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持续4年又4个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搜括了价值2亿多英镑的粮食、物资和1亿英镑的军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和供应战争的双重压力使印度国库空虚，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因饥饿、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数就达1100万人。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灾，农民无法抵御任何灾害的侵袭。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印度人民与英殖民主义者民族矛盾尖锐激化，工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愤然而起。1918年，全国开始掀起罢工浪潮，其中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罢工。战时一直没有平息过的农民骚动有了新的高涨。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常常参与其中，成为革命斗争的新动力，表明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战争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还在印度实现保护关税，这些都客观上有利于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印度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提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战争之机推动了自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加紧了团结合作，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实现了统一，确立了激进派提拉克的领导地位。统一使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成为领导全印民族运动的中心，为战后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同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了合作。在双方年会上，通过了共同制定的纲领勒克瑙协定，这是印度民族发展史上又一重要事件。这个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求，如扩大立法会议权限，增加民选成员比例等。在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选举问题上，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包括在这个文件中。共同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在实现民族大团结上迈进了重要一步，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这为后来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穆斯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壮大和觉醒的同时，新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发展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带回印度并已开始在印度初试锋芒。他提出：对一切人，包括英国统治者在内都要爱；以自苦和自我牺牲来感化别人，对武装斗争坚决反对。实现印度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以便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治、自助、自救能力，达到精神完善。“一战”后期，他领导的一系列非暴力斗争——比哈尔三巴朗地区蓝靛农民反对种植园主压迫的斗争，古吉拉特阿赫米达巴德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凯达地区农民要求荒年减税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
他使国大党的影响第一次扩及偏远落后地区和下层人民之中。
同时，由于“一战”中大量印度劳工和士兵被派往国外，他们掌握了武器，开阔了眼界，开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民众觉醒，斗争热情高涨。
这一切预示着印度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富有统治经验的英帝国对于印度内部的变化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它没有也不可能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战争期间，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抚国大党，获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1917年8月20日，孟太古宣言曾答应战后在印度建立立宪责任政府，逐步实现自治。印度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以实际行动支持、关心英国的战争，并翘首盼望英国能履行诺言。
然而当战争胜券在握，英国已渡过战争危机、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它又使出了惯用的两手。1918年7月，英国政府抛出了一个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蔡姆斯福特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方案”，试图以小的让步为诱饵，平息国大党的不满，并瓦解其阵线。该法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双重政制”，即中央政府不变，在省一级一些次要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过后，国大党内部对该案反应不一，意见分歧十分尖锐。以班纳吉为首的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却是个无用的报告。”贝桑特夫人也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国提出，也不值得印度支持。”国大党决定8月29日在孟买举行特别大会，讨论该项报告。班纳吉和提拉克都写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国大党大会。
甘地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这两者的主张都不尽赞同，他自己的主见是：“有条件地接受”，他给提拉克的答复是：“我们可以接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则，但要清楚表明我们所希望修改的建议，并全力争取此种建议实现。”“报告书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必整个拒绝。”
国大党大会如期在孟买举行，温和派人士班纳吉、巴素、玛桑达未出席大会。经过4天讨论，大会作出决议，重申1916年12月在勒克瑙所举行的全印国大党与穆盟联席会议就自治政府所通过决议的原则立场。同时明确宣告，“唯有获得在帝国之内的自治政府，方能满足印度人民的愿望。”“大会深信印度人民适合负责政府，不满印度政府改革方案中所提出的相反论断。”“本会对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诚意谋求印度负责政府之新制，表示赞许。但鉴于其中若干建议，对目前形势之若干发展有先入为主之嫌，深感整个建议令人失望且不满足。”大会认为省与中央应同时改进，主张彻底修改国会由印度事务大臣管理的原则；财政的自主应视为印度人民传统的权利；中央立法机构中之国务会议及伦敦印度评议会撤销等修改意见。
与此同时，那些拒绝出席孟买特别大会的温和派人士于11月1日也在孟买举行会议，由班纳吉任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所提出的革新建议，同时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见，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选出代表，前往英国，唤起英国政治家与英国公众支持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计划，从此大多数温和派领袖退出国大党，另外成立了印度自由党联盟。
提拉克与贝桑特夫人已决定各自派自治代表团到英国，对抗那些反印宣传。为此，61岁的提拉克不辞辛苦，在印度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征集募捐，并于8月亲自率队赴英。
1918年12月，国大党的德里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会一反惯例，没有通过“效忠案”，通过的自决议案宣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及和会（——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一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决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答应让印度也像其他自治领土一样能选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并特地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三人为国大党代表。
1919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战争的结束并未给人民带来和平，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无视人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民族自决和自由民主要求，却进行了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威尔逊的十四点允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首次高潮来临。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后的红色苏俄与资本主义的革俞运动连成一片，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统治。
作为旧的世界秩序代表的英国在战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中国、印度、阿富汗、埃及，乃至爱尔兰等都掀起了全民反英斗争。
在此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1919年的印度也进入了决定性的一年。随着新年的来临，各阶层的不满与忿怒越来越按捺不住，预示着一场伟大斗争即将到来。
面对觉醒的人民，英国政府又在1919年2月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这样一个法律，在19世纪还可能维持，但在20世纪初，它注定将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
该法提出时，甘地正在阿赫米达巴德养病。当从报上偶然得悉这一消息时，他大为震惊。在此之前，甘地对英国政府满怀信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予以合作。无论是1899年的英布战争，还是1906年的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他都曾派印度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支持英国，“一战”中他去效忠帝国，为此差点丢了性命。他做这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以自己对大英帝国的爱心与忠心来感化英国政治领导人，使其能在战后给印度自治权。所以即便1918年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他对英国还是抱着幻想，主张予以接受。但是“罗拉特法案”的提出大大伤害了甘地的感情，动摇了他对大英帝国的信念。为此，甘地曾多夜不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反击这一法案义不容辞。尽管当时甘地因病卧床，他还是强支病体，立刻行动起来，他在真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其中指出：“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人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我们郑重宣誓：假如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我们将拒绝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法律。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力。”
为推动这一运动，甘地在孟买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协会，并被选为主席，半个月时间，协会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宣言上签名。以后各地开始举行群众大会，积极响应，签名人数急剧增加，最后，甘地将签名誓约通过报界公诸于众。
印度各阶层对甘地的呼吁积极响应，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与罢工连绵不断，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而政府实现其建议的决心也日见坚决。甘地参加了帝国立法议会对罗拉特法案进行的最后一轮讨论。当时一些反对罗拉特法案的印度藉议员曾作过激烈而雄辩的演说，可是无济于事，政府主意已定，一切不过形式而已。结果，帝国立法会议不顾全体印藉民选议员的反对，强行通过罗拉特法案。
事后，甘地多次向总督呼吁，致信交涉，并声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采取非暴力抵抗，政府仍无动于衷。甘地认为现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发动非暴力运动这条路了。为了壮大声势，他拖着病弱的身子，应邀前往马德拉斯及南印度各地作旅行演讲。当时，甘地身体虚弱得站不起来，甚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讲话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浑身颤抖，脉膊异常，但他毅然坚持长途旅行，到处呼吁呐喊。在那里，甘地结识了国大党著名活动家拉贾戈帕拉戛查理。不过当时除了举行公众集会外，甘地尚无进一步计划。
3月18日，罗拉特法正式对外公布成为法律，当晚，甘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据他自己说，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从梦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让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绝食，祈祷。
甘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来又改到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说：“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种自洁与自苦的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2号法案通过的第2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做到：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原因不能绝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由于他心脏衰弱，不能念完讲稿，但他还是成功地向人们传递了反抗的信号。3月30日，因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时到达，德里提早发起了总罢市。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警察弹压，死伤多人。面对军警的刺刀，雅利安社的著名领袖希阑达拉德身着僧袍，走在队伍前列，他的大义凛然感染了游行队伍，震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和阿赫米达巴德都举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议运动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继续。
4月6日，印度全国性的反罗拉特法运动开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区分，达到惊人的团结。革命发动时，甘地已应班克之邀到了孟买，6日清晨，甘地率数千群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当天发表了几次演讲，他称赞德里的斗争，以鼓舞士气。他说：“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
在德里的斗争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难，24人失踪，13人重伤住院，对非暴力抵抗运动来说，这不是坏的开始。”
孟买的总罢市由于精心准备和甘地亲自指挥而相当成功，其方式是选择那些最不得人心的法律，实施不服从。如甘地建议人民无视盐税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销售禁书，并以甘地著译的两本书《印度自治》与《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吉拉特文译本）为主。出售禁书一则可以坚定人们不服从的决心，同时还可以借以筹集不服从运动的经费。甘地和奈都夫人亲自用车兜售，人们冒着入狱的风险，不惜重金，将这些禁书抢购一空。甘地还亲自主编非法刊物《非暴力抵抗》杂志，每周一上午准时出版，以破坏出版法。
7日晚，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他便风闻自己可能被捕，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前往。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拘捕，并被押上一节三等车厢，尔后被带到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点，甘地又被秘密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中午时分，在沙威·马渡坡下车。这次甘地被押上头等车厢，还受到礼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过是想说服甘地，放弃去旁遮普而前往孟买。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从，警官也无可奈何，4月11日，车抵孟买，看守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尖锐激化，局势很难控制。甘地下车后立即坐车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见甘地露面便欣喜若狂，他们马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当游行队伍走近克劳斯福特市场时，一大队骑警挡住去路，警官下令驱散群众，顷刻间砖头乱飞，刀枪狂舞，游行队伍很快被冲散，有的被刺倒在地遭到践踏，有的被人挤伤，骑士和民众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游行队伍被驱散后，甘地驱车前往警察局控诉警察的暴行。
当甘地向局长描述事件经过情形时，局长强词夺理。他说：“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前进，是为了避免发生骚乱。人们不听劝告，我只好下令骑警驱散群众。”
“可是也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那结果你当然知道。”甘地争辩道。
局长辩护说：“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不怀疑你的动机，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而是和平的。”
一场唇枪舌战之后，警察局长最后说：“如果你确知人们已不听你那一套，你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如此，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
走出了行政官署，甘地立即前往乔巴蒂海滩上对群众发表演讲，目的是要制止任何暴力行动。在那里，甘地详细说明了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他谴责一些人在运动中缺乏自制，制造了骚动和不安，认为这不是非暴力抵抗，这比反抵抗还要有害。凡参加了非暴力抵抗的，就不容再有任何使用暴力的行动，即使是拿一块石子去伤害他人也不可以。他说：“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原则。”
4月6日后一周内，印度各地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警察采取镇压手段，愤怒的群众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条，而采取暴力反击，流血冲突不断，甘地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出现暴力行动，警察镇压。4月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实行军管。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协助当局控制局势。他在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如果通过暴力能获取自治，不择手段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
甘地的演讲发生了效力，阿赫米达巴德暴力斗争终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当局已将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为转移。4月10日清晨，英国当局将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未加审讯便逐出阿姆利则。阿姆利则全城沸腾，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政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政府的行为。当和平游行队伍走至铁路交叉道处，宪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群众数人，引起暴动。愤怒的群众打死6名英国人，放火焚烧银行，破坏市政府大楼，割断电话线。直到大批军队进入城里，才恢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将军率部抵达阿姆利则，准备血腥镇压。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何警告便对群众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其中包括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政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但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他不断向人民解释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调查“阿姆利则惨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顾一切后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写信并电请总督准其前往，但未获准。甘地担心如执意前往，必将遭致逮捕，从而引起事态恶化。于是他思虑再三，决定暂不前往。
全印各地对政府在旁遮普的残忍高压感到愤怒。诗哲泰戈尔退回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并于5月30日致信总督，对政府恶行加以谴责。国大党中央委员会6月8日在阿拉哈巴德开会，要求彻底调查旁遮普戒严期间的暴行，并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7月，当夏丹拉、老尼赫鲁、玛拉维亚等人前往旁遮普调查时，印度政府也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员会，国大党对政府方面指派调查委员会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当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孟买纪事报》主编贺里曼因著文谴责当局被调回伦敦，报纸因此被停刊。由于经营该报的另3位董事居瓦卡达斯、苏巴里、班克还掌握着《青年印度》，他们建议甘地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改为双周刊。甘地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回国以来一直想有块阵地来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真谛，现在更希望有个机会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甘地的一个朋友把自己主办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月刊也交给甘地处理。
这两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销很广，对甘地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建立同民众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请求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总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热烈的欢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致坚决抵制官方调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老尼赫鲁、奇·兰·达斯、阿巴斯、铁布、姆·勒·贾亚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甘地负主要责任。调查过程中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发现了很多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旁遮普的工作开始不久，甘地便应穆斯林领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萧克·阿里之邀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甘地第一次使用了“不合作”一词。当时穆斯林领袖与甘地正讨论如何有效抵制英国的问题。甘地想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政府在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停止与政府的合作，才能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政府的合作，印度教徒将支持这一行动。”“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竟然在像哈里发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时甘地未对不合作作进一步的解释，他本人对其含义也不甚清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势，英国政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作为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改革后的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派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构成。这就是所谓“双头政治”。其实，这种双头政治对英国政府的根本权力毫无触动。英国政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提拉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工作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大党年会。
甘地出席了这次盛会，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在此之前，他虽出席过几届年会，但他的发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设性主张，如提倡国语，宣传土布精神和提出南非问题决议案。出席会议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国大党的忠诚。国大党多数政治家除了对他在南非的斗争表示崇敬外，并未对他特别注意。在这次会议上，甘地表现突出，他与那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提拉克本来对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议，对他要求谴责人民的法案内心也是反对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没有阻止这一决议通过。但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遭到强烈反对。
关于改革法案的决议文，系达斯起草，提拉克附议，经提案委员会通过。达斯、提拉克反对新近颁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在决议文中称该法“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甘地则主张法案决议文应以政府对人民的合作为基础，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玛拉维亚一样主张对原决议案进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说法，并建议应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改革法案。提拉克、达斯、贝桑特夫人坚决反对甘地的修正案。
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产生退会的想法。为维护团结大局，大会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解，此后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折衷意见，决议案称：
1．本会重申去年谋求充分负责政府的宣言，反对一切相反的结论。
2．依德里年会所通过的决议，衡量宪政改革，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至盼英国国会本着民族自决原则，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建立充分负责政府。
4．相信有关人士当可实践改革，加速充分负责政府之建立，实属可能。
阿姆利则大会还通过其他各种问题的议案50多种，如主张复兴手纺手织的土布决议，推定一委员会，修订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提出，大会未对旁遮普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但呼吁印度政府国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应解除狄耶将军的职务，并认为印度政府与旁遮普省政府对未及时公布惨案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立即解除旁遮普省督奥德维爵士的陆军委员职务，并调走总督。会中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负责拟定一项纪念殉难者的办法并募集基金修纪念馆。
穆斯林联盟、哈里发委员会等同时也在阿姆利则开会。穆盟除通过决议抗议阿姆利则惨案，反对对土耳其的瓜分外，还就改革法案问题通过了一项与国大党精神相同的决议。
温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绝出席国大党年会，他们自行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等着贯彻英皇新颁法案。
虽然甘地同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初次正面交锋遭到激烈反对，但他获得了在国大党内开展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他也看出普通代表对他极为欢迎，而且他自己在旁遮普的调查工作、在南非公众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国大党元老如提拉克、达斯、老尼赫鲁的赏识和信任，他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严格考证核实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书。报告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这份报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国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过去历次年会都提出过修改党章的问题，但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甘地早对国大党的组织形式颇为不满，他发现国大党年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这个时期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大党大会也是非常臃肿，软弱涣散，脱离群众，大会对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未规定。甘地认为限制和清除这种种弊端实在刻不容缓，因此他在大会上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责任感开始了这项艰苦细致却意义深远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国大党那普尔年会上通过。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对哈里发问题的态度。
早在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为维护哈里发的地位，强烈要求英国在与土耳其签约时，为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地位。英国首相在战时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使印度穆斯林大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为维护哈里发地位而斗争。1919年孟买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人是阿里兄弟，这一运动得到许多地区赞同。甘地认为这正是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会，并想因势利导，将其纳入反英民族斗争之中，所以甘地对哈里发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运动予以全力支持。同年11月在德里召开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发会议，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要它考虑穆斯林的要求，还有人提出在必要时对英国当局展开圣战。甘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这次会议也根据甘地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920年年初，对土耳其和平条款中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教皇）的权利，穆斯林认为这是反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背弃了英国政府的诺言，极为愤怒。1920年1月，当时穆斯林联盟已派代表团前往总督府请愿，其中有后来著名的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请愿毫无效果，他们又决定由阿里率团赴英请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压力问题上，领袖们始终找不到办法。甘地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对策，经过长达3小时讨论后，甘地提出了一项详细办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历史性讲话里，对外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如果要求不被答应，怎么办？野蛮的方法便是战争，公开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应不予考虑。只看其不切实际便可知道。假如我能劝说每一个人，相信这不是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合法的目的。个人或一个民族，若能拥有扬弃暴力的力量，其力量必是最纯洁有效而且不可抵御……不合作乃是我们唯一可循之途，这是最纯洁、最有效、而且绝对不假暴力的方法。当合作变成了屈辱或损及人所信奉的宗教情操，则不合作乃成为义务。……我们可以从最高或最低的地方开始，凡拥有荣誉、职位或奖金的人，应立即退还，在政府中充当仆役的也当辞工。但不合作不适用于私人性质的个人职务。我不同意去威胁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义的人，唯有志愿的撤回，才能证明大众的情绪与不满。至于建议士兵脱离部队这一点，时机尚未成熟，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当总督、国务大臣及首相皆不理会我们时，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骤，都需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必须缓缓进行，一定要在高昂的情绪中保有自制。”
路易·乔治在3月17日接见阿里代表团时拒绝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激烈反应，他们决定以3月19日为国耻日，在这一天他们将举行绝食、祈祷。
3月19日即国耻日这一天，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议案。议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项抗议与一项祈祷。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立场，希望英国的部长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热忱，求得光荣的解决。第二部分是警告有关方面，假如解决的结果完全相反，则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国人，不得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决议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条保留意见，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5月14日，印度官方报号外公布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土与伊斯兰圣地的和平条款。同时，亨特委员会的调查书也于5月28日通过，该调查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满纸胡言。这两件事给甘地当头一棒，使甘地真正认识到英国当局不但根本无意兑现战时谎言，而且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与合作。”
这两件事也等于在民怨沸腾的印度火上浇油，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同英殖民者的矛盾。甘地审时度势，决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推动反英斗争的发展。
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运动方案。5月30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在贝那勒斯召开，甘地主张：为了抗议对土耳其的和平条款以及亨特报告书所宣布的政府对旁遮普事件的决定，国大党应立即通过不合作运动方案。但国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与阿姆利则会议所通过的原决议精神不符，且在国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况之前似乎不宜立即有所行动，因而一致决议，年内另于加尔各答召开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甘地的建议。
6月1日，印穆两教300多代表集会，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沙甫诺、秦塔玛里等人出席，贝桑特夫人试图劝阻在场的代表不要参加不合作运动，但代表们不置可否。大会未获具体结论，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国大党作最后决定。
6月9日，全印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原则，同时还指定一执行委员会草拟各项行动细则，并决定给总督一个月的时限，过此则在甘地领导下发动运动。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书总督，希望总督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但毫无结果。7月7日，不合作委员会颁布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号、辞去荣誉职位、抵制学校与学院以及拒绝法院诉讼与退出立法会议、推进土布运动等。
8月1日，在被定为不合作运动发动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台上最具声望的国大党领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先提出自治口号，一直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在1915年温和派领袖戈克利去世后，开始了国大党历史上的提拉克时代，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终于携手合作，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准备了基础。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国陷入空前的悲哀之中，甘地闻讯悲恸万分。这天早上，甘地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小尼赫鲁）立即从信德省赶往孟买，加入了万人参加的送葬礼，在万民悲咽声中，提拉克的遗骨在薄暮浓雾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给甘地巨大打击，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写道：“我最坚强的堡垒垮了，提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难相信他已经死了，他是人民这么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像提拉克这样获得群众支持，他受同胞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见他狮子般的吼声。”
提拉克之后，谁将领导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1920年8月1日，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政府，发出了不合作运动的讯号。
总督对甘地此举大光其火。他指责不合作运动为“最无用的”、“设计恶劣的”、“内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形容整个运动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图以此挫败甘地的信念。
甘地随即予以回敬。他说：“不幸得很，就在阁下的讥讽侮骂中，此一运动将渐次扩大，亦如政府之高压即将来临，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可能打消，但决非暴怒、忽视或辱骂其创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动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员会之一员，负责领导此一运动足见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会不切实际，只要人民响应。”
不合作主张一开始在国大党多数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评、怀疑、责难来自四面八方。有人怀疑非暴力不合作将导致暴力，认为群众一旦被广泛发动起来，要控制在非暴力范围内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完全的不合作没有必要，殖民当局已宣布实现改革，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也算是多年斗争的结果，实现不合作等于前功尽弃。还有人对不合作计划中包括的各种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等等。
为了廓清误解，让其主张深入人心，甘地通过他主办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杂志，大力宣传不合作运动的真义，从各方面阐述不合作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青年印度》当时的发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传自然在各阶层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撰写文章外，甘地经常采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讲。这一次，他同萧克·阿里及其他穆斯林领袖分别赶赴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双脚，身缠土布，鼻端架着钢架眼镜，出现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车的车厢里，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不论是刮风下雨，他从不停止演讲。其实他不仅仅是用他的语言、思想，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诚忠心和整个人格力量在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在饥馑肆虐的印度，在宗教影响无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象及其惯常使用的宗教语言与仪式赢得了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却崇拜偶像的人们的狂热拥护，人们把他作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顶礼膜拜，这是国大党其他著名领袖望尘莫及的。
为了让国大党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没有坐等国大党特别会议讨论通过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先开展运动，以便充分显示效果。由于他注意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开展后得到积极的响应。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联合省、比哈尔、孟买、孟加拉、马德拉斯等地，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国大党领导机构不可能再坐等旁观，而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新旧力量的一次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人，如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甘地前去参加会议时，见这阵势，也不免有些惶恐，对于他正在开展的运动能否得到通过没有把握。他回忆说：“我像是处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谁将支持谁将反对，……我只看到众多老将都都已出席会议。”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其代表人物有老尼赫鲁、达斯、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会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运动决议案，尽管有贝桑特夫人等始终公开强烈地反对甘地意见，但会议结果却令人满意，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主要是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有许多支持者。一是来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们多属资产阶级下层，即普通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二是受甘地影响最直接的和原来政治上不太发展的地区的代表，如哈里发运动最早发动的联合省、阿姆利则惨案发生的旁遮普、甘地领导过坚持真理运动的比哈尔与孟买省内古吉拉特的代表，他们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拉、孟买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四是国大党内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说明甘地的策略得到资产阶级、广大小资产阶级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拥护。
但多数老政治家还不准备后退，按规定，特别会议决议须经国大党年会最后认可，所以他们决定在年会上作最后较量。特别会议之后，首光面临的是抵制立法会议问题，必须明确表态。国大党内的反对抵制的势力鉴于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好公开对甘地的纲领和观点提出反对，加之群众对抵制立法会议选举积极拥护，使一些政治家们从维护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的角度考虑，也不敢贸然行事，所以选举前夕，达斯、麦尔卡尔等人改变了态度，也宣布抵制选举。多数政治家宣布抵制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反对势力的防线。
抵制立法会议选举充分显示了不合作运动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绝投票和作候选人，使选举信誉扫地。如中央省只有22％选民投票，52个选区中有7个选区没有候选人，有33个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其他省份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也不过40％。
不合作运动在其他方面也有些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有44名律师抵制出庭，46名治安长官放弃职位，33名自治机构成员退出自治机构，61人退回勋章或放弃荣誉称号，120名政府职员和教员放弃公职。不合作运动在资本家和商人中所获支持加强。不过，由于国大党许多政治家对不合作还三心二意，所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群众性抵制立法会议选举那样引人注目。
由于抵制立法会议不成问题，对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反对的焦点转移到抵制学校、法庭和放弃公职等问题上。
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召开，出席代表14582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甘地的优势从会议的头一天就显示出来，选举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是除孟加拉外，所有省份都是甘地支持者占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著名领导人本已作好各种联合起来反对的准备，但会上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他们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向甘地。结果甘地的不合作决议原案经过些许修改补充后，由达斯提议，甘地附议，比·帕尔、拉·拉伊、穆罕默德·阿里等各位领导人署名支持，获得一致通过，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
这次年会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斗争目标是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这是国大党第一次把争取自治明确纳入党章。党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国大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点是：建立中央常设办事机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常会）领导日常工作；各省党组织按语言区建立，党组织建到县级（某些地方建列税区一级）；国大党年会代表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这样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大党真正具有了群众性、代表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它把原来很少受国大党注意的普通群众和原来落后地区的群众大量吸收到党内来，使各省在党内决策上具有同等地位，从而打破了先前由孟买、孟加拉等少数几个省的头面人物把持国大党的局面。它也意味着最积极拥护不合作策略的力量进入国大党，取得重要地位，这为今后贯彻执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土布等，从此国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农大众建立实际接触，大会通过的为哈里发问题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甘地在那普尔会议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纪事报》称那普尔年会是“甘地的大会”，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给总督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的显著事实是建立了甘地个人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统治。”
国大党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普尔年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与策略终于被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们共同接受，也标志甘地在国大党内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亦即国大党“甘地时代”的开始。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它不仅同广大群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以不合作代替响应性合作，以群众性直接行动代替了宪政鼓吹，从而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向深度、广度发展，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非暴力的道路。
那普尔年会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开展的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开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进行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同时劝告律师退职、学生退学。
不合作主张首先在孟加拉获得了积极响应，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走出公立学校。甘地对群众的热情积极鼓励，他访问了帕迭拉，主持该地的比哈尔民族学院开学典礼，不到4个月时间，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达巴德、孟买、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尔等处创办了国立大学，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办了国立伊斯兰大学。
律师停业、官员退职也蔚然成风。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一百盾的薪水为公众工作服务，尤其老尼赫鲁这位收入丰厚、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过去的生活告别，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再如鲍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政府官员，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弃高官厚禄，出任刚刚创立的加尔各答民族学院院长，积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在这次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携手，表现出空前团结、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统的印度教徒甚至请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饭并参加伊斯兰教集会，穆斯林也常举行集会请印度教徒参加，穆斯林领袖常请甘地为他们举行的集会演讲。
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远乡村，国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哈里发问题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甚至哈里发一词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政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鲁所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群众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威信日薄西山。一个失信于民却又不愿顺应时势、改弦更张的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威胁利诱、恩威并用。此时贝桑特夫人及其亲信与自由主义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不合作方案，与国大党分道扬镳。英国政府加紧拉拢这批人，试图借此组成一支有影响的阵线。于是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很快跃居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部长或高级官员职位，帮助政府反对不合作运动，如班纳吉获得爵位，辛罕爵士被任命为第一个印度籍比哈尔·奥利省省督。沙斯迭里则被冠以皇家特使的头衔受命前往英国各自治领土乃至美国等地访问，等等。
3月中旬，政府开始镇压行动，它下令禁止所有未经许可或不受津贴的活动，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行动也大加限制，但是这些不仅无济于事，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合作运动各项计划仍在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在各地不断发生。1921年，全国的罢工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虽是非暴力运动，但群众在斗争中，往往冲破非暴力约束，如在联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马德拉斯省的摩普那农民的起义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起义者宣布成立“哈里发王国”，建立村管机构。
时局的发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来，暴力斗争是对他殷切期望的运动的严重打击。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而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土布运动。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选出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国大党的中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同时加紧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党员从8月1日起均不得穿着洋布衣服。
为表明禁绝洋布、推广土布的决心，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乌玛索巴里广场举行焚烧洋布的群众集会。数千群众参与了这一烧布壮举，他们将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集中起来，付之一炬，当火焰腾空而起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笑声，仿佛他们因此挣脱了枷锁。
8月1日，甘地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讲述了这次焚烧运动的深远意义。他宣称：“不接触洋布是一种德性。”
“因此我们昨天所做的，乃是一种高贵的牺牲。……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得救。我们昨夜所燃起的，乃是真实的、必须的牺牲。”“昨夜我们所烧的火应为烧除我们内心污浊之火的象征。我们净化了理智，必可指示我们土布的真正经济价值。我们净化了内心，必可使我们能够坚决抵制住洋布的诱惑。”
甘地聚众烧布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甚至包括甘地的追随者。如安德列斯就写信给甘地：“当你对一切罪行，如酗酒、吸毒、不可接触制、种族歧视等作巨大打击，甚至在处理娼妓问题上的那些美妙意念皆使我们感到极大快慰。可是当你叫人烧掉洋布，指穿洋服为宗教上的罪恶，要大家将海外兄弟姐妹的高贵产品付之一炬时，我们的愤慨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甘地在孟买点燃的烧毁洋布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印度各地争相效法，成批成批的英国布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表明人们誓不穿洋布的决心。
甘地发动此一运动并非一时冲动，甘地认为这是印度经济与道德自救的关键。从伦理道德上讲，他认为爱好华服正像嗜好烟酒、女色一样，会导致道德沦丧。而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角度讲，正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破坏了印度以手纺手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其得以低廉价格购买印度的棉花，然后运往英国工厂加工成产品，以高昂的价格在英国垄断的纺织品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为了挫败英国工厂的机器，甘地多年来苦苦探索、实践，终于发掘了印度世代相传的木制纺车。他想让印度自纺自织代替进口洋布，以阻止印度的滚滚财源流入英国人的腰包。多年来甘地一直为这个发现作不懈地宣传。
1921年9月，为进一步推动土布运动的开展，甘地郑重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决定放弃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纺织制作的缠腰和披巾。正因为这个原因，甘地后来惯常的装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时才搭上一条土布披巾。不论是对群众演讲，还是同对手谈判，不论是在印度各地考察，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不改常态。对于自己的装束，他后来曾解释说：“淡泊生活，志虑深远”；“腰布代表简朴，代表印度化。它代表着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环境等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特征”；“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地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苦同胞谋福利。”
甘地每天抽出半小时纺线，从不间断，同时他敦促同事们也这样做。每天的纺线成了一个宗教仪式，纺线时间成为祈祷和禅坐的间歇。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一项普通的纺线活动成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成为甘地领导和平革命的象征，成为民族团结和自由的标志。
正当甘地缓步推行其不合作计划时，阿里兄弟领导的哈里发运动却在急速发展。7月初，中央哈里发委员会由阿里兄弟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历史性决议，宣布“穆斯林如继续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或促旁人入伍，在宗教意义上皆系非法”。并宣称，“如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不能得到满足，则国大党阿赫米达巴德全会将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
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两天以后，孟买省督发表一项公报，宣称逮捕阿里兄弟及其同僚5人的原因是他们企图煽动印度军队叛乱。
10月1日，卡拉奇政府判处阿里兄弟及其被捕同行两年苦刑。
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运动的发展，甘地原定9月30日为完成抵制洋布的期限，并开始发动民事抵抗。为了表示对穆斯林战友的声援，甘地决定提早发动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9月21日，甘地剃光了头发，他认为这是一个哀悼的记号。10月4日，甘地在孟买召集各方领导人会议，并联名签署发表一项宣言。宣言针对政府逮捕阿里兄弟的理由，郑重宣告：无保留的言行自由是天赋人权。不管他批评的对象，是与政府合作或受雇于政府者，也不管是针对民政抑或军政部门，我们认为一个印度人竟去充任民政人员，特别是投身行伍，协助一个造成印度经济、道德、政治的堕落的制度，并使用军警镇压民族的愿望，以及使用部队摧残并未为害印度的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人的自由，这些都是违反民族自尊的。我们更认为，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这实际上是甘地不合作运动的更高发展：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10月5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孟买召开并通过决议，支持上述宣言。宣言在各地也一再重复通过。
因为这次行动，甘地终与他所崇敬倾慕的诗哲泰戈尔发生重大分歧。泰戈尔认为甘地这么干是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假自由的美名行毁灭自由之实。他要人们不要盲从，要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理智的斗争，“经济学家必须找出实际的解答，教育工作者必须教书，政治家去运用手腕，工人必须工作。……”从而公开地与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唱对台戏。
阿里兄弟的被捕、受审及被判刑2年的判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1月4日，德里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的孟买决议，授权各省自行负责，展开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包括拒绝纳税。
为防止群众的轻举妄动，甘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让他率先示范性地在古吉拉特的一个税区巴多里领导一次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对此，自然有人反对，认为应同时在各处发动运动，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一向奉行持久渐进的战略，每次行动都倾向于从小处着手，然后缓步推进，步步为营，直至迫使对手作出让步。所以在操作上，他不主张一开始就全面铺开战线。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定于11月17日——威尔士王子抵达孟买之日举行。当这位英国皇室贵宾到达时，除了少数人表示欢迎外，广大人民反应冷漠，而且成群的市民集中到帕里，参加焚毁洋布的示威。甘地当场宣布：他将赴巴多里亲自开展和平反抗运动。可能会有人民被军警扫射，但不管将来巴多里发生什么事，他要求孟买市民保持冷静。
可就在甘地演讲的时候，一些市民对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人施行报复。他们将那些人所穿的洋服和所戴的洋帽撕下来放火烧掉，还砸毁了酒店，焚烧电车和警察局，打死打伤警察。孟买的暴力行动，使正准备取道孟买去巴多里亲自指挥民事不服从运动的甘地，痛悔万分。当晚他便决定取消巴多里之行，并让儿子迪瓦达斯前往巴多里，让大家暂停一切准备工作。
次日，遭受攻击的一方，包括英印混血儿及犹太人，采取了报复行为，报复继之以反报复，使孟买陷入极度的紧张与混乱，局势的发展令人无法控制和预测。
甘地深感痛心，他为群众不能理解他的非暴力主张和良苦用心深感不安。这样下去势必打乱他的全盘计划。面对这些群众，他似乎又一次感到无计可施，不得不再一次使用他的致命武器——绝食。
11月19日，甘地正式宣布绝食的决定。“除了饮水以外，我将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直到孟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犹太人和睦相处，直到不合作运动者能与同政府合作的人和睦相处。”他还召回他的幼子迪瓦达斯，并公开宣称：如邻区再有暴乱发生，他的儿子将被当作“牺牲品”，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绝食使那些已丧失理智、陷入滥杀的人们逐渐恢复了平静，市区的秩序趋于正常。11月22日，甘地开始进食。但他自此决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度获得自治。
鉴于孟买市民的表现，甘地认为，在群众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时，群众性非暴力斗争不可操之过急。11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巴多里运动暂缓发动，同时关照各级党部，在征收义勇工作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时，一定要宣誓服从非暴力，且言行一致，并以此耐心劝告国民。
运动的松懈使政府有了喘息之机。11月19日，孟加拉政府宣布凡国大党及哈里发委员会下的各种义勇工作队均属非法组织，同时禁止举行政治性的会议。旁遮普、联合省、比哈尔及阿萨密各省省政府也接着颁布同样的命令。大规模的搜捕便接踵而来。正在阿拉哈巴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的联合省全体负责同志55人，被警察机构悉数逮捕，国大党主席达斯于12月10日被捕，其他知名领袖，如老尼赫鲁、阿萨德及小尼赫鲁等也相继被捕。孟加拉和联合省闹得很凶，在这些省里，不仅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和工作人员全部被捕，连一些穿戴甘地服饰的人也受到百般侮辱，有的义勇工作队员甚至被警察剥光衣服抛进泥池中，警察奸掳烧杀，无所不为，普通的志愿队员入狱的不计其数。对政府的高压，群众毫不畏惧，如在一些城市里，自愿去坐牢的人源源不断，有许多向来不参加国大党活动或任何政治活动的人，受了群众激愤情绪的感染，也坚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政府小职员，晚上下了班不回家，却走向监狱高墙；有时警车带了逮捕证去捉人，实际上带回的人数却比原来规定的多得多。监狱官对这种现象无所适从，后来他们也改变手法，只抓有名的工作人员。据估计，从1921年至1922年1月，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33万人。
残忍的高压政策也难以奏效，一些与政府合作的人相机而动，他们开始出面调解，如玛拉维亚建议总督与甘地谈判。当时，总督也希望威尔士王子的印度之行能有完满结局，他授意玛拉维亚先去与甘地谈条件，甘地的答复是：“政府若不悔悟，谈判必然流产。”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
大会期间主要有两派意见。玛拉维亚想要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建议召开一次圆桌会议，此案遭多数否决。多数代表对政府大肆逮捕爱国人士表示极为愤慨，建议对政府实施反报复。穆盟主席摩汉里建议修改党章中的奋斗目标与斗争路线，主张在政纲中正式标明独立的字样，遭否决后他又坚持与英国断绝一切关系。纵使哈里发问题获得满意解决，也不再和英国人合作。甘地认为这类建议不合实际，提议否决。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议案则获6000名代表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对政府的所有法律一概予以民事不服从，同时遵守非暴力原则。虽在政府禁令之下，亦当继续举行群众大会，并盼全印人民踊跃加入义务队，随时准备接受逮捕。”
大会授权甘地为“执行统领”，除变更全国的信条和与政府议和须获国大党同意外，甘地有权决定一切。
大会再次呼吁国民加紧手纺手织，宗教团结，禁酒，解除“贱民”。
当绝大部分的领袖已锒铛入狱后，依然自由的甘地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统帅。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加上锐利无比的笔锋与口才，坚强地支撑着这场运动。他在《青年印度》上不断刊登被捕者的名单，公布来自监狱的报道和呼声，连篇累牍地发布反暴檄文，传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谛。当时印度的天空尽管黑云压城，但人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明媚。
1月14日，玛拉维亚与当时已脱离国大党的著名领袖真纳，联名在孟买召集了一次各党派会议，讨论和解条件。不合作运动者以来宾而非代表资格出席。
玛拉维亚与真纳已准备好一份和解条件的草案，其中没有包括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穆斯林政治犯的条款，甘地坚持必须有这一项。大会接受并通过一项决议，以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哈里发政治犯作为举行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谴责政府的高压措施，吁请国大党暂缓民事不服从运动，以待与政府磋商，同时建议负责当局早日召开圆桌会议，解决哈里发、旁遮普及自治问题。
总督没有接受调解条件，甘地早已预料到结果会是如此。他激励人民加紧准备不可避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工作包括：登记新志愿队员，土布宣传，废除“贱民”，促成各教派与各阶级间的团结及加强非暴力教育。
1月29日，帕泰尔主持巴多里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得到甘地同意。1月31日，工作委员会在苏拉迭开会，训令其他各地应对巴多里运动合作，暂不发动集体的或个别的民事反抗，除非获得甘地的正式认可。2月1日，甘地向里丁总督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谴责政府对印度人民的迫害，要求政府恢复人民的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并限政府7日之内作出政策性宣告，否则将采取若干非暴力抵抗运动。
2月6日，政府发布公告，拒绝甘地所提各项要求。总督还坚持把镇压措施说成是孟买暴乱及不合作运动带来的结果。2月7日，甘地又向政府提出抗议，指出政府歪曲事实。
当甘地还在与政府唇枪舌战时，人民早已按捺不住。一些地方的暴动已先期而起。2月5日，在联合省哥拉克坡区的一个小村乔里乔拉村，村民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射击，弹尽后退出警署。愤怒的群众纵火烧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员丧生。这则新闻直至2月8日才被当时正在巴多里指挥运动的甘地获悉，甘地惊愕之余，立即作出反应，决定取消集体民事反抗计划，撤回对政府的最后通牒。
2月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撤销这一计划，他还决定从12日起绝食5天以自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屈于甘地的压力，最终决定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性的建设性工作。就这样，人民期盼已久、甘地和国大党为之精心准备多时的大规模集体抵抗运动流产了。2月24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德里举行会议，在一片灰心失望与反对抨击声中，巴多里协议经过些许修改后获得通过。这次大会的一个保留意见是如国大党省党部同意，即可开展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对于甘地的突然中止运动，国大党著名领袖差不多都表示愤慨与不满。如老尼赫鲁、拉吉佩迭·雷及其他诸领袖均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反对他的决定。当时在狱中的尼赫鲁对此万分苦恼，他说，“尽管乔里乔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3亿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还能斯斯文文呢？即令我们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们运动中来的暗探及内奸采取暴力行动或煽动别人从事暴力行动，我们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败。”
可是，甘地却不这样认为。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上说：“神对我充满仁爱。他曾三度警告我：在印度坚持非暴力与真理以展开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说，应是温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时又是出于爱心的，永不伤害他人的。”“而乔里乔拉事件是前车之鉴。它显示如果防范稍一疏忽印度很容易铤而走险。如我们不要在非暴力中卷入暴力的漩涡，则我们应赶紧止步，重建和平空气，重订方案，不要再想发动集体民事反抗之事，直到我们确信和平业已取得。”
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甘地停止不合作运动并不只是乔里乔拉事件，可能有他不肯承认的理由。如尼赫鲁就认为乔里乔拉事件只是导火线。他的依据是甘地做事往往凭本能，那个时候，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组织，纪律正在消失中，如果运动继续下去，若干地方必然发生暴力行动，政府则会用血腥手段加以摧残，建立恐怖统治，而使人心涣散，意志消沉，从根本上扼杀运动，所以甘地才会断然中止这项运动。
但不管怎么说，突然中止不合作运动大大挫伤了群众士气，使几个月来一直被运动弄得焦头烂额的政府第一次有了主动镇压运动的机会。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当即宣布：“如果因为帝国的生存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在印度履行责任时受阻就误以为英国将从印度撤退而提出要求，则印度对世界上最坚决的民族所提的挑战，决不能获胜。且吾人将必以所有的决心和力量，再度答复挑战。”保守党的发言人贝铿赫德爵士警告印度：“英国并没有丧失‘骨气’。”
甘地在他认为形势不利时可能进行妥协，但他不会屈服于暴力。2月23日，他在《青年印度》上以《摆脱魔神》为题，撰文回答英国人的挑战。他说：“贝铿赫德爵士已提醒我们，英国人没有丧失‘骨气’，孟太古更坦白指出英国人是世上最有决心的民族，决不容任何人干预其目标。可贝铿赫德爵士及孟太古都很少知道，印度早已准备好了，试一试越洋而来的所有英国人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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