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之
我的五哥顾准在他寄给我的笔记(即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的各篇)中曾经提出为什么我们年轻时追求的是远比抗日远大得多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目标，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这个问题同样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因为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同样使我陷入这样的困惑之中。
1934年当我还只有14岁、还在初中读二年级时，我受高尔基及其小说《母亲》的影响，倾心于“社会大学”；这年夏天，在我三哥陈怀德的支持下，报考上海生活书店，居然被录取了，从此便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是年冬，在生活书店内参加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投身于顾准所说的追求远比抗日远大得多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活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我在上海闸北虬江路上被国民党三个便衣特务绑架，关禁在南市警察局的看守所中，一直到“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的8月26日才被交保释放。之后，组织上考虑到国民党特务认识我的人不是个别的，不宜继续在上海工作，因此在战火纷飞中，我一个人拿了一小包裹在一个寒夜中离开了上海，到我从未去过的异乡。这一离别，一直到两年后的1939年9月才回到上海。这期间，我当过小学教员，当过短时间的难民；在安庆，由柳乃夫率领(这时由李竹平带队)的上海文化内地服务团收留了我，在国共内战时期，当年红四方面军曾经活动过的地区——舒城、立煌(即现在的金寨，抗日战争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短期工作过；以后，又去了武汉，徐雪寒同志把我收留在他的新知书店里。武汉撤退，徐律(徐耀桢，上海生活书店同事，1935年5月因在上海法租界写标语、撒传单被捕，1937年释放后入新知书店，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文革”中投钱塘江自杀)与我在长江撤退途中遭敌机轰炸扫射，差一点丧命。到桂林，受命去宜山设立宜山分店。1939年夏，获悉国民党宜山县党部企图封店，乃抢先一步主动关店歇业以减少损失，将所有余剩书籍悉数运往桂林。我自己则坚决要求回上海。回上海真实的理由是为了恢复我的组织关系。这样，我又只身去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转香港，再转赴上海。1939年9月抵上海，经江苏省委负责人刘长胜与我谈话后决定去皖南新四军。1939年10月，五哥顾准亲自送我去宁波的船上，然后从宁波再坐车、步行去皖南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时，我随第三梯队(由宋裕和、汤光恢、薛暮桥率领)于1940年12月先撤离皖南，因此“逃过了这一劫”，事变发生时已撤至苏南，但因长江被敌伪封锁，原定武装过江的计划已不能实施，乃决定换成便装后各自自行设法去苏北。我与沈辛之(教导队政治处宣教科同事，于1945年随苏浙军区撤退渡江时，因船倾覆牺牲)，经上海转去苏北盐城报到，已是1941年2月间。
我在这里所以这样絮絮叨叨叙述我青少年时代这一段经历，目的只是想以事实说明我和顾准同样都是为着追求远比抗日更为远大的革命理想主义目标，矢志不渝。他留下了那些在他最艰难岁月里上下求索、用他的心血写下的笔记，带着他远未消除的困惑永远地走了。我比他留在这个尘世间已经多活了30年。在这30年中，历史虽然又写下了新的篇章，但是使顾准深深感到不安的困惑依然存在，和我一样被同样的困惑困扰着的决不止我一人，而是成千上万。我现在虽然已年过八十，我仍将为消除依然存在着的这种困惑而继续努力奋斗，我将此看作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一份责任，义无反顾。这也可以看作是我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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