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崭新的一天！”1999年10月6日早晨，艾尔·戈尔(即戈尔——译者注)站在纳什维尔市中心附近刚搬迁过来的竞选总部停车场上，大声宣布。看来，他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新的开端。不到4个月就要进行第一次初选投票，他已为之谋划了近10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就要进入混战阶段了。此前，戈尔的竞选并不成功，但他正在证明每一点都在朝着目标努力；他的党内即使有，也很少会有一名竞选领先者在候选人提名中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瓦解他的优势。在2000年竞选开始的头几个月，戈尔已成为一个发布混乱信息、干傻事、指幕后阴谋、恶意随和十足的倒霉蛋。他的失策和他惟一的竞争对手——前篮球明星、新泽西州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意外地大受欢迎，使原本稳操胜券的局面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比赛。
为寻求途径把选民的注意力从民意测验不断下降的支持宰中和数月的不利舆论中转变过来，他向布拉德利挑战，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论，而布拉德利竟愚蠢地忽视了戈尔，将一位非洲裔美国妇女，他的政治指导唐娜·布拉齐尔提升为大选总管。但戈尔最富戏剧性的决定是将他的2000年竞选运作中心整个地撤出华盛顿，移至曾选他当了16年的众参两院议员的州。在一座紧临铁路，离市中心有2英里远，曾是一个康复中心的黄褐色楼里，他们重新开张。重新安顿是为了精简机构，那些对收拾行李、辗转560英里不感兴趣的人可以趁此被精简掉。但真正促使其迁址的是重整旗鼓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费用与效益。
戈尔说他因此获得了自由：摆脱了华盛顿，更重要的是，摆脱了总统的阴影——这位带有丑闻疤痕形象的克林顿总统正在削弱戈尔作为候选人的地位。在路上，戈尔脱掉了深蓝色的职业装，换上了土色的卡其布服和牛仔靴，那印有副总统标记的讲台换成了凳子和无线麦克风。在一次重新组织过的竞选演说中，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而不是有价值的十点政策建议，他在讲演中比过去更详细地谈到了其从政的父母留给他的传统以及他自己担任公职所走过的曲折之路。最终，他的顾问们宣称，“真正的”戈尔又出现在党内。一位年轻的助手欣喜若狂地高喊：“普罗米修斯被解放了。”近些日子，戈尔甚至引用了老贾尼斯·乔普林的曲子(自由是不败的代名词》。
但在那崭新的一天远未到来之前，撤退到纳什维尔是艾尔·戈尔旧时经历中的一部分。他正在再一次地试图说服世人，也许也包括自己，他就是他自己，不是一位匆忙之中去当兵的参议员的儿子或者是一位顺从地维护他那丢脸的恩人的副总统。戈尔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富有思想的政治家，他在诸如全球变暖、军备控制和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变化等问题上拥有重要的、甚至是富有预见性的观点。但他的生活和职业也因分离而中断，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因遭到鲁莽的打击而中断，从来没有获得个性与政治自由。
1997年初，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时脑子里带着两个问题：戈尔是谁？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个有可能成为21世纪第一位美国总统的人？副总统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话题，因为他有那么多的事儿似乎都还没有被探究过。担任公职20年后，公众对他的了解仍只是漫画般的粗线条轮廓，他也因呆板的公众形象和强烈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而遐迩闻名。
任何人仅仅是一幅漫画，一个丰满逼真的形象都是由复杂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诸多方面构成的。艾尔·戈尔以思想见长，却为人小心谨慎；有宗教信仰，却对科技之幸事拥有持之以恒的信念；保护家庭隐私，却也愿意为了政治收益而利用个人不幸。他谨慎地乐于行善的形象掩盖了他敏锐、有时也残酷竞争的本性。作为一名民选官员，他的经历反映了他既谨慎又有敢于竞争的冲动——尽管通常情况下谨慎是主导。当然，在他所谓僵硬的公众形象与家人、朋友和报道他的记者们所了解的那种更为亲切自然的本性之间是相互割裂的。
这种割裂本身也是真实的，这是他所敬畏的老参议员父亲一本正经的遗迹，而对现在的选民来说，经过策划和掩饰他是可以抛弃这一点的，即使他并没有真正改变。尽管生活本身被媒体、评论员、县至他的跟班精心安排了许多年，但上述问题还是被夸大了。这样，艾尔·戈尔身上确实具有自相矛盾的纷乱不堪的特征，他在关键时刻宣布自主独立，而后又退缩不前；强调既坚持原则，但又因政治野心而迟疑不决。
戈尔早就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别人的日程安排。他父母渴望看到他追随他们从政，也许还希望他当上总统。他既得益于父母为其提供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教育，也受困于此。巨大的期望沉重地压在年轻的戈尔身上，把他变成了如同他朋友所说的“世俗化的传教土儿子”。他试图按既定模式完善自身的行为，避免做任何有可能对其父亲不利的事。
他成年后凭良心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不是出自于自我考虑，而是把自己视为父亲的政治代表。在哈佛念大学时，他仇视越南战争，谴责国家陷入反共泥潭，在一封给其父亲的信中称这是“国家的疯狂”。到1969年临毕业时，他猛然发现自己陷于为自己应征入伍的困惑和替父亲的政治生涯担心的状态之中，因在1970年他父亲公开发表了危及政治生涯的反战言论。艾尔·戈尔一直坚持说他的参军动机是道德的，是为了不让某个已在田纳西州征兵委员会登记了的与他不太相干的小伙子顶替他。但他哈佛的一些朋友请楚地感到戈尔是在履行一顶家庭责任，是保护一项政治特权而不是那位已在征兵途中的家伙。假如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总裁或者是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他早就像他的多数同学所做的那样想方设法逃避入伍了，而不会走向一场他认为是错误的战争。
1970年戈尔在其父亲遭受痛苦的失败和在越南的短暂服役后回到了在田纳西州的家。这时，他发誓要走自己的路。他宣称对政治一窍不适，相反，却要在纳什维尔投身宗教研究和一6有前途的报社工作。他还说要以绘画和写作为生，或可能试一把新闻和法律这行当。这使他的父亲艾伯特·戈尔(简称老戈尔——译者注)和母亲波林感到惊恐。但没多久，他又回到了父母为他设计的生活道路上。他父亲把卡内河对面的农场卖给了他。这农场正好位于他父亲代表的国会议员选区内。1976年，当这个议席空缺时，年轻的戈尔立即投入了竞选。艾伯特对戈尔参选感到欣慰，对他提出不要其父在竞选中扮演任何公众角色的要求又深受打击。从田纳西州的选民们拒绝艾伯特当该州的议员至此已有六年，在包括他老家所在的一些选区里，艾伯特是一个搞分裂的人物形象。戈尔不愿背这个政治包袱，更重要的是，他要选民认可他自身的杰出所在。他父亲照着儿子说的做了，但艾伯特和波林在幕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调动起包括商人阿曼德·哈默在内的老朋友和支持者们，以确保他们儿子能旗开得胜。28岁那年，戈尔踏上了通向华盛顿的道路。
1988年，当戈尔的父亲第一次提出让他去竞选总统的想法时，戈尔坚持认为时机未到。当民主党的一个大捐助集团提出支持他时，他改变了主意。于是，39岁的戈尔成了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以来最年轻的大党候选人。他宣称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美苏关系的未来和环境，但当他的这些主张未得到选民或舆论主导者们的认同时，他又重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传统的反公司的亲民形象，支持“劳动者家庭”，主张“人民高于利益”。当他经过奋斗在北卡罗来纳州赢得了关键性的超级星期二的初选时，这位自称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与—个臭名昭著的污染企业达成了默契以寻求支持。
他在大选中的溃败及第二年里，他的独生子在车祸中险些丧命激发了他对自己的半生重新评价，一俏决定就是要改变道路。他放弃了受民意测验驱使的现代政治的愤世嫉俗的做法，承诺了一项更为大胆的举措。“我已对自己伸出指头试探政治风向，谨慎行事的碑性感到非常不耐烦。”1992、年，他在一份题为《地球的平衡》的生态宣言中这样写道。他还说他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选民会蔑视政客们。他写道：“简单地说，大多数人正是对当前的政治宣传大都虚伪感到厌倦。”他说，他要谈一谈对他来说最紧要的事：拯救环境。他把这视为“新文明的核心组织原则”。
但戈尔在(地球的平衡)中所表现出传道士式的热情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时，他接受了比尔·克林顿有关让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的许诺。在决定用一个新的政治声音说话后，戈尔从事的这项工作要求不可大胆而要顺从和谨慎。他成了历史上也许是最有影响的副总统，他对政府许多领域里的政策都有影响，但代价高昂。1994年，共和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面对政治上的穷途末路，戈尔急切地与克林顿的战略谋士迪克·莫里斯建立了同盟——两年前他已摒弃了见风使舵的典型做法。戈尔与克林顿、莫里斯一道在平衡预算的斗争中智胜了金里奇主导的国会，但出于1996年的中期选举的考虑，他们也将民主党的立场向共和党靠近了一些。
戈尔把跃上副总统职位作为其通向椭圆形办公室的阶梯，但直到1998年，他与克林顿的伙伴关系看上去像在做一桩浮土德式的交易。每次他需要开始行动时，他看起来不太像是一个替补演员，而更像是一位未来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克林顿因莱温斯基丑闻而地位下降面临弹劫的事件把戈尔置于棘手的双重窘境。极力保护克林顿会使他看起来像“第一辩护士”，但躲得太远又会被视为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他小心翼翼地进行暗中防御，为克林顿的证词而不是其行为做担保。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因他上司的性丑闻问题指责戈尔，但他与总统的关系还是损害了他的道德形象。1998年12月19日，他甚至使自己陷于更被动的困境，当时，他在南草坪对集会的人群说，克林顿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耐在两个小时之前，克林顿刚遭到众议院的弹劾。
1998年底，戈尔父亲去世了。一出大戏刚刚落幕，另一出又开始了。像那个老参议员一样，克林顿极力要求戈尔去赢总统职位。他们的出发点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受同样的自我陶醉的心态所驱使：一个是要戈尔入主白宫以光宗耀祖，另一个则是要使其遗产得到合法继承；如同他在1976年所做的那样，他再次努力使自己与那个耗尽了许多选民的耐心与善意，但对他却是一个超乎寻常的良师拉开距寓。
他在史密斯县政府大楼的台阶上发表的正式参选演讲死死地瞄准了克林顿的好色。戈尔说：“有了你们的帮助，我将把我的价值信念和家人带到白宫去。”当天晚上，在美国广播公司20点20分的节目中，他声称克林顿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他向黛安娜·索耶承认说，他对克林顿几个月来一直否认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有染从来都不怎么相信。但当戈尔的严厉指责激怒了克林顿，并在民意测验中远远落在后头时，戈尔逐渐后退了并重新开始寻求另一次解释的机会。
10月初，当他在大选中追赶上来并将大本营撤至纳什维尔时，他宣布这是新的—天。就在他新总部开张的前几天，他告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罗杰·西蒙为新艾尔·戈尔的签字“锁定频道”。他说：“我想我不得不放弃为许多的民意测验费神和听从顾问的做法，我想我不得不放弃现代竞选中的一些传统技巧，变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沉浮全凭自己……的的确确，那才是我想做的。”新戈尔听起来令人怀疑，就像老戈尔和新戈尔合二为一了。选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这是否正是另—个大选年的产物？或者说，这是否是—位最终自在地表现自我的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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