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二 追思与探索 再思顾准——纪念顾准诞辰一百周年
周瑞金先生与本书编者
罗银胜(1962—)，资深传记作家、著名学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曾任职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从事顾准研究逾30年，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珍藏增订本]和《顾准再思录》。同时，涉足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创作，著有《杨绛传》、《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和《贾樟柯传》等。
作为我国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理论研究、会计审计研究、税务理论研究、中外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顾准先生在建国以后，长期身处逆境，“三反”中被错误撤去上海市首任财政局局长之职，后来又两次错划为“右派”分子。但他不顾横逆，究竟探索，充满睿知，孜孜矻矻，不懈追求，一心为国。顾准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在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时，他发文呼吁中国应进行市场化改革；他虽两次被错划“右派”，但仍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的“神武景气”。他从经济学破壁而出，研究古希腊罗马史、中国历史、诸子百家、中世纪、法国大革命，力图从更高的学术视点反思中国，呼唤改革。顾准禀赋聪颖，好学深思；他学养深邃，视野宽广；他的学问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顾准的学说给予孙冶方、王元化、吴敬琏等不少启迪。他的著作是凝聚着著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顾准对真理不懈追求的那种“普罗米修斯”精神，令世人敬仰；顾准是点燃自己拆下肋骨，照破黑暗之人，并为世人所仰慕!
一
1972年，顾准从“五七”干校回京后，不顾身染重病，拟订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首先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这部笔记。在此期间(1973—1974)，他应在沪的弟弟陈敏之的要求，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广泛问题通信讨论。这些信件，后来被陈敏之精心保存下来，并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于1986年先在香港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编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就是这些书信，引来无数读者包括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由衷的敬佩。
陈敏之在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这本集子是作者(按：指顾准)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自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单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我是‘五一’(1973)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陈敏之接着还说：“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语)，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作这些笔记的主旨。”
因为这是一份笔记或称通信集，既然可以结集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陈敏之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最后选定的。在此之前，陈敏之曾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后》为书名，经征求王元化同志，他也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他认为，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书名实际上也概括了顾准一生思想的演变过程。正如陈敏之所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体现了本书各篇蕴含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认为：大体也体现了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作者一生走过来的路。其实，也不光是一个人是如此。”如同顾准所言，所有和他同时代的人，都经过了“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的洗礼，并经历了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遍地皆诗写不赢”的那种突飞猛进式的革命浪漫主义以及号称“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所不同的是，顾准认为：“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所谓“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建设道路如何走的问题。因而，对此顾准早在近30年前，就提醒我们：“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265]
为了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顾准从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论述，他在《一切判断都得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一文中指出：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
而且，历史的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
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266]
在顾准看来，为了革命，为了打破旧世界，必须有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因此，顾准昭示人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演变，他说过：“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自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在这篇《僭主政治与民主》中，顾准更进一步深刻而尖锐地认为：“马克思当然不满意雅典存在着奴隶这件事，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全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这是不待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实现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顾准接着指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覆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 》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267]话说得可能有点尖利，但是的确是事实。
顾准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不会以忧国忧民之心，以其胆识、智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向彻底经验主义转变过来。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强调的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都是在充实和丰富马克思的理论。
早在1989年，王元化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后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
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本书的特色。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卓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综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顾准的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曙光说得好：“读文集比读专著好，文集是作者思想精华的荟萃，专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被兑了白水，像被稀释的醇酒。”他对顾准著作非常推崇，“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一个高瞻远瞩的瞭望者姿态，在20年前讲出了我们现在有些人未必理解或接受的东西。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问题在今天看来，现实意义仍然很大”。[268]
的确，顾准的这本书文字凝炼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文化部前部长王蒙原先对顾准并不熟悉，他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颇有感触。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算不上学术界的行家，不懂一些规矩。我的特点是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都要说。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用鲜血和眼泪经历过的事情，不是学问本身。我原本也不知道顾准，是看到《读书》杂志和王元化写的文章才知道的。《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地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是入迷。我觉得人生，特别是知识界永远有这么一个矛盾，有这么一个悖论，台湾人叫“吊诡”：一方面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如作者的弟弟写序时所说从诗到散文，诗是浪漫的，是绝对的，是终极的；另一方面是经验、是行为、是实践、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和痛苦的过程。顾准个人本身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英雄、一个志士、一个烈士。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举起肋骨，点燃光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有个绝对东西，但他非常讨厌并深受绝对造神运动之苦。他身上有绝对东西，这就是追求真理，尽管他说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真实的，谁也不能够垄断。但他仍需为真理，为自己已经认识的真理去追求。……耐人深思的是，顾准那种对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执着，一个人对造神和终极目标的抵抗，也可以作出、表现出气壮山河的境地，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经验，就是一个提倡相对的、经验的悲壮执着。[269]
著名学者李慎之读了《顾准文集》，称顾准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指出：“《顾准文集》中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在1973—1974年间他给他的胞弟陈敏之以通信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真要感谢敏之先生，使顾准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还能有一个对话者，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多万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因为不是专著，这些文章当然就少了一点论证的系统性与严密性；然而也唯其如此，题材就比较广泛，写法也比较活泼。大家都知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体验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读这些笔记，这种感觉特别鲜明亲切。”“顾准在这些笔记中涉及的问题真是十分广泛，不但有他专门下了功夫的希腊文明，还有把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有日耳曼骑士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这是我敢于肯定的。”“《顾准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与神学》最明显地透露了顾准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不妨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话：他‘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正因为如此，在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只有顾准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来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批评。而也只有顾准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斯’。也只有顾准看到‘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些观念)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是不可少的’。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慧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槃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270]李慎之对这一为人类理想奋斗到底的顾准，充满敬意，其实顾准所论证的最好参照系不就是已经过去了的十年“文革”吗？
李锐在王元化推荐给他《顾准文集》后，竟夜连读，发出感叹：“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他说：
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后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恩全集》等书了。我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发生一些怀疑，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80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很谈得来，他50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于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着眼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运多舛”，等等根本问题，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只是对自己负责的，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呵，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的知识面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掘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甘赴大刑的崇高精神。[271]
人们对顾准这位独立不倚地在暗夜里追求真理并且取得了相当成就的思想先驱，表达了极大的敬意。他们认为，顾准不仅取得了骄人的理论成果，而且他的求真之道(即他所谓“笨工夫”)也是值得推崇的，这就不是光凭聪明和敏感就可以实现的。
二
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内容精采，要言不烦，涉及面广，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尝鼎一脔。全书的核心实际上是“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胜利后怎样真正实现理想的目标。顾准以其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宽广的视野，摆脱了时代的桎梏，而他拥有的真诚的现实关怀，则具有了思考究竟的意志以及与思想禁锢抗争的巨大勇气。顾准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战士，面对革命胜利后种种酷烈而迷茫的现实，他所关注的最终问题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之路应当怎样走，用现在的语言说，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顾准在1973年4月20日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的笔记中写道：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样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
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272]
顾准的出路提出来了，关键是是否可行？顾准还发现：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的这些问题：1. 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2. 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3. 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273]
真是字字重千钧，这些问题的提出，没有一定的胆识和勇气，是不可能的，而顾准却做到了，这就是他苦苦思索的焦点。问题还不仅在这里，顾准之“娜拉”，绝非易卜生戏剧之“娜拉”，它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内涵：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
顾准的思考并没有到此停步，正如朱学勤指出的：“他总结近代西方两股潮流，产生两种风格各异的政治传统；一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后者有浓厚的英雄崇拜，鄙视前者的‘议会清谈’、‘没有领袖’、‘庸人气息十足’。顾准的这一总结，与美国学者E.希尔斯1981年《论传统》一书的类似总结十分吻合。希尔斯几乎是穷一生之精力，占据大量原始文献爬梳整理出来的两条脉络，顾准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即已道破，而且提前了整整七年。”[274]
顾准的真知卓见，表现在他的关注和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他始终紧扣“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问题之结”，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都集结于此。中国的现状，还没有达到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可以由若干专门家处理事情的地步。顾准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革命队伍中人，他所参与的那场革命解决了“娜拉出走”，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但紧接着出现了当初的革命目标是达到了、近了还是远了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面对在现实中起支配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是革命传统，而不是其他……顾准是革命传统中人，他从传统出不困于传统，他珍视自己的理想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思考直追马克思的最初设想，而且进入马克思所处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再溯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还旁及中国传统和近现代西方哲学，这比仅仅致力于输入外来学理或皓首穷经于中国传统典籍，确实要高明得多。顾准的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贯穿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整个过程。
顾准下述几段话，对我们理解他如何深入探索，如何洞察一切、不拘陈见，确有帮助：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纷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1000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从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275]
屈原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掩卷沉思，我们当能体会到顾准当年忍辱负重、不计成败，经历了多么崎岖坎坷的心路历程。王元化一语道明：“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这种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
顾准思考问题是极为广泛的，在晚年短短的时间里，他还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代表作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共分四个部分。这本来是一篇谈《资本论·原始积累篇》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其实这些原著，顾准早就读过，这次重读，他又有心得：“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 burgher，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 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276]顾准刨底寻根，从资产阶级的渊源开始，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发展起来的，从而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他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必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式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277]
尖锐的问题需要回答，顾准指出：“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由，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200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5000万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地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278]
而差不多一个半多世纪来，中国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即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顾准在1973年6月11日写道：“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279]顾准的这个直截了当的论断，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特点认识的必然结论。
因而，顾准大胆提出，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280]。而在中国，之所以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被长期统治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
在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就在“评法批儒”的一片喧嚣中，顾准以冷静的解剖刀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起源于巫与史，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对这一论断，他是赞同的：“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续文武周公的道德，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的，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又说：“所谓文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天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顾准看来，史官文化便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他指明，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虽然“说过分了”，即“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281]顾准这番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的比较后得出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顾准对史官文化的批判和对基督教的剖析，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同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乐民曾撰文附和：所谓“史官文化”也者，其核心是宗法、封建社会的“礼法”，这于今日社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社会之发展，经济固然是基础；而如果作为上层建筑的“礼法”、“道德”之类依然支配着社会，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是一条人们烂熟于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以，换言之，如果旧制度的法权不变，依然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纵使经济上有发展，也无由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旧说这本已有之的“萌芽”是被外国侵略者扼杀的，其结果倒是开脱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责任。顾准懂得历史，更有“文革”的切身体验，因而对所谓“史官文化”之窒息思想和妨碍进步，感触特深…… 顾准是做财经工作出身的，却得出不能以经济因素单打一地决定社会进步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有参考意义吧。[282]
科学与民主，也是顾准这一笔记的重要内容，所谓顾准精神，可谓“科学精神”之同义词。顾准认为，要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营造民主的氛围，必然与当时的氛围形成冲突，他指出：
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283]
顾准以严肃科学的态度，维护了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并以“为人类服务”的伟大思想，发出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所相违的正义之声。在顾准看来，民主是手段，进步是目的。他指出，为了确立民主与科学，必须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权威主义，他强调：“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心中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284]
概括地说，顾准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认识论：它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人类改造世界的方法同样也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这样，什么终极原因和终极目标以及根本方法也就不存在；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第一原因，没有上帝，同样也就不会有天国的降临，有的只是人对世界的认识的不断的无止境的“进步”，只是人对人的自身处境的不断的无止境的“改善”。顾准把这种科学精神也称为哲学上多元主义，它其实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它是与绝对权威主义相对立的。顾准认为正是这科学精神，才促使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进而促进了人类进步。进步，不正是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目的？这样，要确保人类进步就必须确保科学精神，而要确保科学精神则要实现“完全的民主”。因而，顾准说，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维护科学精神的民主才是实现进步必须采用的方法。
顾准才智过人、胆识超群，大义凛然地指明——“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285]这些话发聋振聩，洵为至理。
顾准强调要把民主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根本上折射出顾准对人类进步的信仰，同时也是基于他对“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实践的反思。
在顾准看来，“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最终落在“集中”上，是由谁来集中呢？显然是“掌权者”在进行“集中起来”的事。权威主义专制主义正来自于这“集中”之中。对此，顾准有精辟的论述：“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结，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286]正是为了防范“民主集中制”，顾准坚持在“科学与民主”中只有把“科学精神”作为前提，而不是把“民主”作为前提。“把民主作为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因为科学精神是多元主义的，它拒绝绝对真理。这样，以科学精神为前提，于是“我们”就会对“你”的集中、归纳的正确性、神圣性提出质疑。“我们”才会反对“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
同时，顾准主张的“完全的民主”，与“文革”时期的“极左”的“大民主”是两回事。其实，对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探究，由来已久，他欲从历史积淀中，掘出现实病症之源。
早在1956年，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便反思，19世纪末洋务运动以来的革命家过于思想内容“单纯”，又不“珍重遗产”；思维方式粗率而激进；行为模式则习惯以“乱到极点”来追求冲击力。为此他要求：“认真来一个百家争鸣，是可以补过去启蒙运动单纯之不足的。”[287]因此，顾准绝不愿简单化看待使他坠入苦海的那一幕幕历史悲剧。他深感，共和国正与他一样支付着惨重代价。共和国的现代化步履蹇涩，原因何在？
顾准率先在理论高度，说破了“文革”内核深藏的“极左”症结。与直接民主、高调民主论调有关。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为“文革”的顺利发动与长期持续提供了条件。而在顾准眼里，“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288]，他深刻剖析了直接民主在专权控制下的变通形式。
长期浸润于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顾准，心中游刃有余，他钟情于间接民主：“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发展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289]顾准据此举了中国现实的例子：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你别看清谈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不过，不进口不行。[290]
顾准的思维汪洋恣肆，又不失理性，为中国今后如何彻底避免“文革”浩劫重演，实施可操作的民主(间接民主)与法治，在理论上指明了道路。这是他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其意义不在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阐述之下。
“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生长出来。”[291]这样的点悟，只有顾准做到了!
顾准在生命的最艰难时刻，曾多次向友人袒露心迹：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顾准以人为本，高瞻远瞩，首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渗论，将经验主义哲学旧瓶装新酒，为中国改革所做的一系列创新设想；充分重视中国国情，在思想构筑中率先提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有多元样式，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做的极具启发性的前瞻思考，无疑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
读顾准的书，人们的内心深处总能被他的许多石破天惊的见解所激荡，难怪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智慧、他的深刻、他的博大、他的尖锐、他的一针见血。《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关于东西文明的对照分析，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防止当权者发展成为皇帝及其他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另外关于斯巴达精神就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和伪善；关于中国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等等，顾准好多这样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更敬佩顾准的精神，更崇尚顾准的人格力量。
顾准主张哲学上的多元理念，他是反对集中的目的。那么用他自己的主观来观察他的理论也应该这样。就是他的许多见解，再深刻也是一元。他的思想上的理论是完全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有好多不同意见，他只是一元。如果说把顾准作为一种集中性，那就歪曲糟蹋了顾准学说，他只是一元，完全可以议论。但最可贵的是顾准精神。那么我就想什么是顾准精神？我们认为顾准精神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就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积淀的那种人文精神的精华，也是中国“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是核心。顾准精神体现在爱真理胜于他的生命，他为真理而置生死于度外，置荣辱于度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这就是顾准精神，他的一生经历就是这样。
四
顾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秉承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既不愿盲从于任何教条，也不依附于任何流派，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探索。在顾准身上，具有悲天悯人的大境界，他所从事的“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292]。
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精神，顾准用其毕生精力来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深刻的剖析，而不是仅仅粉饰它，论证它的合理性。即使受到挫折乃至打击，顾准仍然无怨无悔——有一次张纯音问顾准：“你年轻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参加革命，结果革命倒是成功了，却一步步走向‘文革’，把国家祸害成这样，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我的眼睛永远向前看。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总结以往走过的弯路，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顾准自幼即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5岁时他在其小姑母的私塾读了两年书，他的小姑母曾在清心女中上过学。清心女中，初名清心女塾，它的前身是186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和夫人在沪创办的“清心书院”。1918年定名为“清心女子中学”成为沪上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顾准成年后曾任教于三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之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
顾准并非出身基督教家庭，也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在文章中曾声称：“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须乞灵于上帝。”然而只要你仔细阅读顾准的著作，便会留下强烈的印象，这就是他对基督教独特而深邃的理解。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轨迹都没有离开过对人道，对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追索和探寻，而这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所在。
从顾准的著作涉及基督教文化的地方很多，诸如：
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它怎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呢？
原因在于，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293]
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29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方懂得这并不奇怪。[295]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296]
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会大部分保存下来了。13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使被基督教神学掩盖掉的那部分，欢乐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具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观。[297]
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298]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是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须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299]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生、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300]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而且，历史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301]
要反对不可知论是另有原因的——是唯理主义者的一种哲学原因。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302]
在顾准的著作中，有一篇专门研究基督教文化的文章，即《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里面的《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此外，顾准文字中提到基督教及其教义不在少数，从这些引文中可以大致看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立场，从中追寻其思维轨迹。
顾准还曾经利用《圣经》为自己争取到了读书的权利——
1968年8月，被监督的顾准虽然行动受到限制，但他仍然手不释卷。一天，他正埋头看一本书，监管人员走了过来，看了他读的那本书后，立即训斥开了：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原来顾准看的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即《圣经》，后来徐方告诉著者，这部《新约全书》是顾准1961年2月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淘到的，后来他把它送给了徐方，留作纪念)[303]。
过了几天，顾准又拿了一本书读着，那位监管人员连忙走了过来。见顾准看的是一本列宁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下他放心了。顾准对那人说：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见他回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一个人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监管人员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顾准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的；“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故而他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遵循这一原则，顾准对过去所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的人一律宽容。
对此，张纯音在与他的交往中曾有争论。张纯音认为这一原则不足取，她认为《圣经》中的某些话，如：“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交给他打(大意)”完全是一种奴隶主义哲学，因而张纯音对顾准说：“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顾准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他们的讨论，张纯音的女儿徐方感到非常有兴趣，事隔多年，她仍记忆犹新。她还记得，顾准最后借给她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建议她读一读。这本书在顾准去世时作为纪念品留给了徐方，至今一直珍藏着。
徐方说：“那时我19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304]在徐方眼里，顾准在生活上非常简朴，不修边幅。在干校时，他总戴着一顶旧呢帽干活，久而久之帽沿开线了，从一边耷拉下来，他也不缝。后来顾准嫌那帽沿累赘，索性把它扯了下来，变成一顶无沿帽。从干校回来后，他还戴着这顶帽子，一直到去世。
顾准生活的年代，信仰不可能自由，是一个宗教受到禁锢的年代，人们谈论宗教信仰“噤若寒蝉”。为了“历史的探索”、“知识的探索”和“宗教的探索”，他不惜冒险以戴罪之身四处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仔细研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顾准忍着病痛，研究乔治·卡特林论述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主要著作。顾准自乔治·卡特林1939年出版的《政治哲学家史话》，选译了万余字的《基督教》。据他的日记记载：“Catlin(卡特林)，译基督教一段”(1974年5月30日)[305]。同年8月31日，顾准在写给弟弟陈敏之信中提到，“关于基督教你现在发生了兴趣，你来的时候，我可以提供你一点资料，有一份万把字的翻译稿，这是我最近读书为求理解翻译出来的，读后可以讨论讨论。还可以介绍两本书目你设法去借。此外你最好找一本《圣经》，若你实在找不到，我可以帮你弄到一本《新约》”[306]。这份翻译稿即顾准翻译的《基督教》，陈敏之后来介绍说：“原稿是五哥去世后从给吴敬琏同志的《希腊城邦制度》中找到还给我的。1974年9月我去北京与五哥晤面，没有如约讨论基督教的问题，以后自然再也不能进行这种讨论了。”
所有这些，有人认为，这可能与顾准受到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有关。这其实也是顾准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顾准的遗著和思想，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在思想界，顾准研究将成为一门久经不衰的“显学”。
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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