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许堪慰人意的是，1972年顾准随经济所人员一起返回北京后，所处环境略有改善。据骆耕漠回忆，别人都在忙于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所以对顾准等人的看管已经不是那么严了。从这时候起，顾准继续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他争分夺秒，想要彻底研究东西方的历史，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的角度来审视近百年来在中国发展的这一切。
顾准系统地阅读、反复地思考，“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73]王元化的这番话于十年前的1989年，至今还是发聋振聩。他的评价并不过誉，随时间的推移，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回京以后，顾准有家不能回，他只好蛰居建国门内5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八号楼。由于长期的煎熬与迫害，造成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据当时相处一住的吴敬琏说：“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74]就这样，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
从《顾准日记》我们可知，1974年2月12日起，顾准开始撰写希腊史笔记，即《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他去世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顾准文集》。整个写作过程，大概持续了三个月。它虽然是一份读书笔记，却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笔记共分六章，顾准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未及完稿，便不幸病逝。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对许多似乎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中，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
比如，顾准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他通过严密的分析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其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语)截然不同，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虽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75]
现代西方文明因袭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这已为举世公认。早在干校期间，顾准便立志研究希腊史，没有经过多年的积累，1974年他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的。而他所做的一切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服务于自己立下的下列目的：
(1)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2)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
(3)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顾准沉潜下来，默默地从事这一艰难费力的研究与探索呢？与顾准相处达十年之久的吴敬琏对这一时期的顾准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我想，一个人只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插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终于写出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76]
现存的《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完于1974年10月17日，两年时间，记载他读书的轨迹。他读了《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日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述》、《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考古》、《国外科技动态》、《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食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西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以上书目只是顾准阅读的一部分，仅此可见他之勤奋好学，涉猎之广，令人叹服。其间，还翻译了大量外文文献，与弟弟陈敏之秘密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陈敏之在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说：
“这本集子是作者(按：指顾准)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诉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陈敏之接着还说：“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语)，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作这些笔记的主旨。”[77]
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可以看出在顾准眼里，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为了破除旧世界可以采用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因此，顾准昭示人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78]
顾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演变，他说过：“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在这篇《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更进一步深刻而尖锐地认为：“马克思当然不满意雅典存在着奴隶这件事，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金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这是不待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实现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顾准接着指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79]话说得可能有点尖利，但是的确是事实。
顾准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不会以忧国忧民之心，以其胆识、智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从彻底经验主义转变过来。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强调的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都是在充实和丰富马克思的理论。
早在1989年，王元化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后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是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80]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按：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81]
顾准的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曙光说得好：“读文集比读专著好，文集是作者思想精华的荟萃，专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被兑了白水，像被稀释的醇酒。”他对《顾准文集》非常推崇：“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一个高瞻远瞩的瞭望者姿态，在20年前讲出了我们现在有些人未必理解或接受的东西。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问题在今天看来，现实意义仍然很大。”[82]
的确顾准的这本书文字凝炼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发人深思。
顾准思考问题是极为广泛的，在晚年短短的时间里，他还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代表作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共分四个部分。这本来是一篇谈《资本论·原始积累篇》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其实这些原著，顾准早就读过，这次重读，他又有心得：“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83]顾准刨底寻根，从资产阶级的渊源开始，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发展起来的。从而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他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必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式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84]
尖锐的问题需要回答，顾准指出：“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由，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200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5000万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地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85]
而差不多一个半多世纪来，中国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即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顾准在1973年6月11日写道：“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86]顾准的这个直截了当的论断，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特点认识的必然结论。
因而，顾准大胆提出，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87]。而在中国，之所以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被长期统治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
在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就在“评法批儒”的一片喧嚣中，顾准以冷静的解剖刀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起源于巫与史，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对这一论断，他是赞同的：“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续文武周公的道德，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的，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又说：“所谓文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天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顾准看来，史官文化便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他指明，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虽然“说过分了”，即“庄周、惠施，有‘至大天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按：即首脑人物)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88]顾准这番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的比较后得出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顾准对史官文化的批判和对基督教的剖析，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同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乐民曾撰文附和：所谓“史官文化”也者，其核心是宗法、封建社会的“礼法”，这于今日社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社会之发展，经济固然是基础；而如果作为上层建筑的“礼法”、“道德”之类依然支配着社会，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是一条人们烂熟于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以，换言之，如果旧制度的法权不变，依然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纵使经济上有发展，也无由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旧说这本已有之的“萌芽”是被外国侵略者扼杀的，其结果倒是开脱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责任。顾准懂得历史，更有“文革”的切身体验，因而对所谓“史官文化”之窒息思想和妨碍进步，感触特深，……顾准是作财经工作出身的，却得出不能以经济因素单打一地决定社会进步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有参考意义吧。[89]
科学与民主，也是顾准这一笔记的重要内容，所谓顾准精神，可谓“科学精神”之同义词。顾准认为，要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营造民主的氛围，必然与当时的氛围形成冲突，他指出：
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论人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 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90]
顾准以严肃科学的态度，维护了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并以“为人类服务”的伟大思想，发出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所相违的正义之声。在顾准看来，民主是手段，进步是目的。他指出，为了确立民主与科学，必须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权威主义，他强调：“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心中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91]
概括地说，顾准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认识论：它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人类改造世界的方法同样也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这样，什么终极原因和终极目标以及根本方法也就不存在；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第一原因，没有上帝，同样也就不会有天国的降临，有的只是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的无止境的“进步”，只是人对人的自身处境不断的无止境的“改善”。顾准把这种科学精神也称为哲学上多元主义，它其实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它是与绝对权威主义相对立的。顾准认为正是这科学精神，才促使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进而促进了人类进步。进步，不正是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目的？这样，要确保人类进步就必须确保科学精神，而要确保科学精神则要实现“完全的民主”。因而，顾准说，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维护科学精神的民主才是实现进步必须采用的方法。
顾准才智过人、胆识超群，大义凛然地指明——“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92]这些话发聋振聩，洵为至理。
顾准强调要把民主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根本上折射出顾准对人类进步的信仰，同时也是基于他对“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实践的反思。
在顾准看来，“民主集中制”尽管有“民主”于其中，但实质上是非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最终落在“集中”上，是由谁来集中呢？显然是“掌权者”在进行“集中起来”的事。权威主义专制主义正来自于这“集中”之中。对此，顾准有精辟的论述：“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结，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93]”正是为了防范“民主集中制”，顾准坚持在“科学与民主”中只有把“科学精神”作为前提，而不是把“民主”作为前提。“把民主作为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因为科学精神是多元主义的，它拒绝绝对真理。这样，以科学精神为前提，于是“我们”就会对“你”的集中、归纳的正确性、神圣性提出质疑。“我们”才会反对“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
同时，顾准主张的“完全的民主”，与“文革”时期的“极左”的“大民主”是两回事。其实，对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探究，由来已久，他欲从历史积淀中，掘出现实病症之源。
早在1956年，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便反思，19世纪末洋务运动以来的革命家过于思想内容“单纯”，又不“珍重遗产”；思维方式粗率而激进；行为模式则习惯以“乱到极点”来追求冲击力。为此他要求：“认真来一个百家争鸣，是可以补过去启蒙运动单纯之不足的”[94]。因此，顾准绝不愿简单化看待使他坠入苦海的那一幕幕历史悲剧。他深感，共和国正与他一样支付着惨重代价。共和国的现代化步履蹇涩，原因何在？
顾准潜心研究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要将人类社会最早的民主政制，与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专制政制参照比较，以此洞开理性批判的突破口，穿越浓重的历史迷雾，辨明中国正确的发展方向。顾准针对那种希望通过“大跃进”与“文革”，推行类似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建成色彩杂驳的“公社”体制，实现终极理想社会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以极大热忱赞许的巴黎公社，是为法国大革命还愿。而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不幸具有一个致命伤：“国民公会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达到这一步，通过了恐怖主义。”不过这样的话，引出一个始料不及的结局：
国民公会时代，其实为拿破仑皇帝铺平了道路。也许应该说，是巴拉斯的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国民公会给拿破仑效了劳。不过，我们也可效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比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来看，无关重要。希特勒说过，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建立第一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士兵(他自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戈培尔曾经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第三帝国云云。
历史就是如此，现实更不容乐观!顾准极大的理论勇气与现实关照揭示了这一“真正革命的”[95]真相。
顾准率先在理论高度，说破了“文革”内核深藏的极左症结(与直接民主、高调民主论调有关)。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为“文革”的顺利发动与长期持续，提供了条件。而在顾准眼里，“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96]，他深刻剖析了直接民主在专权控制下的变通形式。
长期浸润于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顾准，心中游刃有余，他钟情于间接民主：“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发展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97]顾准据此举了中国现实的例子：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你别看清谈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不过，不进口不行。[98]
顾准的思维汪洋恣肆，又不失理性，为中国今后如何彻底避免“文革”浩劫重演，实施可操作的民主(间接民主)与法治，在理论上指明了道路。这是他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其意义不在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阐述之下。
“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生长出来。”[99]这样的点悟，只有顾准做到了!
顾准在生命的最艰难时刻，曾多次向友人袒露心迹：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顾准以人为本，高瞻远瞩，首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渗论，将经验主义哲学旧瓶装新酒，为中国改革所做的一系统创新设想；充分重视中国国情，在思想构筑中率先提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有多元样式，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做的极具启发性的前瞻思考，无疑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遍览21世纪全球现实，中国正向纵深发展的改革大业，瑞典与奥地利建立的“杂交型社会主义”社会；美国罗尔斯(John Rawls)创立的“公平正义合法的自由主义”思想……无不证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成果，富有生命力与历史推动力，也证明了顾准超前30年为中国所做的改革思维，兼具批判性与独创性。[100]
读顾准的书，人们的内心深处总能被他的许多石破天惊的见解所激荡，难怪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智慧，他的深刻，他的博大，他的尖锐，他的一针见血。《顾准文集》中关于东西文明的对照分析，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防止当权者发展成为皇帝及其他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另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希腊文明的关系时恩格斯、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关于斯巴达精神就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和伪善；关于中国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等等，顾准好多这样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更敬佩顾准的精神，更崇尚顾准的人格力量。
顾准主张哲学上的多元理念，他是反对集中的目的。那么用他自己的主观来观察他的理论也应该这样。就是他的许多见解，再深刻也是一元。他的思想上的理论是完全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有好多不同意见，他只是一元。如果说把顾准作为一种集中性，那就歪曲糟蹋了顾准学说，他只是一元，完全可以议论。但最可贵的是顾准精神。那么我就想什么是顾准精神？我们认为顾准精神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就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积淀的那种人文精神的精华，也是中国“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中国最需要的是这种精神，这是核心。那么围绕这个核心，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个是顾准爱真理胜于他的生命的这种精神。为真理而置生死于度外，置荣辱于度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而不愿放弃太阳系学说，这是顾准精神，他的一生经历就是这样。
顾准拖着病躯，顽强与死神赛跑，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一部“真的书”，正如钱理群在1998年第5期《东方文化》杂志发表的《鲁迅与顾准》一文中指出：“正是为了反抗精神死亡，我曾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郑重推荐《鲁迅》与《顾准文集》，我这样写道——这是本世纪两个‘真的’写的‘真的书’。”[101]正因为如此，顾准英灵不死，顾准精神永驻。
1974年11月初，顾准实在病得严重，被送进医院治疗，11月中旬，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讨论，正式宣布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
临终时刻即将到来，顾准显得十分冷静而理智。据吴敬琏回忆：“因为大夫在查房时用英语说明顾准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在这以后，他把我叫到医院去，非常冷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久就会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动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说，我认为中国‘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来东西报效国家。”
在同篇文章中，吴敬琏谈到顾准的最后日子时说：“后来果不出顾准所料，他很快就因为癌肿堵住了气管而说不出话来。入院才两个月，已告病危。也许是预感自己行将不起，有一天，顾准让人带话给我，……希望我能去陪他。当天下午我去医院，这时的顾准已经处在临危状态，癌肿几乎把气管完全堵死，他只靠全部力气从高压氧气瓶中抽进的一点氧气维持着一缕如丝的生命。他的兄弟陈敏之为他梳妆完顿以后离去，我独自坐在他的床前，握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够入睡。大约到了11点钟，他挣扎着用完全听不见的声音和手势示意我打开行军床休息。他刚刚迷糊过去，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声所惊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电话通知的是陈敏之和他的妹妹陈枫。”“打完电话，我就和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起送顾准去太平间。在推车去太平间的路上，顾准临终前的一幕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
顾准的忌日是1974年12月3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顾准历年受到的错误处分被彻底推翻，得到彻底平反，重新恢复了政治名誉。1980年2月，在北京为顾准和汪璧召开了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顾准的遗著和思想，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在思想界，顾准研究将成为一门久经不衰的“显学”。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著名学者、顾准之弟
陈敏之先生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1] 陈敏之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2] 陈敏之编：《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后来对此进行修订有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作为顾准百年经典之一，新近还推出由陈敏之、高粱、罗银胜编《顾准文集》[纪念珍藏版]，敬请垂注。
[3]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的《顾准文存》一套四卷，包括《顾准文稿》、《顾准自述》、《顾准日记》、《顾准笔记》，陈敏之和顾南九(即顾准次子高梁)选编。
[4]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5]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728页。
[6]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见陈敏之编：《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21页。
[7] 原载《新青年》，1926年3月25日第3号。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397页。
[8] 此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潘序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题词。
[9] 潘序伦为顾准遗著《会计原理》一书所作的序言；《会计原理》，知识出版社(上海)1984年8月版。
[10] 陈敏之：《一件往事的追忆——纪念顾准逝世二十周年》；载《上海会计》，1995年第6期，第3页。
[11] 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4页。
[12] 丁苏民：《顾准同志是我最敬佩者之一》，载《立信校友通讯》，1995年5月30日第39期，第2版。
[13]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14] 原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99页。
[15] 顾准：《顾准自述》手稿，第18页。
[16] 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合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06页。
[17] 详见《中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
[18] 陈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载《上海滩》1993年第7期，第27页。
[19] 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45页。
[20] 陈敏之：《会计事业的生命是无限的——庆贺潘序伦先生从事会计事业六十周年》，见《犁地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79页。
[21] 《顾准自述》手稿，第54页。
[22] 原载《职业生活》，1939年第1卷第4期。
[2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沪版)1989年1月版，第508—509页。
[24] 《职业生活》第一卷，第330—331页。
[25] 孙治方：《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页。
[26] 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7期，第15页。
[27] 转引自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十六年》，知识出版社(沪版)1984年11月版，第43页。
[28] 王元化：《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见《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9—510页。
[29] 陈敏之为顾准遗著《会计原理》所作的《写在前面》，见顾准《会计原理》，知识出版社(沪版)1984年8月版。
[30] 陈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载《上海滩》，1994年第6期。
[31] 陈丹晨：《喃喃自语——〈顾准日记〉读后》，载《博览群书》，1998年第1期，第10—11页。
[32] 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载《文汇报》，1993年7月9日，第5版。
[33] 戴园晨：《历尽艰困终不倦的经济学家——读〈顾准文集〉》，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第42页。
[34] 顾准：《控制计算与依靠群众》，载《税务通讯》(上海)，1950年10月19日第32期，第901页。
[35] 顾准：《基层负责制与现场检查制度》，载《税务通讯》(上海)，1950年11月23日第81期，第901页。
[36] 顾准：《顾准自述》手稿，第278—279页。
[37]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现存顾准之子高梁处)。
[38]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15页。
[39]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27—29页。
[40]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14页。
[41]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17—18页。
[42]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8—19页。
[43]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88—89页。
[44] 参见刑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第50—51页。
[45] 此文发表于《文汇报》1993年7月9日。
[46]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1页。
[47]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见张问敏、张卓元、吴敬琏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50页。
[48]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页。
[49]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见《顾准日记》序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页。
[50] 沙叶新：《泪眼读顾准》，载《文汇报》，1997年12月3日，第8版。
[51]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2页。
[52]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5页。
[53]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70页。
[54] 张卫民：《苦难与良知的见证》，载《博览群书》，1997年第11期，第32页。
[55] 《顾准日记》，第11页。
[56] 《顾准日记》，第13页。
[57] 《顾准日记》，第37—38页。
[58] 《顾准自述》手稿，第336页。
[59] 《顾准自述》手稿，第337页。
[60] 《顾准自述》手稿，第335页。
[61] 张佳平、伍晓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第109页。
[62] 顾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页。
[63] 顾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7页。
[64] 《顾准自述》手稿，第375、377页。
[65] 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载《改革》，1998年第2期，第59页。
[66] 《顾准自述》手稿，第374—375页。
[67]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1页。
[68] 根据1989年7月4日采访手记。
[69] 林贤治：《两个顾准》，载《南方周末》，1998年2月6日，第16版。
[70] 沙叶新：《泪眼读顾准》，载《文汇报》，1997年12月5日，第8版。
[71] 《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73页。
[72] 《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39—240页。
[73] 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9页。
[74] 吴敬琏：《何处求寻大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第380页。
[75]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2版，第23页。
[76] 吴敬琏：《何处求寻大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第386—387页。
[77]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8页。
[78] 《顾准文集》，第424页。
[79] 《顾准文集》，第256—258页。
[80] 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7页。
[81] 均见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7—508页。
[82]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7月15日，第2版。
[83]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1—272页。
[84]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85]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86]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4页。
[87] 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8页。
[88]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3、344、243页。
[89] 参见陈乐民：《不见人间宠辱惊》，见氏著《学海岸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90]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68-369页。
[91]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页。
[92]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44-345页。
[93]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302页。
[94] 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3页。
[95]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3页。
[96]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4页。
[97]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21—322页。
[98]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9—320页。
[99]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8页。
[100] 参见高建国：《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载《读书》，2005年第2期。
[101] 参见《文汇报》，1998年10月17日，第2版“书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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