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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末日来临

  帝国末日已临头,天皇诏命把军收;

  国兽犹斗不济事,签署降书谋新筹。

  1945年6月1日,也就是中国的湘西战役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与他的科学顾问团研究决定:从速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6月23日,日军在冲绳岛败北,11万官兵丧命,另有近20万该岛居民在日美两军对阵中死亡。从此,“太阳之国”的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了。它面临着是战,还是投降的严峻抉择。

  还在美军冲绳作战打响的第4天,即4月5日,小矶国昭内阁提出总辞呈。同日下午5时,在宫内谒见专用的房内召开重臣会议,讨论新阁组成问题。近卫、平沼、铃木、广田、若(木规)等前几任首相几乎悉数参加。近卫提出,新任首相由“与过去的事件没有关系的人出任比较适宜”,因为这样便于与盟国方面开展交涉。平沼补充说:“从社会的角度和国民的要求看来,最重要的是,与以往无关系而且可以信任的人。”接着,平沼提议由铃木贯太郎大将继任首相。因为此人自“二二六事件”以后,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治场合,似乎是跟战争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毫不相干的人物。而且他虽身为海军大将,但并未去指挥过海外出征,而是多年担任天皇身边的侍从武官长,对皇上“精忠无比”。当时日本国民虽然诅咒着生活苦痛,但是对于日本法西斯的支柱天皇制,还不知憎恨。因此,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再没有什么人比铃木更适合当总理大臣了。

  近卫、若(木规)等人急忙一致同意。铃木则以自己的现役军人身分为由坚意推辞,他说:“我认为,由军人来搞政治是亡国的根源。罗马的灭亡,是如此;恺撒的末路、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也是如此。所以,由我来搞政治,从我的条件来说,是困难的事情。耳朵也聋,希望辞退。”

  这些人一反过去争权夺利的常态,互相推波谁也不愿承担明摆着的“战败内阁”的责任。重臣会议一直持续开了两天,铃木终于被迫出任新首相。4月7日,举行了铃木贯太郎内阁出任仪式,新内阁即告组成。

  铃木内阁上台后,对日本现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看看是否还能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严重。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10万吨,比官方估计少2/3。同样,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1/3。煤的缺乏使军火生产下降50%。船舶总吨位已不足百万,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调查报告最后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就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

  国民食物的供应,由于粮食作物的减产已降至最低限度。政府制定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的居民要完成收集500万石橡子的任务;官方的每天食物定量已降到1500卡路里以下,不足日本人以前最低标准的2/3。城里人苦难最深,每星期天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的物品,跑到乡下去换填充肚子的食物。

  调查的结论是:“日本国内之现状,除非实行特别新奇之措施,否则战争无法继续。”但是,军部的死硬派决心要把仗打到底。铃木一方面听到了“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想执政后急速变更航路,也不会行得通。……如果强行变更,一定会引起不测的混乱,发生变故”因而表示要将战争继续下去。

  6月22日,在日本第87次帝国议会上通过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对于15岁至60岁的男子和17岁至40岁的妇女,必要时可以实行召集。翌日,公市实施“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上述适龄男女,统统被编成国民义勇战斗队,总人数达到2800万。而这些义勇队员的武器只是一次性装弹步枪、竹矛以及弓箭。铃木内阁所贯彻的“在战斗到底”中谋求“和平”的政策,以所谓七生(转生七世)尽忠的精神为力量的源泉,实质是用继续牺牲日本人民的血肉为赌注,换取在对日本统治者有利的条件下——即以维护天皇制为条件而投降。至于其他条件,日本已经没资格可讲了。

  7月17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处理德国、对日作战等问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日本统治集团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可进行垂死挣扎,对这一通告采取极不认真、置若罔闻的态度。

  从7月27日到8月1日,盟国飞机在日本各大城市上空散发了150万张传单和300万张波茨坦公告。传单对这些城市发出警告,说它们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而每次警告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次常规炸弹的猛烈袭击。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迹象。这样,美国政府便按原定计划,不顾日本平民的生命,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10来万生灵葬身火海。

  8月6日早晨,广岛上空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首次运用于实战的巨型妖怪,蘑菇云。全市化为灰烬。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零时,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声令下,万炮轰鸣,震撼大地,5000多辆坦克从不同的进攻地域同时向日军阵地冲去。后方满是雨水的机场跑道上,导航灯划破夜空,上千架装满炸弹的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护卫下,冒着大雨强行起飞。强大的机群飞越苏境,朝着吉林、哈尔滨、沈阳、长春等重要军事和工业目标飞去……

  进攻关东军的苏军分3路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迅猛推进。第一路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领外贝加尔方面军,主攻满洲里至礼赉诺尔和呼伦到防山的防线,越过大兴安岭,向长春、沈阳挺进。第二路由麦列茨科元帅指挥远东第1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突破米山、绥芬河,向吉林挺进。第三路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远东第2方面军突破黑龙江、乌苏里江,向佳木斯、嫩江方面挺进。日本人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号称百万的关东军被击溃。

  就在苏军开始进攻的那一天,8月9日上午互互时,美空军少校史威内驾驶的B29飞机飞临长崎上空,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长崎市一片火海,市内居民化为累累焦尸。

  当日晚11时30分,天皇在宫中防空洞内召集御前会议。经过激烈争吵,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时命外相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1945年8月的南京。

  盛夏的骄阳烘烤着汪伪政府和日军统治下的金陵古都。虽然天气很热,但冈村宁次每天夜里还能睡得很好,足足8小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7时起床,上午到总、司令部听取参谋汇报。下午,如果天气好,就到兵器厂的大水池钓鱼;晚上读书或者下围棋。不料,他的这种“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8月8日,他的总司令部情报课从欧洲、重庆等地的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了有关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他和日本其他高级将领一样,对“无敌皇军”之类的神话深信不疑,难以接受日本宣布投降的事实。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来,继续了4年多的战场生活。在这期间,一次也未回国。因此,国内的事情,虽然片断地听到一些,但实际情况如何,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虽然大体上对战局的前途感到颇为暗淡,但认为还有相当的余力。”

  他的幕僚把8月10日抄录的消息摆在了他的案头:

  1.杜鲁门就日本要求投降,正与英、苏、中三国联系。

  2.日本皇室是独裁政治的根源。可能以日皇退位结束战争。

  3.日本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英、苏、中各国政府提出,如

  允许维持天皇制,则接受《波茨坦公告》。

  并不是冈村不谙世事,实则因他以中国战场的现状来作参照系去衡量日美、日苏作战,以为日本还有能力将仗打下去。其实,在10日的夜里,南京、上海的中国老百姓已在窃窃私语了。有人得到了这个消息,便以电话告诉自己的亲朋挚友。当然,那语言是经过修饰的,或双关、或暗示。接到了电话的人们,是再也睡不着觉了,有些便立刻穿好衣服,像大年夜走喜神一样兴奋地在马路上徘徊。许多打烊了的店铺重新燃起了灯火。在上海旧法租界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酒吧间里,不少犹太人醉眼朦胧地拉着夜行的中国人到酒吧里喝一杯,庆祝日本战败。

  冈村的参谋副总长今井武夫也是知道这情形的。他说:“从8月10日左右,盟国电台就传播着关于日本投降的风声,流言飞语盛行,人心极为混乱。”

  所以,冈村宁次看见情报课呈递给他的消息时,不免有些发怔。但是,就在10日夜里,他又接到东京大本营发来的“大陆第1378号”命令:

  1.大本营企图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

  开始全面作战。击破该方面苏军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

  2.关东军总司令官应将主要作战针对苏联,就地击破来攻之敌,保

  卫朝鲜。

  冈村宁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将投降前兆与此命令相对照,使我等驻外人员迷惑不解。”

  8月11日,冈村派参谋西浦、野尻直飞东京,表面上去大本营商讨向满洲调转兵力的问题,实际是去探听消息。这一天,欧美各国和重庆电台有关日本投降的消息广播得更加频繁,内容更加具体。12日,冈村收到了东京大本营的如下电报:

  陆机密电第61号

  帝国由于苏军的参战,必须同时完成强硬的作战,正按照下列条件与

  美苏英交涉中。

  1.帝国对最近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准备以不变更天皇

  统治大权为条件,予以接受。

  2.对上述条件的确切保证,如有任何疑义,帝国应坚决为完成战争目

  的而迈进。

  陆军大臣、参谋总长

  此电文虽措词强硬,但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冈村看了这封电报感到:“这对百战百胜的中国派遣军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他后来仍一直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并未战胜日本,不过是挟同盟国家之胜利聊充战胜国而已。”

  不过,同一天,他收到了大本营梅津参谋总长发给其个人的电文:“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这封电报合他的口胃,所以冈村在闻得“晴天霹雳”之后,向全体侵华日军下达了如下训示:

  对派遣军将士的训示

  苏联终于向我进犯。皇国如今面对美、英、苏等大敌,已进入关系国

  家兴亡之决战中。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上及大陆。必须

  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

  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工碎之决心,誓将

  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全军将士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

  大楠公“臣一人在,圣这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和时宗公之壮烈

  斗志,克服万难,一心一意为去灭骄敌而奋斗。

  昭和20年8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

  冈村发了训示之后,又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表现了他极其强硬的态度。他的要求本来是不符合8月9日日本天皇御前会议精神的,但是,陆军却把冈村要求继续作战的消息播送出来。

  8月13日,南京汪伪政府出刊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中央社京讯)日驻华派遣军12日发表声明如次:

  最近于街巷之间,流言风行,无知之辈随声附和,人心动荡,殊深遗

  憾。派遣军无论战局如何转变,决以严明之军纪,公正严肃之态度,向击

  灭骄敌之途迈进,如有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动或有冒渎日本

  军威者,军方决予断然处置。

  13日,东京。清晨,陆相阿南闯进内大臣木户的住室,向木户说:“盟国的条件会毁灭大和魂,应该打一场决战,你难道不能再请求陛下重新考虑一下吗?”上午9时,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盟国的复文。14日,天皇再次君临内阁会议,令15名内阁大臣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上依次签字,总算没有让他的千万臣民血肉之躯去“玉碎”。

  8月15日9时半,冈村从他的私邸来到总司令部,获悉了由陆军部次长于昨夜发来的“天皇陛下将于15日12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的通知。10时10分,他又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第68号密电。

  冈村宁次根据这封密电,已大致猜出天皇将要广播的内容。

  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在他的率领下,按平时遥拜式的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聆听从数千公里之外本土传来的天皇广播诏书。

  正午12时,天皇的声音在广场上响起:

  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帝国政

  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之各项

  条件。……朕对曾与帝国紧密提携解放东亚之东亚诸盟邦表示最深切之遗

  憾。每念及战死沙场之官兵及其他以身殉职者,每念及死于非命者及其遗

  族,朕日夜痛心,凄然涕下。对伤者、战争受害者、无家可归者,丧失生

  计者之福利,朕深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自不堪言,朕深知尔臣民之衷

  情。然者,时运之所趋,朕为和平计,不堪忍者亦忍之,不堪受者亦受之

  ……

  通篇讲话虽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百般辩解,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神的形象,但贯穿此诏书的主旨是两个字:投降。

  从总司令到警卫,都木桩般钉在空阔的广场上,骄阳在地面上画出他们短小的投影;酷热使他们汗流浃背,军衣湿透;绝望使他们精神麻木,目光呆滞如死鱼的眼瞳。

  末日临头,来得这样突然,这样不可抗拒。冈村宁次悲极无泪。天皇的广播结束后,他和部下一同陷入茫然无措的沉默之中。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身分和责任。他走上讲台,用十分简短的语言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然后宣布解散。下午,他对全体侵华官兵下达训示如下:“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8月15日这一天,冈村宁次觉得是那样的漫长、沉闷,连空气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虽说我在战地,对东京的情况不详,但上奏继续作战,已违背圣虑。因此,我以此为理由电请退职转役。15时归舍,默默沉思。”他平素是个“乐天派”,除下棋、钓鱼、读书三大嗜好外,后来又热心于研究易经。这种雅好,似乎与他的侵华恶魔生涯有所(牛氐)牾,但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重的,这位统领百万大军的总司令竟也能与同好坐禅论道。

  他平时就寝时,合枕即睡,很少失眠,可这天晚上彻夜辗转难眠。“首先涌上心头的是如何把105万大军和80万侨民安全地撤回日本,其次是怎样处理自己等等。据报道,阿南陆相昨夜剖腹自裁,今天铃木内阁又总辞职。但我身负撤退重责,既不能自裁又不允许辞职。”他在天皇投降诏书广播之前,曾一直主张继续战争,并再三奏请天皇批准决战的要求。然而今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已成定局,东京方面又频频传来噩耗,他作为天皇的臣子,除“谨遵圣谕,以慰圣怀”之外,别无选择。下午,悲痛绝望之际,他曾向东京电请退职转役,可发出电报后又仔细想来,那实在是孩童闹气之举。他的电请不可能被批准,而军民安全撤离中国的重任也不容他推卸,因为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日胜利,半个世纪的血海深仇怎能轻饶了他们?冈村对此忧心忡忡,谁叫他恰好是最后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呢?

  窗外万籁俱寂,连警卫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室内孤灯昏黄,电扇嗡嗡地吟叫着,但问人的暑气却久驱不退。深夜的岑寂使他有被人类遗弃之感;闷热的空气使他痛苦绝望的心境更添烦躁。他在8月15日这天日记里写道:“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

  他不是没有想过在中国大陆单独打下去的可能性。在华的日军高级将领,此前在某种程度上虽已想象到战争的失败,但多数人预料,可能要在日本本士和中国沿海,再进行一二次大决战,在对日本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讲和。至于一般官兵,因不了解全面情况(这是上至大本营,下至派遣军各级司令部一贯不讲实情造成的),几乎还认为胜利在望,他们的战意仍浓。冈村就任总司令官后,根据大本营的以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主要战区之命令,自湘西战事一结束,便将深入到广西桂林、柳州地区的部队陆续后撤,向上述三角地带集中。当时整个派遣军约为105万,其中华北方面军30万,第6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各部主力基本集中在京广一线以东。但是冈村也清楚如果不顾投降的“圣谕”,不但落个逆臣的罪名,而且在没有本土支援的情况下,单独同盟国作战,只能全军覆灭,就是想逃跑也没处逃,因为船舶很少。他除了“谨遵圣谕外,已别无他策”。

  8月17日,中国方面通知冈村派人去芷江中国陆军总部接洽投降事宜。20日,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奉命前往。今井一行为了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乘用的MC机是借用总司令官的专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碜,实在也是万不得已。内在质量也比不上美国飞机。人家不管有雾、不管夜晚都能毫不在意地自由起飞,我们的飞机就不行。根据约定,我机尾还要拖着两条3公尺的红色布条,甚觉耻辱”。今井武夫抵芷江后,与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举行了两次会谈,初步达成了移交武器装备、俘虏名册等协议,然后乘原机返回南京。

  8月27日,冷欣率领顾问、参谋和宪兵警卫等百余人乘7架飞机先期到达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9月1日至5日,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国新编第6军陆续空运到南京。8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数十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在明故宫机场着陆,隆重地进驻了陷落长达8年之久的国民政府首都。

  中国方面特意选择第二天9月9日上午9时这个吉利的“三九良辰”,在原来的国防部这个与军事有关的地点,举行日本军队投降的签字仪式。

  这一天早晨,按规定时间,冈村宁次率领部属在中**官引导下,照日本军占领时期同样的行军队形,由武装的两个分队乘警备车担任护卫,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文字的牌楼,沿着打扫整洁的中央马路前进。进入黄埔路,就来到了国民政府时代的国防部(汪伪时期改为伪中央军校),护卫车在大门口的路旁退避,队伍成为无武装状态,只有小轿车继续开进门内,宽阔的广场上坚立着盟国的国旗。

  冈村等人预先在车内将指挥刀卸掉,留在车内,解除武装,并将军帽拿在手中步入会场。这套步骤是前一天双方商谈妥的,起先冈村等人要求携带军刀人场,中方经研究后断然拒绝,一则这是败军之将的投降仪式,二则也怕他们中的某个人在中外记者面前刎刀自杀,这群法西斯武士的行为谁能预料呢?

  会场四周的墙壁上张挂着红白蓝三色布,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国的国旗,有“和平”两个字,也有一个“V”字,正面墙上挂着国父孙中山的巨幅照片,对面墙上则挂着四大国元首的照片。

  靠会场正面的桌子中央,已经坐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左右并排坐着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将校。来宾席上坐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排列在中国方面桌子的正对面,中央是冈村宁次的席位。两旁列席的有:日驻华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驻台湾日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驻法属印度支那日第38军代表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台湾自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成了它的“领土”,所以日第10方面军及第38军本不归中国派遣军管,由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中国将收复台湾,盟国规定日驻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之越南地区的军队,一并由冈村宁次率领向中国方面投降。

  冈村等人各就本位立正敬礼,何应钦欠了欠身子,像是站了起来似的作为还礼。分别就席后,冈村马上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冈村宁次受权投降的证明书。

  然后,小林中将从何应钦手里接受受降书两册,转身走回日方座位交给冈村宁次。在场记者描述,“冈村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之久”。之后,再由小林将两册降书交给何应钦,何查阅无误后,令萧毅肃参谋长把其中的一册交还冈村,仪式就此结束。

  仪式的一切均按预定的要求进行。只是在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敬礼时,何不由自主站起来作了答礼。这是原定方式中所不允许的。原规定投降者必须向受降者三次敬礼,即:冈村等人一到会场即向何应钦上将敬一次礼;小林从何处领取投降书时第一二次敬礼;冈村在降书上签字盖章毕由小林向何呈交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礼三次,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对何应钦的意外之举,冈村颇为感动:“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这毕竟是东方道德!”

  但是,何应钦向投降者还礼一举,却引起了西方记者的纷纷议论,认为这是失当的。

  冈村自称参加投降签字仪式时的精神状态是安然的,并没有失去他素常的“风度”。在9月9日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实际上,他求助什么“内观法”来安心定神,已经自供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不轻松。

  签完降书后,冈村向侵华日军正式下达投降命令,要点如下:

  (一)余遵奉大命,率领在华(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之全部陆军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第10方面军司令官、第6军司令官、第13军司令官及第23军司令官、第38军司令官,应指挥所辖地区内一切陆军部队(包括非部队成员)向各地中国受降主官投降。

  (三)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上项有关命令时,应与所在地区海军指挥官密切协作。涉及陆海两军有关事项,应负责对海军部队的领导,为此,在与受降主官交涉中,应包括有关海军事项之执行。

  (四)各方面军在执行本命令时,必须迅速、确切,赏罚严明。

  (五)执行本命令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书面请示当地受降主官,就地妥善处理。同时,冈村还以总司令官名义下达对中国派遣军全体官兵之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事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趋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由此可见,他虽然签署了投降书,但内心并不肯向中国人民低头,更谈不到有真正认罪的态度了。

  9月中旬以后,遵照中国方面的指令,冈村的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他本人改称总联络部长官,负责协助盟国方面遣返在华日军官兵和侨民回国。此间,他每天只是上午到该部办公二三个小时,下午便回到私邸,参加以小玉吞象占卜师为中心组成的易经恳谈会活动。他知道自己身为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将难逃中国方面的审判,“但也只管打坐以待未来,将来即使走上断头台,也愿持此心情”。

  那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何处置这个老牌侵华恶魔的呢?且听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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