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儿子的信（6）
致儿子的信（6）
没过多久，我引起了一名精明的商人马太·亚当斯先生的关注。他还是一位收藏家，家里有一大批图书。他经常光临我们的印刷厂，一次，他邀请我去参观他的藏书室，并且慷慨地允许我随意挑选借阅。我那时候正迷上了诗歌，自己也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这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所以大加鼓励，并且要我编写几首即兴歌谣。于是，我就写了两首叙事诗，一首是《灯睡剧》，讲述华萨雷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在海上遇难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谣，叙述捉拿海盗铁契（或叫作“黑胡子”）的事情。这两首诗都是用贫民谣小曲的格式写的，行文颇不雅，并没有什么价值。诗歌印好以后，哥哥就让我拿到镇上去卖。第一首诗十分畅销，因为它所讲述的事件就发生在不久以前，曾经轰动一时。这一成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是父亲却对此大加嘲笑，他说诗人大都是些穷光蛋。这使我十分扫兴，我终于没能成为诗人，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即使成为诗人，恐怕也是很差劲的。但是，练习写作散文却对我的一生有极大帮助，我人生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此。因此我将告诉你，在这样的生活境况下，我是怎样掌握写作散文这门技能的。
在我们的镇上还有一个酷爱读书的小伙子，名叫约翰·科林斯。我和他交往密切，不过我们时常争论，我们也的确喜欢争论，相互间都希望能够驳倒对方。可是，这种爱好争辩的癖好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很坏的习惯。争论往往会产生摩擦，朋友之间一有矛盾就很难和睦相处，结果不但交谈被破坏，产生厌恶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敌意。要不然的话，这倒是一种加深友谊的好方法。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气，可能是从阅读父亲的宗教辩论的书籍中染上的。以后，我注意到除了律师、大学教授以及在爱丁堡受教育的各种人士以外，绝大部分明白事理的人都没有这种陋习。
有一回，不知是为什么，我和科林斯展开了一场争论，问题是妇女是不是应该接受教育、她们有没有学习知识的能力。他固执地坚持妇女天生不是学习的料，她们受教育很不适宜。也许是为了争论的缘故吧，我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他向来比我能说会道，词汇丰富，出口成章，说起来滔滔不绝。他之所以占上风，在我看来是因为口齿伶俐，绝非他的论据比我充足。
我们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就这样分手了，我很想把自己的观点阐释明白，而一时又没法再见面，因此我就拿起笔来，把我的论点整理清楚，写成文章寄去。他也用信来回答，于是我再回信答复。这样一来，我们每人都写了三四封信。父亲碰巧看到了我们写的东西，他认真地看了一遍之后，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却趁此机会和我讨论起了文章的写作风格。他认为虽然我在文词的拼写和运用标点上要强过对方（这当然得归功于印刷厂），可是在措辞的优雅、陈述问题的严谨和条理的清晰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对方。他对此一一举出例证，使我心里信罚我以为他的评论很有道理，从此以后开始注意文章的写作方法，下决心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恰好在这个时候，我偶然看到一本《旁观者》的第三卷，以前，这一套书我一卷也未见过。于是我把这一卷买下来，反复读了好几遍，真是乐趣无穷。我认为此书的文章写得妙极了，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够模仿它的风格。这样一琢磨，我就选了其中的几篇文章，归纳出每段表述的要旨，接着把它搁置几天。然后不看原书，用自己想得起的合适词句重新组合句子，尽量按其原来的内容充分展开，重新写就这篇文章。然后将原文与我写的复制品做一个比较，找出其中的错误，一一修正。我发现自己的词汇太贫乏，或者说不能在需要的时候想出恰当的词汇来，使翼达的内容即刻变为言词。我想假如我继续坚持写诗的话，这种技能早应该掌握了。因为要配合诗歌的韵律，即使是相同的含义也要使用长度各异的词汇，而且要讲究押韵，还需要声调各不相同的词。这样就会迫使我不断地搜寻不同形式的同义词，也就会使我牢牢记住形形色色的词汇，这样自己就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词汇了。于是我找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把它们改写成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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