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思想
从现存傅玄全部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言论。其中有两项内容，一是关于"创作论"的，一是关于"风格论"的。
（一）"宗经"、"通变"的创作思想
"宗经"、"通变"，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的创作原则。前者"因文而明道"，主张从儒家经典里探索创作的规范和方法；后者"辞奇而不默"，提出新变要"参古定法"，使创作向好的方面去变。
早于刘栅200 多年的傅玄，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傅子》文）
这段话是讲宗经的。傅玄生活的时代，《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典籍，称为"五经"，是儒家教育中的重要课目。其中《诗》、《书》两种，更是必读物。《诗》即《诗经》，诗三百篇起初分成风、雅、颂三类，是从音乐得名的，"风"是各地区的俗调，"雅"是正声，"颂"是用于祭把宗庙的乐歌。这是近代学者研究的一致看法。不过，汉魏时期，从体制和内容上解释风、雅、颂意义的《毛诗序》，影响更大。《毛诗序》认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比傅玄略长的王肃，认为《诗序》是孔子得意门生子夏所作，采取尊崇的态度。傅玄评论《诗经》，是站在《诗序》的立场上阐发的，他赞扬雅、颂，从内容性质和风格特点的角度立论，这是清楚的。《书》即《书经》，又称《尚书》。曹魏时，《古文尚书》显于世，尊的是"圣道王功"，王肃作注后，立于学官，并于正始年间刻入了"三体石经"中。《尚书》是上古的史书，它重在记言，即史官根据统治者的讲话所作的记录。《尚书》流传中损坏错乱的情形十分严重，傅玄见到的《尚书》，实际上是先秦儒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古史系统的一部汇编著作；儒家① 《晋书》本传讲"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其中或包括《傅子》在内。《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中注明《傅玄集》"梁五十卷"之数，当近乎实际。
① 这部分内容，参考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一册和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傅玄的论述。宣传自己主张的内容，集中反映在记载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漠》这两篇里。
很清楚，傅玄认为欣赏与写作都应该宗经，而诗以《诗经》中的雅、颂为佳，文以《尚书》中的典、谟为好，它们"文质足以相副"，是"文章之渊府"。所谓"文"，指的是辞采，即诗文的文辞风格，属于表现形式；所谓"质"，指的是意旨，即诗文的思想内涵，属于表现内容。我们今天知道，《诗经》中的好作品主要在十五国风部分，并不在雅、颂部分；《尚书》号称难读，汉代司马迁就已看不懂了，后来唐代韩愈评之以"佶屈聱牙"，点明了此书的特点。傅玄偏偏挑选"《诗》之雅、颂，《书》之典、谟"作为称美对象，就是从内容纯正、风格典雅的意义上考虑"正言"、"盛德"，的圣人之政的。这种评论标准也一直为儒家士大夫津津乐道。比如，汉代扬雄就很推崇"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乃玉乃金"（《解难》），荀悦称"圣人之文"有"幽深"、"理微"、"数博"、"辞约"、"章成"这五奥之美（《申鉴·杂言下》）：与傅玄前后相近的李密说《尚书》的典、谟"简雅"（《晋书》本传），陈寿也说"咎繇之谟略而雅"（《表上诸葛氏集》，见《全晋文》卷七一）；还有宋代朱熹称雅、颂"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集传·序》）。由此看来，选中既难懂又没有多少文学意味的庙堂之作当成"文章之渊府"大肆吹捧，这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宗经思想决定了的。傅玄的"宗经"思想很浓重。比如，他在《傅子》里说："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提到匡衡善《诗》、张禹善《论语》乃"儒学之荣"，认为《论语》是"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大论贵教、好德、修行之道，把经书中宣扬的圣人之"道教"比作天地日月，前面我们论之已详。入晋以后，他也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礼教通过文艺作品表现的问题。例如他说：乐以移风，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云门篇》）
??声教所暨，无思不顺。
教以化之，乐以和之。??礼慎其仪，乐节其声。（《食举东西厢歌》）
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钟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乐而不淫，好朴尚古。四座先迷而后悟，然后知礼教之弘普也。（《辟雍乡饮酒赋》）
"礼教之弘普"跟乐歌的内容、形式都有关系。所谓"乐而不淫，好朴尚古"，仍是取"《诗》之雅、颂"之义。
以上是讲傅玄文学思想中"宗经"的一面。但是，傅玄文学思想中还有另一面，承认"新变"也是创作中的一条法则。傅玄的《桔赋·序》是这样说的：诗人睹王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未桔而申直臣之志焉。（《全晋文》卷四五）这段话前一句仍是"宗经"言论，后一句却有"通变"之旨。《关雎》是《诗经》中的开篇之作，《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是儒家释诗中以史证诗的比附说法，硬要把这篇表现男女爱情的作品说成是歌颂周文王后妃德行之作，无疑是曲解。这一曲解有意穿凿，教化的意思是主要的。汉魏晋学于对此深信不疑，傅玄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着重要说的是后一句话。这里傅玄赞美的是屈原《九章》中《桔颂》这篇作品。《桔颂》是屈原遭谗见疏后写的体物写志的作品，作者赞美南国之桔"受命不迁"的性格、"文章烂兮"的外表、"类可任兮"的才质，意在自喻，即傅玄指出的"申直臣之志"。①屈原开创的骚体，按刘勰的解释，是"风雅寝声"后，"郁起"的"奇文"（《文心雕龙·辨骚》），是"宗经"基础上发生的"通变"，即所谓"变乎骚"（《序志》）。这一变化的显著标志是，由咏颂王政盛德转而申抒个人怨恨之志。傅玄是肯定屈原辞赋的这一"通变"现象的。我们从傅玄的政论、上疏中，也可以看到他对直言劝谏主失的"直臣"是十分称许，甚至以此自命的。他写的《桔赋》的正文己看不到了，从序文反映的倾向来看，其赋应是自况之作。傅玄今存作品里还有两篇文赋，即《拟〈天问〉》和《拟〈招魂〉》。《天问》、《招魂》，也是屈原的作品。前者就天地万物提出170 多个问题，后者假托巫阳口气铺叙楚国本土生活习俗，大体是后期再放江南时所作，其中想象之大胆、夸张之超奇、语言之华美、句式之参差，最为显著。傅玄拟写屈原的这两篇诡奇之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取法借鉴，这从今存的件文里不难看出。比如《拟〈天问〉》有句："月中何有？白兔药。"既有发问，又是四言句；《拟〈招魂〉》既有四字句的段落，当是招魂正文，又有省略"兮"字的七字句，应为"乱辞"。这都显示出摹拟屈原作品的痕迹，很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傅玄是制作乐府诗的大家。他在赞扬魏晋之世善歌旧曲的孙氏、善击节唱和的宋识、善清歌的陈左、善吹笛的列和、善弹筝的郝素以及善琵琶的朱生这六人时说：虽伯牙之妙手、吴姬之奇声，何以加之？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无俪，何但菱、牙同契哉！（《艺文类聚》卷四四，《宋书·乐志一》）当时诗乐一体，相和歌正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晋书·乐志下》）的。傅玄对相和一类俗乐伴奏下演唱的叙事抒情的歌词产生娱乐的作用，是作了充分肯定的。这也说明他的文艺观中有趋新好俗的成分。他的乐府诗中不少优秀篇章写得婉丽新巧，也可证明这一点。
因此，傅玄文学思想既有"宗经"的明确主张，又有"通变"的趋新见解，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二）拟作时品评议论的见解
瑶先生考证认为："魏晋间人诚有许多依托或作伪的情形，但其动机上要还是为了拟古和补亡，并不是故意作伪欺世的。"① 傅玄今存诗文作品里就有一些拟古之作，有的明出"拟"字，有的用旧篇名，都是当时创作时尚下写出的或模仿风格或较其短长的产物。他在有的拟作前作序，追溯文体演变，评论前辈得失，真实用意恐怕是要引起他人注意，显示己作的不凡；然而我们从中更注意的是他的文学批评思想。
1.论赋体中"七"制之作南朝梁代萧统编撰的《文选》，将文学作品分了38 类。其中，"七"作为单独一体，排在赋、诗、骚之后，置诸他体之前，颇为显著。后代入常议① 本世纪40 年代，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就有大段朗诵词，直接用《桔颂》里的文字。该剧表现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用意在于借古讽今。
① 参阅《拟古与作伪》一文，收载《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其非，认为名不正。因为"七"只是题中以"七"字起头的赋体，它不具有独立成体的性质。但是，也应该承认，自汉初枚乘写出《七发》以后，到萧统编《文选》的时代，拟作井结集的情形蔚为大观，将"七"制之作独立出来固然不尽合理，可也反映出它创作中自形分张的实际，对"七"制作品结集的始作者，就是傅玄。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里曰：傅于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日《七林》。（《艺文类聚》卷五七）
这部《七林》集子后来可能不存在了，《隋书·经籍志》就没有著录。
傅玄今存文里有一篇《七谟·序》，大概就是挚虞所讲的"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的内容。其文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琦、李尤、桓麟、崔琦、刘粱、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①；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奓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扬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海》，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
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馀①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金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②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全晋文》卷四六）
关于这篇序文，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此序约写于曹魏正始年间。序文称"大魏英贤"，说明是在曹魏时期所写，而且应在高平陵事变之前。文中称及的"从父侍中"，指傅巽，即傅嘏的伯父，其《七诲》今存，他"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刘氏"指刘劭，其《七华》今存，他活到正始年间（《三国志》本传），是傅玄列举"英贤"里去世最晚的一位。
第二，傅玄列举到了汉代以来名家写成的"七"制作品，共计16 人篇，近乎搜罗无遗。为了便于观览，兹列表统计如下：① 《七辨》，应为《七辩》。
① 按，"馀"字当为"余"之误，此博玄自谓之称。《太平御览》卷五九○ 作"余"。② 按，"轹"字当为"烁"之误。《文心雕龙·体性》："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
作者篇名存佚情况
枚乘《七发》见严可均《全汉文》第237 页
傅毅《七激》《全后汉文》第706 页
刘广世《七兴》《全后汉文》第708 页
崔骃《七依》《全后汉文》第714 页
李尤《七款》《全后汉文》第747 页
桓麟《七说》《全后汉文》第623 页
崔琦《七蠲》《全后汉文》第720 页
刘梁《七举》《全后汉文》第826 页
桓彬《七设》《全后汉文》第624 页
马融（季长） 《七厉》佚
张衡（平子） 《七辩》《全后汉文》第775 页
曹植《七启》《全三国文》第1141 页
王粲《七释》《全后汉文》第963 页
杨氏（杨修？） 《七训》佚
刘劭《七华》《全三国文》第1233 页
傅巽《七诲》《全三国文》第1247 页由上表可知：西汉1 人（枚乘），东汉10 人（傅毅至张衡），献帝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自为丞相至曹魏明帝之末（240 年）计5 人（"陈王"曹植至"从父侍中"傅巽）。这比曹植《七启·序》中提到的6 人5 篇①要多出10 人11 篇。
傅玄列举诸作中，马融《七厉》、杨氏（杨修？）《七训》今不存。漏举的作者及其作品，可确定的是徐幹《七喻》①。至于今存汉代东方朔《七谏》、崔瑗《七苏》，曹魏时曹植《七忿》、卞兰②《七牧》，这几篇或不见主客对答形式，或佚文零星，不能肯定必是"七"制之作。
第三，除《七发》外，傅玄所举模仿诸作，完整的是：傅毅《七激》，曹植《七启》；较完整的是：张衡《七辩》，王粲《七释》。其他有题存文均残佚不全。
第四，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对"七"作有一段话，可为参照。其文曰：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辩》，结采绵靡；崔谩《七厉》③，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干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① 曹植序曰，"昔枚乖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年作焉。"其中王粲 所作篇名未出。
① 《七喻》中有"逸俗先生"与"宾"对答形式，应足"七"制之作。
② 卞兰为卞太后之侄，由《三国志·武宣卞皇后传》知，他大约死于魏明帝后期。③ 按，《七厉》的作者是马融。崔瑗存文中无《七厉》。
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刘勰认为，"七"制拟作尽管风格上各具特点，但除了《七厉》一篇外，都陈陈相因，"义睽""辞驳"，并不可取。这种倾向，扬雄早指出过；崔骃也说过"义不足而辩有余"①的意见。
第五，傅玄写过《七谟》，今存几段佚文；据叶德辉《傅玄集》卷三所辑，似尚有《七体》、《七社》二篇。②刘勰评论中没有举及傅玄之作，大概认为其作品缺乏特色。
说明以上五点后，我们可来看傅玄的观点。从总的倾向上讲，傅玄论"七"作，侧重在形式人面，与刘勰重文义的倾向有别。他主要是从创新与风格两方面分别立论的。
在创新方面，傅玄认为：《七发》以后，张衡的《七辩》、王粲的《七释》是成功的。而曹魏时期普遍的看法是：傅毅《七激》为"工"，王粲《七释》为"妙"。傅玄不赞同前一看法，批评《七激》"未尽善"，称道《七辩》够得上"工"。据《后汉书》本传讲，傅毅《七激》是讽汉明帝求贤的。但《七激》完全由《七发》拟写而来，了无新意不说，还缺乏新的表现特色，所以傅玄对它评价不高。这与后来刘勰的看法不相同。张衡《七辩》则通过七人分别劝说"无为先生"由遁世而觉悟的过程，写出了追慕神仙与有益圣治的道理，要比宫室、滋味、音乐、女色、舆服方面的享受，更能力"无为先生"接受。这样写，傅玄以为是"精巧"的，"非张氏至思"不可能达到的，因而说它"工"庶几相似。
在风格方面，傅玄认为：汉代崔骃的《七依》具有"卓烁一致"的特点，张衡的《七辩》具有"缠绵精巧"的特点；魏时曹植的《七启》具有"奔逸壮丽"的特点，王粲的《七释》具有"精密闲理"的特点。这几篇作品"扬辉播烈"，"陵前而邈后"，可谓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傅玄的概括与后来刘勰总结的特点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略去了傅毅之作不提，未及马融《七厉》"义正"之长。
应该指出，"七"制之作都是为封建统治者宣扬"德威"的作品，在艺术上铺张夸丽。傅玄也以赞许的口气讲到，"恢大道"、"托讽咏"是这类作品的本色，说明"宗经"是前提；但是写法上毕竟是"精巧""壮丽"的，远非雅颂、典谟之古朴可比，傅玄如此大加肯定，又反映出他对"通变"的认同。
2.论赋体中"连珠"之作"连珠"在《文选》中，也是独立一体。其实它也是辞赋，特点是理论、比喻、事类相结合，而且体制短小。
同论"七"一样，首论"连珠"者，亦是傅玄。其《连珠·序》曰：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
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
① 见《艺文类聚》卷五七。
② 叶本由原本《北堂书钞》卷四三、卷一一九，《太平御览》卷四六四辑得零星佚文，是否"七"作，不能十分肯定。
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全晋文》卷四六）
关于这篇序文，也需说明几点。
第一，此序的写作时间，亦当正始中，似早于《七谟·序》。序中论及之作者，均为东汉文人。其中张华，容易使人误会，以为是西晋之张华（232-300）。其实不是。因为序中是将"蔡邕、张华"并列而称的。《后汉书·蔡巨传》讲，灵帝光和元年（178 年）七月，灵帝召间灾异事，蔡巨、张华均为议郎，应诏对答。可见，灵帝时这位"张华"，正是傅玄所指的张华。此"张华"于《后汉书》无传，亦无诗文留存，但他曾写过《连珠》。至于晋代张华，比傅玄小15 岁，又死于傅玄之后，即便傅玄将他与东汉蔡邕并称，姑且不说如此行文不合惯例，主要是不能称呼生人以"之徒"，这是讲不通的。而且，晋张华存文中也没有《连珠》文。因此，傅玄序中的"张华"是东汉灵帝时人。"张华"的疑问说清了，序文的写作时间就好确定了。此序论的是几位东汉文人写作《连珠》的情形，主要的对象是班固、贾逵①、傅毅，而蔡邕、张华是引来作补充的。这应该是傅玄于东观修史时"评断得失"的意见之一。
第二，序中所称班固等三人"受诏作"《连珠》事，史书无载，傅玄或有所据。
第三，序中"兴于汉章帝之世"中"兴"字，当作"兴盛"讲。"兴"或作兴起，或作兴盛，均可。罗根泽先生举沈约"《连珠》之作，始自于云"（《注制旨连珠表》，几《全梁文》卷二七）、刘勰"扬雄肇为《连珠》"《文心雕龙·杂文》）等言论，及扬雄现存《连珠》之作的情形，认为"沈说是，傅说误"①。其实，傅玄不是从渊源演变方面作总体考察的。班固的题目是《拟连珠》，傅玄不可能不顾，他当然清楚班固只是拟作，班固之前有扬雄始作。
第四，傅玄未及东汉人的全部《连珠》作品，不提曹魏时期的这种作品。如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才》篇举到的东汉杜笃、刘珍、潘勋，除刘珍之作今不存外，杜笃、潘勖今尚可见题下佚句。至于曹魏时曹丕有《连珠》、王粲有《仿连珠》，今尚较完整可见。
第五，傅玄所及几位作者，唯班固的《拟连珠》完整。蔡巨之作有散怯现象，不尽完整；贾逢之作仅存怯句，傅毅、张华之作全佚。
以上是需要说明的几点内容。接下来再看傅玄之论。他通过解说"连珠"的特点，具体评论了东汉一代几位作者的得失。
最值得注意的是，傅玄提出了形式美的问题。他要求作品"可悦"，而不仅仅是儒家说诗中可以"兴、观、群、怨"的单一政教面目。所谓"辞丽"、"弘丽"、"喻美辞壮"云云，强调语言要修饰；所谓"历历如贯珠"、"言约""易睹"，讲的是风格体制的特点。后来，沈约才讲"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全梁文》）；刘勰也讲"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杂文》篇）。沈、刘之论仍然是重复了傅玄① 贾逵（30-101），是东汉明帝、章帝、和帝时的著名学者。汉末魏初，还有一位贾逵（174-228），乃贾充之父，此处所指，是汉章帝世之"贾逵"。
① 见《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153 页。此议前人亦发，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连珠》曰："傅玄乃云兴于汉章之世，误矣。"得出的结论，并没有新的发明。傅玄关于"辞丽""可悦"这一美学思想的提出，显然是受到建安文学趋向同采华丽这一新风尚的影响的结果。傅玄之前，曹丕提出了"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主张；傅玄之后，陆机论创作过程，强调立意"尚巧"、修辞"贵妍"（《文赋》）。傅玄的观点正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傅玄指出了纯文学作品在反映思想倾向时不同于论说文的特点："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不错，古诗有"劝兴之义"，古今中外的所有文艺作品都有倾向性，但是作者不要特别在作品中指出自己的思想见解，却是创作的要义。①傅玄明晰地将这一要义表达出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卓识！"假喻达旨"，让人"微悟"，不要将"辞丽"之体写成"似论"之作，这是很有创见的文学思想。在傅玄之前，似乎没有哪位中国古代作家、评论家如此说过。这就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至于傅玄根据自己确定的原则，去评论几位作者作品的得失，却有不够如实的地方。因为贾逵、傅毅的作品已难论，是不是如傅玄所说的那样，或"儒而不艳"，或"文而不典"，我们不能肯定。但是，班固之作完整，蔡邕之作较完整，特别是从班固之作中，我们看不出如傅玄所讲的那样"最得其体"的特色。钱钟书先生指出，班固等"所作此体，每伤直达，不甚假喻"①。试看班固《拟连珠》首章：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
如果把这样质木露骨的文字誉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那显然不合适。
3.论七言诗始作傅玄《拟<四愁诗>·序》曰：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日《拟<四愁诗>》。（《全晋文》卷四六）
在傅玄生活的时代，七言诗这种形式已经有人创作了。曹丕的乐府诗《燕歌行》就是例子。曹丕用的是乐府题，有人推测汉乐府中此题用七言，但今天无从证实。傅玄当时应该看到过曹丕此作。他只是在拟写《四愁诗》时，指出张衡之作为"七言类"。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最早言及七言诗始作的文字记载。这个问题在傅玄之前或同时代的文人里，再无其他人道及。后来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萧于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才提到张衡《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艳发"、"华篇"的事实，①这比傅玄所议要晚得多。钟嵘《诗品》专论五言，不及七言。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重点讲五言，谈到"三六杂言"，竟不提七言，实力缺憾。
除了首议七言诗存在的意义外，傅玄此序值得注意之处是，他还批评了张衡《四愁诗》"体小而俗"的缺点。张衡《四愁诗》四章，每章七句，故"体小"；表现的是缠绵的爱情，近乎民歌，有悖于屈原骚体的传统，故"俗"。曹丕的《燕歌行》15 句，也是一首情诗。傅玄是否对曹丕诗也不满，无法判断。他的拟作的情形是：每章12 句，成偶数型；将单一的思美人或念游子之① 参阅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 年11 月26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454 页。① 《管锥编》第三册，第1135 页。
① 沈约曰："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 "萧子显曰： "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情，赋予了"多念心忧世"的新意。他以为张衡诗不尽完善，只是"六言类"，不能许以"七言诗"；他的拟作是想有所改进。这番用心，古今评论家没有注意到，这里特加发明。
总之，傅玄言及辞赋中"七"、"连珠"之制的写作特点，议及七言诗的始作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均为首发之论；他评论了一大批前代前辈作者作品的得失，概括了各自的风格特征，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大多中肯合理，因此，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一书认为：《七谟·序》、《连珠·序》、《拟〈四愁诗〉·序》，"说明某种文体的得名缘由、发展源流，列举和评骘作家作品，概括体制风格特点"，这跟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宗旨，已早见"具体而微"的意向，在文学批评史上，这是"大辂椎轮，不应忽视的"的事。很可惜，傅玄的这些始发之论，以往很少受到中古论者的充分注意。
无疑，傅玄这些具体评议的意见，正是他"宗经"、"通变"的文学思想的反映。同时，更应该指出，傅玄的全部创作，包括他的政论文，也都体现着他的文学思想倾向。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文学思想，必须兼及他的作品。罗宗强先生说："离开了对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仅只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对于文学思想史来说，至少是不完全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完全，有时甚至是不确切的。"①他提出必须结合文学作品，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文学思想。就是说，作品不能被忽略。我们十分赞同罗氏这一卓见，并认为，不仅研究文学思想史应该如此，而且考察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也应该如此。
（三）附议：傅玄不是太康作家
在讨论傅玄作品之前，有必要先说清傅玄应归入哪一作家群的问题。这里稍加辨明。
除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傅玄当成晋初作家外，其他文学史著作都把傅玄计入西晋太康作家里讨论。我们认为：晋初说不准确，太康说不正确。
拙文《傅玄是太康作家吗？》②曾指出，傅玄是一位典型的魏晋之际的作家，其实列入正始作家里讨论更有道理。原因是：第一，傅玄没有活别太康年间（280-289 年）；第二，傅玄与正始作家是同辈人，"竹林七贤"中只有山涛、阮籍稍长于傅玄，其他丑人均小于傅玄；第三，傅玄今存作品中常为论者称引的一些乐府诗作，大都完成于人晋之前，即应属曹魏时期的作品。这三点里，前两点是清楚的，无须多讲。至于后一点，还有必要说明一下。不可否认，后世论者习惯上将傅玄当成大康作家论列，是受了"钟峰、刘勰的影响。钟嵘《诗品·下》排列晋代诗人，有一组的顺序是：张载、傅玄、傅咸、缪袭、夏侯湛。这一排列的不合理处是：缪袭、傅玄是其他三人的长辈；而缪袭（186-245）又长傅玄32 岁，卒于正始中，如何能称"晋侍中"？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乐府》、《时序》、《才略》三篇里，论及① 参阅《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② 发表于《甘肃师大学报》1981 年第2 期。后收入拙著《中国古代文学论丛》，黄山书社1992 年版。傅玄，主要是突出他的"创定雅歌，以咏祖宗"的庙堂类乐府诗，以及"义多规镜"的奏疏文。从这个角度讲，傅玄是晋代作家，没有疑问。可是应该注意，刘勰举及傅玄刨作的成就，代表的是当时人的看法。傅玄入晋后"创定雅歌"，是西晋文坛首屈一指的高手，数量之多，他人莫比；而这部分作品，在现存傅玄全部诗作中，占绝对优势。相信这一情形在刘勰时代亦然。只要翻翻沈约《宋书·乐志》，看看其中傅玄作品大量引录的状况，就不难推想人们赞许傅玄的着眼点在哪里。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傅玄，并不首肯他这些庙堂之作，也不留意他的奏疏文字，文学史著作于此不论，而是从他的其他作品（如：诗《秦女休行》、《豫章行·苦相篇》等，文《马钧传》立论的。这样，仍然沿袭钟嵘、刘勰的意见，不仅角度不对，内容有异，而且相应地会出现判断傅玄创作时代的失误。
辨明傅玄不是西晋太康作家，这对文学史研究是有意义的。曹魏正始文学里增入傅玄这样一位作家，或者将傅玄置前于魏晋之际的作家队伍里，讨论的结论恐怕就不会是以往我们所认识到的情形，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置前置后，中间相差三四十年，这不是个小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下面讨论傅玄作品时，我们还将补充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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