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降“弟子”阎锡山，伯川滑头两面安；
又与重庆建密线，不了了之未成款。
冈村宁次在华北职任上的主要劝降对象阎锡山，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阎比冈村年长一岁，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阎家是个小地主，其父阎书堂后来在五台县城开了家钱铺，以放印子钱为生。锡山字伯川，别号龙池，乳名万喜子。他6岁时生母曲月清去世，因继母不养前家子，便由外祖母领去抚养。9岁入私塾念书。幼年时期的阎锡山有家归不得，虽然外祖母疼爱，但寄人篱下，被人白眼看待，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所以此人小时的性格就与一般孩童不同，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顽皮难管，有时驯顺，有时狂暴。12岁时与同窗曲满堂玩耍失和，竟掏出小刀把对方刺伤。因此，孩子们都说：“万喜子不是好惹的，还是离他远些好。”
阎锡山16岁从外祖母家回来，成完亲便到钱铺学商。在父亲的教导下，照料铺面，印钱帖子，记帐算利息，协助父亲做投机生意。仅两年多的时间，便把放贷小债主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钻营的手段掌握得**不离十。1900年底，阎书堂在做银两与制钱换兑的投机生意中跌了跟头，欠了别人的债，只好转让出钱铺带着儿子跑到了太原。阎锡山经五台同乡介绍，到繁华的柳巷裕盛客栈里当伙计，混口饭吃。
时值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开办各种新式学堂就是其中一项。在山西，1902年（清光绪28年）首先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和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因而，投考新式学堂就成了一些人做官为宦的阶梯。阎锡山对于在客店里当小伙计是不甘心的，因此，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起勇气报名应考。初试时，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态度谦恭，应答灵便，深得考官们的赏识，遂被录取。1904年7月，阎锡山被选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人振武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正巧那时冈村宁次从日步兵第49联队调到该校担任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所以他俩也算有一段师生关系。1909年，阎毕业回国历任军事学堂教官、监督和新军标统（相同于团长）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发动太原起义，一跃成为山西大都督，此时年仅28岁。从1911年起，直到1949年他66岁时逃离大陆止，他执掌山西大权长达38年之久。
抗战全面爆发后，阎锡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所有部队。下辖第6、第7两个集团军，蒋系汤恩伯的第13集团军一度归他领导，朱德为总司令的第18集团军名义上也一直在他的麾下。他参加抗战，但态度始终不坚决。他的战区内，日军、蒋嫡系部队和八路军并存，他要部下“学会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也不能踩破”。所谓“存在哲学”是他的思想基础。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他先逃到临汾，转年2月日军进攻临汾，将他赶到黄河边晋陕交界的吉县。从此他在那里安营扎寨，选择一偏僻山沟开凿了大量窑洞，取名“克难坡”，把山西省的党政军各大机关悉数安置在这里。
因为阎青年时期在日本呆过五六年，对日本人有好感，所以几任华北日军首脑均认为他是亲日的，一直希望拉住他对付蒋系势力，特别是在华北的**势力。1940年春，多田骏秘密曾派人往吉县克难坡见阎，提出日、阎双方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日军则完全交还阎本人及各军政要员在太原的财产。阎提出要日方先给他装备30个团，所有兵员、武器、粮食、经费均由日方负责。因为山西全境富庶之地悉被日军占领，分散部署的晋绥军部队给养困难，单单集中在克难坡的数万机关、学校及直属部队的吃饭问题，阎都无着筹措。但是，多田骏不见兔子不撒鹰，双方的密谈没有具体结果。
1941年7月，冈村来华北方面军上任，他认为只要阎锡山能真心投降，要甚给甚，不必斤斤计较条件。他派特使田边盛武赴汾阳，与阎的特别代表赵承绶会谈，双方于8月11日达成协议，内容主要是：（1）阎、日取消敌对行为，共同防共；（2）日方先给阎装备50个团，拨发步枪5万支，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3）阎第一步进驻隰县或孝义，将小船窝渡口（吉县属）让给日方，阎通电脱离重庆政府。日方将晋中10县交给阎方接管；（4）第二步阎进驻太谷，日方将山西政权全部交阎，再给阎装备50个团；（5）第三步阎进驻北平，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组织“华北国”。
这个赌注下得不小，对阎颇有吸引力。但阎与日方达成协议的根本目的是“存在”下去、扩大实力，所以他迟迟不肯公开表态降日，而希望从具体条件入手。同年11月，阎又派赵承绶由孝义经汾阳到太原，与冈村特使规定了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1）双方部队为避免冲突，分别在太原、汾阳、临汾成立办事处，以资联络；（2）交换物资：阎以桐油、水银、生漆、桃仁等物资向日方换取布匹、西药、纸张、机械器材等物；（3）交换情报：阎、日双方驻当地部队，经办事处互相交换八路军活动的情报；（4）晋绥军兵员征募可由日方组织的傀儡政权协助；（5）日方拨给阎华北联币1200万元，华南储币500万元；拨给粮食5万石。等等。
阎锡山与日本的秘密协议，被**在山西的负责人薄一波等获悉，感到事态严重。因为阎如果降日，不但是对全国抗战的一次重大心理打击，而且阎、日联起手来对付八路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通过舆论捅出阎、日秘密协议，同时，发动各界民众开展反投降运动，使阎一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题。
1941年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代表王世英在克难坡求见阎锡山，原来由阎的交际处约定谈话15分钟，但在这次关键性的谈话过程中，王世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谈话一直延长了3个多小时。这次谈话在3个问题上使阎有所畏惧。第一，日本只有南进才能解决它的战略物资困难问题，不会北进。因为阎一直认为日美不会开战，这样美国就不会公开援助中国。第二，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压力之下，不会降日（阎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要投降，蒋汪合流，组织亲日政府，故他要先一步投降，窃据华北）。因为蒋一投降，他的政治资本就完了，人民会起来打倒他。第三，阎又问假如蒋介石投降，你们怎么办呢？王世英回答：我们的态度很明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谁投降我们就打谁。
阎、王两人长时间的谈话，使在外面等候接见的人焦急不安，而侍卫人员则在窗外偷听。他们对这次谈话十分重视，主要是想了解八路军的态度，阎也想乘机摸摸**的底。谈话次日，王世英即返回延安。阎虽有与日“合作”的想法，但已有所顾忌。
冈村和阎各自的代表，后来又进行了两个来月的商谈，日方坚持要阎先离开克难坡进驻孝义，发表脱离重庆政府的通电，然后才能履行上述细则。阎则以黄河以西的工厂机器尚未运回河东为理由，坚持日方要先履行细则，再行进驻孝义，发表通电。这时，赵承绶由太原发电给阎报告：从商谈过程中来看，日方确是诱降，不是合作。嗣因日本准备太平洋战争，国内物资紧张，冈村不能如数拨出阎所要求的武器、物资、款项。同时，蒋介石获得阎和日方勾结的情报，派遣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允拨阎军的欠饷并增加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阎遂将赵承绶召回克难坡，静观时局变化，履行汾阳协定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见阎不降，1942年2月冈村决定以武力威逼，扬言要向克难坡和阎所控制的晋西进攻。这确实威胁到阎的生存问题了。阎锡山乃于4月初发动“晋西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奖励晋绥军官兵每打死1个日本人赏洋100元，并许诺给士兵娶妻，以鼓励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驻晋部队却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晋绥军非常轻视，公开说：“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挂一顶日本军帽就吓跑了。”由于日军轻敌，阎又做了种种准备，所以日军在孝义县苏宋庄和汾城县华灵庙的战斗中受挫。至此，冈村宁次后悔不应逼阎过急，于是又派特使与阎谈判。
阎锡山称：“我们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对这个钱铺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无论是东京的东条英机，还是身在北平的冈村宁次，谁都摸不透他真实的想法。冈村对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说：“阎锡山曾把中国人骗遍了，他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在冈村宁次的坚持下，双方于1942年5月6日在离克难坡不远的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锡山被迫亲自出席。因为冈村通过这两年的几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已严重地削弱了**方面在华北的力量，随时可以腾出手来打击他。日方出席者的级别也不低，计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该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等。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中国的方针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间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介石方面，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枝；（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
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重庆方面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而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日方也将所带的联币、枪支，原物带走。
这次安平会谈未获结果，冈村大失所望。阎锡山毕竟不同于汪精卫，民族气节多少犹存；他手下的那帮晋绥军将领，也不同于麇集在汪周围的汉奸政客，不会答应向日本人投降。为了离间间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搞心理战，冈村下令把阎跟日军首脑接触时拍摄的照片，用飞机大量散发到重庆、西安等地。同时，以武力积极压迫阎部，在稷王山一带击溃阎的第34军，在孝义净化村歼灭了赵瑞、杨诚两个师，并声言要大举进攻阎管区，以逼阎早日投降。阎也不示弱，高喊保卫晋西，双方关系已成僵局。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然存在，双方的人员来往直到日本投降从未间断。
冈村对阎的劝降虽没有成功，但达到了使阎锡山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
对晋系以外的其他杂牌军，冈村的劝降工作取得了成功。“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很少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庞炳勋的军队”。
庞炳勋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在蒋介石的暗中收买下倒戈反冯。蒋介石升他为第40军军长，以后又兼任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城抗战之役，他升任第10军团总指挥，接着晋升为陆军中将，改任第3军团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立过功劳。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军团名号，庞炳勋遂改任集团军上将司令，驻扎在豫南一带。西北军从上到下历来有倒戈的传统，而这次庞炳勋降日，竟然是在一个小小的日军少尉的说服下实现的，令人瞠目。
这个日军少尉名叫田中彻雄，毕业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既擅长汉语，又通晓中国情况，来华服役后被安排在日第12军的策及机构工作。此人深知中国人一贯墨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信条，常常不经请示单枪匹马地跑到中**队中劝降。这次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判断庞有降意，便又只身跑到庞的驻地，一番威胁利诱后，居然使这位统领7万大军的集团军上将司令表示投降。可是，他的“超群功绩”并未得到上司的奖赏，反而指责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经命令随意潜入敌阵，破坏了军纪。”令他十分苦恼。
消息传到冈村那里，他认为下级指挥官指责田中少尉触犯军纪不一定有道理，原因是“考虑到今后为了歼灭庞炳勋的7万军队，不得不牺牲众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获得成功，则可避免这种牺牲”，遂决定表彰田中彻雄。1943年5月23日，冈村亲自赶到开封，听取了这位“降服7万人的好汉”的事迹介绍，不仅颁发了军功奖状，还赠给他特地从国内寄来的一柄军刀。
在冈村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期间，国民党各路杂牌军总共有30万人左右降日，其中有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李守信、吴化文等部。据日方统计，整个中日战争期间，非蒋介石嫡系的降日杂牌军共约40万人，而华北地区即占3／4。可见，冈村等人劝降工作的“成绩”之大。
开展对重庆方面的“和平”工作，是东条英机曾秘密嘱托冈村宁次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冈村来华北不久，便找到他的老相识殷同建立了与重庆的电讯联系。殷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他与其同窗汪时璟、王大祯等回国后都离开了军界，分别在政界、财界活动，相当有名。冈村很早就与殷同认识，30年代初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殷同常奔走于北平和长春之间，传递消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为了协商与该协定有关的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及其他问题，殷同作为何应钦的私人代表，在北平和大连等地跟冈村频频接触，彼此私交密切。
1942年8月，殷同与在重庆的王大祯接上了联系，9月，蒋介石秘密派特使何沛石潜来北平与冈村“交换意见”。双方虽未达成什么原则性协议，但一致同意通过殷同一王大祯之间建立的联络线磋商“和平条件”。为此，冈村指示“方面军参谋部编制了密码，将我军通讯兵秘密派驻殷同私邸，并由我签署一份防哨线通行证交给了何沛石”。不料，同年底殷同突然病死，冈村又请“赋闲”在北平的汪时璟代替殷同，继续和王大祯联系。从此，“北平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二次，但内容多为议论，对方态度强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特别是在1943年工1月下旬召开开罗会议以后，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相互确定，在彻底战败日本以前谁也不得与之单独媾和。加之在这一年，欧洲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开始转入反攻；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被全部肃清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8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0月克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11月克布根维尔岛，同时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日军节节败退。在这种有利态势下，蒋介石自然更不会按照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与之情和。
用“拉”的办法不能瓦解重庆方面的抗战意志，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日陆军主力却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抽不出身来。东京大本营遂决定孤注一掷，重新发动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以武力摧垮重庆政权，或许能进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日双方军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豫湘桂大会战。
这次大会战从1944年4月开始至年底结束，历时8个多月。是抗战爆发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冈村宁次指挥华北日军首先在河南开仗，揭开了大会战的序幕。欲知他如何猖狂表演，且看下章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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