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抑或是对顾准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人民民主专政。顾准本人从1931年投身革命生涯，千辛万苦，冒死奋斗，如今天将大任落于斯，顾准即将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长，他固然精通经济、长袖善舞，但前面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好像是英国诗人济慈说过，境界就像不断聚散的云彩：当我们开怀大笑时，祸种已经播进了滋生各种事件的广袤耕地；当我们开怀大笑时，它萌芽、生长，突然结出我们采摘的恶果。顾准的结局与此所说非常巧合。
上海解放前夕，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集结在丹阳，接受教育和培训，顾准任青州总队队长，这是一支专事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干部队长。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到达上海甫定，顾准作为军管会成员之一，负责了上海市直接税局、市货物货局、市财政局、市府会计处、审计处和市地政局等原国民党财经部门，工作繁重而显得驾轻就熟。据时任中共上海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修良回顾：
解放初期，顾准真是席不暇暖。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面临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支援抗美援朝)和争取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艰巨任务，但他责无旁贷，竭尽所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政绩有目共睹。
上海的财政问题，关系全局；顾准主持上海财经工作，应该说是上佳人选。他对上海工商业情况相当了解，本人又精通会计业务，加以其革命经历，是解放初期市府职能部门难得的红色专家，难怪陈毅市长对他的工作完全信任，极为支持。可以说，顾准任重道远，大手笔刚写了个序幕。谁能料到，祸从天降，顾准突然被撤职，结束了他在上海方始打开局面的事业。
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顾准耸人听闻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征税的方法问题上。
按照某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征税，应实行纳税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但顾准观点不同，他认为上海不同于小城市，不能纯靠纳税户民主评议；上海大部分工商业户都有账册可查，应当依法交税，其他分散的个体户可以定期定额纳税，即所谓“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顾准的意见既得到陈毅市长首肯，1951年陈云同志也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表过态：“顾准对税收方法的意见是对的。”但到了1952年2月，却裁定顾准坚持的税收方法是违法乱纪，顾准于是成为“三反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尚方宝剑”落到了这位无辜者的脖子上。
退一万步，即使顾准的观点不尽合理，但他与领导之间的争论也只限于方法；他虽善于独立思考，也许确也有点骄傲自大的表现，然而以之“上纲”为“反党”，确实匪夷所思。其实，顾准当年在财经工作上的观点就是到了今天，还能令我们叹服他的预见性。例如1952年“三反”前，他曾坚决反对机关生产。他认为，在解放区的机关生产是自力更生，限于农业生产，目的是改善机关工作人员极其艰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不是剥削。但是，“工商业范围内的机关生产单位不带上浓厚的资本主义气味是不可能的，建议市委不要搞……”这个意见被市委采纳，并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对此也表示：“从此机关生产名誉扫地了。”
顾准的观点正确与否，历史自可作出公断，但在1952年2月，他却只能被撤职，调离上海，并背上了无法甩脱的包袱。[30]
当时，许多同志对顾准这样一位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也感十分不可理解。仅举当时曾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工作的陈丹晨的一段话为例，他说：“就是这样一个上海财经界的重要领导干部，在三反运动初期的一个早晨，人们打开报纸看到忽然被加以莫须有的可怕罪名而撤职了。这对机关上下的人们震动实在太大而都惶惑不可理解。同时被撤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等七八个人，都是上海各界的重要人物。当时开展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报纸所说的这几个人的罪名都与这三个方面毫不相干。从此再也没有人在财政局的党内党外向人们作个半点解释和交代。这样，一个人就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31]毫不夸张，从此开了党内无情斗争的先河。
顾准自己也认为，他的撤职，确与“民主评议”的争论有关，“民主评议”不可避免地带有随笔性，而顾准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并下大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制度(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沿用至今)，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以顾准的去职而告终，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陋习即“随意性”。而事实上，按照顾准的做法，1952年3月，上海入库的税收达3亿万人民币(旧制)，较1950年增加十倍。这难道是“民主评议”能够办到的吗？
50年代中期，顾准曾写过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经济学论文(详后介绍)，它是斯大林模式的否定，而当时还是把斯大林“神化”的年代，因此，老同志张劲夫在评论这一件重要的史实时说道：“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32]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戴园晨由此而感发，他认为：
当然，顾准的难能可贵并不限于这一篇。解放初期在税收工作中通行的做法是“民主评议”，即由税收机关提出税收任务，然后组织评议每个纳税户负担，负担轻重有很大随意性；时任上海税务局长的顾准却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依法查账征收，并下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员组织。这种“不依法”还是“依法”，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可惜《文集》(按：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未收入有关文献，未能反映另一次重要的“难得”。[33]
现在能够差可告慰读者的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经多方寻觅，终于在上海市财政局宁静的档案室库房中，查到了顾准当年在财税局长任上所撰写的大量文稿，涉及税务理论者为数不少，这样便可弥补戴园晨心头的“难得”之见，使之重见天日。
顾准这批文稿刊登在《税务通讯》上，这是一份由陈毅亲笔题词的刊物，于1950年4月创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发行对象是税务系统内部工作人员。设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张雪澄任主任，由局长顾准直接领导。
它的任务是报道税务系统各单位任务完成情况；交流工作经验；传达政策与统一法令解释；组织政策业务学习等。刊出具体内容有：社论、论文、短评，工作指示，重要公告，处理案件原则，法令解释，业务讨论，工作报告，工作建议，批评与表扬，人事、业务动态，转载苏联与东欧各国税收工作的经验与理论翻译，市场动态，工商界反映。还刊出副刊“税工生活”。1950年7月，上海市长陈毅应顾准之邀，题写《税务通讯》刊名。1951年11月，该刊出完174期后停刊。
顾准在《税务通讯》发表了许多独具慧眼的文章，内容精练，文采斐然。比如顾准在强调“要做到依率计征，必须控制计算”，加强核算之后，提出控制计算，必须注意依靠群众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指出：
在控制计算中，应该具有一定的技术业务水平，但不能单纯技术观点，必须依靠群众。为什么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业务水平呢？比如，如果不懂得酿酒的一定的智识，他一定无法提出控制意见，只好听人家报多少就是多少。又如，如果不懂会计，他一定不能提出要各厂设置三种记录簿。因此，控制计算要具备一定的业务技术水平，否则是没有办法的。但为什么又要依靠群众，而不能单纯技术观点呢？因为如果以为仅仅税务人员懂得这一行的办情，会查账，就能克服逃税，那也是不可能的。逃税的人，他会想尽方法抵抗查税，查税的人克服逃税的最好办法，只能是依靠职工、依靠群众。从逃税的厂商的内部去了解逃税的情况，从与纳税人日常生活在一起的群众那里去了解逃税的情况，逃税才制止得了。[34]
顾准还非常强调税收稽征的现场控制，他撰写的《基层负责制度与现场检查制度》一文认为：“加强基层组织，必须使基层组织按照负责制度的原则来进行工作。这就是各税的统一管理，控制计算与加强纳税人历史记录(稽征手册)的应用，处理违章案件时首先经过纳税人互助组的讨论，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集中在一个稽征组内统一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稽征组逐渐地积累起对专管户的知识，达到联系群众严密控制，堵塞偷漏的目的。负责制度是基于对劳动人民，即基于对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信任之上的一种制度，缺乏这种信任的基础，决不会也不敢按照负责制度的原则来组织我们的工作。但是，这种负责制度，必须与严格的现场检查制度结合起来。应该承认，全局同志对人民革命，对我国建设事业的无限热忱，激发了自己对工作的积极性，缺乏这点，我们过去一年来工作将无法前进一步。但同时应该承认，任何时候严格的检查工作，是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是纠正工作中过左、或迁就倾向与疲沓现象所绝对必要的。我们反对那种对劳动人民不信任的‘内部控制组织’。但我们也反对那种工作中只有计划，没有检查的自流现象。因此，切实贯彻各级工作的检查制度，是加强基层工作的中心环节。”[35]顾准的一番话，真是击中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病，值得深思。
顾准在“三反”中被撤职数月后，到1952年6月，华东财委曾山向顾准传达上级决定，分配他到正在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任办公室主任。他参与兴建了曹杨新村等工人住宅以及蕴藻浜大桥的建设任务。
1953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建工部亟需大批技术人才和领导干部，副部长周荣鑫到沪特地找顾准谈话，告诉他，国家建工部决定调他到部里任财务司司长，他的妻子也随同调去。到京期间，顾准在陈正人部长、万里、周荣鑫副部长等领导下，工作很有起色。正是因为如此，后来国家要在洛阳兴建一批重点工程，万里代理部长亲自点将，让顾准去担任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副局长，负责洛阳拖拉机厂、洛阳玻璃厂等大型工程的兴建。
1955年9月，根据顾准的要求，中央建工部送他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中央党校原称马列学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月1日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中央党校)，杨献珍任校长。顾准进党校学习的这段时间，正是被安子文称之为“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可谓恰逢其时。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的任务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设两种班次，顾准被编入普通班，学员主要来自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中央和地方的司局厅级干部及与此相当的大型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一级领导干部。当时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被称作“十六字”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
党校的学习环境，使顾准得风气之先。他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历史观点。特别是他通过悉心钻研与观察，发现中国政坛上交织着正确与迷误的复杂过程，并对经济工作出现的急躁冒进状况，已看出端倪。不过，顾准不盲从并勇于直陈己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值规律作了可贵的探索。同时，就“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一尖锐问题，苦苦追索。
在顾准的记忆中，杨献珍的《唯物主义》、孙定国的《辩证法》、艾思奇的《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印象深刻。对于党校的课程，顾准还追忆道：
《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龚士其主讲，内容是《资本论》摘要。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系统读完《资本论》，感谢他的讲课，推动我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也是我系统读马恩著作的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由苏联专家主讲，开始时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本尚未出版，印发讲义，讲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是完全一致的。听讲课时随时摘记了一些对讲课的疑问，后来有些成为写我的《试论》(按：即《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时的“原料”的一部分。
第一学期有联共党史这门功课，讲课的是苏联专家，教研室主任范若愚经常到课堂来照料。专家的讲稿大纲当然完全根据《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也添加了一些毫不影响讲课大纲的结构的史料。讲课完全按照讲稿照本宣科，专家绝不同意在讲课前先发讲稿。这一门功课才讲授完，苏共二十大的消息文件以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公布了。一年以后我谈起这件事，说这是一场讽刺。
还有一门分量较少的功课《世界通史》，由一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讲课，从希腊罗马讲起，并没有突出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奇怪的是，党校没有中国史这门功课，尤其感觉缺门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史。
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是张心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门课所占时间极少，也没有印发讲义。《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许邦仪，讲课内容用了大量联共教材，课程分量也不多。[36]
以上所引，就是顾准在中央党校第一学期的大致概况。
顾准是一个勤于思索，不盲目随从的人，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涯，通过大量阅读马列经典、阅读历史，肩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重任，为他奠定了成为一位思想家的基础。
顾准在1956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强调：“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在他眼里，“不做长期间的科学的劳动，而以一两个无须证明的实义来构成整个体系的所谓科学工作是不值钱的，我们现在正在反对这种学风，我自己必须以此为深戒”。他接着又说：“因此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并且决心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这里不仅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而且必须以充分的时间与严肃态度来对待实际经济问题。要找一条路走，过去的路程走过来了，应该这样走的，评价如何，只要俯视无愧也就行了。一切问题的根本之点，在于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际，过去在这方面冒失，这倒是今后应该郑重记取的。”[37]
同时，顾准还追求“思想的细密化”，他认为，“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媚。这种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1955年10月24日)[38]顾准的追求是可贵，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随着思想禁锢日益扩大化，顾准的悲剧也终就不可避免。因为知识分子在以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对自己的思想定位，顾准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在《党校日记》(1955年11月25日)曾写道：
新的课程开始三天了。两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我原计划一定要读完《资本论》的，看来时间不多，有些困难，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计划。特别是关于再生产理论和地租论，货币论，要为我解决一批问题。这应做，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籍，大约有三千页至三千五百页，其中小部分要做摘录。其次是苏共党史的学习，连同《共产党宣言》、《列宁文选》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许多材料，大约也有三千页以上的东西要读。时间是到明年四月上旬为止。这样干，颇有拼命主义之概，但我想紧张一些，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自一九四○年以来，长期间没有进行这样的学习了。而回忆一九四○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这就使读者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思想方法方面，既不知逻辑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了解一些什么，是报章杂志之学加上直观、臆想，全部知识水平，其实是停留在“Clerk”(按：即普通办事员)的水平上。庸俗的白领子工人，事务所职员，只配实用主义哲学，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断语的马列主义知识拿掉，剩下来的不是这个又是什么呢？目前面对着系统的学习，开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这倒实在十分有用的。
这样说来，目前的学习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三年半来，气质是有些变化的，七月份以来的变化更多些。目前，只有极小成分的个人思想之念，实在已无足轻重。回顾这些思想历程，也许对气质的变化还是有若干用处的。
想起那种事务所职员的庸俗气氛和高傲自大，甚至还有燕雀妄比鸿鹄的想法，看来也实在滑稽。[39]
顾准在这里似乎拿着锐利的解剖刀，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读书的经历以及反思过去，觉得“昨非今是”，实在令人敬佩。如此学素涵养丰富的学者，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知识积累，而且是到了毫不留情地责备。唯其具有这样旷达的自省，才能够登上思想的巅峰!
我把这些披露出来(这里要感谢高梁先生及其他顾准家属)，无非是让大家了解顾准的心路历程，丝毫没有贬低事务所职员和办事员的意思，倒是那些动辄引经据典的所谓“学者”看了以后，应该有所汗颜。
1955—1956年的党校学习生活，使顾准成为一个怀有忧患意识的思考者，读书不倦，浮想联翩，在他的笔下，充溢着对时事的关怀。比如1955年10月20日开学他的日记有如下这些文字：
记录一些脑袋里涌越的问题：
A.要研究并回忆1949年，二中全会以来，到总路线，到合作社运动的政策上的脉络，并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照印证起来。
B.详细考虑一下这么几件事：一、统购统销，梁黄叫嚣。二、增产节约，工农联盟的一个方面的调整；三、合作化运动，工农联盟的最精细方面的措施；四、合作化运动中所决定的对“巩固团结中农的措施”，与对农业生产的增产与减产的影响；五、对农村中新投入的资金，与这些资金对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增长的作用，对工业生产的增长的作用；六、对五年计划的修改的影响——a.一般工农业生产指数；b.农具(拖拉机)基本建设的速度；c.与农具相关的工业(例如石油)与交通运输的变化；
C.自己的思想方法，似乎会抓主流，往往忽略(不是往往，而是习惯的、自觉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D.我们的五年计划，开始编制时的速度总是“增长率的渐减趋势”，主要原因就是对生产、技术、产品及其原料工具间的联系的知识不完备所致。
经济上的预见性，与规律掌握运用之不足，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资料的年度太迟与储备资料之不足；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不足。——除这些困难，还有什么？
第二个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如何？[40]
顾准在这里绝不是“杞人忧天”，须知经济建设是有客观规律，不是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所能替代的。
顾准对经济建设中的“速度”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也作了非常周到的研究。有一天，他“中午睡不着，还是很兴奋地考虑我们的进步速度问题。事情不仅在于农业方面合作社发展的步调大大加速一事，还有的是：(一)今年丰收，使明年的财政是比较乐观的；(二)会有一部分技术与轻工业的输出；(三)大城市过剩生产力的加紧利用与工商界改造步调的加速；(四)预料得到基本建设的速度，特别是交通运输的速度会加快。特别使我神往的是上海人力物力的充分利用与上海人力的向西输出问题。公私合营加速了，在机械工业方面必然会发生新建厂的人力骨干之利用力量的问题的。交通运输方面的步调加速，预料也会更多地利用上海现有的人力。纵然我曾经被标为假马克思主义者，纵然我现在无缘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无论如何这不能不令我神往”[41]。
说来真令人寒心，上述文字能出自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吗？从这里，可以看到，提倡政治民主、发扬党内民主确乎重要，我们再也不能只说不做，抑或多说少做；彻底告别“一言堂”，引来“群言堂”。这样，人民大众将会颔首称幸。在这里，人们也从中窥见顾准拳拳报国之心。他接着说：“到北京已经三年半了。过去二年至三年中看到基本建设与改造私营工商业及利用上海人力与技术的脱节，这终究是短期间的事情。同样，在二三年间，所见到的国民经济方面的总规划，有自下而上的重工业的技术规划的宏伟规模与执行中的坚毅意志，可是从政治政策方面充分发掘一切潜在能力，从而使生产发展的速度加速一事，看不清其间的脉络。……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伟大的中国的人力，终究会使中国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困难只在于技术人才，而这一点兄弟国家会予我们以帮助，十年之内，大批新人也会补充这个空隙。可以预料，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大学生将达一百万人以上。那时资源方面的资料也会比现在积累得更多，我们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速度决不会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显然，此时处于想象当中的顾准还是颇为乐观的，故而他“星期日在家时与采秀讲到，现在比以前更为热爱这个国家了。个人干些什么是十分不重要的事，肯定的说，总是有事情干的，再不然，埋头读书一事，在最近三五年也是必须干的一件事。国家的发展，与其面貌之将变得一天天难于辨认，这才是最大的事”[42]。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并未如顾准预言一般，健康发展，顾准本人的命运难卜。
不过，顾准此时对中共的革新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中国之避免教条主义毛病一定比苏联是要快些。原因是得要快些。原因是苏联走在前面，而我们年轻一代，经历的革命事变多，丰富我们的历史智识的过程是更短的。五四前后，中国人多么大胆勇敢地抛弃一个又一个的陈旧渣滓，在思想上接受新东西的本领又是多么热心，理论思考的能力，自从掀掉了孔家店这一座大山以后，又是多么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这些都会预示我们今后的路会走得更快的。”[43]
一年的党校生活很快便结束了。顾准离开建工部，来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6年9月，顾准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劲夫(1914年生，“文革”后任国务委员)接待了他，张劲夫有意让顾准当经济所副所长，但顾准谢绝了，他想摆脱行政事务，静下心来搞研究工作。其实，顾准第一次进经济所只待了不到两个月，即奉调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资源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副主任。对此，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的吴敬琏(1930年生，著名经济学家)，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顾准1956年和1962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
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初来的时候，担任我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留下的经济学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的(按：1962年顾准重返经济所后也创作了不少会计、经济学著述)。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企业改革。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平，所以可以说对顾准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44]
顾准撰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虽然发表于1957年《经济研究》第5期(当时该刊为双月刊)，但早在1956年，顾准在中央高级党校和经济研究所时，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
触动顾准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研究，是他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启发以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刻反思。酝酿时间较长，正式动手则开始于1956年9月以后。为了写好这篇《试论》，他曾与好友孙冶方多次交谈请益，由此演绎了一出“学林佳话”。
1956年上半年，顾准已经认真通读了《资本论》，这时他与孙冶方时有过从，有一天，他向孙冶方指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7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顾准和孙冶方通过见面和电话交谈，相互启发，碰撞出可贵的思想火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试论》和《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两篇文章。因此，顾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确实较早。由于顾准不幸于1974年早逝，顾、孙的学林佳话的主角只能由劫后幸存的孙冶方来“担纲”。
事情是这样的：
1982年9月，孙冶方抱病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溘然长逝，死后备受哀荣。
孙冶方临终前，交代后事时，一再叮嘱他的两位学生、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同志：将来替他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把刊登在195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的后记原文附上，不能遗漏。原来，他在后记中写了四段话，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的笔名)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证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问题作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性问题对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对于孙冶方临终嘱咐的这件事情，张劲夫同志曾以《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45]为题发表文章，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提出过他的看法，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指《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引者注)时未附上这一后记感到有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上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价值规律”在今天听来，是一个连中学生也会耳熟能详的名词。然而在50年代这样受传统思想禁锢的时候，却有人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冲破束缚，真正认识并且重视价值规律，的确是一桩惊世赅俗的事情，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可是，在当时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无怪乎受到各方面的无情批判与指摘。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的“异端”，小平同志1984年在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46]而顾准、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实在具有“超前”意识。
顾准在《试论》中对下述观点，颇不以为然：有些著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被两种所有制的交换引起的；说什么作为商品的产品具有价值，不作为商品的产品就没有价值，或只具有价值形式。他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不无感慨地说：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过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没有提到过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指明社会主义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47]
顾准的上述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应该赞同顾准的观点，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展。江泽民同志说得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48]
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筚路蓝缕，薪火不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56年11月，顾准到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任副主任，其时主任由副院长竺可桢兼任。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气象、地理学家。他们两人在综考会共事期间，配合默契，堪称党内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典范。
1957年，顾准等人与苏联科学院生产力配置委员会联合进行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就是这次考察活动为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埋下了祸根。据吴敬琏回忆：
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都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采取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谨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行记下来，报到北京去。正赶上“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时也因为“严重右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顾准的具体过程，只知道在科学院范围内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
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被迫下乡劳动。1958年5月上旬，顾准来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从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顾准又随中科院部分“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左”字开口，“斗”字当头，生产下降；“饥饿——浮肿——死亡”，乃至饿殍遍野，满目惨相，已经公开出版的《顾准日记》收录了他的《商城日记》就是这“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49]。
披阅《商城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其中震撼心灵的巨大力量。正如上海一位作家沙叶新撰文所说：“顾准正是本着‘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察家’的精神，使他的日记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那段悲惨的社会史，也真实地记录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苦难的心灵史。使人读后心颤不已，泪流不止。”[50]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灾害时期，河南信阳是全国出名的重灾区(《人民日报》曾作多次报道)。顾准留下的《商城日记》，记录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时刻——1959年冬季。
在那高唱“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实际祖国上空回旋的却是“饥荒奏鸣曲”。《商城日记》的一大主题，就是记录了当时农民和劳动队员的饥饿问题，至今读来惊心动魄。请看：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行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还有多少人死亡呢？学会饿肚子……(1959年11月4日)[51]
“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1960年1月9日)[52]他还强调：“确实，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这是区别家雀与海燕的东西。”(1960年1月10日)[53]同时，他曾写道：“高尔基还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数，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日)
顾准是一位热爱真理、尊重事实的思想家，是民族苦难的见证人。俄国作家萧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时代“畏惧是当时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我也摊上一份”。因而可以设想：“顾准是人不是神，可能也有畏惧，但他还是说出了真相。我忍不住想象顾准当时的情形：一个人在异乡，远离妻子儿女，饱尝思念之苦。寒冷，饥饿，写日记要借写思想改造笔记作掩护。写了又写，若被发现，则罪加一等。但如果不写，顾准将不复为顾准，良心不复是良心。”[54]但是，有良心的顾准，正因为洞察一切，而备受磨难。
《商城日记》对时事政治的评论，无隐而恣肆，充满忧患意识，因而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比如：
顾准针砭当时的“反右倾”，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从外面来的，上面来的，所以问题特别大。从下面看，反右倾鼓干劲，声势浩大。其实正如战略投降所举实例，色厉内茬。我曾估计局面要变，前三十天昏昏沉沉的，对此思考不周。清醒过来，考虑一下，局面非变不可。”(1959年11月1日)[55]又说：“大会堂在开群英会，趁粮食还有，今冬大抓水利，这都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要与本钱。过此以后，又将如何？”(1959年11月4日)[56]
1959年12月6日记：按照苏联的现阶段所提倡与反对的伦理观念而言，可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偷盗小账是不可免的。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的畸形。
如此而已。
应该说老实话。那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史前期而已。[57]
顾准在这里真是“一语中的”，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日记中如此记载还有不少，恕不重复。
1960年2月初，顾准结束了在河南的下放劳动返京，不久又到中科院所属的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帮助工作，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在孙冶方等人的关心下，顾准于1962年5月，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孙冶方非常欢迎顾准的到来，将他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为他提供十分优越的科研条件，给他的任务是会计研究。几年后在“文革”中，顾准写自述时说：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五月上旬那一天来所，见孙冶方报到，谈话完毕后到政治经济学组，然后陈德全同志把我带到四楼31号，告诉我这里给我准备的单人办公室，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来到经济所搞会计研究，并不完全合乎我的理想。可是这到底是经济所，是六年前我企求进来、已经进来，因为不想当所长而不得不离开的“和尚庙”或“神圣殿堂”，几经曲折，到底还是进来了。这里是研究工作的环境，它比我前四年抓时间读书的环境多么不同!这不过是第一天的感受。在这间办公室耽的时间愈长，这里的优越性愈为明显。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对待我，我在这间办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人民大学找来的一些会计书籍和期刊而外，我还埋头读了几本这里那里借来的、前所未见的经济、历史著作，译熊彼特的书(按：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就是这最初的一二个月中动的念头。[58]
孙冶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专家型领导，所以他为顾准提供看来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工作环境，并不出于私人的感情，而是他懂得顾准的价值，顾准思想的重要性。在当时乃至今天仍然是国内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经济所，顾准的心情是舒畅而愉悦的，对此，他十分感激孙冶方，毕竟这里与下放劳动的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有人在“文革”中也说顾准在经济所“心情舒畅”，确亦如此。
顾准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埋头工作，决心在会计研究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想利用这个环境来继续自己的探索，但是这是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探索不成功，不想去影响别人”，并要“在经济研究上作刍荛之献”。[59]因此，顾准重返经济所的两年多时间，并未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会计研究，还作了大量经济研究和翻译工作。
如顾准自己所述：“初期，我花了约一年时间，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又经济所的环境，决不是在农村劳动抓业余时间来读书时那种孤陋寡闻状态，这里可以读到外面无法买到的期刊《译丛》、《动态》，可以读到学部的《外国学术资料》，可以读到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各种期刊和资料，还可以读到外文期刊，还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仅以政经组的学术讨论而论，在扩大思路方面的好处，就是闭门读书时期无法想望的。这样，在经济所，我恢复了和实际经济的接触，恢复了和经济学界的接触，尤其在后期，即1964年内，我又搞起经济研究，写了价格讨论会的两次发言稿，写了内部研究报告《粮价问题初探》等。”[60]
熊彼特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生于1883年，是奥地利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人称他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熊彼特是学识最为渊博、思想倾向最为复杂的人物，他是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来到人间的，同年诞生的还有凯恩斯。在思想的深邃和著述的丰盛方面，熊彼特是凯恩斯所无法企及的”[61]。顾准翻译的熊氏著作，至1979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在经济研究所期间，顾准的会计研究也从未间断。鉴于会计这一门学科，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也用得着，而当时又面临着提高和改革的形势，顾准虽然脱离会计实务已达20年，然而他对会计理论和技术早已烂熟于心，一旦重新进行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他又驾轻就熟。顾准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顾准结合多年来实际工作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立志编著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学巨著，计划写七篇，后来只完成了一篇，即《会计原理》，加上一部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会计几个理论问题》(两本均在顾准逝世后于80年代初出版)，他的研究工作终因遭到政治上的再次横逆和“文革”的冲击，而被迫中辍。
顾准在《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既充分考虑会计技术的细节，也涉及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他要求将社会主义企业会计改革的立足点，放在“成本—利润”计算体系，这无疑是切中时弊的，而绝不是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但是在顾准能够敏锐地作此主张，是甘冒一定风险的。他指出：“企业会计的科目体系，就其基本结构而言，综合了经营基金循环和成本利润计算两者，而这正适合于企业经济核算制的特点。企业会计要从经济效果的观点，尽可能对企业一切经济活动作出经济估价，要网罗一切有关的实物量和劳动时间在自己的体系之下，并发展成为一种极重要的经济管理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会计就是经济会计。但是企业会计同时也是财务会计，因为它负责管理日常的货币资金收支，而从经营基金循环和成本利润计算出发，也容易拟定精确的财务计划，作出精确的财务计算。”[62]
同时，顾准还强调：“作为经济计算体系的会计，必定同时是作为经济管理工具的会计。因为会计计算的结果(会计报表)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过为经济分析提供分析资料的工具，只有经济分析，才能检查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才能对经营生产过程作出总结，才能找出改进工作的途径。”[63]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顾准的一番苦心与梦想，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得以实现。
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已在经济所展开。运动的矛头直指顾准、孙冶方、张闻天(时任特约研究员)。当时，康生、陈伯达欲把他们打成“反党联盟”，对他们反复批判、揪斗。本来，对学术问题展开正常的论争和批评，是完全允许的。这些作者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正是切中时弊，其基本观点至今仍然闪烁着夺目的光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顾准从1956年开始，就注意到市场经济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具有超群的政治眼光。
顾准等人及其文章的命运，不是一个人及其观点遭受磨难与挫折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受到的磨难与挫折。后人应该牢记这个教训。
不久在1965年9月，顾准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接受劳动改造。
1966年下半年，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顾准在劫难逃，他被造反派揪回了经济所机关，这时他已经不能回家，遭受了妻离子散、家人远离、百般打击的无情痛楚，但顾准仍然“九死而不悔”，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
起初几年，顾准除了参加各种批斗会、游街、监督劳动，还要不停写检查交代、罪行交代等，甚至还要不停地接受各方面的外调。从如下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顾准品德的高洁。
据顾准本人回忆：“1967年三四月起，外调逐渐增多。1967—1968年冬春达到高潮，最多时一天接待过三四起。外调内容，属于1940年前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的约占一半，1940年以后也不少……我自己，羞于说我的经历，有那一二次，我也想说说我的‘故事’，他们连听都不想听。如果我说《沙家浜》(按：‘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之一)的县委书记是我们一起搞起来的老战友，他们也许还会嘲笑我这个‘右派’想攀附烈士、英雄的英名来给自己梳妆打扮哩!——既如此，我也就乐于把记忆深深埋葬起来不去触动。现在，每天有人来调查，不回忆不行，有时简直是生活在回忆的世界里了……我对外调人员用‘老实交代’的辞句来询问过去的历史，就会发生强烈的反感……有一点是我始终坚持的：凡是我知道的事，我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陈述。”[64]
即便如此，顾准还常常被外调人员斥责呵斥，由于有时回答“不知道”，竟被认为态度恶劣，动辄发火喝令顾准“滚回去”，这样谈话不欢而散，但是后果却是严重的。因而他常常会因此而挨打。曾经身临其境的经济所的同事赵人伟后来追诉道：“在‘文革’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外调人员向顾准调查他以往同事们的历史问题，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因不能迎合某种需要而挨打，但他决不通过胡乱咬人来求得个人处境的暂时改善。”[65]
顾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伟人，即使挨打批斗，他也情愿不说假话，他的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战友心中。
就是“文革”如此残酷的环境，顾准还是孜孜不倦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等一系列问题，心中萦绕着“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大问号，从他所记载一份书单中可见他临危不惧，从容钻研的气概：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
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66]
透过这张书单，可以窥见顾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感兴趣的，只是运动要找到他，使他受迫害。他博览群书而非食古不化，他的目光远大而视野开阔；学有所得、精益求精，由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益发清晰。这里补充一点，由他翻译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一书，在他逝世后，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幸的是，令顾准抱憾终身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8年4月，不堪磨难的妻子汪璧自杀身亡。这一噩耗，过了一年多，才告诉顾准。此时已是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全部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1969—1972年，顾准开始了艰苦的干校生活。
在干校期间，顾准始终是思想上的强者，即使写写交代，“改造表现”好一点，至少是想少连累家属，他没有低下他高傲的头。他在1971年的日记中写道：“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因而他发誓：“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67]所以“去他妈的自满情绪!”可能是他的真实心态。
吴敬琏也是1969年与顾准一起下放干校后，才对顾准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从此结为莫逆之交。据吴敬琏告诉笔者，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吴敬琏从顾准那里获得很大的教益，这对他以后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方法以及为人处世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顾准正以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的身份，在劳改队从事体力劳动。顾准把身受的侮辱和损害视为身外之事，在劳动之余仍然一意不乱地阅读学习。而吴敬琏则因“怀疑康生”获罪，被定为暂不戴帽子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打入劳改队，他在顾准的启发和帮助下，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并博览群书，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广泛讨论“文革”的发生，品评古今，虽然两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因为能够互相启发而感到无比欣慰。[68]
现已问世的《顾准日记》，第二部分即是《息县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顾准从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从“北京—东岳—明港”的经历，主要的内容是学部干校的生活实录，从中已闪烁出后来顾准在与其弟通信中所阐述的那些独立思索与见解。这些日记，不仅是顾准思想形成的心灵轨迹与政治文化背景，而且是特定的荒诞时代的真实反映，一个民族遭受的“痛史”。
这份日记仅是顾准苦难生活的一个片断，中间有对劳动改造的记录，又有对共和国命运的忧思。有一种舆论，对《息县日记》存有反诘，认为观照出“两个顾准”(林贤治)[69]，又谓是“伪日记”(沙叶新)[70]，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顾准就是顾准，世上只有一个顾准，日记中某些假话、空话，只是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须知那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你得随时应付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你头上的突然袭击，所以读《息县日记》恐怕要注意到这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份日记中，顾准决意告别会计学。早年，顾准是以会计学研究知名于上海滩，年纪轻轻就是一位会计教授。在干校劳动时(其实已是他的晚年)，他认为会计学固然重要，会计事业是永恒(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取消经济核算)，但它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在顾准眼里，紧迫的问题是社会和现实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何走。
顾准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71]为什么呢？在同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理由：“回忆1968年8月前读书二年，1968年12月起释卷，迄今也已二年半左右了。一旦摘帽，方毅那里信是要写的(按：顾准准备致函方毅，是想建议国家成立总会计局)，关于会计、管理的‘文章’则不准备写了，因为实际状况的变化，据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而且今后我究竟在哪一方面有所效力，尚不确定。会计、管理固然是一个方面，倘若沾手，会占去我全部精力，1963—1964一年间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现在想想我几章‘会计学’草稿，实在一无是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还确实要有一个班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准备长期搞下去，并不是‘浅尝辄止’所能解决的，这样，陷下去容易，拔出来就难了。”所以，顾准打算先从事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他继续写道：“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笔来了，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所认识，还必须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16—17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二个拳头打二个人，甚至妄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么？”[72]
这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顾准仍在不倦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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