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 )著名作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有些学科领域我不是很熟悉。我算不上学术界的行家，不懂一些规矩。我的特点是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都要说。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用鲜血和眼泪经历过的事情，不是学问本身。
我原本也不知道顾准，是看到《读书》杂志和王元化写的文章才知道的。《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是入迷。我觉得人生，特别是知识界永远有这么一个矛盾，有这么一个悖论，台湾人叫“吊诡”：一方面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如作者的弟弟写序时所说从诗到散文，诗是浪漫的，是绝对的，是终极的；另一方面是经验、是行为、是实践、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和痛苦的过程。
顾准年龄比我大19岁，但我赶上了尾巴，赶上了参加中国大革命高潮。为什么中国能接受共产主义？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代人从小接受了“大同”的思想，所以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受一种传统的东西影响。有人说，王蒙对共产主义认识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为公”。在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意识形态，往往都给人们一个允诺，就是能达到终极目的。有时你感觉着，革命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目标，没有一个地下的人间天堂允诺，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自有后来人”、“我愿把这牢底坐穿”，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你可以说不行。所以对理想主义、经验主义与其说是一个价值判断，不如说是一个历史判断。因为在当时非常理想的事情，事后看却被人们嘲笑，你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有一篇小说《布礼》，就是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是开放初期的文章。香港有一些读者对此非常讨厌。香港一个评论家说王蒙的小说题目都是肉麻兮兮的。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不完全排除这种感情。我有时看张爱玲的小说倒觉得肉麻兮兮的。所以对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我觉得与其进行价值争论，不如进行历史的借鉴和分析。确实在不同阶段，娜拉走后跟娜拉走前她的感觉和碰到的问题就是不一样。我们可以假设娜拉走前，她的理想主义，她的婚姻状况是适应的。娜拉走后，回到了鲁迅笔下《伤逝》的状况下，你就无法有理想主义。顾准个人本身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英雄、一个志士、一个烈士。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举起肋骨，点燃光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有个绝对东西，但他非常讨厌并深受绝对造神运动之苦。他身上有绝对东西，这就是追求真理，尽管他说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真实的，谁也不能够垄断。但他仍需为真理、为自己已经认识的真理去追求。
我看顾准对有些东西的绝对批评，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价值尺度。比如他对胡适批评，对中国文化批评，对韩非批评，他不是一个不敢绝对的人。也不是真如他所说的，能做到绝对中的相对主义，他不是。这一点是一个矛盾。但如果不是这个价值，他不会对胡适批评。包括对中国文化评论，对老子韩非评价的。耐人深思的是，顾准的那种对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执着，对造神和终极目标的抵抗，也可以做出、表现出气壮山河的境地。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经验，就是一个提倡相对的，经验的悲壮执着。一个提倡绝对的人，一个绝对得不得了的人，他也可以是另外一种表演方式，比如林彪(当然他不是学者)，他的言论是绝对的。而在人类发展过程，特别是在精神世界，我的感觉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永远不会是踏实的。如果是踏实的话，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可以停业了。你真的到处是相对的，到处是经验的，或者到处是形而下的(这点我与朱学勤先生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经验和相对就是要承认形而下的，不是把形而下排除出去；把形而下排斥出去就没有了经验和相对)，又只剩绝对了。到处都是人与人不同，特别是有点灵性、有点精英意识的人，他就是与别人不同。这就要上下以求索、寻找世界，寻找新的“神”。
我觉得对人类精神生活来说，这样一个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顾准的价值，作为顾准这一代人，给人们的最大贡献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从经验主义再制造理想主义。也许我们这些顾准后继承者，以顾准为楷模，来继续完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实践。这是死了多少人，做了多少梦，流了多少泪所得出来的，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顾准对相对主义、经验主义的总结，我看了以后非常佩服。当然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只要讲相对，一些人就用辩证法讲话了：你老强调相对，本身就是绝对。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傻了。顾准说：好!我就是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也比你那个绝对的绝对主义要好一些。
当然顾准提出一些问题是他当时的想法。我觉得对他有些内心想法是不是现在能回避？我们可以回避一些事情，我也不认为顾准提的问题马上可以实现；它需要寻找许多的中间环节，这正是顾准的思考。我不认为顾准是一个书斋型的知识分子、书斋文化人；一个充满纸墨幽香、兰菊清雅的书斋人。顾准是一个实践型的知识分子，他谈的所有问题，他所关怀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也是这一代人“不可救药”的。他想的就是国家、人民、民族命运和人类发展。他想的问题都涉及到社会实践。
(本文题目为编者所拟，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1995年10月25日《顾准文集》研讨会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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