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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礼乐典制方面的议论
傅玄一生曾为曹魏史官，又参与后来司马氏政权制定礼乐方面的活动，在《傅子》中较多地保留有关于礼乐典章方面的议论文字。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对讨论他的思想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从学术意义上讲，这正反映出他远宗荀儒而重礼的思想倾向，而且在历史上曾经很有影响。沈约《宋书》、萧于显《南齐书》，以及唐代修成的《晋书》、杜佑所撰的《通典》，在诸志里大量吸收傅玄的议论，可见重视的程度。下面我们分项摘录他这方面的重要言论。
（一）关于礼制服丧原则
傅玄曰：母舍己父，更嫁他人，与己父绝，甚于两夫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书以后，俗儒造之。（《通典》卷九○，《意林》卷五引。文前尚有"礼云，继父服齐衰"数字，疑非《傅子》正文。）
先王之制礼也，使疏戚有伦、贵贱有等，上下九代，别为五族。骨肉者，天属也，正服之所经也；义立者，人纪也，名服之所纬也。正服者，本于亲亲；名服者，成于尊尊。亲尊者服重，亲杀者转轻，此远近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转薄，此高下之叙也。《记》曰："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①人纪准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为于。嫂之与叔，异族之人。本之天属，嫂非姊，叔非弟也，则不可以亲亲理矣；校之人纪，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体无正统，定其名分，不知所附。（《通典》卷九二，"叔嫂服"）征南军师、北海矫公智父，前娶夹氏女，生公智，后而出之。未几，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① 这段话见于《仪礼·丧服传》。
终之日，谓公智曰："公昭母年少，必当更嫁，可迎还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夹氏女，非复矫氏妇也。今将依汝居，然不与矫氏家事。"夹氏来至，王氏不悦，脱绩经而求去。夹氏见其如此，即还归夹舍。三年丧毕，王氏果嫁。夹氏乃更来。每有祭祀之事，夹氏不与。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夹氏并不为制服。后夹氏疾困，谓公智："我非矫氏妇，乃汝母耳，勿葬我矫氏墓也！"公智从其母令，引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还，于是为服三年。公曜以夹氏母始终无顺父命，竟不为服。（《通典》卷九四，"出母，父遗命令还，继母子服议"条）
以上这三段文字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服丧原则如何遵守的问题。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之道，由此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家族统治体系。后来儒家专门将丧服制度写入《仪礼》这部经典中，服丧轻重的名目体现着贵贱亲疏的分别，以此强化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的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这是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但是，汉末大乱，曹操执政以后，丧服制度遭到了破坏，不再遵守。这种状况在曹魏时期仍然沿袭而行，没有恢复旧传统。西晋政权建立后，以孝治天下，着手推行原先实行过的服丧规定。可是由于中断了几十年的缘故，一时实行起来，自会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需要解释，需要明确。前面我们说过的晋初武帝服丧事，傅玄曾对羊祜作过一番阐述，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涉及到的不为继父服丧、叔嫂无服、后妻子应为前妻子之母服丧的议论，应该是在入晋以后的事。由于其中有些特殊的情形，按《仪礼》规定又没有明文交代，怎样对待就要看如何理解了。傅玄所议，是从服丧原则中的出入、名服、从服的角度出发，以严格的男尊女卑的父权制为依据的。具体细节无需深入讨论，只需指出：傅玄是站在儒家礼制这一"大本"的立场上说话的。
（二）关于乐制乐器的记载
傅玄曰：律吕本于天地，岂关昆仑？凤雌雄，声能定之哉？此好远之谈也。（《北堂书钞》卷一二○）琵琶体圆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通典》卷一四四，"琵琶"）《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赢秦之未，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桃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琵琶赋·序》，载《宋书·乐志一》）
神农氏造琴，所以协和天下人性，为至和之主。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琴赋·序》，载《北堂书钞》卷一○九）
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财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哀乐。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所能关思运巧哉！（《筝赋·序》，载《宋书·乐志一》）
以上这些文字，描述几种乐器形制，讨论其起源、流传、改造的过程，说明乐制的准则及其作用，在音乐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后世极大的重视。研究中国音乐史，从傅玄提供的音乐史料中，能够得到重要的收获。傅玄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史家，这已早成定论。曹魏时，比傅玄年岁稍小的嵇康（224-263），好"鼓琴"，"晓音"（《三国志》卷二一注引）。今存其文《琴赋》、《琴赞》，《声无哀乐论》等，主旨在于讨论音声与情志的关系，偏于理论探讨。这与傅玄重在提供有关资料的情形不尽相同，各有优长，具有互补性。此外，《傅子》存文中，还有关于舆服方面的一些内容，涉及到汉魏时期车制（如舆车、招车、云母车、金根车、蹋楮车、追锋车等）、服制（如汉末著幍、帢的时尚，魏明帝对服饰的改革等）的变化情形，意义不是很大，不再一一引出。
综上所述，傅玄作为一位思想家，除了他政论文中反映出的为司马氏谋"君人南面之术"的主要思想倾向外，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分析，他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儒法为主而又兼容各家，显出杂家的特点。同时他的史学观是进步的，不少见解独步当时；有关机械制作、礼乐典章方面的论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资料。因此，傅玄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仅要注意到他的政论文的倾向和特点，还要顾及到他对中国史学史、科技史和音乐史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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