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年仅三岁的亨利·福特二世有幸在荣格工厂第一幢完工的建筑中扳动开关，点燃巨大的高炉。在记录这一场景的照片上，老亨利·福特用双臂举着孙子，福特家族在公司中的支配地位在照片中反映得淋漓尽致。早在小亨利二世在荣格工厂扳动开关之前，人们就预料他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掌管福特汽车公司，但他的长辈们从未刻意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汽车人”。
这一切在1945年9月的一个雨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天，28岁的亨利·福特二世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此前，他所管理过的最大组织就是耶鲁大学的划艇队。公司内外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亨利二世的资历严重不足。毕竟，他从未正规地接受过福特方式的熏陶。由于他对公司辉煌的过去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有人认为他连底盘和轮胎装卸撬杆也分不清。在一些工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几年前，他是一个安静、快乐、蓝眼睛、苹果脸的年轻学生，一个慢性子的人，”记者吉尔伯特·伯克（Gilbert Burck）在《生活》（Life）杂志1945年10月1日刊上写道，“他从未展现出过人的才智，也没什么迹象表明他是一个内秀的人。价值在10亿~20亿美元之间的福特汽车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私营企业，即将掌控这个巨人企业的事实似乎并未让他担心——毕竟，不光他那才华横溢的父亲还活着，他的祖父也还活着。”
这些在1942年是事实，但在1945年却不是事实了。这一年，亨利二世的父亲与世长辞，祖父也已时日不多。尽管没有一个看过亨利二世简历的人会把他选为一个拥有12万名雇员的国际性汽车公司的总裁，他却将证明自己是一个可与祖父比肩的工业家，是一个既适合那个时代也符合公司需要的领导者。第一个亨利·福特创建了一家将世界推向现代化的公司，第二个亨利·福特则最终将这家公司带入现代化时代。
埃兹尔和埃莉诺·福特一直在避免孩子们受到外部世界的滋扰，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害怕有人绑架孩子。全家人保护着自己的隐私，在底特律内外过着宁静的社交生活。作为孩子们的祖父母，亨利和克拉拉·福特同样把家庭生活和生意上的事分得一清二楚。他们深爱自己的孙子和孙女，但他们只把孩子们当成玩伴而不是学徒。亨利二世、本森、约瑟芬和比利经常在费尔莱恩度周末，与祖父母共享天伦之乐。亨利·福特亲自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开车、观察野鸟和爬树。“我们爱它，”亨利二世后来回忆了祖父的费尔莱恩豪宅，“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日子。那里有我们自己的小农场，大约有16英亩，我们在那里种庄稼。我们所使用的所有农场设备都是缩小版的，适合小孩子使用。”另外，埃兹尔和埃莉诺每个夏天都会带孩子们去缅因州的西尔港。在夏天，全家人也通常会去佛罗里达州的霍比桑德度假。
亨利二世在家人的关爱中成长为一个举止文雅的男孩，他性情温和，对他人提出要求时也彬彬有礼。尽管他尊敬自己的长辈，但在朋友和同学们面前，他也会表现出自负的一面。也许最重要的是，他的弟弟妹妹们，尤其是天性温和的本森，从不反对他，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领导。年龄最小的威廉·福特将成为一个体育明星，但亨利二世在运动场上只不过是一个普通角色。他高中时开始玩橄榄球，最初是在父亲的母校底特律大学。1933年，他离开家乡，进入了康涅狄格州雷克维尔的霍奇基斯学校（Hotchkiss School）。他的成绩普普通通，但他并不笨。在霍奇基斯学校的年鉴中，亨利二世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只要你做得对，你就能有所收获。”很多像亨利这样的富家继承人都做得不太对，但他是一个很懂事也很聪明的人。
亨利二世在小时候可能被宠坏了，但作为一个大男孩，他既没有辍学，也没有成为害群之马。他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安安静静地应付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拉丁文课程。在耶鲁大学，他也是这样做的。在公开承认自己讨厌刚入学时所学的机械专业后，他转向了社会学。“我的工程学考试不及格，”他回忆说，“其他人说社会学是一门容易对付的课程，于是我就想，这正是专门为我准备的课程。但我的社会学考试也不及格。”不过，他喜欢钻研人们的生活方式，福特家族的人都有这种兴趣——甚至超过了对机械技术的兴趣。多年以后，亨利二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们还记得，他是一个英俊、健壮的小伙子，身高6英尺，比父亲和祖父都高得多。他有福特家族标志性的明亮蓝眼睛，小嘴巴，嘴唇丰满，笑容来得很快。他也偶有恶作剧，但程度是可以接受的。“所有这些人，”亨利二世后来说，他指的是那些自封的专家，“都想拿我和我的祖父做比较。我一点也不像祖父，月球人和他的差别有多大，我和他的差别就有多大。我像我母亲。”根据他的老友及传记作家沃尔特·海斯（Walter Hayes）所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有一种上流社会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强调“秩序、整洁、准时、体恤下人和诚实”。
诚实这一特点，有时也会出点儿小问题。就在他完成了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门课程后，耶鲁的一名教授发现他的学期论文是别人代写的。由于他从未把自己标榜为一名学者，这个舞弊事件还算不上一个丑闻。他的学业已经结束，与其说他被开除了，不如说他仅仅是被剥夺了学位。这个没有学位的毕业生已经在耶鲁学到了他想学的所有东西，于是他叫上自己的保镖，开着自己的黄色林肯和风离开了纽黑文。
该年夏天，亨利二世与安妮·麦克唐奈（Anne McDonnell）举行了婚礼。这个纽约姑娘是他在读大学期间追到手的。两人的背景有些许相似之处：安妮的祖父是留下了5000万美元家产的发明家托马斯·E·默里（Thomas E.Murray），父亲是一名银行家，但她本人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虽然长辈们略表不赞成之意，亨利二世还是在著名的广播布道者富尔顿·西恩（Fulton Sheen）的教化下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信仰。在纽约南安普敦举行的婚礼是该年度的社交大事，而且是23岁的亨利二世到那时为止的最大成就。福特家族很高兴与亨利二世共同庆祝他的光明未来，而他的那些在其他家庭可能会遭到批评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拙劣的学业和信仰转变，都被忽略了。埃兹尔把福特汽车公司25000股股份当礼物送给了亨利二世，这是为了庆祝“你本月结束了大学生活，而且在结婚后会加入福特汽车公司开始未来的职业生涯，也是为了庆祝你目前已成为公司的董事”。这对新人在夏威夷度过了自己的蜜月，就像亨利的祖父母一样。
就在亨利二世和安妮定居在底特律时，本森·福特也完成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业。兄弟俩都成了家族企业的机械师。他们不希望在工作上得到特别的关照，尽管亨利二世位于格罗斯·波因特的那种豪宅是大多数其他机械师都无福享受的。亨利和安妮很快就拥有了一个幸福的4人家庭，女儿夏洛特（Charlotte）和安妮（Anne）是他们的头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埃兹尔二世（Edsel Ⅱ）。
1940~1941年，福特汽车公司正遭受工会运动的困扰。包括林肯大陆在内的新车型已经出现在展示厅中，管理层像以往一样动荡不安。这时，总裁职位的未来继承人正在荣格工厂的修车厂中做着轮轴上油和更换发动机等工作。“他坚持要干最脏的活儿，”《生活》报道说，“而且讨厌受到特殊对待。”亨利二世喜欢在测力部门和试验部门工作，在这些地方，公司老资格机械师劳伦斯·谢尔德里克是他的导师。“他对知识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渴望，”而且“从不在乎双手沾满油污”或衣服“脏得一塌糊涂”，谢尔德里克回忆说。公司中从未有人邀请亨利二世参加会议或参与公司的管理。“在职业起点的选择上，他们几乎没有受到父母指令的影响。”埃兹尔的秘书A·J·莱帕恩（A.J.Lepine）这样评论亨利二世和本森。首先，福特汽车公司的管理者通常都是从工人晋升而来的，如果说银行的最高领导候选人是从出纳员做起，百货公司的管理培训生是从收银员做起的话，那么福特汽车公司同样奉行这样的信念：亨利二世应该从汽车修理工做起。
老亨利·福特也许从未打算将他的职位传给孙子，就像他从未打算让埃兹尔继承衣钵一样，但为人洒脱的亨利二世似乎对荣格工厂安静角落中的那份简单的工作非常满意。
但在1941年春季，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前8个月，亨利二世突然加入美国军队，成为一名海军少尉。他选择这样的时机入伍令人费解，因为他的第一个女儿夏洛特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不过，考虑到公司与UAW的对抗在那个春天已经达到了顶峰，亨利二世参军可能是为了避开迪尔伯恩的紧张空气。而且他可能也很清楚父亲是如何因未能参加“一战”而遭受奚落的。亨利二世最初去了位于迪尔伯恩的美国海军训练学校（U.S.Naval Training School），后来又被派到了芝加哥附近的五大湖区海军训练中心。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自己的第一份军职工作：行政助理。海军教给他的东西是福特汽车公司不能教给他的，那就是如何工作。“我学会了在接到任务后如何去完成任务。”后来，他这样评论自己在第九海军区度过的那段时光。像往常一样，亨利二世因真诚和随和而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另外，他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海军才能。不过，他再怎么说也是亨利·福特二世。正是这一点使他在1943年成为一个对整个国家都很重要的人物。
在穿了27个月军装之后，亨利二世于1943年8月初离开军队，来到了荣格工厂。这时候，工厂的大部门办公室职员都在休假。“所有人都不在，所以我只好在另一个人的办公室给自己安排了半张桌子，”他后来说，“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楼房是干什么用的。”他独自一人在工厂中逛了一圈，与工人交谈，了解汽车制造的程序。“我是一个新手，”他坦言，“我在寻找答案。”
亨利·福特对他的孙子出现在荣格工厂不怎么赞成，或许是完全不赞成。起初，他重复着对儿子埃兹尔的那种行为：监视亨利二世，让下属给亨利二世带去不公正的批评。但这种偏执态度并没有持续太久，福特已经年过80，健康状况存在隐忧，而且正试图带领公司熬过战时的危机。另外，他已经显露出了明显的衰老迹象，既没有职务头衔也没有权力的亨利二世不值得他费心。
1945年，亨利·福特的健康状况又一次恶化，早在该年年初在佐治亚州维斯度假时，他就曾再次中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哈里·贝内特所说，福特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所有人都帮不上忙，都只能承认过去的那个亨利·福特已经再也回不来了。“他的样子变化极大，”曾和福特在实验室中共事数十年的查尔斯·沃里斯说，“面部松弛，非常苍白，身材也消瘦了许多，尽管他一直就很瘦……他已经失去了他引以为豪的精神能量和活力。”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向天命屈服了。“他的状况非常糟糕，”沃里斯继续说，“甚至不再谈论他的兴趣或他所关心的问题，除了一些琐碎小事，他再也不去谈论任何事情。他很少说话，也很少表达自己，所以很难判断他的意识究竟是像常见的老年人中那样回到了他的过去，还是完全停留在现在。”
亨利·福特确实老了。好日子和坏日子他都经历过，但到1945年时，除了签名和供人拍照之外，他已经无力为自己亲手创建的公司做任何事情。总裁一职只是名义上的，他完全依赖哈里·贝内特解释自己的意图。对贝内特来说，这样的状况实际上是最理想的，因为福特不会信任除他以外的任何人，尤其不会信任亨利二世。只要亨利·福特活着，这样的状况就不会改变。
由于没有专门的账目控制，福特汽车公司是一个挤满小偷、侵吞公款者和其他商业水蛭的地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亨利·福特一直更喜欢从传闻中而不是财务数字推理中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因此，贝内特的情报收集网取代了内部会计。这也使得贝内特控制了公司肥缺职务的任命，有权决定谁为公司赚钱——以及谁从公司身上捞钱。“我不知道他偷了多少东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偷的，”亨利二世后来这样评价哈里·贝内特，“但我相信——尽管我没有任何证据，凭他的薪水，他不可能过着那样的生活。我曾说过，考虑到他的职位，他的薪水是非常非常低的。但他有家养牲畜，而且在城市西边一座山的最高处拥有一所住宅。他偷偷摸摸地搞到这些东西或许是通过经销商，或许是通过其他方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干的，但他肯定干了。”
这时候，在汽车行业中，福特汽车公司正处于最衰弱的时期，亟须赢回从前的那些优势。每个汽车制造商都知道，对美国这样一个痴迷于汽车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新车上市的4年是痛苦难熬的。“被压抑的需求”是一个令汽车商们垂涎欲滴的词汇。但已经迫不及待的消费者也预示了战后的残酷竞争。福特汽车公司蹒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显露出公司即将崩溃的任何征兆。然而在战后，通用和克莱斯勒开始了将福特从三巨头名单中除去的行动。它们已经做足了准备，想抢占市场的大多数份额，而且一旦曾经的行业领导者福特失败，他们会将福特帝国也一口吞下。甚至在战争结束前，福特的经销商们已经遭到了两大巨头的猛烈围攻。
因此，从福特家族、麻烦重重的福特汽车公司或整个汽车行业的角度来看，在1945年夏季，老福特汽车公司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就像许多已经破旧不堪的T型车一样，它的黄金岁月早就过去了。服从于一个人、一种规则的管理模式本可以为埃兹尔·福特和欧内斯特·坎兹勒创建合理的等级管理制度开启绿灯，当T型车被淘汰时，旧式的运营方式本应也被淘汰。然而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却一直被亨利·福特对老式生产和老式管理的不变执着桎梏着。
“二战”期间，亨利的老福特汽车公司（他创建于1919年的管理模式）仍然存活着。它一直固执不变，直到国家危机结束。此后，福特汽车公司必须革新，也必须有一个新人来掌管它。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哈里·贝内特将继续他的控制，在这一关键时刻实现平稳过渡。在1944年年末或1945年年初的某个时候，亨利·福特甚至签署了一份遗嘱附录，规定公司在他死后的10年内不设总裁，由哈里·贝内特为秘书的董事会掌管福特汽车公司。不管亨利二世知不知道这份附录，他很清楚贝内特正图谋篡夺他在公司中的位置，就像篡夺他父亲的位置一样。
“二战”中，年轻的亨利二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部门，观察、聆听，但并没有早早尝试改变任何事情。他的弟弟本森在卸去迪尔伯恩地区的军职后也对工厂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但两人都没有职位、导师和办公室。只要亨利二世进入一个部门并开始谋求进步，他总会发现他的进步被一种神秘力量阻挠着：没有明确原因，下属们就是不肯合作。这也是埃兹尔在20年的时间里身处并努力适应的工作环境。当然，亨利二世知道那些跟他唱反调的命令来自他祖父和哈里·贝内特之间的那种古怪、神秘的联盟。也许是因为贝内特把亨利二世看成了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他想与他的年轻对手建立友谊。两人都做出一副在生意上相处融洽的样子，共同在照相机镜头前摆姿势，相互表达对对方的敬意。但在表象之下，除憎恨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得说我们都是优秀的演员，”亨利二世后来说，“贝内特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肮脏、最下流的人。”
1944年，亨利二世决定摆明自己的立场。他决定雇用一个新销售经理，这个人就是约翰·R·戴维斯（John R.Davis）。1919年就加入公司的戴维斯是埃兹尔最喜欢的职员之一。但在戴维斯与哈里·贝内特发生冲突后，他被放逐到了西海岸。亨利二世以他的典型方式亲自拜访了戴维斯，邀请他返回迪尔伯恩出任销售经理。戴维斯拒绝了。他所说的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他戴着新头衔突然出现在迪尔伯恩，贝内特就更想消灭他了。在两天的劝说之后，亨利二世终于听到了他想听到的答案，但这是以一个风险极大的保险条款换来的。亨利二世承诺，如果戴维斯被解雇，他本人也将离开公司。
对亨利二世来说，戴维斯是一个更称职的销售经理，是一个值得他信赖的人。当亨利二世1943年刚刚来到荣格工厂时，他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不要忘了，”戴维斯回忆说，“亨利刚来的时候，公司不光是濒临灭亡那么简单，它已经死了，僵尸已经出现了。”对新管理者表现出哪怕最正常的忠诚都意味着拿自己的未来冒险。不声不响之中，亨利二世开始集结他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把自己对公司未来的看法传达给他们。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米德·布里克是另一个。第三个，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律师和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约翰·S·巴加斯（John S.Buges）。起初，他是被哈里·贝内特雇来充当左右手的。
巴加斯和贝内特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出生于怀俄明荒凉地区的巴加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接受的培训一直是关于如何用法律世界的秩序取代犯罪世界的混乱的。而贝内特向来对自己占据两种世界之间那种肮脏地带的能力自鸣得意。巴加斯不喜欢贝内特，在他眼中，贝内特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权力狂人，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与亨利二世建立了同盟关系——两人也将成为终生的朋友。但当贝内特意识到巴加斯属于敌方阵营时，巴加斯被贬到了浴室中工作。在1944年的福特汽车公司，这是司空见惯之事。
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克拉拉·福特和埃兹尔的遗孀埃莉诺配合了1945年的平静革命。亨利二世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不管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总有一定的道理。加在一起，两位夫人共控制了福特汽车公司近1/3的投票股份。根据传闻，埃莉诺和克拉拉威胁说，如果不任命亨利二世为总裁，她们将在华尔街卖掉她们的福特股份。
特别的是，埃莉诺因埃兹尔的不幸遭遇而痛恨亨利·福特和哈里·贝内特。福特家族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如果不发生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未来漫长岁月中的福特汽车公司本应是埃兹尔所打造的福特汽车公司。在这样一种情绪下，公司的短期变革自然会让那些孤立埃兹尔的人得到报应。
但亨利二世对那次转折有自己的说法。“戴维斯、巴加斯、布里克和我共同酝酿出了接管公司的整个计划，”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采访他的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说，“我们是在底特律俱乐部（Detroit Club）的一家私人餐厅中想出那个计划的。他们不断提醒我，告诉我整个公司正每况愈下。”胸有成竹的亨利二世拜访了正病魔缠身的祖父：“我说，‘我觉得现在是做些事情把公司整顿一下的时候了。’我祖母也在场，她把故事简单化了，她说，‘亨利，我认为小亨利应该掌权。’”
亨利二世接着说：“我不记得他当时说的是‘好’还是‘不’。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她最终（对老亨利）说，‘你看，你的身体不好……是让其他人接替你的时候了。’我不敢说我祖父所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哈里·贝内特造成的，因为我本应该更顾家一些。但我说，‘有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站出来做一些事情。我想我已经开始做一些事情，只是不能经常来这里和你讨论所有细节。’过去，我可以在身体上接触他，但不曾在精神上接触他。现在时机来到了，我祖母和祖父都坐在那里，祖父对我说，‘好吧，亨利，你接替我吧。你去召集董事会议，我会写好我的辞职信。’”（实际上，他的辞职信是他的秘书弗兰克·坎普萨写的。）
不管哪一个故事是真实的，亨利二世毕竟成功登顶了。在当时的那种局势下，他得到了一个总裁候选人所能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福特家族的支持，也就是他的祖母、母亲和兄弟姐妹对他的支持。他们只有一种信念：亨利二世应该接任总裁，因为他胜任此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事后怀疑过亨利二世的能力或提出其他人可能比亨利二世更有资格。不管两位夫人是否曾威胁卖掉手中的股票，她们确实做了某些必要的工作，对家族企业史上亨利二世时代的到来起到了作用。以全家人的十足信任为后盾，亨利二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总裁，一个福特汽车公司真正的总裁。
1945年9月21日早晨，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在荣格工厂召开了。计划参会的包括公司董事包括亨利、亨利二世、本森·福特以及哈里·贝内特、米德·布里克、B·J·克雷格、雷·劳施和弗兰克·坎普萨等几位最高执行官。本森没有参加会议，因为他曾发誓永远不和哈里·贝内特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弗兰克·坎普萨宣读了亨利·福特的辞职信。现场气氛十分紧张：那是一种必须保持礼仪、遵守会议秩序的最终摊牌。有几个出席者差一点儿没能承受住那种气氛。亨利·福特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是在危机时期重新任职的，而现在，危机时期已经过去了。”
没等弗兰克·坎普萨读完那封信，哈里·贝内特就起身准备离开。他知道，他在福特汽车公司的职业生涯也结束了。其他人说服他留下来听完会议的结论。遵从福特辞职信的建议，董事会任命亨利二世为总裁接班人。“会议结束后，其他董事都回家了，”哈里·贝内特回忆说，“我告诉亨利（二世）我想跟他谈一谈，于是我们就去了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窝着一肚子火，我想任何人都会这样。我告诉亨利，‘你已经接管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组织，但你从未对它做出过任何贡献。’然后我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我一直在努力地喜欢你，希望和你做朋友。’亨利告诉我他也一样，然后说，‘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你我能做些什么，你知道你不一定非要离开——你可以终生待在这里。’但我已经下了决心。我一直说如果福特先生离开我也离开，过去我这样想，现在我也这样想。”
除最终结果一致外，亨利二世对这次私下谈话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我立刻就走出会场，”他回忆说，“把贝内特带到了我的办公室，解雇了他。我很怕一切不会如我所愿……肉体和精神上都很怕。一旦我当了总裁，他知道那是必然结果，他毫无躲避的办法。所以我想，他只是决定暂时接受，还指望事情会发生变化。”
哈里·贝内特说，他那天是飞一样地走出福特汽车公司的。“我想尽快离开那里，”他说，“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刚刚出狱的人。”他曾经把福特汽车公司变成无数人的监狱，但最终，他自己成了所有犯人中最不幸的一个。
亨利二世在上台后的第一个月里就改变了许多事情。贝内特的十几个忠实支持者随这位“小巨人”一起被立即解雇。上千人随即步了他们的后尘——都是一些为哈里·贝内特工作但不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人。亨利二世明言，公司里的所有人都“直接听命于我”。每一个被解雇的人都是他亲自解雇的。
有一些在亨利二世的大清洗行动中被解雇的人，还在不慌不忙地等待老亨利请回哈里·贝内特，恢复过去的权力格局。但这一天不会到来。退休之后的亨利·福特对公司已经没什么兴趣了。随着贝内特王国的覆灭、老亨利的退出以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战争的最终结束，亨利二世于1945年秋季控制了福特汽车公司。
秋天，当对日战争胜利庆祝活动所留下的五彩纸屑被打扫干净，成千上万的士兵回到家乡寻找工作时，企业核查收入和盘点存货的时间也来到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二世和他的高级执行官们正是这样做的。公司价值10.21亿美元，单在美国就有130000名雇员。其中，有75000人在迪尔伯恩的荣格工厂工作，还有26000人分布于全美13家福特装配工厂。剩下的职员在高地公园工厂和全美各地的地区办公室工作。柳木场工厂于1945年底关闭，转归政府所有。福特汽车公司清场撤出，这里历时4年的军工事业也终告结束。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所有汽车制造商都已经富得流油。福特汽车公司也不例外，它的银行存款达到了6.85亿美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债务。福特汽车加拿大公司同样春风得意，它自己在南非和新西兰的分支也运转顺利。从世界范围来看，福特汽车公司保住了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的装配工厂，但挑战在于重新与各欧洲福特分公司建立和平时期的关系。战争中，福特-沃尔克公司一直在纳粹的控制之下，但在科隆于1945年3月被解放之后，这家德国福特公司被军事监管部门控制了。美军指挥官们立即授权公司生产卡车，第一辆卡车象征性地在欧洲胜利日5月8日生产出来。英格兰福特公司也恢复了汽车生产，5月25日，它制成了公司战后的第一辆客用汽车。
在国内，福特汽车公司是在1945年7月3日生产出战后首辆民用汽车的，这使得它成为第一个在1946年度推出新车的汽车制造商。生产第一款战后汽车所赢得的声誉价值千万，但从设计上看，这款新车算不上成功。它比1942年度的福特汽车强不到哪里去，保险杠是木制的，后玻璃是塑料的，这要归因于基础物资的持续短缺。不过，1946年度的福特新车使亨利二世得以发起了一场颇有成效的公关战役，鼓吹说迪尔伯恩的这家历史悠久的汽车公司永远都是“第一”的。亨利二世知道，他的新车会有买主——任何带有四个车轮和一台发动机的东西都是战后初期的香饽饽。但他也意识到，这款新车的真正用途是为公司买到一些时间，以便公司能设计出真正的新车。从许多方面看，亨利二世必须要做的实际上是设法让公司熬过接下来的3~4年。公司的财力固然雄厚，但从长远来看，公司的境况仍然不容乐观。
战争结束时，美国有9家公司正在生产客用汽车：通用汽车公司将占据1946年行业销量的38%；克莱斯勒是26%；福特是23%。其余6家“独立”汽车制造商则没有一个超过5%。其中，帕卡德、纳什、赫德森和史蒂倍克是知名品牌，班塔姆（Bantam）和凯泽-弗雷泽（Kaiser-Frazer）是新公司。
1946~1948年间，这9家公司的日子都很好过，但它们也都知道，购买大潮将最终消退。对那些销售组织最薄弱的公司来说，消费者的恩惠消失得也最快。战争中，在实际上所有的汽车生产设施都转向军工生产之后，许多汽车经销商破产了。其他一些转向了二手车生意、零部件供应和服务。一些经销商把他们的店铺改造成了生产战争物资的设施。还有一些只卖各种各样的二手车，可能还会兼做其他小生意——在乡村地区也许是饲料商店，在城里也许是杂货铺。然而，尽管新车销售在战争中暂时停止，福特经销商中却只有10%退出了汽车行业。事实上，亨利二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1944年1月在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National Automobile Dealers Association）发表的。他在演讲中承诺，福特经销商和母公司之间的关系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更进步的时期。在战后接任总裁后，他有了兑现诺言的机会。
1945~1946年，亨利·福特二世频繁外出旅行，拜访全美各地的福特经销商。他想亲自和经销商会面，参观他们的展示厅，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亨利的时机选择对福特汽车公司的生存至关重要。他知道，强大的汽车制造商们，特别是通用和克莱斯勒，正试图通过夺走相对较弱的竞争对手的经销商来打击这些竞争对手。而福特汽车公司尤其脆弱，因为公司与经销商的关系在战前就被旧政体搞得紧张无比。在旅行中，亨利二世凭借个人魅力而广受欢迎，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赢得主要经销商在至少几年内的忠心，他对公司的未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纽约到洛杉矶，亨利二世让经销商们相信，一款更优秀的福特新车将在1949年上市。身为总裁，他的第一个成就正是确保福特的经销网络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对亨利二世来说，第二大却是最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问题。在战争中，自发罢工（仅福特汽车公司就发生了700次以上）曾严重阻挠生产，劳资问题仍笼罩着整个行业。工人们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不断抱怨荣格工厂和其他工厂的非人道氛围。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执行官找到亨利二世，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新人将和他一起加入反工资上涨的“联合战线”。“你解决你自己的麻烦，”亨利二世厉声说道，“我处理我的。”
令许多人吃惊的是，亨利二世支持劳资谈判，而且愿意与工会合作。突然之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领袖，展示出了隐含在魅力之下的一种伟大品性：绝对的坦率。亨利二世不需要蹩脚外交家通常需要的两种手段：诡计和阴谋。他会简单而又迅速地说出他的想法，敢于挑战（或公开冒犯）战后劳资纠纷中的工会和管理方。为了管理层和劳动者的沟通，亨利二世任命约翰·巴加斯为劳资关系主任。米德·布里克成为生产主管。戴维斯继续掌管采购事务。
亨利二世所带来的一些变革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执行，但有一项变革却是即刻推行的。“我记得，亨利二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制定了一项政策，消除了已经在员工心头萦绕多年的恐惧感，”洛根·米勒回忆说，“他经常提到而且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希望每一个管理者都能做到这一点：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怎么对待自己的手下。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的一些管理人员听不懂这种语言……在旧组织中，他们挥舞拳头的方式、使用的语言以及对人的贬低是用来衡量成就和成功的标准。”亨利二世的人格给公司带来的变化以他的谦虚和他所倚重的团队协作为基础。“在这个新组织中，如何对待别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像米勒一样已为公司效力25年还多的哈罗德·希克斯说。
在新问题受到欢迎，而且诚实的答案受到尊重的新氛围中，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各级员工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外部人士也对公司在1945年后期的变化之快深感吃惊。过去，每一个记者都会告诉你从福特汽车公司中探出点儿消息有多么难。“试图了解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发生些什么就像试图了解苏联正在发生些什么一样。”战时的一名记者抱怨说。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是一个神秘兮兮、大门紧闭的地方，但现在，它突然开始欢迎记者，执行官和其他员工也接到了要尽可能如实回答问题的指令。即使是最高层的管理者也回答不了一些基本的生意问题确实是事实，而且也是亨利二世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亨利二世真正领导力的首次发挥就是将福特汽车公司的现在和未来毫无遮掩地摆在了世人面前。“亨利·福特二世先生上台后，我们感到我们多年以来的祈祷终于获得了回应。”“一战”前就已加入公司的托尼·哈夫说。
生产线和公司总部中的士气大大高涨。“许多正在考虑离开公司的职员，包括我自己，都对雇佣关系上的变化感到高兴并留了下来。”当时正在荣格工厂办公室中工作的福特·R·布赖恩后来在一部未曾发表的回忆录中说，“公司正在复兴，过去苛刻的管理方法正在被消灭……大多数老管理者都从未体验过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全都被送到了‘魅力学校’接受指导——他们得学会如何有策略性地与员工打交道。”
“他有他祖父的那种行动欲，有他母亲的那种善解人意，”亨利二世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他，“还有他父亲的那种人格。”亨利二世尤其讨厌员工撒谎，相应地，他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他无法履行的承诺。
在耳闻福特汽车公司的革命之后，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的一组雄心勃勃的官员集体与公司进行了接洽。作为哈佛商学院某项工程的一部分，以查尔斯·B·泰克斯·桑顿（Charles B."Tex" Thornton）上校为首的这些官员曾接受过数据控制和计划的培训。桑顿设想，培训工程中的这个团队可以继续待在一起，把曾经为陆军航空队跟踪过数百万战时细节的方法用在一个企业中。尽管桑顿曾经与近百家公司商讨过他那独一无二的一揽子交易，福特汽车公司不计其数的弊端却立即吸引了他。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电报，并在1945年10月19日亲自给亨利·福特二世发去了这封电报。
我想与你会面，商讨一个我相信会立即给你带来利益的项目。这与一个系统有关，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三年中发展起来并被成功运用到了陆军空军部队的管理中。
查尔斯·桑顿上校
一天后，桑顿接到了电话答复。“你能来一趟迪尔伯恩吗？”福特的代表问，“福特先生很感兴趣。”不到几个星期，整个队伍就被雇用了。队伍由10名高学历的退伍军人组成，年龄从26岁到34岁不等。亨利二世很高兴能以一次大胆行动得到一组精于控制和计划的年轻管理者。在这10个从此被称为“神童”的专家中，有7个一直待在福特汽车公司，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和阿基·米勒（Arjay Miller）还最终升到了总裁一职。
“在这里，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忙碌但刺激，”早期，麦克纳马拉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很多方面，这里都会让我想起我在空军部队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们没有可用做决策依据的信息，也没有组织模式，每一个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福特汽车公司必须从零开始重建，这个企业已经腐朽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沟通渠道少得可怜，缺乏控制，不存在组织方式，计划是闻所未闻的事，个人问题严重得让人难以置信。”
福特汽车公司的改革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泰克斯·桑顿开始飘飘然地相信他是拯救这家公司的最佳人选。他的野心影响了他的判断，仅仅两年之后，他就被解雇了。在一个竭力提倡团队协作的公司中，他是一个过分自负的人。不管亨利二世多么欢迎10个“神童”的到来，他永远也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的顶尖管理队伍。1945~1955年间公司所雇用的大批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中，他们仅是一小部分。“神童这个词实际上代表了福特汽车公司实现更高效率的理想，”菲利普·考德威尔回忆说，“它是公司表明自己怀有远见的一种方式。”但通过雇用“神童”，亨利二世展现了他天生的大胆领导风格。“对年轻的福特来说，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策。但在公司历史上的那个黯淡时期，他除此之外找不到前进和发展的方向，”哈伯斯塔姆写道，“他突破了通常封闭的汽车行业的边界线，雇用了一些非汽车人，这些人的经验不在于战争的失败和愚蠢，而在于战争的技术——确切地说是技术在战争中的成功。”
亨利二世公开承认他对通用汽车公司有成见。当有人要求他解释福特汽车公司的目标时，他露齿一笑，只说了5个字：“击败雪佛兰。”他的办公桌通常很整洁，没有其他报纸，但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一个他抬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放有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张组织管理图。他暗中委派他人研究通用，对这个竞争对手可能比它们自己的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或总裁查尔斯·欧文·威尔逊（Charles Erwin Wilson）还要了解。多年的竞争已经演化为福特紧追通用的局面。当通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发起变革时，它高高兴兴地把包括威廉·克努森和诺弗尔·霍金斯在内的一些“福特男校友”挖到了公司手中。其他一些人也随他们加入了通用。而现在，福特汽车公司第一次开始打算逆转这一趋势。
在表舅欧内斯特·坎兹勒的强烈建议下，亨利·二世将厄尼·布里奇（Ernest Breech）召入麾下，希望他能给福特汽车公司带来一种组织感。自詹姆斯·卡曾斯在1916年厌恶了与亨利·福特的争吵并拂袖而去之后，公司就再也没有组织感了。布里奇是一个矮小但身强力壮的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两撇漂亮的小胡子。他的外表会让人联想起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作为一个生于1897年的人，他的年龄够做福特新总裁的父亲了——他的大儿子比亨利二世大一岁。而且从背景上看，他与亨利二世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布里奇成长于密苏里州的黎巴嫩，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奥扎克族小镇。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尽管只有小学6年级的文化水平，却一直在鼓励她的4个孩子好好学习。高中时，厄尼·布里奇成绩优秀，在集体运动项目上也很出色。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德鲁里学院（Dury College）。有一年夏天，他曾经在密苏里乡村地区挨家挨户推销书籍。凭借自己的开朗和自信，他获得了成功，一天赚的钱比他做其他工作时一个星期赚的都多。然而，他很快就退出不干了。他有一颗与他的才智相称的道德心，因此，把东西推销给那些穷人让他很痛苦。
1917年，刚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布里奇离开了德鲁里学院，因为他想加入美军。但他一直没有接到征召令。已婚（因为他原以为自己会参军）的布里奇把校园抛在脑后，在芝加哥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晚间，他还学习会计课程。全凭自学，布里奇于1921年以最高分通过了伊利诺伊州公共会计师从业资格考试。在做了多份工作后，他又成为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 Corporation）的审计员。到这家公司被通用汽车公司兼并时，厄尼·布里奇已经对通用的会计程序了如指掌了，因为他早已把这些方法应用到了黄车出租车公司。对布里奇来说，这次兼并是一个幸运的职业机会：他的工作——在这次交易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引起了通用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很快他就被派到了纽约的通用汽车公司总部中，开始与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唐纳森·布朗（Donaldson Brown）、财务副总裁艾伯特·布拉德利（Albert Bradley）和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并肩工作。没多久，这些人就成了布里奇的私人朋友。1933年，布里奇成为北美航空工业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的领导人。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部门，包含三家正江河日下的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TWA）是其中之一。上任后，布里奇成功地重组了北美航空工业公司。4年后，他又入主了通用的另一个陷入麻烦的部门邦迪克斯航空工业公司（Bendix Aviation）。在这个生产汽车和飞机零部件的公司里，他又一次大获成功。公司利润从1938年的435696美元提高到了1940年的1060万美元，在“二战”的最后一年更是达到了5500万美元。他是以典型的通用模式实现这一成就的：先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组织，然后为这个组织配备合适的经理人。
汽车业内外的许多观察家都知道，厄尼·布里奇是一个优秀的执行官，对人的直觉就像对数字的感觉一样准确。但不管有多少人说他正在向通用总裁的宝座迈进，他认为他的机会可能已经在1940年失去了。那一年，查尔斯·威尔逊接替了威廉·克努森。一直到1945年，也就是布里奇在邦迪克斯公司的第8个年头，威尔逊依然在位。邦迪克斯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欧内斯特·坎兹勒把布里奇成功地将通用的组织原理应用于北美航空工业公司和邦迪克斯公司的故事告诉了自己的外甥亨利二世。由于亨利二世正希望有个执行官在他的公司里做同样的事情，他向布里奇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根据布里奇所说，他接受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首份工作是因为“我喜欢挑战”。对其他一些潜在加盟者来说，有布里奇这样一位才华过人的管理者坐镇，重建福特汽车公司的前景立刻由黯淡变得有希望了。在近15年的时间里，亨利二世和厄尼·布里奇在福特汽车公司复兴大业中的合作是如此融洽，以至于同事们给他俩起了“暹罗双胎”和“无双之人”这样的雅号。上任后仅一年，亨利二世就成功地改造了福特汽车公司。就像任何“企业再造”工程的关键环节一样，他使用了正确的人，而且向他们提供了易于施展拳脚的工作氛围。
但起初，公司的前景一直不容乐观。布里奇描述了自己在迪尔伯恩的头三个月过后对那里的感觉。“我们的难题看起来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他说，“事情一团糟……那已经是1946年的8月，但福特汽车公司仍然没有做好战后战争的准备。我们估计通用和克莱斯勒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知道史蒂倍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但福特这个自豪的奠基者和曾经的行业领袖甚至还没打算做准备。”
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迹象：位于亚特兰大和圣路易斯的新装配工厂正在建设中；高地公园工厂专心致力于卡车、公共汽车和拖拉机的生产；林肯和墨丘利合并到了一个以迪尔伯恩为总部的部门中，本森·福特是这个部门的主管；销售部门也围绕7000家福特和林肯-墨丘利经销商进行了重组。但光是这些还不够，公司还需要一种质变。福特汽车公司必须成为一家新公司，必须与从前有根本上的不同。没几个人相信这是可能的。布里奇越了解当时的形势，就越常想到三巨头就要变成两巨头的传言。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亨利二世也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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