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一 往事与追忆 “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
罗银胜（1962—？），资深传记作家、著名学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曾任职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从事顾准研究逾30年，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珍藏增订本］ 和《顾准再思录》。同时，涉足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创作，著有《杨绛传》、《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和《贾樟柯传》等。
顾准先生离开人世已经多年。王元化生前回忆顾准时曾说：“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20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顾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时曾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由自发涨落的市场价格调节的观点，成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在“文革”中写成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对中国改革时期的社会思潮产生过重大影响。在顾准诞辰95周年之际，《东方早报》特刊出《顾准传》作者的纪念文章，以纪念一代学人与思想者。——《东方早报》编者的话
顾准是1939年9月经江苏省委决定，调任上海文委副书记的，从此，顾准与时任文委书记的孙冶方互相结识，并成为肝胆相照的战友。两人共同主持文委工作，可谓一时之选，珠联璧合，尽管顾准在文委工作时间不长，但仍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不少战友对此也有不少深情的回忆。
文化界运动重心在戏剧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33年，就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从事左翼文化活动。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文委的工作，无论是孙冶方，还是顾准，都把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他们的做法是：第一项工作，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如于伶等人先后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等团体，主要骨干来自电影界、话剧界。另一项则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广泛组织群众性业余剧团，即在职业界各联谊团体及工厂、企业、学校成立演剧组和小型业余剧团，它们与职业的或大型剧团的配合和协作，卓有成效。孙冶方、顾准成为文委同事后，凭借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结合上海“孤岛”实际状况，充分利用租界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开展工作。他们与文委其他成员达成共识，群众戏剧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武器，职业界的不少行业也就是通过剧团演戏，将群众组织起来，如“银联”、“益友社”、“药联”、“保联”等各种联谊会都有自己的剧团，顾准的公开职业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学校部主任、教授和编辑科副主任，由他领导的立信同学会也成立了话剧团，演出了多种宣传抗战的独幕剧，演员有顾也鲁、王曼秀、吕俊儒等同学，深受欢迎。像这种业余剧团，据于伶回顾，最盛时达120多个。
岁月流逝，对孙冶方与顾准并肩战斗在孤岛的具体细节已成吉光片羽，曾在文委工作的姜椿芳去世前留下了《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弥足珍贵，其中谈道：“在整个工作中，从1938年起到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组织上变动多，领导人也常变动。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1939年四五月，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1939年秋，顾准向我宣布成立一个文化总支部(‘文总’)，下设几个支部。”孙冶方同志后来对于这个时期的党的文化工作，曾有这样的估计：“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我们当年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绩是不算小的。”上海虽已沦为“孤岛”，但依照是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进步运动，必然要影响到全国。
中间派身份写时论
对顾准在上世纪30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的战友每每念及，都不禁思绪万千，话匣子一旦打开，便娓娓道来。我有幸聆听了他们中的几位的述说。通过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的引见，笔者在京华走访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雍文涛，他回忆说：
我是贵州遵义县人，1935年参加共产党。1936年到上海，同顾准结识，从此一起搞地下斗争，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而离沪。其间与顾准两度共事。
第一次是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1936年冬开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初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其公开负责人是沙千里等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的党的核心小组，由顾准、王纪华、林枫(即宋书常，王尧山之弟)和我等组成，我们几个人党的组织关系不同，我是文委系统，顾准则是武卫会系统。采取的行动，既有公开出面的联合指挥部，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如知名人物有章乃器、沙千里、沈体兰、张宗群、胡子婴等，更有一个在他们后面的进行实际工作的核心小组内部指挥部。每次游行示威，都作了精心组织与指挥。
我1937年初调回“职救”，又与顾准在一起工作。
这两度合作的经历，顾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同志，很能帮助人，人缘很好。我当时做中学教师，收入甚微，生活勉强凑合，但爱人生病，开销颇大。于是，顾准通过他在红十字会当会计师的关系，主动去打招呼，减免我的费用。
我的住处在南京斜桥荣市路，与顾准的家里不远，彼此经常走动，超越了一般工作关系，建立了互相信任的深厚友谊。我调到武汉时，顾准夫妇送我们，看到我爱人穿得很单薄，便把汪璧的大衣送给我们，令我终生难忘。
顾准乐于帮助，即使犯了错误，也耐心批评教育。记得一次是在端午节，我在荣市路发动游行，正好堂兄来家，拿粽子招待。而游行指挥是我，却因挤电车耽误了时间，游行终告流产；另一次是在南京三大公司举行游行，我也迟到了。对此，顾准进行了严肃批评，同时亦分析了客观原因。当时与会还有徐雪寒等共3人。他的工作态度、工作精神，令人难忘。
他喜欢写时论小品、杂文在报刊上发表，抨击国民党不抗日、反共的面目，但是以中间派的身份出现，不暴露党员。这些文章体现了他肯钻研、关心时事，从不局限于自身工作范围、从不就事论事。总之，他是我接触过不多见的非常能干的同志，我一直怀念他这位三十年代我们共同战斗的老战友。
顾准遗嘱：存款赠老友
15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家徐雪寒，1930年代曾负责联系过顾准，他在永安南路寓所向笔者讲述了事情经过。他说：
1935年，胡乔木向我介绍顾准比较能干，脑子很有水平，那时胡乔木就发现他有“英雄主义”的苗子(胡乔木当时任“文总”党团书记，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胡乔木让我联系顾准，说我可能比较合适，这样我们便认识了。
我们两人对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救国会等一系列问题，经常互相探讨，彼此交流，非常谈得拢，观点一致。
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曾任武卫会党团书记)也曾接受两次采访。作为顾准生前的同事，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又是《资本论》研究专家的林里夫对顾准很有感情，在顾准弥留之际，曾多次陪伴直至临终。在回忆顾准时他说：
先是章乃器将孙静(即孙化新、孙焕杰)介绍给我，孙静又把顾准介绍给我，这样我和顾准就认识，时在1934年8月，一直到1935年9月，他一直在武卫会工作。我让他解散进社，以个人名义参加武卫会。
我和顾准得到秘密流传的毛泽东《论反对日本主义的策略》的文章，彻夜学习讨论，不顾国民党潘公展之流的禁令，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在读书会领导期间，发展武卫会会员，结业时，他宣读“对日作战六大纲领”，许多人跟着表态同意，纷纷签名。
顾准是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他先在沪东区分会工作，后来对上海市分会的建立，是有贡献的。后来在1936年2月，他与文委、“临委”周扬、邓洁等人联系，主张解散武卫会，这样我们工作上的关系就中断了。但个人之间是保持的。顾准的工作热情、关心他人等情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林里夫先生的夫人柏琴后来又补充道：
林里夫(1909—2001)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7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林里夫和顾准的交往及友谊始于1934年。当时为配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由宋庆龄任主席，林里夫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1935年，顾准由林里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7月，林里夫曾住在顾准家躲避特务追捕。
这两位历经生死考验的战友，建国后都曾长期蒙受冤屈，顾准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错划“右派”，林里夫也于1958年被诬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林里夫和顾准都是“监管对象”，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他们在患难之中始终互相信赖和帮助。
老经济学家骆耕漠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一文中追述：“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三人：一个是林里夫，一个是李少甫，一个是我。”顾准也留有遗嘱：“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感谢……存款500元赠予里夫老友。”
“赖有斯人慰寂寥”
顾准比王元化年长五岁，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服膺共产主义，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并肩战斗、共同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顾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深受大家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王元化生前曾深情回忆道：“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
还在18岁时，王元化就撰写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认为“新启蒙运动所以提出理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又说：“新启蒙并非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再现，它的中心思想可以总括为两点：一、民主的爱国主义，二、反独裁的自由主义。”前面已经说过那时王元化在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工作，孙冶方是文委书记，顾准是文委副书记。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是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父，一个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先知，影响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与历史、功莫大焉!后来表彰孙冶方、重新发现顾准，都是王元化先生亲身所为。
王元化生前还介绍，孤岛时期他所在的文学小组由戴平万、林淡秋分头领导，而孙、顾二人都代表文委参加过他们的小组活动。王元化在党小组会议上常提意见，有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反对组织的决定。顾准就说元化谈自己的看法不错呀，说明对工作负责。王元化至今还记得当顾准代替文委的另一个同志来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原来那位领导过于严肃，对他们动辄加以训斥。而顾准是富有人情味的，他第一次参加小组活动时还拎了几包糖果来，大家边吃边谈，毫无拘束。
王元化对其中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当时他负责文艺通讯的组织工作，这是一个群众团体，参加的文艺青年有两三百人，突然文委决定解散，他的思想不通，小组同志几经说服，他仍不服，就越级给顾准写了一封长信。小组有些人对王元化的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可是后来他听蒋天佐转告，顾准当时却说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还是好的，虽然他对王元化反对解散的意见并不同意。
王元化回忆说：“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在拼命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
只可惜，王元化与孙冶方倒是“文革”后有几次晤谈，而顾准自1939年分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1989年王元化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深深赞赏他在多舛命运中，坚持独立思考、疾虚妄求真知的自由精神。也许在50年前这位长兄的言行对王元化的思想就有所启示和鼓舞吧!
我自1980年代大学毕业后不久，有幸结识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曲折而漫长的顾准研究工作，迄今忽忽已近二十载。通过与陈敏之、王元化等人的接触，我了解到了王元化与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情之于情，人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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