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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
在一八八五年以前多年的研究和初期医疗实践中，弗洛伊德积累了治疗神经病症的丰富经验，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科学成果。早在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已经写道：“我已经逐渐地把成为一个神经病治疗专家作为我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弗洛伊德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他已经“以诊断的正确，及死后解剖证实率高而闻名”。
在弗洛伊德担任神经病科医生期间，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病病理学方面。他在这段时间内，曾连续在《医药科学中心杂志》、《解剖学和生理学文库》以及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大脑》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受到了神经病理学界的广泛重视。他的论文很快被译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与俄文。
弗洛伊德在神经病学方面的成果是从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工作开始的。虽然当时他的研究专题是鱼类的神经细胞，但已经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布吕克生理实验室的初期实践都是他的真正科学研究活动的良好开端。后来，梅纳特教授又给了他进一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系统病理的机会。一八八五年，在《神经病学中心杂志》发表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理学论文，第二篇类似论文发表在同一期刊的一八八六年三月号上，第三篇论文发表在耳科疾病专门研究杂志的一八八六年九月号上。所有这些论文都集中地研究听觉神经的病理学问题。弗洛伊德以五至六个月的胎儿听觉神经纤维为主要解剖材料，进行了严密而细致的分析。这些论文虽然都是研究听觉神经，但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是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条头盖神经及它们的三叉神经根，所有这些神经都同脊髓上的后根神经节相对应。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组织学和临床方面的经验及研究成果，弗洛伊德在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讲师后不久，被布吕克教授推荐享受一笔为数可观的留学奖学金，前往巴黎，做当时最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沙考特的学生。
留学奖学金是二百四十美元，可以足够维持六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一八八五年八月底，弗洛伊德经历了三年零一个月的辛勤工作以后，终于离开了维也纳全科医院，前往巴黎。这意味着：他的一般性的初期医学实践结束了，他迈入了一个更加专门的研究领域——神经病学。
一八八五年秋，弗洛伊德到达巴黎。沙考特是医学史上空前未有的神经病学专家，在当时，凡是能做他的学生的人，就等于获得了终生的“护身符”，从此可以通行无阻地出入医学界而受到尊敬。人们会竖起大拇指赞扬沙考特的任何一位徒弟。在沙考特的领导下，法国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成了举世瞩目的神经病学圣地。弗洛伊德到巴黎后，拜见了他，做他的学生，并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实习。
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弗洛伊德到巴黎后，写信给玛莎说：“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个学者。”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的、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同有意识的思考根本不同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肤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说，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还说，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学习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弗洛伊德集中地研究幼儿的大脑和脊髓的退化现象。他还对一位女病人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病理解剖，发现她所患的半身不遂症（病人从一八五三年起患有此病，至一八八五年才病死）是由于她在三十年前产生了血管栓塞，造成了血管硬化。他在作出上述论断过程中，一共列出了七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并进行了严密的显微镜观察。他善于从多种可能的原因中推断出最可靠、最实际、最真实的理由，然后，他又从多种实际存在的理由中选出最本质、最主要的因素。
为了献身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他甚至写信给玛莎说：“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具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起见而战胜爱情。”弗洛伊德表示，他要奋不顾身地解决大脑解剖的问题。不然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弗洛伊德还说；“做为一位老师，沙考特是极其完美的鼓舞者，他的每一次讲座部是结构方面和文章方面的典范。他的文体优美而高度完善，他的讲演是如此生动和深刻，以致久久地在耳边留有回音，而他的实验操作过程则可以栩栩如生地在你的眼前保留很多天。”
弗洛伊德还为沙考特翻译论文。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写道：
有一天我听到沙考特感叹着战后（指普法战争后）还不曾有人把他的讲义译成德文，还说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讲义翻成德文，他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自愿承担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里的句子。沙考特接受了我的毛遂自荐。我遂进入了沙考特的个人生活圈子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参加了医院里的一切活动。
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完成他的翻译工作的。沙考特的这篇讲义的德文译本比它的法语原文还提早出版了几个月。这个讲义的题目是《关于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新讲义》。为了感谢弗洛伊德的德文翻译，沙考特赠送给他一套他的著作全集，书上还写了如下献词：“献给弗洛伊德医生先生，沙尔彼得里哀尔的最珍贵的纪念。沙考特。”
弗洛伊德从沙考特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最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是沙考特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
和沙考特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沙考特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就教者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到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见弗洛伊德《自传》）
在沙考特和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以前，人们一般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一种“伪装”或“拟态”，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或“假想”。很多医生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歇斯底里症。更可笑的是，医学界往往把歇斯底里症看作妇女病，把它诊断为“子宫的倒错”或阴蒂的病症引起的。因此，在治疗时竞毫无根据地采取切除阴蒂的野蛮手术，或让病人嗅一种叫“缬草”的植物。这种草有特殊的味道，病人闻了以后可以引起一种特殊的反应，引起子宫的收缩。沙考特的卓越贡献就是确定歇斯底里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排除了上述种种荒唐的治疗法。
实际上，“歇斯里底症”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医学史上的耻辱的痕迹。“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的词根“Hysteron”就是“子宫”，用这个名词来称神经系统的疾病，表明早期医学的无能。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谈到一次由“Hysteria”这个病名引起的笑话。那是在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后不久，弗洛伊德向医学会报告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成果。到会的许多人，包括所谓的医学界“权威”，如医学会主席班贝尔格医生，竟宣称弗洛伊德的报告是“无法令人置信”的。当弗洛伊德谈到一位男病人的歇斯底里症时，在座的一位老外科医生，按捺不住叫嚷起来说：“老天！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你怎么会讲这些无聊的话呢？Hysteron的意思是子宫，一个大男人怎么会Hysterical（患歇斯底里症）呢？”弗洛伊德回维也纳后甚至不被准许对男歇斯底里症患者进行治疗。
在巴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渐对巴黎的实验室设备感到不满。一八八六年二月底，弗洛伊德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计划以后，终于离开巴黎回维也纳。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了阿道夫·巴金斯基，巴金斯基是著名的小儿科专家。他拜访巴金斯基的原因，据说与奥地利的种族歧视有关。本来，按照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所属的“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由于种族歧视，他无望在那里就职；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别的出路。恰好在这个时候，儿科专家马克斯·卡索维奇答应弗洛伊德，准备让他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职务。正是为了适应未来的工作，他才决定在柏林停留几个星期，以便从巴金斯基那里学到关于小儿科疾病的更多知识。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自那以后五年内，弗洛伊德一方面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气氛中，另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从事本行工作。
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佛洛伊德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八八八年，内容是对两个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观察和治疗的总结和分析。
弗洛伊德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半点科学研究工作，或发表过半篇文章。我成天都在为建立自己的医业基础，以及为满足自己和日见增大的家庭的温饱而忙碌着。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他进行大量的临床治疗。尤其可贵的是，他所接触的病人大多数是神经病患者。这就使他遇到了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病例，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自巴黎学习后的心得应用于实际治疗中。他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深信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对于治疗精神病的积极效用，这些疗法往往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开始，他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这些初步的成功，使他对治好精神病更加充满着信心。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时，就遇到种族歧视，以致使他不能在精神病研究所工作，而不得不专治儿科的神经系统疾病。另一方面，旧有的、反科学的传统观念——即把歇斯底里症当成“妇女病”也阻碍他进一步发挥专长。那些医学权威们不承认歇斯底里病是神经系统疾病，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最后，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脑解剖实验研究所的大门，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发表讲稿和论文的刊物，也迫使他只能够在私人诊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疗法。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用电疗。弗洛伊德通过实践发现传统的电疗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认为，早先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耳伯（W·Erb）所倡导的电疗法，有很多毛病。他在电疗中发现了另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即“暗示法”（Suggestion）。他认为，在电疗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功的例子的话，实际上应该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他干脆把那套电疗用的电器束之高阁。
至于催眠术，那么，弗洛伊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有所发现。他说：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一直到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就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虽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的专家教授们，还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指责催眠术为欺诈，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术。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奥地利医学界，在弗洛伊德以前，一直很少应用催眠术。就连著名的梅纳特教授也把催眠术在医疗上的应用看作是一种“不幸”。
弗洛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任何“传统”或“权威”。他追求真理，也善于发现真理，对于催眠术的研究和应用，正是体现了弗洛伊德的这种优良品质。
催眠术的应用不仅标志着精神病治疗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从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他转向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关键。正是通过催眠术的应用，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深藏着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过程——“潜意识”。后来，他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导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在他看来，所谓潜意识是被心理抑制和压迫着的领域，它栖息在内心阴暗的角落里，要经过外力的帮助、引诱和启发，经过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压力，才能转化为“意识”。而这种“潜意识”在未发现以前是深不可测的；就其内容和倾向性而言，也有好有坏的；它有时甚至抑制为一种荒谬不经的“梦魇”。这种内心秘密，又好象是人在时间中漂流，如同一座冰山，大部分浸在无意识的海洋中，小部分“漂浮”在“意识”的层面上。正是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观念构成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须知，恰恰是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而来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有必要简单地回顾弗洛伊德发现催眠疗法的过程。实际上，这一过程并不是从一八八五年秋至一八八六年二月的巴黎之行，而是从大学时代对催眠术的观察开始的。而从一八八二年起，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教授共同合作治疗一位叫安娜·奥的女歇斯底里患者，进一步掌握了催眠法的奥秘。
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考特教授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这三个人，不论在科学研究成果、学风、研究态度方面，都为弗洛伊德树立了榜样。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偶然地突现出来。除了他们本人的努力以外，必须有充分的历史准备和成熟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因素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经验、优秀的老师的辅导和启示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是前人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他的好老师向他传授前人经验的结果。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不仅是维也纳的著名医生，而且也是卓越的科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布洛伊尔是一位“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他的职业活动的范围”。“他虽是一名家庭医生，但他也有过一段科学研究的生涯，而且写出了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他是一个才赋极高的人，年龄比我大十四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而他也终于成为我的知友和我患难中的援助者，我们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学上的兴趣。当然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首先是我，不过，后来由于精神分析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要我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实在令我为难，但为了真理，我终于不得不牺牲了他的友谊。”这指的是以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分歧。但即使这样，弗洛伊德也始终高度评价了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本身的影响的价值。
布洛伊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在埃瓦尔德·赫林教授的帮助下研究呼吸生理，发现了迷走神经的自动控制作用。接着他研究半规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八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当上荣誉讲师，一八七一年起就当私人医生，一八九四年，他当上了维也纳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推选他的人是西格蒙特·埃格斯纳、赫林和马赫，他们都是举世闻名的学者。
布洛伊尔是赫尔姆霍兹的忠实信徒，也很崇拜歌德和费希纳这两位作家。
弗洛伊德是在七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布洛伊尔相见的。当时，他们都在生理研究室。由于思想观点的一致，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甚至用布洛伊尔的妻子的名字安娜给他的大女儿命名。
从一八八零年十二月到一八八二年六月，布洛伊尔就已经给一个女病人安娜·奥治疗歇斯底里症。后来，在医学史上，它成为了划时代的著名病例。这个女病人原名柏达·巴本哈因姆（1859—1936年）；她是布洛伊尔首创的“涤清法”的第一位受益者。她原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她患病时才二十一岁，她的病是在她去服侍她衷心敬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布洛伊尔第一次接触这个女病人时，她的临床症状极为复杂错综，包括全身痉挛性麻痹、精神抑制和意识错乱等。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布洛伊尔发现，如果能使她用言语表达出她在病症发作时的那些笼罩着她的幻想和妄念，就能去除她的那种意识错乱状态。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终于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把她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后要她告诉他：每次发作时压迫着她的心灵的，到底是哪些念头。就这样，布洛伊尔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她那反复发作的抑郁性意识错乱，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为她解除各种抑制和肉体上的毛病。她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差不多，说不出自己病源的所以然来，也无法指出这些症状和她生活上的经验有任何关连，但是一被催眠，她马上就能认出原先弄不清的关系来。事实上，她的一切症状，都和她服侍父亲时所经验的故事有关，换句话说，她的每一个症状都有它的意义，都是些情绪状态的回响，十之八、九都是她在父亲病榻之侧所兴起的一些非压抑下去不可的念头，或冲动转移成症状性行为的结果。但是，任何症状都不是单一性的、有伤害性的情况的产物，而是由好些类似的情形累积形成的。所以当一个病人在催眠的虚幻状态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达到自由表达其情感、或表达原先被压抑的心智行为的目的时，症状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现。经过长久而辛苦的努力之后，布洛伊尔终于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位病人。事实证明，那位女病人复原之后，一直都很好，而且能担任繁重的工作。
上面所说的那种让患者自己用言语表达幻觉的方法，布洛伊尔称之为“谈话治疗法”或“烟雾扫除法”，后来，布洛伊尔把这一方法简称为“涤清法”或“净化法”。布洛伊尔发现，在采用“谈话治疗法”时，病人会忽然忘记自己的祖国的语言——德语，而只能讲英语。这就说明，在催眠状态下，患者失去了自控能力，恢复了受到多种压抑的、难以在正常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原始意识状态。在催眠状态下，她正常使用的因而也在正常情况下占据压倒优势的语言——德语，反而被压抑了；而原来被压抑的异邦语言——英语则反而上升为主要语言。这一例子说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层，存在一种原始的意识形式。
当布洛伊尔把安娜·奥病例告诉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发生了兴趣。那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事情。弗洛伊德听了这个病例以后，以极大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同布洛伊尔讨论，弗洛伊德说：“那时我发觉对于精神病人的这种治疗方法，比起任何以前有过的观察法都来得有效些。”所以，当他在一八八五年到巴黎时，他就向沙考特谈起这件事，但是，沙考特没有产生更大的兴趣。
等到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才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奥病例。这时候，弗洛伊德已从沙考特那里学到有关治疗歇斯底里病症的方法。弗洛伊德回维也纳以后，表现出他既尊敬老师又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沙考特对安娜·奥并不感兴趣，但弗洛伊德能应用沙考特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沙考特所不感兴趣的对象。不仅对沙考特，对布洛伊尔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深知布洛伊尔是第一个发现安娜·奥病例的人，也是第一个用催眠法治疗安娜·奥病例的医生。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发现了催眠疗法的奥秘，揭示出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是这样论述自己对布洛伊尔的催眠疗法的认识过程的。他说：“在这个病例的催眠治疗的过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涩暧昧的帷幕挂在那里，而布洛伊尔则一直没有把它揭开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布洛伊尔不肯为科学进一步尽力，而把那些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发现瞒着我那么长时间。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布洛伊尔在一个病例上所发现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广之，普遍地应用到别的病人身上？在我看来，布洛伊尔的这些发现，既然具有那样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个病例上应验过，我就不相信它对别的歇斯底里病人无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于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尝试应用布洛伊尔的方法。”（弗洛伊德《自传》）
弗洛伊德一向有这样的作风：他学习别人的成果时总是很谦逊；但他永远都把学习别人的长处当作迈入新征途的第一步。如果经过思考和观察以及实践，发现已有的成果的不完善性时，他马上又毫不犹豫地跨上骏马，再次奔向新的更高的目标。
他经过自己的治疗实践和研究，经过他的反复比较，发现了催眠术暗示作用的有限性。当时，最令他困惑的是两点：第一，他不能使催眠术百发百中，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催眠成功；第二，他无法把每一个病人催眠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深度。
为了使催眠术更臻完善，一八八九年夏，弗洛伊德亲自到法国南锡，试图向多年应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们求教。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年老的法国医生李饱特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工人及他们的家属当中进行治疗的感人场面。他还亲自看到另一位法国医生本汉对病人进行的令人惊异的实验。在观察这场实验时，弗洛伊德再次受到一次深刻的启示。他在《自传》中写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得知在人类的意识后面，还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弗洛伊德发现这一方法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就说服一个病人，跟他一块到南锡去。就在这次治疗这位女病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本汉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位女病人同安娜·奥一样是一个极有才华的歇斯底里患者，也是一个出身清白的女人。因为她的病一直很难治好，所以她才转到弗洛伊德那里。弗洛伊德采用了催眠疗法，在她身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她能多多少少地、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使她从极其痛苦的可怜状态中超渡出来。但是，催眠疗法却不能彻底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状不时地复发。起初，弗洛伊德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不能使催眠达到使她梦游或记忆消失的境界。所以，这次把她带到南锡，同本汉一起研究和讨论，并让本汉亲自地对她实行催眠疗法。结果，才发现，催眠疗法确实不能使她达到那种境界。本汉坦率地承认，他用暗示法所获得的成功治疗，也只见于住院的病人，至于他私人诊所遇到的病人则一样没有得到成功。
为了介绍催眠法和暗示法，弗洛伊德在一八八八年就已把本汉的有关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两大本巨著的第一卷翻译成德文。弗洛伊德还写了详细的序文。本汉的这本书叫做《催眠法、暗示与精神病治疗法》。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在《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发表了该书的详细摘要。弗洛伊德在该书第一卷序文中，还详细探讨了南锡学派（以本汉、李饱特为代表）与沙尔彼得里哀尔学派（以沙考特为代表）之间的分歧意见。弗洛伊德认为，沙考特等人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他认为催眠法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尽管其中包含着神经与肌肉的过度兴奋状态。
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失语症》一书，这本书是献给布洛伊尔的。这本书详细地总结了当时被公认的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的不足之处和缺点，在失语症的研究方面开创了新生面。这个学说假设大脑前额叶和颞颥叶的交叉部位是产生失语症的兴奋中心，弗洛伊德认为失语症是功能性疾病。在评论过程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大量的病例，指出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本身的矛盾性。他还指出，人的观念和记忆根本不是当时庸俗的“学者”们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特殊的大脑细胞的造型”。
在同一年内，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朋友、同事奥斯卡·李合著有关儿童脑麻痹症的书籍，书中详细地列举了三十五个病例，这是迄今为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临床实践总结。另外，弗洛伊德还为诺斯纳格编写的《医学百科全书》撰写论述小儿麻痹的文章。他的这些成就虽然是片断性的，但已显露出他的突出的创造精神。
几年的观察和研究，使弗洛伊德发现布洛伊尔的临床所见都可以在那些对这种治疗有效的歇斯底里病人身上找到。在弗洛伊德本人搜集了大量的类似资料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建议布洛伊尔与他共同合著一本书。布洛伊尔起先竭力反对，不过后来同意了。一八九三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
过了两年，即一八九五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了。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这本书的出版，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说，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描述歇斯底里病症的特性和各种现象，而是探索和寻求发生歇斯底里症状的最深刻的“源头”。弗洛伊德说，该书“只是把曙光投射在症状的源头上去，所以它特别强调情感生活的意义，以及分辨下意识的、意识的和能意识的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起于某一个感触的压抑，从而提出了一个动力因素的概念。此外，它又认定同一症状是同一能量的产物或等价物；这同一能量若不产生这样的症状，也必然会用到其他方面去而产生相应的症状（后面所说的这个过程，就是它的所谓‘转换’）。这也就是所谓经济因素的概念。布洛伊尔把我们的方法称为涤清法。他解释说，这种涤清法的治疗目标，是要把走错了路线而造成症状的积累情绪，导引到一条能找到出路的正常道路上去。涤清法的临床效果相当良好，直到后来才知道它的缺点和各种各样的催眠治疗法的缺点是一样的……”（弗洛伊德《自传》）。
弗洛伊德在上面提到的精神活动的三种状态－－－下意识、意识和能意识是弗洛伊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分辨出精神活动的上述三种状态；分析它们的活动规律，发现它们在何种情形下相互矛盾、造成堵塞，又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被疏导、解除受压抑状态；分析它们的正常状态是怎样演变成异常状态，即所谓“变态”。探索那些变态心理的产生根源、机制及其治疗方法等等，乃是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因而也没有人解决过的。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正是沿着这些线索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而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这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来了，远没有彻底解决。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所用的第一个病例是伊米夫人的病症。伊米夫人从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开始接受涤清法的治疗。在治疗中，他使用了“梦游法”，同时进行暗示、推拿、洗浴等方法。他在治疗中得知，精神治疗的效果取决于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个人关系的改进。如果双方关系不好，就会使所有疗法失效。有一天，病人突然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好在进来了一位工作人员把弗洛伊德从尴尬处境中解救出来。从这里，弗洛伊德就理解到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所以对治疗效果起着如此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人的神经活动大都以性欲为基础。此后二十年，弗洛伊德才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转移”现象都证明了神经冲动起源于性欲。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预示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到性冲动当中寻找精神现象的根源。但是，这种观念，在九十年代初还刚刚露出苗头。
值得指出的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合作发生了裂痕。弗洛伊德说，关于歇斯底里症与性欲的关系之最初发现使他“迈上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超越了歇斯底里的领域，开始探究那些常在门诊时间里来看病的所谓神经衰弱病人的性生活”。接着，他说：“由此，我开始有一个倾向，认定神经机能病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性机能障碍，而所谓的‘实际神经质’即是这种障碍的直接的具毒性表征；‘心理性神经质’则是这类障碍的心智表征。”
在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以后，由于获得了性因素在神经质的病因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个结论，弗洛伊德曾在好几个不同的医学会中，宣读他研究这方面成果的论文。但所得到的反应只是怀疑和反对。而布洛伊尔虽然在开始尽全力地以他个人的影响力支持弗洛伊德，但不久也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弗洛伊德研究一般神经系统疾病的另一个结果，是改变了涤清治疗法的技术。这个技术叫做“专心法”，这种技术是从本汉的观点得到的启示。按照本汉的看法，所谓催眠法就是把被压抑的、已经被遗忘的经验疏导出来。所以，弗洛伊德设想可以用“专心法”使病人回忆起被遗忘的事情，以便配合对歇斯底里的治疗。弗洛伊德发现了“专心法”的功效以后，慢慢地放弃了催眠术。所以，弗洛伊德所实用的精神治疗法是不断改进的，起初是“催眠法”，接着是在催眠法基础上的“涤清法”，然后是“专心法”。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经历了这些不同阶段后，他才有可能通过梦的分析而终于创立独具风格的“自由联想法”，完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疗法”的系统化。
关于催眠术的缺点，最根本的是没有真正考虑到歇斯底里症背后的神秘力量的真相。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明性欲和性冲动的正常与否在精神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弗洛伊德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就是在研究歇斯底里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在医学史和心理学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分析学”这个概念。
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的“精神治疗法”那一章，一般被公认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开头。弗洛伊德经常用“精神分析”这个词，但他总是很谦虚地把他的在这个时期的方法称为“布洛伊尔的涤清法”。
“精神分析学”这个词是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发表的法语论文中首次正式出现的；接着，一八九六年五月同一篇论文的德语版也正式发表了。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七日致弗莱斯的信中说，他所采用的特殊的精神治疗法——其中包括催眠法、涤清法、专心法等等在实质上都是一个东西。所有这些方法，构成了他的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三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一）精神治疗法；（二）关于心理的一般理论；（三）精神分析的方法。
总之，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尽管在当时的医学界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但它开创了精神分析学的新纪元。它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历史上闪耀出来的第一道曙光。弗洛伊德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克服了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压力和生活上经济困难的打击；终于在他近四十岁时初步地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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