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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纽伦堡大会
一九一零年召开的纽伦堡大会是弗洛伊德个人历史上、也是精神分析学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以后，弗洛伊德成了国际性的知名科学家，他的学说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先进的国家。一个被称为“国际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在短短的几年内，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领域内产生了同弗洛伊德原有观点不同的、有鲜明特征的不同观点，这些新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这就表明精神分析学一旦被人们接受，由于它提出了深刻的、为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很快解放了研究者们的思想，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学术研究局面。在科学史上，象精神分析学这样刚刚建立不久又能如此迅速地产生不同的学派的，是很罕见的。一般地说，各个新建立的科学往往要经历一段发展时期，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和发展规模上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它要突出的发展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以便在新的发展时期内更稳当、更深入的论证和验证其理论本身，在学术阵地上站稳脚根和继续扩大影响。
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却经历与此不同的过程。从纽伦堡大会以后的精神学发展过程来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迅速地被科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起初主要是医学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所接受，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型科学。
第二，它迅速地引起了本身内部的分裂，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弗洛伊德及其著名的继承人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因而在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范围内，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派别。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从开始产生就象磁铁一样地吸引着西方世界的许多人的注意力，同时也象一个巨大的投石那般荡起学术界的波澜，使大家对人类心理这个早就关注着的问题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思考；而一旦激起这些反应以后，关于人类心理的问题的讨论就必然更广泛地刺激各个科学研究领域。
一九一零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这是继沙尔斯堡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很显然，沙尔斯堡大会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稳固基础。
三月三十日早晨，弗洛伊德提早来到会场，同阿伯拉罕一起讨论了大会组织的有关问题。
这次会议所宣读的科学论文显示了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的新的重大成就。
弗洛伊德作了题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报告。瑞士的两位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容格和汉那格作了高质量的学术报告。
弗洛伊德曾经考虑过，要使各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更紧密地合作，共同制定一个研究计划，成立一个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组织。弗洛伊德委托费伦齐筹划这个工作。
在进行科学讨论以后，费伦齐把他制定的关于未来的组织的设想公布出去，但他的方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抗议。反对者们认为，费伦齐的方案低估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能力，因为他建议未来的精神分析学共同组织的中心设在苏黎世，由容格担任主席。另外，他的建议中包含了一些超出科学研究范围的问题。他早在会前就向弗洛伊德表示：“精神分析的观点不能容忍民主平等，它必须有精华分子作中坚，遵循着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统治路线。”弗洛伊德也同意这一观点。这就表明，在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很清楚地预感到他的理论体系所可能引起的各种分歧看法，所以，他要强调其理论观点的统一性。
大会讨论结果，决定成立国际性协会，并在各国设立各个支会，但对费伦齐的方案作了修改。
费伦齐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引起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的反感。他们尤其不满大会的主席和秘书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由瑞士籍的精神分析学家独占。他们认为，大会无视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不能单靠他在维也纳的两个同事——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他们俩也都是犹太人）。他原先以为他的这两个同事会同意他的观点，听到他们的抗议以后，弗洛伊德只好到斯泰克尔的旅店住所去，想要劝说他们顾全大局。
弗洛伊德主动表示，他自己愿意让出自己的“维也纳分会主席”的职务，让阿德勒来担任。同时，为了平衡容格与阿勒德的地位和权力，他建议，除了由容格主编原有的《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以外，再办一个新的杂志，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主编，该杂志名称为《精神分析中心杂志》。阿德勒终于同意，最后决定由容格担任主席，由阿德勒担任新的期刊的主要负责人。容格委任林克凌担当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用来定期地报道学会各项目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消息等等。
上述各项决定，没有一个是在愉快的气氛中获得的。所以，大会虽然结束了，但矛盾已经酿成。这一矛盾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歧，因此，它是很少有希望获得解决的。
果然，大会召开后五个月，阿德勒便宣布退出组织。两年后，斯泰克尔也退出了大会。林克凌的秘书工作也没有尽到责任，因此大会的管理工作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
弗洛伊德预料到这一结局，所以，在返回维也纳以后不久，弗洛伊德给费伦齐写了一封信，他说：
毫无疑问，巳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俩只享受到一点点幸运。显然，我的报告只引起平淡的反应，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它包含许多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然而我已感到精疲力尽，无可奈何。你的富有内容的建议引起了不幸的反应，造成了那么多的矛盾。他们甚至忘记了你过去提出过的重要建议，每个协会都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不管怎样，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将给未来产生广泛的影响。我所高兴的是，你和我之间完全协调一致，我要热烈地感谢你的支持，你的支持是很有成效的。
现在，事情还在发展着。我早已知道，现在已到了对我心中想过的事情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我要中止我在维也纳集团的领导权，使它不再发生有效的作用。我要把领导的责任让给阿德勒，但不是因为我高兴那么做，而是因为他是维也纳的唯一合适的人，而且他在那个职位上也许会感到自己维护我们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会在下周三通知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仍然会不满足。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和我所不期望做的老人。这当然是我不愿做的，但我宁愿如此。作为运动的领袖，必须在年龄和资格方面都很合适，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并真正地称职。
从学术研究方面说，我当然要一直合作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但我将全部省去在指导方面的精力而悠然自适。
实际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发生影响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主张联合成一个组织，并在学术研究中共同合作；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而且在学术观点上要容许存在各种分歧。后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就精神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创而言，它是富有启发性的，而这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但究竟应以何种观点去分析人的心理，则有极其广阔的选择余地。
瑞士的布洛伊勒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成立国际性组织。后来，弗洛伊德在一九一零年圣诞节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才勉强同意成立国际性学会。但不久，他又从学会退出，并把兴趣从心理学研究转向精神治疗法。
在弗洛伊德所在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自一九零二年成立到纽伦堡大会为止，已经开展活动八年。一九一零年十月，该会选出阿德勒为主席，斯泰克尔为副主席，兰克为秘书，弗洛伊德则担任科学研究方面的主席。
柏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慢。一九零八年八月，阿伯拉罕同其他四个人在这里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
瑞士的苏黎世，在一九零七年成立一个“弗洛伊德协会”的组织。除了瑞士人以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士参加，他们来自意大利、美国和德国等。所以，这个组织培养了一批较好的精神分析工作者，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从纽伦堡大会以后更迅速地发生了影响。从那以后，在欧洲各国召开的各种医学工作会议，都纷纷地讨论了精神分析的问题。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及钟斯、布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潮。一九一零年五月二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变态心理学杂志》成为了该会的机关刊物。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莫斯科科学院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一九零九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杂志。
与此同时，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研究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一零年，弗洛伊德将他在曼彻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讲演稿正式出版，其中还附加其他的短篇论文。
在同一年，弗洛伊德还发表其他许多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原始语言的对偶性意义》、《恋爱生活对心理的寄托》、《精神分析学论文集》、《爱情心理学之一；男人选择对象的变态心理》、《列奥纳特·达芬奇对幼儿期的回忆》等。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篇：第一篇是收集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经验》，第二篇是关于达芬奇幼儿期回忆的那篇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对幼儿心理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
一九一零年夏天，弗洛伊德还为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大·马勒进行精神治疗。马勒得了强迫性精神病，而且重复发作了三次。弗洛伊德为马勒进行精神分析后，他的病有所好转，而且从此改善了他同他的妻子的关系。这使马勒及其一家人对弗洛伊德深为感激。
这一年夏末，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一起到巴黎和南意大利度假。他们从巴黎到佛洛伦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一九一零年整个一年，弗洛伊德是在异常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这一年，他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也遇到了许多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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