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二 追思与探索 顾准的经济思想管窥
高梁(1948— )，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之子，又名顾南九，出生于山东滨州。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现任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总编辑。他编的《顾准文存》四种，包括《顾准文稿》、《顾准日记》、《顾准笔记》、《顾准自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另有著述多种行世。
顾准是新中国初期一代经济学人中的佼佼者，因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而著称，也因坚持独立探索的科学精神而在中国思想界享有盛名。
顾准于1915年出生于上海，1930年代即为会计学界的知名学者。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解放初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担任财政领导工作。1953年调建筑工程部，1955—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
党校学习期间是顾准转向理论研究的开始。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顾准开始对马克思理论的哲学渊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途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
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热潮。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深受苏联影响，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和苏联科学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观点，成为不可质疑的信条。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未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商品货币将被取消，个别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但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仍长期保留商品货币。苏联权威文献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商品货币的基本原因是两种公有制的并存，这是过渡时期的现象；社会主义中“基本经济规律”占有支配地位，价值规律的作用只限于个人消费品领域，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则仅具有“商品形式”。
顾准认为，这些道德规范式的“钦定”规律，是离开再生产理论与价值规律的空东西，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关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对待是最省事的办法，但这恰恰违反了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必须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依据本本。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反复修改，顾准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这是顾准生前公开发表的唯一的经济学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个别劳动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范畴是分配与核算的基础，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充分运用价值规律，直至通过价格波动调节生产分配。
该文对当时被奉为经典的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尖锐的批评。但作者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与价值规律作用的深刻见解、对体制变革方向的准确预见，均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以致今日学界有人认为顾准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18]。为坚持实事求是与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作者也付出了沉重人生代价。
1957年，顾准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同年夏任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组中方副组长期间，因维护中方权益，被划为“右派”(1958)。此后三年下放农村(农场)劳动，亲见因政策错误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坚定了独立研究批评的立场。
1962年，经孙冶方所长力争，顾准调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任研究员。其后两年，在完成所领导交办的“社会主义会计学”研究任务(写成《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问题》两稿，1980年代初出版)的同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价格、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等研究，同时独立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
1964年，学部搞“四清”，上级派驻经济所工作组，矛头直指孙冶方“价值规律论”为核心的“修正主义体系”。顾准也未能幸免，再次被划为“右派”(1965)。
在“文革”高潮中，顾准被作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监管和种种审查，与家人断绝音信。爱人汪璧时任财政部副司长，在“文革”中因顾准的牵连受冲击，1968年自杀身亡。尽管经历种种人生悲剧、面对极“左”意识形态的高压，但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在批斗与监督劳动之余，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进行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与卡片。
在一张读书卡片上，顾准用大字抄录了甘地的一句话：“尽管今天世界的眼睛都是血红的，我们却一定要用宁静而明澈的眼睛来正视这个世界(1942)。”
顾准毕生的研究与奋斗，为的是国家富强。在1967年的一张读书卡片中作者指出：“……中国革命直接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凡在这方面做不出什么来，或者做得不够快的，必定要换班子(读《导言》)。”他在笔记文稿中多处留下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他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经济必将雄飞世界”。
他为自己制定了宏大的研究计划：要从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比较中，研究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建设问题。他认为：任何人一生努力，终不可能穷尽天下事物，所以从有限对象考察所得的结论，要用对人类史的全面考察来补足并加以普遍化，这是个人做不到的。马克思考察的人类历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东方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用自己的历史加以比较分析。
1972年从河南干校回京后，顾准利用一切时间勤奋读书，将自己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但由于积劳成疾，这一宏愿未能实现，所著《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尚未完稿，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974)。
1979年后，顾准的部分遗稿由亲属整理，陆续发表出版，在刚刚脱离“左”教条束缚的思想界，顾准的文章引起极大反响。其学术建树达到国内同时代高峰，已为学界公认；在研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穷究根底、不迷信盲从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亦为广大学人所尊重。流传较广的著作有：
《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出版说明：“当你读完‘希腊城邦制度’以后，将会对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顾准同志虽非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中却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他生前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探索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是1973—1974年中，作者和他的六弟陈敏之的通信集。亲人之间的讨论激发了作者，将多年的思考心得没有拘束地记录下来。内容涉及中西历史、哲学、文化、政治制度比较，对当时盛行的极“左”教条主义的批判等。王元化作序写道：
“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以上两文收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由于时代所限、经济理论素材与数据资料缺乏，顾准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成文的著作较少，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散见于笔记与日记中。在此将顾准主要的经济理论观点，初步整理如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中，顾准指出：
1.经济核算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因素，是商品货币关系的根本原因。
现实经济中，必须使用货币这一公共价值尺度作为基本分配工具(工资、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个经济核算体系。历史证明，实行领物凭证式劳动券的分配方式行不通；由于具体劳动千差万别、生产率不断变动，用“劳动时间”作为分配和核算尺度也行不通。
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商品生产也将继续存在。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不能与私有制的商品交换类比；法律规定和交换形式不能代替内部经济关系的分析；将社会再生产割裂为商品—非商品两部分，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2.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
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不可行，核算单位必需划小。计划要规定全局事项，但不是洞察秋毫的绝对指令性计划。计划要以企业购销活动与消费品市场为补充，劳动报酬要与企业经营挂钩。既要防止市场的盲目作用，又不把企业与个人限制过死。
价值规律调节经济活动的形式有两种：
(1)计划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据以调节生产(提高经济效果)、分配，流通(合理的价格)；
(2)价格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调节生产和流通，作用程度取决于企业“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联系的紧密程度。在最低限度，经济核算仅作为计价工具；最高限度则可由价格自动涨落调节生产，劳动者报酬与企业赢亏紧密联系。
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经济，与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只要经济核算不妨碍社会集中积累基金(积累不被个人掌握)，就不会复活资本主义。
3.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是高度分工的现代大生产，产品的实现须经过一系列过程。产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矛盾，是价值范畴存在的根据，也是发掘经济潜力、提高效率的基本动力。
生产率在不断变动中，个别产品的价格与其价值间的背离不断发生又不断缩小，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本形式。指令性计划可以(在有限条件下)保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但由于“价值总和等于价格总和”，两者长期背离将影响生产与消费。所以在实行指令性计划的生产资料领域，价值规律也同样起着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生产是价值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企业、部门和全社会的经济核算，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亦即社会主义中“价值决定仍然有支配作用”(《资本论》第3卷第7篇)的体现。
《试论》发表后受到尖锐批评，促使顾准对此反复思考，在此后的读书笔记中多次涉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主题：
1.《哥达纲领批判》所述按劳动小时分配的方法，可称为合作社的“工分社会主义”。但如果以劳动券作为分配工具，各合作社的产品必须经过全社会性的中心进行交换和分配，这就预先假定了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单位与经济核算的必要。由于产品千差万别，只要承认消费者选择，一切社会产品并非就是社会承认的产品；取消产品交换、个人劳动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实际上也做不到。
2.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关系。但为处理生产资料问题，也无法消灭“把生产过程视为价值增殖过程”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必须是迅速“成长”的扩大再生产，这就必定采取工资劳动，必须实行经济核算。
3.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形式的设想有两种倾向，一是“公社制”，二是股份公司，但没有对此深入考察；也未见关于全民所有制的讨论。马克思设想由“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市场，那么新社会的经济，必定不是仅靠官僚机构作计划调节的经济。但现实中，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不能不是国家，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列宁主张消灭国家官僚机构，只留下社会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但对物的管理恰巧就是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
马克思所以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关系和价值范畴，是和他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关联的，他的出发点是劳动者对其所创造的产品和劳动资料的异化的消除、工资—雇佣劳动的消除、去除国家这个生长在社会身上的赘疣。这也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但是，工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已成为无法动摇的体系。
二、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南斯拉夫：早熟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铁托—卡德尔实行的公社制，整个搬运了《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遗教，结果是不伦不类。要建设，短时期的宗教热情不可免。缺乏宗教热情，结果形成放荡，在经济基础上未能免此。但南斯拉夫是勇敢的。无论如何，存在这个因素，总是推动着历史前进，最终彻底改造苏联官僚化体制也不可免。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
苏联：经济有发展，但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是笨拙的、悉索献赋以供军备的发展。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积重难返，这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利润原则”可以刺激消费品的增产，然而在中央集权、资源集中分配、军事工业优先的条件下，价格机制无法用于分配资源，利润也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深入动员资源，是由犯法分子和投机家做的，他们起了我们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合法、范围狭隘，而且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顾准日记》，1971)
三、价格问题研究
1964年，经济所就余霖(薛暮桥)关于价格问题的文章(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价格制定基准)组织的研讨会，顾准再次阐明“需求因素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的观点：计划经济可以排除自由竞争，但不能排除价格中的需求因素。即使正确算出了价值(平均劳动消耗)，倘若供应不足的产品生产并不增加，(计划)价格还是无法符合于价值。在容许消费者选择的条件下，一切社会产品并非就是社会承认的产品，价格未必是社会承认的价格；有了消费者选择，价值和价格的经常背离不可免，这对生产的调节是有效的指示器。这样，价格才能不仅用以解决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同时也能用以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关于定价原则，主张采用资金利润率标准，并具体化为资金税制度，这样有助于提高经济核算水平、简化税制。
关于合理调整工农产品比价，理顺工农两大部门关系问题：作者对此花费大量精力，在监督劳动中也念念不忘(终未定稿)。作者认为当时粮食价格偏低，农产品收购只有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才能促及农业增产、提高农村购买力、扩大工业品市场并提高工业发展速度；主张提高粮价，相应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高工资职工的工资则不予调整，借以缩小高低工资差距；建议设定一个过渡期，适当降低投资规模、做好财力准备，经过调价使工农业平衡，有利于加快建设速度。
四、“文革”期间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构想
1.除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足以吸收城市及龄劳动人口后，从农村中吸收愈来愈多的劳动人员，农村的贫困化是不可免的。根本的办法是节省每一文钱建设工业和交通，扩大就业。只有在获得一个有利的起步点后，国内市场的形成、农村劳动力向工业交通的转移、农村所需机械装备的增多、农业增产这一系列因素才能相互促进，从而促进全部工农业生产。
2.20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新技术。新技术减低产品成本和设备投资的价值，使工资水平较低、同时已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够迅速追上先进国家。
1930年代后，先进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农业成本。可以推论，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亚洲国家的前途，只能是工业化——日本是范例。
未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无力参与这样的竞争，因为当代的根本问题已经是技术。国家太小的，参与这个竞争对世界经济所起的作用太小。唯一有资格这样做的是中国。中国经历了戊戌—五四—1930年代，完成了人力资本的过渡工作，为1950年代的大学、科研设计院所和现代化工厂做了准备。虽然水平还不高，已经能够搞出原子弹和若干国际水平的发明了。问题是很好地运用他们的力量，这样的劳动力的供应弹性是无限的。
3.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中国积一百年的斗争，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要雄飞世界。1958—1964年中苏间的戏剧性事变，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进入积极有为的角色的地位。这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
30年内，如果经济顺利发展，工业经济的劳动力将达3亿—4亿人，即城市人口将达8亿—10亿人。耕地与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将达到或超过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兰，然而粮食原料仍将有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进口。
这样，不仅国内粮价，世界粮价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精耕农业的发展及矿产原料的开发。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拥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库图佐夫曾说，让他们(拿破仑大军)吃马肉。我们应该说，让“Detroit”(底特律)变成“Manchester”(曼彻斯特)。
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亚非拉后进国家要打破新殖民主义的限制作用，真正做到经济独立，都要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
五、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
1.西方近代城市及“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是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法权传统的产物。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
近代产业革命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多种历史因素凑合的产物：航海商业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大的武装；商业本位的基本国策；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意识，以及取消国家外贸垄断后私人企业的兴起。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产生的。新型文明和先进生产方式首先在一国发生和兴起，然后传布于世界。
先进国家的发展提高了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它们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1870年代后德日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加澳新广阔无垠的土地，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促使工业一开始就实行高度机械化，激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2.马克思并不企图作出原始公社、奴隶、封建的三分法的铁硬框框。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条件产生出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是中西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
家族主义是农业社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家族主义扩大成诸侯的社稷，征伐兼并，必然走向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它窒息创造，所以不适合17—19世纪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播、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只有肃清专制主义传统，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3.20世纪，面临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鼓励事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同时也带来残酷剥削和穷奢极欲的强烈对比。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
清醒地看到我们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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