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凉的晨风驱散了河上的浓雾。人群按照远古留下的习俗，涌向神圣的恒河岸边。恒河被看作人间天堂，“阴郁的、鬼神出没的大河”①，一切生命之母，众神之河。人们在恒河中洗浴，以求通向来世的道路。这是庆祝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诞生的最好方式。印度教徒认为，贝拿勒斯是从原始海洋中浮现出来的第一块陆地。印度教徒的圣城以自己的晨礼向地球上最年轻的国家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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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文学家、历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语。——原注
这些仪礼是印度教徒热爱他们的圣河的历史表现。通过印度教徒与恒河的这种关系，印度教表明人必须与主宰其命运的神秘力量保持一致的自然需要。恒河发源于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中。从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至混浊的孟加拉湾，恒河流经二千五百公里气候炎热的人口稠密地区。它那反复无常的河水，不时地侵淹着农民的土地。恒河水从城乡的废墟上流过，那些城市和村庄的废墟，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恒河水暴涨的见证。尽管如此，印度教徒始终把恒河看成是得天独厚的地方。流经贝拿勒斯的恒河水，宛如宽宽的一弯新月。印度教徒常常来到这里洗浴，喝圣水，祈求神灵的保佑。
人群静静地沿着宽大的石阶走下去。每人手里拿着一盏黄油或樟脑油灯，作为光明的象征，以驱散愚昧无知的黑夜；他们虔诚地想通过火和水与来生相交。这时，另外几千名朝圣人已然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全神贯注地进行祷告，手中的灯焰有如无数的萤火闪烁。向恒河敬献过花环之后，朝圣人的眼睛转向对岸，等待着每日出现的奇迹——从地壳里升起的火盘；太阳是一切生命的起源。一旦太阳的光轮冲出地平线，数千人群情激奋，庄重地把头转向太阳。信徒们为了感谢太阳的奇迹，向它敬献溶解一切形状的水，随后恒河水从他们的半张开的手指缝中流淌下来。
在城里，第一个进入贝拿勒斯最为崇敬的寺院——金庙的荣誉，归于印度教学者布拉瓦尼·桑卡尔。在贝拿勒斯，没有人比他更感到独立的快活了，他保护过英国警察追缉的民族主义者。
这位印度教长老，一手拿着一个盛满恒河水的铜罐，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盛有檀香面的盆子，穿过庙内庭院，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前停下脚步。这块圆圆的石头，是贝拿勒斯城印度教最珍贵的文物。长老的前辈保护过这块石头，使它未被奥朗别布皇帝的狂徒们掠走，因而有权世袭保存这块石头。在这独立的日子里，长老在巨石前叩拜，是最好的感谢众神的举动。
这也是最古老的宗教热忱的表现形式。
这块被称作“林伽”②的石像，象征湿婆神的活力，是力量和自然再生能力的标志。贝拿勒斯是崇拜“林伽”的中心。所有的寺院，街上的神龛内，河岸的石阶上均耸有“林伽”石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数千名印度教徒依照长老的样子，向他们古老民族的化身表达感激之情，珍爱地在“林伽”石光滑的表面上涂抹檀香粉、牛奶、恒河水、熔化的黄油，为它编织茉莉和印度石竹花环，敬献玫瑰花瓣和比尔瓦树苦涩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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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梵文Linga的音译。指男性生殖器。湿婆教和性力派的崇拜对象，其寺庙往往耸立着林伽石像，性力派教徒胸前还佩戴林伽标志。
晨曦把贝拿勒斯城染上一片粉红的颜色，一群不可接触者，即甘地称之为神的儿女的人们，弯着腰背着一束束柴薪和大块木柴从马尼卡尔尼卡石阶走了下来。这是贝拿勒斯城最令人迷惘的地方。几分钟以后，四个人扛着一副竹子做的担架，在石阶的高处突然出现，另外一个走在他们前面的人，有节奏地轻轻地敲钹，口中诵念道；“罗摩的名字就是真谛。”人们听着，看着这一小队人走过去，不禁想道，有一天他们也会象担架上那具裹在棉布里的尸体—样死去。
对于任何一个印度教徒来说，死在贝拿勒斯是最大的幸事。如果死在方圆六十公里之内，贝拿勒斯的守护神湿婆将把死者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便他的魂灵得以永远超升到梵天的天堂。所以，人们到贝拿勒斯来，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求死。
抬担架的人，把这一天第一名即将升天的人的尸体送到河水边，用河水最后浸泡一次，然后，其中一人掰开死者的嘴，滴进几滴圣水。最后，他们把尸体架在柴堆上，用木柴把尸体盖好，倒上一罐稀牛奶。
死者的脸和头颅刮净，身体洗净之后，他的长子在柴堆四周绕行五圈，以示与他告别。一名在附近庙里供奉象头神伽涅什③的侍者，把在庙里长明灯上点燃的火把交给他。长子把火把放在柴堆下面，柴堆立即喷出火焰。死者的男亲属围坐在火堆周围，火星直射夏日的天空。火焰继续在熊熊燃烧着，突然一声沉闷的爆裂声传来。信徒们越发深沉地低声祷念佛祖保佑。刚才，死者的头颅爆裂开来，人的精气与宇宙精气融会贯通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当印度从大英帝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贝拿勒斯象每天早晨那样，把死者一一送上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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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印度教所信奉的智慧神。把人和象的智慧结合在—起，受到湿婆教和毗湿奴教的共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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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早晨两点钟，在甘地习惯起床时间的前一小时，海达利公馆的窗户上烛影摇曳。对于这位年迈的先知来说，人民庆祝解放的日子，本应是他的特殊荣誉的日子，同时也应是一场赢得了世界尊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圆满终结。事实并非如此。甘地呕心沥血取得的胜利，现在散发着死灰的味道。
正如七个月以前，他走过诺阿卡利的沼泽地作元旦游说时一样，非暴力的温和使者内心疑虑重重。他在前一天写道：“我是否把国家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看不清了。”象往常一样，甘地在犹豫不决和痛苦的时刻，起床后便去诵读《薄伽梵歌》。这些很久以来引导着他的诗句，给过他多少安慰呀！
今天仍是如此。他赤着背蹲在席上，以诵念梵歌开始印度独立的纪元。甘地置身于弟子中间，朗诵圣书十八问答中的第一节对话，即勇士阿周那向黑天神发出的绝望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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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象生命一样古老的声音，刚刚把他唤醒了：有节奏的石头与石头摩擦的声音。在新德里近郊查塔普尔村的一座院落里，一位农民在用草绳编织的床上睁开了眼。借着油灯的黄色光亮，他看见妻子正俯身在一个石臼上，脸被披在身上的纱巾遮住。她正在为一家人舂米。
象每天早晨一样，农民朗吉特·拉尔的头一件事是用清水漱口，以便诵念父亲传授的早课：“让太阳的光辉，神的光辉救助我们吧！”他低声说道：“呵！毗湿奴、湿婆、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保佑我们一天大吉大利！”然后，他站起身，走出院子，与其他农民一起迎着黎明的曙光下地去了。朗吉特·拉尔今年五十二岁。查塔普尔村是印度五十五万七千九百八十七个村庄中的一个。这个村子的三千居民在田野上大小便。
八月的这天黎明，外国统治在没有打扰这些农民的正常工作情况下宣告结束了。朗吉特·拉尔一辈子也没有对统治他的国家的那个种族的任何一位代表说过话。象其他农民一样，他一年到头只见到一次英国人，那便是地区收税人来到查塔普尔了解村子是否规规矩矩地交纳税的时候。
今天早晨，在村北不到三十公里的新德里大街上，朗吉特·拉尔和他的同乡们去赴一次历史性的约会。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还都没有到过新德里。朗吉特·拉尔一生只去过一次，那次是去老德里市场银匠街为他的长女购买结婚用的镯子。今天，查塔普尔的村民们和附近的农民们都纷纷赶来了。象一条大河的无数支流一样，他们奔向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首都中心，庆祝从殖民统治下得到解放。
一位诗人在人山人海中高声唱道：“祝福你，美好的自由黎明，你使古都披上了万道霞光。”轻便马车队的铜铃欢快地叮咚作响，牛蹄上钉了铁掌，佩带着藏红色、白色和绿色鞍辔的牛群，拖着长长的车子，车上挤满一家又一家的欣喜若狂的人们。卡车在人群中穿行；车顶和车身两侧绘着天真的图画：蛇、鹰、隼、圣牛等等，衬以一度座皑皑雪山的背景。人们骑着驴、马、自行车或步行而来。男人们头上带着彩色的带子，女人们穿着鲜艳的纱丽，手上、脚腕上、指头上、鼻孔上都饰有金光闪闪的装饰物。
在这兄弟般的嘈杂人群中，没有地位、等级、种姓和宗教之分。婆罗门、不可接触者、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袄教徒、英印混血儿，大家一起笑呀、唱呀、哭呀。
朗吉特·拉尔花了几个安④租到一辆马车，他和妻子以及七个孩子挤坐在上面。他听到四周的农民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们为什么都来到新德里。他们高声说道：“英国人走啦，尼赫鲁就要升我们的国旗了。我们自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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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印度辅币，合十六分之一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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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银号声宣布独立仪式开始，印度第一届年轻的中央立宪政府宣誓就职。一名英国人即将宣誓，他曾担任帝国的最高职务，在这个帝国创始人看来，它应当延续千年之久。英国人神情严峻，趋步向前，他将在御座大厅内接受世界非殖民化历史上唯一的荣誉。对于蒙巴顿勋爵来说，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日子”刚刚开始。这一天，尽管他已把主权还给了印度人民，但是印度人民邀请他继续担任他们的最高元首。他的妻子埃德温娜走在他的身边。她穿着一件银条连衣裙，栗色的秀发挽成冠冕形发式。蒙巴顿决心使“这一天过得豪华盛大”，对于庆典的任何细节都要亲自过问，力求把它办得考究、排场，身穿镶有花边制服的卫队，把这一对夫妇送上金光灿灿的宝座。其实，五个月之前，他们就坐在上面了。
在他们的左右，印度的新主人们分列在大理石平台上。尼赫鲁穿着棉布马裤，生丝背心；瓦拉布贝·帕泰尔身披白色“拖地”，酷似一位罗马皇帝。其他人头上戴着国大党人的白色橄榄帽。蒙巴顿在诸位部长身边落座后想道，他们起码都蹲过英国的班房。因此，正是在国王陛下典狱当局的高贵囚徒面前，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担任独立印度的谦逊的忠实仆人的职务。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各部部长们，随后在赐予他们国家独立的英国人面前宣誓。
大厅外面响起二十一声礼炮，在欢乐的首都上空久久回荡。铺盖着红色地毯的御座大厅的石阶下面，伦敦巴克公司为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访问印度制作的黑色镶金马车正迎候在那里。车子前面有六匹骏马驾辕，再前面是中央政府的骑兵卫队。骑兵们的靴子闪闪发亮，白色制服外面系着镶金肩带，头上包着蓝色丝质缠巾。富丽堂皇的马车开始前进。军官们亮出了佩刀，骑兵们高举长矛，军号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军旗迎风招展。四队骑兵如仙境般光彩夺目。这是一部古老荣誉画册上的最后一个场面，也是独立的印度首届阅兵式。蒙巴顿勋爵站在车篷下面向站立两边的卫队致意。骑兵们行致敬礼，直至蒙巴顿离开王宫栅栏门口。
宫殿外面，整个印度在等候他。三百年殖民化的过程中，任何英国人没有目睹过这样一个印度。一国大小在于其民众之多寡。但是，新德里从未象今天这样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车队很快就被阻住了，卫士们的马只好原地踏步，按照另外一个印度的传统安排的仪礼，很快被新印度一扫而光，被新印度欢庆胜利的群众吞噬了，金色和红色被卷入了成千上万的棕色旋涡之中。
昨天夜里，以抱吻穆斯林医科女大学生而向独立致敬的锡克记者此时想道：“锁链在我身边一条条被打开了。”他还记得，童年时代，他曾被一名英国小学生从街上赶走。他继续想着：“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我了。”在他四周，他再也看不到穷人、富人、不可接触者、主子、律师、银行职员、苦力和小偷了。到处所见全是—群群幸福的人，他们互相拥抱、喊叫：“先生，我们自由啦！”另外一位目击者说：“就好象整个国家的人民突然间找到了自己的家。”印度上士阿什威尼·杜帕看到自己国家的旗帜首次在新德里军官食堂上空飘扬的时候，想道：“过去，在这个食堂里我们是受气包，现在，我们只有印度伙伴了！”
面对同样一幅国旗，十六岁的女学生苏洛查那·帕蒂同亿万青年—样，“觉得自己与国家一样成年了”。她想起在英国学校学到的一句威廉·沃兹沃思的诗，默默地念了出来：“活在这黎明该有多么好，正如青春就是天堂一样美好。”
对于许许多多的印度人来说，独立这个神奇的字眼，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查塔普尔村的农民朗吉特·拉尔对他的孩子们说，他们再也不会没有东西吃了。某些人以崭新的自由的名义认为，今后—切都会免费，一切都会许可。一名乞丐因此而钻进了外交官席。警察请他出示请帖，他惊讶地说道，
“我的请贴？为什么我需要请帖？我独立了，这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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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同样的庆祝活动。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一群居民涌进前英国省督的官邸，当时，弗雷德里克·伯罗斯爵士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早餐。那些不是席地而卧就是在绳榻上过夜的印度人，象孩子一样跳到历届英国省督的床上，另外一些人用雨伞的尖头戳破印度从前主人们的画像。
在孟买，人群冲向泰吉·马哈尔旅馆。这里曾是帝国优雅的圣殿。在马德拉斯，皮肤黝黑的印度南方人，终日在海堤上川流不息，怀着骄傲的心情注视着圣·乔治堡上那面迎风飘扬的国旗。圣·乔治堡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要塞。在苏拉特，数十条彩帆船参加了庆祝独立赛船活动。苏拉特湾是“咆哮”号船长当年首次在印度登陆的地方。
独立这一天也给另外一些人更为实惠的自由。大赦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数百名政治犯被释放了，死刑犯得到了缓刑。牲畜也受到了优待。这天，所有屠宰场都休息关门了。神秘莫测的印度，僧侣和神话传说统治下的印度也参加了独立节日庆祝活动。在南方的蒂鲁卡里坎塔拉姆，每天中午从天空俯冲而下，飞到当地寺院长老手中觅食的两只白鹰，据说曾欢快地扑打翅膀庆祝独立。在马德拉斯附近的马都拉丛林里，一些沙陀作了惊人的表演，他们把铁钩插进背里把自己倒悬起来，从而当场得到了许多布施。
独立的一天，印度人普遍对英国人友善，而英国人也体面地参加了各种仪式。在西隆，阿萨姆来复枪兵团司令英国上校，小心翼翼地避开庆祝活动，把主持独立游行的荣誉让给了他的印度副手。在靠近缅甸边界的一望无际的楚巴茶叶种植园，场长彼得·布罗克向一千五百名工人告别，邀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其实，大部分工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在西姆拉，莫德·佩恩·蒙塔涅女士不肯离开她曾举行过多少次宴会和舞会的宅邸。她和她父亲都生在印度半岛，她把印度看成自己的唯一的祖国。除去五年在英国读书外，她在那里度过了—生。她向一位劝她回国的朋友说：“亲爱的朋友，我到英国去干什么？我连烧水沏茶都不会呀。”因此，当前帝国夏都欢天喜地庆祝独立的时候，她躲在家里伤心地哭泣，因为她不愿意看到在她的亲爱的英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升起另一面旗帜。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八月十五日是个吉星高照的日子。这一天正好是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巴基斯坦之父和巴基斯坦国家的诞生，在庆祝活动中受到了同样的颂扬。在窗户上、市场里、商店里，在巨大的跨街而立的凯旋门上，到处都有真纳的照片和名字。《巴基斯坦时报》在一条消息里甚至宣称：“拉合尔动物园的骆驼、猴子和老虎与普天同庆，通过看守人员向巴基斯坦之父祝贺，吼叫着巴基斯坦万岁。”在“伟大领袖”从未去过的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挂起了真纳像。
真纳本人在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的时候，把国家的一切权力统统抓在自己手中。这位曾热诚地宣布尊重宪法规定的人，在去世前几个月中，俨然以独裁者身分治国。然而，真纳最亲近的家属并没有在他身边分享胜利。在卡拉奇八百公里以外，在孟买最考究的居住区之一，科拉巴区的一所套房的阳台上，一位年轻妇女挂出了两面旗帜，一面是印度国旗，另一面是巴基斯坦国旗。这种双旗并列的布置，象征着多少穆斯林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局面。真纳的独生女迪娜，还没有在生养她的故土与她父亲所建立的伊斯兰国家之间作出抉择。
很多印度人知道，在这一天的欢乐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悲剧，因此，他们无法分享同胞们的快活。在勒克瑙，安尼斯·凯德威永远记得那幅不切时宜的景象：在欢快地唱歌、挥动国旗的人群旁边，刚刚获悉亲人在旁遮普遭到屠杀的噩耗的人正在哭泣。
拉合尔的锡克律师库什万·辛格，对于新德里狂欢的人群无动于衷。他痛苦地回顾说；“我没有任何理由高兴。对于我和同我一样的几百万人来说，独立正带来一场悲剧。旁遮普被分割了，我失去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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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各答，甘地求助于祈祷和纺车，成功地使贫民窟平静无事。人们曾经预料，那里会爆发比旁遮普规模更大、情况更为可怕的暴力事件。头天晚上的游行预示着奇迹实现丁。一年以前，真纳发动“直接行动日”的时候，全城布满了受害者的尸体。这一次，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起游行。圣雄的秘书普雅雷拉尔·纳亚尔认为，“仿佛一年的疯狂的黑云过后，理智与善意的太阳重新出现了。”
天亮以后，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想象。一队穆斯林和印度少女来到海达利公馆。她们走了一整夜，以求会见甘地。她们是第一批来到这座破败的寓所前朝圣的人。每隔半小时，圣雄不得不中止打坐或摇纺车，以便同群众见面。甘地把这一天看成不幸的日子，所以他没有准备任何贺词。
他对一批前来乞求赐福的政界人士说：“不要相信权力，因为权力会腐蚀人。你们要小心圈套，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是为印度乡村的穷人服务。”
这天下午，三万人赶来参加甘地的祈祷活动，这比前一天多了三倍。圣雄坐在临时设置在附近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为在加尔各答取得的胜利感谢众人。他希望加尔各答树立的榜样能够使旁遮普的同胞们有所启发。
“饮过仇恨酒，友谊的甘露显得格外的甜蜜。”甘地说道。
随后，赛义德·苏拉瓦尔帝对听众讲话。他出乎意料地斋戒一天一夜，满脸倦容。这位加尔各答穆斯林无可争议的领袖，要求人们巩固和解。他最后高呼：“印度万岁！”
此后，他们两人乘坐甘地的陈旧的雪佛莱轿车绕城一周。这一次，群众没有用石块和咒骂迎接他们。在每条街的街角，热情的人群把玫瑰露洒在他们的汽车上，高喊，“甘地，你是我们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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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买东南一百八十公里的浦那城，庆祝活动在一座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新自治领举行的数千次仪式基本相同。所不同之处是，在五百人中间临时竖起的旗杆上，一面旗帜徐徐升起，它不是独立的印度的旗帜，那是一面桔黄色的三角旗，旗上的卍字饰曾在十年间使欧洲胆战心惊。这个符号是太阳和宇宙的象征。三千多年前，从西北方向来的雅利安人把它带到了印度。聚集在浦那城的这些人，全部属于印度法西斯组织国民公仆团，四十八小时前，该组织的某些成员受命在卡拉奇谋杀真纳。他们虽然是狂热的印度教徒，但与非暴力贤哲起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也不能忍受印度的分裂，但仅仅如此而已。他们对甘地及其活动十分痛恨。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民族英雄是印度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国民公仆团梦想重建从印度河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从西藏雪山顶到科摩林角的大印度帝国。这个组织的成员认为，非暴力主义是懦夫的哲学，只能使印度人民丧失骨气，对于处于少数地位的印度穆斯林来说，决无情爱与宽容可言。他们自视为雅利安征服者的唯一继承人，因此，他们是印度的合法主人。按照他们的看法，穆斯林不过是篡权者——莫卧儿人的后裔。他们尤其不能原谅甘地对分割印度所负有的唯一责任。这个指控本身就是残酷的讽刺。
主持浦那城集会的是一名记者。他的名字叫纳图拉姆·戈德森，三十七岁刚过。一副娃娃脸使他显得更年轻。他那一双天真的大眼，炯炯有神，但也流露出一种优郁神情。撅起的嘴唇使这种情绪更加明显。戈德森生性腼腆谨慎，行动起来却很活跃。那天早晨，他在他领导的《印度民族报》上，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印度独立的想法。每天在刊登由他撰写的社论的地方，留出一片空白，并加了黑框。
在卍字旗下面，戈德森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全国庆祝独立的种种仪式“不过是一种伪装，旨在向人民隐瞒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名印度教徒正在遭到屠杀，数百名印度妇女被绑架强奸。肢解印度使几百万印度人遭到苦难”。而这正是“国大党，首先是党魁甘地所干的事情”。
戈德森讲话之后，要求战士们向卍字旗致敬。随后，他们以右拇指指心、掌心朝地宣誓：“向生我养我的祖国宣誓，我将献身于祖国的事业。”听到这些誓言，戈德森感到自豪。在他的一生中，从学校到他从事过的各种职业中，他都一一失败了，直至后来接受了国民公仆团的极端主义理论。他成了这个组织杰出的论战家之一。现在，他打算扮演另外一个神秘的角色。他将为印度复仇，铲除印度复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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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最动人的庆祝独立活动是儿童联欢会，蒙巴顿一家人与数千名印度儿童一起吃点心。
首都的升旗仪式尤为壮观。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升旗仪式在砂岩纪念碑附近的广场上举行；砂岩纪念碑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帝国捐躯的九万名印度士兵建造的。
仪式举行前，蒙巴顿的同僚们估计，大概会有三万印度人参加活动。结果他们少估计了五十万。首都从来有过如此盛大的集会。从清晨起，人群从四面八方向城里涌来，把旗杆旁边的小小主席台围得水泄不通。一位目击者说，主席台简直象“波涛翻卷的大洋中的一座浮桥”。疏导观众的栏杆、绳子、预定的位置，乃至警察，总之，一切都被汹涌的人海裹挟而去。一大早就离开查塔普尔村的农民朗吉特·拉尔想道，运河岸边的朝圣活动也不会聚集这么多人。人群十分拥挤，朗吉特·拉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连手臂都不能活动一下，因而随身带来的干粮也无法吃。
蒙巴顿夫人的两位助手穆里尔·沃什顿和伊丽莎白·沃德不到五点钟就来到了广场。她们穿着漂亮的连衫裙，白色的手套一直套到肘部，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羽毛织成的小帽子。突然，她们觉得自己被吸进了漩涡，从地上被人流举起、带走。她们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帽子飞走了，裙袍撕坏了，竭力挣扎着，以免窒息而死。伊丽莎白·沃德多次陪同蒙巴顿女士担负危险使命，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
“咱们要被踩死啦！”伊丽莎白·沃德对女友高声喊道。
“上帝保佑，不会的，他们都赤裸双脚。”穆里尔·沃什顿安慰她说。
年仅十七岁的帕梅拉·蒙巴顿由父亲的两位同事陪同来到了广场。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在人从中挤出一条路，向主席台方向走去。在距主席台五十米的地方，一道席地而坐的人墙简直无法越过。
尼赫鲁在主席台上看见了这位姑娘，高声告诉她从人群的肩膀上走过来。
“不行！我穿着高跟鞋。”
“脱掉鞋子！”
“我不敢。”
“那就穿着，从人身上走过来，他们不会说什么的。”尼赫鲁不耐烦地说。
“鞋后跟会把人踩伤的！”
“不要再孩子气了，脱掉鞋吧，赶快过来。”
印度最后一任副王的女儿，无能为力地叹了一口气，甩掉鞋子，吃力地迈过人群组成的地毯，向主席台走去。大家兴致极好，纷纷举起手臂帮助她走过去。
印度第一任总督的骑兵卫队刚一出现，人海翻起巨浪。帕梅拉·蒙巴顿看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人群中有数千名抱着孩子的妇女，她们害怕孩子被挤坏，绝望地把孩子抛向空中，然后在人头上把孩子接住。一时间，几千个孩子在空中被抛了起来。英国姑娘思忖着：“上帝啊！天上下娃娃啦！”
蒙巴顿很快地明白了，眼下根本不可能按照预定的礼宾安排升旗。他甚至无法走下马车。
他向尼赫鲁高喊道：“赶快升旗！音乐就算了吧。乐队和仪仗队都过不来了。”
尽管人声鼎沸，台上还是听到了蒙巴顿的叫喊声。自由印度的藏红色、白色、绿色国旗立即升了起来，维多利亚女王的重孙站在马车上向国旗致敬。
国旗徐徐升起，五十多万人齐声欢呼。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彩虹。在印度人看来，这是众神在显圣灵。
有人喊道：“老天爷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吉祥征兆，谁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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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巴顿夫妇归途上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的马车象一只木筏在人流中飘来飘去。总督和夫人多次俯身扶起一位将要倒在车轮下的妇女。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天将同不断重复的口号声连在一起。此前，任何英国人也没有听到过这么激动和真诚的呼喊：“蒙巴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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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万里之外，在苏格兰的海兰兹中心，一辆官方汽车于同一天驶进巴尔莫勒尔古堡。车上的人被引到乔治六世国王的办公室。英国最后一任负责印度事务的大臣黑斯托威尔伯爵，正式向陛下报告，英国已把权力移交给印度当局。
批准这一变革还需要最后一项手续。大臣应把体现印度帝国与英国王室联系的玉玺交还国王。不幸的是，印鉴很久以前就教人丢掉了。大臣只得尊敬地向国王摇摇头，然后冲出双手，象征性地把印鉴交还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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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降临在印度的首都，同时，一百万只赤脚掀起的灰尘也落了下来。人群继续在街上唱歌、喊叫、互相拥抱。在红堡围墙附近的老德里，几千名欢乐的印度人观看街头艺人狂热的表演：耍蛇的、练杂耍的、跳舞的、算命的、斗熊的、摔跤的、弹琴的、吞刀的、用匕首穿腮的。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出城回村去了。查塔普尔村的婆罗门农民朗吉特·拉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早晨把他拉到新德里的马车车夫，现在居然要八倍的价钱才肯送他回村，这使他大为恼火。朗吉特·拉尔一家人觉得这笔赋予自由的价钱太高了，于是步行三十公里回家去了。
蒙巴顿夫妇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幸福和激动中拥抱在一起。他们的命运车轮刚刚转完一圈。在二十五年前他们两人开始相爱的街上，蒙巴顿夫妇刚刚分享了同样的荣誉。蒙巴顿曾以海军上将的身分接受七十五万日本人投降，但他从未经历过比这天更令人兴奋的时刻。此时他想，这个时刻，如果就“一场双方获胜，没有战败者的战争”而言，可以与大战结束时欣喜若狂的庆祝活动争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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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翌日清晨，一位来自新德里的客人到唐宁街十号求见。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完全应该满意。印度的独立伴随着对英国种种友好的表示，六个月前，任何人未曾预料到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路易斯·蒙巴顿还是把他的私人秘书乔治·艾贝尔派往伦敦，提醒艾德礼首相，不要高兴过早，也不要明显地表示满意，因为，印度次大陆一分为二，将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最可怕的流血事件”。
艾德礼首相吸了几口烟，发愁地摇着头。他说，请放心，这里不会发表响亮的声明。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巨大的，但他知道，还必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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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里，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时刻到来了。蒙巴顿再一次端详着两个黄色大信封。每个信封里面装有一套印度半岛的新地图和十几张打了字的纸。这是英国留给印度的最后一批官方文件，一个长长的链条的最后几环。这个链条自一五九九年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东印度公司诏书开始，直至不到一个月前的这项国王批准的法律为止。但是，此前的任何文件都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后果。
蒙巴顿把一个信封交给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另一个交给了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同时建议他们与其同僚们研究里面的内容，然后再回来同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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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严格按照接到的指示划分印度地图。除去无关紧要的个别情况外，他在划分边界线时，把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印度，把穆斯林为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巴基斯坦。从地图上看，划分结果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现实中则是一场灾难。
在孟加拉，分界线很可能使双方的经济都注定要破产。世界百分文八十五的黄麻生长在划分给巴塞斯坦的地区，然而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却没有一座黄麻加工厂。相反，印度拥有一百多个黄麻加工厂和全省仅有的一个出口港——加尔各答，但是它却没有一棵黄麻。
在旁遮普，拉德克利夫把拉合尔城划给了巴基斯坦，把阿姆利则城和金庙划给了印度，从而把印度最好斗、最团结的锡克族的土地和居民一分为二。为了使边界线在这个地区依照一条河流的自然界限划分，拉德克利夫居然把这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的小城和周围的村庄划到了尼赫鲁的印度联邦一侧，而不肯在印度领土上划出一块巴基斯坦的领土。九千万穆斯林永远不会原谅他的这个决定。相反，拉德克利夫把古达斯普尔划给了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国家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几幢茅草房。那条迷人的山谷终有一天会并入古达斯普尔。莫卧儿皇帝杰汉吉尔临终前在卧榻上曾念念不忘地提到过这条山谷：“克什米尔，呵！克什米尔。”没有古达斯普尔这条通向喜马拉雅山脚的通道，印度就无法从陆路接近克什米尔，举棋不定的克什米尔邦的王公，最后只得把克什米尔的命运同巴基斯坦连在一起。英国法官的解剖刀，无意地给印度提供了并吞克什米尔的机会。
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俯瞰着他刚刚分割过的山山水水，他对印度问题一无所知，而肢解印度的工作却偏偏交给了他。爵士在严厉的安全措施保护下回英国去了。陪同他的年轻官员，最后受命仔细搜查飞机上有没有炸弹。英国法官透过座舱的窗户凝视着旁遮普一望无垠的麦地和甘蔗田，不禁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铅笔将会引起多大的震惊和不幸。不幸的是，能够避免引起焦虑和痛苦的划分方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旁遮普和孟加拉发生悲剧的原因早已存在，奉调离开伦敦之前，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对此十分清楚。他心里明白，他的工作将会导致破坏和暴力行为。他同样确信，人们将把这场悲剧的责任归咎于他。
当尼赫鲁和真纳把这项工作交给拉德克利夫的时候，两人都答应接受并执行他的决定。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又极力谴责他的裁决。拉德克利夫懊恼不迭，他对此能作出的唯一反驳是，拒绝接受付给当代最复杂的地理划分工作的酬劳——两千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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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利夫在飞机上尚未看到，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迁徙已经开始了。第一批旁遮普难民沿着小道、水渠，穿过四野，在灼热的沥青公路上匆忙地走着。再过几小时，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的报告一公布，这个省的恐怖事件将会急剧扩大。有些村庄将要划归印度，但是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曾热情地欢呼巴基斯坦的诞生。在另外一些地方，庆祝自己的村庄归属印度的锡克人，不得不向边界另一边逃命，抛下世代相传的耕地。
紧急任务给英国法官造成的种种荒唐怪事，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某些水渠的闸门划在一个国家，灌溉网却划在另一个国家内。边界有时从村庄中央穿过，甚至把一座农舍分为两部分，大门处于印度一方，然而后窗户却朝向巴基斯坦。
旁遮普的所有监狱都划归巴基斯坦，同时该省的唯一一所疯人院也在巴基斯坦境内。疯人院中的印度和锡克病人突然明白起来，纷纷要求护理人员把他们转送到印度，以免遇到穆斯林的屠杀。医生们却不如他们清醒，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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