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引言中已经提到的，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朱莉·芬斯特是我不可或缺的伙伴。她不仅是一个聪明、勤奋、有见地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沉稳冷静的人——这种品格一直在鼓舞着我的士气。我们俩欠了很多人的情，也欠了很多组织的情。首先就是我在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美国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在一个人写这样一本大部头书的时候，有人负责手稿准备是很重要的。我的这位助手是莉萨·韦斯多弗尔（Lisa Weisdorffer）。我初次遇到莉萨的时候，她是我在新奥尔良大学开的“美国和冷战”一课的学生。毕业之后，她曾为美国古典航海公司（American Classic Voyages）和尼尔拍卖公司（Neal Auction Company）工作。她能为我工作，我感到很幸运。为了把本书手稿整理成形，她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艾森豪威尔中心还聘请谢尔比·萨德勒（Shelby Sadler）来校读和统稿。她是一个杰出的编辑，而且在这些年中，我也学会了信任她的文学天才。
在我长时间在密歇根做研究的过程中，管理艾森豪威尔研究中心的是副主任凯文·威利（Kevin Willey）。他毫无怨言地帮我查找那些不知名的著作，安排我的采访日程。对研究中心而言，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奉献者。在写本书时，我把我们中心收藏的“二战”资料托付给了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s），他堪称美国军事史的活百科全书。我在新奥尔良大学的三位上司格雷格里·奥布赖恩（Gregory O'Brien）校长、卢·帕拉迪斯（Lou Paradise）教务长和罗伯特·杜邦（Robert DuPont）院长从一开始就支持这本书，他们减轻了我的教学任务，以便我能把更多时间花在迪尔伯恩和底特律。他们都是热爱美国历史和文学的一流管理者。我的新奥尔良团队还有一个外援：从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借来的优秀学生安德鲁·特拉弗斯（Andrew Travers），是他记录了我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杰克·特尔纳克等所有人的谈话。
说到这里，我必须感谢许多过去和现在的福特员工，是他们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福特汽车公司。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小比尔·福特和他的队伍对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尽管我知道他们极不赞同我对公司的许多解释，但他们也一直明白这是我的书，不是他们的。我想对5位前福特最高官员李·艾柯卡、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唐·彼得森、菲利普·考德威尔和雷德·波林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全都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不仅回答了无数的问题，还毫不犹豫地允许我在有其他问题的时候打电话到他们家。经常联系这些日程繁忙的人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这是值得付出的努力。亨利二世的女儿安妮住在纽约，是她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她的爷爷。亨利·福特传统协会（Henry Ford Heritage Association）的两位成员迪克·福尔森（Dick Folson）和麦克·斯金纳（Mike Skinner）不仅校读了本书的相当大一部分手稿，还在一次“汽车传统历史游”中带我逛遍了底特律大都市区。在保留老亨利·福特的生活和传统上，他们两人的贡献是旁人无法超越的。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福特汽车公司档案管理员格里塔·科拉帕克（她在迪尔伯恩工作，但住在加拿大温莎）、辛西娅·科罗洛夫（纽约锡拉丘兹人，已经在福特工作了10年）和伊丽莎白·阿德金斯［一位一流档案管理者，最近得到了美国档案管理者学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的奖学金］一直支持着我。她们全都在迪尔伯恩工作，尽职尽责地帮助学者们更深入地了解福特汽车公司。特别是和我一起收集照片、阅读文件、查找相关档案的格里塔。辛西娅就像一个侦探，能捕捉到其他一些研究者可能会错过的资料。另外，我想感谢亨利·福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史蒂夫·汉普（Steve Hamp）、特里·胡佛（Terry Hoover）和鲍勃·凯西（Bob Casey），他们不光回答了我的问题，还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同样，韦恩州立大学沃尔特·鲁瑟图书馆（Walter Reuther Library）的工作人员也对我帮助极大，他们为我指出了许多与UAW相关的重要的原始和二手资料。
为了在全球背景下更好地了解福特汽车公司，我访问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工厂。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外的新福特工厂游览、看着纽波特·帕格内尔的工人手工制造阿斯顿·马丁、在英格兰考文垂参观最早的捷豹之家、在东京和马自达装配工厂的工人交谈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的旅行让我领会了汽车工业的全球化内涵。
尽管我的交稿期比原计划晚了4个月，维京出版社（Viking）的朋友们却从未对这个项目失去信心。我最初的编辑是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的主编简·冯·梅伦（Jane von Mehren）。这些年，她每月向我提供研究资金，以不变的热情跟踪着我的进展。在我交上前半部分手稿后不久，简因怀孕而请了假。于是，我们决定比一比是她的孩子先出生还是我的书先完成。她赢了，卢卡斯·杰弗里·戴蒙德（Lucas Geoffrey Diamond）比《福特传》早两个月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些年，她的助手布雷特·凯利（Brett Kelly）同样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样对我帮助匪浅。
在这段时间，维京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莫利·斯特恩（Molly Stern）填补了空白。从手稿整理到制作阶段，她的责任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重。和这样一个在本职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散发着一种职业精神的人合作是一种乐趣。她的助手珍妮弗·杰克逊（Jennifer Jackson）也带着扎实的技能和永不消退的活力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封面设计者米歇尔·艾莎伊（Michelle Ishay）。和负责本书内部设计的卡拉·博尔特（Carla Bolte）和负责排版的特伦特·达菲（Trent Duffy）。在项目的最后那些日子里，制作编辑布鲁斯·吉福德斯（Bruce Giffords）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完善了本书，他的工作是模范性的。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维京总裁克莱尔·费拉罗（Clare Ferraro）和企鹅集团（美国）有限公司［Penguin Group （USA）Inc.］总裁苏珊·彼得森·肯尼迪（Susan Petersen Kennedy）尽一切可能地对我提供了支持。为他们的公司工作是一种荣誉。
国际创造性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的莉萨·班考夫（Lisa Bankoff）担任我的代理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我应该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她是这个行业中最棒的。
令人难过的是，在我写本书时，我的同事斯蒂芬·E·安布罗斯去世了。是他鼓励我写福特汽车公司，让我相信这是讲述20世纪美国故事的最好方式。他一边忍受着癌症的痛苦，一边花时间阅读了本书中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章。他向我提了一些建议，还大大表扬了我一番。几个星期后，他离开了人世。我怀念他粗哑的声音、超凡脱俗的风采和我们之间永恒的友情。此时此刻，我能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他为他的书迷们签名时经常使用的那句话：“祝你快乐！”
我也想把本书一书献给福特·R·布赖恩，他校读了本书，提了许多好建议。他比在世的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福特。本书也属于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老师——终生都致力于研究美国劳动史的沃伦·范塔恩。以上三人都是无私学者生涯的典范。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安妮。在艰苦的写作过程中，她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没有她的爱和支持，本书不会问世。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于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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