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新戈尔攀登顶峰 > 第13章 初尝失败苦果
1988年民主党内初选时，选民很快就发现，戈尔并无意入主白宫。如今戈尔私下里也承认这一点。据一位后来在克林顿政府里工作过的竞选顾问称，戈尔在回顾那段日子时也承认，“他不知道这种工作需要什么”，现在他却知道“他当时需要一些成熟的经验”。
1987年4月10月，戈尔宣布参选。整个选战中戈尔所表现出的缺乏重点和技巧全都在这时体现出来了。戈尔断言；里根离任后，选民们将会转向年轻、有活力、知识型的候选人，无礼地(但不是无可辩驳地)暗示里根已经在精神上成为过去。可之后，他又不得不收回这种说法。再有，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竞选的主题，其中包括了从军备控制到环境问题，从艾滋病到早老性痴呆症、全民扫盲、到2000年实现人类登上火星——所有的听起来都是二样的重要。“国家到底应当优先考虑什么？”一名被搅昏了的记者问道。
“军备竞赛，使美国更有竞争力，使我们的环境更整洁，以及建立起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制度，这四点是首要的。”戈尔回答。
6月里炙人的阳光照在卡西奇史密斯县政府门前的台阶上，当年戈尔与他的父亲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所有的竞选活动的。戈尔宣布参选10个星期后，1987年6月29日，戈尔又在这里正式发表竞选演讲，并列出了一份更具体的竞选清单。他直到第32段才提到了为他提供竞选动力的核安全问题，而全文总共才39段。相反，他却划出了一块“道德高地”，把自己同正陷在伊朗门事件泥潭的里根政府区分开来。“我对美国人民的第一个承诺是那些不用通过国会而能由我去完成的事情。任何试图对美国人民行窃或向美国会撒谎的政府官员都将立即下台。”
戈尔从来没有将他的热情转化成作为候选人应有的那种连贯且必须的理论性的东西。他就像他所驾驶的那架载着他四处飞行的摇摇晃晃的飞机，不停地在改变自己的观点。一会儿是军备竞赛，一会儿是环境问题，当助手们说对这些东西民意测验并未引起共鸣时，他又退回原处。他一会儿是国家安全专家，一会儿又变成劳动家庭的朋友，再一会儿又变成以色列的捍卫者。这不是什么大罪，也不一定是什么不良的政治现象。但和往常一样，对一个向世人展现自己是某种新人物来说，这是政治。
综观他第一次参加全国初选，戈尔对自己的年龄问题有了更多的担心。他将庄重严肃作为自己年轻问题的保护伞。对于他蓝色西装下的坦诚直爽，他拒绝有任何一点点偏离。甚至于蒂珀为了使他看上去更加活泼些而悄悄给他装上的新领带，他也没有戴过，他还是喜欢通常那条毫无特色的红色领带。戈尔在田纳西州竞选时的支持者曾认为，戈尔是聪敏、沉着，而现在他们却被搅糊涂了。一位曾当过戈尔的顾问认为：“戈尔竞选参议员时是我们合作最愉快的候选人。可到了他竞选总统时却变得缩手缩脚了。”
戈尔在2000年竞选时面临着与1988年同样的问题，但那时更明显一些。助手们对于如何展现一个普通的戈尔而大费脑筋。他们想宣传那个在竞选途中的飞机上、午餐上的更加放松甚至非常有趣的人，那个品着卡尔瓦多斯苹果白兰地、蒸馏咖啡与人彻夜长谈的人，那个在飞机遭遇风暴时却唱起了伦巴达的人，那个热衷于向人传授如何将小鸡催眠的人(抓住小鸡的头朝下，用你的手指在它面前的地上画)。佩奇。克罗斯兰是蒂珀以前的助手，还记得在一次难得的竞选休息日去戈尔在阿灵顿的家里，那时戈尔正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和格子衬衣，伴着他钟爱的乔治·斯特雷特的歌——“我过去在得克萨斯的生活”——跳着舞。那个生硬的戈尔不见了，佩奇想着：“而是这个粗犷、风趣、充满活力的男人，在卧室里跳着舞、哼着乔治的歇。”
一位老参议员总替戈尔打点一切，这可能无益于他建立自信。1987春天，戈尔在南部作了一轮选前调查，趟了趟水。他去了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和佐治亚州，并向党内活跃分子发表了演讲。可南部之行没有引起媒界的注意——只有《亚特兰大宪法》驻华盛顿的记者斯科特·萨波德一直跟着。当这次旅行在亚特兰大和谢泼德而宣告结束时，主编比尔·科瓦奇把这名记者叫了回去。科瓦奇是戈尔家族的老朋友了，他要求萨波德对戈尔的南部之行写一篇报道。据萨波德说，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的报道一般，亚拉巴马州的报道特别好。科瓦奇还拔了个电话，让他听着，线的另一端就是艾伯特·戈尔，他非常希望听听他儿子干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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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进入总统政治的时候正是候选人与记者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1987年5月，盖里·哈特，民主党参选者中的佼佼者，由于《迈阿密先驱报》披露他与多娜·莱斯的事情而被逐出选局。个人隐私突然变成了政治性事件。娱乐时间的活动只要被认为是出格的，就可拿来作被攻击的口实。“个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行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判别是否配当总统的标准。
对戈尔来说，似乎不用担心忠贞问题。他与蒂珀一起生活的17年里经历了风风雨雨。作为一个22岁就结了婚的男人，偶尔他也会表现出对单身族享有的自由投去妒嫉的眼光，戈尔的一位单身汉朋友这样说。但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曾违背过结婚誓言。
1987年，哈特又重返选局，争辩说应当通过其对公众的贡献来判断一个候选人，而不是通过一些个人隐私行为。戈尔的一些顾问就建议他在道德品质的问题上做做文章。据里德·亨德特说，戈尔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从来不喜欢这样，他从不把这种事掺和进来。”
虽然戈尔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但私下里他却明确表态，他并不赞成哈特，他认为，领导地位和个人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在圣诞节期间，他致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赖斯顿曾在当年12月25日的一篇文章里强烈批评了哈特。他援引了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著名新闻评论家、政治评论家——译者注)的一段话，称那些得到公众信任而占据要职的人们是“国家理想的看守者……”“无论他们在言辞上还是在行动上颂扬一种自满、推托和贪婪的品质时，就是对这种信任的不忠”。戈尔赞扬了赖斯顿，称他的评论“特别有洞察力”，特别是引用李普曼的这段话。戈尔称：“它令我想起了我喜欢用的亚里土多德的一段话，‘美德如一’。它不会因为人的社会活动而被分离出来，而与其生活的其他部分完全割裂。”
十年后，戈尔作为克林顿的副总统，又被迫再次面对社会公德与私人品行的问题。如果按照他与赖斯顿的共同看法，他很可能作出极为不同的反应。
老实说，这种涉人隐私的新文化也没有大不了的。经常就是地方电视台的记者问问戈尔喜欢的颜色(蓝色)、爱吃的食品(得州墨西哥风味烹饪)，以及喜欢什么样的冰淇淋(甜饼加奶油的)等等。可是，就在哈特出事的那个春天，《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总编克雷格·惠特尼给每位候选人写了封信，要求他们提供近乎媒体大曝光的个人材料。其中关于出生证明、结婚证明、是否曾作为被告或原告上过刑事或民事法庭、挚友的名单等，这些内容倒可以通过记者们贯常手段找到。但其他要求则有些异乎寻常，例如：医疗记录，包括精神疾病史；法律允许公布的军中服役记录；甚至于放弃私人权利，允许《时代》杂志的记者查看有关调查文件，包括那些有可能由中情局提供的材料。
戈尔阵营花了几周搜集有关材料，然后考虑其中哪些部分可以予以提供。“除非再有电话打来，否则不要作出反应。”一位高级助手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叫他们不要欺人太甚。”蒂珀对一位负责内部调查的助手说。戈尔还算是合作一些的了。他最后决定提供一些基本资料，但拒绝放弃私人权利。他在6月16日致惠特尼的信中称：“我自己以前也做过搞调查的记者，我觉得你们的一些要求对个人而言不合理，也不合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候选人，戈尔对他记者生涯的美化成了他的第一个“角色”失误。在9月下旬，他去衣阿华州时，他告诉《得梅因记录》的编辑人员：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时，他曾“令一帮人受审并人狱”。所谓的“一帮”实际上就是两个被指控受贿的市议员：莫里斯·哈多克斯，受指控并被定罪；杰克·克拉里蒂，证明有罪，被判三年缓期执行。有趣的是，最后是由孟菲斯的《商业起诉》杂志而不是《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对此进行了纠正。戈尔对此进行道歉，称这是“一个无意而不小心的言论”。
戈尔也不乏为其辩护的人，其中不乏著名的说谎家理查德·尼克松——他父亲的老对头。尼克松致信表示他对戈尔的支持。尼克松在信中说道：“顺便提一句，不要因为那些指责你对自己担任调查记者期间的成绩夸大其辞的宣传而沮丧。毕竟你所说的基本上是事实。汉人能说你没有造成效应。”
哈特的退出对戈尔是个好消息，但戈尔参选比较晚，他的竞选阵营仍然如同一个棒球后备队——只能从那些被挑剩下的、寥寥无几的人才中找些有识之士人闱。在兰度的建议下，戈尔雇用了曾担任科莫(前纽约市长——译者注)和蒙代尔(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者注)竞选经理人的弗莱得·马丁。和他的老板一样，马丁也非常年轻(34岁)，有学历(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哲学博士)，并且在总统初选的经营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
他们都认为，戈尔作为最后参加和最年轻参选人，他需要迅速证明自己能胜任总统，而初选阶段马拉松式的辩论会(其实和小组讨论会的形式差不多)安排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他们相信戈尔掌握细节、争论辩护的能力，他能够像他在一些监察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那样，在被戏称为“七个小矮人”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戈尔竭尽全力地进行准备，可是才碰上总统论战中的第一个问题，他就没有应对好。那是7月1日在休斯敦威廉·伯克利的“火线”节目中，主持人提出一个传统的老问题：内阁会议室里你会挂哪位总统的画像？戈尔数出了威尔逊、罗斯福和肯尼迪，因为他们是他的“个人偶像”；然后他又加上两名田纳西州出身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和詹姆斯·K·诺克斯。詹姆斯。K·诺克斯？他指的是詹姆斯·皮克，当年田纳西州一匹年轻的黑马，曾成功地入主白宫。可是紧张的戈尔却弄巧成拙，说错了名字。
之后，在提到戈尔所反对的“星球大战”提供保护的问题上，戈尔在一番激烈的宏论中又赢了伯克利。但《洛杉矶时报》称之为“一时冲动”。衣阿华州民主党团体在观看了这场辩论后，将戈尔列为“七个小矮人”中的第六。
1987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戈尔都在试图使自己摆脱这“七个小矮人”的形象。9月下旬，他和马丁推出了新措施的第一步：戈尔，提倡国家安全的候选人，是惟一愿意用武力保护美国利益的候选人。戈尔不是那种典型的越战后的民主党人，不会一讲到以战争为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就闪烁其辞。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他是公认的活跃分子，曾与里根政府在部署试验型洲际导弹问题上进行过合作。他支持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减少科威特油轮数量，反对许多民主党人所支持的禁止弹道导弹飞行试验。8月27日，山姆·纳恩正式退出竞选，选坛上缺少一个在国防问题上观点较为中性的候选人。这自然就成了戈尔所热衷的核安全问题的外延。当年10月，他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这样说道：“一味退让、洋洋自得、满腹狐疑的政治或许对别人有些吸引力，但对我或者我的国家却没有。”
虽然事实上戈尔与选战间本没有多大的分歧，戈尔已经把它夸大了。在主要的国防问题上，他坚定地站在民主党主流的立场上。他支持核冻结和在“星球大战”计划开销上的限制，反对新增2艘航空母舰，反对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国防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倾向于里根政府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它有一种从0到100分的打分制度(100分者可以得到“金鹰”奖章)，1985年戈尔得了27分，1986年得了0分。他在国会十年，美国安全理事会将他列在低于50％的行列里。
戈尔表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立场的目的是显示他并不欠衣阿华州那些政治上颇有影响的和平主义分子什么。但这个州的主要和平组织，“停止军备竞赛政治行动委员会”却认为戈尔还不错，戈尔在问卷调查中回答的十个问题中有八个赢得了他们的赞同。这是戈尔搞折中主义的经典展现。他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南部保守派的支持，但又不失去传统的左翼鸽派团体。这一招似乎是奏效了。戈尔在多数南部州的支持率都上升到了两位数，并经常紧紧尾随杰西·杰克逊而位居第二。戈尔的对手们对他的立场也觉得既可怒又可笑。“或许下一场辩论就该在老戈尔与小戈尔之间进行了。”迪克。格普哈特这样说。
在衣阿华州与和平主义分子假意开战后，戈尔又将政治现实通过道德的面纱伪装了起来。事实上，他在这里是毫无希望的。格普哈特在这里已经立地生根，杜卡基斯也把戈尔拖得既无人力也无财力。继续在此逡巡将再花费至少100万美元。把这些钱花在新罕布什尔州或在南部的超级星期二活动中效果可能倒更好些。他计划在11月8日杰弗逊一杰克逊日的宴会上，体面地宣布撤出在衣阿华州的竞选活动。但他从中心地区战赂撤退却因他竞选中随后两次动荡而未能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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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退出后，戈尔深知如果有关性的问题被提上议程，那么关于服用毒品的讨论也不远了。初秋时，就有两名外地记者就此向他提了有关问题。他还是1976年的老做法，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此事“无关正题”，并且没有公开发表。但显然当年让他顺利过关的老方法必须有所变化。他决定在更多的记者开始刨根问底前，先走到前台。10月中旬的一天，加利福尼亚的约翰·沃内基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在纳什维尔的日子结束后，沃内基变了个人。八年里，他又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工作也很稳定。开始他在父亲的建筑公司里工作，后来又为“都市生活”做了几年销售。他与戈尔仍是朋友，沃内基到华盛顿出差或戈尔去海湾地区筹款时两人还会在一起小聚一下。
这个电话是彼得·奈特打来的。他听起来有些紧张。他说，媒体企图拿戈尔抽过大麻的问题大做文章，他要求沃内基不要与记者们说什么，告诉他们“这是个人的事情，与你们无关”。可沃内基并不赞同奈特这种预先准备台词的做法。因为这样的回答显得很笨拙。他没有问奈特还准备给谁打电话，但他认为，如果所有可能见过戈尔抽大麻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无关他人”，只会招来更多的疑问。抵制的态度也有悖于他现在的原则与性格。那种使他摆脱了毒品和酒精的哲学，要求他无论对人对己都应当诚实。交谈结束了，虽然很热情，但毫无结果。奈特后来表示他并不记得有这样一次谈话，“但我并没有说没发生过这事，我只是不记得了。”
几分钟后，蒂珀又打来了电话，并转给了戈尔。戈尔比奈特要镇静一些，但表达的意思一样。沃内基回忆说，“他叫我告诉记者这是个人的事情。我就告诉他不要把事情闹得更大。”这十分钟的谈话友好地结束了，但仍然没解决问题。一小时后，戈尔又来了个电话，语气更重了，执意要沃内基予以合作。“媒体无权深入到我的个人生活中来，”他说道。沃内基又做了一次努力，竭力劝说戈尔不要这样，并指出多一些合作的回答会使事情更快地做个了结。“你不能对记者那样，”他说。可他编辑部的老同事丝毫不让。沃内基非常震惊和愤怒，没想到一个朋友会这样逼迫他。可他又不想做出什么伤害朋友的事情。最后，他决定如果记者来电话了，就按戈尔所希望那样抵制。
11月5日，戈尔所担心的那种记者提到的有关他抽了大麻后的疯狂劲终于真相大白。当时，高级法院的候选人道格拉斯·金斯伯格承认，他曾在大学时代抽过一次大麻，70年代在哈佛法学院当教授时偶尔抽过。第二天他便从候选人考虑名单中撤出了自己的名字。他的供认不讳，很自然让记者们找到了大谈服用毒品问题的借口。巡回竞选活动进行到亚拉巴马时，戈尔与马丁通了电话。马丁希望他取消周末公开活动，回华盛顿商量可能的对策。可戈尔坚持要继续他的活动，并命令马丁和其他高级助手在迈阿密与他会面。由于第二天他还要在全州民主党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将于当天深夜抵达迈阿密。
夜里，当他跨进枫丹白露希尔顿酒店大堂时，一群记者围住了他，追问他是否曾吸过烟。他回答说以后再谈。当为戈尔在佛罗里达州争取老年人选票的高级“指挥官”们——包括马丁、日程规划迪克·迪林、新闻秘书阿里·沙得特和老戈尔——集中到戈尔第16层的包房里时，大家已经不再讨论是否承认吸食过大麻的问题，而是承认服用了什么以及承认的方式。他们计划举行两场记者会，一场在次日早晨于迈阿密举行；另一场过几天安排在得梅因，在那里他预定将在杰弗逊一杰克逊日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准备实话实说，至少戈尔认为是实话。他在做学生、当兵和任记者时偶尔抽过大麻，自从担任公职后再没有碰过任何非法毒品。他和妻子都是他们那代人中成千上万有过同样经历人中的一员。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当讨论到第二天正式讲话时，老戈尔越发生气了。这个曾被南希·戈尔称为“浸礼教”教徒的老戈尔认为吸食大麻在“不良行为中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那一种”，“声明应当多一些道歉，而不是解释。”戈尔平时都很敬重父亲，尤其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可这一次他却失去了耐心。“这是事实，父亲！我必须先说明这一点。你那样毫无益处。”讨论非常激烈，最后迪林只好劝老参议员下楼喝杯茶。
星期六上午8点45分，只睡了三个小时的戈尔来到了一屋子的记者面前，声称自己“极少”吸食大麻。他称自己第一次吸大麻是在哈佛大学上三年级时，“在大学四年级刚开始时，我又试了几次。后来我集中精力学习，再以后就非常少，非常少了。”他的描述足以和克林顿律师般的辩词相媲美：从未买过；从未在服役期间吸过；从未吸食过任何更劣的东西；从未支持过吸食大麻的犯罪行为。不像克林顿，戈尔吸入了大麻，但他决心要让人明白他从没有从里面得到什么快感。“当我24岁时，我明白我错了。当我长大成人时，我抛弃了那些幼稚的东西。”戈尔还提到与此相关的问题，但又说他是想“使自己解脱出来，而不是一个人与之斗争”，因为“他对此不想撒谎”。
戈尔当晚在得梅因又重弹老调，没有对衣阿华州在提名程序中的作用进行指责。第二天的报纸上，戈尔的支持者们都认为出于他的诚恳，他应当得分。“艾尔·戈尔是他这一代第一个真正的政治领导人，能够正视60年代。这表现了他的诚实。”鲍勃·斯奎尔写道。
《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作为戈尔当年出道时的老雇主，有义务调查他所谓“极少吸食”是否确实。记者吉姆·欧哈拉在那周末给沃内基打了个电话，沃内基并没有按照戈尔所希望的那样托出有关个人生活纯洁性的说辞。相反，他说出了他认为在细节上有出人，听上去又似乎不太真实的事。他没有提到弥漫着大麻的漫漫长夜，也没有讲到去孟菲斯旅途，更没有说起戈尔对飘云坠雾的执迷。“我只记得具体的一次，可能是1971年他刚从越南回来时的事了。”在11月10日的一期头版新闻中援引他的话写道，“一旦他回到美国的生活里，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吸过那样的东西了。多少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并算不上什么大事。”沃内基记得，欧哈拉并没有问得太多。
沃内基是这篇文章里涉及的40多个受访者中惟一承认见过戈尔抽大麻的。文中引到的许多人都是些更者的同事或不太可能与戈尔在一起的角色，包括范德比尔特的神学教授福斯特和《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经营编辑惠特。那些与他最接近的圈子里的人要么就是没什么好说的或根本找不到人。沃内基的前妻、南希仍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工作，“艾尔已经自己说过了，我没有什么评论”，她说。另外三个叫不出名的前工作人员，拒绝回答问题，并按照戈尔所说的几点，说他拥有隐私权。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戈尔精心修改的事实和《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清白证明，移开了媒体的视线。沃内基在描述过去时所作的加工虽然把他使用毒品变成一段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过错的人生插曲，但戈尔认为这是背叛，自然也就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沃内基还与蒂珀有联系，他的继子几年前还在她的公司里实习过，可1987年以后他再也没与戈尔说过一句话。这以后他生活得很艰难：他的第二位妻子琳达，也一直在与毒瘤作斗争，1991年，她自杀了。琳达死后，沃内基患了大半辈子的抑郁症严重恶化，使他无法在《都市生活》继续工作。在过去几年接受了心理治疗后，他决定要更正当时他那骗人的说法。“开始我不觉得什么，”他说，“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觉得非常难过，我居然向自己的报纸、向一位年轻的记者撒谎。我觉得当时事情让人无法理解。”问题不在于吸食大麻，而在于一个人用以迫使朋友掩藏真相的手段。“这不应是让你朋友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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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撤出衣阿华州增加了戈尔在新罕布什尔州、特别是在南部超级星期二中获胜的把握。北卡罗来纳州由于邻近田纳西州，居住了很多支持戈尔的烟草种植者，因此形势似乎特另口好。在1987年秋天，他尾随杰西·杰克逊来到这里拉票，他需要资金和朋友帮助他争取这个州的股个代表的选票。可他发现这些人都与一个臭名昭著的制造污染的大企业有关。
“国际冠军”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北部的鸽子河边开的这家造纸厂已经经历了三代人。每天由集装箱车运来成千上万吨的木片在这里被加工成木浆，被漂白，并制成硬纸箱和快餐杯。加工过程中，需要成百上千万加仑的水。于是，鸽子河里清澈透明的山泉水在经过了这家位于坎顿闹市区的工厂之后便变成了咖啡色的热汤。就像一家杂志所描述的那样，有些时候，这条河闻上去就像把坏掉的鸡蛋和臭鞋加在一起的味道。
虽然“国际冠军”是坎顿的摇钱树，但是它造成的污染阻碍了河流下游田纳西州东部的发展。例如，哈特福德镇就一度被称做“寡妇村”。在这里傍河而居的居民中的患癌率一再攀高(可州里的流行病学家声称，这里的患癌率并没有什么不正常)。这条河不仅承受了经济上的重负，还成了一种文化和心理障碍。“它给我们定了调，我们成了垃圾镇，”菲利浦·欧文斯说道。他是个话不停、烟不断的律师和青少年法庭的法官，他的办公室正好俯瞰流过新港镇的鸽子河。“当你看着城里流过这么一条下水道，有什么自豪可言？”考基县人们相信，戈尔会为他们呼吁治理鸽子河。戈尔进了参院以后便公然批评“国际冠军”公司的作为和北罗卡来纳州的管理不善。他向美国环保署地区行政长官杰克·雷文写了很多信，要求该署介入此事。在1985年7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此事对我有最重要的意义。”几个月后，在11月8日，他在又一封信中写道：“该州政府非但不设法保护这条河，相反，还恬不知耻地一再拖延，并阻碍对这条河进行清理的努力。环保署现在有责任开始行动，且要迅速开始行动。”
他的施压开始有所起色。环保署在1985年晚些时候取消了北卡罗来纳州管理该厂的权利。1986年12月1日，美国地区法官戴维驳回了“国际冠军”公司和北卡罗来纳州官员对环保署是否拥有执行权力的起诉。戈尔当月在前往考基镇时宣称，这次判决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说：“我期盼着鸽子河水变得清澈、纯洁、干净的那一天的到来。”
环保署在1987年上半年宣布，如果“国际冠军”公司希望获推继续在鸽子河中倾倒废物，它必须遵守一个更加严格的新的质量标准。离该厂排水管外半英里地方的河水必须只有50个色素，或者说类似于姜汁饮料的颜色。改善并不明显，但潜在的变化却已不小了。戈尔又一次对环保署大加表扬，称赞50个色素方案是“正面的和负责的”。他并提醒联邦执法者准备应战。在2月9日他写给雷文的信中说：“过去对此事的了解令我担心，对新的允许排放规定很可能会出现抵制，特别是针对50个色素的规定，‘国际冠军’公司的反弹会很大。我强烈敦促环保署坚决倍守既定标准……公众的利益不容退让。”
一月后，3月11日，他告诉雷文：“只有将50个色素的限制纳人允许排放规定中，才能保护鸽子河不被‘国际冠军’公司持续污染。”对“国际冠军”公司的反应，戈尔说得很对。环保署宣布两周后，该公司声称，新排放规定将迫使它关闭该造纸厂，迫使坎顿镇的2600人失业。
“国际冠军”公司暗地里设法软化戈尔的立场。1987年3月19日的备忘录称，该公司的律师本·比利斯为改变戈尔的立场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游说计划。包括该公司的老伙伴、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特里·圣福特与戈尔进行一次坦诚的交谈。比利斯写道：“戈尔的底线就是他想当总统，即当他参选时，他需要南部民主党坚定的支持，他需要圣福特的帮助。”
圣福特在1998年逝世前曾接受《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证实“国际冠军”公司的官员确实请求过他与戈尔举行会谈，但他记不清任何谈话的细节。然而，他说他可以绝对保证讨论中没有涉及总统政治。“我们讨论的是问题的本身。”
当北卡罗来纳州在戈尔的总统竞选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问题本身”发生了变化，从争取东部田纳西选举人的支持转向了寻求州界那一边的选票。他发现来自阿什维尔的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克拉克是个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而克拉克所代表的第11国会选区就包括这家造纸厂。戈尔计划在11月4日克拉克举办的筹款会上发表演讲，而10月30日《阿什维尔时报》却刚刚刊出了篇有关戈尔致信环保署、指责“国际冠军”公司的报道。克拉克的助手将该文传真给了圣福特的办公室，克拉克自己则向记者们表示，如果戈尔连“我们人民的经济利益”都不予考虑的话，让他在筹款会上发表演讲是“很困难的”。戈尔当天就用传真给克拉克发了一封信，对这种“误解”表示“遗憾”，并宣称自己是在努力达成一个常识性的解决方案。戈尔写道：“我相信‘我们可以治理这条河，却用不着减少一个工作机会。”
在克拉克的筹款会前四天，戈尔又向环保署写了封信。这次他不是作为东田纳西的代言人，而是一名“国际冠军”公司的特使。他曾经强烈要求该署恪守50个色素的标准，并作为惟一的标准以保证鸽子河的清洁，而今他却带来了该公司提出的新条件，是由克拉克提出的：降低色素标准到80至85个色素。戈尔称之为“与该公司进行协商的新起点”。所有指责该厂和北卡罗来纳政府拖延敷衍，要求环保署恪守原则的强烈言辞都不见了。戈尔写道：“我仍然承诺将与各方一起努力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在核现清理鸽子河的目标的同时，有效地平衡地区的经济利益。”
戈尔对待“国际冠军”公司态度的软化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里关键的支持。他被捧为当地的英雄。《阿什维尔时报》的评论文章称戈尔为“新伙伴”。克拉克后来还至少安排了两次戈尔与“国际冠军”公司副总的见面。他说：“在这件事上，我们已经说服了戈尔，并告诉他我们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在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中得到的经验是，你搞我，我就搞你。”圣福特和该州最有影响的民主党人、前州长吉姆·亨特也对戈尔的做法表示赞同，并于1月17日在温斯顿沙龙主持了一场筹款会，筹得11万美元。这笔钱将帮助戈尔确保能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超级星期二选举中获胜。来自坎顿的律师帕特·斯马瑟斯是戈尔在国会第11区的竞选主席，他告诉记者，戈尔态度的转变就是他在该州西部地区竞选形势那么好的原因。
考基县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1988年戈尔的口是心非。戈尔在全国各地讲话中突出地提出改善环境的必要性。11月在对“国际冠军”公司问题态度发生转变的几天后，他又在波土顿电视台的候选人论坛上表示：“环境正遭到来自工业文明的围攻。”在南部得州一次辩论中，他宣称自己对于清理里奥格兰德河(位于西南部)是非常“热心的”。对此，菲尔·欧文斯这样评论：“你可以在韦氏大词典加人词条‘狗娘养的两面派’，然后把艾尔·戈尔的名字写在边上。”
在法规问题上的纠缠拖了好几年，鸽子河也只稍微干净了一点。1996年，北卡罗来纳州延长了造纸厂的污水排放许可，却未对改善鸽子河水质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要求。一个名叫“死亡鸽子河委员会”的民间组织为戈尔想出了一个特殊的礼物——一个指责戈尔是个叛徒的广告牌。这次抗议；正好发生在克林顿与戈尔谋求连任、田纳西州的选情不妙之时，遂引起了戈尔的注意。他要求环保署署长卡罗·布朗纳、他从前的法律顾问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污水排放要求。1997年10月，“国际冠军”公司宣布将出售该厂，1999年春天，被当地文书工作者协会收购。该厂易主可能会使鸽子河如同戈尔所描述的那样“清澈、纯洁、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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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知道，想在杜卡基斯的后院、新罕布什尔州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他希望能在2月以第二或第三名的出乎意料的胜利，实现惊人之举。结果他名列第五。业绩不佳，加上此前就可以肯定的在衣阿华州的第七，使这场选战成为恐怖的竞争和精神压力。3月8日，“超级星期二”，他本打算在这一天赢得初选的大部分选票。可现在，达到那个目标就像一次漫长而又艰难的水下潜游，没人看见他，没有氧气，附近到处都找不到透口气的地方。
开始的失败更加剧了内部紧张对立而产生的分歧。戈尔的班子并不寻常——它是一个参战的政治家庭，重大的决定都是由戈尔集团全体秘密地做出的。这个家庭的影响——包括艾伯特、波林以及弗兰克·亨格——经常就像一个遥远的天文现象：看不见却又明显在施加强大的作用力。一位曾任戈尔顾问的人称，助手们给戈尔提出的问题经常会。“落人黑洞——‘我会考虑的’。”之后，“他又会带回一个决定。天知道谁做的这个决定。”
助手们学会了小心地揣摩艾伯特和波林。一位竞选班子的老成员称他们“参议员先生和参议员夫人”。他们抱怨竞选实战成绩不佳，他们的意见就造成班子中的中层工作人员被解雇或重组。大家觉得老参议员的建议过时、不切实际，甚至根本就是毫不相干。他参加在衣阿华和佛罗里达州的老年人活动后，就要求戈尔把财力和人力都投人到那些根本没有希望的州里竞选。当年的一位助手回忆说，老戈尔“会带我去吃饭，然后告诉我‘你如此这般才能赢下一州’。她会礼貌地听完，因为她没有别的选择”。波林的建议则比较务实，特别表现在鼓励儿子在辩论中要放得开时。虽然她并不像艾伯特那样经常参加竞选战略的讨论，但如果她发言，屋子里会变得出奇地安静。“当大家在考虑她说的话时就都停住了。”阿利·施瓦德特回忆道，“她说话的方式甚至让人肃然起敬。”
蒂珀·戈尔在后方组织她自己的行动对抗竞选班子。她每周日晚在阿灵顿的家中举办会后会，与家族的朋友们讨论如何推升戈尔的支持率。据施瓦德特说，蒂珀要求解雇马丁，甚至还推备好了替换人选。但她主要关心的还是将全家人凝聚在一起，共同渡过初选时期漫长的艰难跋涉。她连续参加竞选活动时间不长，一次很少超过三天，然后就回家一周或十天，照顾一下孩子，通过电话参加一下来访节目，为她的书作一下促销。她怨气十足地向免费安排日程的迪克。迪林抱怨戈尔的日程太令人紧张。在短途旅行中，她虽设法让孩子们也与父亲一起上飞机，以保持孩子与父亲间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交流，但这种想让竞选不影响家庭生活的想法并无法长久。到现在，当一位助手回想起九岁的萨拉时还摇着头。在一次中西部的竞选巡回活动中，忙碌中大家似乎都把萨拉忘广她被冷落在一旁。
总统初选竞选活动多是些无法控制的突发事件，只能在来往于州问的飞行途中临时准备。但戈尔总显得准备得极不充分，有时呆若木鸡。而年轻、经验不多的工作人员又常常顾此失被。有时，飞机飞着引擎就着了火，旅途成了扣人心弦的艰苦历程。12月在飞过得州的旅行中，由于控制配平舵的电子系统出了毛病，飞机左右摇晃，全舱的人都高度紧张。当飞机仅靠一片配平舵在韦科紧急着陆时，戈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换架飞机。我们得去卢博克。”
1988年，当戈尔好不容易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后，另外三个不祥的问题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为了进行所有准备以及宣传，在“鹰派克”的17个成员中，只有约一半的人付出了所承诺的钱。内特·兰度一个人就已经让戈尔捉襟见肘，而且还造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一小群富人收买了他，竭力想让他成为总统。好莱坞向来是民主党人的重要来源，由于反对蒂珀对摇滚乐的立场而将戈尔拒之门外。他为填补超级星期二活动的开销，不得不借了100万美元，其中有1／3来自与他的家族有密切的商业和政治联系的田纳西银行。
第二个问题就是竞选主题。民众支持率的短暂上升说明戈尔的国家安全和环境论调并不能太吸引人。1988年上半年，戈尔的阵营里出现了两位新人，一个是来自爱达荷州的罗得岛学者布鲁斯·里德；另一个是来自哈特阵营的“难民”、华盛顿说客代理杰克·克温。这两人为戈尔泡制了一个15页的备忘录，鼓励戈尔在选战中多宣扬民主党的一些更传统主题。他们认为：“对于经济公平性的问题表现出一种负责的不满是人们所愿意接受的。”戈尔并没有顽固坚持过去激励他竞选的老观点，相反，他接受了那些着眼于民意调查的助手们的意见。新标语这样写道：加人戈尔吧，这个优秀的斗士，他愿“让白宫回到工人家庭中去“。这成为一系列“痛贬富人电视”节目的基调(虽然这种基调本质上与戈尔成为副总统后所提倡的那种亲商的论调极为不同)。戈尔在电视节目中说：“这个国家合作的规模越大，我们的经济也就倾斜得越厉害。”他的声音伴随着一张克莱斯勒总裁的照片，暗指这个总裁在1986年挣了2000万美元。同时被解雇的工人们的图片也在上面交错互现，“让我们使他们与人民共享财富”。
戈尔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格普哈特。戈尔本指望在进人超级星期二时将杜卡基斯和保罗·西蒙这两个北方的自由主义者作为重要的竞选对手。可是格普哈特继在衣阿华州获胜之后，又在新罕布什尔紧随杜卡斯稳居第二。这就意味着戈尔不得不到南方与这个对温和派的白人亦有吸引力、来自密苏里州的候选人一决高低。格普哈特的上佳表现将破坏戈尔竞选运作的前提条件——他在南方的实力将使他在11月成为该党最强有力的候选人。初选之夜，戈尔从新罕布什尔州给马丁和父亲打了个电话。他们一致同意：必须把格普哈特逐出选战。
这两人，从一开始就以设定好的成功为人生目标。戈尔对格普哈特的公然宣战，无疑是两人多年紧张角力的最高潮。格普哈特不是来自拥有权力与特权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卖牛奶的。可如同戈尔一样，他也是“母亲眼里的好孩子”。正如理查德·本。克里默在《成功的现代》(WHATITTAKES)一书中所写的：他是个“鹰级童子军”，一个基督教领导层里的骨干，高中时被认为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与戈尔一起于1977年进入众院，各走各的路——戈尔着重于军控、环境和监督听证会，格普哈特则用更常规一些办法走人了众院民主党的领导层。两人在个人以及职业上都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很清楚他们终将在总统角逐中碰头。他们互相视做“皮条客”或是个“大骗子”，而从某种角度两人也各有道理。为作候选人，两人都对自己的记录作了“重组手术”。戈尔把斯库伯·克杰逊和山姆·纳思变成了国家安全的坚定维护者；格普哈特则将自己描述为除了在1981年曾投票支持减税外，他反对里根主义的所有其余部分。戈尔常向朋友们讲起一个故事，在候选人论坛上，他坐在杰西·杰克逊边上。格普哈特正不厌其烦地重复艰难抉择的重要性，说这就像小时候母亲给他的蓖麻油一样。戈尔有一天问杰克逊：“你母亲给你蓖麻油吗，杰西？”“不，”杰西回答，“但我不会成天满脑子装屎。”
在辩论中，他们的相互攻讦越来越多，格普哈特戏称戈尔是“后座议员”。戈尔则质问：“你这里根最根本的错误都持赞同态度，你怎么能主导民主党对其的指责呢？”格普哈特的竞选经理、比尔·凯里克，在谈到在南部胜过戈尔时，发表了一通几乎是语无伦次的长篇大论：“我不能再等。简直是场血战。让我来对付他。我讨厌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些来送死的虚有其表的不值一提的杂种。从戈尔到年轻有为的前语言大师，都是些叫嚣的蚊子而已。他们都是些多余的爱管闲事的混蛋。”在2月13日新罕布什尔州的女性选民联盟的辩论会上，格普哈特代表凯里克做了并不太真心的道歉。“我肯定比尔·凯里克对你怀有歉意，并将向你表达。”
“那你呢？”戈尔反唇相讥。
“当然，艾尔，当然，”格普哈特说着，脸上凝固着一种蔑视的微笑，“你是我的朋友。”听众们随之发出大笑声。
五天后，戈尔在达拉斯又发表了简短讲话批驳格普哈特，这段话后来被做成了60秒种的电视声明：
勇敢地面对压力，是下一任总统必须做到的。我将在下文中列一列，
迪克。瞧，你曾投票反对最低工资……现在你说你支持最低工资。你投票
反对教育部，现在你说你赞同。你投票支持学费减免课税，现在你又反对。
你投票赞成里根经济学，现在你又说，呵，本周你对里根经济学态度是什
么？我不太清楚。
戈尔甚至还有勇气在堕胎问题上攻击格普哈特，虽然他自己对此的态度也常变来变去。“你必须愿意坚持你的立场，保持一致。”戈尔说完，随之爆发出一片热烈掌声。戈尔其他的节目在整个南部进行的播放，并用于一种报纸上专题报道形式的大标题，将格普哈特称做是“人民党的伪君子”。“迪克·格普哈特，还是一名候选人的时候，他就愿意为了当选什么都说，什么都做，要是他当上了总统，怎么办？”播音员以不吉利的语音说道。
☆ ☆ ☆
戈尔的“调查与毁掉(search—and—destroy)”战略并没有独自将格普哈特击毁。他有自己的资金问题，并且也在遭受杜卡基斯在电视上的猛烈攻击。戈尔只是驾驭了超级星期二的胜利，那是在他们的家乡密苏里州，在称之为退却之前，他又支撑了一个月，直至在密歇根州民主党干部会议上排名第二。对戈尔来说，大范围地区初选结果不错，但毕竟不能指望“走好运”。马丁认为，戈尔着想在新南部地区宣布稳夺冠军，他至少需要再拿下8~9个州。他在南部和西部边界地区拿下了7个州(3月5日拿下了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内华达州和怀俄明州)。正如《新闻周刊》记者彼得·高曼笔下所书：超级星期二中两名南方新秀脱颖而出——戈尔与杰西·杰克逊。戈尔将黑人的投票都让给了杰克逊，但当他发现没剩下多少白人的选票时已经晚了。
杰克逊横扫联邦大陆，赢下了弗吉尼亚、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他那晚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将戈尔扎实的成绩变得忽略不见了。乔治·布什击败了鲍勃·多尔，结束了共和党的提名角逐；媒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杜卡基斯在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的胜利。可是，戈尔集团，此刻正聚集在纳什维尔的奥普里兰酒店，他们也正飘飘然，深信他们的南部战略是成功的。一旦选战向北发展，新的资金会注入，媒体也一定会把注意力转向他们。“阿里！阿里！”脸红通通的老戈尔高呼着新闻秘书阿里·斯卡尔特的名字。他们正在饭店舞厅里举行庆祝会。“小家伙快要当总统啦！”他说道。这家人直到一起上楼看“夜间专线：节目的时候才对现实有了一个概观。节目到了第25分钟，节目主持人才不经意地提到戈尔的成绩“有点让人感到惊讶”。深夜1点钟，戈尔与马丁，以及另外一些助手开会讨论对策，可是选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们把宝全押在了超级星期二上，指望能以这股潮水托起他们的船儿。可是在六个州的胜利造成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多，却只给候选人和他的家人带来了一种幻想中的胜利、夸大了的希望。“简直是荒谬！”看着戈尔因此而变得疲惫不堪，一位高级助手说道。
马丁认为，时间不多，为能在选战中生存下去，应该避开那些例如伊利诺斯的大州和开销太大的战场，在威斯康星或印第安纳州等小一些的州里展开竞选。待重组之后，他们就又可以在加利福尼亚与杜卡基斯面对面地再干一场。这是个同样一厢情愿的计划，但这个计划不至于让他们负债累累。马丁并与保罗·西蒙阵营达成协议，戈尔还签了字，即作为让西蒙退出在北卡罗来纳的超级星期二竞选的条件，戈尔将不会全力争夺伊利诺斯州。可由于戈尔父母的干涉和一时的固执，戈尔推翻了自己的决定。他说，重要的候选人都在伊利诺斯州开战，没有人会小心冀翼地还要避开它。这个决定背后到处是参议员先生和参议员夫人的影子。马丁的建议被否决了。
可惜，戈尔已不再是什么重要的候选人了，他在3月15日以5％的得票率消失在伊利诺斯。整个3月到4月，这场选战变成了社卡基斯阵营里的人描述的那样，成了“滚动的阿拉莫(阿拉莫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座城市。1836年得克萨斯战争时，该城被围，守城的183人全部被进攻的墨西哥部队杀死。——译者注)”，走到哪里，输到哪里——从堪萨斯到波多黎各，到密歇根，到康涅狄格州，到威斯康星。劳而无功，一怒之下，戈尔决定于4月19日在纽约做最后一搏。
他发现自己在1988年春天处于一种生疏而迷惑的境地——一种困兽犹斗的境地。在田纳西州竞选轻易获胜后的10年，戈尔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此时已变得“血迹斑斑”，而且“窘迫不堪”。对某些政客而言——比尔·克林顿就是一例——绝境往往能激发出新的力量和更强的决心。而当戈尔撤离时却是一副鄙夷、惊惶失措的模样，他以个位数的支持率远远地落在杜卡斯基和杰克逊的后面。他为向纽约市的犹太人示好，指责杰克逊支持阿拉法特，并攻击领先的杜卡斯基“出奇地胆怯”，不敢在这个问题上与其对峙。戈尔宣称：“我明确反对(杰克逊的)认为以色列和阿解组织在道德上是平等的看法。在戈尔的政府里，没人有权怀疑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的承诺。”他还支持以色列总理沙米尔拒绝当时白宫的最新建议，以土地换和平计划。这个建议是由一些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参议员提出的，其中还包括纽约参议员帕特里克·墨尼汉。经过了竞选时长期的和平共处，他个人是支持杰克逊的，在向“更好的纽约协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我们不是在选一个传教士。我们是在选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与布道坛可是两码事”。
初选前五天，戈尔准备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去。正在这时，他接到一个打在手机上的电话，他的整个脸上都挂满了笑容。来电话的是纽约市市长爱德·考奇。考奇是向他表达自己的支持。“爱德，太好了。那需要很大的勇气。”戈尔高兴地说道。可48小时内，戈尔就会希望考奇能够忘记自己的号码。戈尔后来颇有悔意地回忆道，除了1996年他在洛杉矶西来寺筹款会外，“考奇活动”是他事业中惟一的最费神的政治遭遇。戈尔本希望考奇的支持能给他带来亟需的纽约的支持。相反，他发现把自己与一个极端化了的角色捆在了一起。这位市长被认为是黑人的对头，而纽约又是一个分歧严重的城市：人种、犯罪、政治都交织在一起，充满爆炸性。就在四个月前，三名白人少年在哈佛海滩女王分校杀害了一名23岁的黑人，并被定罪。受害人格里弗思是在躲避这群白人团伙的攻击时被车撞死的。1987年6月，一个陪审团宣布，被指控企图杀死4名黑人青年的治安队成员高兹无罪。
尽管考奇对杰克逊进行了言辞激烈而且不太好听的攻击(杰克逊是亲巴解的，犹太人如果投票给他就是“疯了”；或是说杰克逊上台将会使这个国家“在三周内陷入崩溃”等等)，但戈尔。还是竭力迎奉他。当戈尔看到考奇的煽动言论所造成的社会反抗时，已经太晚了。考奇已经粘上了他，就像粘在鞋带上的一块口香糖。“我们甩不掉这个家伙。我们走到那儿，他都要就杰克逊发表一番宏论。”阿里·施瓦德特说，“这令我们觉得仿佛选战是针对种族主义者似的。”戈尔开始看上去不像一个总统而像一个精心打扮的杰赫洛，成天用鼻子四处搜寻，随着考奇继续攻击杰克逊。
当戈尔设法摆脱考奇几个小时之时，他又似乎被这个城市弄得不知所措。一天早晨，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地铁站，他站在电梯最顶层在上班最忙的时候与人握手，这是纽约竞选的习惯。可是先期工作太糟糕，他被安置在错误的地点，几乎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向他致意，因为那样会阻挡其他赶着上班的人。“让开！让开！”一位女性怒气冲冲地说着，“投人会再投你的票了。”
他向杜卡基斯发起了最后一轮攻击——称他在犯罪问题上犯有自由主义的软弱。戈尔指的是马萨诸塞州监狱允许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休假的计划。1987年，一位叫威利·荷尔顿的休假犯人在马里兰州捆绑并砍伤一名男子，还强奸了他的妻子。虽然后来布什在大选中曾广泛地以此攻击杜卡基斯，而且还不愿坦白承认这是戈尔的功劳，但这确实不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反对派的·“研究成果”。这件事已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马里兰州的一家报纸、《劳伦斯鹰论坛报》因系列报道这件事而获了普利策大奖。《新闻周刊》和《商业周刊》还在1988年上半年为此写了文章。杜卡基斯在波士顿的反对者还分发材料，并传到了戈尔在弗吉尼亚的总部。他的竞选副经理小马歇尔(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权律师和高法法官的儿子)研究了调查过程。那年春天，马歇尔和他的助手向负责竞选战略和准备的杰克·克温就此作了简报。据一位助手回忆说，克温非常兴奋。这件事被列入该阵营内部的“纽约事件议程”，并作为体现戈尔对中产阶级是想其所想的一种具体例证。“通过《时代》杂志批驳戈尔态度总是变来变去，我们越发肯定，你必须作出具体和连贯的行动说明让白宫回到工人家庭中去到底意味着什么。”助手吉尔曼在4月4日给戈尔的信中写道，“连续短暂的战术出击对于引起关注是重要的。”在计划于4月12日举行的讨论上，他又加了一句：“你可以在毒品和犯罪问题上与杜卡基斯再次展开论战。”
戈尔很清楚，实质上，这是个造出来的问题。联邦刑事系统很少处理杀人犯，这个计划实际上开始于杜卡基斯的共和党的前任。但杜卡基斯向选民们宣称自己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而威利·荷尔领事件显然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你现在所积极倡导和维护的在马里兰州推行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因为你的反对而被立法机关取消的向已定罪的囚犯，包括犯有三级谋杀罪而被判无假释终身监禁的囚犯提供周末通行证的法案。”戈尔说道，“他们当中已有两人在休假期间又犯下了谋杀罪行。如果你当选总统，你是不是还要向联邦监狱提出类似的计划呢？”戈尔从没有提到过荷尔顿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是个黑人，但他也不必去提。在一个白人们总是害怕那些常有黑人参与的暴力案件的城市里，戈尔的问题向白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杜卡基斯不仅在对待犯罪上软弱，而且在对待那些犯罪的黑人非常软弱。但这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选民们几周前就开始不听戈尔的讲话了。在纽约，传统的想法已经变了：投票给戈尔只会使杰克逊更加强大，而伤害普遍看好的、将被提名的杜卡基斯。
初选夜里开始的数字只会使结果更正式些罢了——水晶城里的工作人员早在几天前就开始收拾行装了。戈尔以其10％的得票率正迈向“有点贫血”的第三名。戈尔向圈内几名长者先打了电话。田纳西州州长麦克沃特称，他仍为戈尔感到骄傲，但当“事实摆在眼前”时，最好先祝贺胜者，然后“去擦擦皮鞋”。午夜时分，戈尔承认自己失败，他去了杰克逊的旅馆套房为考奇的事表示歉意。然后他与工作人员举行聚会，模仿着考奇的声音嘶哑地喊着：“嗨！大家好！”正如同考奇在纽约街头为他竞选时那样。
两天后，4月21日，当他正式结束他参选时，所有戈尔阵营的人都聚到了罗素参议员办公大楼1812号。这天是他满40岁后的第三周，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中年的开始。他看了眼父亲然后开始讲话。“直到40岁，我一直干得不错。”他说着，声音依然带着在纽约初选之夜的微弱和沙哑。
那天深夜，在乔治城第50层的聚会进入尾声，1988年戈尔的总统竞选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里，在某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们正渴望地看着他们的表的时候，前候选人取下了他的领带，卷起了他的蓝色牛津衬衫，跳起了舞。后来，他在吧厅坐了下来，喝上了啤酒，蒂珀向他走来，抱住了他，将头搁在了他的肩上——关怀、疲惫、还有解脱都包含在里面了。他们静静相依几许，又回到了舞池；直到深夜1点多钟才离开。
就他在竞选战略、主题、筹款和人事安排上的重大失误而论，他的底线也并非不切实际：7个州、400名代表、350万张选票。但戈尔更清楚，并不只是他失败了，他还使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陷入窘境。“太可怕了！”当一个田纳西的老朋友的丈夫问起这段经历时，戈尔这样形容。
但当那人又问到他是否还将再试一次，戈尔毫不犹豫地说：“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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