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二 追思与探索 中国的哈耶克：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与比较
马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方向是中外经济思想与比较。先后承担的主要学术项目有：《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1997)、《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海市教委基金项目，1998)、《清代晋商和徽商经营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985工程项目)、《经济学认识论研究》(复旦大学金惠项目)和《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思想史发展逻辑的专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十余部。
摘要：顾准是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的市场经济思想对中国20世纪中后期的改革开放在思想上产生有重要的影响。比较分析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及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对于总结20世纪中后期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的变迁以及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海外人士问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在20世纪60与70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像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家？ 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提问，李慎之先生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225]顾准为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挽回了声誉!顾准(1915—1974)与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1899—1992)同属20世纪东西方两位著名经济思想家，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与理论的批判者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坚定维护者，但二人又由于所处制度背景有异，导致了其命运遭遇的迥然不同。追忆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及与奥地利学派进行比较，对反思20世纪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思想的变迁以及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依照传统经典作家的看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生产资料将为社会所公有，商品生产将被废除。这就是说，那时社会将有计划进行生产，社会的生产品将直接用为再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不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226]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的交换也将被废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将不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动券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商品生产因已不存在，价值规律也就不再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斯大林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看法，引导苏联走上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
顾准是在新中国引进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后最早对之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顾准敏锐地发现，这个体制缺乏科学性，阻塞了商品经济的血脉，不利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他先是在1956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问题实在还多着呢!”问题就在于“更少依靠价值规律的作用”。[227]继而公开撰文指出，新中国如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调节生产与流通，实行资料的有效配置，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他发表于《经济研究》1975年第2期上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价值规律》，收入《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就是这一探索的代表作。当时顾准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一学习环境和氛围为他独立思考创造了条件。《价值规律》一文发表的历史背景是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强调并否定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还能发挥作用。斯大林不仅是当年的政治权威还是理论权威，任何对计划经济观点的质疑在这一“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无疑都将承担极大的理论风险，也更需要无所畏惧探索真理的勇气。果然，这一探索成了顾准的一条罪状，造成了他半生的坎坷和厄运。
顾准的探索是从经济核算的必要性与经济核算的方法以及必须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来论证即使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中也同样需要利用商品、价值、货币等经济范畴，也同样需要有市场。顾准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中由于缺少价值规律的作用，其农业、轻工业等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顾准提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苏联废除了市场经济制度所致。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他论证说，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货币也不能被废除，这是因为劳动者及其家属如食品、衣服、居住等种类的消费品需求是通过统计来作为计划生产的根据的，单从具体的消费品的品种、花色而言由于消费兴趣的多样化，人们必然要求自由选购；个人消费诸如住宅的租赁、理发、洗澡、市内交通、外地旅行、旅馆服务等生活服务项目、文化娱乐以及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子女教育费、托儿所费用等要求的满足也必须用货币来支付；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等不仅需要利用货币，还需要信贷系统，当然也需要有利息调节的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还同时要利用货币来实行核算，进行商品生产，因此价值和价格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必须要存在的。他不同意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以彻底消灭价值范畴的说法，认为在实行了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每个生产企业都是一个核算单位，每个生产企业在核算过程中都要确切知道诸如支付的货币工资、其他企业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本企业转移出去的产品的价格等数据，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也必须利用货币来核算产品的价值。他提出如果我们不用货币来进行核算而采用劳动时间来进行核算会面临许多的困难，比如用直接劳动时间计算产品的劳动消耗就必须解决复杂劳动换算成简单劳动的标准，而这样的换算只能在社会平均劳动的计算中采用，并不适用个别企业的核算。总之，顾准提出即使在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经济的条件下，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都是不可行的。至于如何看待经典作家的上述传统观点，顾准坚持从现实经济活动出发，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部现实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去寻找答案，实事求是，而不能从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即使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下面社会仍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利用货币进行核算，社会生产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这一现实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经典作家们由于所处时代条件的局限，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228]。对“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理论，顾准通过分析明确指出在斯大林的理论中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他坚持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理论，提出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的流，那么，无分消费品与生产资料，“全部产品既都必须计价，都有商品‘外壳’，那就都是商品。……至于目前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应该肯定，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229]顾准公开发表上述看法是斯大林被“神话”的时代，张劲夫评论这“一件重要的史实”说：“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相当难得的。”[230]
顾准还讨论了经济计划与市场和价值规律的关系，提出经济计划也必须用经济核算来补足。正因为有了经济核算，经济计划就不能取代市场，更不能消灭商品生产中经济核算。同时，也只有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度，才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度，也就有可能利用价格与工资率来调节劳动者的报酬，同时价格还可对产品的生产与转移起到调节作用。[231]因此，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某类产品生产不足，可以提高价格到它的价值水平之上，以刺激其生产。某类产品生产的数量超过它的正常需要时，可以减低价格到它的价值以下，以扩大它的消费等等。从生产与消费间的关系来说，价格政策可以是使两者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的手段。”[232]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生产，也调节流通。顾准批评那种认为“谁企图用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有悖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我们周围每日每时大量重复的现象，明显的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不相符合。”[233]他指出，马克思其实也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存在，他引证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如下一段言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决定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后指出：“马克思完全可能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但使他得以对资本主义经济作出如此深刻的科学的分析的理论力量，不能不使他达到这样的结论：虽然资本主义是‘在价值上面建立它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只要是‘社会化的生产’，价值规律仍然有它的作用，运用它为劳动人民造福的必要。”[234]
顾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也应当运用价值规律、肯定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实际上已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探索的理论先驱。他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持续进行需要核算、需要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和核算工具推导出国有企业也必须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形式。顾准提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直接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因此就必须严格核算所费劳动与有用效果间的关系。他论证说，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必须以每个生产单位进行核算。有了企业的单独核算制度，就可以使企业间产品的转移有了公共的价值尺度，企业的独立计算盈亏，可推动管理部门寻求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成本的因素而加以利用，这有利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顾准在20世纪50年代便能提出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顾准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持续进行需要核算，需要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和核算工具，推导出国有企业不能不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并且设想了自主程度不等的企业经营形式，并提出了从全社会核算转向“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实际上已提出了企业自主经营的国企改革思想，至少超越了他的时代20余年。
与顾准的思考相似，西方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的理论论战。论战是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米塞斯发表他的原创性文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开始的。米塞斯也提出了一个与顾准十分相似的问题；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能够存在下去，他提出有许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张者忽略了一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价格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价格至关重要，必须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而计划经济体制的要害在于没有价格，因此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因此，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也就根本不可能作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随后，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哈耶克继续米塞斯的上述讨论，在1937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中对计划经济体制缺乏价格调节的弊端也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坚持将价格看作是市场经济中信息在个人之间传播和引导经济活动的重要机制。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精确，在制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并可以据此设计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哈耶克认为这种信念是错误和不现实的。这是因为由于知识的分立，也由于个人甚至国家和机构无法掌握全部信息和知识，因此集中控制经济的制度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哈耶克认为理性在认知上是有限的，而带着“理性的滥用”和“致命的自负”去设计和控制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灾难性的结局、“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仿效成就辉煌的物理学这种嗜好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领域，这样的企图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这是因为：“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235]哈耶克还批判指令经济因为缺乏私有财产无法解决激励问题因而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率的投资决策。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谁是最适合管理资源的人取决于谁能创造最高的利润，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缺乏私有产权的保护、由于排斥了私人的物质利益，人也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这就会出现下列问题：“决策和责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与他们所管理的该财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手里？”[236]哈耶克相信，计划经济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是一项在现代生活的复杂环境下根本无法理性地解决的任务；“一个从事计划的机构，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它们的全部相关细节”[237]。因此，哈耶克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具体的干预，他分析提出干预的结果一定会导致“这个政府便注定会逐步走向中央指令经济。……从而走向本质上属于极权主义的制度”[238]。
米塞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与顾准的分析批判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米塞斯、哈耶克是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反对计划经济的，顾准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弊端、提出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还有一个不同，哈耶克是在西方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社会制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发表其理论观点的，顾准则是在“斯大林模式”制度的大背景下和思想封闭、阴霾弥天、万马齐暗、一切学术活动均被窒息的“极左”思潮盛行的苦难岁月里独立研究并发表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以说，他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思想精神独立的人，“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239]。
二
哈耶克在分析计划经济的弊端时尖锐指出，计划经济必然“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的性质”[240]，并在其《通向奴役之路》中集中讨论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会走向集权专制。哈耶克是一个计划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坚定批判与反对者，他呼吁“需要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以严格的限制”[241]。哈耶克的这一思想在全球获得了热烈的响应，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进程。
顾准也思考过计划经济与专制主义的关系。与哈耶克不同的是，顾准是从他对中西方为何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视角来思考这一问题的。顾准反思：西方为什么近现代会走向民主法制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为什么会从东方的专制主义走向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又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向了“四人帮”专制肆虐的法西斯主义？顾准试图从历史视角的考察来思考、解答这些问题。
顾准的思考是从分析东方特有的“亚细亚”社会形态开始的。关于“亚细亚”社会形态，马克思曾进行过深入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属于“亚细亚”社会的东方(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由于文明进程、生产方式与社会转型方式“特殊”，政治权威与国家机器自古就具有超常的统治力，其经济、文化均受制于政治，私有财产也始终处于软弱地位。虽然也存在土地私人占有，但“国家却是真正的地主”。虽然形成分散的小农经济，政府却是最大的公共工程部门。以集权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享有极大的权力，对臣民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具有“最高”支配权——犹如黑格尔形容的那样是一种“普遍奴隶制”。[242]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形态的论述不利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如普列汉诺夫曾警告布尔什维克全面实行土地国有、并推行使“国家官吏成为一切生产管理者”的政策极可能促使“亚细亚复辟”)，因此斯大林后来否决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形态的论述。顾准指出，被斯大林打成“伪科学”而严禁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亚细亚社会”是马克思多次使用的概念。[243]1938年斯大林以“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原因”为由强制取消了一切“亚细亚”社会的提法，并把沙皇俄国硬性地称之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斯大林在1926年便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以此来论证他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说。[244]顾准是在“斯大林”被“神话”的个人崇拜时代提出对斯大林的质疑的，他提醒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很难避免。“亚细亚”社会历史形态的影响，日后思考并规划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充分注意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这一“特殊性”[245]。顾准分析为什么中国是“亚细亚”的社会形态而不同于西方古典的“奴隶制”说：“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类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246]
顾准在当时“批林批孔”的政治形势下还潜心研究写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顾准提出，东方诸国(包括中国、巴比伦、波斯、埃及、印度等)属于大陆文明，从历史的发展看无一例外地走向专制主义；而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西方，属于海上文明，则一开始就走向了民主主义的发展。从公元前7至前5世纪开始，这个以希腊城邦制度为核心，后来融合了罗马法权和日耳曼骑士精神的希腊文明，虽历经曲折，但仍保持了它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形成了现代的西方文明。[247]希腊城邦制度一个重要特点是实施民主制度，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使得西方走向了法治的社会：“城邦公民集团‘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换句话说，城邦必定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248]顾准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所作的深层次探索，梳理出了东西方古代制度演变的脉络，那就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所强调的法是自治体得以维持和运作的规则，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由君王颁布的律。律是可以由王权任意更改的，因此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只能成为一个专制的国家：“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字’，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249]顾准进一步分析指出在希腊城邦中民主政治是常态，而专权属于僭窃的权利；而在中国历史中专制则是常态，宽松则属于让步政策，是统治者的恩赐。希腊向民主主义发展，中国向专制主义发展。人类发展的两条道路从公元前6、7世纪的文明起源阶段就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了希腊文明的传统，中国则走向了集权专制主义的道路，在当代又进一步演化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顾准试图回答一个引发人们探讨了几十年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发展不出资本主义？”顾准提出：“中国那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250]“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那真是梦呓!”[251]顾准认为中国过去从不缺少商业，却由于是在皇朝专制政体的控制之下，“法”“权”观念的缺失，“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和刑是联系在一起的，法绝不会和权联在一起的”[252]。类似古希腊文明那样的城市自治体绝对不可能产生：“中国从未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永远也不会产生出来这样的政治实体。”[253]与罗马法权传统迥异，中国也没有公民权利的观念，“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层层下推，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254]。仅此一端，资本主义就难以在中国产生，更遑论其他了!
顾准进一步分析了上层建筑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抑制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255]有趣的是，哈耶克也思考这一问题，得出了与顾准几乎相近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多少演进，而只是在同一社会制度的层面上的内卷，即不是演进式地前进，而只是在无休止地内卷、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由于专制体制对商业发展“自发秩序”的压制，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强大的专制体制压抑了自发社会制度的生发与扩展：“中华帝国最为引人瞩目。在那里，当‘国难’再起的时期，当政府的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候，向文明和复杂工业技术的大踏步迈进就会发生，但是，这些反叛行为，或者说，这些脱离常规之举，总是被执迷于刻板保守传统秩序的国家的威能所绞杀。”在哈耶克看来，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总是试图维系那样一种完美的秩序，以至于任何革新都是不可能的”。[256]
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顾准在思想上开始从理想的革命主义向经验主义和民主主义转变。曾经“赞美革命风暴”的顾准，开始反思“娜拉出走以后如何”即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他说他赞美革命风暴是因为革命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道德魅力，然而问题还在于“娜拉出走以后怎样”，革命胜利以后“若不能以经验主义的立场安排现实层面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实行民主法治”就必然会导致古代“亚细亚”社会形态的复制，走向独裁专制：“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 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257]“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258]
三
顾准是我国20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王元化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对顾准有如下评价：“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的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讨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259]诗人邵燕祥这样描绘他：“在当代中国确还有先知先觉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声誉。”[260]李慎之则这样评价顾准：“有人说，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261]在20世纪60、70年代那个“风雨如晦、万马齐暗的日子里”，顾准经历了诸多的苦难，他的思想也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和民主主义。顾准的苦难有多深，他的思想也就被磨砺得有多深。
顾准给我们留下的是苦难之中决不屈服、独立思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相、坚持真理”的精神，《顾准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在不断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262]“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中去。”[263]这也是他多年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要旨。
顾准早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大跃进”时代就不随波逐流、独立思考地提出了他的“市场”经济理论。顾准1957年发表了的《价值规律》一文最早提出即使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为了提高效率货币、商品也不能废除，一定要让市价值规律发挥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顾准把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他因此也成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首倡市场化改革的思想先行者”，在他逝世20年后为他带来了“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吴敬琏语)的美誉。顾准当时却因提出这一理论与当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合而遭受了一系列常人难以忍受的打击，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跃进”正呈蔓延之势，人民公社化运动、吃大锅饭、脱离实际的“浮夸风”等“左倾”错误日渐盛行。“四人帮”主将之一张春桥还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杂志上，荒谬地提出要取消货币，实行供给制。在当时，消灭市场交换的供给制被主流理论和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在这一“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谈价值规律、市场经济无疑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是理论研讨的禁区。我们不妨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针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一次讲话来看顾准当年探索的艰难与不易：“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264]顾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敢为人先，用于探索，不怕被视为异端，不怕牺牲其个人政治命运而首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仅其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理论勇气可嘉，更是一桩惊世骇俗的事情!顾准为此被康生亲自点名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乡下劳动改造，开始了近20年的坎坷岁月。
顾准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是他锲而不舍地为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不停地求索和奋斗所体现出来的对祖国赤胆忠心的大爱。在顾准最后的十年中几乎是在一个又一个厄运辗转中度过的。个人的困厄和民族的灾难引发了顾准不断的反思：充满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之终身奋斗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他开始潜心研究中西方的历史，希望能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的角度来审视近百年来在中国发展的这一切，找到答案。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1973—1974)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里，顾准的论述都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那就是探索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中国今后的发展贡献他的一份心智力量。
研究顾准，会对中国今后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启示？本文欲以2007年5月已经78岁的吴敬琏在新版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回答：“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路凯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从非国有部门入手、由易而难的策略，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寻租环境得以广泛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得以四处蔓延。”吴老充满忧患地写道：“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吴老认为我们的季节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也可能全部走向另一个方向。在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我们研究顾准，就是要继续发扬顾准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对民族和国家的赤胆忠心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向公平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呐喊、探索、抗争!
后记：2002年7月，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将2002年最新出版的《顾准文存》一套四部(《顾准文稿》、《顾准自述》、《顾准笔记》、《顾准日记》)每部都亲笔题字“顾准的人格、思想，必将薪火相传，绵绵不绝。陈敏之二00二年七月一日(五哥八十七岁生日)六弟于上海寓所”后赠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老一辈的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教授，大概是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思想史的缘故吧，张薰华教授又特意将上述《顾准文存》一套四部转赠给我，才使我有机会拜读并领略了顾准思想和人格的伟大以及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影响和重要地位。特撰此文，以志对顾准先生纪念，并向张薰华教授特别致谢!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