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二 追思与探索 顾准在中央党校的思考
文学泰斗王蒙先生与本书编者
罗银胜(1962—)，资深传记作家、著名学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曾任职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从事顾准研究逾30年，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珍藏增订本]和《顾准再思录》。同时，涉足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创作，著有《杨绛传》、《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和《贾樟柯传》等。
顾准先生的著作是凝聚着著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顾准对真理不懈追求的那种“普罗米修斯”精神，令世人敬仰；顾准是点燃自己拆下肋骨，照破点燃黑暗的人，为众人所仰慕!
早在50年代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顾准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本文仅就顾准在这一时期的所思所考，作一简单的评述。
一
刘勰的《文心雕龙》称“神思”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言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观，顾准在50年代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所思所虑就进入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奇妙状态： 思考专心致志，连接古今中外，自是动人心弦。
1955—1956年的党校学习生活，使顾准成为一个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思考者、关心国内国际大事的学者，在他的笔下，充溢着对时事的关注。
顾准身处书斋，心系神州，关注着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发展。他进校不久，就对当时的许多现实问题萦绕于胸，难以释怀。
比如1955年10月20日在上课时间，顾准记下如下文字：
记录一些脑袋里涌越的问题：
A.要研究并回忆1949年，二中全会以来，到总路线，到合作社运动的政策上的脉络，并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照印证起来；
B.详细考虑一下这么几件事：一、统购统销，梁黄叫嚣；二、增产节约，工农联盟的一个方面的调整；三、合作化运动，工农联盟的最精细方面的措施；四、合作化运动中所决定的对“巩固团结中农的措施”，与对农业生产的增产与减产的影响；五、对农村中新投入的资金，与这些资金对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增长的作用，对工业生产的增长的作用；六、对五年计划的修改的影响——a.一般工农业生产指数；b.农具(拖拉机)基本建设的速度；c.与农具相关的工业(例如石油)与交通运输的变化；
C.自己的思想方法，似乎会抓主流，往往忽略(不是往往，而且习惯的、自觉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D.我们的五年计划，开始编制时的速度总是“增长率的渐减趋势”，主要原因就是对生产、技术、产品及其原料工具间的联系的知识不完备所致。经济上的预见性，与规律掌握运用之不足；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资料的年度太迟与储备资料之不足；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不足。——除这些困难，还有什么？
第二个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如何？[307]
顾准在这里绝不是“杞人忧天”，须知经济建设是有客观规律，不是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所能替代的。
顾准对经济建设中的“速度”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也作了非常周到的研究。有一天，他“中午睡不着，还是很兴奋地在考虑我们的进步速度问题。事情不仅在于农业方面合作社发展的步调大大加速一事，还有的是：(一)今年丰收，使明年的财政是比较乐观的；(二)会有一部分技术与轻工业的输出；(三)大城市过剩生产力的加紧利用与工商界改造步调的加速；(四)预料得到基本建设的速度，特别是交通运输的速度会加快。特别使我神往的是上海人力物力的充分利用与上海人力的向西输出问题。公私合营加速了，在机械工业方面必然会发生新建厂的人力骨干之利用力量的问题的。交通运输方面的步调加速，预料也会更多地利用上海现有的人力。纵然我曾经被标为假马克思主义者，纵然我现在无缘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无论如何这不能不令我神往”[308]。
说来真令人寒心，上述文字能出自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吗？从这里，可以看到，提倡政治民主、发扬党内民主确乎重要，我们再也不能只说不做，抑或多说少做；彻底告别“一言堂”，引来“群言堂”。这样，人民大众将会颔首称幸。在这里，人们也从中窥见顾准拳拳报国之心。他接着说：“到北京已经三年半了。过去二年至三年中看到基本建设与改造私营工商业及利用上海人力与技术的脱节，这终究是短期间的事情。同样，在二三年间，所见到的国民经济方面的总规划，有自下而上的重工业的技术规划的宏伟规模与执行中的坚毅意志，可是从政治政策方面充分发掘一切潜在能力，从而使生产发展的速度加速一事，看不清其间的脉络。……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伟大的中国的人力，终究会使中国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困难只在于技术人才，而这一点兄弟国家会予我们以帮助，十年之内，大批新人也会补充这个空隙。可以预料，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大学生将达一百万人以上。那时资源方面的资料也会比现在积累得更多，我们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速度决不会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显然，此时处于想象当中的顾准还是颇为乐观的，故而他“星期日在家时与采秀讲到，现在比以前更为热爱这个国家了。个人干些什么是十分不重要的事，肯定的说，总是有事情干的，再不然，埋头读书一事，在最近三五年也是必须干的一件事。国家的发展，与其面貌之将变得一天天难于辨认，这才是最大的事”。[309]
顾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适应问题以及国内工农业生产的状况，热衷于心，不忍释手。下面这篇日记，代表了党校时期顾准视野之开放阔大、远取近攻；分析犀利透彻、千肠百转；结论鲜明锐利、不捎假货，值得一读(虽然篇幅较长，这是1955年12月16日的日记)：
昨天听了十二月五日中央会议的传达。现在反保守主义已整个地提出来，过去反盲目冒进中曾反掉了一些积极性，也提出来了。八大的中心是反保守主义，这样速度问题就提到议程上来，过去许多很难解决的矛盾就会逐步解决了。
来想想这些矛盾：
(一)“大规模建设”与失业解决的遥遥无期。曾经想归咎于人口之多，可是，马尔萨斯理论不是错误的么？提倡节育，可是女人肚皮还是要大起来，而且即使是好像英国0.65％的年增加率，我们也受不了呀？怎么办呢？
(二)工业不发达，可是大量轻工业设备利用率不高，30万机电工人是“吃不饱，吃不了”。据说是因为习惯修配，技术不高，而目前进行的现代化的建设则技术要求很高，则吃不下去云云。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做几百千瓦以至一二千瓦的发电设备的呀，大批城市与农民，依然在中世纪状态，大量机电工人则无事可做。……
(三)深山探宝，准备建立现代化工矿，可是交通不发达。交通要等总规划，总规划又要等摸清情况。于是大量人口失业要等建设展开被吸收的，又一齐搁浅在摸清情况这一点上面，于是一个狭隘范围内的规律：设计赶不上施工，变成全国范围的规律了。
(四)发展教育，结果中小学毕业生据说又嫌太多了。
归根到底，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合，下面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一、广大的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来，连封建式的文景之治、乾嘉之治都享受不到，已经一百多年了。……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农村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应该发挥神话一般的力量，谁看不见这个力量，谁就不能引导中国向前进。毛主席对此提出了问题，这是极其正确的。
二、工业建设，必须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还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这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
……
三、说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不错，若干需要现代技术，而建设又费时间的工业，延迟一些，是靠农业落后吃饭，但必须看到，不仅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同时也是工业深受农业不发达之苦。这就是现有设备与人力之不能获得充分利用。……这种现象，才真正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建设是输入的，不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
四、另外，工业企业的经营与经济效率，现在讲究苏联标准，这没有什么不好，而且，确实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获得了这方面的好处。……我们现在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是什么情况呢？是世界标准的高效率与中世纪标准的效率同时并存，并且还有多少人因其劳动得不到使用而被浪费着。这样，从底上发掘这些劳动潜在力量，首先使农业中的劳动效率发挥起来，然后充分使用各方面的人力，先使大家站到工作岗位上去，有若干个高标准在那里，把低的一步步提高起来，这样做，我们的国民收入，一下子就会提高很多。[310]
正如顾准在这里所云，党校的学习没有虚度，他的确成熟多了。从这则日记中，顾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民主、昌盛的向往，溢于言表，触目即是，可谓字字玑珠，精舍美玉，使人不忍释卷。
顾准的这些日记，表明他集知识、见识、胆识于一身之人(记得有人说过知识是一个境界、见识是一个境界，两者之上的胆识又是一个境界[311])，顾准给后人的感觉，无疑是在这三个境界之上的智者，用“超凡绝伦”来形容不为过。他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对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病的发现，对效率、失业、浪费等问题的认识，对农民问题、工业化问题、自力更生问题的见解以及计划的操作性等一系列问题，都异乎寻常的关注，虽然他自谓只是一个“白领工人”，而这些并不影响他的思想的夺目光彩。许多经他吐槽的问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仅仅隔了两日，1955年12月18日晚，顾准又对上述看法作了详尽的补充：“细细想来，三个文件，六中全会，工商业改造，与最近关于工业方面的传达，确实将开辟一个新纪元。看来，较巨大的工程会有下面那几项：水利方面，三门峡、刘家峡、海河根治。……农村的初步机械化。……铁道与公路。在农村商品经济大大发展，机械力应用逐步推广的情况之下，不仅电与燃料需要的逼迫，石油与燃煤、有色金属将会使柴达木，云南，贵州，滇西的铁路迅速通车，由于机械、零件，燃料必须运达农村，因此类似邯郸大名……的路线，恐怕都会列入考虑之列。带基本性的建设本身与农村提供的商品粮食与作物的加多，都会要求建立一系列的中等工厂，与此类中等工厂所必要的机械。……要讨论这三个文件(按：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及按语，刘少奇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等)，也曾想了一下，今后的十四天中准备研究一下，作成一个正式的发言提纲(按：现已佚失)。”
这里对顾准的时事意识不拟多作评价。但从他的日记中总给人一个感觉，难以消失。这就是建国之后，总好像对工农兵很重视，对像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另眼相看(特别是看似“不务正业”)。其实，在顾准的内心，关心不只是自身的业务工作，在他的思绪里，他觉得还应该四下张望，因而关心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应该冷眼看一些东西。顾准确实做到了。
从下述这层意义上来讲，顾准的次子高梁先生认为自己的父亲也是“国家主义者”：“学者有两条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场。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立场是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弱势群体负责。这点我和我父亲一样。”[312]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并非如顾准预测的那般，健康发展，顾准本人的命运也是坎坷不平，饱经磨难。
不过，顾准此时对中共的革新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内心世界是真诚的，他认为：“中国之避免教条主义毛病一定比苏联是要快些。原因是苏联走在前面，而我们年青一代，经历的革命事变多，丰富我们的历史智识的过程是更短的。五四前后，中国人多么大胆勇敢地抛弃一个又一个的陈旧渣滓，在思想上接受新东西的本领又是多么热心，理论思考的能力，自从掀掉了孔家店这一座大山以后，又是多么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这些都会预示我们今后的路会走得更快的。”[313]
二
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对国际问题也十分重视，并作了可贵的探索。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为了开阔学员视野，敦请各方专家学者到校演讲，著名外交家乔冠华(1913—1983)也在聘请的名单之中。
1955年10月30日，这天是星期六，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请来乔冠华同志来作国际形势报告。顾准“听了乔冠华的报告，列举了两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和资本主义阵营内各类国家的动向”，觉得“很精辟”。顾准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学者，他在听了乔冠华的讲座后，觉得颇为过瘾，颇为“兴奋”，乔的启发性谈话，让顾准当晚“十分兴奋，到2点多才睡着”[314]。
195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他也是顾准的老熟人)应邀来到党校作报告。顾准当天记载：“今天听了刘宁一的报告，很有趣味，特别是关于南斯拉夫和尼赫鲁的部分。”当时，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特别是南斯拉夫“民主化、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可能给顾准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顾准主张全面准确地研究资本主义，他发现：“自从世界进入原子时代以来，英德法这些国家也都在大量进行更新，以扩大生产力，并为了兼顾军备，不惜减少工资，这也是一个新现象。新的技术革命能不能与发展生产力的竞争联合在一起，出现一个多少是新的时代？这对资本主义又将发生些什么影响？”(1955年3月22日)[315]因此，在顾准看来，“80年来，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多少新的现象呀!我们的问题是科学地论证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深闭固拒地不加理睬”。就在同一篇日记中，他还写道：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经济往何处去？英德法诸国要努力扩大它们的生产力，它们是还可以往前进的，因为战争的破坏，设备的更新，对外贸易的竞争可以使它们再前走几步。美国则不趋向战争，经济上就不能维持，——最近民主党的发言人对此评美国政府对新情况是无准备的，就证实了这一点。有没有可能，使美国在“援助落后地区”计划上，真的做一些“漂亮”的事？
我以为是可能的。“争夺世界的领导权”要求美国跟苏联竞争，美国经济也迫切要求放血。……既然如此，教条主义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利己本性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既然世界政治中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使过去的办法不复行得通，(到底这是一个人民世纪了)苏联的存在与慷慨，已在人心的争夺上引起如此重大的变化，退而求其次，用“援助开发”来保持并尽可能增加生产力的办法，将不可避免与军备竞赛(这是不可能停止，只会有若干减弱)合在一起做。——当然，这样做法，决不会减轻山姆大叔的骄劲，决不会消灭吉普女郎案件，决不会在竞赛中胜过我们。灭亡仍然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命运，曲折会多，这些曲折的来源正是我们力量的成长，这些曲折在现象上将超出过去我们的论断。[316]
顾准看待上述问题是理性的，带着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从“理论上说，凯恩斯学说产生于1929年的大恐慌，指明了资本主义不走这条路就别无出路，这一理论，至今以各种形式被加强、解释，在资产阶级国家内还富有生命力”[317]。顾准还曾考虑，“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生产力何在的问题”，其中是否存在“资本主义按比例生产一点，归结为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318]，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理论禁区的突破。
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理论的禁区还不少，顾准自认：“问题还应提得尖锐一些”：“对西欧来说，议会稳定的多数是否意味着对列宁主义的背弃，而变成走到列宁所再三批评的机会主义泥坑里去了？瓦尔加之被批评，是因为他指出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国家的作用加大了，取得议会的稳定的多数，是不是根据这一特点而作出的结论？或者是根据这一特点，同时也根据工人运动的统一这一自1935年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即被提出的世界革命运动的战略而作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否切合目前的实际状况？这一结论跟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结论关联如何？这一结论跟例如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在他的演讲中将革命与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此密接又如此平易地提出来有什么关系？对欧洲那些国家(不，还要加上美、日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在群众情绪、经济生活、未来瞻望、意识形态等方面来说，是不是富有吸引力的？不，还有一个根本问题，150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文化的普及，生活的提高，个人的觉醒，与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初期的残酷野蛮的统治，在民主政治，国家调节生活(这算不算社会民主党理论？)的长期发展，与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目前的方针是不是一个吸引人心的方针？”“马克思在1848年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其根据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不能再被容纳在其狭隘的经济关系之中。……可是1917年以后欧洲美洲正还在变化之中。其间，战后到1929年的恐慌是一个段落，1930年左右到二次大战又是一个段落，二次大战又是一个段落。……”[319]顾准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
世界是复杂的，资本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在顾准眼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可能解决后人的一切问题，重要是冷静观察，细致分析，按照实际寻求对策。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原则。
对此，高梁先生回忆道：“当年父亲想得已经很深了，我们这些小孩哪里能懂？他偶尔冒出的观点中，有两点记忆鲜明：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宇宙普适真理？他认为不是，只是部分适应。第二，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区别。这两样和我们的教科书不一样。”
“80年代，我开始读他的原稿。以前我们受马列主义教育长大，对他写的一切感到振聋发聩。这是我读后切实的感受。什么叫解放思想，这就叫解放思想。”
“直到今天，我认为他在治学处事的态度上，仍是值得推崇的。还有他的哲学思考里——不要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不可移动的教条，我是同意的。这是我对我先父的态度。”
放眼寰球，心怀中华；博览群书，苦读强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这是50年代中期顾准的真实写照。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联共产党召开了斯大林去世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的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给中国共产党包括顾准在内，以极大的冲击和震动。
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评价至今众说纷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确实带来深远的影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苏共在会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并结合国际实践强调实现：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的路线。2月24日深夜临时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报告[320]，因未正式发表，故称《秘密报告》。
在苏共“二十大”，米高扬在发言中最先点名批判了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一些错误。其他领导人的发言也都表示反对个人崇拜。但最集中地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然后说明，“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而是“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的”，这一秘密报告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六个方面的错误：
一、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采取各种方式抬高自己的威望，甚至亲自把称赞自己的话写进斯大林小传中；
二、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独断专行；
三、在肃反斗争中，把党内思想斗争的是非界限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敌我界限混为一谈，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四、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夕缺乏必要的警惕，导致红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
五、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断绝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
六、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等等。
赫鲁晓夫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肃清个人崇拜的措施。
苏共“二十大”对破除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方式方法上尚欠稳妥。但总的来说，它毕竟是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上，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冲破了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纠正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盛行的错误，恢复了民主法制应有的地位。苏共“二十大”的闸门一开，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新探索，各社会主义国家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求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便获得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321]
对于这一事件，顾准颇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先来看一下他在1969年5月16日被当时“造反派”逼迫所写的《苏共二十大的逆流和我的修正主义堕落的开始》的“自我交代”(上交当时所谓的“革命群众”)，其用语带着明显的“文革”色彩，这里一仍其旧，以存其真：
苏共“二十大”这股逆流，正好发生在党校学习期间，我的修正主义堕落，就是在这股逆流的袭击下开始的。
赫鲁晓夫那篇又臭又长的公开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对其中“新颖”部分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这一点，认为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继续，思想上没有什么抵触；对于“和平过渡”，则有点惊讶，为什么倒退到社会民主党立场上去。但也觉得，既然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在1945年前后没有利用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来夺取政权，那么和平过渡的实践先于理论，也不算什么太新的东西。支部书记刘建华有一次告诉我，我党中央对这二点有不同的看法，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如此重大问题意见有分歧不是好事，最好能从上面解决分歧。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赫鲁晓夫提出如此重大问题全来和我党中央商量过，也已经显示出我对这二个重大问题的立场是十分不坚定的，这实际上已经是修正主义堕落的开始了。
公开文件中米高扬的发言，指责斯大林的“产品交换制”未必正确，批评苏联历史家不懂得利用档案材料，这种前所未见的露骨的反斯大林的态度，引起了许多同学的注意，大家已经议论纷纷。几天以后，同学中就有人传说赫鲁晓夫还有《秘密报告》，传说这份报告在东欧和西方各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再过几天，学校正式传达了这个《秘密报告》。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时的景象——那是一个晚上，传达人是党校一个不重要的工作人员，他只是照本念这份报告，念完就散会。念报告不加按语，念完后对学员不提任何讨论或批判这个报告的要求，听完就算完事。念报告时会场十分沉寂，散会时大家都沉默无言。
这个极端反动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我极大的震动。(一)在此以前，我认为“三反”撤职及其后受到的排挤打击是某个人的胡作非为，这份反动报告把我向堕落道路上大大推前了一步：这是总的“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于是，我就转到了怀疑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反动立场上去。由于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仰，以及“七大”前后在延安所知的、主席对于党内斗争的根本方针，我把怀疑的矛头转向斯大林，猜测“三反”运动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发动的。(二)由于“反对个人迷信”这股逆流的影响，我也把我国广大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诬蔑为“神化”毛主席，是一种“宗教现象”。(三)由于当时“三大改造”已将次完成，我认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就应该按照“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办事，于是酝酿了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反动的见解。这些反动思想，在党校学习期间已经有所表露，记得在学校讨论“八大”党章草案时(学校当局声明，学员发表的意见概不列入档案)，我就曾经说过，我党各级党委，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委员制度，第一书记就是政委，党内民主是极端缺乏的。[322]
这篇文字是顾准事隔十多年后在“文革”这样特殊环境下写的，其中难免不乏言不由衷之处。然而，他的所谓“反动思想”，却是反语。现在看来确是当时顾准独立思考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对照当时顾准在党校的日记，便知晓当时他的真实心境，与上述“交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1956年2月19日的日记中，顾准这样写道：“苏共二十次大会召开了。若干‘历史问题’比较明朗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已经发表，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已见消息，未见原文，大致是能见原文的，总之通通要研究一下。”[323]
2月22日的日记载：“今天报纸发表了米高扬在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这就十分明朗了，并且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按：系斯大林所著)一书的错误。看来对我们学校的许多人，形成较大的震动。”[324]
苏共“二十大”以后，顾准对个人崇拜的反对是激烈的，这从他的日记中得到映证(1956年2月23日)：“长期以来，在个人崇拜气氛下宣传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偶像观念。犹忆曾读国际哲学会议的一个记录，西欧哲学家，包括社会民主党哲学家在内，评述我们为信仰主义者。去年听杨献珍同志报告，不是，是他讲哲学课时，再三地说要读经典著作，说经典著作靠得住，说过去我们读经，是读孔孟之作，而现在是读马恩列斯毛著作云云。这个比喻，听来很不入耳。列宁反对僵化，孔孟之书，几千年来在中国实在是随各家注释，许多学说以释经、经注的名义发表，这是一种畸形现象。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反动，是培根以来的许多大思想家与基督教斗争的大著，成为马列主义的先驱。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陈腐教条，但实际上则在提倡以读经态度来读马列主义著作。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阶段，则一切对当前经济的研究，都被‘钦定’的大批规律所淹没，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但是偶像主义对于懒汉来说，是十分适宜的。要获得对一个问题的系统了解——从历史的以至逻辑的，是要花力气的，而无条件遵循一种教条则是省事的。为什么封建主义总是表现为‘经典主义’？因为文化不普及，知识是教会与僧侣的专利品。我们现在文化基础实在还是不深不厚的，因此偶像主义自然是有市场的。米高扬发言之所以被许多同志所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偶像，使他们精神有所寄托，还是方便而廉价之故也。……如果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如果大大发挥集体领导的意义，如果对科学技术、历史科学采取尊重的态度，如果对知识分子的估价，也从阶级的观点去估量本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从人类智慧的继承者去估量其价值，则事情总会一步一步向必然应该走去的方向。”[325]
顾准在这里用饱含激情的笔墨，为我们留下珍贵的文字。个中魅力，类似陈酒佳酿，可以让你日久天长地慢慢品味，而丝毫不觉过时而变味。
问题到这里并未结束，顾准更进一步指出：“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好解决，法制问题不好解决。”(1956年3月29日)他谈了自己的想法：
帝俄与中国一样，是一个极端野蛮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30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30年。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但发展却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活方式与准则，这些方式与准则，提供了一个发展斯大林式统治的沃壤，思想上则是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可是无论如何绝对主义比辩证法来得廉价。现在绝对主义推翻了。这个绝对主义的推翻，对于西欧革命，无疑是取消了一大障碍，在中国呢？
又是十分激动的情绪。不要紧。跟过去一样会平静下去的。
需要多活几年呀!这个极端落后的中国已被唤醒了。眼看12年之内，第一个15年规划完全实现了要变一个样子，应该设法再看一个15年。如果这一生能够看到苏格兰兵的裙子在南京路上晃，日本的坦克在北四川路上开；又能够亲自参加过抗日与解放战争的队伍；又能亲自看到在高涨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实现高度的文明，其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仅仅看到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还是多么不能满足呀![326]
“言为心声”，这是顾准内心的思想的体现。这些日记犹如读史随笔，看似随意，却见匠心。这些日记，不同凡响，道出了简明而透彻的历史哲理，留下了充满人生道理的“警世通言”与“喻世明言”，使人们读来津津有味，一展卷就欲罢而不能。阅读《顾准中央党校日记》，让人感觉你这是站在一口富矿面前，值得你贪婪地发掘其中的财富。
[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王元化：《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顾准文集》，第225—227页。
[3] 顾准：《一切批判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顾准文集》，第404—406页。
[4] 顾准：《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见《顾准文集》，第348—353页。
[5] 顾准：《老子的“道”及其他》，见《顾准文集》，第384—385页。
[6] 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顾准文集》，第288页。
[7] 顾准：《老子的“道”及其他》，见《顾准文集》，第379页。
[8]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见《顾准文集》，第311页。
[9]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7页。
[10]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顾准文集》，第424页。
[11] 顾准：《要确立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见《顾准文集》，第365页。
[12] 顾准：《顾准文集》，第63—222页。
[13] 顾准：《老子的“道”及其他》，见《顾准文集》，第379页。
[14] 顾准：《论孔子》，见《顾准文集》，第398页。
[15] 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顾准文集》，第287—288页。
[16] 陈敏之：《顾准传记》，见《顾准文集》，第447页。
[17] 鲁迅：《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18] 顾准表示，此文的写作过程与孙冶方进行过讨论。顾准文中引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论社会主义下价值的作用的一段论证，曾就此向孙冶方请教，孙为此也颇受启发(见《顾准自述》)。
[19]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20]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2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307页。
[2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217页。
[23] 马克思：《临时协会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页。
[24]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25] 《陈亮集·问卷六》。
[26]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27]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81页。
[28]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7页。
[29]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30] 《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3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32] 《左传·文公十三年》。
[33] 《荀子·王制》。
[34] 《孟子·尽心下》。
[35] 《荀子·王制》。
[36] 《两同书·损益》。
[37] 《明夷待访录·置相》。
[38] 《明夷待访录·原君》。
[39] 参阅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载《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40]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4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4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
[43] 顾准：《1069年6月1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为《顾准文存》之三。
[44] 林贤治：《两个顾准》，见《顾准寻思录》，第254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45]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见《顾准寻思录》，第261页，262页。
[46] 有关争论文章还有：沙叶新：《泪眼读顾准》，陈敏之：《关于〈顾准日记〉的一点说明》，丁东：《顾准之谜我见》，曾彦修：《顾准‘无谜’，惟人自造》，林贤治：《再说两个顾准》。以上文章均见《顾准寻思录》。
[47] 北京郊区清河饲养场是顾准1960—1961年下放劳动地，河北赞皇县则是1958年下放劳动地，1959年又下放到河南商县劳动改造。
[48] 顾准：《1959年12月26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8页。
[49] 顾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1969年3 月14日)，见《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50] 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见《顾准寻思录》，第386页。
[51] 顾准：《1969年6月1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5、266页。
[52] 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见《顾准寻思录》，第390页。
[53] 陈敏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ix页。
[54] 顾准：《1969年6月12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7页。
[55] 参看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56] 顾准：《1969年6月1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5页。
[57] 顾准：《1959年7月2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186—187页。参看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见《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58] 顾准：《1969年7月11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77页。
[59] 顾准：《1970年4月30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36页。
[60] 顾准：《1970年5月15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37页。
[61] 顾准：《1971年5 月26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56页。
[62] 顾准：《1971年9月2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410页。
[63] 《新生日记。编者注》，见《顾准日记》，第265页。
[64] 见《顾准日记》，第293页。
[65] 顾准：《本月11日以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见《顾准日记》，第348页。
[66]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顾准寻思录》，第261页。但李慎之断言，所写的这些分析，顾准本人是“不会相信的”，却可商榷。
[67] 顾准：《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历史交代(二七，终篇)》，见《顾准自述》，第300、306页。
[68] 顾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见《顾准自述》，第332—333页。
[69] 顾准：《1969年6月26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8页。
[70] 顾准：《1969年7月11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74、275页。
[71] 顾准：《1969年7月10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73页。
[72] 顾准：《1970年元旦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80、279页。
[73] 顾准：《1971年4月15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75页。
[74] 顾准：《1970年3月16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92页。
[75] 顾准：《1970年6月11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08页。
[76] 顾准：《1970年8月6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14、315页。
[77] 顾准：《1971年2月21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59页。
[78] 顾准：《1971年3月25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64页。
[79] 顾准：《1971年3月29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65页。
[80] 以上数据据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出版。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73—275页。
[81] 据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史云、李丹慧：《难以为继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第274—275页。
[82] 顾准：《1971年2月21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62页。
[83] 顾准：《1971年6月20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90页。
[84] 顾准：《1971年5月23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85、386页。
[85] 顾准：《1971年4月2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77页。
[86] 顾准：《1971年5月16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80页。
[87] 顾准：《1971年6月20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91页。
[88] 参看林贤治：《两个顾准》，见《顾准寻思录》，第249—250页。
[89] 见顾准：《1960年7月2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186、187页。参看钱理群：《1956—1980年间顾准的思考》，见《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375页。
[90] 顾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见《顾准自述》，第327、339页。
[91] 顾准：《1970年1月2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84页。
[92] 顾准：《现代国家建成以后，发展的不同方向》，见《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93] 顾准：《现代国家建成以后，发展的不同方向》，见《顾准笔记》，第313页。
[94] 顾准：《国家机器的完备化，争夺统治权就是争夺国家机器》，见《顾准笔记》，第624、625页。
[95] 顾准：《历史讨论》，见《顾准笔记》，第4页。
[96] 顾准：《1970年1 月2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84、285页。
[97] 顾准：《1971年8月2 日日记：“十年来的苏联经济”》，见《顾准日记》，第402、403页。
[98] 顾准在1974年所写《民主与“终极目的”》里，还特意谈到“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见《顾准文集》，第273—274页。
[99] 顾准：《1960年3 月2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1、262页。
[100] 顾准：《1956年3月29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67页。
[101] 顾准：《1959年7月2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186、187页。
[102] 有研究者指出，应该区别“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与社会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基础结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顾准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主张民主政制，另一方面又坚持消灭私有制。见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上)，载《领导者》总61期，第141页。在世界观上，顾准一直坚持民主个人主义，但在文革期间，也有“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之说。见顾准：《读〈天演论〉》，见《顾准日记》，第390页。在1970年日记里，还谈到经济发展中应培养“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见《顾准日记》，第322页。
[103] 顾准：《1970年4月2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31页。
[104] 顾准：《1970年4月2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30页。
[105] 顾准：《1970年元旦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82页。
[106] 顾准：《1970年6月23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94、395页。
[107] 顾准：《1971年6月20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91页。
[108] 顾准：《1971年2 月21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59页。
[109]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见《顾准文集》，第28、33、44、45页。
[110]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上)》，载《领导者》总第61期，第128、129、133、134页。
[111] 顾准：《物化，异化：“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是根本错误的；资本只能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见《顾准笔记》，第578、579页。
[112] 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下)第11章第3节：《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第140—143页。
[113] 顾准：《1956年4月29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85—86页。
[114] 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见《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31页。
[115] 顾准：《1971年5月24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05页。
[116] 顾准：《1971年4月11日日记：“蜡山芳郎论70年代的国际斗争与日本问题”》，见《顾准日记》，第301页。
[117] 顾准：《1971年4月11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04页。
[118] 顾准：《1971年6月8 日日记：“国际形势的新动向”》，见《顾准日记》，第341、342页。
[119] 顾准：《1971年4月22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29页。
[120] 顾准：《1971年3月29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65页。
[121]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4页。
[122] 顾准：《1960年3月2日日记》、《1959年7月19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1—262、186页。
[123] 顾准：《1971年9月2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410页。
[124] 顾准：《1971年7月17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400页。
[125] 顾准：《1971年6月20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391页。
[126] 陈敏之：《〈顾准文集〉序》，见《顾准文集》，第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7] 陈敏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Viii页。
[128] 陈敏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X页。
[129] 见顾准：《北京日记》(1972—1974)，见《顾准日记》，第411—439页。
[130]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68页。
[131]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6—27页。
[132]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i页。
[133]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上)》，载《领导者》总第61期，第145页。
[134]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V页。
[135] 钱竞：《争论使人想起顾准》，见《顾准寻思录》，第80页。
[136]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5页。
[137]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2页。
[138]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4页。
[139] 顾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61页。
[140] 顾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76页。
[141] 顾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74、75页。
[142] 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45页。
[143] 顾准：《〈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63、64页。
[144]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页。
[145]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页。
[146] 顾准：《论孔子》，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1、142页。
[147] 顾准：《评韩非》，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9、147页。
[148] 顾准：《评韩非》，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7页。
[149] 顾准：《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36、132页。
[150] 顾准：《老子的“道”及其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30页。
[151] 顾准：《论孔子》，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5、146页。
[152] 参看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载《领导者》总62期，第149页。
[153] 顾准：《论孔子》，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6页。
[154] 顾准：《1959年3月8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120页。参看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见《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42—344页。
[155]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1、162—163页。
[156]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6页。
[157]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7、161页。
[158] 刘智峰：《探求历史的真实》，转引自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载《领导者》总第62期，第149页。
[159]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0页。
[160]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8页。
[161]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4页。
[162]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6—177页。
[163]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2页。
[164]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0、172、171、173页。
[165]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3页。
[166]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6、167页。
[167]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多少经验主义》，第111、110页。
[168] 顾准：《1959年2 月23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102、101页。
[169] 顾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5、106页。
[170]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载《领导者》总第62期，第135页。
[171] 顾准：《1959年7月3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12页。参看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见《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39—341页。
[172] 顾准：《直接民主与“终极目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3—374页。
[173]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10页。
[174]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8—109页。
[175]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8页。
[176] 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见《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37页。
[177] 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见《顾准寻思录》，第62页。
[178]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74页。
[179]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54、360页。
[180]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0页。
[181]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1页。
[182]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5、367页。
[183]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7、368页。
[184]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9页。
[185]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2页。
[186]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9页。
[187]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7、109页。
[188]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7、109—110页。
[189]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8页。
[190] 顾准：《1960年3月2 日日记》，见《顾准日记》，第261页。
[191]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0页。
[192] 以上讨论引文见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8、361、363、369、360、358、365页。
[193] 陈子明：《六十年来大陆宪政民主运动》，见陈子明主编：《中国宪政运动史》(下)，香港世界华文出版机构2014年版，第859页。
[194]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4页。
[195]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5页。
[196]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顾准文集》，第362—363、368、363—364页。
[197] 顾准：《科学与民主》，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9页。
[198]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7页。
[199]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9页。
[200]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0、374页。
[201]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4页。
[202]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5页。
[203]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0、375页。
[204]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3、164、165、166页。
[205] 顾准：“事实上‘撷取了黑格尔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确实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2页。
[206]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载《领导者》总62期，第148—149页。
[207] 顾准：《民主和“终极目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2、375页。
[208]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0页。
[209]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8页。
[210]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8页。
[211]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9、31、29—30页。
[212]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0、31页。
[213]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7页。
[214] 关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名的确定过程，参看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载《领导者》总61期，第144—145页。
[215]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4、155页。
[216]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5页。
[217]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1页。
[218]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4、155页。
[219]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4—175、177、178、179页。
[220]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第370、375页。
[221]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23—24页。
[222]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v页。
[223]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iv、v页。
[224] 参看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见《顾准寻思录》，第60页。
[225] 参见耿立：《〈顾准日记〉良知未泯的记录》，载《同舟共进》月刊，2008年第9期。
[226]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298页。
[227] 顾准：《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228] 顾准著：《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229] 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6页。
[230] 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 》，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231] 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232] 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33] 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234] 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17页。
[235] 〔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8页。
[236] 转引自〔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237] 〔英〕哈耶克：《工程师和计划者》，见〔英〕哈耶克、〔美〕诺齐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38]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239]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
[240]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41] 〔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24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37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0、144—148页。
[243] 《关于海上文明》，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244] 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44—645页。
[245] 参见《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246] 参见《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247] 《希腊城邦制度》，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页。
[248] 《希腊城邦制度》，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249] 《希腊城邦制度》，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604页。
[250]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251]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252]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253]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254]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335页。
[255] 《希腊城邦制度》，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04—605页。
[256] Hayek，F. A.，1988，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译本，哈耶克《不幸的观念》，刘戟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57] 顾准：《漫谈民主》，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258]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259]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王元化“序”，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260] 转引自董彦：《顾准拆骨为烛的先觉者》，载《中国报道》，2009年第11期。
[261]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读〈顾准文集〉并纪念顾准八十冥寿》，载《改革》，1995年第5期。
[262] 《科学与民主》，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263] 《科学与民主》，见《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
[264]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265]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7、405、330页。
[266]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05—406页。
[267]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56—258页。
[268]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7月15日。
[269] 1995年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顾准文集》研讨会发言实录。
[270]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载《改革》，1995年第5期。
[271] 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李氏：《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85—386页。
[272]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63—364页。
[273]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72页。
[274] 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谈顾准思想手记》，见《风声、雨声、读书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9月版，第307页。
[275]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73—375页。
[276]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1—272页。
[277]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278]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279]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4页。
[280]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8页。
[281]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3、344页。
[282] 参见陈乐民：《不见人间宠辱惊》，见氏著：《学海岸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283]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68—369页。
[284]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页。
[285]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44—345页。
[286]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302页。
[287] 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3页。
[288]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4页。
[289]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21—322页。
[290]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9—320页。
[291]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8页。
[292]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2页。
[293]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02页。
[294]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06页。
[295]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07页顾准的自注。
[296]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09页。
[297]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3页。
[298]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7—308页。
[299]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8页。
[300]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443页。
[301]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443—444页。
[302]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辩证法与神学》，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460页。
[303] 2013年3月中旬，率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赴京拍摄《顾准》纪录片时，采访徐方记录。
[304] 徐方：《两代人的良师益友》，载《博览群书》，1999年第2期。
[305]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06页。
[306] 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04页。蹊跷的是，现存5种版本的《顾准文集》，都不见这段话，不知是无意遗漏还是特意删去，待考。
[307]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4页。
[308]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7—18页。
[309]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8—19页。
[310] 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0—115页。
[311] 《朱学勤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1页。
[312] 引自彭淑、苏希杰、张嘉衍：《父与子 两代人的家国》，载《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7期。
[313]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88—89页。
[314] 罗银胜：《才情人生乔冠华》，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26—227页。
[315]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91页。
[316]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94—95页。
[317]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73页。
[318]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74页。
[319]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08—110页。
[320] 原文载中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附录二，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49—808页。
[321] 本书此处主要参考了李忠杰等：《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199—201页。
[322] 《顾准自述》手稿，第281—283页。
[323]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65页。
[324]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67页。
[325]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67—70页。
[326]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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