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先生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顾准文集》[2]、《顾准文存》[3]、《顾准日记》[4]已经相继问世，顾准先生的学术思想使国内思想界、知识界、经济学界深为服膺。
顾准先生在建国以后，长期身处逆境，“三反”中被错误撤去上海市首任财政局局长之职，后来又两次错划为“右派”分子。但他不顾横逆，究竟探索，充满睿知，孜孜矻矻，不懈追求，一心为国。顾准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在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时，他发文呼吁中国应进行市场化改革；他虽两次被错划“右派”，但仍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的“神武景气”。他从经济学破壁而出，研究古希腊罗马史、中国历史、诸子百家、中世纪、法国大革命，力图从更高的学术视点反思中国，呼唤改革。顾准禀赋聪颖、好学深思，他学养深邃、视野宽广，他的学问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学、人类学等。顾准的学说给予孙冶方、王元化、吴敬琏等不少启迪。他的著作是凝聚着著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顾准对真理不懈追求的那种“普罗米修斯”精神，令世人敬仰；顾准是拆下肋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为众人所仰慕!
作为我国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理论研究、会计审计研究、税务理论研究、中外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著述颇富，且长期湮没无闻，本书力图经过剔抉梳理，希望在《顾准文集》、《顾准文存》、《顾准日记》之外，将上述著述未曾收录的顾准一些佚文遗稿，完璧成章，蔚为一体，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比较全面、简捷地反映顾准学术思想的文选。
顾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现代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著名的思想家，我国财经战线上的卓越领导干部。字哲云，又名绛枫、吴绛枫、立达、小方、怀璧等。1915年7月1日(农历五月十九日)出生于上海南市顾家湾的一所宅院里。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亲的顾姓。
顾准出生的那年，恰逢《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刊，四年以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中国历史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潮开始漫卷全国，东西文化互相碰撞、交融。顾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与众多的仁人志士一样，很早便投身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的双重变奏之中，激情、亢奋、呐喊、困惑、质疑、彷徨、纷争、搏斗、批驳、解说……扑朔迷离，难以尽述。
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竖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大旗，而后来顾准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和中国“史官文化”，正是“五四”精神的延伸。
顾准父亲原是江苏苏州人，他祖父是个染坊工人，早年亡故，生有儿女四人，长子陈蓉生，次子陈文纬，即顾准生父。陈文纬生于1873年，因家贫早年失学，后经自学，学会了做生意，当账房先生，并且钻研中医。辛亥革命前，他因熟谙岐黄之术，被延聘到湖北的一个衙门里当幕僚。
顾准的伯父陈蓉生，年轻时来到上海江湾一带，向当地棉农收购棉花，然后经加工再转手出售给棉纱厂作原料，赚了不少差价。时在1890年前后。
陈蓉生多才善贾，经营得法，事业颇为顺利。大约在民国初年，他写信给还在苏州故地的弟弟陈文纬，携母亲、弟妹迁居上海，生活在一起，合做棉花生意。
顾准的外祖父顾老先生在苏州经营一家扇庄。它的规模不大，雇用的伙计最多时，也不过二三人。陈家生计困难，祖母就到顾氏扇庄领做一些扇子活。陈顾两家邻居就是这样熟识起来，以后成为儿女亲家。
顾准外祖母生过许多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姊妹两人，其中妹妹顾庆莲即为顾准生母。他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姐夫跟小姨的恋爱。顾准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老五，小名双伍。顾准的大母(即母亲的姐姐)生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生母有五个孩子，顾准是他母亲的长子。
如同当时上海许多城市市民一样，顾准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带有过渡形态”的亦新亦旧的家庭。这是上海特殊的群体。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对此有一段中肯的论述，这里不妨照录：
在近代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上海出现了各种新兴阶级与阶层：买办、侨民、产业工人、中小商人、职员、城市公务人员和各类无业游民；同时破产的农民、落魄的文人、失势的官僚也不断进入上海。在他们被改造成近代城市市民之前，还保留着不少旧式特征。这些新旧阶层在本质上与旧时代或内地封建秩序下的官、绅、士、民各等级都有很大区别，但又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与之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过渡形态的城市市民。[5]
在顾准出生之前，由于外祖父已经去世，其经营的扇庄已无法继续经营下去，最后只好把多年积蓄的八百元交给女婿做棉花生意。于是顾准的父亲拿这笔钱独立开了一家棉花行。起初，家道小康，因此，顾准幼年生活是比较宽裕的，他的父亲还有“包车”(即自备人力车)。到1924年，棉花行因经营不善，只得歇业。这时，“包车”没有了，住处另迁了，住得狭窄了。1926年，顾准父亲经常整天不出门，要他们兄弟几人拿家里值钱的东西上当铺典当，然后养家糊口。
随着家庭的破产、没落，顾准渐渐开始懂事了。
顾准是5岁时开蒙的。1920年起，他在其小姑母办的私塾读了两年，他姑母曾在清心女中上过学。1922年，顾准7岁，插班转入他家附近的留云小学上三年级，他的两位异母哥哥也在那里念书。这是佛教寺庙“海潮寺”所举办的私立正规小学，当时的校长是王志莘(1896—1957年，是我国现代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他和国文教员殷亚华对顾准弟兄三人很注意。特别是聪明好学的顾准，颇得他们的青睐，他的作文常被评为优等。这时，他们不光读四书五经，也将视角投向黄宗羲的《原君》、《原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以及同盟会成员林觉民的遗书等。顾准幼小的心灵得到民主、自由气息的浸润。
事隔半个世纪，晚年的顾准对他的母校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母校——留云小学的校歌，开头几句是：‘滔滔黄歇潮，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我学会唱这首歌，是在1922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6]顾准1925年离开留云小学的时候，他的家庭已贫寒式微，1926年秋，由中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新学年开始之际，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顾准弟兄三人只好同时辍学。小学老师殷亚华知道这一情形后，便主动向已在中华职校任职的王志莘提议，请学校对顾准的学杂费予以减半的优惠，对此，王志莘允诺。减半以后，一学期约需20元，在他外祖母和母亲的“私蓄”拼凑下，又再度复学，时在该年10月上旬，距开学已六个星期了。
这时，顾准也许是幸运的，家庭的破落毕竟没有使他辍学。更重要的是，顾准就读的初中是赫赫有名的拔中国职业教育之头筹的中华职业学校。当时一般学校教学与实际脱节，收费又高，多为富家子弟而开。中华职校则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以“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为标识，学以致用，注重质量，收费低廉，因而在沪上声誉鹊起。
该校的校址在小西门外陆家洪，距顾准家不远。学校学制为五年，初级班(相当于现今的初中)两年，高级班(相当于高中)三年，分设工商两科。顾准则选择商科就读。
顾准在中华职校的时候，已感精神上的困惑，一则是家庭的纠纷和经济的窘迫；另一则是社会的变革和时事的演化，真应验了一句古话：“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者的烦恼，大概还容易对付，后者对年轻的顾准则冲击很大。两者交织，是促使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
1925年，顾准经历了“五卅”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首次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平等权利的革命运动。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反对增加码头捐!”、“取消治外法权!”、“反对越界筑路!”、“收回洋人在华一切租界!”等口号，与外国巡捕发生正面冲突。各界群众的义举，激发了顾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和同伴声援声势浩大的“三罢”运动(罢工、罢课、罢市)和抵制外货的运动，打着旗帜，拿着竹筒，走街串巷，为罢工的工人募捐。至此，“五卅”运动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儿童在内的遍及全国的反帝浪潮。对此，瞿秋白称之为“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他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文中是这样叙述的：“‘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穷乡僻壤，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7]而这时，顾准才10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顾准知道的事情更多了。1927年左右，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又爆发了。工人纠察队进占了顾准家附近的一个警察所，顾准感到非常兴奋：他亲眼看到佩戴红色标识的工人走到警察所门口，夺下门岗手中的枪，取下警察头上戴的帽子扔在地上，长驱直入，到内部收缴枪械，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一幅情景。就在北伐军攻克上海以后的短暂时间内，顾准分享了人民大众建立新政权的胜利的欢乐，他和三哥二人结伴来到黄浦江滨董家渡，在警戒江面外国军舰的沙袋工事中，看到了架在那里的重机关枪，并和驻守的官兵交谈。当听说他们部队也有小孩子当勤务兵时，当即要求他们收留当勤务兵，但被谢绝。
在这以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动政变。上海变成了国民党的天下。这时，顾准也快要成年，即将从中华职校毕业，进入社会。
1927年夏天，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顾准在中华职校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停止学业。这时，他由小学教师殷亚华推荐，并经已在银行供职的王志莘介绍，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王、潘两人系留美同学，1921年同时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由于这一缘故，他们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从1927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14个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与潘序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术高峰。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困于世俗的偏见，拘泥什么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从一个练习生，顾准很快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授、会计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教师、事务所稽核员、编译科副主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等，并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角转向顾准的良师益友、立信的创始者潘序伦身上，从中发现两人密切的师友关系。
潘序伦(1893—1985)，江苏省宜兴县人。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他生前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和名誉校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中国会计学会和上海市会计学会顾问、上海市社联顾问等职。三四十年代，还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经济部常务次长，为时极短。纵观他的一生，他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有人称其为“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8]，询非过誉。
本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用毛笔书写的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经济活动，已难适应，会计革新在当时已势在必行。为此潘序伦在1927年春天，创办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7月中旬，顾准通过王志莘的介绍，进入事务所。这时事务所是初创时期，所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员除潘本人外，还有两位专职职员唐荣山、俞晋贤，两位兼职职员丁震、顾询，一位“茶房”(即勤杂工)徐秀林，加上顾准一个练习生，共有六个人。
潘序伦在中国现代会计史上，创办了富有特色的融教育、办理各种会计业务、出版社于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
在这一事业的架构中，顾准既得益成才，也贡献殊多。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1983年)还念念不忘，他说：
顾准同志在我国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我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一名练习生，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他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9]
事隔多年，潘顾两人的友情并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销蚀，透过上述言语，人们仍能体验到潘序伦对顾准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
1927—1940年，顾准12—25岁，这是他在立信的14年。这14年，是顾准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立信是顾准成名成家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加革命工作、搞地下斗争的场所。对于顾准在立信的这段经历，他的胞弟陈敏之有一段平实中肯的论述，谨以录之：
顾准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也是在这里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会计学家的。在这十四个年头中，顾准的成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他必须勤奋地学习和工作，通过刻苦自学，他很快从一个对现代会计学一无所知、所知不多的练习生，成为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教师、会计学著作的著述者(三十年代已有不少会计学著作出版，其中有些与他人合著；有些未署自己的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被列为“大学丛书”的《银行会计》就是1934年写成的)，大学讲师、教授；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日屈膝妥协，对内矢志剿共，震撼全国；亡国的现实危险，唤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觉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顾准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采取实际行动，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进社，到投身革命的行列，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会计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人。从事会计事业，当时在他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掩护，并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目的是实现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
顾准初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由于人员精干，一个人往往需要身兼数职。当练习生的顾准，每天除了接待应酬，给来所联系业务的客人让座倒茶，到银行送缴款子等之外，有些公司登记和代办商标注册的正式业务，潘序伦也让顾准去做，这样顾准锻炼得很快。
1928年春季，潘序伦创办了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顾准成为该校首届学员。同届学员人数很多，事务所原有教室不敷使用，只好移至河南中路吉祥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校舍，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顾准在这所夜校利用业余时间，念了一期簿记，对会计有了初步了解，成为他会计生涯的启蒙。在此之后，他学以致用，当过事务所的会计员、查账助理员，并升任文书科工作。
潘序伦在办学实践中考虑到，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立信补校创办伊始就重作业，课卷多，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助教辅导。[11]从1929年秋天开始，顾准被潘序伦选作助教，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和批改作业，年纪虽轻，阅历虽浅，但他勤勉笃实的工作作风，深得潘序伦的青睐。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是潘序伦的成名作，由其主编，并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从1929年起，该书随写随印成讲义在夜校中使用。潘序伦让顾准利用夜间工余抄刻铜版，每张1500字，每天晚上可刻2张左右，他边刻边自学，对商业簿记这门学科熟识起来。这年年末，也就是该书编写后期，顾准成了专任助理编辑。俟全书定稿誊正，他就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跑印刷所、当校对等。这本列入《大学丛书》的会计书籍，一炮打响，十分畅销。通过这两三年的锻炼，顾准初步掌握了会计这门学问。
1931年下半年，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招收了许多学生，班次得到增加。潘序伦让顾准担任一个人数较少班级的教师。此时，顾准毕竟只有16岁，年龄实在太小，还不如有些在座的学员，加上稚气未脱，上课不到一个星期，便被学生轰下台。又过了一年，他又担任一个班的老师，这回站住了脚，并受到学生欢迎。
潘序伦主持的立信学校，采用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来普及会计知识。除了夜校之外，还开办了函授学校等。顾准在夜校兼课以后，又开始负责函授行政工作。他办事干练，并擅教学，在上海的会计界、教育界已小有名气。
1934年，顾准编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会计专著——《银行会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以此为教材，又讲授该课程，并且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据立信老校友丁苏民回忆，顾准的这门课程非常出色：“我与顾准同年。30年代初，我在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攻读，并兼《成本会计》课助教，而他是《银行会计》课教师，从此相识。他教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当时，这些同学大都是银行界小职员、练习生，与顾准同志相处甚欢，气氛非常活泼。顾准同志年轻有为，学识渊博，同事们和同学们都十分爱戴他，也是我平生最敬佩者之一。”[12]这时的顾准不是以教授自居，傲视他人，而是大家觉得值得信赖的朋友。
1934年初，就在顾准初出茅庐之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中国会计革新运动，发表文章，积极争鸣，为使中国会计早日国际化出了不少力。
本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实业救国”思潮的积极影响，民族工商业出现了勃兴的势头，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传统簿记，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那些毛笔楷书的上收下付，项目又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财务资金活动，显得力不从心。古老的会计事业，遇到了新的问题，会计学科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会计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科学性较强的西式簿记，必将取代科学性较差的中式簿记。
因此，当时会计界涌动着一股改革与改良的思潮，而会计革新运动便是这一思潮的直接产物，因而发生了一场是否以科学的西式会计取代传统的中式簿记的论争。其中一派是以徐永柞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派，后者则当推以潘序伦为旗手的引进西方会计的改革派。平心而论，这两个学派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其主要分歧在于所选择的道路或方法不尽相同。
首先，由徐永柞发表了《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全面推出十条“改良大纲”，他认为中式簿记虽有四大弊端，但“不仅在形式上，有维持之价值，即在实质上，亦有保存之可能”。针对这一观点，顾准与立信的改革派一起，予以反驳。他撰写了著名的《评徐永柞氏改良中式簿记》一文，发表于《立信会计季刊》1934年4月第2卷第4期。
顾准的这篇文章是继潘序伦的《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柞君书》后发表的，它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基本原理从原则上加以否定，从而使对改良中式簿记的批评纵深化。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他首先表明：“在本文中，作者的目的在于说明改良中式簿记之一般理论及方法，如何能适用到我国这个时期中，又根据一般会计理论去批评，改良中式簿记中有如何谬误点，因此决定在一般簿记推行完备以后，改良中式簿记会失却其重要的性质的。”接着，顾准在简要地阐述改良派的基本观点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站在一般会计的立场上，对于这个改良中式簿记中的收付簿记理论首先有根本上不能容纳的地方。”对这些“不能容纳的地方”，顾准以坚定的改革派(主张西化)的口吻详述了收付理论的缺陷，于是引出了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孰优孰劣，抑或收付簿记与借贷簿记优劣之争。在顾准看来：“我们此刻又不能不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借贷理论在现行社会制度之下，不能不说是最完备的簿记理论。第二，在过渡时期固然可以采用旧时收付理论，但决不能以为这可以永久适用。我们必须期待借贷理论之普及，使收付簿记完全废除而代以借贷簿记。否则会计理论不能昌明，会计学术之进步难期了。”
顾准在文章中虽然例举改良中式簿记的某些适用之处，但他仍以革命者的气魄，进一步强调：“我们仍旧希望改良中式簿记有推移簿记到一般簿记，而造成会计制度统一的作用，并且事实上也必然会如此做的。因为正确的理论，是必然会排除一切不正确的理论的。”这段话，出自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学者之口，不正预示着顾准所要进行“武器的批判”吗？
其实，根据现存史料，顾准发表的第一篇会计学术论文是在1933年，即发表在该年11月1日的《会计杂志》(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主办)第2卷第5期上面的《近年吾国银行关于传票及账簿之改革》一文。以后，随着他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学术素养的日益积累，论文涉及普通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企业会计、会计名辞规范化等各个方面。并陆续出版了《银行会计教科书》(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簿记初阶》(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文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潘序伦)、《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9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潘序伦合著)、《中国政府会计制度》(1941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潘序伦合著)、《所得税原理及实务》(1941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潘序伦、李文杰)等书籍。这些著述，除了30年代初期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完成外，绝大部分是作者在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之中，利用艰辛复杂的地下斗争的间隙写成的。虽然岁月倥偬，但治学严谨的顾准，立论平实，言必有据，见识超群，为推动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30年代前后，社会环境变化急遽，顾准处于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引发了他的深深思索，他非常希冀寻找出路。在苦苦追索中，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理想，使他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在所不惜。因此，建国之前近二十年当中，他经历了如同他本人所说，“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13]。
早在20年代顾准就与热血青年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如原先与顾准一起在中华职校读书的同学甘绩瑞，于1927年秋季进入了国立劳动大学，劳大的前身是校址位于江湾圣堂路奎照路一带的上海大学，后迁至吴淞泗塘桥。这两处地方远离上海市区。顾准每周六下午五点就从事务所出来长途远足，来到劳动大学，周六夜晚就在甘绩瑞的宿舍留下，星期天在那里逗留一天，通常是周日傍晚或下周一凌晨，顾准再赶回市区的立信事务所上班。
劳动大学比较注意让学生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接近工农群众，课程设置也比较结合现实。该校学生社团活动和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都非常活跃，当时被斥之为“议论荒谬、诋毁国民党”的《革命周刊》，即在劳大印刷厂付印并在校内广泛行销。顾准每每到校，即受这些进步活动的影响，并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周刊》等许多进步书刊。受甘氏的影响他借读了李芾甘(巴金)翻译的俄国学者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即《面包与自由》)等书，曾一度很信服无政府主义起来了。
与此同时，1928年宜兴爆发了中共党员万益同志领导的暴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除了潘序伦之外，还有好几位宜兴籍职员。暴动以后，他们在谈论此事时，顾准表示热烈赞成暴动，还对同事们说：“我也要托起红旗来。”
顾准年仅十多岁，就承担起赡养家庭的重任。家庭负担的生活现实，埋下了少年时代的革命激情。对这情形，其弟陈敏之在《赠顾准》中曾咏叹道：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
为觅衣与食，独力负重荷。
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获。
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殂。
兄慧惊不殊，少年结硕果。
狼烟弥四野，从此投干戈。
孤灯照慈颜，夜夜守门户。
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奋发，得兄助最多。
离别三十载，相聚曾几度？
漫步古长城，偕游所独无。
把盏逢故友，共活倾积愫。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
奈何书气生，岂能展抱负？
乐乎知天命，期颐养天年。
情在手与足，悯夫上斯言。
1965年9月8日[14]
聪颖早熟的顾准，独力地担负起家庭的开支，这一现实，无疑是“催化剂”，从而使顾准开始革命的憧憬。
1930年以后，顾准利用晚间来到东方图书馆去看书，该馆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前去阅览者只需花两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在开架的书柜里任意选书阅读，竟日流连。在这里，顾准读了该馆所藏的古今中外各种书刊，犹如置身于一个文化的宝库，每每收获不少。大约从1930—1932年之间，他先后读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论语》、《孟子》和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读了一些康德派哲学的书籍，如《判断力批判》等。虽然没有师承，但在东方图书馆仿佛是泛游于书海之中，顾准自此养成了博览群书，好思敏学的习惯，他不但看得多，记得也勤，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满载而归。
据顾准回忆，1932年前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自学，不断补充文化等方面知识。1932年开始编写《银行会计》一书，又读了许多银行学、货币学、银行实务和经济学方面的书。他读过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撰写的《经济学大纲》、马凌甫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他还研修了英文、日文等外语，能读原版的会计书籍。[15]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的“一·二八”事变，使顾准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在无法忍受。他还通过外商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了解了苏区和红军状况。每当拿到新出版的《中国论坛》，他总是贪婪地读着，留意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他对李公朴主编的《读书月报》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十分留心，并搜罗辩证法、唯物论之类的理论书来努力研读。思想开始“左倾”，其时的《生活》周刊、《读书生活》等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顾准受其影响可谓不小。他已开始了从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变的进程。
1934年2月，顾准与几位好友集会，创建了“进社”。进社寓意要求进步向上。参加进社的最初的成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模、李少甫、陈怀德、夏增寿、李燮泉、沈尉平、童志培以及不久后参加的汪璧(原名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
进社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它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34年2月至5月的无领导关系时期，1934年5月至8月的由“远反”领导和青年会读书会时期。
前期进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一次的座谈会，每次都在顾准的家里开会。当时，顾家多次搬迁，最后搬至南市小南门外南仓基街4号。这些座谈会主题是围绕着时局和读书，互相交流。1934年4月间，顾准逐渐觉得这样每周一次的座谈会还是“革命的空谈”，很不满足，他认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革命行动，首先就要找党的领导。于是，开始了一番积极地寻找活动。大家算计各人熟人中谁像共产党员，这样才可以通过他去找党的领导。后来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接上关系，由其负责人刘丹联系。顾准第一次与刘丹见面时，刘丹告诉他，“远反”决定和进社保持领导关系。在刘丹指导下，顾准起草了《进社纲领》。这时，进社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刊物《前卫》。顾准还被推选为干事会负责人，他们积极参加了当时由李公朴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
1934年8月，由于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后通过读书会甲班干事孙化新(即孙焕然、孙静，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机关刊物《武装自卫》编辑、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的介绍，顾准很快找到了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又与武卫会建立了联系。林里夫决定，进社解散，社员可以转为武卫会会员。顾准同意照办。就在同年9月16日读书会第一期结业式时，特地举行了纪念“九·一八”三周年大会，邀请章乃器、沈体兰等知名人士参加。在这次会上，顾准公开宣读了武卫会成立宣言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提出成立武卫会上海分会的动议，得到在场二百多人中的绝大多数的赞成。
不久，顾准出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兼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2月，经林里夫介绍，顾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他第一次流亡去北平，经历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此时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夫妇自北平回到上海(顾准与汪璧于1934年12月结婚)。
1936年2月，顾准一回到上海，很快就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认真学习了不久前从国外传来的报刊，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报》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发表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这些文件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以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等内容，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地下党，“正像大旱遇到甘露”(夏衍语)，他们认为这是党中央和第三国际的声音，开始认识到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转变上海地下工作策略、工作方法，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顾准退出了“武卫会”的领导职位，转到“临委”系统，担任“职救”党团书记。
情况是这样的：面对空前发展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江苏省委、区委遭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重建后的“文委”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1936年2月，由邓洁、胡乔木、王翰、丁华和王新元等人组成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临委成立后，面临的任务就是推动上海正在掀起的救国会运动的发展。临委以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为工作基础，并按救国会系统管理党员。顾准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工作，任党团书记。在顾准领导下，上海职业界爱国救亡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环境的险恶，顾准在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前，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又多次流亡。
1937年7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电示，由刘晓、冯雪峰等暂组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
中共上海三人团成立未几，全国形势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终于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上海，全市军民全力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从此开始。
“八·一三”抗战的炮火，掀起了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大家普遍认识到，只有英勇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上海各界人士在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发动下，纷纷组织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蔚然成风。
9月12日，在顾准为书记的“职员临委”推动下，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在前职业界救国会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扩充，宣布正式成立。当时职协的会员，主要是广大店员和职员，同时也吸收经理、工程师等高级职员以及工商业者参加，它还邀请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担任一些领导职务。顾准认为，应当争取团结这些上层人物，使团体更加公开合法，变阻力为动力，这样有利于广大店员和学徒能够参加进来，壮大群众基础，这也就使当局不敢贸然压制。
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抗战结束。上海沦为“孤岛”。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等人组成。针对上海沦为“孤岛”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江苏省委及时分析了其时的形势与特点，指出：“上海沦陷后，千百万群众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杀、饥饿、流浪的痛苦，将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绪……日本在租界的势力必将加强，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也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恨与相互间的矛盾，租界当局不能百分之百的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16]省委决定抓紧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合法形式，扩大群众基础，发展党的力量。
在省委领导下，按照不同产业、不同系统，相继设立了党的委员会：如军委、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妇委、难委(难民运动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等。职员运动委员会，就是在江苏省委成立后，由“职员临时工委”扩大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史资料》一书记载：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初，职委首任书记由顾准担任，委员有陆志仁、胡实声；1938年初至1938年5月，书记为彭柏山，委员是顾准、陆志仁、胡实声、曾颖(女)；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顾准任书记，陆志仁、吴雪之、张承宗任委员。由此可见，上海孤岛前期的大部分时期，职委工作是在顾准领导之下的。
孤岛时期，顾准参与领导的上海职员运动，是在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总方针和党在沦陷区的斗争策略、救亡运动方针指引下进行的。顾准审时度势，认为党的工作必须为了适应孤岛的斗争环境而有所改变。他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考虑将当时上海职业界工作的重点放在金融保险业、洋行、海关、百货业职员、店员及部分上层人士。他认为这些行业的职工是租界内在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坚守阵地的群众。如何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是摆在职委面前的紧迫问题。如果继续沿用“救国会”、“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之类名称，都不大合适。顾准经过深思熟虑，并联系前段时间的斗争实践，针对职业界的实践情况，运用前几年组织“立信同学会”的经验，决定改变群众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联谊会”、“俱乐部”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将群众团结起来，更广泛地发动职业界人士，便于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于是，基于孤岛的条件，职业界陆续成立了各种联谊会，对外是敦睦友谊，联络情感。这一做法与上海中小职员的生活习惯相吻合，又适应白区工作的特点，也符合党对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党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时期，在顾准筹划下，前后成立的职业界联谊组织有：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由银行学会、银行业务联谊会、交换员联谊会和华益会等金融团体联合组成)；益友社(为商业系统各业店员的群众性组织)；上海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系上海洋行职员联谊组织)；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是上海保险界职员以保险界战地服务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中国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等。这些组织相当活跃，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利用当时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公开合法的条件，广泛发动职业界人士投身救亡活动中来。
顾准负责的职委，利用孤岛前期日寇统治暂时不稳的时机，积极稳妥地健全和完善党组织。职委根据省委指示，积极而谨慎地创造条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行业内部，先后在金融业(包括银行、钱庄、保险)、海关、电讯及洋商企业、大百货公司、各业商业店员等行业系统的基层建立党支部。为加强统一领导，职委于1939年初组建了金融业工作委员会、百货业党委、洋行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店员工作委员会，各委下辖41个支部。[17]到1939年7月，职委系统的党员人数发展到150人之多。
但是，顾准的这些做法，也曾招致一些缺乏实际经验的同志的反感。正如沙文汉夫人陈修良后来所述，顾准倡导的这种组织方式曾被斥之为“联谊会路线”，遭到个别同志的反对。但是，顾准的做法，“使党和广大职员群众加深了联系，为党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顾准的创举，后来在中共‘七大’时得到中央的好评。这是上海党在苦难岁月里打破关门主义组织路线后发展壮大起来的经验，在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党在白区工作已趋成熟。”[18]
针对孤岛的特殊环境，为了更好地利用合法形式开展“非法”的革命斗争，党员必须尽量做到具有公开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指出，“越公开越秘密”，实行党员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顾准积极贯彻这一精神，有的放矢，做到“勤学、勤业、交朋友”，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继续站稳了脚跟，分别出任编辑和教授职务，并争取潘序伦以及许多立信同仁的同情、支持乃至参与。
直至80年代，已届耄耋之年的潘序伦还记得：“因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培养会计人才，对那些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年，我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总是爱护备至，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像顾准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他十九岁就受聘到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执教，在会计学术方面有很多的著作和译著，我曾一心打算培养他为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19]这期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曾经告诫潘序伦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明知顾准的“色彩”，然而他对国民党的警告却不予理睬。如果没有甘愿担当一定政治风险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以采取这种正义的态度的。[20]
由此可见，顾准能够比较从容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与潘序伦等人提供的条件是分不开的。后来，《顾准自述》也说过：
这三年中，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21]
顾准擅长文字工作，在这段时间笔耕不辍，非常勤奋，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贡献殊多。他写的许多时论，由于时间久远，颇难搜集。但发表在上海职业界《职业生活》报上的文章，现存十余篇，弥足珍贵。《职业生活》是在职委领导下，于1939年4月15日创刊的，该刊由顾准主编，以英商《译报》增刊的合法形式公开出版，每周出版三期。顾准在上面化名为“小方”、“怀璧”、“立达”等，撰写了不少颇有创见的时评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上海职业运动的方针政策。许多文章如《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九四〇年的展望》、《远东局势与抗战前途》、《欧战以来上海经济及最近将来趋势之预测》、《论日本内阁》、《苏联内战史的研究》等等，立论翔实，预见准确，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顾准1939年化名“立达”发表在《职业生活》第1卷第1期至第4期上的《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文，长达近万字，以大量客观的材料，详细地简述了上海职员的状况和开展职业运动的积极意义，他是从“职员与工人阶级”、“上海集中了哪些职员”、“旧式商店的职员”、“外商企业职业”、“民族资本经济机关中的职员”、“上海职员运动之回顾与前瞻”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论述。他中肯地指出：“自一九三七年起，职员运动是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兴起的，它曾经对于抗战尽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锻炼了职员自己。可是在整个这一时期，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做自己主要任务之一，这就使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参加抗战工作，运动本身因而非常狭隘。最近两年，职员运动比较的已特别注意于改善职员的业余生活，因而得到了较大的成就，这一经验，是应该善于运用与善于发挥的。”[22]
顾准在前面所述的《自述》中所谈到的“有的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包括《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于1939年7月15日出版)。关于这本书的大致情形，建国后编纂的《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一书作了介绍：该书“由中共江苏省委刘长胜主持，‘工委’刘宁一、马纯古、张棋分头负责，由顾准整理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出版，全书60万字左右。全书以上海劳动者为对象，收集了纺织、交通、邮政、印刷、机器、卷烟、食品、各业职员等22种产业部门，涉及60万左右职工的情况，包括各业职工的历史、人数、待遇、负担、文化、生活习惯，过去和现在的活动情况。这是党对上海工业、经济、工运史的一次系统的综合性的初步调查”[23]。当时，顾准主编的《职业生活》报也开辟《书报介绍》专栏介绍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他撰文指出：“这本书里面并没有非常趣味化的描写，因为它并不是文艺通讯。相反，里面倒有许多干燥的管理系统，与一些数目字。因此也许有人会感到枯燥。这本书也并没有高深的理论，这里叙述部分超过了理论部分很多，因此也许有人觉得它价值并不大。但就我的意见来说，我以为他提供给我们以很多的实际材料，这些实际材料告诉我们中国产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告诉我们职工运动的过去与现在的状况。假如我们是应该懂得更多实际材料来充实我们了解的话，这书不仅应该懂，并且应该很严肃地去谈的。”[24]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后，在中共江苏省委设立职委的同时，决定重建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为孙冶方、副书记为曹荻秋，委员有王任权(巴人)、梅益、夏萤、于伶等。在文委领导下，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顾准是于1939年9月，由江苏省委决定，从职委调任文委副书记，从此，顾准与孙冶方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对此，孙冶方1979年撰文说过：“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夏衍、钱俊瑞都调到大后方，曹荻秋也离开了上海。以后参加过文委的有唐守愚、梅益、王任权、姜君长、林谈秋、顾准等。顾准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职委调到文委担任副书记的。”[25]曹荻秋于1938年初离沪后，文委副书记一直空缺，为了给孙冶方配好助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想到了顾准。沙文汉认为顾准与原救国会上层文化人士关系融洽，文章脱手快，声情并茂，多产量优，他看过不少顾准的文章，常为之击节折服。因此决定调顾准去文委工作。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33年就与陈翰笙、薛暮桥、徐雪寒、骆耕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从事左翼进步文化活动。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孙冶方和顾准主持的“文委”工作，贯彻了党的文化工作的指示，主要将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他们的做法是：第一，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第二，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广泛组织群众性的业余剧团，即在职业界各联谊团体演出，宣传抗日救亡。他们首倡的小剧场活动，事后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称赞。
岁月流逝，曾在“文委”工作过的姜椿芳生前为后人留下了顾准与孙冶方并肩战斗在孤岛的吉光片羽，他以《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为题写道：
在整个工作中，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组织上变动多，领导人也常变动。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一九三九年秋，顾准向我宣布成立一个文化总支部(“文总”)，下设几个支部：(1)新文字支部，先后有许中、张浩、王益、王洪、艾中全等同志；(2)文学支部，有王元化、钟望阳、蒋天佐等同志。下面有文艺通讯员，文学界刊物。党员有束纫秋、赵不扬等同志。(3)戏剧支部，有胡大中、吴小佩等同志。戏剧支部下面有三个小组，我任文总书记……[26]
大家都勤奋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孙冶方后来对这段工作，曾有如下的估计：“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我们当时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绩是不算小的。”[27]的确，上海虽然沦为孤岛，但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进步活动，其影响会波及全国。
当时，顾准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对党的文化工作十分投入，深受同志们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不少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的记忆之中。著名学者王元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我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化部门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讯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20多年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28]
1940年8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因工作需要并根据顾准的意愿，顾准结束在文委的负责工作，被调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四军的军旅生涯。
顾准的这一行动，给人们震动很大。仅举陈敏之的追忆为例：
当他决定离开上海时，他职业所在单位的同事们对他这种突然的行动感到迷惘不解，有的还善意地加以劝留。他答之以“志不在此”。在三十年前的当时，作者之所以要去学习、掌握，后来又从事会计学著作的撰述，都不过把它当作一种谋生和掩护革命活动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把自己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至于抛弃优厚的薪水、舒适的生活等等，这在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并且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员来说，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在一般人心目中往往是难以理解的。[29]
就这样，顾准告别了妻子，离开了上海，奔赴苏南。
在新四军根据地，顾准转战苏、皖、鲁等地区，先后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直接在谭震林、李一氓、黄克诚等新四军有关领导人的领导下工作。
1943年3月，顾准奉命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红都充了电，使他在政治上更成熟了。1944年3月，顾准应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之邀，在其开办的会计训练班任会计教员，从此，两人结下了友谊。对顾准的教学水平，陈云给予很高的评价。
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顾准回到华东解放区，苏皖边区行署主席李一氓、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曾山让他出任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后来，顾准又出任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渤海区行行公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处处体现了他的才干、懂行、有思想、热忱、细致，使他成为根据地理财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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