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1939— )，江苏南京人，回族。著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
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18年前写作剧本《陈毅市长》的时候，经采访得知顾准是30年代就入党的老革命，解放初期任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可谓功在党国，可是1952年“三反”时顾准突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7年和1965年又先后两次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虽然我对“三反”时顾准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不甚了了，但由于我那时已知“反右”的打击面太大，因而对“右派”抱有极大的同情和钦佩，所以我在设置《陈毅市长》剧中人物时并未贸然将顾准作为反面人物写入戏里，而是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虚拟了一个“工业局长”，名叫“顾充”，只是让他在对待资本家的态度上和主要人物陈毅略有不同，基本上也算得是个正面人物，未给他脸上抹黑。
第二次听到“顾准”这个早已被我遗忘的名字是在1994年，那是在元化先生的家里，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久经磨难的《顾准文集》终于出版了，极为值得一读。我当时就向元化先生借了一本，带回家中立即展阅。我真是惊异，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可怖的日子里，作者顾准竟然不顾待罪之身，不畏斧钺鼎镬，放胆无忌，道世人所噤言，风标特立、闯思想之禁区，写出了一篇篇锋芒毕露、勇猛果敢的论著。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些论断的大胆质疑，他对希腊城邦制度、西方市民社会、中国史官文化的真知灼见。精彩纷呈，震聋发聩，这些在黑暗中思索出的文字，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一字一珠，掷地有声，他说：“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真是读后令我血脉怒张，五内俱热，引起极大的震撼!
这十多年来我多次出访，经常被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质问：“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以及在以往所有那些受迫害的日子里，怎么那么逆来顺受？那么一再检查？那么甘愿改造？那么沉默无言？你们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什么了!”每被这样的追问，我都万分愧怍，无地自容，如今有了这个戴着镣铐问天的顾准，有了这本在炼狱生的《顾准文集》，总算稍觉心安，总算可以昭示世人：在冰河下火种未绝，在屠刀前仍有不屈的头颅!
近日又喜获新出版的《顾准日记》，一口气读完，两行泪直淌!
《顾准日记》共三部分，一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在河南商城的劳改日记，二是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在河南息县的劳改日记，三是1972年10月至1974年10月在北京读书和写作的日记。最具有思想价值和史科价值的当然是《日记》第一部分，即《商城日记》。1959年，在“大跃进”狂热尚未冷却之前，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已经铺天盖地而来，顾准当时所在的商城一带大旱经年，灾害频仍。粮食奇缺，营养不良，干部浮夸，百姓浮肿……凡此种种都在他的这个时期的日记中有着真实的记录，比如记录饥饿：“颇为饥饿所苦，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扬、陈、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摘’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记录偷窃“姜实味偷菜，王国园偷胡萝卜，王秉三之类偷馍。柳学冠偷了鹅屁股两块，藏在羊棚，黄给他展览了，写了大字报”。记录浮肿：“肿，到处是肿，菜园(队)全肿了，扬文华、余济美、陈新初、徐云周全肿了。三组的周为风，肿死的。”记录死亡：“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去。沈家畈附近的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余人，劳动队又死了一个。”这些秉笔直书的实录，绝对是珍贵的信史。
可是就在这种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劳动队”里非但不休生养息，反而役使“右派分子”在饥饿之中，以浮肿之身，进行高强度的、超负荷的、逾越生理极限的管制劳动。犁地时明明有牛不准用，担土时明明有车不许推，梗是用刀耕火种、手抬肩挑这种最原始的劳动方式来摧残他们已经十分衰弱的身体，以致和当地农民一样时有伤病和死亡，仅浮肿患者就高达80％。顾准本人的股骨和胫骨就曾多次严重受伤。
可他们本是一批堂堂正正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专家啊!他们何以会变得如此呢？他们的理性呢？他们的良知呢？他们的自尊呢？他们的羞耻呢？原来这一切都在被顾准称之为“政治勒索”的“摘帽讹诈”前给击得粉碎了。为了争取早日“摘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劳动队”里的众生们，大都争先恐后地遥尾乞怜，声泪俱下地扮演忏悔，等而下之者则献媚、则告密、则窥探、则栽赃。连顾准这样耿直的思想家也怀疑自己“我是否变得卑鄙了”，“甚至变得狡猾了”。这使人不得不惊叹思想改造制度的伟大，竟能使人扭曲到这种非人的地步!顾准在《商城日记》中写道：
八日，斗争李宝仁。上下午都是“辩论会”，科学院六人为主。科学院来人展不开斗争，这回展开了，沈也满意了。沈极注意我的态度，我也积极起来，大概对我也满意了。(1959年11月10日)
精神折磨现在开始了。……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
要对得起院领导，还要对得起爱人哪!(1959年11月23日)
赵暴露思想，琐琐屑屑，我将她二军。第一，心理系的废品；第二，凌乱，不成系统，不学习理论，自甘落后，只红不专。杨自诩全无问题，样样都通。此人告密别人，鹦鹉学舌式地积极，奉承领导。(1959年11月23日)
二日，我早起写笔记，冯顺站岗，也参加烧火。他利用灶 火火花，观察我写什么，也侦察我茶缸里烧什么。冯捉住过姜实味偷菜，王国园偷胡萝卜，对沈出奇的恭顺，目前是属于告密者这一类的。(1959年12月4日)
我倒得到了沈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 了。这其实是笑靥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而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
北京宣布140余人(摘帽)，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愈紧张，防范愈严。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式的空想。(1959年12月8日)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遍地哀鸿，人相食，灾荒报丰收，打肿脸充胖子，大搞水利养猪以达劲可鼓不可泄的目的，“右派分子”如何能摘帽子，各令返回原阵地？局势一天不好转，此事一日不能实行，只能来一个10%左右，备备节日气氛，做一个政治勒索的资本，如此而已。
若要真摘帽子，必待另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
所以，在劳动队所锻炼出来的我的政治态度应该继续下去 ——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1959年12月23日)
顾准正是本着“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察家”的精神，使他的日记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那段悲惨的社会史，也真实地记录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苦难的心灵史。使人读后心颤不已，泪流不止。顾准的《商城日记》，不光是客观地记录历史，也真实地记录自己。从以上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要如实地描写我自己”，并未为自己讳言，这也正是顾准的诚实之处。顾准如实地描写了他自己的“卑鄙”和“狡猾”，也如实地记述了他的反思和展望。他说“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可喜的是今天这段历史果然重写了，可是为了“重写”花费了多大的代价？如果说20年为一代，那么为了这段历史能够得以重写，已经整整折磨了两代人!
令人不解的是顾准写于1969—1971年“文革”期间的《息县日记》，读后你简直怀疑这是同一个顾准写的。他把这部日记定名为《新生日记》，并说“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背子革命”。在1970年2月28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1月26日(批判会的)收获是(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和敌人。从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敌人的赎罪心情，继续革命下去。这一觉悟十分重要，此后决始终不悔。”因而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完全和思想汇报一样，对改造采取了和以往全然不同的甘心接受的态度，对“文革”这样的浩劫不但没有谴责甚至还尽力地去理解它，以往那种学者情怀基本没有了，从前那种独立思考也悄然不见了。顾准在60年代离开商城曾和“劳动队”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集体照，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站在高处，还自然地表现出一种高傲的神情——不，高傲而沉思。”可“文革”中他这种高傲而沉思的神情无影无踪，几年前的那个睿智的、无畏的思想巨人哪里去了呢？
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顾准担心“文革”中的日记被抄，从而只能写成不但不“反动”而且还很“革命”的日记也就是说这是一本伪日记，只有在记述他对他自杀的妻子的深深怀念时，才使人感觉是真情，其他全是伪饰；二是顾准确实希望“新生”，在“文革”的政治打击和家庭的彻底破灭(妻子自杀、儿女脱离关系)的种种压力之下，他是决心“重新做人”了；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也只能说明思想改造制度实在是越来越伟大了!
但不论是哪种情况，《息县日记》和《商城日记》一样都为他以前的著作《希腊城邦制度》和以后写于1972—1974年间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提供了直接而明晰的或者间接而曲折的思想背景。这些都让专门的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们去研究吧。让我更为揪心的则是顾准的女儿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我要问的是：中国只有一个顾准，对于这样一个思想家，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生前曾对他的一位好友说：“你们的手上沾有血!”我希望对未来的顾准，我们的双手是洁白的!
(原载《文汇报》，199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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