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军暴行鬼神惊，奸淫烧杀无人性；
改善形象称“爱民”，有所收敛手段精。
说起日本侵略军的“形象”，曾遭其蹂躏的中国老百姓莫不咬牙切齿，众口一辞：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
近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一次次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远的不说，就在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半年前，华中派遣军的前身华中方面军，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下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随即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烧、杀、抢、奸活动，制造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罕见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当时，日本列岛上至天皇、下至贩夫走卒，一片“膺惩中国”的狂嚣，松井石根在入城之前，就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的命令。我堂堂中华文化曾促进、甚至说哺育过日本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不知为何竟遭致彼等如此丧心病狂的对待！
就是那个第6师团，是日军首先进入南京城区的部队。转天14日，日军后续部队大量拥入城内。他们首先在燕子矶，对正在通过八卦洲渡江的逃离难民10余万人，用机枪狂扫滥射，悉数杀死。然后在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中山路、国府路等，将多年来建设的楼堂馆舍纵火焚烧为瓦砾。日军在难民区内挨户搜查，凡被认为容貌像军人者，一律捆绑，每天用大卡车数十辆来回载运，运往雨花台斩首者总计不下四五万人，运往五台山活活烧死者也不下3万之众。此外，集体枪毙、当肉靶子劈刺、投江、活埋等，每次动辄成百上千。根据松井石根的“不留俘虏”指示，日军肆意残杀战俘。据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记述：其佐佐木旅团“处理”俘虏15000人；守备太平门第三中队“处理”了竟达13000人。仙鹤门附近集结了七八千名俘虏，因为很难找到能容纳这么多人尸体的壕沟，于是决定把他们“按一二百人分开，诱到适当地方处理”。
大屠杀中，日本兽军采用的杀人方法花样之多，其状之惨，世所罕见。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兽军为取乐而进行的杀人比赛。有两个日本少尉，一个名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岩，两人决定进行一次杀人比赛游戏，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杀中国人最多，多即为胜利者。杀人的办法是用刀劈，两人在大街小巷里见人就劈，不分男女老幼，一刀下去，人即两半。当两人杀到百人时，相约到紫金山最高峰，面对东方，向他们的圣上举行“遥拜礼”，并为“宝刀”祝捷。最后细一统计，其中一人共杀106人，另一人杀了105人。因为相差无几，决定这次不分胜负，下次再见输赢。以上事实，决非妄言，是东京《日日新闻》正式披露并予“夸赞”的。
松井石根所率日本兽军的另一个令人发指的罪恶是奸淫妇女。南京惨案中，日军奸淫妇女之多打破世界军事侵略史上的历次纪录，因此有人把南京惨案也称为“南京大强奸事件”。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目击者作证时说：“日本兵对女人之嗜好，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城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法庭最后认定的数字是2万起左右，而实际上受害者远不止此数。
特别是日军官兵的强奸罪恶，是同杀人连在一起的。多数是好后再杀。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肖余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杀；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被日兵13人**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即被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少女后，复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侣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在沦陷期间，即使住在“国际安全区”的妇女，也有许多人被抓走，供日军官兵发泄兽欲之用……
够了，这种沾着中华民族血泪和耻辱的文字，令人不忍去过多地书写。但是，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证明，日本法西斯军队是一伙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的文明公敌。它制造的种种暴行，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给自己树立的“形象”。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引起了国际公正舆论的一致谴责。日本政府一面对外百般抵赖、死不认帐，一面又在侵华部队内部，进行了所谓“整饬军纪”和调整人事的活动。松井石根大将、两个在大屠杀中最凶残师团的主官——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被先后调离所在部队，有的还转为了预备役。
冈村宁次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后，其司令部最初便设在南京。在那里，他看到已被日军占领半年多时间的这座城市，市容还是那么萧条和荒凉，从市民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而且一见了日军官兵，老百姓便迅速躲藏。根据他多年带兵的经验，只要一看当地居民的表情是否惊恐，就可以判断其军队的纪律了。他在北满驻扎和回东京受命期间，也曾闻知了国际舆论对日军的谴责。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已由畑俊六担任，第6师团也由稻叶代替了谷寿夫，但是这个师团还是属于第11军的序列，而且是他要倚重的主力。他担心这群来自南九州的官兵给他惹麻烦，对于皇军征服中国不利。所以，他在正式行使军司令官职权的第三天，就首先到该师团巡视。
“7月18日，我访问了第6师团司令部。该师团长稻叶中将到任不久，据他讲，该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于是，我向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作了训示。”
训示中，他首先夸赞第6师团在皇军里是有名的精锐师团，在进攻南京的时候，首先攻进城里，立下了首功，一定会载人皇军辉煌的史册。然后话题一转：“我军要完成圣战的使命，一定要发扬神武天皇的精神，大力整顿军风纪。我军对俘虏的政策也要改变。敌人被俘以后，第一线部队不能借口给养困难，养成杀俘虏的习惯。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据被俘的敌军军官说，被日军俘虏就要被杀掉，后退就被督战者杀掉，所以只有顽强抵抗一条路。这对皇军是不利的。如果继续杀害俘虏，实际上就是增强敌人的抵抗力。我并不爱敌人，也不喜欢俘虏，但是为了削弱敌人的抵抗力，我军应该改变对俘虏的态度。同样的，对于支那老百姓，我也不喜欢他们，特别是敢于反抗我们的老百姓，我也和你们一样憎恨他们。可仅仅憎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主要的要使他们不帮助敌人，归顺皇军，进而帮助皇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他要求第6师团官兵能自我约束和节制，为了日本帝国的长远利益，在攻入城市时不要再大量杀戮和好淫抢掠当地居民。
冈村认为，南九州民情蛮勇斗狠，但素无秩序，此地征集来的官兵作风亦然。第11军战斗指挥所设在九江后，“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是替换进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在军容风纪方面，各部队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兵构成的第6师团，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风挡雨，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9师团，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亦不短，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地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但是，来自南九州的这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玩命儿，因此还是深得冈村的喜爱，赞他们是日本第一精锐师团，是日军的代表和象征。
确实，日本武士们最崇尚的岂不就是杀人掳掠吗？
武汉会战过程中，冈村宁次给日军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号：“讨蒋爱民”。这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此前上至东京大本营，下至任何一个侵华高级指挥官，均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蕴藏的涵义，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嘘：“也只有将军那样熟悉中国和中国人，才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
“讨蒋爱民”的口号居心险恶。首先，它与侵华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举国一致“膺惩中国”的狂嚣不同，它把中国、乃至中国政府与蒋介石区分开，把蒋与中国内部各反蒋、倒蒋势力区分开，以达到分化和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引诱妥协派的目的。二是这个口号既可令他的侵略军改善“形象”，又可安抚占领区居民、欺骗外界舆论。惯于舞文弄墨、雕琢辞章的冈村宁次，的确与一般蛮勇武夫有异，政略上也有过人之处。
口号提出后，他以之为基调亲自撰写布告，以第11军司令部的名义大量印发给各部队，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贴，宣传日军的所谓“讨蒋爱民”方针。
攻占武汉前夕，日本各新闻社派遣大批记者来前线。为了拉笼他们，冈村常邀记者们在九江指挥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请他们除了宣传报道日军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队所谓的“爱民”方针和事例。当时，来第11军采访的记者总计达260多人，作为繁忙的军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记者们广泛接触，其部下宫崎回忆时吹嘘说：“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记者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他对人心动向，洞察人微，或许就出于这种渊博的习性。像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心胸狭窄，因此，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别出心裁的口号提出了，宣传也在大肆进行，总要有点儿实际行动吧？
冈村宁次认为，“性道德下降（其实是压根儿就不讲此道德——作者注）是对华作战部队的第一大问题”。他看到的一份宪兵报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此妇人之见虽片面，却道出了远在国外征战的日本兽兵作恶的侧重点。
当时，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军部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记者显然不敢把此归结到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以及高级军官的头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质。例如他们既爱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礼仪周全又野蛮残忍，既信仰科学又崇拜皇权，既民主又**，既守旧又纵欲，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奇特和充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情，又无一不是以最高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冈村在其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是几千年来闭居岛国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如果这样一种民族“天性”，放在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均落后、羸弱的国家，或许还没有什么，偏偏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强大起来的东方国家，再加上明治以来定下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愈加蔑视它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将其极端矛盾之民族性格的另一面，一股脑儿地宣泄在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头上。
在文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强暴妇女比抢掠财产更令人痛恨，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深知这一点。如何节制官兵们的兽欲呢？冈村采取了三招，首先是满足官兵的“生理需要”，增加慰安妇；其次，对已经发生的强奸行为，通过对受害人付“慰问金”的办法进行所谓“调解解决”；最后来了点儿硬的，建议陆军省制定所谓“战地强奸罪法”。
慰安妇，即随军妓女。18世纪以来的世界军事史上，大规模征集和使用随军妓女的做法，日军独此一家。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没有这样干过。谁发明的呢？有的战史书里认为慰安妇起源于《麻生意见书》。1937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多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即《麻生意见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官兵**旺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意见书呈递到军部后被采纳，所以日军从此有了这种专以满足官兵**的机构。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也未经过详实的考证。一个小少尉的报告能否呈递到军部并引起重视值得怀疑。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冈村恬不知耻地明确承认：“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起因是“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二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这段自供，一方面大大缩小了日军兽行的数字，另一方面表白他是仿效海军才这样做的。其实，随船妓女在帝国主义国家海军中均存在，日本也不例外，但那不是大规模征集的，也并未专门组成一个“团”，成为一种专职组织。所以，尽管解释和遮掩一番，他总归承认了自己是日军这项计划的创始人。
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性生活对日本军人来说是绝对的需要，越是第一线部队越需要。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是在1939年，但是在冈村的建议和争取下，第11军在武汉会战中便提前列编了，“现在我麾下的几乎各个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慰安妇们在第互互军里享受允许着军装的“待遇”，随各单位后勤机关行动，每到一地立即设营以**“慰劳”作战部队官兵。
效果怎样呢？一些部队有所收敛。冈村承认：“但像第6师团那样的部队，虽有‘慰安妇’同行，奸淫仍未绝迹。”
武汉作战初期，日军慰安妇粥少僧多，还满足不了官兵们的需要，强暴中国妇女的事件屡屡发生。由于冈村断言“在战场上，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所以经他的默许，“有不少事例用调解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调解金各地统一为15日元”。在他看来，其部下的禽兽们施暴于中国良家妇女，似乎是花钱逛妓院。不过，比起日军在南京作恶时先奸后杀的通常做法，还算是对受害者“开恩”了。
旧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赤贫。日军一般官兵在中国老百姓家里掠不走什么值钱的物件，即使抢到点细软，从战地寄送回国内家中也颇费周折，所以唯有对人下手，肆意杀人强奸。武汉会战后期，冈村愈来愈意识到日军的暴行已直接影响了军事行动，便想用点儿硬的手段来约束一下官兵。
1938年10月10日，南浔线战事未了，冈村接到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称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宰吃耕牛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20件，而未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冈村接的另一份报告称“我军为攻占武汉紧急修筑的陆军飞行基地跑道工程，由长江对岸小池口附近的一位村长承包。因士兵**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施工停顿，煞费苦心征集的当地民工一哄而散，一人未剩”。
他对部属官兵如此不知大局“大失所望，因为这类事件直接给作战带来重大损害”。
由于小池口机场跑道能否尽快修筑，与攻入武汉关系甚大，冈村便派军司令部人员“直接过江视察现场，对居民进行安抚慰问”，并亲自参与对事件的处理：
“当时，五十岚宪兵队长前来报告，他以平淡口吻讲了以下意见：调查小池口上等兵等3名**事件时，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诉。在座的军法务部长也陈述了相同意见。”
冈村宁次似乎倒比两个“执法者”明白些：“对他们的意见，我严厉斥责说：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能不深加考虑。我们出兵不是称圣战吗？！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应当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来亲自控告？宪兵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后严惩所有罪犯。”
那几个兽兵在作战的节骨眼儿上妨碍了大局，惹恼了军司令官，自然没得好果子吃。这件事过后，冈村称“我痛感必须设立战区强奸罪法。当时陆军刑法规定，强奸案诉讼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样，必须受害人亲自告发方予受理，我认为这是根本性错误，应予修改。1940年我返回国内时，向阿南陆军次官提出我的意见，正义的阿南次官当即同意修改。其后历时两年，终于在1942年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
一纸律令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了日本侵略军官兵的禽兽行为呢？中国人民和其他遭受过日军蹂躏的国家人民心里最清楚。
不过，冈村率领下的部队进入武汉城，倒的确没有再现一次南京惨案那样的暴行。由于这次还是那个第6师团打先锋，入城前他找师团长稻叶研究方案，决定让该师团军风纪“最好的”都城联队进入市区，其余全部不许入城。接着，他召集各部队长会议，训示道：“……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等；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云云。
为了减轻中国民众的激愤情绪，冈村又向各部队提出了“不要大事庆祝武汉入城式”的意见。
相比较而言，日军这次打入武汉比攻占南京花费的时间长得多、伤亡也大得多，因为在南京及其周围双方并未进行过多大的战斗。而中**队在武汉会战中是真下了本钱的，4个多月令日军死伤数万人，它要大规模报复一下似乎比占南京时更有“理由”。冈村称，“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根据我军攻占南京时的行为，似乎已想到攻占武汉后可能发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军纪律严明，因此，民心大体安定”。冈村明白：松井石根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本皇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如果日军一再制造大案，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日。另外，从军事上说，对武汉也不能破坏太甚。外围战的极大消耗和国内调兵的捉襟见肘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日军今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
但是，侵略军官兵为非作歹已形成习惯，武汉城内外日军制造的大小暴行仍不断发生。还以日军“第一大军纪问题”奸淫来说，据《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一书载：“日军到了武汉，便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和已烧成二分之一的**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抢掠的我国女同胞，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区，在这些淫窝中惨遭蹂躏……”
冈村在其日记里也承认，“爱民方针实现起来颇感困难”。但他不认为这是日本军队的那种禽兽般的氛围造成的，他说现在大部分部队因随时伤亡、随时补充，都换了几茬人，多数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他们来军队的时间很短暂，而在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是社会没有教育好的结果，“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社会之罪、国民之罪”。冈村还居然感叹近年来“满洲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好兵只能由良民来培育”。他把日本军方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言外之意他也与一般官兵的行为无关。
冈村还为自己开脱罪责称，由于进城20天后“再次颁布了军的宣抚规定，又重新下达训令严禁非法行为，因此，各兵团、各部队未至发生大的事件。……停战后，从重庆到南京来的中国老朋友都异口同声说，中国方面绝对不能容忍攻陷南京时的暴行、徐州会战时在某地的暴行以及第三次长沙作战时的暴行等三大暴行事件。我虽然专门在中国战线活动，但与此三大事件均无牵连，特别是进入汉口未发生事故，使人欣慰”。他还吹嘘称：“汉口的大商人关门闭户逃到郊外避难，汉口陷落二三周后陆续归来。11月25日，武汉三镇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市内恢复了繁荣。”
他自以为武汉的秩序恢复了，屁股坐稳了，凭借这个重镇为后方，又可以发动新的作战攻势了。“大本营及我第11军，对攻占武汉以后的下次作战，都基本定为攻占南昌”。这正是：标榜“爱民”收人心，安稳营寨再开衅。欲知南昌之役情形，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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