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组阁风波

　　林彪事件，对世界是个震惊，对毛泽东是个沉重的打击。

　　一个年近80的老人，一夜之间仿佛到了生命的最后驿站，他苍老了许多，心神沮丧。尽管他深知历史，却没想到历史中最凶残的一幕竟落在了他的头上。林彪，可以说是他曾最信任的人，回报、他的竟是要消灭他。沉痛不止于此：那些他十分信任并重用的一批不小的高级将领，竟也跟着林彪谋反……对于这一切，他实在难以理解。他肯定会不时回想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悲剧在于：毛泽东更加错误地理解：谁说身边没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

　　一些抱有政治野心的人如江青等就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于是，位居毛泽东之下的周恩来，便成为他们力图移开的巨石，时常成了他们攻击的最大目标。最后的周恩来仍不得安宁，身处逆境。

　　●1.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意，为江青一伙提供了勇气

　　粉碎林彪集团后，毛泽东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全国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纠正一些“左”倾错误。但他也经常重申“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喜欢看到右的倾向。但在批林初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大于不满意。

　　1971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撤销了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毛泽东指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毛泽东还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以严格审査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

　　周恩来为改善和发展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批准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等国进口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和禁运的局面。

　　毛泽东希望这样做，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无论怎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一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1972年5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确诊患了癌症。毛泽东一字一句看完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心情沉重地指示说：“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张春桥领导医疗组工作。”他还告诫周恩来：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一只宽大的沙发，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坐后，觉得很舒服。

　　然而，按照周恩来的主张，批判极“左”深入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无法接受也不能允许的。被压抑的江青集团瞅准了这点，立刻翻过本来，在1972年9月下旬，提出了要批右，反对批“左”。

　　10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登在《光明日报》上，立刻召致极“左”分子的“反击”，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上海《文汇报》攻击此文。张春桥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于30日批示：“拟同意。"

　　次日，张春桥在送“总理再阋”的批语中却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而江青在同一份报告中，于12月2日写的就更直截了当了： “我个人认为应当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几点正好与周恩来的看法针锋相对。可以说，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两种主张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都等候着他的裁决。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

　　12月17日，毛泽东将张、姚二人召到住地，对这一瘦一胖两个“左派”说：“批极左，还是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张春桥、姚文元：“我们知道此人。”

　　毛泽东：“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

　　毛泽东像是在说又像在问：“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毛泽东的意思是：“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能说是左吗？这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是极右！

　　张、姚、江等立即抓住适合自己口味的这道“菜”，要全国人民都来品尝，顿顿都吃，倒了胃口也得吃！

　　1972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天气阴霾终日不散。一股暖流被提前到来的寒潮逼退，天，又冷了。

　　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这种格局表明，毛泽东通过十大，既批判、清除了林彪集团，又坚持了九大以来的 “左”倾错误。既使周恩来为首的老革命家在党的中央机构占了半数席位,也使江青一伙的势力得到加强。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坐上了副主席的高位，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同盟。以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个名称叫“四人帮”，但这个名称被频频使用，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们被拉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

　　张春桥老谋深箅，鼻梁上一副深度眼镜，使他的干瘦面孔又多了一份学究样，其实他对政治、权术的热衷早巳超过了对学问的兴趣。相比之下，王洪文显得年轻，模样也好，又有所谓工、农、兵的经历，毛泽东觉得“老家伙”们不行了，不是“城府太深”，就是右倾保守。毛泽东是个永生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人, 他一生都喜欢“大风大浪”，喜欢打破常规。有鉴于林彪的教训，他选中了这颗正午的“太阳”，决定让他在自己百年之后，再来照耀中国。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不满意，是由外交部的一期简报引起的，毛泽东不同意这期简报对美苏关系的分析。

　　“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是我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毛泽东在批评了简报中的观点后，又对王、张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王洪文、张春桥用心地记下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并琢磨其用意，以便调整出击的策略。

　　毛泽东从外交部的问题谈到历史，有些是即兴发挥，有些是以史喻今，最后言归正转：“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张已从毛泽东的谈话里，知道批评所指是周恩来。这种不满，客观上为王、张、江、姚屡屡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足够的勇气。

　　●2.江青多次向周恩来施放暗箭，毛泽东出面制止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的会谈结束不久，翻译即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其间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叶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相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右倾投降。

　　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周恩来列到了张国焘、髙岗、林彪的行列。而且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这可以说是最无中生有也最让周恩来生气的话。不要说现在他重病在身，就是最健康的时候他何曾想过要取代毛主席？！

　　但毛泽东也不能完全容忍江青。

　　第二个月，毛泽东送走外宾后，分别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他对王海容、唐闻生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这是指上个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很明显，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毛泽东也将这个看法告诉了周恩来，这使周恩来舒了口气。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多次误解，这是事实。但毛泽东了解周恩来没有野心，不会“迫不及待”；毛泽东也了解江青，她倒是个想当旗手，“迫不及待”的人物。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点。不久，江青即举起了批林批孔的大旗。当然，“法宝”还得从毛泽东那里取。

　　毛泽东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后不久，又和江青谈了话。毛泽东说到要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毛泽东随口吟诵了四句诗。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将儒家归于右倾保守，开历史倒车，并对秦始皇大加赞赏。

　　“九.一三”之后，在林彪住处查抄了不少抄写着孔孟格言的字条。于是，林彪的罪恶便同孔孟之道挂上了钩。他们的用意在于：远批孔孟，近批林彪，现实呢？他们不能对外言传，只让人心会：中国最大的儒是谁？林彪已经葬身黄沙，谁还拦在路上？他们要将批判之火慢慢引向周恩来。并且寻找机会，一旦毛泽东有所表示，他们就公幵亮出批判周公的旗帜。事实上，批林批孔中，已经有文章将历史上的“周公”划入儒家，大加笔伐了；江青一伙唯恐那些迟钝的人不明底里，以各种方式作出暗示。比如《红旗》杂志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此文是江青点题授意并经江、姚审定的。文章通篇不批林彪，却说“孔丘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 ……在他71岁，重病在床的时期……”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加在孔丘头上，让人去联想到周恩来；《北京日报》一篇署名柏青的文章，以孔老二重病在床，影射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把孔老二 “张开胳膊”改为“端起胳膊”，对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

　　还是有人不明白。

　　于是，有一天江青亲自出面解释了。

　　那是1974年1月的一个上午，首都体育馆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江青走上台时，像个展翅的黑孔雀。她趾高气扬，万物似都在其后。

　　“革命的同志们!”江青拖着长腔，似虚弱又似激动地喊着。 “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联系实际。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她卖了一个关子：“现在，先请谢静宜同志讲。”说着自己鼓起掌。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小谢”的人，原本是八三四一部队摘机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成了风云人物。她坐镇清华、北大，和迟群二人成为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太上皇”。她的言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

　　她才30岁左右，年轻气盛，敢说敢批：“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讲批林批孔问题。孔夫子'是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这种保守伪反动的思想，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不批臭它，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

　　周恩来也坐在主席台上，正面无表情地看材料。他不知道这个会的内容，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忙忙赶来的。

　　谢静宜在指桑骂槐：“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式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们姜坚持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接着迟群上台，又是一番含沙射影。

　　“总理讲讲吧？”江青扭过脸，点起了周恩来的名。任何时候都不会慌乱的周恩来将话筒拉到自己面前，轻轻咳了一下，一板一眼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会场上一阵躁动。

　　周恩来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周恩来的话不软不硬。他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能贸然冲动，谁知此事有没有毛泽东的指示？

　　会后，江青一伙自然是弹冠相庆，他们觉得让周恩来当众检讨，最低也是灭了他的威风。

　　周恩来完全明白：任何时候不能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如果完全由着性子来，他可能24小时内被打倒。现在他宁愿让主席批评自己“小事天天送”，也得报告这件事。因为“大事” “小事” 有时很难分。当天晚上，他指示参加大会的秘书：“你们开夜车，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用不着全文整理，把主要意思整理出来就行了，我有急用。”

　　秘书们知道周恩来的用意，连夜突击，到第二天，即1月26日上午，记录便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了线，附上一封信，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派机要员送到毛泽东处。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大会记录。从他抽烟的动作和脸上的表情，工作人员都感觉到毛泽东生气了。

　　果然，毛泽东看完记录后，叫人打电话找周恩来，让他通知政治局各委员，要开一个会，讨论江青私自召集的“一.二五” 大会的问题。

　　政治局委员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直逼江青一伙：“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们和政治局商量过了么？和我商量了么？”

　　江青知道有人将大会的事报告了毛泽东，可能就是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发问，她不敢作答，更不敢争辩。

　　“1967年，你江青带头就搞乱过军队。”叶剑英最讨厌江青, 憋在心里的话脱口而出，“你这次夺权，是对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周总理搞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么大的一件事，谁也不商量，自己就干上了，你江青的胆子也够大的了。”

　　周恩来也说得很严肃：“现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和军委的各单位，听了你的报告，又闹腾起来了！他们哪里知道，你用的是中央的名义，其实完全是你个人的意见。怎么收场啊?”

　　江青几次憋足了劲，想痛痛快快地大闹一场，但最后都咽了下去。她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如果此时顶撞起来，吃亏的肯定是她。她终于克制住自己，表了一个态：“这次的事件，我是有责任。”

　　“录音带一律不准向下发了。”随着毛泽东喷出的一股浓烟，结论也有了：“要作检査!”

　　会议结束后，江青一脸晦气，愤恨地回到住处。其他几个人也围拢来。她发泄着不满：“主席已经不分里外了，反复无常，一会儿支持我们，一会儿又支持周恩来，好人都让你作。”她又疯狂地攻击周恩来：“一定是他告了刁状。不然主席怎么知道得那样快？我们的录音带还没有修改完，主席就掌握了大会的情况。这除了周恩来，谁还能干得出来！来日方长，让我们再较量吧！”

　　李德生也是江青一伙排挤的对象。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在1986年回忆说：“江青一伙终于借‘批林批孔’，掀起了反对周、叶的恶浪。我在工作中，大事都是请示总理、叶帅,他们便称我为‘大军阀’，进行批判斗争。”

　　过了些日子，江青又想找毛泽东当面汇报，说说她的心里话。但毛泽东给她回信说：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 了，也不体谅。体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三、二十

　　“批林批孔”进行到1974年夏天，毛泽东一方面对江、姚、张、王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似乎也意识到江青一伙在党内外 “积怨甚多”，在利用“批林批孔”以营私，他对江青的批评多了起来，有些还很严厉。

　　1974年7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

　　一开会，江青又是带头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是妨碍运动的“大儒”，王、张、姚就一齐上阵，这个说“绊脚石，一路上总是跟不上”，那个说“他的积极性和顽强性是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搅得会议乌烟瘅气。有些政治局委员坐不住了，他们不愿意听江青这种阴阳怪气的发言，责问道： “谁是大儒，何必旁敲侧击，摆在桌面上来不是更好吗？该检讨就检讨，党的会议嘛，何必这样!”

　　江青当然不服：“谁是大儒谁心里明白，应该有自知之明, 这还要别人说吗！”

　　其他几个帮手又是一阵攻击。

　　毛泽东开始只是听，听到后来，几次拿眼瞪江青，江青不理会。毛泽东脸色变了，动怒了：“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一讲话，江青不敢顶撞，气氛便缓和下来。

　　毛泽东继续批评，但口气已经软些：“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答道。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内部是钢铁公司”，这个人硬得很，从来不买她的账，她也借这句话发泄一下心中的忿懑。

　　“当众说的!”毛泽东挺认真。

　　“说了算！”江青不嘴软。

　　“孔老二说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把脸转向在座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的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说着说着，江青又挑起事端：“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江青撒了个谎。他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她要让毛泽东追査这件事。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是最不喜欢别人揭中国的短处。

　　可毛泽东并未对此事表态，反而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并告诫江青：“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没有正面回答，想以此反驳他们不都是上海的，也不是一个小宗派。

　　毛泽东还是说：“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江青在毛泽东那里碰了钉子后，锐气大伤，“批林批孔”的劲头也小多了。

　　●3.周恩来抱病飞长沙，毛泽东生日谈话

　　周恩来因病重在1974年6月住院以后，江青一伙更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们用的还是老办法：先造舆论；有机会到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

　　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

　　“风庆轮事件”纯粹是小题大作，别有用心。

　　事情的起因是，“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船政委李国堂、政治干事顾广文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予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但目前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适当买一批船只也是完全必要的。江青一伙得知此事后，大做文章，王洪文批示将李、顾两人扣在上海批判。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就利用“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

　　10 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 “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要邓小平立即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冷眼一扫，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钓鱼台17号楼经过紧张密谋，决定派王洪文尽快赶赴长沙，向住在那里的毛泽东报告情况，以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

　　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毛泽东是国庆节后离开北京到南方过冬的。他先是到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大夫确诊是“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不复杂，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一辈子都离不开书的毛泽东，不得不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听别人给他读点东西。

　　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次住的是六号。毛泽东在长沙的一切，都由他信赖的华国锋安排。华虽已调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工作。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住到1975年2 月3日才离开，共住了 114天。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继续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毛泽东问。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哦。”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不作声。

　　王洪文说出一句鼓动性的话：“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毛泽东反问道：“是吗？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哇？”

　　王洪文见毛泽东不像是赞成自己的话，声音有些发颤：“是的，主席！总理虽然有病都忙着找人谈话，嗯……”

　　王洪文“嗯” 了好长时间，就把话题转向对张、江、姚的吹捧上。

　　毛泽东只是听，一声不吭。王洪文自知没趣，便对毛泽东说：“今天我还要赶回去，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一脸正色，他告诫王洪文：“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泽东最后说了一句：“你在政治上不强，你们这些人的职务也够高了。”

　　“四人帮”倒台后，王洪文在法庭受审时供认：“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傍晚即赶回北京。

　　江青一听王洪文的报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通过另一条渠道继续向毛泽东告状。18日那天，江青将王海容、唐闻生两人请到钓鱼台10号。王、唐二人在那个非常时期是名气很大的，她们的形象和名宇经常出现在新闻镜头和报纸上。外人有时也不易分清：因为她们衣着打扮很相似，总是一身朴素的衣裳，外加都戴眼镜，留齐耳短发。王海容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父亲是烈士，另一位是外交家唐明照的女儿。她们职务上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当时的地位比较特殊。她们不仅为毛泽东接见外宾担任翻译，也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毛泽东的晚年，出人毛泽东家中的人员受到限制。毛泽东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的汇报。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俩的名字。于是，王、唐的作用变得异乎寻常。她俩即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桥梁，又是他的指示传达到各方尤其是政治局或国务院的非常之路。

　　江青要王、唐二人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感到事态严重，第二天便到305医院，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说：“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忍了他们很久。” 最后，周恩来告诉王、唐二人：“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唐陪同。接待完外宾，王、唐二人留了下来。她们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她俩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苦心积虑的两件事，一件也没办成，还挨了批，心里更是七上八下。但她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她又给毛泽东写信，在信中提出要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金祖敏是青岛市的纺织女工，中共十大期间，突然用飞机将她接到北京，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责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一周之后，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检讨一番后，又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回信，更加直截了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毛泽东要她读李固给黄琼书，“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即出自此篇。毛泽东的用心可想而知。

　　江青再次通过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毛泽东一言道破天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1974年12月下旬，北方已是数九寒天。这对于重病在身的老人们，是最难熬的日子。而周恩来却又整装待发，他要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医生很是担心：“总理身体状况很不好，要乘飞机去长沙，怕……”医生没有说完，叶剑英果断地说：“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周恩来和王洪文一道飞往长沙。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坐飞机。本来周恩来约王洪文同坐一架飞机，好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但王洪文心怀鬼胎，独自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他们来到毛泽东的住所，入座后，王洪文又按江青的意思去找毛泽东谈。毛泽东一听这些老调就生气了： “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让你和江青搅在一起，你不听，你们几个人拉帮结伙搞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你在这里呆两天，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错误。”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他回到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直到“四人帮”被抓，才在他的抽屉里査到那份检讨。

　　毛泽东摇着手，继续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已准确地将“上海帮”改成了 “四人帮”，成了一个生动的历史名词。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上挂不住，顿时红了起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不好回答。

　　毛泽东自己又说：“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

　　毛泽东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他向在座的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说道；“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大家都沉默。比毛泽东更加病重的周恩来心情惆怅。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他说的是邓小平。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说。

　　Politics是英语“政治”的意思。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 “强”字。

　　王洪文表情尴尬，也很紧张。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填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 “人才难”三个字。

　　周恩来看了纸上写的字，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放下笔来说：“是喔是喔。”

　　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念道：“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毛泽东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周恩来告别毛泽东，走出户外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他的目光也变得晶亮起来。这是他生病以来早已消失的目光。

　　江青插手“组阁”没有成功。

　　总理还是总理，而且总理之后又有邓小平。

　　●4.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的握手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刚刚回到北京，便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会议的时间定在夜里，11时，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摸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与周恩来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眼望着周恩来，关切地问。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了。”

　　毛泽东依次与各位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握手。

　　大家坐下后，会议开始，主要是毛泽东讲：“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 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

　　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仝面专政》，文章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因为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10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还是毛泽东在讲话。而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也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杰作”。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又批评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毛泽东指了指王海容、唐闻生，又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又讲起党的历史。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28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又指邓小平：“邓是你，毛是毛泽罩，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由小见大，批判起教条主义：“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泽东引申开来，话有所指：“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反反复复、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他当时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信心很足：“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枯坐一旁的江青终于捞着了发言的机会。江青进来时没有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也没在意；江青这一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把要对她说的话当众说了出来：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工作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仍然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材料的。”为了借批林批孔攻击周恩来，江青不知向多少单位和个人送过材料，毛泽东对此很反感。

　　毛泽东又将话头收回来，谈到自己： “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是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与会者都会意地笑了。

　　毛泽东作了最后的发言：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久不开会，今日谈兴很浓，又借用辛弃疾词作《南乡子》中的两句，改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刘震和曹里怀都是当时空军的副司令员。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叶剑英随口念了一遍。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5月27日，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已经披上绿装，街上的行人也换上了衬衣。邓小平根据毛泽东5月3日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

第13章 组阁风波

第13章组阁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