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论
以上三章，我们从谋"君人南面之术"的角度，主要对《傅子·内篇》的思想意义及其价值，作了一些探索和解释。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中第一 章第二节，特别引用了傅玄上疏"五事"之一、四两段文字，认为其中"功力" 就是"劳役的代名词"，而劳役地租的形态又反映的是"屯田制下的剥削率"。这 两点判断，我们以为似乎与傅玄疏文之意不很切合。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虫》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七章， 有一节为《傅玄的经济思想》。其中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分民定业论；二， 财政观点；三，农业问题；四，货币概念。胡著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的， 这与我们本章所论的角度不同，某些看法也不尽一致。可参见。第一，《内篇》的理论意义，在于提倡"有为"而治、"无为而化"的一套南面术。
在傅玄看来，"有为无不成"，不能用"无为而治"的方法理世治乱，统御天下；但是又要"恭己慎有为"，不能是"无不为"，为所欲为；所谓"无为而化"是"慎有为"的结果，而不是去"有为"的产物。《内篇》所论，当时人王沈评价是"经纶政体，存重儒教"；清人纪购的评语是"关切治道，阐启儒风"。二者共同指出《内篇》的主题跟政教有关，不谋而合。傅玄要论证的是："政体"的主体是君、臣、民，关键在君；"治道"的要领是"通儒达道"，首先要"尊儒尚学"。对于君主而言，"恭己"而"慎"，止欲宽下，以著恩信，这是明君"有为"的前提；御臣要有术，治民要兴利，统政要儒法兼济，这是明君"有为"的内容，也是手段；"上下相奉"，"无为而化"，这是明君"有为"的目标。
傅玄主张"无为而化"，却不赞同"无为"而治；主张"通儒达道"，即援法入儒，儒法兼济，却特别低斥"以法术相御"的暴政。前者是针对道家思想影响时代思潮的现象而言的，后者是有鉴于魏末政治的现状而言的。傅玄入晋后的名言"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就有批评这两种倾向的用心。这两句话也可谓《傅子·内篇》理论意义的佐证。
第二，《内篇》的政治意义，是为司马氏政权谋求篡政而立服务的。
从《晋书》本传的记载可知，《内篇》的完成时间在入晋之前，不可能在入晋之后；写作时间主要在司马昭执政时期，其中有的内容也有可能写于此前，甚至有明帝末年、齐王正始年间写成的可能性，但修订成篇的时间仍应以司马昭执政、傅玄出任地方官这一期间为依据。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本传载录傅玄入晋之初向晋武帝先后所上三疏，其指导思想、主要观点仍与《内篇》所论相近，尽管《内篇》详论"为治"之道，上疏直谏"为政"之失，建言当务之急，出发点不尽一致，但彼此颇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前面几章虽以《内篇》为主，又多处援引傅玄入晋后的上疏，相互参照，就是有鉴于此的。
傅玄政治上倾向司马氏，拥护司马氏，态度是明朗的。但是，入晋前后司马氏的统治政策与所作所为，又是让傅玄感到十分担忧的，弊端不少，为政多失，所以他要"匡正"、直谏，用心亦在于维护司马氏政权。
第三，《内篇》所论，上疏所言，其现实意义是很突出的。
关于这一点，上述两点里已有涉及。我们要强调的是，傅玄立论的基础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不是纯粹从理论上构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所要阐述的道理，提出的主张、建议，以儒为主，兼取法、道，明显地具有荀子思想的特点，也吸收了汉魏以来主张儒法兼综的政论家的思想成分。我们在前几章的论述中，充分注意到这一倾向，说明傅玄作为一名政论家，其立论的渊源所自。但是，我们更注重联系现实政治来证明其中蕴含的意向。王沈引述汉文帝评论贾谊政见的话有"今不及"之论，这也正是傅玄政论的显著特点之一。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内篇》是《傅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傅玄作为一名思想家的主要依据。今所见《傅子》存文，《内篇》并不完整，有的内容散失不见了，现存成篇较充实者与零散段落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很难完全沟通。这当然很可惜。但是，他主要的思想观点可见，他的真实用心可知，这又使我们有可能对他的现有政论文字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与评论。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采用孤立切割的传统方法，将傅玄思想分成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民本思想等等单独的结构去剖析，而更着眼于他所论内容与司马氏政权之间息息相关的特征，从"南面术"的层面上分析其中的意蕴。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当然是古代思想家、政论家共同的意愿。他们立论倡言，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探索上，都有当时的考虑，不过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已；有的能看出来，有的不甚明显，不够清楚罢了。傅玄的《内篇》属于前一种情形，这是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当然不能忽略。
接下来，我们想就傅玄所论"南面术"的时代意义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作些补充说明。
傅玄的政论、上疏所及，换个角度讲，又是最早批评司马氏政权的文字资料。虽然作为政论文的《傅子·内篇》成于禅魏之前，是讨论新政权如何谋求禅代而立的"南面术"的，正面立论的色彩浓重，策略性很强，但是问题的提出却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晋书》本传言及的"多所匡正"的意思。换句话说，凡是《内篇》着意强调的内容，都是司马氏所作所为不大经意甚至倒行逆施的地方。入晋之初，傅玄又利用谏官身份，直言进谏，批评时弊。这前后的用心是一致的，立论也好，陈事也好，都是从治国安民的意义上探索如何拨乱反正的有效途径的。然而，鉴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限制，有晋禅魏前后，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拨乱反正的根本转变。别的不说，就君王而言，傅玄热切拥护的司马昭，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傅玄希冀的方式行事，更不可能更弦改辙，弃旧图新。司马昭热衷暴虐，用人不当，已经为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不良的基础。司马昭死于禅代前夕，他的儿子司马炎更不是有为之君，有晋伊始，政权建设以及当务之急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晋武帝司马炎无力克服，而且他本人贪欲不正，又优假士族，在晋初表面升平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危机。"刚劲""峻急"的傅玄，虽然有"匡正"之意，却无回天之力。我们发现，泰始五年（269 年）以后，傅玄对政局的批评趋于缓和，甚或不再坚持原先的立场，恐怕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
其实，"南面术"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的政治理论的规范。它对汉代以后有为之君特别是建基开国的明君，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君明必须臣贤，臣贤又要求明君要敢于识佞。孔子虽然很早就注意到"恭己正南面"需要"远佞人"（《论语·卫灵公》）的问题，但是"远"之首先得"识"之。从"识佞"的意义上加以强调，这是傅玄政论中很独特的内容。傅玄力图援引秦亡的教训和"汉魏之失"的实例，以引起司马氏的警惕，呼吁"用直臣"，以开创一种"有道"的政治局面，可惜没有实现。真正认识到这一卓越见解的理论意义，并付诸实践的，是唐初唐太宗与魏徵形成共识。运用于"贞观之治"中，才得以实现它的价值。
西晋王朝在傅玄死后，很快实现了灭吴而统一全国的鼎盛局面。但是好景不长。武帝一死，昏庸的惠帝即位，西晋王朝的下坡路就急转直下，内乱外祸导致了它的灭亡。傅玄之后，批评西晋积弊的净臣有刘毅、傅咸、鲁褒、裴等人。他们的言论很激烈，批评很直接。西晋灭亡以后，从总结西晋亡国的教训方面切中肯綮的史论家有葛洪、干宝、范宁等人。他们认为，玄学误国，惠帝不才，导致了西晋的速亡。当然，批评时弊、总结亡国教训，西晋后期的诤臣和东晋时的学者确实有相当精当的言论，后世史学家对此一致首肯，一再引述，说明其认识价值和理论意义具有昭示性质。但是，我们将傅玄早期言论与上述诸家于西晋后期乃至隔朝之议取来对比，会很惊奇地发现：后者议论所及的实质性问题，正是傅玄早年急切指陈的老问题。虽然这些议论指事更直接具体，陈情更具锋芒，论理更不容动摇，确有更可观照的参考价值，但要害并不出傅玄当初所议及的范畴。因此，从超前性上讲，傅玄的政论、上疏是认识西晋衰亡的可贵文献，至少可以证明：西晋政权的**在立国之初就己显示，它的病入膏盲是必然的，其衰亡只是迟早的事。惠帝不惠，外戚干政，八王之乱，外族介入，以及玄风大畅、士族清谈等等，都是一连串的偶然拍合，其实只是**的链条上的环节，要说其中某一端是**的原因或征兆，固然不错，似乎也讲得通，但要从根本上认识，都不够深刻。如果我们从傅玄入晋前讨论"南面术"的时代意义上去认识西晋的衰亡史，似乎更能追溯到大厦必倾的深刻原因。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或政权的衰变，其原因都隐藏在它貌似强盛的背后，发轫于它的上升时期.绝不能仅仅着眼于后期明显的一蹶不振的诸多现象之中。《傅子·内篇》讨论的"南面术"，并没有为司马氏建基立业所采纳；入晋初，傅玄直谏的"王政之急"，也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和严格贯彻。"亡秦之病复发"，"汉魏之失未改"，蒸蒸日上和欣欣向荣的时刻，傅玄如此唱反调，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使然。他的理论纲领未被采纳，他的预见性的直言未受重视，不等于没有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像傅玄这样，于王朝政权未立将立、始兴而盛的时期，孜孜于内在的弊端，清醒认识到危机的存在，并建言上疏的思想家，认真推究起来，不是很多；特别是他指出的危机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得到应验，这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傅玄的"南面术"没有应用于西晋，却受到唐代君臣的高度重视，这是很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很熟悉唐初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励精图治，魏徵犯颜直谏，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前代佳话之一。"贞观之治"确可谓拨乱反正的历史范例，也可谓"南面术"自觉成功应用的少见的样板。唐太宗命魏徵编纂《群书治要》，首先取决于唐太宗真心重视学习借鉴历代封建政治学说的迫切愿望；魏徵摘要汇集前代典籍中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内容，也首先出于他完全为着唐王朝的根本利益。中国古语讲"君明臣贤"，但真正造就这种君臣关系的历史时期，为数很少，"贞观之治"可谓难得的一次结合。《群书治要》里大量摘引《傅子》文，说明魏徵极为重视傅玄的意见，唐太宗也从中学到了为君治国的有益东西。因为唐太宗懂得，天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通鉴》卷一九二），他很重视秦朝特别是隋朝速亡的教训，深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因而清醒地决定采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方针，并把"任贤能，受谏诤"作为两条根本的措施。这些正是他作为"明君"的难能可贵之处。同时，唐太宗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选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这又是像魏徵这样的直臣能够被选中并始终得以直言无隐、犯颜切谏的背景与条件。所以，"君明臣贤"中，关键在于"君明"。只要"君明"，正如《傅子》中所说的那样，贤臣"求无不得"。傅玄虽是刚直之臣，可惜他没有遇到真正的"明君"。魏徵既是直臣，又恰逢像唐太宗这样一位英明之主，这是他比傅玄幸运的地方。"贞观之治"中"君臣论治"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持续维持，是中国历史上"南面术"真正贯彻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书生议论的少见的例子。傅玄于魏晋之际向司马氏勾画的"南面"蓝图，时隔近400 年后，才在唐初切实引入政治生活中来，为魏徵奉为至宝，为唐太宗观若鉴戒经典，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幸还是不幸？其实是既幸又不幸，二者兼而有之。历朝历代的君主，包括被后世公论是"昏君"者，在位时无不以"明君"自视自处，臣僚们或阿谀，或希求，或规谏，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当朝君王当作"明君"看待，因而奸佞当道而忠直被黜的悲剧一演再演。"南面术"在理论上再完善，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难以有效实施。被罢官被杀头的直臣何其多！傅玄被罢官而未遭杀头之祸是其幸，他的一套"南面术"在唐初总算受到唐太宗、魏徵的赏识，也是身后之幸。初唐君臣从傅玄政论里获得有益的启示，这也是有道理的。《傅子·内篇》是从总结前代之夫，为新王朝的建立，贡献大计方略的。这与初唐的开国新政面临的选择，是很近似的。当后来盛唐时纵横家赵蕤在《长短经》中再一次大量引录《傅子》文时，赵蕤没有得势，《傅子》也未再次引起盛唐君主的重视，其中多少还是有点必然性的。皇权巩固了，盛世出现了，歌舞升平中继续老调重弹，说什么励精图治一类的惩戒话，顶多是点缀，还需要认真当回事吗？赵蕤想"救弊"，他的学生、大诗人李白想匡世，可以说都不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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