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名利双收
赫莲娜没有预计到爱德华的反应。当她下了火车并紧张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后，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欣喜，紧紧地抱着她，不断地亲吻她，显示出很久没有流露出的热情。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他在美国已有孩子这件事，但就在那一天，他的表现让他看上去就像是第一次当爸爸。
最初几个月是一个考验。晨吐、头晕和异常疲劳使她只能在椅子上坐着，那时候她想做的就是乱冲乱撞，但她不能承认自己感觉虚弱，因为她害怕“该死的”医生串通爱德华强迫她卧床休息。所以，虽然她恶心得翻江倒海，但她咬紧牙关，强迫自己起床去上班。
赫莲娜不想要孩子，至少不想马上要。首先，她和爱德华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他们总是莫名其妙地就开始争吵。一个简单的字眼儿或语调，或他朝漂亮女人微笑的样子，都有可能引发他们之间的争吵。
他们甚至提到“分居”这个字眼，可能是爱德华提起的，但这个字眼马上就能使赫莲娜平静下来。她无法想象与他分开的生活，所以她就会主动些，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会在床上和解，只是第二天又开始争吵。结果，她的珠宝收藏品越来越多，但它们并没有抹去对那些争吵场景的记忆。
他们即将出世的孩子似乎在改变所有这一切。现在，爱德华会照顾她的每一个需求。然而，她发现要假装幸福很不容易，因为生育实际上妨碍了赫莲娜的职业计划。在她上一次去巴黎时，她遇到了一位嫁给法国人的俄国美容师尚巴龙（Chambaron）夫人，她在圣奥诺雷市郊路255号的美容院在出售。
赫莲娜非常喜欢这家店，虽然它面积不大。它的业务正规，账簿管理得井井有条。虽然装饰还有很多不足，但潜力巨大，并且美容院在巴黎最好的地段之一：圣奥诺雷市郊路，这个地址可以与格拉夫顿街竞争。
赫莲娜一直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年俄国人要出售她的房子：“你有既定的顾客群体，你的产品又很成功。”“我丈夫不喜欢我工作。”尚巴龙夫人当时回答，“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是我的美容院，要么是他。”
赫莲娜很幸运，爱德华没有强迫她去做那种选择。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承诺永远不会挡住她发展的道路。相反，他发誓要尽他所能帮助她成功。她现在还能感受到他说那句话时庄重的语气，那是他想要说服别人时的语气。
爱德华偶尔确实会讲真话，那句话就是其中一句。当时，很少能遇到决心支持他们的妻子、并和她们一起工作的男人。赫莲娜当然知道，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她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很幸运。
这家在圣奥诺雷市郊路255号的店面似乎是个绝好的机会，一个她不应该错过的机会。赫莲娜写信给她在卡齐米日的妹妹波琳，让她来巴黎为她工作。波琳在年龄上和她几乎就像双胞胎一样，是鲁宾斯坦家8个女孩中最注重外表的。有曼卡这个“天生的经理和热情的老师”管理伦敦的美容院，赛思卡照顾她在澳大利亚的生意，赫莲娜可以安心地生孩子了，但是她的附加条件是她要尽快回去工作。爱德华不同意——他想让她在头几个月至少不要工作。赫莲娜并不在乎他的想法。
预产期前几周，大腹便便的赫莲娜回到巴黎，与那个俄国美容师签署了房子的销售合同。包含在房子售价中的还有尚巴龙夫人自己的植物制剂配方，其中一些经过巴氏杀菌消毒，以增加保质期并改善卫生。赫莲娜对这个杀菌过程并不熟悉，但很快她就采用了它。
波琳一抵达巴黎，赫莲娜便花了短短几天时间训练她，然后把美容院移交给她管理。回伦敦前，她从她朋友保罗·波烈那里订购了几身长袍式连衣裙，确信这些裙子宽松的样子会适合她变形的身体。
在绿树成荫的伦敦郊区的普特尼希斯（Putney Heath）旁边的罗汉普顿巷（Roehampton Lane），泰特斯夫妇看了一幢有20个房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房子。房子位于一个巨大的、郁郁葱葱的园林式花园里，花园里有暖房、花坛、草坪和遮阴的树木。这栋房子曾属于给这所房子命名为“索尔纳”的银行家J. P.摩根（J. P. Morgan）。他们立即就爱上了这栋房子，并决定搬家。在新家，赫莲娜设置了一个图书馆、一间桌球房和一个办公的地方，爱德华可以在那里安静地工作，还安装了电话：普特尼2285。房子里有各种接待间，还有两个大更衣室——一个给她，另一个给她丈夫放同样宽敞的衣柜，以及许多他们的私人房间。
赫莲娜终于可以放纵自己对室内装饰的热爱之情了。她用生动、混杂的风格装饰房子：路易十三时代的风格配上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齐本德尔[19]式家具混以大英帝国的风格，等等。她把暖房改成了绘画间。受到当时英法两国的东方情调的启发，她把其中一间命名为谢赫拉莎德[20]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喷泉，水晶般清澈的水在其中心，并像保罗·波烈的房子一样，沙发沿着墙摆放，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育婴房的设计风格像一个船舱，并刷成蓝白相间的图案。赫莲娜确信她要生一个男孩。
罗伊·泰特斯于1909年12月12日来到人世。他母亲发疯地工作，直到分娩那一天医生不让她离开房间时才停止工作。9个月的时间似乎是一个世纪她诅咒、叹气，扳着指头数着日期过日子，但是，如世界上其他女人一样，她不得不服从自然规律。
爱德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长得跟我一样。”他在摇篮边俯下身时说。赫莲娜发现婴儿很丑，小脸红红的、皱巴巴的，她的母性本能被她敏锐的审美判断力抑制住了，但她丈夫的幸福感很有感染力。尽管自己不喜欢，她也开始被这个哭声和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的小人儿感动。爱德华重申，他希望她待在家里照顾罗伊，至少头几个月如此。在软弱的时刻，她同意了。既然他们的生活里有了孩子，她的丈夫又变得很爱家，她不想让他失望。
她还是无法遵守承诺，很快就回到了格拉夫顿街的美容院。赫莲娜在说夸张而含糊的话方面是专家，她给大家的形象是一个能兼顾一切的有成就的现代女性：事业、夫妻关系和母亲身份。她经常和记者这样讲，并在她的自传中也提过几次。然而，事实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她对成功的渴望高于一切，所以她的职业，更确切地说是她的野心，总是她优先考虑的事情。
于是，如所有富裕家庭一样，夫人把罗伊丢给保姆照顾，只是在早上离开时记得亲吻他，或晚上回家时匆匆瞥一眼熟睡的婴儿。让爱德华非常不满的是她还多次到法国去，想要阻止她就像试图阻止一颗流星。
因为没赶上圣奥诺雷市郊路美容院的开张，赫莲娜非常愤怒。美容院没有吸引到富有的上流社会顾客。毫无疑问，1910年1月的大洪水扰乱了巴黎的生活，使他们不再光顾美容院。人们不得不坐船环游巴黎，所以护肤可能是他们最操心不起的事。
但洪水不是唯一的原因。美容院太小，匆忙完成的装修让人不满意，而且她没打任何广告。于是她想出了其他的行动计划，包括在巴黎郊区圣克卢（Saint-Cloud）建一个小工厂来生产她的美容产品。这个小工厂于1911年开工，虽然不是大规模生产，但它标志着赫莲娜的美容产品已经脱离了家庭小作坊这样的生产方式。
那一年，赫莲娜回到澳大利亚，她又一次违背了爱德华的意愿。他认为孩子太小，他的母亲不能离开这么长时间，但她固执己见，结果她赢了。她满心期待着能过几周自己的生活，把母亲的责任抛在脑后。这一次，澳大利亚媒体用头条新闻报道她回来的消息，以示对这个“国家女英雄”的尊敬。赫莲娜视察了她在墨尔本和悉尼的美容院，非常满意地发现它们在她不在时也经营得很好。她安心地回到欧洲，脑子里全是她的下一个目标——征服法国。
在欧洲，从布鲁塞尔到蒙特卡洛，俄罗斯芭蕾舞团一直具有轰动效应。由谢尔盖·狄亚基列夫（Serge Diaghilev）于1907年在圣彼得堡成立的这个舞蹈团很快脱离了皇家芭蕾舞团，它在俄罗斯有两年成功的演出经验，于是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国际巡演。1909年5月，该剧团的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Prince Igor）在巴黎沙特莱剧院首演，其中《波罗维茨人的舞蹈》（Polovtsian Dances）赢得了观众的大声喝彩。在知识分子和贵族中，芭蕾舞剧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
应里彭（Ripon）侯爵夫人的邀请，俄罗斯芭蕾舞团于1911年前往伦敦，参加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庆祝活动。他们再次点燃了观众的热情。爱德华想要在第一时间看到舞剧，因此买了《彼德鲁什卡》（Petrushka）的两张票。尼金斯基（Nijinsky）脱离地心引力的跳跃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音乐让赫莲娜着迷了。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布景，以及里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和亚历山大·贝诺伊斯（Alexandre Benois）的服装。紫色和品红色、橙色和黄色以及黑色和金色的组合让所有观众如痴如醉。多数观众起立鼓掌，叫喊着要求再演，不过，也有少数人因为对“裸体”的自由表达非常震惊，大叫着表示他们的愤怒。
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奢华布景和令人震惊的颜色组合，给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启发了保罗·波烈在服装设计方面的灵感，以及“火焰”厄兰格夫人在内部装饰方面的选择，于是赫莲娜也决定使用这样的风格。一天晚上，在看完芭蕾舞后，她直接去了格拉夫顿街美容院，把窗户的白色提花窗帘拆了下来。爱德华发现这样非常有意思，也和她一起干起来。在这种时刻，他最欣赏他变幻莫测的妻子了。第二天，赫莲娜订购了一些受巴克斯特和贝诺伊斯启发的颜色鲜亮的新面料，取代了旧的窗帘。从那以后，艳丽就成了她的商标：她的美容院以及世界各地的家的装饰，都采用大胆的配色方案，这些颜色之间相互冲突，令人眼花缭乱。
这段时间是赫莲娜个人生活中的快乐时光。罗伊的到来拉近了她和爱德华的距离，他们几乎不再争吵了。她丈夫对儿子的喜爱感染着她，促使她也学着去爱他。在这种平静和相爱的氛围中，她再次怀孕了。第二个儿子贺拉斯·古斯塔夫·泰特斯（Horace Gustave Titus）于1912年5月3日在伦敦出生。贺拉斯长得很像赫莲娜波兰的父亲赫茨尔，尽管赫莲娜只是间接从她妹妹和吉特尔的书信中获知她父亲的消息，但赫莲娜希望以此向他表示敬意。
不像他的哥哥，贺拉斯是爱情的结晶，赫莲娜立刻就爱上了他。他一直是她的最爱，她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这个儿子。他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快乐、安静，长得让人心疼。通过他，赫莲娜发现了做母亲的乐趣，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去体验这种乐趣。
贺拉斯逐渐长成一个出色的孩子，而罗伊还是害羞、缄默。他们的母亲常常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好的这个，坏的那个；这个聪明，另一个难相处。她曾当众问罗伊，为什么他不像他弟弟那样聪明——这个问题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更让罗伊备感尴尬。区别对待，分而治之——赫莲娜发现这个狡猾的政策总能得到回报。她在管理自己的公司时也采用这种政策，她在员工之间挑拨离间。没有人警告她这种策略对教育孩子及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反正就算有人这样做，她可能也不会遵照他们的建议。
贺拉斯6个月大时，保姆不小心让他从自己的怀抱里滑落，头部着地。这次事故在贺拉斯身上没留什么疤痕，但每一次他大哭大闹——即使在成年后——赫莲娜都只是耸耸肩，对儿子这种喜怒无常的性格轻描淡写地说：“贺拉斯是小疯子。”
这两个男孩都是在溺爱中长大的，并且一直被他们的母亲忽视。爱德华尽量抽时间在家，与他们待在一起。他们的一生都在寻求温暖、他人的关注和赫莲娜没有持续给予的爱。她不懂得儿童心理学，把他们从一个新家搬到另一个新家，从伦敦到巴黎到纽约。在他们的童年时代，赫莲娜给他们请了一大群保姆和私人家教，只在她有时间的时候，才把孩子们叫到身边，一旦感到厌烦了，就打发他们自己去玩儿。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这两个男孩渐渐习惯了他们的“兼职母亲”。
贺拉斯出生后，爱德华再次请求赫莲娜放慢她的工作节奏，多留出一些闲暇的时间。于是，她就利用这几周装修索尔纳。她最近又对伊利·那德尔曼（Elie Nadelman）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德尔曼是波兰雕塑家，有一次赫莲娜在邦德街的画廊偶然看到了他的展览，觉得他非常有前途。
那德尔曼是一位英俊、令人愉快的男人，而且非常有才华，但他在伦敦的展览并没有获得成功，直到赫莲娜匿名购买了展出的所有雕塑。那德尔曼直到许多年后才发现这个秘密。大量购买东西是赫莲娜的习惯——“我是一个女商人，我习惯大量购买”，她曾解释说——尽管有时会牺牲质量。然而，这一次，她的直觉是正确的：那德尔曼被认为是现代雕塑的先驱，虽然这是在1946年，他去世后才获得的评价。两人开始建立友谊，赫莲娜委托他在索尔纳接待室的墙壁上雕刻一些大理石浅浮雕。她还在巴黎和纽约的美容院展示了他的许多雕塑，他们之间这种顾客与艺术家的合作关系持续了很多年。
夫人对前卫艺术的热爱是她追求美好事物的表现。“我希望女人对美的热情和我对所有艺术形式的永不知足的渴望，一直密不可分。”她写道。金钱使她有能力放纵这种热爱。
她的前卫艺术的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德华开明的建议，但她也去博物馆、展览会和艺术家的工作室，或听别人讲解，阅读报纸，受邀做客时观察主人的房子——通过这些，她自己也获得了一批艺术品。她还经常与引导她认识新事物的一些人交朋友。
每一次去巴黎，她都要光顾著名画家的工作室，而且从不错过去秋季沙龙看她喜欢的艺术家的作品，如马蒂斯、德兰、皮卡比亚和莫迪里阿尼。1908年，她让名流画家保罗·塞萨尔·埃勒（Paul César Helleu）给她画肖像。她用这种方式建立自己在这种她向往的环境中的地位，并向那些光顾她美容院的女人们做出宣告。夫人的这幅肖像只是众多艺术家为她画的肖像画中的一幅，萨尔瓦多·达利、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劳尔·杜飞（Raoul Dufy）、克里斯蒂安·贝拉尔（Christian Bérard）等也为她画过肖像。
对艺术，夫人总是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是品位不佳的作品，她也感兴趣，但前提条件是这种艺术品必须是“天才之作，并秉持正确信念的作品”。她经常表现出对有趣、怪异或丑陋透顶（与公认的标准相比）的作品的偏爱，只要这些作品有力量。她用相同的观念衡量美：任何人的脸只要有特征，就可能是美的。她最鄙视的是多愁善感、老套和平庸。
她的一个“老师”是画家兼雕塑家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爱德华的一个好朋友。他引导她认识艺术新趋势，训练她欣赏原始艺术的眼光。当时，原始艺术中不多的追随者包括马蒂斯、德兰和弗拉曼克。赫莲娜对新形式的美的欣赏使她再一次成为先锋。她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时间很长，有机会看到土著艺术，这或许对她的眼光和品位有一些影响。
原始艺术品在巴黎销售最多。爱泼斯坦去巴黎的次数没有赫莲娜那么频繁，所以经常让她代购一些原始艺术品。有一天，他拿着一本德鲁酒店的拍卖目录顺便造访索尔纳，目录上有一个美妙的巴洛（Baoulé）面具和班巴拉族（Bambara）雕像。她迅速成为不同民族雕塑艺术品方面的专家——马里、刚果和塞内加尔等。当艺术品的价格超过了爱泼斯坦的预算时，赫莲娜就自己买下这些艺术品。这样，她非凡的艺术品收藏开始了，并且藏品逐渐增多。她的朋友们惊讶于她的选择，“多么奇怪，”他们会说，“想想把一生都献给美容事业的人，竟然会购买这样丑陋的东西。”她的坚持是对的——原始艺术很快变得时尚，成为像格里斯、莫迪里阿尼和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们的灵感来源。
在大约20年后，当爱泼斯坦看到他“学生”收藏的大量的艺术品时，他自豪地大声说：“是我让她收集了这些艺术品——只不过我不在她面前罢了”。
爱德华七世于1910年5月去世后，乔治五世继承了王位，巴黎已经取代伦敦成为充满活力的大都市。赫莲娜充满了征服法国的计划，并不费任何力气就说服了爱德华搬到那里：他做梦都想成立一个出版社，而巴黎是文学艺术的宝地。因为他已经同意跟她一起搬到巴黎，赫莲娜很乐意资助他的项目。爱德华和她一样，是“游牧民”和世界公民，习惯搬家，并随遇而安。她欣赏她丈夫的这种品质。和他在一起，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于是，在1912年，由儿童、保姆、书籍、艺术品和服装行李箱组成的鲁宾斯坦·泰特斯“商队”，永远地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赫莲娜已经40岁了，看起来像35岁，她告诉人们她最多才30岁。在不到10年的时间，她已经名利双收。她的人生轨迹是独特的：在墨尔本和伦敦，仅靠毅力和智慧，她就成功地打入一个圈子，而这个圈子对出身卑微的人和穷人通常是大门紧闭的。
用她那个世纪的标准来评判，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从漂亮变得美丽，虽然她的体形远不够时尚。在她那张慵懒的、具有地中海特征的脸庞下面，隐藏着钢铁般的性格。自从历史上出了尼禄和拿破仑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暴君的个子都不高，赫莲娜也不例外。身高不足1.5米的她有时很难相处，很专制，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很高。她从不进行反省回顾，对她来说，回忆似乎是浪费时间。她对现在也不太感兴趣。对她来说，所有重要的事情就是未来。
在公开场合，赫莲娜很少表达自己，更愿意遵从在卡齐米日时她母亲给她的建议，喜欢倾听。她的一生都有些害羞。当她开口说话时，她低沉的声音、浓重的波兰口音和混杂的语言（没有一种她说得流利）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夫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她的头发——她绝不允许一根白头发出现——总是紧紧地梳在大额头后面，总戴着一个严肃的假发髻。即使涂化妆品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她依然会化淡妆——仅用鲜红的口红来提升她苍白的脸色。至于时装，她只穿最好的。
她的标志性发型用配饰装点，主要是些大而艳丽的首饰。“因为我个子小，我发现和我衣服搭配的这些配饰有助于打造我的身份。对于像我这样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努力工作的女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珠宝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是她得出的结论。
如果没有名牌手袋和匹配的鞋子，没穿丝袜，或没做指甲，赫莲娜从来不会出门。她也容忍不了别人的邋遢。如果她发现谁不重视外表，即便那个人是她最有地位的顾客，她也会很快给她上一课。
赫莲娜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她明白，要成为偶像，一个人就必须要展现一种永恒的形象，并尽可能广泛宣传这种形象。所以她经常拍摄照片——在每个地方，穿着每一套服装——使自己永恒。
爱德华·泰特斯帮助她崭露头角，但赫莲娜创造了自己。1912年，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夫人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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