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历史的思考
《国家》杂志曾于1868年宣称“人可以分为两种”，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天生的拥护者”和“天生的反对者”。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之一，就是富兰克林并没有完整地体现出美国的特征（尽管有人不赞同）。相反，他体现的只是美国特征的一方面。他与乔纳森·爱德华兹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代表，分别象征着美国特征中对立的双方。
对立的一方以爱德华兹和马瑟家族为代表，坚信上帝的选择以及救赎只有获得上帝的怜悯才能实现。他们对宗教狂热，倾向于社会阶级和等级制度，相较于世俗价值更赞赏宗教价值。另一方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认为救赎可以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来实现，其宗教立场较为仁慈、包容，坦然自若地奋斗，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里也引发了美国特征中很多相关的分歧，而富兰克林则是其中一方的代表，如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实用的包容与道德的改革之争等。富兰克林坚持宗教包容而不是宗教狂热，相信社会流动性而非固化的阶层，秉持中产阶级道德而非神学道德。
在富兰克林诞生后的300年中，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都在不断变化，与其说是反映了人们对其本人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中产阶级的看法。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历史舞台上站满了令人敬畏的国父们，只有富兰克林是微笑着面对每一代人，以当时流行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使某些人暴怒的同时也使另外一些人感到欣慰。对富兰克林的评价，实际上都会反映或折射出后来每个时代的价值观。
在其去世之后不久，对他的个人攻击逐渐消退，人们对富兰克林的尊敬与日俱增。即使是在议会和费城学院的董事会中，与其对立的威廉·史密斯也在1791年举行的追思仪式上对其大加赞赏。史密斯不再介意他们“不快的分歧与争论”，而是关注富兰克林的仁慈与科学成就。当此后史密斯的女儿怀疑史密斯自己连“你所说的关于老富兰克林的1/10”也不相信时，史密斯也只是由衷地一笑。
富兰克林另一个时断时续的对手约翰·亚当斯同样也成熟了起来。“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我强迫自己经常与其为敌，而更令我窘迫或感到痛心的了。”1811年亚当斯曾这样十分痛苦地对自己和富兰克林重新评价道。亚当斯解释说，他早年对富兰克林刺耳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富兰克林伟大人格的考验：“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我肯定不会这么大费周章地把他那些阴谋诡计的邪恶之举都暴露出来。”亚当斯甚至还对富兰克林宗教信仰的缺乏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许，而之前他正是因此而嘲笑富兰克林是个无神论者：“所有教派都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包容的人，我认为此言不虚。”亚当斯曾指责富兰克林是个伪君子、糟糕的谈判代表、不明智的政治家。但他曾经在文章中显露出的对富兰克林的欣赏则是其同时代之人无法比拟的：
富兰克林有一种伟大的天赋，新颖、敏锐、有创意，不仅善于科学发明，对美术和机械也很有造诣。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一直都很有才华。当其高兴时，他有种巧妙而又迷人的幽默感。同样，他的讽刺也十分尖刻。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自由地在贺拉斯与尤维纳利斯，或斯威夫特与拉伯雷之间自如地转换。富兰克林具有讽刺和写作寓言的天赋，而他娴熟地将此天赋运用到对道德和政治真理的提升上。他就如婴儿般自然，法国人称之为天真无邪，一直都极具魅力。
当时，富兰克林认为中产阶级将在美国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观点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尽管仍有人质疑其观点代表了一种庸俗化的新倾向。“中产阶级吸纳了精英们的高雅举止和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其思想占据了美国社会的统治地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这样评论道。虽然生活在19世纪初的伍德一直在描述当时的美国，但他同样也是在描述富兰克林个人。
当富兰克林的孙子坦普尔在1817年将其文章出版之后，富兰克林的名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亚当斯在给坦普尔的信中表示，他所出版的富兰克林文集“使我重新回到了帕西的生活”。而熟知富兰克林与亚当斯在帕西时那段不和的历史的读者，对此话的理解则见仁见智。“其笔下的每一个字句都值得我们珍藏。”弗朗西斯·杰弗里这样评价道。杰弗里勋爵是《爱丁堡评论》的创刊人之一，对富兰克林作品“朴素的幽默”、“劝人向善”的初衷以及强调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价值观大加赞赏：“这个自学成才的美国人也许是最理性的哲学家。在任何推理中，他都没有忽视判断力。”
然而在19世纪初，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重视浪漫主义的文学时代在美国出现。与这一更替同时发生的是对富兰克林评价的改变，那些感性主义者尤其如此。浪漫主义推崇情感、主观的感觉及想象，对推理和客观思维则不太感兴趣；他们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对包容和理性则嗤之以鼻。浪漫主义者傲慢的指责，使富兰克林、伏尔泰、斯威夫特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声望都受到了损害。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就是攻击富兰克林缺乏感性的人之一。济慈在1818年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满脑子都是实用主义和节俭的教条”，“并非一个令人崇敬之人”。济慈的朋友，其早期的出版商、诗人、编辑利·亨特则对富兰克林“无赖的信条”十分不屑。亨特指责富兰克林是“那些认为只靠面包而活的人的代表”。他还指责富兰克林“缺乏激情，没有想象力”，鼓励人们“追求财富”而不顾“更高的追求”或“内心与灵魂”的呼唤。同样，热衷于浪漫英雄主义的苏格兰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则指责富兰克林是“所有美国佬之父”。当然，这一指责可能没有卡莱尔想象的那么严重。
如同浪漫主义的诗人们一样，以梭罗和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也反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对于他们古怪的品位而言，富兰克林显得过于平淡。但那些更加世俗、具有更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边民却仍然对《富兰克林自传》推崇有加，戴维·克罗克特在阿拉莫牺牲时，身边就带着一本《富兰克林自传》。但对于像梭罗那样优雅的边民来说，在其前往瓦尔登湖之时，身边压根没地方容得下这本破书。实际上，《瓦尔登湖》第一章关于经济的内容中就有很多表格和插图，对富兰克林曾使用过的那些进行了暗讽。埃德加·爱伦·坡在其所著的《商人》中，也通过描写反英雄主义的主人公彼得·普罗菲特的崛起及其方式，对富兰克林和其他“有条理”的人旁敲侧击。
富兰克林也出现在赫尔曼·梅尔维尔于1855年所著的带有历史色彩的小说《伊斯雷尔·波特》中。小说里的富兰克林就是个肤浅的、只会说格言的话痨。但梅尔维尔却直接向读者致歉，并表示富兰克林并非像书中所描述的那么乏味。“为了在文中对富兰克林进行贬低，作者对这位圣人吹毛求疵，而不是惯有的大唱赞歌。”梅尔维尔自己对富兰克林的评价则是多才多艺，不论是好是坏：“富兰克林对这个世界十分了解，因此能够扮演任何角色。”梅尔维尔列出了富兰克林曾经从事过的数十种工作，但最后以典型的浪漫主义视角评论道：“富兰克林除了当诗人，无所不能。”（对此，富兰克林本人应该也会表示赞同。他曾表示自己“赞同偶尔写诗来自娱自乐的做法，但这只是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别无他用”。）
爱默生对富兰克林的评价也较为相似，有褒有贬。他在给自己姑姑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是有史以来最明智的人之一”，甚至比苏格拉底“更实用，更有道德，更纯粹”。随后，他话锋一转，抱怨道：“富兰克林这个人是节俭、与人为善的公民，但没有一点儿英雄气概。”纳撒尼尔·霍桑认为富兰克林的格言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很少教人自己的责任何在”，于是借其笔下的一个年轻人之口抱怨那些格言“都是关于赚钱和省钱的”。
浪漫主义兴起的同时，人们对“资产阶级”这一称谓，以及富兰克林所深爱的城市中产阶级及其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不屑。无产阶级和精英阶级，激进的产业工人与有钱有闲的地主，马克思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反智主义者，这些貌似南辕北辙的群体当时却有相同的看法。福楼拜就声称对资产阶级的憎恶是“所有道德的开始”，这与富兰克林的观点截然相反。
但随着作品的全面流传，富兰克林的声望有所恢复。南北战争之后，工业的发展和镀金时代的来临使宣扬富兰克林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后的30年中，富兰克林成为美国传记文学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霍雷肖·阿尔杰所写的130部作品（销量达2 000万之多）使那些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的故事再度风靡一时。实用主义的兴起同样也极大地提升了富兰克林的声望。实用主义认为任何观点（无论是科学、道德，还是神学、社会学）的正确与否，都取决于其是否与实验结果相符以及能否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与富兰克林的主张不谋而合。
继承了富兰克林文学的衣钵，同样以朴素的幽默闻名于世的马克·吐温，则在对富兰克林善意的嘲讽中自得其乐。他曾打趣富兰克林“将所有的才智都浪费在发明那些强加给后来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格言警句上了……否则的话，孩子们本来能过得很快乐”。但实际上马克·吐温对富兰克林崇拜有加，甚至连那些大资本家对富兰克林的格言也十分推崇。
工业家托马斯·梅隆曾在自己银行的总部放了一尊富兰克林塑像。他声称自己正是在富兰克林的鼓舞下，才离开了自己位于匹兹堡附近的家，投身商界。“我认为阅读《富兰克林自传》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梅隆写道，“富兰克林当初比我还要穷，却通过勤奋、节俭、简朴变得博学而明智，获得了财富和声望……穷理查的那些名言对我来讲很受用。我把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思考自己为什么不通过同样的方式沿着同样的道路做点什么。”安德鲁·卡耐基同样也是因为《富兰克林自传》而大受启发。富兰克林成功的故事不仅为其提供了生意上的指导，还激发了他从事慈善的热情，尤其是富兰克林为公共图书馆的创立所做出的努力。
富兰克林还被当时最具权威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誉为“第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富兰克林的一生将美国的品质表现到了极致，”特纳在1887年写道，“无论是在商业、政治、科学，还是外交、宗教、慈善等领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编辑，《哈珀斯》杂志的主编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也对富兰克林十分推崇。豪威尔斯曾于1888年写道：“他是一位伟人”，“他始终如一地本着对民众福祉的追求和提高知识的态度对待任何事物。”虽然富兰克林“对我们多数人视为神圣的信仰和观点表示质疑”，但他却“在促进人类的道德福祉和物质财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20年代，随着镀金时代个人主义的失宠，对富兰克林的质疑再次兴起。马克思·韦伯在其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以一个类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美国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准则进行了著名的批判。文中大量引用了富兰克林（以及穷理查）的语句作为“贪婪哲学”的例证。韦伯写道：“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点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韦伯还指责富兰克林只相信“赚越来越多的钱和严格限制所有参与生活的本能”。
文学评论家范·怀克·布鲁克斯将美国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并认为富兰克林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开山鼻祖。布鲁克斯称富兰克林将“廉价的机会主义”和“二维的智慧”发扬光大。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则称富兰克林为“狡黠善辩的预言家”。辛克莱·刘易斯则在其小说《巴比特》中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民众的热心参与大加贬低。刘易斯在小说中对富兰克林的信条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如果你问巴比特他的信仰是什么，他就会告诉你那些民众社团组织的冠冕堂皇之词：‘我的信仰就是服务他人，将他视为我的兄弟，尽我所能地让所有人都过得幸福。’”
对富兰克林最恶毒也最有趣的（也可能是最具误导性的）的攻击来自英国评论家兼小说家D·H·劳伦斯。1923年出版的《劳伦斯论美国名著》，对富兰克林在自传里体现出来的失之浪漫以及资产阶级本质进行了长篇累牍的鞭挞。
富兰克林博士。这个脸色发黄的小个子！不朽的灵魂！所谓的“不朽灵魂”，只是种廉价的保险手段。富兰克林根本不在乎什么灵魂不朽。他太忙于和世人打交道了……我不喜欢他。
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年都给我买一本小历书，封面上画着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本书可以预测各种天灾人祸。每一页的底部还写满了小趣事和幽默的语句，以及一条道德语录。我曾经一本正经地嘲笑过那些“蛋未孵就数鸡”的女人，也曾正经八百地相信“诚实是上策”。格言的作者是穷理查，而穷理查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于100多年前在费城写下这些东西。这些格言现在仍使我痛苦不已，就像嫩肉中的刺儿一样。
尽管我仍然相信“诚实是上策”，但我却不喜欢任何策略。“蛋未孵就数鸡”固然不明智，但孵出小鸡之后就得意洋洋地数来数去更令人讨厌。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绞尽脑汁才逃出了穷理查编织的道德牢笼……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本杰明哪一点错误令我们无法忍受？……我是个道德动物，可不是一部道德机器。我不会如本杰明所愿，变成一个小机器人……至少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忍受本杰明了。他试图夺走我的完整、我的不完美和我的自由。
文中，劳伦斯还对富兰克林的13项美德进行了重新定义，使其更具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劳伦斯将富兰克林对节俭的定义“所费钱财必须于人于己有利”改为“服务上帝而不是服务人类”。此外，劳伦斯还将正直（“不冤枉伤害他人”）重新定义为“唯一的正直就是遵从灵魂真诚的指引，无论是愤怒还是温柔”。
劳伦斯的文章的确令人眼前一亮。除了其对“正直”所做的古怪而又自我放纵的定义之外，我们还必须要认识到劳伦斯抨击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富兰克林，而是富兰克林笔下的穷理查及其自传中的形象。此外，劳伦斯还搞错了一些事实。“诚实是上策”虽然听起来很有富兰克林的感觉，但并非出自富兰克林的笔下。这句话真正的作者是塞万提斯，正如“未孵蛋先数鸡”实际上是出自伊索寓言一样。
无独有偶，查尔斯·安格夫在1931年出版的《美国人民文学史》中对富兰克林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进行了更实质性的抨击（虽然不那么令人激动）。安格夫认为卡莱尔称富兰克林是“所有美国佬之父”的描述是对一个产生过霍桑、梭罗等伟大作家的“民族的诽谤”。“称富兰克林是基瓦尼俱乐部之父则更为确切。”安格夫讥讽道。他还直言不讳地称富兰克林的思想“层次太低”：
富兰克林代表的是这个新世界的居民中最不值得赞赏的品质：吝啬、狂热的实用主义、缺乏对精神事物的兴趣。低级趣味在美国不是个新鲜玩意儿，但富兰克林却将其变成了一种信仰，而富兰克林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其至今仍牢固地对美国民众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也仍深受其害……他从未提过高尚，未提过荣誉，未提过灵魂的庄严，更未提过思想的宽厚……他的灵魂廉价而又卑劣，那些最上乘的思想远非其能力所及。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大萧条”使人们再次重视起勤奋、节俭、互相帮助、团结一心的美德。这些不应该被视为琐碎之物和世俗之举而被弃如敝履。富兰克林的声望也再度因此有所恢复。实用主义哲学家赫伯特·施奈德在其著作《新教思想》中明确指出，之前对富兰克林的种种攻讦大部分都是针对穷理查的说教，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并不是个一心为自己追求财富的金钱奴。
施耐德在耶鲁大学的同事卡尔·范·杜伦在其1938年出版的那本杰出的富兰克林传记中充实了这一观点。“他幽默地从人世间走过，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谜。”范·杜伦总结道。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I·伯纳德·科恩则用毕生的精力来证明富兰克林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可与牛顿相比肩。科恩在1941年写道，富兰克林的实验“为所有已知的电学现象的解释说明奠定了基础”。
富兰克林还成为自助运动的守护神。戴尔·卡内基在撰写《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时曾仔细研读了《富兰克林自传》。此书在1937年出版之后掀起了成功学书籍出版的热潮，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精英社会学家E·迪格比·巴尔策尔称《富兰克林自传》是“第一本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野心家低级趣味指南”。
成功学宗师斯蒂芬·科维在其最畅销的著作《高效人士的7个习惯》的写作过程中也参考了富兰克林的相关理论体系，美国的一家连锁书店则专门出售富兰克林科维公司出版的相关书籍以及其他关于富兰克林思想的书籍。21世纪初，在书店中关于成功学的书架上，几乎所有书的标题都与富兰克林有关，如《本的美德书：本杰明·富兰克林成功、幸福的简单周计划》《本杰明·富兰克林的12条管理原则》《美国商业之父帮你解决难题：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道德艺术》以及《健康、财富与智慧：像富兰克林一样生活的成功指南》。
在学术界，随着富兰克林诞辰300周年的临近，富兰克林成为很多畅销书所青睐的话题。德州农工大学H·W·布兰兹所著的《第一个美国人》一书，满怀同情地对富兰克林性格的演进过程进行了详实、客观的描述。“在天才之上，富兰克林还加入了对美德的渴望。”布兰兹对富兰克林进行了这样的总结。2002年，已经荣休但仍广受尊敬的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历史学家埃德蒙德·S·摩根在对富兰克林的著作深入阅读的基础上，对其机敏的性格进行了精彩的分析。摩根指出：“我们发现其所有的观点均来自心灵的伟大。”
在人们的印象中，富兰克林逐渐变成一个有趣的形象，而不是令休谟尊敬的严肃思想家或亚当斯所憎恶的政治操纵者。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企业家精神兴盛的平凡时代，富兰克林被时代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在《1776》等戏剧作品中，富兰克林被塑造成一个涉猎政治、快乐的登徒子形象。而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巴黎》中，他又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老代言人与和蔼的圣人：他所代言的事物从饼干到共同基金，可谓包罗万象；其格言则是为了娱乐而非胁迫那些上进的年轻工人。
“今天我们对富兰克林的了解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那个古老的广告：一位老人穿着短裤、长袍，戴着眼镜，半秃的头上顶着棕色的长发——一个决定在雷暴中放风筝的愚蠢的狂热之徒，”历史学家艾伦·泰勒写道，“他不再引发争议或令人崇敬，而只能使人发笑。对于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作为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典范的重要性，我们也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对于社会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来说，这一聊以慰藉的富兰克林形象反映了21世纪初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和道德取向。布鲁克斯写道，富兰克林是美国先贤祠中唯一能够在“现代化的商业丛林中应付自如”的历史人物。
他可能会同意那些技术狂热主义者声称互联网和生物技术取得的突破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观点，并同样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激情。与此同时，他也可能完全精通如今所盛行的讽刺和愤世嫉俗的谈话基调……
另一方面，富兰克林会对当代美国的很多方面十分熟悉。他乐于持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乐观、友好、和善，最大的缺点就是自满，而这一点已经被他自己充分证明。我们不难想到他在商场闲逛，陶醉于物质极为丰富和市场运作良好的情景，与此同时，他也欣赏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投身于民众活动的努力，认可老一代人通过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使宗教为民众造福的方式。
在过去的岁月里，富兰克林一直受到浪漫主义者不公正的攻击。这些人真正的目标是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道德，而非富兰克林本人。“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超越了富兰克林主义，而是我们需要指出如何带给今天的美国人悲观感和道德的沉重性，这是以雅痞文化为基础的美国所欠缺的。”
有缺陷的伟人
缺乏对道德的强调和思想深度是对富兰克林最为严重的指控。无论是在生活还是作品中，富兰克林的确有时会显得缺乏承诺、痛苦、诗意乃至道德。富兰克林1771年给自己的妹妹简写了一句话，充分地显示出这种自满以及激情的缺乏：“总的来说，我更倾向于喜欢现在我所感知的世界，不愿意有所改变。”
富兰克林的宗教信仰，特别是早期的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人们相信何种信仰将更为有用的实用主义，而非发自内心的真诚。自然神论虽然很吸引人，但当他发现其并不那么有用时，便赋予其道德的光彩，而很少费力去思考那些恩惠、救赎、上帝的神佑以及其他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相对于那些痛苦地进行自我深省的清教徒，富兰克林则处于另一个极端。他没有证据证明上帝的旨意到底何在，于是就用一个简单的信条取而代之：“帮助他人就是最好的侍奉上帝。”
他的道德信仰也同样的简单、实际，强调有益于他人的实用性。他欣赏中产阶级的美德，对所谓更高级的道德宗旨毫无兴趣。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勘误”上，而非与原罪进行斗争。
作为一名科学家，富兰克林更喜欢机械工作，对抽象理论或更为宏观的领域则兴趣索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家、一个聪明的发明家，更强调有用的东西，却根本没有成为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所需的气质，也没有经过此方面的训练。
就富兰克林大部分的精神和思想的努力实践而言，他的伟大更多的来源于其实用性而非深奥或诗意。在科学上，他更像是爱迪生而非牛顿；在文学上，他更像是马克·吐温而非莎士比亚；在哲学上，他像是约翰逊而非伯克利；而在政治上，他更像是伯克而非洛克。
富兰克林的个人生活中也同样缺乏感情上的承诺和深深的激情。他有很多朋友，知己却很少。他对旅行的热爱显示出他在精神上还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小男孩，逃离了其位于波士顿的家，逃离了其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与其相守一生的德博拉，逃离了自己的儿子威廉——就在威廉的婚礼之前。在他的一生中，很少有感情上的羁绊能使其对某个人、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归属感。看起来，他是以周旋于各种关系的方式游走于世界。
富兰克林与男性的友谊很难得到善终，无论是他的哥哥詹姆斯，他的朋友约翰·克林逊和詹姆斯·拉尔夫，还是他的合作伙伴塞缪尔·凯默、休·梅雷迪思。他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喜欢那些能为其提供有启发意义的交流和活动的各种社团，但富兰克林与个中成员的友谊与其说是亲密无间，不如说是彬彬有礼。富兰克林对妻子和蔼、慈爱，却不是一往情深，否则在他们婚姻的最后那些年，富兰克林就不会在大洋彼岸待了13年。富兰克林与她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正如富兰克林与其伦敦的房东玛格丽特·史蒂文森太太之间的关系一样。富兰克林有很多的女性爱慕者，但他却更喜欢与她们打情骂俏，而不是做出正式的承诺，一旦有危险，就立刻退回到玩笑中。富兰克林与儿子威廉的关系算得上最为亲密，但很快也由热情如火变成冷若冰霜。只有对自己的孙子坦普尔，富兰克林的喜爱从未改变。
尽管富兰克林声称自己信仰真诚的美德，但人们还是认为他很擅长阴谋诡计。富兰克林在16岁的时候写出了第一篇恶作剧文章，直至临死之前仍笔耕不辍。当打算创办一家报纸时，他误导了自己的雇主塞缪尔·凯默。富兰克林那完美的、迂回的劝说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欺骗。他既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美德，也知道怎样做出具有美德的样子为自己谋利。“在赞美真诚的同时却又反其道而行，富兰克林似乎在后一方面做得更好，”泰勒评论道，“由于富兰克林圆滑的处事风格和狡猾的策略，他所招致的怀疑远比其实际应得的要多得多。”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为富兰克林引来了批评，甚至抹杀了他在公共领域因激励普通民众所取得的成就。弗农·帕林顿所写的著名的《美国思想的主流》，正是此类批评的巅峰之作：
相较于天国之中的金光大道，他更关心费城栗树街上的鹅卵石是否铺得平整。相较于从地狱之火中拯救自己的灵魂，他更关心如何通过组织一支高效的消防队保护邻居的宅院；相较于天上的闪电，他更关心街上的新路灯能否照亮晚归旅人之路。很明显，这样一个人不会懂得人类志向的本质。
帕林顿傲慢地使用了“很明显”这个词，给我们为富兰克林辩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也许对于帕林顿等缺乏辨别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很明显”无法与富兰克林帮助社会建立图书馆、大学、消防队，发明双焦眼镜、火炉、避雷针，以及起草民主宪法等世俗的贡献相提并论。他们的轻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富兰克林灵魂中有时看起来欠缺对崇高理想的渴望。同时，在另一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富兰克林所欣赏的对人间之事的关切及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势利态度。
所以，我们该如何公平地看待这个问题呢？正如具有商人特质的富兰克林所希望的一样，我们不妨参考其判断是否应该行事的方法，把所有赞成的理由列在另一边，然后再看看是否如作者所愿，对其的赞许将多过反对的声音。
首先，我们需要把富兰克林从课本上那个在雷雨天放风筝以及滔滔不绝地讲述“省一分，赚一分”等朴素格言的和蔼的怪伯伯从漫画中解救出来。同样，我们还必须将富兰克林从那些将其本人与其在自传中精心刻画的自己混为一谈的批评中解救出来。
当马克思·韦伯声称富兰克林的道德只是建立在赚更多钱的基础之上时，当D·H·劳伦斯将其简化为一个只会省钱、缺乏道德感的男人形象时，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富兰克林的不了解。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在42岁就从自己的生意中退休的人，这个将自已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研究和社会公益的人，这个放弃了自己公职收入的人，这个从来未给自己的发明申请过专利的人，这个不断争论超额财富的聚集和愚蠢地沉迷于不必要的奢侈生活不应为社会所认可的人。富兰克林并不认为省钱本身是目的所在，而是将其视为能够使年轻商人展示出更高层次的美德、集体精神和公民权利的途径。“空口袋难直立。”富兰克林和穷理查曾这样说道。
为了对富兰克林进行正确的评估，我们必须对其做全面、深入的分析。富兰克林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不是一个浅薄的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当富兰克林朴素地站在我们面前，没戴假发或者任何修饰，不愿矫揉造作（对历史及其本人而言都是如此）之时，我们需要对他进行由浅入深的逐步分析。
让我们首先从最浅显的层面开始。对于那些不赞同中产阶级价值观并释放出朱庇特闪电（恶毒攻击）的人来说，富兰克林就像是一个避雷针。人们经常谈论（富兰克林也经常如此）勤劳、诚实、勤奋和节制等个人美德。特别是这些美德被视为实现一个更高尚、更仁慈的目的之手段时，更是如此。
对于富兰克林所践行和提倡的公民道德来说，亦是如此。富兰克林所组建的公众提高协会以及其为公益所做出的努力，都有助于建立一个提倡公益的社会秩序。很少有人像富兰克林一样，为向其本人和社会灌输美德及良好的品质如此努力，或付出如此之多。
这些努力是否如帕林顿等人所言是世俗之举呢？从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如此。但在《富兰克林自传》中，当回忆了其为铺设费城大街的路面所做出的努力之后，富兰克林为此类质疑提供了一个雄辩的解释：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值得注意或是谈及，但如果他们认为在大风的天气里，灰尘吹进某个人的眼中或刮进某家商店里没什么了不起。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很多人或很多家商店都受此困扰，而且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那么这就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了，也许他们也因此不会再苛责那些对此类看似无关紧要的琐事上心的人了。人类的福祉并不是靠天上掉馅饼实现的，而是由平日里所获得的小进步日积月累而成的。
同样，尽管一种基于狂热的宗教信仰能够给人以激励，但基于谦虚和包容的宗教观点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查尔斯·安格夫曾指责“富兰克林对宗教问题的主要贡献只是一种和善的宽容”。好吧，也许他说得对，但和善的宗教宽容这一个概念实际上对18世纪的人类文明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这是一个源于启蒙运动的伟大贡献，与同时代任何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做出的贡献相比，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其作品中，富兰克林都成为这一宽容信条的卓越支持者。他在自己所创作的寓言中以幽默的方式对其进行提倡，在其生活和信件中则以最热切的深情对其进行发扬。在当时那样一个因对宗教政权的追求而生灵涂炭的世界中（当今世界仍然如此），富兰克林帮助创立了一种力量源自宗教多元主义的新型国家。正如加里·威尔斯在其所著的《上帝之外》中所言：“正是由此，美国成了地球上的一个新事物。”
富兰克林还为宗教做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的贡献：将勤劳这一美德从清教刻板的教义中分离出来。对中产阶级价值观不屑一顾的韦伯对清教徒的道德规范也十分轻蔑。D·H·劳伦斯则认为富兰克林对勤劳去魅化的做法无法满足那些阴暗的灵魂。然而，这一道德规范在建立国家所必需的美德和品质的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约翰·厄普代克（其作品正是涉猎了这一主题）写道：“他将自己由一个清教徒变成了一个热心的资产阶级分子”，“毫无疑问，这就是他塑造美国精神的主要手段——将清教徒压抑的能量注入启蒙运动之中”。正如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中所言：“富兰克林将清教徒的美德和启蒙运动的启发完美地结合起来，并摒弃了清教的缺陷和启蒙运动的狂热。”
那么，富兰克林是否配得上其同时代的戴维·休谟所谓的北美“第一个哲学家”的赞誉呢？从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如此。将道德与理论相分离是启蒙运动的重大成就之一，富兰克林则是其在美国的化身。此外，通过将道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富兰克林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詹姆斯·坎贝尔所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富兰克林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成为对促进公益这一主张的宝贵的哲学辩护”。尽管他缺乏精神上的深奥，却以实用性和功能性进行了弥补。
那么对富兰克林是一个妥协者而非一个有原则、具有英雄气概之人的指责，又该做何解释呢？的确，在18世纪70年代，为了试图促成英国和美国的妥协，富兰克林一度在两边游走。的确，富兰克林在处理印花税法案时的态度有些软弱。当还是个年轻的商人时，富兰克林就教育自己避免武断的争论，而他在倾听任何人讲话时都亲切微笑的习惯，使其有时看起来表里不一、屈意逢迎。
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只是富兰克林的表象，只是就其实用主义和偶尔倾向于妥协的意愿而言。富兰克林坚信，要谦卑地倾听所有不同的观点。对于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实用的优点，也是一种道德准则。它建立在每个人都应受到尊重的原则之上，而这个原则对于大多数道德体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制宪会议期间，富兰克林就愿意对自己的一些观点做出妥协，从而在最终产生了一部几近完美的宪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制宪会议中的代表都是那些死守自己立场不肯改变的斗士，会议就无法取得这样辉煌的成果。妥协也许不会造就伟大的英雄，但可以促成民主。
更为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实际上毫不妥协地笃信一些崇高的准则（那些对塑造一个新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准则），至死不渝。富兰克林从他的哥哥处学到了对权威的抵制，此后便从未向专制的权威妥协过。而正是这一点，使其无所畏惧地反对佩恩家族试图强加给宾夕法尼亚人民的税收政策，即使自己可以从中获利，仍不改变初衷。这还意味着尽管在18世纪70年代富兰克林试图与英国达成妥协，但他仍坚持美国人民和美国立法机构享有平等地位与权力的立场。
与此相似的是，富兰克林还帮助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即权力和权利并不是基于继承而是基于品质、道德与努力工作。此后，富兰克林还成为这种秩序的化身。他树立起提高社会地位的阶梯，通过一种典型的美国方式，从一个离家出走的学徒变成了与国王共进晚宴之人。但是富兰克林在此过程之中却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有时甚至采取戴皮帽子的方式，拒绝那些精英主义的矫饰。
富兰克林所坚信的“服务他人就是侍奉上帝最好的方式”这一准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过于世俗，但这却正是富兰克林深信并忠实践行的、值得尊敬的信条。在此过程中，富兰克林的多才多艺令人印象深刻。他改进了立法机构和避雷针，以及彩票和图书馆。他找到了令火炉减少冒烟和政治团体减少腐败的方法。他组建了邻里间的互助会和国家联盟。他将两种焦点结合起来发明了双焦眼镜，并最终令美国达成妥协，建立起联邦立法机构两种代表权的概念。正如富兰克林的朋友、法国政治家杜尔哥所言：“从苍天处取得闪电，从暴君处夺取王权。”
以上种种使富兰克林成为其所处时代中最有成就的美国人，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形成与走向。实际上，很多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根本特质都在富兰克林身上有所体现：朴素的幽默与智慧，技术性的创造，多元化的包容，将个人主义与团体合作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实用主义哲学，对精英流动性的颂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以及作为公民道德基础的起源于费城（或市场街）的品德。富兰克林所主张的平等主义后来成为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兰克林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勤奋与天赋铺就通往财富之路，并反对源于出身的特权。
富兰克林的关注点在于日常事务如何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以及普通人如何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但这并没有使其泯然众人，也并不意味其思想的浅薄。相反，富兰克林关于如何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思想极其深邃并具有革命性意义。尽管富兰克林没有践行超验或极富诗意的理念，但他却践行了那些最具实践意义和最有效果的理念。这就是富兰克林的理想，一个值得追寻的理想。
从始至终，相较于那些天生的权贵，富兰克林更相信和他一样的中产阶级民众的心灵与思想。他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视为社会的力量之源，而非令人嘲讽之物。富兰克林的原则是“反对任何贬低普通民众的思想”。其他美国国父们则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倾向民主，也没有一个能如此直观明显。
从21岁第一次建立共读社起，富兰克林就坚定不移地坚守一个基本的理想（有时甚至极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坚信普通公民的智慧，这一点在其对民主的欣赏和对任何形式暴政的反对中显露无疑。这是一个高尚的理想，以富兰克林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内在的超验和诗意。
而正如历史所证明的，这一理想同样实用且有益。
附录1
富兰克林时期人物表
约翰·亚当斯（1735–1826），马萨诸塞爱国者，美国第二任总统。曾与富兰克林一道对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进行修改，并于1776年与豪勋爵进行谈判。1778年4月抵达巴黎，与富兰克林同任驻法公使。1779年3月离任。1780年2月复任。1780年8月离开法国前往荷兰。1782年10月返回巴黎参与对英和谈。
威廉·艾伦（1704–1780），宾夕法尼亚商人，首席大法官，最初与富兰克林交好，后因支持领主与富兰克林决裂。
本杰明（本尼）·富兰克林·贝奇（1769–1798），萨莉·贝奇与理查德·贝奇之子，1776年与外祖父富兰克林和表兄坦普尔一道前往巴黎，被送往日内瓦求学，后在帕西学习印刷。在富兰克林的支持下，在费城创建了自己的印刷店，并发行了反对联邦主义的《美国晨曦报》，因诽谤总统亚当斯被捕入狱，后死于黄热病，年仅29岁。
理查德·贝奇（1737–1811），勉强糊口的商人，1767年娶了富兰克林之女萨莉为妻。共育有子女7人，即本杰明、威廉、路易斯、伊丽莎白、德博拉、萨拉及理查德。
爱德华·班克罗夫特（1745–1821），出生于马萨诸塞，医生、股票投机商，与富兰克林在伦敦结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美国驻法使团秘书，实为英国间谍。
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1732–1799），极富戏剧性的剧作家、股票投机商、军火贩子。曾在美国革命期间协助法国向美国提供援助，后成为富兰克林在帕西的朋友之一。著有《塞维利亚理发师》（1775年）、《费加罗的婚礼》（1784年）。
安德鲁·布拉德福德（1686–1742），费城印刷商，《美利坚信使周报》的出版商，后成为富兰克林的竞争者之一，支持领主。
威廉·布拉德福德（1663–1752），纽约早期印刷业的代表人物，将离家出走的富兰克林介绍给他在费城的儿子。
安妮–路易·布瓦万·德哈德安科特·布里永·德·茹伊（1744–1824），富兰克林在帕西的邻居，技艺高超的大键琴演奏家，后成为富兰克林最喜欢的异性朋友之一。曾为萨拉托加大捷谱写《起义军进行曲》。
老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1708–1778），被称为“伟大的平民”，曾在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担任英国首相。1766年受封伯爵。反对托利党对殖民地的压制政策。1776年年初与富兰克林进行谈判，曾将自己的马车停在富兰克林所赁居的史蒂文森太太的房子外。
雅克–多纳西安·勒雷·德·肖蒙（1725–1803），商人，野心勃勃的战时投机商，前奴隶贩子，富兰克林在帕西的房东。
卡德瓦拉德·科尔登（1688–1776），纽约政治家、自然学家，经常与富兰克林就实验和科学通信。
彼得·克林逊（1694–1768），伦敦商人、科学家，曾帮助富兰克林建立实验室，并为其提供电学资料和设备。
玛丽–让–安托内–尼古拉斯·卡里塔特，德·孔多塞侯爵（1743–1794），数学家，传记作者，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撰稿者之一，富兰克林在巴黎的密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服毒自尽。
塞缪尔·库珀（1725–1783），波士顿政治家、牧师·主张独立，富兰克林的知己。
托马斯·库欣（1725–1788），马萨诸塞政治家，曾任马萨诸塞议长（1766–1774），富兰克林较为亲密的笔友之一，也是“哈钦森信札”事件中富兰克林的北美殖民地收信人。
赛拉斯·迪恩（1737–1789），康涅狄格的外交官、商人，1776年6月（在富兰克林之前）赴法寻求法国对美国革命的支持，后成为富兰克林的盟友之一并因此开罪阿瑟·李，阿瑟·李指责其腐败，并迫使美国将其召回。
威廉·丹尼（1709–1765），英国陆军军官，曾担任宾夕法尼亚总督（1756–1759）。
弗朗西斯·达斯伍德·勒·德斯宾塞男爵（1708–1781），英国政治家，1766–1781年间曾任英国邮政大臣，在任期间撤销了其友富兰克林的北美殖民地邮政副总长的职务。正是在他的乡间宅院中，富兰克林高兴地见证了自己的恶作剧《普鲁士国王敕令》愚弄在场的来宾。
约翰·迪金森（1732–1808），宾夕法尼亚政治家，在富兰克林反对领主的斗争中，站到了领主一边，对美国独立持谨慎态度。曾著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富兰克林（在不知道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帮助该文在英国出版。
约翰·福瑟吉尔（1712–1780），伦敦的贵格会医生，1751年出版了富兰克林的电学相关文章，并在富兰克林旅英期间担任其家庭医生。富兰克林曾评价：“我想不出有比他更好的人。”
艾比亚·福尔杰·富兰克林（1667–1752），1689年与乔塞亚·富兰克林成婚，育有10个子女，富兰克林的生母。
老本杰明·富兰克林（1650–1727），富兰克林父亲乔塞亚之兄。鼓励自己的侄子从事诗歌写作和传道（但并不成功），1715年退休、鳏居之后，来到波士顿。
德博拉·里德·富兰克林（1705？–1774），富兰克林忠实的妻子（虽然两人只签署了普通法协议），据说出生在伯明翰，自小在市场街长大，终生从未离开过费城。1723年10月，在富兰克林初次来到费城之时，两人首次见面。曾与约翰·罗杰斯结婚，后被遗弃。1730年与富兰克林结为普通法伴侣，充当起了印刷店店主和经理的角色。在印花税引发骚乱期间，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育有两名子女：弗朗西斯（弗兰奇），4岁夭折；萨拉（萨莉），和其有很多相像之处。
詹姆斯·富兰克林（1697–1735），富兰克林之兄，也是其最早的雇主之一。1721年创办《新英格兰报》，北美殖民地报业的先锋。
简·富兰克林（梅科姆）（1712–1794），富兰克林最小的、也是其最喜欢的妹妹。
约翰·富兰克林（1690–1756），富兰克林之兄，罗得岛的烛皂匠，后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成为波士顿的邮政局长，富兰克林曾为其制作了一根灵活的导尿管。
乔塞亚·富兰克林（1657–1745），出生在英国的埃克顿，丝绸染匠。1683年移民到北美殖民地，改行做了一名蜡烛制造商。与第一任妻子安妮·蔡尔德育有7名子女，与第二任妻子艾比亚·福尔杰·富兰克林育有10个子女（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
萨拉（萨莉）·富兰克林【贝奇】（1743–1808），富兰克林忠实的独女，1767年与理查德·贝奇成婚。在1776年和1785年富兰克林返回费城期间，扮演起了女主人和主妇的角色。与其母一样，萨拉从未和富兰克林去过欧洲，但于1763年与其一道前往波士顿。
【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约1760–1823），威廉·富兰克林的私生子。自幼由祖父富兰克林抚养，并负责其教育。1775年被富兰克林带回北美殖民地，1776年又与富兰克林一道前往巴黎，在其祖父与父亲之间的斗争中，一直对祖父保持忠诚。他也有一个私生子。曾发行了一版无序的富兰克林文集。
威廉·富兰克林（约1730–1813），富兰克林的私生子，自幼由富兰克林抚养并陪伴富兰克林一道前往英国，成为一名托利党人的同情者，后被任命为新泽西皇家总督，始终效忠英国国王，后不可避免地与其父决裂。
约瑟夫·加洛维（约1731–1803），费城政治家，富兰克林反对领主斗争中长期的盟友。富兰克林与儿子威廉那次紧张的会面便是在其位于特莱沃斯的家。在美国革命期间仍然效忠英国国王，并与富兰克林决裂。
戴维·霍尔（1714–1772），在威廉·斯特拉恩的推荐下，1744年由伦敦前往费城成为了富兰克林印刷店的工头，1748年作为管理合伙人接管了富兰克林的生意。
安德鲁·汉密尔顿（约1676–1741），18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宾夕法尼亚议会的议长，在约翰·彼得·曾格深陷诽谤案官非时为其辩护，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富兰克林。
詹姆斯·汉密尔顿（1710–1783），安德鲁之子，1748–1754年和1759–1763年两次出任宾夕法尼亚总督。作为共济会会员、费城图书馆和费城学院的董事，詹姆斯应该是富兰克林的朋友，但两人政见却经常相左。
安妮–凯瑟琳·德·理尼卫·爱尔维修（1719–1800），富兰克林在奥图（帕西附近）的密友。1780年，富兰克林曾一本正经地向其求婚。当其夫，著名哲学家和富有的大农场主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于1771年去世后，一直孀居。
理查德·豪勋爵（1726–1799），英国海军上将，14岁就加入皇家海军，后来成为英国海军驻北美殖民地的总指挥。1775年年末，在与其妹下棋的掩护下，第一次与富兰克林进行谈判。1776年9月，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斯塔滕岛进行会谈。
威廉·豪（1729–1814），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的幼弟，曾参加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及邦克山之战。1775年，接替托马斯·盖奇出任英国陆军驻北美殖民地总司令，接受其兄统一领导。1799年被封为子爵。
戴维·休谟（1711–177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与洛克和伯克利同为英国伟大的实证主义大师。富兰克林与其在伦敦成为好友，并曾于1759年和1771年两次前往爱丁堡拜访。
托马斯·哈钦森（1711–1780），最初是富兰克林的朋友，1754年奥尔巴尼会议时富兰克林的盟友之一。1771年出任马萨诸塞皇家总督。在印花税危机期间，其宅被焚毁，富兰克林曾写信对其表示同情。但1773年，富兰克林偶然间得到了他的一些信件，并将其寄给了马萨诸塞的盟友，此事也使富兰克林被迫在著名的“斗鸡场”接受英国大臣的质询。
亨利·霍姆·卡姆斯勋爵（1696–1782），苏格兰法官、道德哲学家，爱好农业、科学和历史，1759年富兰克林前往苏格兰时与其结识。
塞缪尔·凯默（约1688–1742），伦敦的印刷工，1722年来到费城，并于次年给富兰克林提供了在费城的第一份工作，富兰克林与其时有冲突，后来成为了生意上的对手，1730年凯默前往巴巴多斯。
威廉·基斯爵士（1680–1749），1717–1726年担任宾夕法尼亚总督，1724年曾承诺给予富兰克林赞助，但并未兑现，在没有提供自己所承诺的担保信的情况下就让富兰克林贸然前往伦敦。后因违抗领主旨意被解职。最终因负债被监禁于老贝利街（英国中央刑事法庭），死在狱中。
阿瑟·李（1740–1792），弗吉尼亚政客、外交官，18世纪60年代后期与富兰克林同在伦敦时就开始对其心生腹诽，当1777年两人同在巴黎担任美国驻法代表时矛盾加剧。亚瑟和他那些有势力的兄弟——威廉·李、理查德·亨利·李和弗朗西斯·莱特福特·李都是富兰克林的敌人。
让–巴蒂斯特·勒罗伊（1720–1800），法国科学家，与富兰克林一样对电学感兴趣，后成为其在巴黎的密友。
罗伯特·利文斯顿（1746–1813），纽约政治家，1781–178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
詹姆斯·洛根（1674–1751），费城著名的贵格会教徒、绅士，后为图书馆书籍的选择提供建议而成为富兰克林的朋友。
科顿·马瑟（1663–1728），著名的清教牧师、政治迫害者，接替其父英克里斯·马瑟担任波士顿老南教堂的本堂牧师，其作品对富兰克林的公益项目影响很大。
休斯·梅雷迪斯（约1697–约1749），凯默印刷店的印刷工，后加入富兰克林的共读社，并在1728年成为富兰克林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当他重新沾染酗酒的恶习后，富兰克林于1730年买下其股份，后前往北卡罗来纳。
安德烈·莫雷莱神甫（1727–1819），经济学家，《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红酒爱好者，1772年在谢尔本伯爵家中的聚会上与富兰克林结识，当时富兰克林用自己的手杖表演了用油让水面平静的魔术。爱尔维修夫人圈子中的一员。
罗伯特·亨特·莫里斯（约1700–1764），1754–1756年被领主佩恩家族任命为宾夕法尼亚总督，与富兰克林就领主财产的征税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新泽西总督里维斯·莫里斯之子。
让–安托万·诺莱（1700–1770），法国科学家、电学家，嫉妒富兰克林理论的反对者。
艾萨克·诺里斯（1701–1766），费城商人，1750–1764年间担任议会发言人，与富兰克林一道反对领主。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失败的女士胸衣裁缝，曾在伦敦担任税务书记员。深受富兰克林的喜爱，富兰克林为其给理查德·贝奇写了一封推荐信，潘恩因此在费城获得了一份记者和印刷工的工作。1776年1月，撰写《常识》一文，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后又撰写《理性时代》，但直至1794年才发表，这可能与富兰克林警告说此文有异教徒之嫌有关。
詹姆斯·帕克（约1714–1770），纽约印刷工，曾是威廉·布拉德福德的学徒，后逃走。曾担任富兰克林在纽约的印刷合伙人、当地的邮政局长以及北美殖民地邮政系统的审计官。在奥尔巴尼会议之前，富兰克林曾与其通信谈论北美殖民地联盟计划。
约翰·佩恩（1729–1785），宾夕法尼亚创始人威廉·佩恩之孙，于1763–1776年的大部分时间担任家族领地的总督。1754年与富兰克林一同参加奥尔巴尼会议，在“帕克斯顿之子”暴乱期间曾向富兰克林乞援，后因领主权力和税收问题成为富兰克林的政敌。
托马斯·佩恩（1702–1775），威廉之子，约翰·佩恩之叔。1746年成为费城的大领主，与其兄弟理查德一道主要生活在伦敦。富兰克林最主要的政敌之一。
理查德·彼得斯（约1704–1776），圣公会牧师，1734年作为佩恩家族的助手来到宾夕法尼亚，后成为富兰克林的政敌之一，尽管其曾与富兰克林共同创立费城学院。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神学家，后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1765年与富兰克林相识，曾著有《电学史》（1767），书中对富兰克林的研究成果大加褒扬，并成功地将氧气与其他气体分离。
约翰·普林格尔爵士（1707–1782），医生，后成为富兰克林的英国密友和旅伴。
凯瑟琳（凯蒂）·雷【格林】（1731–1794），富兰克林1754年去新英格兰旅行时与其相识，成为富兰克林第一个重要的、年轻的红颜知己。1758年嫁给了后成为罗得岛总督的威廉·格林，但仍是富兰克林及其家族的朋友。（凯瑟琳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署名为“卡蒂”，但富兰克林却更愿意称其为“凯蒂”）。
路易–亚历山大，德·拉·罗什富科公爵（1743–1792），科学家、贵族，应富兰克林的请求将美国宪法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乱石砸死。
谢尔本伯爵（1737–1805），富兰克林的英国朋友，正是在其家中的聚会上富兰克林展示了用油使水面平静的把戏。后来曾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在1782年富兰克林代表美国与英国进行和谈期间出任首相。
乔纳森·希普利，圣阿萨夫主教（1714–1788），圣公会主教，正是在其位于温切斯特附近特怀福德的宅院中，富兰克林开始撰写自传。
威廉·希普利（1694–1771），伦敦牧师，后到波士顿出任马萨诸塞总督（1741–1757），曾短暂出任驻美英军司令。1754年奥尔巴尼会议之后，曾与富兰克林通信讨论建立北美殖民地联盟的必要性。
威廉·史密斯（1727–1803），英国牧师、作家。18世纪50年代初被富兰克林聘为新建的费城学院院长。后成为领主的狂热支持者，并与富兰克林痛苦地决裂。
玛格丽特·史蒂文森（1706–1783），富兰克林在克雷文大街（距斯特兰德不不远）寓所的房东，也是富兰克林在伦敦的临时伴侣。
玛丽“波莉”·史蒂文森【休森】（1739–1795），史蒂文森太太之女，富兰克林一生的红颜知己和智友。1770年与医学研究者威廉·休森结婚。1774年守寡。1785年前往帕西探望富兰克林。1786年前往费城，陪伴富兰克林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威廉·斯特拉恩（1715–1785），伦敦的印刷商，在未与富兰克林见面之前就通过通信与富兰克林成为密友。将戴维·霍尔推荐给富兰克林，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的伙伴。美国革命期间，富兰克林曾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称“你是我的敌人”，实际上并未发出，其与富兰克林一直是朋友。
查尔斯·汤姆森（1729–1824），爱尔兰出生的教师，富兰克林让其在费城学院任职，并引领其参与宾夕法尼亚的政治。在富兰克林旅英期间充当其耳目，后成为议会的秘书（1774–1789年）。
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27–1781），经济学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富兰克林的朋友，偶尔也会因爱尔维修夫人与之为敌，著名的“从苍天处取得闪电，从暴君处夺取王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本杰明·沃恩（1751–1835），外交家，谢尔本伯爵的助手，1779年期间对富兰克林十分配合，并帮助其与英国进行最终的和谈。
路易–纪尧姆·勒·维拉尔（1733–1794），一处著名的温泉疗养地的领主，富兰克林在帕西的邻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了断头台。
查尔斯·格拉维尔，德·韦尔热纳伯爵（1717–1787），1774–1787年间任法国外长，与富兰克林谈判建立美法联盟。
托马斯·沃波尔（1727–1803），英国银行家、下议院议员，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之侄，与富兰克林共同建立大俄亥俄公司希望获取北美殖民地西部的土地，后利用爱德华·班克罗夫特的内部信息进行股票投机。
保罗·温特沃斯（约1740–1793），英国驻法国的间谍头目，将爱德华·班克罗夫特招募为英国间谍。生于新罕布什尔，于18世纪60年代移居伦敦，在股票市场和圭亚那的土地买卖中获利颇丰，1777年12月与富兰克林在巴黎结识，试图破坏美法达成同盟。
塞缪尔·沃顿（1732–1800），商人，生于费城，1769年前往伦敦，与托马斯·沃波尔一道从事土地交易和股票投机。
乔治·怀特菲尔德（1714–1770），福音传道者，在牛津大学彭布洛克学院就读时加入卫斯理公会。曾7次前往北美殖民地，成为大觉醒时代最知名的巡回牧师之一，在1739年曾在费城受到富兰克林的支持。
附录2
富兰克林时期年表
1706年 1月17日出生于波士顿（旧历1705年1月6日）
1714年 入读波士顿拉丁文法学校
1715年 入读布劳内尔创办的学校
1716年 开始在其父的蜡烛店打工
1718年 开始在其兄詹姆斯处当学徒
1722年 撰写塞伦斯·杜古德系列文章
1723年 出走至费城，给凯默打工
1724年 前往伦敦
1725年 撰写《论自由与必然、快乐与痛苦》
1726年 回到费城。与德纳姆一起开店
1727年 重新加入凯默的印刷店
1728年 与休斯·梅雷迪斯合伙创办了自己的印刷店
1729年 撰写“好事者”系列文章，买下《宾夕法尼亚报》
1730年 与德博拉·里德结为普通法伴侣，威廉出生（？）
1731年 加入共济会，创办图书馆
1732年 弗朗西斯出生，发行《穷理查历书》
1733年 道德修养计划
1735年 就亨普希尔牧师与卫道士进行辩论
1736年 担任宾夕法尼亚议会书记员，弗朗西斯夭折，创办消防队
1737年 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
1739年 结识福音传教士怀特菲尔德
1741年 发行《大众杂志》并以失败告终。发明火炉
1743年 萨拉（萨莉）出生，建立北美殖民地哲学会
1745年 克林逊寄来电学相关资料和玻璃管
1746年 进行了一夏天的电学实验
1747年 撰写《简单的真理》，组建民团
1748年 从印刷店的生意中退休
1749年 撰写建立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倡议
1751年 电学论文在伦敦发表，当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议员
1752年 进行了著名的风筝实验
1753年 担任北美殖民地联合邮政总长，与印第安人在卡莱尔进行会晤
1754年 与法国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爆发，《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1755年 为布拉多克将军提供后勤支援，通过民团法案，与领主进行斗争
1756年 夜间巡逻法案和路灯法案通过
1757年 前往伦敦担任宾夕法尼亚代理人，撰写《致富之路》，搬到克雷文大街与史蒂文森太太同住
1758年 与威廉一道前往埃克顿寻祖
1759年 访问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英军和北美殖民地军队占领魁北克
1760年 要求英国继续占领加拿大，从枢密院处获得了与领主佩恩家族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与威廉一道游历英国
1761年 与威廉一道游历弗兰德斯和荷兰
1762年 返回费城，威廉被任命为新泽西总督并结婚
1763年 兴建市场街的新宅，作为邮政总长开始从弗吉尼亚到新英格兰的邮政巡察之旅，殖民地与法国及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结束
1764年 “帕克斯顿之子”危机，在议会选举中失利，重返伦敦担任殖民地的代理人
1765年 《印花税法案》通过
1766年 在英国国会就《印花税法案》接受质询，《印花税法案》撤销，与戴维·霍尔的合作协议到期
1767年 殖民地实施汤森税法，前往法国游历
1768年 代表北美殖民地在伦敦进行舆论战
1769年 第二次前往法国
1770年 汤森税法撤销（仅保留茶叶税），被任命为马萨诸塞代理人
1771年 与希尔斯伯勒摊牌，开始撰写自传，访问爱尔兰和苏格兰，与女婿贝奇会面
1772年 将秘密取得的哈钦森信札寄往波士顿
1773年 撰写《大英帝国规模变小之指南》和《普鲁士国王敕令》，“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
1774年 在“斗鸡场”就哈钦森信札与英国国会进行斗争，被解除邮政总长之职，《强制法案》通过，与查塔姆伯爵和豪勋爵进行和谈，德博拉去世
1775年 返回费城，列克星顿和康科德之战，被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草拟《邦联条例》
1776年 威廉被解除英国皇家总督之职并囚禁于康涅狄格，出使加拿大，《独立宣言》，在斯塔滕岛与豪勋爵会晤，带坦普尔和本尼一道前往法国
1777年 定居帕西，在巴黎深受欢迎
1778年 与法国签订同盟和商业条约，威廉获释并前往保皇党人控制的纽约
1779年 担任美国驻法的唯一代表，流连于布里永夫人和爱尔维修夫人组织的沙龙，约翰·保罗·琼斯带领“博诺姆·理查德”号击败“塞拉皮斯”号
1780年 亚当斯重返法国，富兰克林助推解除其驻法代表一职，英军占领查尔斯顿
1781年 亚当斯重返巴黎担任对英和谈代表，随后富兰克林（与杰伊等人）一道也被任命为对英和谈代表，康沃利斯在约克城投降
1782年 同亚当斯和杰伊一道与英国就和约进行谈判，威廉返回伦敦
1783年 热气球升空
1784年 加入梅斯梅尔调查委员会，波莉·史蒂文森造访帕西
1785年 与威廉最后一次会面，返回费城
1786年 加建市场街住宅
1787年 制宪会议，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废奴促进会主席
1790年 4月17日去世，终年84岁
致谢
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爱丽丝·梅休女士是本人20年的雅友，也是三本拙作的编辑。她对原稿的详尽注释和宝贵的编辑是不可多得的财富。此外，梅休女士总是十分严格、缜密地致力于使我的叙述更有逻辑。对于她为此书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我深表感激。ICM公司的阿曼达·厄本女士亦是我的挚友，也是我多年来的经济人。厄本女士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给予了我温暖的鼓励，还不时给我提供一间客房以供写作。
为尽可能确保本书的事实和引用准确无误，本人礼聘了卡罗尔·勒·费弗尔–罗切斯特女士对此书的手稿、资料来源及引注进行核实。罗切斯特女士曾供职于富兰克林所创立的北美殖民地哲学会（现为美国哲学会）24年之久，并于2001年作为该会的编辑荣休。美国哲学会在保存富兰克林手稿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努力。罗切斯特女士不仅勤奋地收集此书的相关资料，还提出了很多极富价值的建议。
写作本书的乐趣之一就是有幸与慷慨、幽默的克劳德–安妮·洛佩斯女士会面。洛佩斯女士长期在耶鲁担任编辑工作，一直致力于收集富兰克林的文献，并著有很多极富启发的关于富兰克林的著作和文章。洛佩斯女士欣然同意阅读本书的部分手稿，并对书中关于富兰克林在法国的三章进行了编辑。她是一位十分热心的专家。
洛佩斯女士建议我对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对富兰克林的间谍活动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为此，我礼聘了苏珊·安·贝内特女士协助我的工作。贝内特女士是伦敦的一名研究学者，在担任皇家艺术学会管理员期间，曾著有《克雷文大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文。我谨对本内特女士辛勤的工作、整理以及在大英图书馆（班克罗夫特很多秘密的报告都珍藏于此）进行的研究工作深表感激。
此外，向耶鲁出版社的编辑们致以谢意。他们一直致力于世界上最伟大的文集（我认为）的收集、出版工作。耶鲁出版社所编辑的富兰克林文集第37卷（收录了1782年8月富兰克林的相关著作），将与本书同时出版，定会使人对富兰克林产生更多的兴趣。他们还慷慨地让我阅读了第38、39和40卷的初稿，让我参考了他们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人还有幸与洛佩斯女士及艾伦·科恩、朱迪思·阿特金斯、乔纳森·杜尔、卡伦·杜瓦尔和凯特·奥诺等该团队核心成员在纽黑文共进午餐。
此次午餐期间，我还有幸见到了耶鲁大学斯特林历史学讲座教授，尊敬的埃德蒙德·摩根先生。摩根教授曾撰文分析富兰克林及其著作。教授和蔼、仁慈、慷慨，对我了解富兰克林的文学风格大有裨益。他还拨冗阅读了我的部分原稿，并对本书的主旨及最后一章提出了建议和鼓励。本人试图采取一种与其截然不同的方式，撰写一本编年体的富兰克林传记。但我断不敢妄称此书在洞见上能望其项背。因此，若诸君对本书略感兴趣或不屑一顾，且尚未购买、阅读过摩根教授的相关著作的话，敬请一试。
伦敦克雷文大街富兰克林故居（很快将建立一个博物馆）委员会主任玛西娅·巴利斯卡诺以娴熟的技巧、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足以令富兰克林惊叹的勤奋，对此书的全部手稿进行了细致的研读，提出了极为中肯的建议。巴利斯卡诺女士在伦敦对我盛情款待，并将我本人和其他人招募到她的事业中，尽职尽责。故居委员会委员琼·里德夫人对富兰克林如数家珍。她自愿从事了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阅读了我的书稿，并一丝不苟地对书中的事实进行了校正，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对此，我深表谢意，并衷心希望未来她可以就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社交活动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
撰写此书的又一乐趣就是与富兰克林的粉丝进行交流。“富兰克林之友”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员。该团体总部设在费城，不仅组织聚会、举办论坛，还出版了令人愉悦的《富兰克林报》（如有兴趣，敬请访问www.benfranklin2006.org）。在此，我要感谢该会的执行秘书凯思琳·德卢卡，感谢她的热情款待。在2006年1月富兰克林诞辰3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该会与富兰克林学院、美国哲学学会、费城图书馆公司、费城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一道，在康诺弗·亨特的指导下，正在筹办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和展览。
对于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本人深感愧疚。塔尔伯特是我的老友，一直以来也是我的灵感之源。无论是1986年我与人合著的《智者》，还是鄙人于1992年出版的亨利·基辛格传记，塔尔伯特都参与甚多，并细心地编辑。这次，他又再次自愿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供了很多极富见地的建议和评论。斯蒂芬·史密斯是我所知的最有经验的编辑之一，同样也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伊万·托马斯，《智者》一书的合著者，则指出了书中的一些关于约翰·保罗·琼斯的错误。托马斯曾出版过关于琼斯的伟大专著。斯蒂芬·魏斯曼也阅读过此书，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在此，我还要向詹姆斯·凯利、理查德·斯腾格尔、普里西拉·佩因顿、蒂姆·史密斯、伊丽莎白·布米勒、安德鲁·莱克、贝琪·莱克，以及戴维·威斯丁和谢丽·威斯丁等人给予的帮助和建议一并表示感谢。
我在《时代周刊》的助手埃利奥特·拉维茨最早向我提供了富兰克林的著作，给予了我写作的灵感，随后又对书稿提出了中肯的评论，特向这位热心的同胞表示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CNN的托斯卡·拉博伊和阿什利·范·布伦，二位都是难得的好人。
我的父亲与继母欧文·艾萨克森和朱兰妮·艾萨克森，同样也阅读了手稿并对其进行了修订。他们二人以及我故去的母亲贝琪·艾萨克森，是我所知最聪明的人。
尤为一提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凯茜和我的女儿贝琪。凯茜极其仔细地阅读了书稿，帮我进一步明确了主题，并指出了其中一些问题所在。她对此书以及在生活中向我提供的帮助难以历数。至于我的小宝贝贝琪，在一点儿利诱之后，她忠实地钻研完了这本大部头。书中若干部分，她认为很有趣（作为一名12岁的孩子，她很喜欢其中关于热气球的段落）。而其他部分（如制宪会议），贝琪则认为十分无聊。为此，本人缩减了部分篇幅。正是她们的存在让一切变得皆有可能，也令我找寻到了生活的意义。
书中所有的错误或问题皆由本人一人承担。1785年5月23日，在给乔治·惠特利的信中，富兰克林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生活：“我并不反对出现一个全新的我，这样我曾犯下的所有错误就都可以得到纠正。”对于此书，我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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