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咖啡炊具在微火上徐徐加热。除政治之外，这位性格刚毅的印度人酷爱咖啡。有时为了能够喝上一杯芳香扑鼻的咖啡，他不惜步行数公里的路程。
一位身材矮小、性格开朗的人来到客人中间。纳拉扬·阿卜提行年三十四岁，是戈德森的合股人，身任《印度民族报》董事长职务。但是，两位合作者在各方面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在服饰打扮方面。纳图拉姆·戈德森平日身穿普通的衬衫和马拉塔人①的土布拖地，拖地的下摆披在髋部；纳拉扬·阿卜提喜欢身着漂亮的本色粗呢西服，下面穿一条灰色法兰绒西裤。他们两人的气质同样不同。戈德森暴躁鲁莽，口快爽直；阿卜提左右逢源，老于世故。阿卜提开始谢顶，已经暴露出头顶的前部，在卷曲的发丛衬托下，颈背和傲慢的面部显得尤为突出。他常常面带笑容，似笑非笑。他的那双又黑又大、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每当和别人交谈时，他常常盯着对方的面部。他的一位朋友说：“阿卜提简直是用眼睛说话，当他的眼睛说话时，周围人都在倾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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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度西部一民族。
阿卜提善于交际，应付裕如，而戈德森则性情孤僻，落落寡合。阿卜提具有策划和导演的天才。当诸位宾客喝完咖啡后，他用手击掌，请求大家安静下来。仿佛一位董事长在股东大会上作总结报告一样，他在讲话中回顾《印度民族报》的历程，然后宣布他的合作者向大家发表讲话。戈德森举止呆板地走上前去，犹如一位男高音歌手胆怯地注视着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
戈德森刚刚开始演讲时，一扇窗户从小院的一座楼房的四层楼上打开。随后，一个身影小心翼翼地出现在窗洞旁。这是便衣警察的身影。八月十五日以来，浦那督察局一直在秘密监视该城印度激进分子的活动情况。所有极端分子的情况已经列入刑事调查部的卷宗。阿卜提的档案卡片除了记载有关基本情况外，上面注有如下意见：“此人系可疑危险分子。”戈德森慷慨激昂，讲话一开始即涉及到自从蒙巴顿宣布分治以来使他坐卧不安的重大问题：甘地的态度，国大党的立场和国家分治。
他声嘶力竭地叫嚷：“甘地曾经公开宣称，印度只能踏着他的尸体一分为二。现在印度已经惨遭分割，但是甘地仍然活在人间。”
“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将手无寸铁的印度教徒置于敌人的魔掌之中。今天，印度难民正忍饥挨饿，奄奄一息，然而甘地却维护穆斯林压迫者。印度妇女宁愿焚身自殉也不愿遭人奸污，然而甘地却声称，‘受害者乃胜利者也’。受害者中可能有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已被肢解，成群的秃鹫正在撕吞她的躯体。光天化日之下，印度妇女惨遭蹂躏。但是，面对上述暴行，国大党的懦夫们居然无动于衷。这种局面持续到何时才能结束？我们究竟能忍受到何年何月？”
戈德森结束演讲时汗流涔涔，全身微微颤抖。他的讲话激起雷鸣股的掌声。三个世纪来，浦那城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摇篮，因而戈德森的演说自然而然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浦那的英雄人物西瓦吉出生在周围的山岭地区，曾经进行过无情的游击战反对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的统治。游击战的领导人被誉为“帕什瓦”，意即“领路人”，是经过“烈火清净”的一小撮婆罗门贵族阶层。他们的反抗运动一直延续到一八一七年英国征略印度。后来，一大批反抗者继续高举印度民族主义的火炬，在甘地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他们当中有伟大的先驱者提拉克。
如今，浦那城的印度宗教狂们崇拜一位新的偶像人物，把他视为西瓦古、“帕什瓦”和提拉克的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十一月一日晚上，这位偶像人物没有出席在《印度民族报》院子里举行的会议，但是，当电影放映机把他的跳跃的身影投射到墙上时，一片崇敬的低语声掠过整个会场。墙上映出的形象模糊不清，说话声音嘶哑刺耳，但是素有“勇士”称号的维纳耶克·达摩达尔·沙瓦迦尔，仍然不失为一位颇具慑服力的人物。
沙瓦迦尔的鼻端架着一副铁边眼镜，一股魔鬼似的光芒在镜框后面闪烁发亮；他面部无须，颧骨高耸，双唇充满肉感，每当他咧嘴狞笑时，嘴唇的肌肉向后收缩。他酷似古代印度的苦行僧。他光着脑袋，头戴一顶黑色圆柱形无边圆帽。这一装束已经成为他的象征。他吸毒成瘾，同时也是一位同性恋狂，但知晓此事的人寥寥无几。
沙瓦迦尔能言善辩，他的追随者对他推崇备至，称他为马哈拉施特拉的丘吉尔。在浦那和孟买的世袭地盘，他赢得的支持者超过尼赫鲁的追随者。同印度主要领导人—样，沙瓦迦尔也来自伦敦律师事务所。但是，他在法学圣地所学到的东西，与印度主要领导人的收获截然不同。他依赖暴力，尤其是仰仗政治暗杀手段得以苟安。
沙瓦迦尔因杀害一位英国高级官员于一九一○年在伦敦被捕，后被遣返印度听候审判。途中，他从客轮上逃跑，最后泅水抵达马赛港口。被法国驱逐出境后，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关押在安达曼群岛的苦役犯监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沙瓦迦尔根据一项政治大赦令获释出狱。自那时起，他曾经亲手策划暗杀旁遮普省省督的活动，同时企图杀害孟买省省督。但是，他从安达曼群岛的流放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巧妙地在他本人和刺客之间施放层层烟幕，致使警察局难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沙瓦迦尔始终顽固地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政治主张，反对甘地和国大党宣扬的非暴力学说。他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徒统治的国家，宣扬印度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念念不忘重温昔日的美梦，妄图在从印度河之滨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之间的大片土地上，重新建立大印度帝国。在他憧憬的印度社会内，他憎恨穆斯林，不允许他们占有一席之地。
沙瓦迦尔曾两次主宰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②的命运。但是，这位宗教狂尤其热衷于发展“印度教大会”的法西斯准军事团体——国民公仆团。该组织的核心机构是秘密社团“印度民族集团”，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由沙瓦迦尔在浦那城亲手创建。沙瓦迦尔享有“狄克推多”③的称号，“印度民族集团”的所有成员向他发誓效忠。除了盲目服从外，种姓这一强大特殊锁链、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纽带，将该组织的首领与其成员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民族集团”的成员们出生于浦那城的婆罗门世家，是西瓦吉统治时期“帕什瓦”们的经过“烈火清净”的继承人。不言而喻，《印度民族报》的两位领导人纳因拉姆·戈德森和纳拉扬·阿卜提属于这一小撮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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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全称“印度教大斋会”。一九二三年由洛·提拉克（一八五六——一九二○年）创建。其早期主要理论家为沙瓦迦尔（一八八三——一九六六年）。该社团主张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一个以印度教统治的国家。一九二五年建立准军事团体“国民公仆团”（又译国家义勇团或国民志愿团），一九五一年部分成员另立“人民同盟”。
③即独裁者。
有关沙瓦迦尔的影片放映后，会场沉浸在一片虔诚的寂静气氛之中。这位印度教救世主在银幕上短暂出现时，整个晚会进入高潮。随后，戈德森和阿卜提走向轮转印刷机，此刻他们清楚，他们的报纸代表了沙瓦迦尔在好斗的印度教大本营内的声音。在诸位宾客的热烈欢呼声中，两位合作者站在一起，拍照留念。然后，两人兴高采烈地一齐用食指按动控制电钮。
轮转机开始印刷报纸时，参加小型集会的人纷纷离开会场。戈德森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谴责甘地和国大党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时，监视晚会的警察准备离开观察点，突然他的视线发现一位男子正在院子的一隅和阿卜提高谈阔论。他对此人了如指掌，因为和阿卜提一样，他的档案材料卡片上注有“可疑危险分子”的字样。这位客人跋涉一百公里的路程，前来参加《印度民族报》新社址的落成典礼。此人名叫维斯努·卡卡雷，是艾哈迈德纳加尔客栈的老板，马丹拉尔·帕瓦向穆斯林列队投掷一枚手榴弹后，曾经得到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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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刚刚启动崭新轮转印刷机的年轻合股人，具有共同的强烈政治信念，同时由于出生在婆罗门种姓家庭，因而跻身印度社会等级的顶峰。婆罗门垄断了祭祀仪式和启示圣书吠陀经的知识，吠陀经打开了通向最纯洁和富有浓厚宗教色彩知识的道路。为了充分发挥这种崇高的作用，婆罗门原来不得从事其他职业。不少人为此离群索居，从事梵志④生活，以期达到超脱，否则难以达到“梵我同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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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宗教名词，意即从事修行的婆罗门。
⑤宗教名词，意即获得解脱。
据传，婆罗门像鸟一样可以出生两次⑥。鸟儿第一次出生在下蛋期间，第二次出生时离开蛋壳。和小乌一样，婆罗门首先来到人世间，然后在十二三岁那年，再一次获得新的生命。这时，他们接受入法礼⑦以及一条祝圣圣带。十二岁那年，纳图拉姆·戈德森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当时他的父亲和数名高唱经文的婆罗门祭司，在他的颈项周围和左肩上斜挂一条细薄的棉制饰带，从而把他与其他婆罗门以及他的祖先们联系起来，并通过他们与创造神梵天连结在一起。在人口众多的印度，仅有不足百分之五的人属于这一“最胜种姓”。举行入法礼后，年轻的戈德森被禁锢在无穷尽的法规和特权的桎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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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婆罗门教认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大种姓有权拜神和礼诵吠陀，因此他们属于再生族，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
⑦再生族为进入婆罗门教四期之第一期而举行的仪式。举行入法礼标志一个人正式成为婆罗门教徒。各种姓入法时间不同，婆罗门为八至十六岁。如不在此期限内举行，就丧失再生族的特权。
这里所说的特权，不是经济方面的特权。戈德森的父亲是位邮递员，每月薪水仅仅十五个卢比。但是，这位地位低微的职员按照正统的印度教传统思想，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对儿子的培养教育上。从孩提时代起，在他身披饰带前，纳图拉姆每天必须学习、敬诵用梵文编写的印度教圣书的经文。
象大多数正统的婆罗门一样，纳图拉姆的父亲奉行素食。他从来不和非婆罗门一起进餐。每次进餐前，他净洗双手，穿上事先洗好的干净衣服，衣服不得和任何不洁的东西接触，诸如驴、猪、或者月经期的女性。当他正在进餐时，如果一只狗、—个孩童、或者一位不可接触者触碰了他的衣服，那么他会立即停止进食。按照传统习俗，每当吃饭时，他按照顺时针方向⑧，小心翼翼在盆子周围洒上数点水，把一份分发给鸟儿和穷人的食物放在一旁，然后用右手抓饭进餐。他吃饭时从来不阅读书籍，因为墨水同样是不洁的东西，同时一心不能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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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确切地说，按照地球自转方向。——原注
这种令人窒息的宗教生活环境，完全适宜于年轻的纳图拉姆，因为从童年时代起，他已显露出对神秘主义的强烈爱好。十二岁那年，纳图拉姆开始笃信一种奇特而濒临消亡的宗教，他的全家人为之大为惊愕，他用新鲜牛粪涂抹在墙上，然后把油和烟炱搀杂一起，摊在一只圆盘上，最后把盘子靠放在墙壁上。随后他点燃一盏油灯，摇曳的灯光在牛粪、油和烟炱的表面上投下一层阴影。这时，年轻的纳图拉姆呆坐在这幅奇特的画面前，深深陷入难以理解的遐想之中，仿佛从中发现过去从未目睹或者阅读过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图像和字母。鬼魂离身后，他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无印象。纳图拉姆的家庭相信，他对油和烟炱神秘符号的辨认能力说明，来日他一定会福星高照。但是，纳图拉姆在青少年时期的表现使他的家庭大失所望。他在学校里连连落第，走出校门后也无固定职业，先后干过商品仓库钉箱工、水果推销员和停车场修车胎的工作。后来他跟随一群美国传教士，总算学了一点真正职业——裁缝。直至一九四七年，他仍然从事裁缝行当。
事实上，惟有政治能激起纳图拉姆·戈德森的热情。年轻时代，他曾为甘地发起的社会改革运动激动不已，同时由于聆听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呼吁第一次被捕入狱。一九三七年，纳图拉姆抛弃甘地，投靠另一位思想家、教祖，一位和他同样经过“烈火清净”的婆罗门——“勇士”沙瓦迦尔。
任何政治领袖从未有过如此全心全意、忠诚不渝的门徒。戈德森跟随沙瓦迦尔走遍印度的各个角落，对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甚至不惜承担最卑贱的工作。在这位好斗的印度教先知的监护下，戈德森最后终于成熟起来，实现了少年时代辨认烟炱油墨时默默立下的誓言。他以疯狂的热情投身到学习和阅读书籍之中，并将学到的一切与沙瓦迦尔在印度属于印度教徒的学说中所宣扬的种族至高无上的教理联系在一起。
此后不久，戈德森显示出超人的论战和演说才华。他对教祖的思想如癫似狂地顶礼膜拜，很快在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九四二年起，在这位以正统教义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的心目中，他所崇拜的诸神已经不再是梵天、湿婆和毗湿奴，而是一大批亡灵和尚武好斗的偶像人物，他们曾经发动印度教徒反对莫卧儿王朝和英国人的统治。戈德森从此抛弃了童年时代崇拜的神殿，全身投入到新型的古老圣堂的怀抱之中：极端主义社团“国民公仆团”的指挥部。
在“国民公仆团”的指挥部内，纳图拉姆·戈德森结识了纳拉扬·阿卜提，两人很快合伙结帮。根据沙瓦迦尔的倡议，他们于一九四四年创办了报纸，后来发展成为印度中部一家最激进的刊物。该报由于支持沙瓦迦尔和民族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一九四七年七月三日组织的“黑暗日”，抗议分治计划，后被孟买临时政府暂时封闭。
该报两位搭档扮演的角色；完全表现在他们不同的个性上。阿卜提是位商人、董事长和销售者，而戈德森是位思想家、作家和演讲家；阿卜提性情随和，处事灵活，随时打算与人签约，以便从中多捞几个卢比，而戈德森则生硬刻板，对待伦理道德问题从不妥协让步，仿照沙陀的传统习俗过着苦行僧生活。他居住在他的裁缝店旁边的一间陋室内，屋内的惟一家具是一张用绳子编织的吊床。每天早晨五点三十分，当浦那市政局打开供水节流门，他的洗脸间的流水突然发出哗哗响声时，这时戈德森才醒来起床。
与此相反，阿卜提寻欢作乐，恣意享受。只要他手头有所积蓄，他马上会到孟买城内第一流裁缝店制作一套西服。他喜欢佳肴珍馔和陈老威士忌，广而言之，他向往人世间的一切乐趣。戈德森放弃信奉印度教，全心全意地拥戴他崇拜的偶像沙瓦迦尔的政治主张，而享乐主义者阿卜提则终日出入庙宇，求神拜佛，祭祀诸神。他喜欢的科学是占星算命和查看手纹。
戈德森虽然不遗余力地宣扬暴力，希望以此唤起印度人民的觉醒，但是他不敢看一眼殷红的鲜血。一天，他正驾驶阿卜提的破旧福特牌汽车，突然有人招呼他停下车，请求他把一位受重伤的孩子送进医院。“请你们把孩子放在后座上，”他痛苦地低声说道：“因为看到血后我会昏倒的。”相反，戈德森酷爱阅读佩里·梅森的侦探小说，喜欢看暴力和惊险影片。晚上，他经常花上一个卢比走进浦那城的国会大厦电影院，专心致志地欣赏阿尔·卡波内⑨在影片《一张带伤疤的脸》⑩中所表现的惊人才能，以及《冲锋陷阵的轻骑队》中的骑士们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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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阿尔·卡波内（一八九五——一九四七年），美国禁酒期间（一九一九——一九三三年）的走私酒贩和臭名昭著的强盗。他的罪行成为美国惊险小说和影片的素材。
⑩美国惊险影片，一九三二年由霍华德·霍克斯（一八九六——一九七七年）导演。影片记述了强盗阿尔·卡波内的一生。
阿卜提经常出入社交界，相反，戈德森回避与上流社会接触，因为这种生活常常使他感到无所适从。戈德森的朋友寥寥无几。他对此解释说：“我执意孤独一人地埋头工作。”尤其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态度大相径庭。无论工作如何紧急繁忙，阿卜提从不放过任何寻花问柳的机会。婚后他有一位畸形儿，他从中得出结论，一定是“邪气”玷污了妻子的洪福。从此他与妻子断绝两性关系，恣意到处偎红倚翠，宿柳眠花。在艾哈迈德纳加尔城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他曾多年担任数学教员，然而他更热衷于向年轻学生灌输伽摩⑾的色情媚姿。阿卜提英姿挺秀，眼睛媚人，恰是一个沾花惹草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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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印度教中的爱神。
与阿卜提相反，戈德森厌恶所有女性。除了母亲之外，他不愿意和任何女性呆在一起。很久以来，他已放弃了长子的权利，并且离开了家庭，以便摆脱和弟媳们相处时带来的痛苦。一天，戈德森因患急性偏头痛被送进了浦那医院，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当他看到一位女护士时，他立即头包床单，落荒而逃，决不让女人的手触碰自己一下。虽然他如此厌恶女性，但是在他的笔下，“奸污”和“阉割”二字经常出现，用来描述旁遮普省的暴力行径。
二十八岁那年，戈德森立下禁欲誓言，并且放弃了任何形式的性生活。自那时起，他始终忠于自己的诺言。据说在他发誓禁欲之前，仅仅经历过一次性生活，那次是和他的启蒙教师、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勇士”沙瓦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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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尼帕特是座小城市，位于新德里东北九十公里的地方，过去莫卧儿征服者曾在这里进行过三次重大战役，打开了通往印度京城的道路。今天，这座城市再次成为入侵者的终点站：贫苦潦倒、背井离乡的难民大军乘坐火车，源源不断地从巴基斯坦向印度方面逃亡。
火车站上到处挤满了难民。十一月末的一天晚上，站长、印度教徒达维·杜塔突然看到一帮怒不可遏的锡克人从尚未停稳的火车上跳下，一边挥动弯刀向一位穆斯林猛扑过去。站长疾步上前援救这位不幸的人，厉声向闲事的锡克人喝道：“不许你们在我的车站上杀人行凶！”当时，这位遵守规章制度的官员的惟一念头是救人。锡克人遵命了。他们把受害者拖到候车室的后面，割下了他的头颅。随后，锡克人一窝蜂似地拥向帕尼帕特城的穆斯林居住区。
一个半小时后，圣雄甘地乘坐汽车来到这里，今天惟有他能够拯救帕尼帕特城的穆斯林免遭一场大屠杀。加尔各答的救世主认为，如果能在一度印度城市中完好无损地保留下穆斯林居民，这件事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在甘地的心目中，如果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和袄教徒能够和睦友好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他理想中的印度。
甘地向聚集在车站两旁的锡克难民走去，他身边没有任何保镖护卫。
“请你们拥抱一下这座城市的穆斯林，你们要主动请求他们留下来。你们不能让他们回巴基斯坦。”甘地对锡克难民说道。
顿时，甘地的呼吁激起一片敌视的叫喊声。“难道是你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吗？难道是你的孩子被他们杀害了吗？”一些难民高声叫嚷道。
“是的。”甘地回答说：“是我的妻子被他们强奸了，是我的儿子被他们杀戮了，因为你们的妻子也是我的妻子，你们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甘地发表讲话时，数不清的弯刀、大刀和长矛在冬天的苍白太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些制造暴力和埋下仇恨种子的工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甘地长叹一声说道。
甘地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帕尼帕特城的大街小巷。穆斯林走出设置街垒的居民区，潮水般地拥向集市广场，在那里，市政当局急忙搭起一座小平台，同时为临时举行的祈祷台架起扬声器。随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也来到了广场。正像两个半月前开斋节⑿期间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会礼一样，帕尼帕特城的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群众，个个凝神屏息地聆听老人演讲，期望这次能够再一次出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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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阿拉伯文“Id al-Fitre”的意译，音“尔德·菲图尔”。伊斯兰教重大节日。该教规定穆斯林在希吉拉历九月内斋戒，斋月最后一天寻看新月，见月的次日即行开斋，为开斋节，并举行会礼和庆祝活动。
奇迹终于降临了。聚集在火车站上的难民们也来到了广场，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聆听甘地演讲。甘地使用演说这一唯一的武器，与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对峙，他讲得口干舌燥，不时停下来清清嗓子，好似阵阵抽噎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在讲话中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正是这一理想使我们所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成为我们印度共同母亲的儿女”。甘地用整个心灵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们，恳求他们决不能让暴力和复仇的幽灵侵袭他们的身心。正如过去他多次向他的国家的贫苦大众所宣扬的那样，他请求难民们在当前的不幸中寻求未来胜利的希望。
一片同情、友善的气氛开始笼罩在会场上空，人群随之活跃起来。会场的各个角落，锡克人向穆斯林伸出友好之手，穆斯林也拿出被褥或背心，送给在冬季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的锡克人。一些穆斯林把糖果分发给难民们的孩子们。
两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出动，把甘地高高抬起，在一片欢呼声中向汽车走去，然而刚才他曾在这里遭到冷遇。但是，帕尼帕特城的胜利有始无终。不言而喻，甘地的干预拯救了数以千计人的生命，但是并没有完全根除穆斯林居民的恐惧心理。不到一个月，印度最古老的穆斯林团体之一的二万名后裔，最后终于决定离开故土，向巴基斯坦境内逃难。他们动身那天，甘地心情痛苦地说道：“伊斯兰教丧失了在帕尼帕特的第四次战役。”
同样，甘地在这次战役中也惨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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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蓄有黑色胡须的沙陀，身披桔黄色拖地，正在和《印度民族权》的董事长纳拉扬·阿卜提交谈。这是一位冒牌沙陀。在沙陀服饰的掩护下，武器经销商迪甘巴尔·巴德热从事非法活动。伪装的沙陀，以其累累罪行在浦那地区家喻户晓。十七年来，他因非法携带武器、持械抢劫银行和谋财害命等罪行，曾经三十七次被拘留。但是，由于缺乏确凿证据，警察局始终未能对他起诉判刑。一九三○年，迪甘巴尔·巴德热因参加甘地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和砍伐当局保护的森林，被拘留达一月之久。
在一小书店的掩护下，巴德热在浦那城开设了一座地下武器商店。店铺后院内藏匿各式各样的武器，其中有土法制造的炸弹、弹药、炸药、匕首、十字镐、弯刀和老虎爪形工具，总之，这里有旁遮普刽子手们通常使用的各种杀人用具。闲暇时刻，巴德热和他的年迈父亲从事—项奇怪的副业——编织中世纪的骑士们披戴的防弹锁子甲——深受职业刺客、破坏工团组织的人和满腔狐疑的政客们的欢迎。
《印度民族报》的董事长是假沙陀的老顾客。六月份以来，阿卜提向假沙陀购置了价值三千多卢比的各类武器，因为他一直忙于策划、组织阴谋活动。其中一项阴谋旨在穆斯林联盟在新德里召开会议期间，用手榴弹暗杀真纳。后来，阿卜提获悉，巴基斯坦之父打算赴日内瓦，因而决定前往瑞士铲除真纳。但是身患疾病的真纳没有离开巴基斯坦，阿卜提为之大失所望。最近他来到了海得拉巴，准备在那里发动游击战争，研究暗杀尼查姆的方案。
“我现在另有打算，准备大干一场。我需要手榴弹和爆炸子弹，尤其需要手枪。”阿卜提向假沙陀悄悄耳语道。
巴德热沉思片刻。眼下他手头没有这批武器，现在要弄到手枪并非易事。但是他决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
“请您再耐心等一等，”巴德热建议说。“年底前我一定会弄到这批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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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圣雄忠实的秘书普雄雷拉尔·纳亚尔披露，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的日子里，甘地好像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帕尼帕特城的穆斯林大批出走的悲剧，使他痛心疾首，肝肠欲断。现在，他的战友们登上了他们长期追求的政权宝座，甘地隐约感觉到，一堵心理上的障碍在他与他昔日领导进行独立斗争的人们之间高高耸起。他暗自思忖，他继续呆在他竭尽全力为之解放的国度里究竟有何用处，甚至可能会使他人尴尬难堪。
甘地常常这样质问自己；“既然印度现在不需要非暴力学说，难道它尚需要我吗？”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印度领导人某天公开宣布说，“我们讨厌这个老头子，为什么他还不让我们安静一会？”那时，他对此绝不会感到意外。
甘地等待这天到来，丝毫无意给予昔日的战友们任何喘息机会。他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们活活饿死。甘地揭露他们“迷恋西方社会的科学进步和经济方面的成就”。他批评尼赫鲁独揽大权，梦想以此推动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前进。甘地告诫人们说，人民大众犹如“一群温顺的绵羊，它们指望牧羊人为他们寻找良好的牧场。但是牧羊棍往往变成铁棍，而牧羊人则变成豺狼”。
甘地经常这样说：你们需要当心，“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我的亲爱农民的利益”。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局面，他建议将专家治国论者派往乡村，“让他们在农夫洗澡、牲畜打滚、饮水的池塘内喝水，强迫他们在灼人的太阳下弯腰劳动，耕耘不止。只有这样，他们可能会理解农民的不安心情。”
从此以后，印度领导人一意孤行，不愿征询年迈先知的意见，同时后者遇事也不与印度领导人商议。十二月的一天，先知召见了孟买城的一位实业家，这个人曾在甘地最后一次走出英国监狱的大门时接待过他。甘地委托他一项使命，但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情况，甚至不能向尼赫鲁或帕泰尔披露。任务旨在准备实现甘地数星期来酝酿的梦想。
“请您到卡拉奇去一次，为我访问巴基斯坦作好安排。”甘地说道。
这位实业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您的想法着实荒唐。”实业家说道。“如果您将计划付诸实施，那么您一定会遭人暗算。”
“任何人不能缩短我的生命，即使是一分钟也好。我的生命属于神。”甘地回答说。
但是甘地认为，在进行新的游说活动之前，他必须再次努力恢复印度的平静。他痛苦地想道：“如果烈火继续燃烧，火势四处蔓延，那么我有何颜面去会见巴基斯坦人民？”
新德里城的动乱日益严重，甘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忧虑不安。京都的穆斯林固执地声称，惟有甘地和他们呆在一起，他们的人身安全才能得到保障。警察队伍里新增加了不少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难民，他们对穆斯林怀有刻骨仇恨。来自旁遮普农民大军中的其他幸存者，每天占领穆斯林的清真寺，或者洗劫他们的家舍。
现在，独立印度的京都的平静局势，完全取决于武装力量，而不是仰仗印度人民的“心灵力量”，甘地为此感到心灰意冷，大失所望。他日益陷入深深的默想之中。这说明他即将采取重大决定。随着岁末日益临近，甘地的心境越发变得忧郁凄凉。
一天晚上，甘地对一群英国来访者说道：“随着岁月流逝，人们往往粗暴地抨击先知们，然后为他们修建庙宇，以示纪念。今天，我们大家对基督顶礼膜拜，然而昨天，我们却把他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甘地的行动准则效法于孔子的下述古老格言：“见义不为，无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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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肺部X线照片上，黑色斑点正在无情地向四处扩散。几个星期来，巴基斯坦之父显示出超人的毅力，好像暂时控制了不断吞噬他的躯体的肺结核病。他的梦想业已实现，他为此付出的过人毅力突然使他失去了充沛活力，疾病随之再次恶化起来。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天，真纳离开卡拉奇，前往拉合尔作短暂放行。据英国E·S·比尼上校后来回忆说，“真纳动身时约有六十岁，但五个星期后返回卡拉奇时，他好似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在拉合尔逗留期间，他常常因咳嗽和发高烧而筋疲力尽，几乎终日卧床不起。
随着真纳日益感到精力不济，一股不堪言状的烦恼好像不时缠绕着穆斯林领导人。他愈来愈郁郁寡欢，形影相吊，对待周围人越发冷漠，小心翼翼地紧紧抓住最高领导权，好像在生命垂危时刻，他绝不忍心将其最终实现的事业的命运交给他人。真纳病笃卧床不起时，一叠叠文件堆放在他的办公室，等待他亲自批阅审定。他对别人的批评意见过分敏感。比尼在日记中写道：真纳好像“一个孩童，他虽然得到了月亮，但不愿意把它借给他人，即使是片刻工夫”。
更有甚者，一种难于言状的念头常常困扰着真纳。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在国民大会党内，他的印度教徒宿敌决计阻挠巴基斯坦繁荣昌盛，同时力图在他身后摧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旁遮普、朱纳加德以及其他地区，他隐约看到印度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政治活动，企图驱散分治带来的希望。致命的打击终于在十二月中旬发生了。印度公开宣布，只要克什米尔问题得不到解决，它拒绝拨给巴基斯坦五亿五千万卢比。按照独立前双方达成的财政分配协定，印度本该当偿还这笔拖欠的款项。印度声称，此举旨在阻止巴基斯坦用这笔钱购买武器，以便在克什米尔地区屠杀印度士兵。
印度采取的立场，使其纳的处境岌岌可危。当时，巴基斯坦国库空虚，濒临破产。因此，它不得不削减政府官员们的薪俸。此后不久，巴基斯坦之父再次受辱。为了包租飞机运送难民，巴基斯坦政府付给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一张支票，由于它在银行的存款短缺，不久支票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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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路易斯·蒙巴顿和莫汉达斯·甘地于一九四七年春天在新德里的皇宫内举行重要会晤以来，印度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他们两人好似掌握着四亿人的前途命运；现在，历史在前进的步伐中已不需要他们。应急委员会已经解散，前副王通过它曾使英国在印度暂时重新掌权。前副王本人也成为受宪法支配的国家元首，他掌握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印度领导人的亲密关系。
年迈的先知坐在沙发上，像平日一样，赤裸的双脚蜷缩在拖地的下摆下面。他神色忧伤，万念俱灰，面部至今仍然残留着他的国家遭受的种种苦难的痕迹。他的理想遇到大多数支持者们的拒绝，他的教诲受到不少同胞们的怀疑，他好像一艘遇难船只的残骸。汹涌的浪潮把它抛向海滩。
印度分治虽然使甘地心痛欲裂，五内俱焚，但他对英国海军上将的好感却与日俱增。圣雄意识到，独立以来，只有蒙巴顿一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几个星期前，当路易斯和埃德温娜乘坐飞机返回伦敦，参加伊丽莎白公主和他们的侄子菲利普亲王的婚礼时，甘地向他们表示了感人至深的友情。约克MW102专机除了满载印度前各土邦王公们赠送的象牙雕刻、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小巧精制的艺术品、银质器皿和各种首饰外，还有印度的大救星馈赠给新娘的礼品，后来某天，这位年轻女人带上了维多利亚女皇的王冠。礼物是一块用甘地亲手纺织的棉线编织成的台布。
圣雄深信蒙巴顿在政治上廉洁正直。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蒙巴顿担任总督职务，印度政府决不能肆无忌惮地作出有损于国家荣誉和利益的事情。
甘地的看法颇有道理。最近四个星期来，蒙巴顿勋爵使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崇高威望，维护圣雄为了国家的前途所采取的重大行动。首先他竭尽全力，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展开一场全面战争。为了使印度同意将两国之间的冲突提交联合国讨论，他不惜置与尼赫鲁的友谊于不顾。他甚至建议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亲赴印度，实地仲裁两个自治领地之间的争端。他反对印度政府拒不偿还给巴基斯坦五亿五千万卢比的决定。蒙巴顿认为，如果印度拒绝偿还这笔款项，处于破产中的真纳可能被迫走投无路，或者挑起一场战争。不管印度如何为自己辩解，此举违背道义和国际准则。这笔款项属巴基斯坦所有。拒绝偿还意味着抢劫。但是，蒙巴顿的论据始终未能动摇尼赫鲁和帕泰尔的决心。他们根本无意将这笔用来为克什米尔战争提供资金的款项转交给巴基斯坦，以免在经受严重创伤的印度公众舆论上火上浇油。
甘地突然变得兴奋起来，用细弱的声音宣布他至今尚未向尼赫鲁、帕泰尔以及任何其他同伴们披露过的打算。他解释说，数星期来，新德里的穆斯林朋友们恳求他，希望能够听听他的意见：他们究竟应当留在印度，冒着被人屠杀的危险？或者应当放弃斗争，逃往巴基斯坦？甘地常常回答说：“你们应当留下来，即使有生命危险。”但是，目前危险已明显增长，他不能再坚持上述意见。因而他决定再次进行绝食，如果需要的话，他将一直持续到死亡，“以便新德里各教派团结一心”，“出自内心而不是被迫地”消除对立，实现和解。
总督闻此大吃一惊。他心里明白，和甘地讨论此事无济于事。他无限敬佩这一坚强意志产生的、“建立在终生的信念和决心的基础上的勇气”。
“我想，这是极其崇高和令人敬佩的牺牲。”总督回答道：“我非常钦佩您，我相信您会在别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路易斯·蒙巴顿说这番话时，一个念头在脑海里翻腾。绝食这一新的挑战，即将赋予年迈的圣雄一件威力无比的精神武器。在他行将就木之际，甘地可能会对印度政府产生任何其他人难以施加的影响。尼赫鲁和帕泰尔已经拒绝了总督的建议，但是他们将被迫对躺在比尔拉寓所草垫上的奄奄一息的甘地作出让步。
甘地认为，印度拒绝支付本来应当属于巴基斯坦的款项，是件极不体面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府出自内心立下契约，那么他无权自食其言。此外，甘地希望印度为全世界树立品德高尚的典范，期望它在全球范围内发扬“精神力量”的巨大威力。他不能容忍印度在诞生伊始，因这一卑劣行径而使自己成为罪人。甘地的绝食超过过去历次绝食的意义。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仅仅为了使新德里城恢复平静，同时为了维护印度的声誉。甘地提出，印度必须履行对巴基斯坦许下的诺言，以此作为他结束绝食斗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现在，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忠告，但是，一旦绝食开始，他们会对我满口允诺。”甘地说道，面部流露出狡黠的喜色。
这是崇高而勇敢的决定，同时也是必然带来不幸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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