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二 追思与探索 一刻也不能没 有理论思维
李锐(1917—)，著名学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现居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7年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赴延安投身革命。历任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他大我两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九一八”事变时，我在长沙刚上高中，他在上海已经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革命的。面对日本侵略，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引起思考，就要追求新的东西。那时新的东西，就是苏联，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虽然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
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出现，当然有特殊的主客观条件。革命胜利了，作为革命者的顾准，却要受革命的苦难。从“三反”，到“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大的磨难他就经历了三次，并且戴了两次“右派”帽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吧。这种受难，这种异化，全国成百万成千万的人经历过。可是他们，也包括顾准在内，恐怕谁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又是马克思说的：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于是，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可是，就知识分子来说，在受难后的思考，一般不过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乃至有“原罪感”，想不通也得想通。而顾准的思考却是大异其趣，他始终在思考一系列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人们习惯地不思索就接受了的一些成说，对于一些几乎被看做无须加以证明的公理式的成说，他都重新思考，提出质疑、补充、限制和修正。
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后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书了。我也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20世纪80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很谈得来，他50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于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着眼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运多舛”等根本问题，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只是对自己负责的人，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呵，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不仅读经济学方面的书，还读中外历史、政治、哲学和自然科学，他的英语很好，有不少译著。他着意研究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历史，《顾准文集》中第一部分即十几万字的《希腊城邦制度》。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研究老子、孔子和韩非。他的知识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甘赴火刑的崇高精神。
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20世纪人。20世纪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道路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应当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顾准是最早开始这种反思的。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他都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他的理论修养加上他的理论勇气，使他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深度，这都反映在《顾准文集》尤其是其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著作中。他的工作，应当由活着的人继续下去。如我们应当弄清中国20世纪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开国以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苏联与东欧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20世纪人类最大的变化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有空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的产物。而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方。从列宁到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设想的并不一样。可以说，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俄国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又都有不少误解和曲解。迷信精神改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的作用，还在发展，还在进步中。马克思设想的缩小三大差别，首先体现在这些国家，顾准对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人类所有好的东西都应当继承，错的东西也不应当回避。马克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对了哪些，搞错了哪些；到底是什么问题，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不弄清楚还会犯错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自由是人的本质；“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人将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真正主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战争问题、发展问题、贫富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此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是又乐观又不乐观。但有一点看得很清楚：人类社会在前进，资本主义也还在前进。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前进。当然，在这个社会经济结构转轨的过程中，不会没有艰险，没有痛苦，没有失误。只要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对策，修正错误，坚持正确，相信这些都是终归可以克服和消除的。可是有人(冒充权威的人)看到这些情况，一不去分析产生的原因，又提不出克服的办法，却要危言耸听，说什么已经影响到我国国家的安全呵，说什么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呵，从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可是，这些“理论家”能够开口唱的，仍只能是老调重弹，仍只能叫叫“向左转”、“向后转”。我们已经付出过那么巨大的代价，回到过去的老路绝非出路，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再说，谁有此“回天之力”呢？
现在，对于打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并且已经看见了成效。而在文化出版领域里，却未见同步开展“打假”活动。一些假冒伪劣的所谓“理论家”，还备受保护，颇为风光。宣扬假冒伪劣“理论”，以对抗现行开放改革方针的书刊，仍照出不误。
不久前，看到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摘要。(见1995年12月30日、31日《参考消息》)报告回顾了世界经济200年的历史，指出1820年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排在印度、法国之前，更在美国、普鲁士之前。后来是落到后面去了。报告分析了各种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分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我以为很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很需要有顾准式的思想家来思考。这份研究报告预言，中国在今后十年中可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正同顾准所作的一个预言是吻合的，他在辞世前一年，在个人丧失一切、困顿至极的情况下，乐观地预言：只要我们“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第330页)。这些话是1973年6月11日说的。由此可见，顾准不但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
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又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5页)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是，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作理论思维的，有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从研究希腊文明入手，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民主，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都作了历史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英国发生的原因，看出了马克思受到的历史局限，对马克思所下的一些定义和设想提出了质疑。当然，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祖国。顾准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毛泽东在1949年前，都说过这样的话。)顾准提出，“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论从民主与科学，他都反对权威主义。他谈到民主集中制的利弊，“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指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
“(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同科学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顾准文集》，第344—345页)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呵!
顾准写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他与弟弟的通信，没有想到要出版。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实践，有些方面也许顾准还不曾想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商品交换和没有货币的，但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不能逾越。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已经超过了马克思，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思考还差得很远。腐败同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今天出现王宝森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有一些地方，大大小小的“王宝森”不少。有些乡村干部对农民竟有生杀予夺之权，使人触目惊心。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的讲话中，针对历年有关的积弊，提出了一系列以贯彻民主为基础的改革措施，可惜多年来未能一一落实。只要能真正全部落实这个讲话的措施，如权力导致腐败这类问题，相信必能逐渐得到解决，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必将出现一番新气象。
《顾准文集》能够出版，是历史的安慰。这样一本书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不行的。顾准的思考，只会启发我们的智慧，只会有益于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他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也是真正爱国的。但他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这种悲剧自不应再重演。我们一定要造成这样一种环境，使顾准式的思考者不再遭受迫害，使顾准精神能够得到传播和发扬光大。孔繁森了不起，应该提倡学习；顾准更了不起，他是当代思想史上的先驱，更应该提倡学习。
学习顾准，我想，首先，要学习他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前途负责的精神。理论思维，不应该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抽象概念。顾准在他读《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中说： “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文集》，第311页)他是这样赞许马克思，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其次，要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顾准就是这样做的。每一个有出息的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这样做，而不能躺在无论何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现成的教义上。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这样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最近读到一位我尊敬的理论家的长篇论文，他根据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局和当前的现实，来回顾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一系列原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对之作了新的理解和批判，并澄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和曲解，论证深刻，有说服力，读后觉得深受启发。希望我们的理论界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出现更多的顾准。
(原载《东方》，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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