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第07章 冒进之争
俗话说，好了还想好，快了还想快。
当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安居乐业之时，共和国领袖们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便想迈开更大的步伐，在极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共和国领袖们，由于常常在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闯了过来，并创造奇迹；由此，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头脑发热，“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特别是毛泽东，以他素有的挑战性格，希望全党大踏步地前进，而把各种怀疑乃至迟疑，都当做“小脚女人”，需要在他们背后大喝一声。
从1955年底到1958年初，党的领导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表现得比较明显。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便产生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几经反复的历史进程。
●1.毛泽东希望“高潮”一夜到来
1955年是共和国进程中一个重要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作过这样的描绘：“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握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户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
1955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来北京参加省委书记会议（即毛泽东所说7月的会议）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接到毛泽东处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当时的游泳池还在室外，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水面上，浅水处便晃动着白光，而深处则蓝幽幽地透出一股清凉感。毛泽东沿着扶梯走出水面，走近池边太阳伞下的膝椅，舒服地坐下，拿起膝桌上的香烟，抽了起来。
“山西人来啦！”陶鲁茄刚拐进游泳池门口，就被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按他习惯的玩笑话，远远地招呼着。
陶鲁茄脸上顿时有了笑容。他已经不止一次听毛泽东这样喊过。其实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苏人，而现在只是代表着“山西一方”。
卫士替来人倒上茶，并很快端来了饭菜，几盘时令蔬菜加一小杯绍兴加饭酒，尖尖的小红辣椒是断断少不了的。毛泽东向陶鲁茄示意“来点湖南辣子怎么样啊？”
陶鲁茄摆了摆手：“主席，我在会上吃过了，您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毛泽东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酒，嫌些菜放进嘴里，向陶鲁茄说道：“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山西合作社的情况。”
山西是全国较早开始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至今已有三年的历史。陶鲁茄将情况简单说了说，毛泽东就他关心的细节问道：“有多少人加人了合作社？”
“人社农户已占总户数的43%。”
“成绩不小啊。”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阴云“不过，合作社一定不能减产，一定不能死牛。据说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谷物长期以来达不到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怎么能行呢？集体化的优越性何在呢，社会主义制度好，又从何说起呢？”
陶鲁茄回答：“主席，我们山西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增产的，耕牛也没死，而且数量还增加了。”
“这就好，这就好。合作社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办得比苏联好。”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忧虑：“对合作社在全国的发展速度问题，现在党内意见还不够一致。就是几年前合作社刚出现时，党内对此也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你是清楚的。”
仅就山西而言，1951年春天，晋东南老解放区就试办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人股，按土地、劳动两项为分红依据，并逐步缩小土地分红比例，加大按劳分配程度。但是，山西的尝试受到了当时华北局的批评，华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毛泽东是支持山西省委的。他说服了当时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同志，并在这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让山西省介绍了创办合作社的经验。此后，山西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1951年全国只有300多个合作社，到1954年底就发展到48万个。农民是最看重实际的，他们从合作中得到增产增收，热情随之高涨。群众一起来，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加上一些干部工作粗疏，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备耕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今天找陶鲁茄来，就是要弄清这些事，以便及时制止。
毛泽东在听取了陶鲁茄的汇报不几天后，便在这次各省书记会议上大声疾呼：“目前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秘书田家英和逢先知的协助下，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三册长达0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对此事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投人了全部精力，看了一百几十篇材料，有的不止看过一遍，写了条按语，对文字太差的材料，改得密密麻麻，把一些累赞别扭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既醒目又富于政治鼓动性。
这本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准备发一条出版消息，并让田家英拟了消息稿。当田家英将稿子送来的时候，毛泽东咯咯一笑，将稿子放在桌子上，舒畅地喷了一口烟：“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仰卧在沙发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我很高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毛泽东的愉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身来自农民，他深知改造农村的艰巨性。然而，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是，五亿农民这个庞大的个体，经过二三次会议，一篇报告，一本书，一夜间成了一个合作的群体。
不能不说，这过于表面的胜利和不很正常的发展速度，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并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于自信。
毛泽东的思路变得闪电一般迅猛。他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田家英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而毛泽东则完全在以指挥战争的速度在指导农业改革，一个战斗尚未结束，就在考虑下一个战斗了。
1955年11月初，北方的树叶已经开始凋零，而南方依然林木葱笼。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启程了，他要到西子湖畔，继续筹划他有关发展农业的话题。毛泽东喜欢杭州这座风景名城，把它称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人算过，解放以后，毛泽东曾到杭州42次，在西子湖畔生活、工作了800多个日夜，他到这里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到家啦”，真有点“宾至如归”。
在途中及到达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他们纷纷提出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还可以大大提前，农业产量还可以大增。这种情绪正和毛泽东的思路合拍，并深深激励了他。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14个省市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他们的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
眼看就要跨进新的一年，岁末，毛泽东情绪激动，一夜都在伏案工作。他批阅了《人民日报》准备在1956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新年社论，修改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接着，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信：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1月4日到达杭州，准备于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毛泽东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东方的太阳已经吐白，桌上的烟灰缸也满了。他唤来了秘书，交代完要办的事，便向卧室走去。
●2.因预算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争执起来
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周恩来也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也曾认为，《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也受到很大推动，变化很大。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商议后，还改变了一些原先比较“保守”的指标，比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原来设想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完成的工业化，周恩来也觉得可能会提前完成。
然而他的步伐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大踏步地前进，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样，他们和毛泽东的距离拉大了，时常处于一种被动的跟进状态中。他们和毛泽东对工业化速度的估计相差甚远，毛泽东此时甚至已经在描绘赶超美国和苏联的蓝图了，而周恩来等估计这个美好愿望的到来，至少要15年。
正当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讲到工业化需要15年的设想，在杭州的毛泽东有关建设改造的速度问题，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天以后，接到周恩来通知的有关省委书记，冒着南方少有的严寒，齐集杭州，和毛泽东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毛泽东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火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了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毛泽东和会议代表们欣然观赏。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毛泽东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毛泽东眼前是一派田园诗般的美景。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诚然，周恩来也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1955年第四季度的形势是欢欣鼓舞的。从刘少奇的传达中，周恩来已经感到毛泽东对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不满意，认为偏低了；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满意。在这次座谈会上，当刘少奇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立即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认为是自己认识落后于实际。他还念了一副对联，借以表达他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颇有些感慨地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毛泽东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以后写出了“总路线”。其实，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一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一个“快”字，也表现了一个“多”字。严寒中的人们心口却极热，头脑更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己经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从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很高。其中，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就是40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达到，可见其目标是何等超出实际。
如果仅仅是一个农业指标，也许事情不会像后来那样严重。
中国的事情向来有滚雪球的毛病，容易一哄而起，连锁反应。于是，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的指标被一次次刷新，中央原先确定的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下子被突破，连正在编写的各项指示也因不断加码而难以制定。
周恩来着急了，面对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作为一国总理，他清楚地知道，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国力弱，一开始猛冲一阵可以，但按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持续下去，难免要翻车。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紧张形势开始出现。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也是心急如火，他时常来向周恩来汇报，每谈到当前的经济过热，两人都颇有同感。他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毛泽东和周恩来强调的重点，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周恩来在国务院讲话（2月8日）的近一周后，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在34个部委相继汇报工作时，不时有些插话，仍然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日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渐渐地，周恩来与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从防止冒进走向了反对冒进。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1月20日，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50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为了预算指标的问题，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毛泽东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周恩来发言最多：“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
虽然周恩来依然温文尔雅，说话的声音也不大，但在毛泽东听来却相当刺耳，难以接受。尽管他一向乐观地看待孤立，相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的陷人孤立，其思考多时的远大目标得不到响应时，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的意见仍然得不到委员们的支持时，他宜布散会。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的怒气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周恩来解释着自己的意见，希望能改变毛泽东的设想，但毛泽东认定的事物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周恩来有些伤心，叹道：“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歹能同意这个决定。”
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毛泽东，他的烟头在指缝间凝住了，好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他疑惑尖锐的目光分明是说：恩来，干革命，搞建设，难道能靠“良心”？！毛泽东讨厌“温良恭俭让”。
不久，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讲辩证，也讲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更多的是大刀阔斧，有重点论强于两点论；他不喜欢两只拳头同时出击，当两只拳头同时出击时，他总觉得是一个拳头掩盖了另一个拳头，或者说是一个拳头扰乱了另一个拳头，而使出击者本身莫衷一是，所以他喜欢“一个拳头打人”，为了更有力哪怕先缩回拳头，但决不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所以毛泽东的讲话中，不常说“既要又要”什么；或“一手”什么“另一手”什么，而喜欢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讲“东风压倒西风”；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
然而经济的许多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的正是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的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宜部就反对“两个主义”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6月4日，中央开预算会议时，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对于上述提法，在党内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同去年X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方针相背离，会引起思想混乱。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胃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故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替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刘少奇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文章在发表前，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修改，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已经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毛泽东将自己极大的情绪压抑下来。“不看了”三个字是毛泽东婉转的反对，是他保留意见的一种方式。
虽然毛泽东表示“不看了”，但社论中一些论断却深深地刺激了他，比如文中提到：“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毛泽东是否认为这个“上面”就是指的他？
●3.周恩来仍在努力反冒进
反冒进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后仍继续着。
这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反冒进，主要是围绕着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进行的。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1956年7月开始的。那时，国家计委管长期计划，刚成立的经委管年度计划。经委是不赞成冒进的，然而各部、各省市自治区报上来的指标还是偏高。报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多了103亿元。1956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不能再“冒”了。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主张高些的，认为压到150亿元就可以了；一种是认为150亿元太高了，主张压封100亿元。在薄一波拍板时定为亿元，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报周恩来和陈云了。
周总理的意见是：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50亿还不行，而应明显低于1956年的实际水平。他强调，把过高的投资额压下来，是1957年全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投资总规模下不来，过高的积累率就下不来，预算会继续出现赤字，物资供应缺口会继续存在甚至扩大。
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经委最后定案为110亿元。
对此，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在10月20日到11月9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夕，他一连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的主要控制指标。在11月9日的会上，他说我们国家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现在的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陈云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
周恩来纠正道：“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11月10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当刘少奇联系波、匈事件教训，说：“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还高兴，还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报告结尾时，他专门引用了上述周恩来、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谈话，说：“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
毛泽东对此有看法，脱口而出：“看是什么右。”
刘少奇解释：“是快慢中慢的右。”
毛泽东：“这种右可以。”
刘少奇接着说：“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家就进来了，你让，人家就进来了，那个就让不得，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间题。昨天有一位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周恩来也联系波、匈事件的教训，谈1957年的建设方针毛主席近几个月常说，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我们搞工业化，摘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过份地束紧了裤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东欧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计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八大建议的一些指标，如果综合平衡起来有困难，算不上去，可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建议，而且还是一个草案，在执行中如果跟不上增，不要勉强，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今年生产建设成绩很大，但有些方面冒了。因为今年冒了，明年的计划安排就非常困难。冒了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毛泽东在小组会上提出七条，想用来挡“水”，挡一挡反冒进之水。他在大会发言时仍然坚持：“现在还看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830项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包括今年预算中用得不当的20亿到30亿在内。前进不是突然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反冒进的主题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且还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把这次全会说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之后，反冒进仍在继续。
关于预算，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因陈云的上海口音较重，薄一波听成了110亿，后来就按这个数作了决定。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坚持，1956年反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毛泽东对这一年的发展速度不满意。
●4.毛泽东拿着柯庆施文章问总理：你写得出来吗？
1957年11月2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一架大型客机，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宋庆龄等。临行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前往机场送行。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间莫斯科，离第一次出访已近八年了。
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顺人造卫星，社会主义阵营的腰杆硬了起来。赫鲁晓夫在会上说：“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他还在内部约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在这种气氛下，富于战斗精神，并对赫鲁晓夫心存看法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然而想到中国的落后，毛泽东于心不安。他很清楚，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来讲是个大国，但从经济上讲现在还是个小国，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来，了不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粮食亩产很低，识字的人只那么一点点，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前。所以毛泽东的心中总有一把火在嫩烧，他向往一夜间火树银花，中华民族站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他的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仍在操持国内的事情。
他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做《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社论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超正确的跃进着成了冒进……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这些话无疑都是有所指的。
回国后，毛泽东南行。
尽管反冒进遭到指责和批评，但是周恩来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毛泽东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们感到这个间题的严重性，是从1958年开始的。
周恩来是1月2日陪也门王国贵宾飞往杭州，并在那里见到了毛泽东。随后周恩来在杭州会议上，汇报了几天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议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二五计划修改问题。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向周恩来发了一通脾气。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对着周恩来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后来还说过“你们那个时候（指反冒进）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发了火，但仍然意犹未尽，并且主张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亲自起草了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要求包括他自己在内的27人，于11，12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日完毕，北京的工作，由“谭展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6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并提出要游冬泳。
“主席，水温只有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有些担心地报告，他希望主席不要冒险。
毛泽东毫无惧色，满脸笑容：“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有改变主意，反而劝大家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毛泽东更衣后，就穿件睡衣站立船头，观看琶江两岸景色。船到达江心后，江面上刮起一阵小北风，除了几个经常冬泳的运动员外，穿着游泳裤的卫士们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他们还都注意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以便帮忙。毛泽东径自用扛水浸湿毛巾，擦得胸前一道道红印，然后把双脚放进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船上有人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舶板的边缘下了水，当地的游泳教练梁亚华等人急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回首望了望还在船上打哆嗦的卫士们，向他们喊道“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卫士们不好再磨蹭，便一齐往水里跳。哪知水中也并不暖和，一个个冻得上牙磕下牙，想说话也说不清楚，只好咬牙坚持。过了一阵身上便有了暖气，便自如地朝主席身边游来。
毛泽东高兴地朝前游去，说道：“不过如此！”毛泽东的泳姿并不规范，有时侧泳，有时蛙泳，有时潜进水里待一会儿，而得愈之作便是仰面朝天，卧在水面一动不动，如睡水床一般。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脸色开始发青，有些耐不住的已经跑上了岸，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主席，上来吧！都半个钟头了！”随队医生担心水温太低，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劝过几次了。
“再游十分钟。”毛泽东不听。
十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达00）多米，毛泽东这才上了岸。
张木奇不停地活动着身子，问毛主席：“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还是那句话：“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毛泽东侧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李银桥知道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所以这次外出根本没有想到带酒。但他知道主席要酒，说明他身上还是冷，只是嘴上不愿说。他要拧条热毛巾。毛泽东看见了，连忙摆手示意他不冷。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主席身上已经被冷风吹起了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征求主席意见，管自拧了热毛巾，身前身后地替主席擦着。毛泽东朝他俩笑笑，欣然接受了。他的身上也渐渐有了红润。
后来毛泽东又游了一次邕江。对这两次冬泳，他颇为得意地对他的老友周谷城说：“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毛泽东又将游泳同哲学联系起来，他要向人们展示大无畏的精神，一种打破常规的哲学思想。
这似乎也成了毛泽东反击“反冒进”的一部分。
11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向与会代表分发了12份作为受批评的材料。其中就有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
当天晚上，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间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日上午，毛泽东一上来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间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接着批评说：“1955年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城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为了说明什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特别讲到《登徒子好色赋》这篇古文，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成语出处。
这篇古文说的是战国时代楚国文人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故事。登徒子向楚襄王告状，说宋玉此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意思是宋玉长得花里胡哨，惯会甜言蜜语，生性好色，建议不让他出人后宫。不料有一天楚襄公竟然把登徒子告状的事给宋玉本人说了。宋玉争辩说，“体貌娴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徽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也就是一口否定自己好色。楚襄王就间他，你说你不好色，有什么根据？宋玉回答说，天下的美人都比不上楚国的美人，楚国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们家那里的美人，我们家那里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东边邻居家的美人。这个美人美到什么样子呢，“东家之子，增长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么倾国倾城一个美人勾引了他三年，他“莫之许也”，没有答应她，可见不是好色之徒。接着宋玉倒打一耙，说你看登徒子，他才好色，他老婆头发蓬乱，耳朵也有毛病，豁嘴尖牙，驼背弯腰，身上又是疥疮又长痔疮，难看得要命，登徒子还那么喜欢她，跟她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比较比较，看哪个好色。毛泽东说，结果宋玉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赢了官司。他还得意地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流传世间，搞得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泽东又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与会人员，以便大家更了解反冒进的人用的“错误”方法，即是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关于“平衡”问题，毛泽东讲了一大段哲学，强调平衡的相对性，不平衡的绝对性。他指出《人民日报》6月20日反冒进的错误是非常错误的。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才恍然大悟，毛泽东为什么点名让他参加会议，并把他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散会后，吴冷西马上找胡乔木，问他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完全清楚。两人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
经毛泽东圈点批划，6月20日社论的摘要印发与会有关人员，他在摘要上批示 ；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印证了毛泽东那三个字“不看了”的真正含义。
南宁空气湿润，窗外时常是轻风细雨，而会议室内空气紧张。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道：《人民日报》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是在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写不出来。”
周恩来是13日在北京接待外宾后赶赴南宁的。柯庆施也是这一天飞抵南宁的。这天晚上，毛泽东曾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至深夜。
毛泽东继续发言：“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产阶级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说得更直接了：“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今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当天晚上，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吴、胡住在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离毛泽东住的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不远，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他们到达时，毛泽东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插话：“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习惯地将一支烟撅成两截，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他情绪很好：“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澎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的目光转向胡乔木：“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个办法，才找人给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毛泽东又转向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当毛泽东问过吴冷西最近有没有到各地去走一走，吴冷西答说忙于内部工作时，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作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些，经常到各地跑跑。”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那篇《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毛泽东对那篇社论误解很深。
17日深夜1点多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当时台湾海峡不平静，两岸对峙严重。
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一惊：莫不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不容多想，他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毛泽东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李银桥：“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在我门口它也没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毛泽东联想起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情景，再次表现了他的勇气和胆略。
蜡烛点燃了，仿佛精神也点燃了。毛泽东又沉浸在他终生喜爱的那本《楚辞》中。
默默地承受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当天起，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的“错误”。19日，他飞广州会见泰国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未及休整。便在晚上5时召开的会议上作检查。周恩来的语调是沉重的，他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革命派是左派。在这个意义上，左比右好”。周恩来重复了毛泽东批评中的主要几点：“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丁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最后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场里很静，在周恩来检讨完后，多数人都保持沉默。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这样大的火，周恩来又要做这样的检讨。在弄不清意图的情况下，人们也很难对周恩来的检讨说什么，他们只有听命于毛泽东的判定。有人担心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意见会冲突起来，至少周恩来可能要解释一些什么，毛泽东可能会发更大的火。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一生中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再次将一颗苦果咽了下去。
尽管会议的气氛得到缓解，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但是，南宁会议所营造的急躁冒进情绪却在全党急剧膨胀。薄一波对此曾评论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自此，周恩来便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不时检讨反冒进“错误”。而另一方面，做为一个深人了解中国现状并熟悉经济建设规律的领导者和具体指导者，他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时间转眼就到了1月下旬，北方的天气还是那样冷。当最后的一片晚吸从天边消失，中南海的水面上腾起一层重雾，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会儿，也都看不见了。人夜，心情沉重压抑的周恩来依然坐在办公桌前，审阅着送来的一厚迭文件。他戴上眼镜，翻起那本《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案）》。这里的内容他早已熟悉，画个圈签个字便可送走。可他又摘了眼镜，望着夜色浓重的窗外，思考起来。
最后他还是坚持，在文中所写的那句“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巧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九个字；又在“为了在今后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宇。随之，他的心情少许轻松一点，便走出房门，来到一间旧房子里，和工作人员们打起乒乓球。
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有一天下午到西花厅办事，看见总理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很有些奇怪。梅行知道总理平素日以继夜、日理万机，现在怎么一下子显得“无所事事”了。梅行悄悄问许明：“总理那么忙，怎么有时间和你们一起打球呢？”
许明沉献片刻，反问道：“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
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经济大权。他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的实践告诉他，只开一次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小会加大会，密密层层地“轰炸”，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不同场合向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冒进错误现在还是10个指头中的一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毛泽东3月4日到达成都，预计8日开会。毛泽东是第一次到成都，对这里的古迹很感兴趣。会议的前一天，他来到成都西郊5公里处烷花澳畔的杜甫草堂。对杜甫不甚喜爱的毛泽东，还是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最后来到大窟，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把带有靠背叫“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他吐着烟，四下环顾，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幅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间如此江山，龙卷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念着，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派人来此借阅了楹联书10余种，他喜欢这种大气磅礴的诗句。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诗的。
3月8日，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到齐。
9日，毛泽东阐明他对反冒进批评的目的：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毛泽东点名说到：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了，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答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人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性质做的检讨，毛泽东依然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这个问题，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间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人分析反冒进间题。”毛泽东引用李清照的词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与会者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继续要周恩来在下一轮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做一次更加深刻的检讨。
一层阴云掠过周恩来的脸膛。说心里话。他已经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一时间他真不知道下次再检讨什么。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5.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周恩来检讨。他手里拿的虽然只有几十页稿纸，却显得那样沉重。他把全部稿纸放在讲台上，抬起脸朝台下望了望。
熟悉周恩来那张总是洋滋着热情和充满认真神态的面孔的人们，觉得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据当年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说：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育，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胃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他还说，虽然和毛主席常见面，但并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间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室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立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间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提愈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比较轻了。”
范若愚说：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必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17日的发言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间题”。这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他可能从多少次历史经脸中，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次可能是自己错了。然后他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康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胃进错误的严重。”
周恩来讲得很平静，没有恼怒、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原谅，也没有索性不在乎，他讲得很认真，完全不由自主地露出他索常的严肃。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提高嗓音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他的声音有些抓动，他的眉宇凝结起来，两颊的肌肉有些松弛：“反胃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右倾保守的蜡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据党史专家丛进等潜心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检讨发言，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其诚心的一面。因为，历史上种种事实证明，毛泽东历来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已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凡遇到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即习惯地自觉地向他靠拢。又加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搞“大跃进”竟会出现后来的严重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周恩来也难以有充分的根据与信心来坚持自己原先的反冒进观点。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着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与他在建国之初给全国青年大会讲“学习毛主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那篇讲话中说到：“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现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反冒进，不仅反映了他对用“大跃进”方法搞经济建设的绝对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他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权戚和对中央其他常委们的不平等态度，表现了他对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方针的不薄重，对中央制定、八大重申的经济建设方针的任惫否定。这势必损害党内民主生活，削弱集体领导制度。
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影响很深的国家，具有搞个人祟拜的社会历史基础。
国际共运历史上，从列宁时期起，便有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这同当时阶级斗争所处环境有关。而且列宁没有滥用个人权戚，是尊重集体领导和讲民主的。到斯大林时代，他的个人权威达到高峰。一切成就和光荣都归于一人。斯大林后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便是这种个人祟拜的直接结果。
中国党受国际共运权力过分集中传统的影响，在历史地认识并选定毛泽东为最伟大的领袖之后，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明确赋予了他具有最高领袖地位和最后否决权的资格。在长时间中，毛泽东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并不滥用这种权威，而是深人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集中其他领袖和全党的智惫，不断地将革命引向胜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实践中并没有构成重大问题。但自延安整风以来，确也隐藏着日后发展起个人祟拜的因素。1957年起，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变得骄傲、不谨慎了，主观、自负的倾向随之发展。中共八大正确地申明过反对个人祟拜的任务，但没有找到克服个人崇拜的有力措施，没有建立起制度上的保证。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事件和风浪的发生，党认为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祟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果，这使毛泽东获得了还是要有个人崇拜的“理由”。
毛泽东关于个人祟拜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被其他领袖及广大党员接受了。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祟拜。有的人还加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溉的作用。如受到毛泽东推崇的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个人祟拜的空气骤然膨胀，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从这时开始不正常，“左”的东西便得以畅行无阻，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大跃进”，及更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这一切，都有其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出现的棍乱；另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对中共工作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来的罢工、罢课、闹退社等事件。在毛泽东看来，在1956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公开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无疑是给反对派提供进攻的口实。因此，按照毛泽东确信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定势，反冒进便难逃被指责批判的厄运。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时写过说明，他写道：“我们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党的工作遭到非议之时，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后，要对反冒进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了。——那是一个时代。
毛泽东指间的那节香烟燃尽了，他轻轻地将烟蒂欺灭在烟缸里。周恩来检讨后，毛泽东宜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将反冒进的事态看得极其严重，一再警告说：“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讲得十分严肃，从此那些不愿看到党内产生分裂的共产党人，对反冒进一词嘴若寒蝉。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间题上犯了“方针性”的错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植、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是，他和陈云等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毛泽东在1957年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在与赫鲁晓夫评价中国其他领导人时，第三个谈到周恩来，说：“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可他是个好人。”
这期间还有一则轶闻，就是“跃进”一词的发明权。
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没想到，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年以后，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然而，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进论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对于反反冒进和“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非常满意。8月初，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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