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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齐米日

  她出生于1872年12月25日,出生时的名字叫恰佳·鲁宾斯坦,是赫茨尔·纳塔利·鲁宾斯坦(Hertzel Naftaly Rubinstein)和奥古斯塔·吉特尔·西尔博费特(Augusta Gitel Silberfeld)的长女,摩羯座。她鄙视自己的名字,所以一离开这个国家,她就把名字改了——在“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轮船的乘客名单上,她登记的名字为赫莲娜·朱丽叶·鲁宾斯坦,年龄20岁。

  她的实际年龄是24岁,她这样做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时间流逝的不屑。她总是坦然自若地谎报年龄,对自己生活的其他细节也不透漏实情。她最早的护照上说她是1880年出生的,当时的有关管理机构对此不是很在意,不过,她看起来也确实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在93岁高龄时,她的自传扉页中有这样的题词:“我一直认为,一个女人在她的年龄问题上应该含糊其词。”

  她的出生地卡齐米日由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建于1335年,当时是毗邻首都克拉科夫的一个坚不可摧的城市。150年后,克拉科夫所有的犹太人都奉命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以内。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卡齐米日的犹太镇与信仰基督教的首都克拉科夫一同扩大,并得到了波兰君主政权不同程度的庇护。赫茨尔·鲁宾斯坦经常告诉他女儿,过去他们与欧洲其他国家经常进行文化交流。为逃离迫害,犹太人从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希米亚来到了这座城市。

  然而,政治局势很不稳定,邻国的觊觎使波兰不断遭受侵略瓜分。1772年的第一次瓜分把波兰(当时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分为三个地区:奥地利吞并了包含克拉科夫和伦贝格(Lemberg)这两大城市的一个区域,并把它冠名为加利西亚(Galicia),而联邦的其余部分则被东部的俄罗斯和西北部的普鲁士瓜分。第二次瓜分发生在1793年,而两年后的第三次瓜分则永久地瓦解了波兰-立陶宛联邦(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1815年,第四次瓜分产生于维也纳会议,成立了波兰会议王国(the 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而克拉科夫(卡齐米日当时是其郊区)则变成了一个自治共和体,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克拉科夫这个城市保留了其传统,但是,与加利西亚所有地区一样,仍是奥匈帝国的属地。

  波兰被瓜分得四分五裂,但仍然不愿意屈服。争取独立的起义从未间断过,均遭到了血腥镇压,但这只让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加强。同时,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移民离开波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前往法国——那里有一个聚集了画家、作家、音乐家、贵族的优秀群体,并且对他们来说,思念故国的乡愁就是他们的艺术灵感。这个群体中有弗雷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和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Adam Mickiewicz)。波兰许多伟大的杰作都是在外国创作的。

  奥匈帝国宣称自己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让其子民在和平中生活。比起其他地方,犹太人在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宽容。1822年,当卡齐米日的城墙被拆毁时,一些富有的犹太人就在基督教区定居下来。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终于授予他们充分的权利。在赫莲娜出生时,加利西亚与波兰所有地方都正处于狂热的现代化时期,正大兴土木修建铁路、工厂和公寓大楼,城市得以扩张,街道被拓宽,还铺了石头,安装了路灯,挖了排水沟。

  克拉科夫有26 000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犹太教的一个重要中心,建有犹太教堂和宗教学校——犹太教法典学学校和犹太教儿童宗教学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冲破社会壁垒进入中学和大学,犹太人当选为官员,加利西亚的犹太医生、律师、牙医、作家、诗人、演员和音乐家的数目超出了从事相同工作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就像那些天主教徒一样,富裕的犹太家庭住在市中心的联排大别墅里,别墅里满是书、画、镜子、挂毯和昂贵的家具。东正教社群和可怜的犹太人则留在卡齐米日。赫茨尔·鲁宾斯坦和他家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经济繁荣,但居住在加利西亚的绝大多数犹太人仍然贫困不堪,特别是农村地区。在城镇,工匠、裁缝、木匠、女帽商、珠宝商、眼镜商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要过得好一些。最重要的是,同化现象慢慢出现。一些犹太精英正逐渐变成波兰人。

  反犹太主义依然存在。当赫莲娜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听过大人们低声谈论大屠杀的事情。他们详细描述所有事件——犹太人的村庄被夷为平地,犹太教堂遭到亵渎,房子毁掉了,母亲和女儿被强奸,婴儿被活活扔进火堆里,老人被逼着鞭打同伴,波兰农民用干草叉、乌克兰人用刺刀、哥萨克人用军刀杀死犹太教父。血腥的噩梦让鲁宾斯坦姐妹们无法安然入睡。

  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一拨拨地离开波兰,去那些不太敌视犹太人的国家。在1881年至1914年之间,30万犹太人逃离屠杀、战争和贫穷,移民到美国或澳大利亚,其中就有吉特尔的三个兄弟——约翰、伯纳哈德和路易斯,而赫莲娜就是被送到他们那里去。

  克拉科夫还是一个文化中心,有剧院、出版社、文学沙龙、音乐厅和秘密社团。欧洲中部第二所最古老的大学——波兰雅盖隆大学(the Jagiellonian University)就在那里。赫莲娜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她如何在雅盖隆大学念了几个月医科,后来又被迫辍学,因为她见不得血。

  实际上,她连中学的学业都没有完成。她进入卡齐米日的犹太学校,不过在16岁时,她结束了学业,这是她这个阶层女孩的惯例。

  她很不情愿地中止了学业,因为她喜欢学习。她很聪慧,求知若渴。她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文学和历史,尤其是她自己国家的历史。在内心深处,她觉得自己是波兰人。

  她还是犹太人。在这样一个虔诚的受人尊敬的家庭不可能信仰任何别的宗教。她的家庭的两个分支——鲁宾斯坦家庭和西尔博费特家庭,出了好几个拉比[2]、智者、学者及经书专家。她父亲这边的家系可以追溯至著名的特鲁瓦[3](Troyes)的拉希——最著名的《圣经》和《犹太法典》评论者之一。赫莲娜的曾祖父所罗门·鲁宾斯坦(Salomon Rubinstein)曾当过拉比。他的儿子阿里耶(Aryeh)是一个家畜商,有三个孩子,赫莲娜的父亲赫茨尔·纳塔利·鲁宾斯坦是长子。

  鲁宾斯坦家庭来自杜克拉镇(Dukla)——喀尔巴阡山脉的一个小镇,这就是赫茨尔于1840年出生的地方,后来他娶了他母亲这边的表妹——奥古斯塔·吉特尔·西尔博费特。吉特尔生于1844年,是家中19个孩子中的第9个,而19个孩子多半在20岁以前就死了。她的父亲所罗门·扎列·西尔博费特(Solomon Zale Silberfeld)是个放债者,只是因为赫莲娜对社会地位的渴望,她的外祖父才变成了“银行家”。

  赫莲娜出生那年,赫茨尔·鲁宾斯坦和吉特尔·鲁宾斯坦居住在克拉科夫斯洛卡街14号一栋狭窄的红石楼里。随着家庭成员增加——这对夫妇生了15个孩子,只有8个女儿活了下来——他们经常搬家,但总是离约瑟法街不远。那里有赫茨尔·鲁宾斯坦经营的商店,售卖各种各样的东西:鸡蛋、蜜饯、大桶鲱鱼、罐装泡菜、蜡烛、散装小麦和大麦、煤油。一走进去,卤水和油的气味让人受不了。赫茨尔商店的生意并不是很兴隆,但他竭尽全力来养活他的家人。“那些日子里,犹太人的生活很不容易,我们的收入相当微薄,几乎没有钱。”很久以后,在难得的一次对她早年生活的坦率回忆中,赫莲娜这样说。

  她出生的房子离卡齐米日7个犹太教堂中的5个都很近,这5个分别是高会堂、老犹太教堂、波普尔教堂、雷姆犹太教堂和库帕犹太教堂。她出生的房子也离浸身池不远。浸身池是一种仪式澡堂,是女性周末去净化自己的地方。那时候的生活是由礼拜、祭拜季和宗教节日主导。每天早上和晚上,赫莲娜都会听到祷告声和唱圣歌的声音。

  她家附近的地区是一个迷宫般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带阳台的木头或石头大房子。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印刷厂、报社、银行、咖啡馆、市场、婚礼堂、学校、墓地和医院。各种店面的店名分别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书写。在米奥多瓦、达沃尔、沃金卡、巴托萨、约瑟法等街道与诺维广场之间,繁荣与贫困共存,就像文化与无知、宗教与亵渎往往相伴共生一样。

  身着黑色长衣的拉比从戴着毛皮帽的犹太人和虔诚的犹太教徒身边经过。这些教徒蓄着大胡子,穿着有带子的长袖衣服,长裤在靴子里塞着。戴着大礼帽的身份显赫的人郑重其事地和一些老人打着招呼。这些老人戴着天鹅绒无檐便帽,手臂下夹着皮边儿的圣书,匆忙从他们身边经过。女性们戴着假发,她们的头上戴着绣花软帽,忙着驱赶那些试图拽她们卷发的戴帽子的小男孩。瘦削的学生们聚集在犹太教法典学学校外面,喋喋不休地辩论着《塔木德》的某个段落。

  夏天,大家都住在街上,或保持窗户大开。在她的卧室里,赫莲娜可以听到哭声、争论声、主妇们在各家晾晒衣服的阳台上呼叫彼此的声音,以及运水员给顾客打电话的声音。骨瘦如柴的马拉着装满砖块或干草的车,经常堵塞道路,使大家不得不绕路而行。

  好搬弄是非的女人或好事者四仰八叉地躺在小折叠椅里,聊着他们邻居的八卦,一边还骂着在庭院通道里相互追逐的孩子们。小贩们用架子把堆得高高的商品摆出来,架子上是些价格不一的旧衣服、旧鞋、雨伞、祷告披肩、书籍、护符和烛台。街道上,工匠在修补破碎的家具,而年轻女孩则去喷泉挑水。从清晨开始,街坊邻里就充斥着忙乱嘈杂的人,从补鞋匠、鱼贩子、典当商,到在自家阳台上为富人绣嫁妆的老妇人。

  在最贫穷的地区,也有哭泣声和辱骂声,还有人操着意第绪语、波兰语和德语叫喊,板条箱在灰尘中被卸下来,街上还堆满了齐脚踝高的垃圾,同时一桶桶脏水倒在人行道上。腐烂水果的恶臭、猫的尿液、熏肉、洋葱、孜然、腌黄瓜和垃圾的气味飘在空气中。冬天,温度降至30摄氏度以下,阵阵冰冷的风将雪刮到人行道上。刺骨的寒冷使人身心紧缩,墙壁潮湿霉烂,而天空也灰蒙蒙的,城市显得十分沉闷。当雪融化时,街道上泥泞的污水又把鞋子和裙子底边弄得脏兮兮的。

  对那段时期的生活,赫莲娜总喜欢保持沉默,好像她羞于谈起似的。她宁愿谈论普兰蒂植物园或圣安妮教堂。她宁愿没完没了地聊贵族们的豪宅(她曾梦想成为那里的客人,这样以后可以对人炫耀)。她可能会把克拉科夫描述成一个有文化气息的优雅城市,或只是一个沉闷、褊狭的小地方,这要视她的情绪而定。其实,现实中的克拉科夫介于她所描述的两种情况之间,不过克拉科夫的确有许多中世纪和哥特式纪念物——瓦维尔皇家城堡、俯瞰这座城市的波兰国王墓、围绕着植物园的古镇城墙、圣玛丽教堂、圣凯瑟琳教堂和天文台,还有波兰城市共有的宏伟的中心市场,以及著名的纺织会馆(Cloth Hall)。

  只要可能,赫莲娜就会绕过卡齐米日先到斯特莱登街,然后到格罗德斯卡街,去那里慢悠悠地光顾拱廊下的小摊儿。这里没有穿大衣的犹太人、搬弄是非的家庭主妇或可怜的流浪儿。男人们戴着礼帽和圆顶高帽,而女性则戴着精致的名牌女帽。

  年轻的赫莲娜仔细欣赏着摊位上的货品,仿佛要把它们记在心里。她的钱包里没有一分钱,但她梦想着有一天能买一些花边、丝绸皮毛、钻石、珍珠和水晶。当她有钱时,她会像这些裹着皮衣在广场闲逛的波兰贵妇一样,趾高气扬地走路,或者像她匆匆看见的那些坐在马车里的女士一样出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到哪儿都步行,路上泥浆遍地,身后还拖着她的妹妹们。

  从很早开始,赫莲娜就掌握了改造她生活、适当美化或模糊事实的艺术。她有无边的想象力,以至于人们很难知道真相。她更像是一个杜撰者,而不是骗子。她会花一生的时间,把她的个人传奇精心地缝合在一起,不在乎故事中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

  然而,现实永远比她坚持美化的故事更有意思。她可能想否认,但事实就是:她成长的环境就是这些黑乎乎的街道、贫穷的小巷和建有祷告堂和犹太儿童宗教学校的破败的庭院——似乎不可改变的整个犹太世界都是这样,这样的世界深深地根植于波兰的加利西亚和已不复存在的乌克兰的犹太人村庄和贫民区。

  她生命中前24年的恶劣生活环境激发了她想永远离开这个环境的激情。就像每一个在异乡开辟新生活的移民一样,正是这个地方让她发现了自己的坚强个性、勇气和适应能力。

  然而,她是一个贫穷的犹太女人,出生在19世纪末的波兰。

  这意味着她不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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