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二 追思与探索 逆境中探索的思想家——顾准思想研究
张曙光(1939—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其论著四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第一个问题讲顾准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第二个问题讲顾准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建树；第三个问题讲顾准在逆境探索和苦难中悟道；第四个问题讲如何来评价顾准。
有些问题我讲得很简单，比如顾准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我讲三个问题，一个是顾准的市场调节理论，主要是他1957年的那篇文章。尽管当时讨论问题还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范式、概念和方法，但是，这篇文章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点，他认为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是经济核算下的计划经济，而马克思没有经济核算的概念。第二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的问题，斯大林的解释是因为存在两种所有制，顾准不同意，认为主要是经济核算问题，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消费品是商品。他认为，既然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能把完整的再生产过程割裂开来。既然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是商品，也可以推导全部生产资料都是商品。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既然承认价值、承认价格，价格不仅是调节消费品的生产，而且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调节整个经济。这一点恐怕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突破。所以吴敬琏有一个概括我认为是对的，即顾准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第二，顾准的价格理论。他同时写了一些有关价格，粮价之类的文章。他的价格理论和他的上述思想是一致的。薛暮桥的价格理论实际上是沿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走的，是成本价格理论，或者是供给决定价格的理论，因为马克思的价值论也是供给理论。顾准认为价格不光取决于成本、供给，而且决定于需求。薛暮桥没有看到价格的需求因素，既然价格既与供给有关，也有需求的因素，也就与市场的波动和变化有关。这是他在价格理论上很重要的一点，和这些人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
我着重想讲的是顾准的“糊口经济”和 “饥荒理论”，这是现在研究顾准的人都没有提到的问题，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问题。顾准的“糊口经济”和他的“饥荒理论”没有一个成型的东西，主要是他在《商城日记》里面的记述。我把他的《商城日记》看了好几遍，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和框架。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属于什么样的经济形态，理论界有多种说法，诸如计划经济、战时经济、自然经济、短缺经济、二元经济，等等，这些概念虽然都能描述当时中国经济形态的某些特征，但都不够恰切。有的着力描述中国经济的外在表征，有的侧重于描述中国经济运营的方法，有的界定是通过类比进行描述，有的界定则名实不相符合，有的界定在概念上还有混淆。总之，这些概括都没有揭示出它的结构状态和生产目的，而顾准提出的“糊口经济”，不仅生动具体，惟妙惟肖，而且入木三分，切中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本质和要害。
所谓“糊口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全部经济生产都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当时甚至到1978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农村和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也占70%以上，基本格局的确是几亿人刨食吃的“糊口经济”。其特征有，一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商品率极低；二是存在广泛的稀缺和严重的匮乏，但严格地说，不存在短缺，也不是短缺经济，因为短缺是相对于有货币购买力的需求而言，既然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也就谈不到有货币购买力的需求；三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为唯一目的；四是没有经济剩余，也没有储蓄和积累，充其量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是“糊口经济”？按照顾准的分析，这种经济形态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各省的条件很差，人口稠密，个别年份和个别地区除外，几乎是“无一省不旱，无一省不灾”。于是，对地球开战，“啃山吃水，消尽自然资源，若非灾荒一兵一匪，必是治山治水，慢性饥饿和死亡”(《顾准日记》，第184页，本文以下只注页码)。顾准以商城的实际加以论证，他指出，“商城全县平均，每人不足耕地一亩，还包括北部平原黄泥巴地在内。1929年以前，商城红了，又变白了，死了一批，走了一批，但人口/耕地比例，若有(不)确切数据，目前必低于1927年以前”(第185页)。因此，吃饭问题确是当时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治理中国最大的问题。
针对艾奇逊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1956年—1957年，毛泽东曾经几次谈到过节制生育问题，提出“要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但1958—1974年再也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反而大讲“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从1950年到1960年，人口从5.5亿增加到6.6亿，“糊口经济”也愈演愈烈。顾准以在商城的亲身经历给以确证，“彭铁不过三十，四个孩子。黄渤一家十五口，其中孩子九个，没有超过九岁的”(第185页)。“人口如此，而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可以何详福昨天所引证的商城山区人所自豪的一句话来描摹其典型的糊口经济的方向。如果山区的这家人家，过神仙生活之余，孩子一个一个下来，又无新耕地可辟，必定做樵夫，破坏山林，最后全家沦为贫农”。在这种糊口经济和人口大量繁殖的情况之下，“农村不会有积累，所能积累的只是自然增殖的过剩人口”(第186页)。在这里，顾准不仅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而且揭示了中国当时体制下的人口规律及其与“糊口经济”之间的关系。
面对这种经济现实，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且确立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目标。这样，农业就肩负着三重负担却几乎不能有所得，“(一)支援国家工业化，低价搜尽一切农产品；(二)支援城镇工业建设，商城的机械厂之类也靠在它的身上；(三)完成农业本身商品率提高的改组，水利和猪场建设属于此类”(第210页)。为了做到这一点，顾准认为必须消灭和改变“糊口经济”，将此看作是中国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实现这样的任务和目标，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顾准指出，“1953年以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和消灭过剩人口——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第232页)。为此，毛泽东“建立了一套实现这一办法的体制，经多年经营，已经成功。其结构如下：
甲：公安户籍体制。有此一条，灾区农民，无法流入城市，每天吃菜一顿，也不能再外出逃荒。
乙：人民公社。依然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织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如水利)队伍。
丙：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
所以，在宪法有居住自由这一条规定之后，有逃窜犯的名目”(第184页)。
通过这套体制，政府就能控制生产，控制分配，控制消费，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控制生产和控制分配的办法是“征购”和“核产”，“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标定产量，根据上级的意图做调查”(第183页)，于是就形成了高指标，大征购，甚至把口粮和种籽也拿走。控制生产和分配是为了控制消费，只有控制消费，才能极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而“公共食堂成为粮食消费管理——管得彻底无比的武器”(第149页)。
通过这套体制，就可以把劳动力的价格贬低到无可再低的程度，并阻止城乡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为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迅速进行积累，不仅可以动员七千万人上山搞水利，炼钢铁，而且“大小工业都可以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还有剩余，那么北京的大会堂，商城的戏院就应运而生了”(第196页)。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商城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并总结出饥荒中死亡的规律：病了，肿了，“走”了。缺粮和饿死人从1959年冬就开始了，顾准该年11月1日的日记就记有“农村如此紧张，水库民工回去背米不得，吃一顿菜上工，成为偷萝卜的根源”(第139页)。11月4日的日记有，“前日徐云周儿来，徐家断炊。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各家偷藏一些稻米，均被翻检出去。来时断炊，吃菜而已”。“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足。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第139—140页)。“肿，到处都是肿”。“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肿的很多，病员们说，还有全家肿的”(第173、174页)。接着，到处听到家内死人的消息，“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还有“死人续志：柳学冠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孩子，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特别大，……十五个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不算小了”(第177页)。“徐云周说，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余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字了”(第242页)。同时发生了人相食的骇人事件，“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第183页)。
顾准进一步揭露了一边是饿殍遍野，人相食，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他说，固然劳动队是天堂，“生活水平高于农民是事实，可是在此哀鸿遍野之时，商城生活水平高的人还有的是。蔡璋说，他那儿住着城关公社的党委书记，天天吃肉，天天吃油炸果。接新兵的人在这儿，开各色各样现场会的人在这儿，天天好招待”。“沈(万山，劳改农场的场长。——引者注)公开地吃，鸡、肉常有”(第188—189页)。
为了维持这一套体制的运行，于是大讲和大搞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一边是“为饥饿所苦”，是“对肿的恐怖”，一边说什么“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空话连篇，相互欺骗”(第195页)。
顾准明确指出，“二三年以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强迫劳动，慢性饥饿和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第146—147页)。这是“用说谎、专制、严刑竣法、无限制的斗争来完成历史的使命”。顾准明确表示，“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开战的战役”，在“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够为后人所知”，并坚决主张改弦易辙，代之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式，“这意味着粮价的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第186、187页)。
大家知道，诺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深入研究了贫困、饥饿和饥荒，写下了《饥饿和公共行动》(1989)、《贫困和饥荒》(1981)、《饥饿的政治经济学》(1990)、《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反贫困和反饥荒理论，其中也讨论了中国的饥荒问题。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在分析饥饿现象时，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用来建立对足够数量的食品具有所有权的实质自由”。“我们必须集中注意的是，不是经济体中的粮食总供给，而是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entitlement)：一个人可以建立其所有权并加以支配的商品，在不能对足够数量的粮食建立起他们的权益时，人们就会挨饿”。饥荒甚至会在粮食生产或可供量丝毫没有下降甚至粮食可供量高峰期发生，1974年孟加拉饥荒就是如此，“即使饥荒确实与粮食生产下降相联系(中国1958—1961年的饥荒和爱尔兰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就明显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超越产量的统计数字，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人口丧失了生命，其他人则安然无恙”。“饥荒的防止非常依赖于保障权益的政治安排”，“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政治权利与经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防止饥荒这个特定问题而言，可以通过考察中国1958—1961年的大饥荒来加以说明。即使在最近发生的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重要方面就一直比印度成功得多。例如，中国的平均寿命期望值的增长大大高于印度，而且远在1979年改革之前，就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在达到的高水平(出生时寿命期望值接近70岁)。即便如此，中国在防止饥荒上曾有重大的失败。在中国1958—1961年间的饥荒中，许多人未能幸免。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所谓‘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地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1亿吨的粮食”。
如果把顾准的记述与森的分析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关于饥荒理论的一切要素在顾准那里已经提及，只是未曾展开，不曾成文，而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分析，虽然森也强调了政治民主和实质自由的重要，但顾准的分析则要深刻得多，具体得多。然而，从时间来看，顾准的记述比森的分析提前了整整20年。这的确是相当了不起的。如果顾准能够有森的研究条件，那么，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创造也许不在森之下。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顾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上的建树。主要是概括顾准和陈敏之的学术通信，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里面的内容。我把他这套理论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理论。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五花八门，概括起来就是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两类。根据顾准的说法，民主政体发生于西方国家，立足于希腊的海上文明，专制政体分布于大陆国家，建立于陆上文明，这个大概分歧不太大，而且历史也是这样，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希腊文明都是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的古老文明发展而来的。但是公元前7—前6世纪，恰好是咱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希腊是向民主主义转变，中国是向专制主义转变。
在民主政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二是基督教的历史演变，三是骑士军制和骑士精神。顾准紧紧抓住这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思想。因为时间关系，具体内容我讲不了了。希腊城邦制度就是希腊的民主制度，基督教既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它是中世纪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也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基督教会也成为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希腊罗马的文明能够传下来，恐怕是同基督教有很大关系。至于说骑士军制这套东西，我们看顾准有一篇文章讲马镫的发明，就是马镫一个很小的发明，确实改变了军事战争的性质。那些骑士当时在西欧社会里面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骑士不仅因“授土”而“效忠”，而且受封者和授封者都必须信守契约，也就是说，“除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需索，骑士可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他们之间是一个契约关系，不是血缘的关系，民主政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
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这也是顾准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民主不是讲的，而是要实施的，要实施就要建立一套民主政治，就要解决民主的运作和方式方法问题。顾准认为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步是罗马传承，第二步是等级君主制的出现，第三步是议会的产生，第四步是权力分离和政党政治，这个也不用仔细讲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直接民主是复古，是复罗马的古，复希腊的古。大家知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面批判议会清谈馆，推崇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民主，而且把当时巴黎公社的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图景来推荐的，他给出的法兰西政治体制包括，一个是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第二个是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第三，打破拿破仑皇朝建立的官僚体制，恢复雅典时代的没有行政机构的做法。第四，取消常备军，实行不领军饷，轮流义务兵役制。顾准指出这是复共和罗马之古，即复直接民主之古。列宁相信直接民主并且亲自加以实施，结果是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变成一切权力属于党，后变成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这是历史的现实，也是极大的讽刺。毛泽东也信奉直接民主，并且加以推行，“文化大革命”就是直接民主的典型，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人民生存权利失去了起码的保证。所以，我认为顾准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他说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一句空话，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所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为皇帝及其皇庭，就是政治权力不是独占的，而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他明确指出，政治是一个专门的行业，政治家也是一个混饭吃的营生，是一个专业，不是什么特权。
他的政治哲学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异化批判。关于怎么看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顾准的说法也与马克思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一套法律体系，英国之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资本主义，是建立了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统一王国，并以保护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所以它才成为资本主义。顾准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60年代他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变化的，认为资本主义出了两个奇人，一个就是理论家凯恩斯，一个就是希特勒的高级助手，一个理论家、一个实践家，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修正。所以，他读了《通论》以后，认为凯恩斯实际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的批判中间改良、进步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变，而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也是小骂大帮忙，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他还讲到现代资本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也在变化，现在帝国主义变了，资本主义也变了。变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不断地揭发批判促进着资本主义的改良。想一想，我们80年代才讲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顾准在60年代已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第四个思想，就是关于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顾准对于什么叫科学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认为所谓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指：第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第二，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第三，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第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第五，每门知识、技术在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和工艺制度，但是大家必须无条件的承认，唯有违反和超越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取得进步。所以，他批判一元历史观，批判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段论，认为科学精神可以推动历史进步。而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认为哲学上的一元论就是为政治上的专制提供依据的。
顾准主张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没有什么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和第一原因都是基督教的传统，是哲学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顾准认为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连接的，而不是与某个目的相连接的，没有什么终极目的的，只有科学精神或者只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世界上建立共产主义，顾准认为这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这是彻底的幻想。而且认为革命家都是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一旦确立了终极目的，相信这个终极目的，并且为之奋斗，他为了这个终极目的就不惜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把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讨论顾准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即一切认识都离不开经验，而从经验归纳、概括得到的认识的真理性，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乎完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者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以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这是顾准讲的。所以他对列宁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认识的无限性，绝对真理性是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种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来自黑格尔体系，这是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他们唯有坚持革命是唯物的、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即是善才能勇往直前。顾准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培根哲学的神妙结合，黑格尔哲学就是三个定理两个主义，三个定理就是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两个主义是真理的不可分主义和事物真理性的一元主义。黑格尔是唯理主义者，唯理主义者都是神学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面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但是没有批判三大定理和两大主义。而接受了黑格尔三个定理和两个主义，并且加以培根主义的改造，第一，真善一致，理论和实践一致，不过从此理论和实践是真枪真刀玩命的事情，不是空谈可能达到的。第二，实践在培根那里是生产实践，马克思是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张，人应该在实践中证实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及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样，顾准不仅批判了马克思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是地上天国，而且批判了马克思的哲学，认为马克思是把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顾准不仅揭示了理想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实质和联系，而且坚决地走向了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顾准有几句话是非常精彩的，也描绘了顾准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也痛苦地感到，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的解决”。
“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第432页)。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第454页)这几句话既可以说明顾准思想的转变，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
从上述关于顾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思想中，我们可以作出结论，顾准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彻底解放了的，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貌似强大、不可怀疑的权威，更没有什么不可冒犯的强权。他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一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将我们曾经视为神圣的马克思主义请下了神坛，还原了其作为人类思想认识历史的一个片断和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进步充满了信心。我认为他的理论的作用是巨大的和无形的，中国的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会沐浴到他思想的雨露和阳光。
当然，顾准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我那天在西学经典会上对刘军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现在国内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从中国的语义学来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主语，民主是宾语，社会民主主义恰好反过来了。从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它的基础结构是私有产权制度，它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也就保证了它的社会政策的实施。所以这个社会民主主义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当中，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它也想没收没收资本，但是后来变成承认和尊重私人资本，而通过高额征税来实行社会政策。但是，它的基本结构，私有产权制度没有变化，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民主社会主义立足于公有制基础之上。大家知道《共产党宣言》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然后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这个不可能做到。
顾准曾经明确地说，他不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它表明顾准一方面主张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主张消灭私有制，我认为这个逻辑是断裂的。因为顾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制总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很好”。“事实上私有财产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遭到鄙弃，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这是顾准的明确说法。大家可以看到，民主政治只能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在公有产权制度上是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的。因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和核心理念是税权法定、预算公开。因此，宪政和民主政治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事实上，在历史上宪政就是在争夺税权的过程中间建立起来的。所以从这点上咱们认识顾准，一方面要看到他的伟大，另一方面也看到他理论上的局限。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顾准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我把他分为三个过程。第一个阶段是1952—1955年，从受处分到在党校读书。这个时候他因为过去没有读书，现在读了马克思的书，读了《资本论》，对《资本论》称赞得不得了，认为《资本论》既是理论著作又是文学著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革命年代里面没有好好读书，读书以后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自己的浅薄，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时间了，不能详细讲了这是他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56—1962年，从苏共的“二十大”到大饥荒，为什么这么划分呢？顾准之所以参加革命，除了他家庭矛盾以外，因为顾准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继室，他父亲两个夫人，大夫人是他母亲的姐姐。所以他们有六七个孩子，家里面矛盾很多，所以他参加革命，除了躲避家庭的原因以外，还有两个原因，这是顾准自己说的，一个是民族危机，顾准说，“眼看着拯救民族危亡，南京政府不行了，目光就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第二，苏联的榜样。“30年代初期，我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到了50年代，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救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二十大”使他的信仰彻底破灭。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独断专权，特别是在肃反中乱杀无辜。顾准听了传达以后，“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从‘圣洁’到‘厌恶’的巨大变化，不免使我的革命发生某种程度的‘幻灭’之感”。大家想想他参加革命两条，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也发生了问题。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尽管苏联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6年6月14号(注意，苏共“二十大”是2月份)，顾准写过一段话，他说，“所有这一切不能不感谢我们党的领导集团，其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接受了中国的历史遗产，运用了马列主义，拒绝了斯大林的横暴的干涉和置中国革命于附庸地位的错误态度，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结束了那说不完的混乱，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也把中国恢复到了它原有的高度。这个历史作用后世的人也永远不会忘掉的，至于其中有过一些小小的瑕疵，应该原谅。拿俄国革命来比，也是最小的瑕疵，只是应该有一个愿望，就是曾经跟过斯大林主义一小段，或者自我陶醉过几天，希望今后永远不要再有”。但是，“反右派”运动把他这个梦彻底打破。1961年到商城劳改跌入了社会最底层，也在最底层看到了中国的现实，从此顾准的探索走上了不归路，就是要探索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革命后的现实与理想截然相反，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他探索的中心是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就是他后来使用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他的成熟阶段，当然这个里面有挫折，我只是简单地讲这个过程，咱们可以看到他思想的转变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自己认识的转变过程。
这里我还要做一点评论，讲一下顾准的局限。顾准提出和探索“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即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是相当了不起的，在中国只有他提出和探索了这一关系到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具体我没有时间讲了。仅就“娜拉走了以后怎样的问题”说一下。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时提出娜拉问题，是讲妇女解放问题，探讨是个体的问题。而顾准提出的娜拉问题，探讨的是群体问题。顾准就娜拉问题的发问有八次之多。具体我不讲了。通过这八次发问，顾准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实行民主政治，只能走议会道路，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对此他坚信不疑。但是怎么走向这条道路？顾准没有解决，他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顾准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比较一下，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在社会基础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来改变政治的治理结构，即是要在现有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民主政治制度来。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后就不断完善、不断修正、不断改良、不断前进。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而且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要挖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改造社会、改造人。就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搞一个上层建筑，然后把地基挖掉，重新建立一个基础，于是这个革命就没完没了。所以，这两种革命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完全走偏了。
最后讲怎么评价顾准的问题。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因为顾准在1967、1968、1969年曾经写了30万字的《我的自述》，写了10万字的《新生日记》。里面有很多检讨、认罪、认错的表示，有很多自污的语言，也有很多附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如拥护打倒“5·16反革命”集团，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之类。正因为如此，对于顾准的评价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林贤治写了两篇关于《两个顾准》的文章，明确指出：一个是思想者的顾准，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寄生体的顾准，说顾准染了严重的猩红热，而且认为两个顾准不仅是同时性的，而且是历时性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李慎之的看法，李慎之也写了文章，题目就是《只有一个顾准》，就是思想家的顾准。当然这里还有沙叶新、陈敏之、丁东、曾彦修等人，沙叶新认为顾准写的那些检讨都是假话，李慎之认为是写思想汇报的底稿，而且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丁东基本上同意李慎之，但又有区别，他对顾准的言论作了一些区别，认为哪些是正话反说，哪些是假的。要讨论顾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确评价顾准，既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也是对生人的一个交代。所以我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同意林贤志有两个顾准的说法，但是不同意他对两个顾准的界定，而不同意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的说法。为什么我同意有两个顾准呢？我认为，一个是常人的顾准，一个是思想家的顾准。顾准既是思想家也是常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作为常人，大家可以看，人确实都有可能犯错误，都有很多人性中间的弱点，比如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得失选择、七情六欲，等等。顾准之所以检讨，之所以认罪，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他写下30万字的自述，是要给后人留下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之下，他又不能明明白白地写，这样写的东西就会被收走、被烧掉。所以，就以检讨、认罪的形式写出来，这样就可能保留下来。我今天对顾准的解读很多都是从这里面来的，所以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顾准在《新生日记》中曾说，他要跟毛主席继续革命，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的继续革命就是自己要继续进行探索，而不是毛泽东的那个继续革命。他为什么要认罪、检讨、写新生日记？写这些东西，人家也不会原谅他，他也不可能再回到革命队伍，但是至少可以减少对抗和冲突。你想想，整天批斗你，你有心情吗？如果减少批斗，他就可以坐下来读书、学习、探索，我猜想，顾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就是顾准确实想见他的亲人，想见儿女，想见他的夫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夫人自杀的事情。军宣队告诉他夫人自杀了，但原因、情况、遗言一概不知，顾准一边吃饭，吃着吃着就趴在饭盆上嚎啕大哭。他在《新生日记》写到，他买了25张邮票和一大堆信封，现在留下不用，到时候给儿女写信，他们会理解，会来找我的。他是要见自己的亲人，但是直到临终，一个亲人也没有见到，他的母亲甚至近在咫尺，也未能相见。可见专制体制非人性、反人性的本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写这样一些东西，检讨也好，认罪也好，用官方意识形态语言也好，都没有什么责备他的地方。当然林贤治按照文本，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依据，但是我认为，不能那么看。确实人性是有弱点的，和顾准的坚强不屈相比，我自己就很软弱，打成“5·16反革命”的时候，我被迫承认了、检讨了。
我为什么不同意李慎之的说法，特别是严厉批评李慎之的观点，这一点相当重要。尽管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说，他们力倡思想解放、主张民主、批判专制体制，确实很了不起。但是在顾准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错的，他仍然在造神，有意无意搞英雄崇拜。中国社会是一个造神的社会，毛泽东将此推到了极端，大家想想，“文化大革命”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搞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咱们还没有走出来。你可以看看，现在政治家出来，报纸上的报道，太阳都格外放光。再看那些名人大腕的传记，哪一个不是高大全，哪一个不是伟光正？哪一个不是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的人？这就是咱们社会的现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像李慎之这样的自由主义民主战士都没有去昧，何况一般社会大众。中国人何时能够不再造神，不再盲目崇拜，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想负担才能解除，中国社会才能进步。
(1998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三，此文主要
内容曾载《改革》杂志，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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