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顾准追思录 > 辑一 往事与追忆 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赵人伟(左)、陈敏之(中)和本书编者在一起
赵人伟(1933— )，著名经济学家。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获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
一、缘起——世纪之交的追思
顾准离我们而去已有20多年。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们对他的思念却愈来愈深。我想，不仅是由于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不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想见解上的深刻性和预见性，使我们经常在浮想联翩之中陷入对他的无限怀念和追思。
约莫三年以前，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和孙冶方的夫人洪克平女士到紫竹院社科院宿舍顺访我家，他们都希望我能写一点回忆顾准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已经年逾花甲，但无论如何这是前辈的重托，我必须认真对待。既然是回忆，当然要以我自己同顾准的亲身接触和感受为基础。由于我同顾准的接触只涉及到他一生中的一些片段，所以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难题：一方面，我不满足于把回忆录写成片段往事的堆砌；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根据我的亲身感受作简单推论而以偏概全。因此，若干年来，我经常在思索如何把我所了解的顾准和顾准的全貌联结起来。《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的出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对顾准的全貌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所以，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我是把文集和日记作为重要的背景来处理的，即我的回忆文章同这些重要背景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作简单的重复。
对于历史人物的回忆和研究总离不开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在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我们自然会把20年来巨大变迁的图景放入视窗之中，从而为我们理解顾准增添了新的视角。所以，今天回忆顾准，必然要反映处于世纪之交的人们的时代特征。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或从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对顾准的研究，又不能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例如，由于我对历史学和政治学知识的陌生，加上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又无法在这篇文章里涉足于这些领域。
我对顾准的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1957—1958年。当时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正值“反右”高潮。顾准在《经济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正在受到批判(顾准，1957)。由于当时顾准的编制在综合考察委员会，只在经济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所以当时我只是读了批判和被批判双方的文章，并未同他见面相识。第二段是1962—1964年。当时他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从农村回到北京，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一段在工作上有一般接触，如《经济研究》收到会计学方面的稿件，我曾向他请教，但没有太多的思想交流。自1964年10月孙冶方挨批、顾准相继再次被揪出，一般的接触也中断了。第三段是1971—1974年，即干校后期和“反右”初期。这一段接触较多，较深。当时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即学英语和学经济学。由于他教得好，又乐于教人，所以当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除吴敬琏最为突出以外，还有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在我同顾准的交往中，这一段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这一段的向他求教，为我在1978年以后赶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是我今天能够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基础。
二、不同凡响的学术生涯
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1972年从干校回京以后，他住在建国门内五号学部大院的八号楼，相当于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的位置。他在八号楼对我说：“我虽然在抗战以前写过会计学的书，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真正搞学问是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罢官以后，特别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后。”他的英语也是自学的。他说，抗战以前，他的英语达到了可以粗读英文报纸的程度。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人们常把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书法家、医生等称之为“马背书法家”、“赤脚医生”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何尝不可以把顾准称之为“马背学者”、“赤脚学者”呢？
不过，就顾准而言，“马背”和“赤脚”仅具有自学成才的含义，而决无水平不高的含义。因此，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
就博大而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到会计学、经济学、数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许多学科领域。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三个博士。”我问他：“哪三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对于他可以拿经济学博士这一点我当然深信不疑。当时他正在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以研究希腊城邦制度作为起点。对于可以拿历史学博士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相信。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对此，我当时就感到惊讶和钦佩。后来，经孙冶方的热情推荐，我在80年代初期到英国牛津大学去进修，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也学了一点数学，但可以说高等数学根本没有学进去。不仅有许多概念未弄懂，即使有的概念弄明白了，但未演算习题，懂了也不会应用。都是40多岁学数学，但我自己就无法同顾准相比了。
就精深而言，我认为，他一直站在经济学探索的前沿阵地。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超前的地位。
首先让我们放到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背景中去看顾准。在50年代，中国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照搬斯大林的著作以及根据斯大林的著作所编的苏联教科书。不过，鉴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出现了要求经济改革的思潮。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张劲夫，1994)。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6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各种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实际上形成了两大派。当时的经济研究所内，两大派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运转派和意识形态派。运转派以孙冶方为代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讲究效率，即要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并要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红线”；还强调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即不仅要考核活劳动的效益，而且要考核物化劳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意识形态派的代表人物在此从略，不过，从1964年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对孙冶方的批判，基调就是要以“阶级斗争”这条“真红线”来代替“最小—最大”这条“假红线”和“真黑线”。可见，就经济研究所而言，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而是从1964年的“四清”就表现得非常突出。现在又要回到顾准。顾准当时刚摘掉“右派”帽子，处于没有资格参加上述问题争论的状态。然而，从他的经济思想体系来说，属于运转派是毫无疑问的，不妨称之为潜在的运转派。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在运转派中，孙冶方属于有计划的生产价格派，顾准则属于要让价格机制真正起作用的市场派。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顾准的经济思想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作一点比较是颇有意思的。我认为，孙冶方和顾准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竭力主张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共同的。而且，由于他们不同的处境，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阶段，在分析和解剖传统体制的弊病方面，孙冶方比顾准作的贡献要多一些。不过，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我认为顾准又有两点是超越于孙冶方的。第一，在理论上，孙冶方主张的是有计划的生产价格，而顾准是要让真正的价格，即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这一点在他上述1957年所写的文章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尽管当时在表述上仍然袭用苏联的经济核算制之类的术语，但他提倡经济核算制的最高限度的做法，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第二，在方法上，孙冶方用的是平均概念，生产价格就是以利润平均化为前提的，而顾准除了有平均概念以外，还有边际概念。尽管我们未能见到他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但他具有这方面的素养是可以肯定的。记得在干校后期，他在同我聊天中居然对“颗粒还家”的问题进行了边际分析。他说，颗粒还家的精神无疑是好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过从经济的操作上来讲，还有一个限度的问题。如果一位农家老妇上地捡麦穗，每天能捡回十斤八斤麦子当然很好，但到后来如果每天只能捡回一斤麦子，而她每天的消耗也要一斤麦子时，就到了一个边界。我问他，如果这位老妇不上地捡麦子在家里闲坐每天也要消耗六两麦子，应该怎么办？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她至少每天要捡回四两麦子才值得这么做。考虑到他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和高等数学方面的素养，特别是在导数和微分方面的素养，我深信如有机会他是可以对经济问题进行边际分析的。如果他的生命可以延长到孙冶方出狱以后，那么，他们两人的合作也许会超过50年代。例如，孙冶方的“最小—最大”是无法量化的，他的利润最大化或所谓的利润挂帅也没有量化过。如果顾准能在方法上助孙冶方一臂之力，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必然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来。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顾准能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一定会以30年代投身于革命事业一样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新的事业中来，而且会以他的智慧为这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举例来说，为了探讨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经济学界曾在80年代对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虽然也参加了这场讨论，但现在回想起来，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那场讨论的学术水平是不够高的。例如，当时在讨论计划和市场如何相结合的问题时，有所谓板块结合论和有机结合论的区别，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属于有机结合论而同板块结合论完全不同。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两种观点在思想方法上都没有跳出平面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从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开始，到80年代初、中期为止，一直在我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在上海会议时，经济学家们的普遍认识是：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太极图式的“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关系。到了80年代，特别是在1981至1984年间，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以内，就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板块如何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趣的是，当时的市场派极力主张把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纳入计划经济的范围，而当时的计划派则主张只有指令性计划才属于计划经济(如图所示)。于是，讨论的空间就是，市场派主张把B线往A线方向移动，以缩小指令性计划，但仍不违背计划经济为主的原则；计划派则主张把B线往C线方向移动，以保持指令性计划的主导地位。应该说，这场讨论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且也颇具中国特色。然而，在国际接轨方面则又嫌不足，在思维方式上则仍被板块论所困扰。而且，即使是主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结合论者(包括我在内)，也只不过是把太极图中间的那根S型曲线加以锯齿化或弥散化而已，仍然没有跳出平面思维的局限(赵人伟，1985)。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当讨论进入到国家—市场—企业的关系时，情况才有所进展；在思维方式上，也逐步地以立体思维来取代平面思维(赵人伟，1988)。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顾准能够参加这场讨论，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指点迷津，提高讨论的学术层次。
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在1973—1974年间，不仅集中力量研究希腊城邦制度，而且也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记得他曾从我手头借去《诸子集成》中儒家和法家的有关论著，又从别处借来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研读得非常仔细。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文献，他也非常重视，还经常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一些文章让我们这些向他学英语和经济学的人阅读和练习作翻译。他还告诉我，在“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著作，译稿在商务存放，并答应出版以后送我一册。遗憾的是，此书译本在顾准逝世以后五年才得以出版。我手中所存的此书译本是他的儿子按照父亲的遗愿送给我的。然而，即使从这一些片段我们也可以看出，顾准是从总结整个人类文明(civilization)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来分析现状和探索未来的。作为一个学者，他确实是站在高山之巅，而不是尾随权势之后。
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曾师从熊彼得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关淑庄女士曾经对我说过：“你们五十年代在中国大学里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同我们以往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在背景上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指商品两因素)，我们的教育背景是两条线(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所以写起文章来当然就不一样。”对此，我又联想到顾准。尽管他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就他的知识背景来说，应该说是两因素和两条线兼而有之。因此，如果他能够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推动经济学的国际接轨方面也一定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在研究顾准的学术生涯时，我认为他的表达能力和文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当然，他的文笔之流畅和清晰是同他的见解之透彻和独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许多问题经他一说一写就令人折服，这确实是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勤奋的综合效果。据说，顾准于1965年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前后曾写过不少的交代材料。当时担任经济研究所“四清”工作组的组长看了这些交代材料之后都对顾准在交代材料中所反映出来的文笔非常赞赏。联想到今日中国的文坛，有一些中国人抱怨看不懂中国人自己写的某些东西，有一些外国人也抱怨看不懂某些中国人写的有关外国的东西，这确实值得令人深思。我想，这里的抱怨看不懂，不应该包括读者知识结构的局限所引起的那一部分，而仅仅包括作者表达不佳所引起的那一部分。如果我的这一界定是可取的话，那么，这种令人不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总不能说吸收外来文化必然如此吧!顾准是一贯重视吸收外来文化的，但他写的东西为什么能做到深入而浅出呢？看来，作者自己先弄懂和弄透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三、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
乍然一看，顾准是一个除了劳动、接受批判以外，就是一个埋头于学问的人；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然而，顾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充满着爱心的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想从自己直接遇到的两件事情谈起。
第一件事：顾准为什么对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所写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Kenneth E. Boulding，1969，1970)一文赞叹不已呢？大约在1973年，顾准手握载有鲍尔丁这篇文章的美国《经济评论》对我说：“鲍尔丁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习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翻译成中文。”我试着啃了几个星期也没有把这篇文章翻出来。看来英文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底子都不行，实在啃不动，只好作罢。当时张纯音也在试着翻译顾准布置给她的文章。她的感受同我类似，甚至风趣地说道：“我几乎把文章中的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查过词典，但也无法理解文章的意思。”她还说：“我青年时代可以看懂英文原文版的电影，看来主要是经济学的水平不行。”当时我们对顾准能看懂这一类“天书”都很佩服，但由于自己看不懂，所以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赞赏。
第二件事：顾准为什么在读了德国的短篇小说《茵梦湖》(台奥多尔·施笃姆作，1851；孙风城译，1983)以后而怆然泪下呢？为了学习英语，我当时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茵梦湖》来读，并带着书向顾准请教其中的英文理解问题。当我请教完毕以后，他说：“你把书留下让我看几天。”过了一些日子当我去取这本书时，他居然对我说：“我是边看边流眼泪看完这本书的。”我当时对他如此动情不得其解。因为，《茵梦湖》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描写德国的一对青年男女莱因哈特和伊利莎白之间自幼具有青梅竹马式的感情而互相热恋，但因女方家长的阻扰而未能成婚，女方则由母亲作主嫁给了一个拥有大量遗产(包括茵梦湖在内的庄园)的贵族青年，造成男女双方的终身遗憾。男主人公莱茵哈特则终身不娶，直到老年，仍以钻研学问作为终身的寄托。其实，这样的爱情悲剧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从罗米欧与朱丽叶，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几乎是家喻户晓；但为什么顾准要对《茵梦湖》如此动情呢？现在回想起来，看来是《茵梦湖》中的主人公莱茵哈特在老年时的处境使他触景生情而怆然泪下，记得当时他把书还给我时意指书中的主人公连声说道：“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呀!”
我想以这两件事为引子，探讨一下顾准的道德情操与感情世界。
由于我当时水平和知识的局限，没有同顾准讨论过道德问题。不过从他如此赞赏鲍尔丁的上述文章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关注经济人和道德人及其关系的研究。事过20多年，我又从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借出上述鲍尔丁的文章来读。鲍尔丁一开始就风趣地说，亚当·斯密强烈地要求经济学家既成为亚当，又成为斯密(亚当，即Adam，在圣经中是人类的始祖；斯密，即Smith，其英文含义是工匠)。我想，鲍尔丁在此是“借名发挥”，要求人们既成为经济人，又成为道德人。其实，任何经济社会都离不开如何处理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在吸引着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我还在青年时代就听陈岱孙教授讲这个问题，据说他直到晚年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颇有新的收获。比陈岱孙要晚一辈的经济学家如厉以宁、茅于轼等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甚至更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如汪丁丁、杨春学等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人们发现，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是不行的，但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没有政府的干预和道德的调节(鲍尔丁称之为“共同价值”，即“common value”)也是不行的。如上所述，顾准属于我国市场改革的先驱，他肯定经济人的行为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于一个经济社会的运转离不开道德准绳这一点，我想顾准也应属于先知先觉的行列。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留下多少文字的东西。
如果我们从他的学术思想转到他个人的为人处世，顾准也是一个具有道德情操的人，一个讲道德的人。还在“文革”之初，顾准同孙冶方都在一个劳动队里劳动；顾自豪地对孙说：“我手上没有血”，意思是“我虽然挨过那么多的整，但我没有整别人”。这一情景，是顾准逝世以后若干年，孙冶方出狱以后亲口对我们说的。我认为，顾准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自豪的。他挨整，但并不想通过整人来取得补偿，正如被偷的人不通过偷人来取得补偿一样。这一点，同他在接受外调时宁愿挨打也不说假话一样，是建立在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基础之上的。在“文革”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外调人员向顾准调查他以往同事们的历史问题，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因不能迎合某种需要而挨打，但他决不通过胡乱咬人来求得个人处境的暂时改善。
说到顾准的感情世界，我认为他的感情世界中的最大悲剧在于他在感情上的付出同他所获得的感情上的回报之间的极度不平衡或极度不对称。对于这种失衡的或不对称的感情，我们甚至可以列出一个单子来：
1.他热爱自己的母亲。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同他的母亲在地理位置上只有一街之隔，但至死不得相见，留下了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时，他母亲住在东长安街南侧的公安部大院，他自己则先住建国门内的学部大院，后住协和医院，均在东长安街的北侧。这种一街之隔而老死不得往来的局面，在柏林墙已经倒塌、连海峡两岸的交流都在日益加强的今天，也许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但对于当年的顾准母子来说，那是一种严酷的现实。
2.他热爱自己的妻子。汪璧先是他的战友，后来又成为他的爱妻，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然而，1968年4月当汪璧被迫害至死以后，他不但没有获得同妻子的遗体见面告别的机会，而且连妻子的死讯也对他隐瞒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在革命的烈火中结合起来的感情却在另一场莫名其妙的烈火中遭到了无情的撕裂。以这样一种无情的撕裂来对待一种真诚的结合，怎能不令人感到此恨绵绵呢？!
3.他热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不能不接受子女们同他这个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现实。尽管如此，他对子女们的一往深情却从未中断过。他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他翻译上述著作的经济动机就是要为子女们准备一点上学时的培养费用。有一次，我到学部大院八号楼去看他，见他卧床不起，就问他为什么大白天还躺在床上，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回答说，他得知女儿已回到北京，想同女儿见一面但不能如愿，一时心中不悦以致起不了床。我虽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也无法解除他心中之闷。大约20年以后，我在夏威夷同顾准的女儿顾秀林相遇。我对她说：“你爸爸生前对你们这些子女的爱怜之情你们没有直接感受，但我还略知一二，当时你爸爸想见你而不成都起不来床了。”顾秀林回答说：“当时我还比较小，我爸爸想见的是我姐姐。”
父母同子女之间的感情也许并不要求绝对地对称。我的家乡有这样一句俗话：“父母对子女的心像路一样长，子女对父母的心像筷子一样长。”作为自然人，这种现象也许并不奇怪，连动物界也都可以看到。但人类社会毕竟脱离了动物界。作为社会的人，就不仅要提倡“携幼”，而且要提倡“扶老”，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中国人还提倡“敬老”，这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标志之一。人类文明总要经常校正“自然秩序”之不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机制也是一种“自然秩序”；在市场失灵的场合，还需要政府和道德的力量来校正市场这种“自然秩序”之不足。在家庭关系中，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具有更多自然因素的话，那么，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应该具有较多的社会因素。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顾准同其子女的家庭关系中社会规范对自然秩序的校正是逆向进行的：不但筷子没有被拉长，反而被折断了。应该说，这种“逆向校正”的行为不仅是反社会的，而且是反自然的。显然，这既非顾准之过，亦非其子女之过，他们都是受害者。
4.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他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和革命事业的。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是不可能作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举的；而没有对祖国和民族的热恋，也不可能有这种献身精神。甚至在个人处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对于祖国建设的哪怕是一点微小的进展都表示出由衷的喜悦(《顾准日记》，1997年版)。然而，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撤职罢官，两顶“右派”帽子，常年累月的劳动改造，三番五次的批斗，无穷无尽的交代与检讨。
5.他也热爱自己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无论是学部的医务室还是协和医院都没有确珍，一直把这些症状当作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到了晚期。他深知住进协和医院已面临着“前门进，后门出”的命运。这时，他除了表现出一贯的坚强以外，仍然向我流露出对自己的生命之恋。他说：“在干校时，连邵心洁的爷爷到了八十多岁也不想死，难道我不到六十就心甘情愿地去死吗？”是的，他追求真理的庞大计划还刚刚开始，怎舍得就此了结呢？
那么，顾准是怎么对待他的感情世界中的这种悲剧的呢？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哀而不怨”。“哀”是一种事实，“不怨”是一种态度。就“哀”的程度来说，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中的“哀”都无法同顾准所经历过的“哀”相比。如果说，像梁祝这样的哀史，用一支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表达的话，那么，顾准的哀史，没有整个交响乐团的万管齐鸣和万弦齐拨是无法加以表达的。他的“不怨”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不计较个人恩怨，例如，他对其子女一直采取“宽恕”的态度。第二，不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着眼于未来，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化悲痛为力量、向前看的意思。我认为，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如上所说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表现，而且也是他个人品格中兼有激情和冷静(理性)这两种互补的特性的反映。记得他60年代初期就经常勉励我们说：“经济学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数学家的冷静。”我想，他也是一直以这两种精神来自勉的。试想，如果没有激情，他能够啃着两个冷馒头在北京图书馆蹲上一天去探索历史和未来吗？如果没有冷静和理性，他能够控制得住自己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以避免一场以牙还牙的疯狂发泄吗？
四、结语——两点争辩和一点希望
在《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出版以后，我听到对于顾准有这样两点议论：一是顾准的事情是被学术界所炒出来的。二是顾准既然后来的思想发展到这个地步，最初就不应该参加革命。
对此，我想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必须尊重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倡踏踏实实的研究，反对浮躁作风。任何学术大师和文艺大师，都是干出来的，而不是炒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赞成炒歌星，也不赞成炒学者(赵人伟，1997)。不过，什么是炒，什么不是炒，其间还是有一个界限，不能一概而论。对顾准来说，还他以历史的原来面目，并对他进行科学的评价本身不能叫炒。即使纪念文章和悼词之类，好话说得多一些，只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炒。当然，任何好事情都可能有人出来炒，因此，对那种没有事实根据的渲染，我们自然要坚决防止和反对。第二，顾准一生的思想，确实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复杂性，顾准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自然也是复杂的，乃至是痛苦的。我认为，在顾准的思想体系中，反帝、反封建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是始终如一的，至于追求的具体目标，应该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原来追求计划经济，后来又主张市场改革，就简单地指责一个人“有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一个人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去追求计划经济，但在实践中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弊病而逐步走向有调节的市场经济的道路，应该说他并未改变救国救民的初衷，但却改变了原来对计划经济的一些幼稚的和笼统的想法。这种“知错必改”的实事求是精神，总比那种只要自己信过和作过的东西决不能加以改动的顽固态度要好吧!顾准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真理、对未来的探索，即使在1949年取得政权、当了大官以后，他也是如此。这是符合“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的思想的，这总比有了权力以后就只知揽权保官、不求进取的思想要好吧!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都在发展，离开了历史的发展，用一根固定的尺子来衡量顾准的今天和昨天，以他的今天来否定他的昨天，或以他的昨天来否定他的今天，都是一种简单的和静止的做法，很难实事求是地反映变化中的现实。
综观顾准的一生，有人说，顾准是一团火，一束光。有人还说，顾准是以自己的肋骨当火把给人以亮光的。我们何尝不可以说，顾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园地上的一朵鲜花，但那是一朵未能盛开的鲜花，一朵过早地凋谢了的鲜花。既然20世纪的中华大地上可以培育出顾准，我们完全可以预见，21世纪的中华大地上仍然可以培育出顾准式的人物。但我们希望，下个世纪祖国大地的生态环境能够焕然一新，让我们遥祝21世纪的顾准能够鲜花盛开，并千万不要过早地凋零，而能结出累累的硕果。
参考文献：
1.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又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页。
2.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事实》，见《顾准文集》，第62页。
3.赵人伟：《我国计划和市场问题讨论述评》，载《经济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1985年第4期。
4.赵人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总体设想》，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4页。
5. Kenneth E. Boulding，“Economics as a Moral Science”，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69； Kenneth E. Boulding，Economics as a Science，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0.
6.台奥多尔·施笃姆：《茵梦湖》(1851)，孙凤诚译，见张玉书选编：《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138页。
7.《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8.赵人伟：《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想法》，见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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