·瓦洛顿(Felix Vallotton)了。

  1907年,她与破产的丈夫离婚,随后嫁给了一直在殷勤追求她的亿万富翁、实业家阿尔弗雷德·爱德华兹(Alfred Edwards)。米希亚一直钟情于大牌时尚。她收集无价的珠宝,与艺术家和上流社会过从甚密。她对时尚充满了热情,认识了后来的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与她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对手。

  爱德华兹为一个女演员离开她后,加泰罗尼亚画家何塞·马里亚·塞特(José Maria Sert)成了米希亚的情人,随后成为她丈夫,不过他最终也离开了她。通过何塞·马里亚·塞特,米希亚结识了谢尔盖·狄亚基列夫。他们俩很快就形影不离。米希亚的生活开始以俄罗斯芭蕾舞团为重心。她是他们的缪斯、赞助人和最狂热的粉丝。

  米希亚发现自己非常自然地就想庇护富有的赫莲娜·鲁宾斯坦。而比起社交,勤劳的赫莲娜更愿意工作,但她凭经验知道,良好的社交网络是成功的基础。她再也找不到一个比米希亚更好的导师,虽然她对她新朋友并不是无条件的钦佩:“米希亚很疯狂,但总是忙碌。”半个世纪后,她向她的秘书帕特里克·奥希金斯这样说。然而,她还告诉奥希金斯,米希亚当时给她这个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很多指导,教了她在巴黎社会迷宫中航行需要的种种本领。多亏了米希亚,赫莲娜在巴黎遇见了很多艺术家:“洗衣船集团”[21]、布拉克(Braque)、格里斯(Gris)、毕加索(Picasso)、莫迪里阿尼、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和她一直最喜欢的画家马蒂斯。

  “是米希亚让我想到请画家给自己画肖像,画所有的肖像。”她告诉奥希金斯,“这样有利于宣传,有利于投资,对空空的墙壁也有好处。”

  赫莲娜逛古董店、画廊和米希亚公司的艺术家工作室,就像她在伦敦时与“火焰”厄兰格夫人所做的那样,以提升她的品位。她不停地买,每次都使劲儿讨价还价。米希亚鼓励她在星期日招待客人,并解释说这是积累顾客的好方法,还可以提高她的法语水平,以克服她在社交场合的羞怯。赫莲娜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个坚不可穿的社会有其特定的代码、偏见和她不熟悉的习俗,她有能力打入吗?为了让赫莲娜相信她没说错,坚持己见的米希亚就自作主张,为赫莲娜安排好她第一次招待的所有细节,从自助餐到客人名单等。

  赫莲娜确信,第一个星期日晚会是一场灾难。客人如期来了,但他们表现得很奇怪。男人与任何女人都不说一句话,只是色眯眯地盯着她们看。她觉得这样非常不礼貌。爱德华不同意。在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中,他立刻觉得如鱼得水。至于米希亚,当赫莲娜向她吐露她的惊讶时,她大笑起来。她告诉赫莲娜,在巴黎,社交界对女主人的唯一要求就是她能提供不错的食物和葡萄酒,并邀请漂亮女人供男人欣赏并想入非非。

  米希亚知道她在说什么。鲁宾斯坦夫人的客人们在第二周都回来了。不管对他们再来的原因有多怀疑,至少他们来了。赫莲娜很快就习惯了,并像在伦敦时一样,成为巴黎称职的女主人。

  她开始接受别人的回请。在爱德华兹离开米希亚时留给她的位于伏尔泰滨河路的公寓客厅里,赫莲娜见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许多年以后,赫莲娜给她秘书讲她见到大作家普鲁斯特的场景,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普鲁斯特:“那个男孩睡在自己那间软木镶壁的房间,写了那本我一直没有读完的很有名的书。”她记不清别人名字这一点,随着她的年岁增长变得更糟。

  在她努力回忆他的名字时,她越来越不耐烦,并不停地说:“那个马塞尔什么的。当奥希金斯提示她说,普鲁斯特,赫莲娜才点了点头,松了一口气。她在她的自传中将普鲁斯特描述为穿着长及地板的皮大衣、长相猥琐的青年,身上有“樟脑丸”的味道。这位《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问了赫莲娜几个关于化妆品的问题。上流社会人士眼睛上抹眼影吗?她认为公爵夫人会擦腮红吗?像往常一样,赫莲娜觉得很害羞,发现这些问题不好回答,就三言两语结束了他们的谈话。半个世纪之后,她对此感到十分后悔。

  “我怎么知道他会变得那么出名?”她没好气地说。

  米希亚的朋友圈包括德·舍维涅(de Chevigné)伯爵夫人、成为普鲁斯特书中人物的格雷菲勒(Greffhule)伯爵夫人、大公爵夫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Maria Pavlovna)、德布罗伊(de Broglie)公主、德格拉蒙(de Gramont)公爵夫人和科莱特(Colette),所有这些人都成了赫莲娜美容院的常客。开业仅仅几个月之后,她的巴黎美容院和伦敦的同样成功。赫莲娜让安德烈·格鲁特(André Groult)以时尚的新艺术派风格重新装修美容院。结果,美容院的风格既优雅又现代,和她头脑中设想的完全一样。

  女性们摆脱了僵硬束缚的紧身内衣,加上波烈设计的摇曳多姿的裙子,女性曲线美开始流行。夫人雇了一个叫蒂拉的瑞典按摩师,来去除她顾客身上多余的脂肪。她采纳了永远创新的爱德华的建议,开始给巴黎上层社会的女性提供免费的美容咨询和按摩服务。

  大作家科莱特立即接受了这个服务。她非常喜欢身体保健治疗,以至于她于1932年在巴黎自己开了一家美容院,不过她的美容院没有夫人的成功。爱德华建议妻子邀请这位记者来美容院,记录她对美容院的印象。法国媒体嗅到了总是伴随科莱特的流言蜚语的味道,急切等待着,看看她会说什么。她一直在进行裸体按摩吗?她是这样爱出风头的一个人,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她说,“现在我一切都能接受……我甚至为我丈夫做好了准备。”这位思想解放的作家用她沙哑的声音补充说:“按摩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法国女人应该享受按摩。不这样,她们怎么指望把情人留在身边?”

  消息在巴黎不胫而走,蒂拉的预约簿很快就填满了。几年后,赫莲娜告诉了记者她那位名人顾客当时的真正意思。瑞典式按摩不是普通的按摩。科莱特享受了“特殊服务”—— 包括振动按摩棒的“特殊”治疗。

  这个设备的使用非常不寻常,当时并没有性方面的内涵。用手刺激阴蒂这种技巧可以追溯至古代,那时帕加马[22]的盖伦[23]做出假设,即性欲得不到满足会导致癔症等精神失常。医生推荐自慰这种方法,使性欲得到充分满足。几个世纪以来,在医疗环境中,医生和助产士帮助病人达到高潮这种做法相当常见。

  19世纪晚期,电气设备的进步把医生从骨盆按摩这个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电动振动按摩器变得大受欢迎,以至于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展出了十几种型号的电动振动按摩器,男用的和女用的都有。报纸上和商品目录里都有家用振动按摩器的广告。美国的广告还鼓励丈夫们买一款这种设备,这样他们的妻子能感觉“放松”。振动按摩器就像烤面包机一样,是一种普通的家用电器。

  在女性情欲的存在最终被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病学家认识到之后,道德标准就发生了变化。婚外进行的生殖器刺激开始不被接受,即使是在家里这种隐蔽的地方。振动按摩器逐渐从医生的办公室和邮购目录里消失,成为一种偷偷摸摸使用的器具。

  赫莲娜经常在温泉疗养地看见有人使用振动按摩器。即使她自己用过,她也会因为太拘谨而不肯承认。她当然也为她的美容院买了几个振动按摩器,声称它们是身体保健治疗必不可少的好东西。像科莱特一样,顾客会回来,要求得到更多这种服务。

  她喜欢收集用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像珠宝、绘画和艺术品等,以此来治愈自己的挫败感。她从逛古董店和艺术家的工作室、发现并推荐无名艺术家等事情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不到两年赫莲娜就征服了巴黎,就像她曾征服伦敦一样。在赫莲娜的6个美容院和圣克卢工厂,有100人为她工作。她给她的三个妹妹和几个表亲提供了工作,在经济上支持她在波兰的家人。然而,让她深感绝望的是,她和爱德华的关系一直是分裂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生活的欧洲一样糟糕,冲突不断。爱德华越忽视她,她就越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们之间的鸿沟与日俱增。

  迫在眉睫的战争给了赫莲娜扮演逃亡艺术家的新机会,而这方面她是高手。这一次她希望解决婚姻危机。在其他地方从头再来——反正她一直想去美国——这样可能会给她与爱德华的关系带来新的动力。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这个悲剧事件正式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于7月31日在巴黎被谋杀了。第二天,法国政府进行全民动员,法国首都巴黎很快群情沸腾。人们以欣喜和恐惧交集的复杂心情,欢送士兵们到前线作战。

  8月3日,德国入侵卢森堡和比利时后,对法国宣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的军队自由出入法国。8月20日,德国军队开进布鲁塞尔。对巴黎的进攻似乎迫在眉睫。9月份,第一架德国飞机在法国首都上空投下了三枚炸弹。

  私人汽车和600辆巴黎出租车被征用,用以运送士兵到前线参加马恩河战役。马车重新出现在巴黎的街道上。一个刚刚在多维尔开了一家店的名叫加布里埃·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的年轻设计师,为“失去了一切”的贵族女性设计了一款战时服装。这套服装包括一件及地的A字裙、衬衫外面是一件宽松的水手衫,并搭配高跟鞋和一顶普通的草帽。她还用大旅馆剩下的床单给护士做制服。

  巴黎的环境变得险恶。虽然前线没有消息传来,但每个人都可以猜到发生的事情。米希亚决定让自己有所用处。她让高级成衣坊借给她送货车,组织了一个救护车护卫队。她去见加列尼将军,恳求他,获得许可在巴黎郊区拉伊莱罗斯(L 'Hay-les-Roses)救助伤员。

  赫莲娜想要为自己和家人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她嫁给爱德华时就成了美国公民,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是美国公民。泰特斯夫妇决定,他们必须尽快到达纽约,但他们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反复权衡他们这个决定的利弊。去美国将意味着把他们在欧洲的一切都留下——美容院、房屋、收藏品和朋友。经过多次交谈和争论,他们最后决定,赫莲娜一个人先去美国选地方。爱德华和儿子随后再带着家具和行李与她在美国团聚。

  1914年秋天,夫人坐火车先到加莱港,然后坐渡轮到多佛。在整个费神的旅程中,她一直处于担心遭到轰炸的极度恐惧状态。她终于到达伦敦。

  在利物浦,她登上去纽约的一艘船。她不断地提醒自己,她的家人很快就会与她在一起,试图以此来提振精神。有电报、电话之类的现代通信技术,她肯定会找到办法来管理自己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业务,以及与她一直在波兰的父母保持联系。自从战争爆发后,她一直没有赫茨尔和吉特尔的消息,此事对她的影响很大,虽然她不会承认。对她来说,家庭仍然是她永无休止的烦恼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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