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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化险为夷肺腑言

  何贤当时正用打火机点燃含在嘴中的香烟,毫无察觉。黄子雅见情况如此危急,当即用手推倒何贤,让他躺倒车中,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并赶忙命司机掉头,将小汽车飞快开走。

  国民党特务还是白忙活了一阵“小动作”,根本来不及放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何贤乘坐的小车,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事后调查证实,这两起蓄意谋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均为国民党特务颜某。为了惩罚凶手,黄子雅怒气冲天地嚷着要“干掉”颜某人。

  何贤却道:“我本人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那又何苦把他干掉呢!”

  结果,还是没让黄子雅主动下手,干掉顽敌。由此可知,何贤的长处,有时恰是他的短处;他心太软,也太容易相信敌人的“良心”;他以为问心无愧,便尽所能以善待人。

  忆述当年,黄子雅对人慨言:“老实讲,在那个时候,贤哥在港澳对付一个于己不利的人,不管用明用暗的手腕,都是唾手可得的事,但贤哥不许自己人干这种事,可见其为人之光明磊落!”

  然而,现实斗争的严峻局势和社会背景,就是残酷较量着的“看不见的战线”。

  何贤认为自己没有敌人,对特务的行凶,一再忍让,一再宽容善待,一再清高不予理会。然而敌人并不就此放过他,且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地继续对他进行骚扰、恫吓和杀害……

  1966年逸园那场爆炸大案,就是何贤险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

  这一次也巧,黄子雅刚好不在何贤身边,替他去收中彩款了,但是想一想,即使黄保镖紧贴何贤身边,灾难就可幸免吗?可也不一定,因为敌人投的是手榴弹,一旦黄子雅及时发现,何贤躲避不及,也会伤着的。

  难怪何贤这第三次遇险,是真真尝到了苦头,却也真真警醒了。所以他在马万祺等老朋友面前才会慨然落泪,才会又愤又痛,才会态度更加鲜明,不怕敌人的威胁恫吓,亮出与国家与民众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

  何贤以大义压过大善,他终于在此次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暗杀事件中,表达了对敌人阴谋活动的抨击与痛斥。

  如果说,逸园爆炸那回是何贤遇到的第三次杀身之祸,那么第四次则是在宴会桌上。

  有一回,何贤在酒楼设宴八十多席,请澳督品春茗。

  席中,侍卫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企图在席间搞破坏,并要趁此取何贤的命。为了不影响宴会的气氛,黄子雅没有告诉何贤,只是布置好护卫,自己站在何贤身侧。

  阴谋破坏宴会的歹徒,见接到恫吓的宴会主客都镇定异常,跟没事人似的,反而心底发虚,不敢动手。

  还有一次,也是何贤正在参加一个宴会。突然,何贤本人接到一个同乡会的电话,说台湾派了两个杀手,打扮成古董商人,以上门给何贤送画为借口,乘机下手杀害。

  何贤听完电话后,表现十分镇定。回到宴会席上,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吩咐黄子雅派人去调查线索,弄清那两人的行踪。

  结果情报组把两个冒名顶替住在酒店的特务,严密监视起来,逼使他们不敢动手,实在无奈才溜回了台湾……

  澳门报刊经常报道何贤的言行举措,也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而60年代的报刊,也都敏感地觉出何贤的处境有危险,日子过得并不太平。特别是狗场爆炸案发生后,更有不少报刊报道说:“有消息称:最近何贤的随从人员警戒较严,且经常携带一个公事皮包,据说皮包内装有手提轻机枪。对于这件事的传说颇堪寻味。”

  因为那虽是何贤平生历经的几次杀身之祸,都可以说是他的爱国之举或正义言行所带来的惊险及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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