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十六章圣人（费城，1785~1790 年）
终于回家了：盖房子、当主席
在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富兰克林觉得没有必要研究油对湍急水面的平复作用了，甚至觉得都没有必要提。他也没有继续写自传，就是那份以给自己“亲爱的”、但又在不久前决裂的儿子的一封信作为开头的自传，尽管他答应了很多朋友要完成它。
相反，他任凭自己沉浸在令其思想放松而又充满生气的激情中：从实际应用出发，以实验的方式详细地对海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洋洋洒洒地写了40页之多，其中既有理论，也有观察的结果，还有插图和数据表，涵盖了很多海洋方面的话题。中间他曾一度话锋一转，承认“自己现在也有普通老人爱唠叨的毛病”，但随后又表示将继续自己的研究：“我想我应该像现在这样，一劳永逸地把我所有感兴趣的海洋话题都弄清楚。”
富兰克林感兴趣的话题还真不少，可以说是十分全面：有关于如何设计船体使其承受的风和水的阻力最小的理论，还配图做了详细解释；有实验描述是关于其之前所做的气流对不同形状的物体的影响，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有如何使用扑克牌测量风速的建议；有如何利用船帆和风声来判断风速的方法；有利用滑轮防止锚索断裂的方法；有对船体出现裂缝之后渗水状况的分析；有借鉴中国的造船法将船体分成多个舱体的建议；有历史上那些使船沉没或在危急时使船得以幸存的故事，以及对其原因的推测；有对爱斯基摩人的单人划子、中国的划艇、印度的独木舟、百慕大的单桅帆船和太平洋群岛的快速帆船所做的博学的对比；有如何使用水力驱动和风力驱动的建议……诸如此类，一页接着一页，一个图表接着一个图表。
富兰克林对湾流再次进行了研究，这次是通过实验来证明其到底是能够延伸到海水深处，还是仅仅像一股热流一样浮在海水表面。他们把一个瓶口塞着软木塞的空瓶子放到了35英寻（约64米）的深水处，海水的压力将软木塞塞进瓶子中，这样瓶子就可以装满水了。结果发现，从那个深度所采集的海水温度要比海面的温度低6度。还有一个类似的实验，这次用的是一个带有两个阀门的小桶。实验结果表明，下面的海水，即使只有18英寻（约33米）的深度，其温度也比表面海水的温度低12度左右。富兰克林将温度数据和图表详细地记录起来，并建议说“温度计对海员来讲可能是个有用的工具”，能够帮助船长有效地利用湾流确定自己的航线，这样就能节省一周甚至更多的时间。
此外，富兰克林还写文章阐述了如何使烟囱少冒烟以及如何造更好的火炉。文章同样也很长，包括很多实验的结果。从现代的角度出发，这些可能过于讲究细枝末节了，但在当时却解决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困扰大多数家庭和城市的煤烟问题。此次航行中进行的研究可以算是自1752年的电学实验以来，成果最为丰富的一次。而与其之前的研究一样，此次研究也显示出了富兰克林（这个勤劳而并非天才之人）对将科学理论、技术发明、巧妙的实验和实际应用结合在一起的独特喜好。
1785年9月，当富兰克林和他的两个孙子终于抵达费城的码头时，“我们受到了一大堆人的欢迎，他们欢呼雀跃、高声喝彩，几乎排到了我家门口”。这距离当初那个17岁离家出走的男孩第一次抵达费城，已有62年之久了。礼炮鸣放，钟声敲响，萨莉热情拥抱，坦普尔泪流满面。富兰克林一直以来都很担心李和亚当斯等人会给自己的名誉造成严重的损害，但现在却释然多了。“我的同胞对我热情的欢迎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富兰克林骄傲地向约翰·杰伊写道。
聚在其位于市场街家中的“家庭成员”（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富兰克林将其视为的）甚至比在帕西的时候还要多。其中包括对他一直孝顺的女儿萨莉，现在扮演起了女主人的角色；萨莉的丈夫理查德·贝奇，虽然事业从未大获成功，却总是很随和。除了本尼和坦普尔之外，还有贝奇另外的4个孩子以及一个将要降临人世的宝宝：“4个小孩抱着他们外祖父的腿，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不到一年，波莉·史蒂文森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也来到了美国。富兰克林在给希普利主教的信中写道：“至于我的家庭成员，他们现在就像我希望的一样快乐。我被儿孙环绕，一个恭敬顺从、深爱着我的女儿和我住在一起，还有6个孙儿。”
本尼在其祖父创建的费城学院上学（当时已经改名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787年毕业之后，他成为一名全职的印刷工。富兰克林十分高兴，甚至都有点儿过了头。他帮本尼开了一家店，帮他选择、铸造印刷所用的铅字，还就应该出版的书给他提供建议。但是，他没有告诉本尼如何才能做出像《穷理查年鉴》那种畅销书的诀窍，而是告诉本尼应该多出一些具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名著。后来本尼终于开始因为富兰克林的插手而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了，虽然只是一点儿。但是他依然尽职尽责地担任富兰克林的秘书和文书。
坦普尔试图转型做一个上等的农场主。当时他刚刚从他父亲那儿得到一个新泽西州的庄园。但坦普尔从性格上就根本不适合操心那些庄稼和牲畜。他试图按照法国庄园的模式对其进行改造，但这个设想从根本上就不太可行。坦普尔让他的法国朋友给他寄来了种鹿（他声称美国的鹿太没品位了）、猎犬以及工人的服装。在那些法国鹿陆续死掉之后，坦普尔又恢复了大城市花花公子的样子，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费城的舞会上。而与此同时，他那可怜的祖父，也是唯一宠爱他的人，仍然徒劳地试图帮其谋得一个政府的职务。
尽管与以前相比行动有所不便，富兰克林仍然像当初那个年轻的商人一样善于交际。当初他建立的那些社团中，仍然在世的成员经常在他的家里聚会。虽然富兰克林于1736年建立的自愿消防队中仅有4位成员在世，他仍然翻箱倒柜地找出了自己的水桶，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聚了一次。1786年，仍时不时地在富兰克林家的餐厅里开会的北美殖民地哲学会选举坦普尔为其会员。和他一道当选的还有过去几年来富兰克林在欧洲结识的很多精英，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其中包括：勒·维拉尔、拉罗什富科、孔多塞、英根豪斯和卡巴尼斯。为了将真挚的好奇也运用在“艰巨而又复杂的公共治理研究上”，正如北美殖民地哲学会之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富兰克林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政治研究会，成员包括他那些年轻的从事政治活动的朋友，如托马斯·潘恩。
富兰克林当时年事已高，因此即使把时间花在休闲上也无须顾忌太多。他曾在给波莉的信中写道，他和朋友玩纸牌，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这使自己产生了负罪感。“但另一个念头又冒了出来宽慰我，对我耳语道：‘你知道灵魂是不朽的，既然知道自己可以永生，又何苦因这么一点儿时间而纠结？’我也是一个理性的生物，因此当自己希望做一件事的时候，也很容易找一个小理由轻易地说服自己，令自己满足，于是我就拿起了牌，开始了新一局游戏。”
当时市场街的农贸市场上，各种农产品的供应都很丰富，市场的规模已经扩展到富兰克林所居住的第三街区了。当富兰克林发现与自己种植相比，从市场买更方便之后，就把屋前屋后的小菜园按照帕西的样子打造成了一个小花园，有砾石铺成的小路、灌木，还有一棵枝繁叶茂可用来遮阴的桑树。有一名访客曾记下了富兰克林家的场景：“我们发现他坐在花园中一棵大桑树下的草地上，身边是几位男士及两三位夫人……茶桌就摆在桑树下，博士唯一的女儿，和他住在一起的贝奇太太则为大家奉茶。在她的周围是她的三个孩子，他们看起来极其喜欢自己的外祖父。”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使富兰克林的痛风不再复发，结石也不再恶化，起码暂且如此。富兰克林在给韦亚尔的信中写道，他只有在走路或小便的时候才感到疼痛。“我现在生活的很有节制，不喝酒，每天都用哑铃做练习，我很高兴结石没有像预想中发展得那么快，还是能够忍受的。那些长寿的人，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人，一定要做好忍受一些常见病痛的心理准备。”
22年之前，富兰克林自己亲自监督了其位于市场街上的新房子建造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即使远在英国，仍指导德博拉如何装饰和布置。但他那时只是在回国的短暂时间里，才有机会居住。现在，他发现这个房子太小了，根本不适合他那个大家庭居住、社团聚会以及娱乐消遣。因此他决定是时候开始一个新的建筑“狂欢节”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富兰克林仍然觉得这一计划很有吸引力。他沉浸在房屋设计和建造技巧中自得其乐，并且极富激情，希望进行现代化的改进和发明创造，他享受着建造房屋的兴奋。正如在给韦亚尔的信中写道的，他监督那些“瓦匠、木匠、石匠、油漆匠和玻璃工”工作，感到十分快乐。当初他在波士顿还是一个小孩子时，便对这些手艺十分憧憬。此外，他也深知房地产是极好的投资项目：房产增值得很快，而租金上涨的幅度也很大。
富兰克林的计划是把自己在市场街上的三所老宅拆除，然后再建两座大房子。其中的一所老宅正是当初他向德博拉求婚的地方，而另一幢则是他当初开印刷厂的旧址，但富兰克林却并没有恋旧。而富兰克林被迫改变自己的计划，是因为有人对他这几所房子的宅基地界限提出了质疑。“我的邻居和我因为宅基地的面积而产生了争执，我不得不推迟我的计划，直到通过法律得以解决，”他在给自己的妹妹简的信中写道，“与此同时，所有的建筑材料和工人都已经准备就绪，我让他们对我现在所住的房子进行了扩建。这幢房子对我们日益扩大的家庭来说太小了。”
新修的侧楼有三层，根据计划将会和现有的主房完美地连成一体——长33英尺（约10.1米），宽16英尺（约4.9米），将会使原有的面积扩大1/3。第一层是一个可以容纳24人的大餐厅，第三层是新的卧室。而侧楼最具特色的就是二层。整个二层是个大图书馆，通过走廊和“我（富兰克林）极好的旧卧室”相连。图书馆里塞满了和屋子一样高的书架，共藏书4 276卷。甚至有人惊呼（当然有些夸张）这是“美国最大也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私人图书馆”。富兰克林曾向简坦诚：“我不知道对于在我这种年纪，建造一个很快就不属于我的图书馆应如何评价。我们常常忘记自己已经老了，但建图书馆的过程也的确是一种消遣。”
渐渐地，富兰克林终于建起了其计划的两幢新房子，其中一幢后来成了本尼的印刷店，富兰克林设计了一个拱形的走廊把这两幢房子连起来，而走廊的另一端则位于其翻修后的老宅院子里。翻修之后，富兰克林的宅院从紧邻市场街的街边向后移了一段距离。这些新建筑为富兰克林提供了一个平台，能够将其过去数年中一直提倡的各种防火措施付诸实践。每个房屋的木梁都没有直接相连，地板和楼梯都抹上了一层结实的灰泥，屋顶还留了一个活动门，因此“一旦附近着火就可以爬出去弄湿木瓦（以免火烧到这里）”。当整修旧宅的时候，富兰克林惊喜地发现其先前安装的避雷针顶端在他旅法期间已经烧熔了，但房子却安然无恙，“因此，这么久之后这个发明终于对发明者有点儿用了。”
除了其收藏的所有书籍之外，富兰克林的图书馆还拥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用品，其中包括他的电学实验器材和一台展示人体血液流动的玻璃机器。为了方便阅读，富兰克林还做了一张宽大的摇椅，头顶装有一个靠脚踏板驱动的风扇。此外还有不少乐器，包括一台玻璃口琴、一台大键琴、一台与玻璃口琴类似的“玻璃弦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不少的钟。
富兰克林还从伯明翰大名鼎鼎的蒸汽机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处进口了一台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机雏形，并对其做了一些改进。首先将需要复印的内容用一种慢干的阿拉伯树胶做成的墨水写在纸上，然后再用潮湿的薄纸压在上面，内容就被拓了下来。只要墨水不干，就可以一直复印下去，而通常这种特殊的墨水变干需要一天的时间。富兰克林在帕西时就使用过这种机器，对其爱不释手，因此还订了一台送给杰斐逊。
富兰克林还发明了一种十分便捷的工具，并对此尤其自豪。他发明的是一个机械手臂，可以从书架顶端方便地取出所需要的书，或将书放回原处。富兰克林曾写了一个关于此项发明的详细描述，其中有大量的图纸、注解和使用指南，其详细程度可与其在跨洋旅行时写下的科学笔记相媲美。这个一个典型的富兰克林式的文章。富兰克林一生都醉心于各种细枝末节，而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会令人生厌。他一丝不苟地描述了其发明创造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机械手臂还是火炉、指南针，皆是如此。而在他的文章中，无论是对世袭特权的反对还是关于贸易问题的探讨，富兰克林也都提供了详细的计算和丰富的历史事例作为注解。即使在那些最具戏谑色彩的文章中，如关于对屁的研究和建议，富兰克林也使用了貌似严谨的事实、各种细节、计算并引用先哲话语，使文章显得极其巧妙。
富兰克林的这一爱好在其写给忘年之交凯蒂·希普利（希普利主教的女儿）的一封关于如何做美梦的长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且引人入胜。信中阐述了富兰克林关于营养、锻炼、新鲜空气和健康的所有理论，有些比较出名，有些则相对鲜为人知。富兰克林建议，锻炼必须在饭前进行，而不是饭后。卧室必须要经常通风，以保证充足的新鲜空气。富兰克林还回忆说，玛士撒拉（《圣经》中的长寿老人，据说活了969岁）就经常睡在户外。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理论，阐释了封闭空间中的饱和空气如何致使人的毛孔无法排出“有害的颗粒”。当然，这一理论的科学依据略显不足。在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长篇大论之后，富兰克林提出了避免做噩梦的三点建议：
第一，节制饮食，这样可以少出汗，床上用品被汗水浸透所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因此我们睡眠的时间也就更长，直至其被完全浸透令我们感觉不适。
第二，床上用品要使用那些更厚、更透气的材质，这样我们的汗水就更容易排出，减少不适的感觉，能忍受的时间也会更长。
第三，当你因不适被弄醒，发现自己难以入睡后，可以起床拍打自己的枕头，然后将它翻过来。还要抖抖你的床单、被褥，至少要抖20下，然后摊开平铺在床上，使其降温。同时，不要穿衣服，在你的卧室里面走走，直到你的皮肤完全排泄出所有的负担。在周围空气保持凉爽的条件下，这一过程会很快。而冷空气开始令你感觉不适的时候，就可以回到床上。你很快就能睡着了，而且睡眠的质量还会很高……如果你碰巧不愿意起身，可以用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把自己的被子掀起来一下，这样在其重新落在床上之前就会进来一些新鲜的空气。重复20次，可以排出一部分汗液，这样也就能再睡一会儿好觉了。但第二种方法在效果上不能和第一种相提并论。那些觉得麻烦的人，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放两张床。这样当他们在一张床上热醒后，就可以到另一张床上继续睡觉了。
最后，富兰克林还提出了一个贴心的建议：“当然，如果以上建议都没有什么效果，还有一种方法。而我本可以不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但不这么做的话会使我的论述不够完美。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希望睡个好觉但又不愿麻烦，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品行端正。”
当时，宾夕法尼亚州发展得很快。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庄稼丰收，工人们则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而与往常一样，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客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平民主义者，主要是当地的店主和郊区的农场主，拥护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宪法（宪法是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起草的）以及直选的一院制议会。另一派则是对平民统治持抵触态度的中上层财富拥有者。双方都需要富兰克林的支持，他则左右逢源，对双方也都表示赞同。因此，双方提名其担任州行政会议委员和主席。州行政会议主席相当于州长，富兰克林几乎是全票当选。
当富兰克林发现自己仍然很受欢迎时十分高兴，对其当选为行政会议主席也颇为自豪。富兰克林曾告诉自己的侄子：“即使我这么老了，我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名声。”他也向希普利主教坦诚他仍痴迷于“我剩余的雄心壮志（我认为我有权拥有）”。
富兰克林也很享受这样一个事实，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对其进行攻击，但他的声望仍然丝毫未减。在与富兰克林共进晚宴之后，本杰明·拉什这样写道：“他已经弥合了本州不同的政治分野，或者借用他的一个发现来比喻，他的存在和建议就像漂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的油一样，能使不同派别的乱流都平静下来。”而这一天赋不久之后也使他和整个美国都受益良多。
不妥协：1787年制宪会议
早在1781年《邦联条例》批准之后的几个月，就有仁人志士意识到执行一个新的联邦宪法迫在眉睫。当时一个信使给国会带来了美军在约克城取得大捷的好消息，但国库居然连支付信使费用的钱都没有，因此代表们只好自己凑钱。根据《邦联条例》，国会无权征税，甚至很多其他权力也受到限制。而当国会希望从各州筹款时——正如当初的殖民地领导者希望英国国王做的一样，也正如英国国王及其大臣所担心的，各州常常对此置之不理。
1786年，情况更为恶化了。曾在独立战争中担任美军军官的丹尼尔·谢斯领导穷苦的农民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发动起义，反对征税和逼债，人们担心从此无政府主义会大行其道。而当时在纽约的国会（国会的召开一直没有固定地点）常常拿不出钱支付所需的费用，甚至有时连开会的法定人数都凑不齐。殖民地的13个州不仅是从英国获得了独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疏远。纽约对来自新泽西州的所有交通工具都收税，而新泽西州则在桑迪胡克设置了一个灯塔向纽约收税。而其他州（其中包括富兰克林州，后改名为田纳西州）也在试图艰难地厘清其与现有的13个州之间的关系。当时那些希望建立富兰克林州的殖民者就如何解决其他州关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领土要求咨询富兰克林的建议，富兰克林告诉他们把所有争端提交给国会，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它几乎毫无作为。
当时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州的领土和航行权之争迟迟未能解决，因此国会就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试图解决相关争议及各州贸易和合作等更为重要的事项。但只有5个州参加了此次会议，而且成果寥寥。但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其他与会者认为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力的国家政府，并借机提出召开一次邦联大会，当然其初衷只是希望对邦联条例进行一些修订。此次会议被安排于1787年5月在费城举行。
此次会议的风险很高。富兰克林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正如其在给远在巴黎的杰斐逊的信中所言：“人们通常认为我们的邦联宪法是有缺陷的，根据弗吉尼亚州的建议，国会建议于下个月在此召开会议对其进行修订……而如果我们未能显示出足以进行自我治理的智慧，且不能起到理想中的效果，这将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在1787年这个气温极高、空气极为潮湿的夏天，来自各州的精英们云集费城秘密召开会议，拟定一部新的美国宪法。而这也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宪法之一。正如杰斐逊之后那句著名的评价所言，“这是一次圣人的集会”。如果此言不虚，那么这些圣人大部分的年纪都不大，汉密尔顿和查尔斯·平克尼都只有29岁。（平克尼的年纪就像他到底有多少钱一样神秘，当时他称自己只有24岁，这样就可以成为最年轻的参会代表。但实际上最年轻的代表是来自新泽西州的乔纳森·戴顿，只有26岁。）富兰克林时年81岁，比第二年长的代表大15岁，是其余代表平均年龄的两倍。
当华盛顿于5月13日抵达费城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在自己新建的餐厅中招待了他，还奉上了一桶啤酒。这位费城著名的先贤在会议上发挥了很多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标志性的好客。他的花园和那棵大桑树，距会场只有几百英尺，成为了会议辩论之外难得的一个乐园。代表们可以在此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听富兰克林讲自己的故事，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从而有助于达成妥协。在美国国会大厦会议大厅的四周悬挂着16幅巨型油画，重现了从五月花运动到女权运动游行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景。其中一幅的场景就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詹姆斯·威尔逊在富兰克林家的大桑树下交谈的场景。
如果健康状况允许、志愿强烈的话，富兰克林——而不是华盛顿，将是担任大会主席的唯一人选。但他却选择提名华盛顿担任主席一职。不幸的是，一场暴雨以及肾结石复发使其没有参加5月25日的开幕仪式，因此他请另一名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提名华盛顿担任主席。麦迪逊在其关于制宪会议的日记中写道：“当富兰克林博士被视为唯一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时，宾夕法尼亚州却极富风度地提名华盛顿担任此职。”
5月28日星期一，富兰克林终于来到了会场东厅，在14张圆桌之中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他曾经在此度过了很多时光。根据一些人后来的回忆，富兰克林的到来是一场极为盛大的入场仪式：为了减轻疼痛，据说他坐着一顶从法国带回的、密闭的轿子从其所住的街区来到了会场。抬轿子的是来自沃尔纳特街监狱的4个囚犯。他们用有弹性的杆子将轿子抬过头顶，缓步慢行，生怕走得太快、太急会让富兰克林感到痛苦。
富兰克林每天早上来到会场时那温和的表情和令人尊敬的优雅，以及（相较于那些好争辩之人的）亦正亦谑的讲话方式，为会场平添了一份安宁。“他每天都准时参会，展示了其卓越的善意。”本杰明·拉什说道。拉什还说富兰克林曾表示此次会议“是其参加过的最令人敬畏、最值得尊敬的会议”。
富兰克林有时显得老态龙钟，发言有时也有点儿不知所云，而他的建议有时也令人困惑。然而，代表们一般都很尊敬他和包容他。来自佐治亚州的代表威廉·皮尔斯就曾记下了代表们对富兰克林这种复杂的感情：
富兰克林博士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广为人知，他似乎了解自然界的一切，甚至上天也服从他的旨意，乌云也将闪电拱手相让给其发明的避雷针。但至于他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就留给子孙后代来评说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制宪会议上的表现并不那么耀眼。然而，他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对我来说，他的讲话方式具有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富兰克林的很多建议，如一院制立法机构、祈祷、一个代替总统治理国家的执行委员会以及高级官员应无偿为国服务等，都得到了礼貌的倾听，尽管有时人们会有点儿不情愿，它们也都被列入了议事日程。而他给会议带来的三种独特又至关重要的力量，使其在拯救美国的历史性妥协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首先，富兰克林比大多数代表更倾向于民主。当时大多数代表都认为民主这个词或这个概念十分危险，并不理想。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表示：“我们都体验过过分民主的恶魔。”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则对此表示赞同，因为人民的“作用根本无法与政府相比”。然而富兰克林却对此并不赞同。尽管他也反对暴民统治，但富兰克林却主张直接选举，信任普通民众，反对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富兰克林为宾夕法尼亚州起草的宪法与宾夕法尼亚州由普选产生的一院制立法机构一道，堪称是所有州之中最为民主的。
其次，富兰克林是所有代表中游历最广的，不仅了解欧洲国家，对13个州也了如指掌，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异同。在担任邮政总长期间，富兰克林曾用邮政网络密切了美国各州的联系。他是少数几个对卡罗来纳州和康涅狄格州都十分熟悉的人之一，富兰克林曾在两地开设了印刷分厂，他既可以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主讨论木兰的种植方法，也能够和马萨诸塞州的商人精明地进行贸易。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富兰克林拥有一种启蒙主义的包容和实用主义的妥协相结合的精神。富兰克林曾表示“双方都应该放弃自己的部分要求作为妥协”，后来这也成为其反复陈述的观点之一。富兰克林还表示“我们到这儿是为了讨论，而不是吵架的”。“在他极富魅力的坦诚背后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性格，”宪法历史学家理查德·莫里斯曾这样写道，“但他随和的本质又不断地对各方互相抵触的利益进行协调。”
在处理大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时，这三种品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制宪会统一时议当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应该保留13个独立的州，还是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抑或如富兰克林于1754年在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中首次提出的那样，将两者以某种程度神奇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核心问题在很多具体方面显露无疑：国会应该由人民普选产生，还是应该由各州的立法机构指定？代表的名额是应该由人口比例而定，还是每州人数相等？国家政府和各州政府谁应该拥有主权？
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各州的分歧十分明显。一些代表倾向于建立一个超级国家政府，各州处于从属地位。一开始，富兰克林的观点也是如此。而另外一些人则强烈反对对《邦联条例》明确规定的各州主权进行让步。当初召开此次会议的初衷就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非将其废止。那些最激进的州权拥护者甚至拒绝参会。帕特里克·亨利公然宣布：“我感到大事不妙。”塞缪尔·亚当斯则为自己的缺席找借口说：“一开始我就被绊了一下，他们提倡一个国家政府而不是由各州主权所组成的联盟。”
由麦迪逊和埃德蒙·兰道夫率领的弗吉尼亚州代表团很早就到了费城，其主张令那些赞同州权的人十分惶恐：他们提议完全废除《邦联条例》，并创立一个主张强力国家政府的新宪法。政府对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强有力的议会负责，议会代表的名额按照各州人口比例进行分配。上议院、总统和大法官则由议会选举产生。
富兰克林一直以来都倾向于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一院制议会，他认为不应该阻碍民众的民主意愿。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就设计了这样一种体系。但实际上，在会议的第一周，就有一半的人认为这一设想过于民主。麦迪逊写道：“与会各州都认为国家立法机构应该由两院组成，只有宾夕法尼亚州对此持有异议。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此举可能是为了讨好富兰克林博士，因为他被认为倾向于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因此，会议对弗吉尼亚州的方案进行了修改。为了确保各州政府在新国会中的利益，与会代表最终决定上议院（当时按照古罗马的先例称其为参议院）的代表由各州议会制定，而不是由众议院任命（这一规定一直持续到1913年）。
但是，制宪会议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国会两院中的表决权是由各州人口比例确定，还是像《邦联条例》所规定的那样，各州一律相等？这一争论不仅仅是主张一个强力国家政府和倾向于保护州权的代表之间的哲学问题。其实质上是权力之争：特拉华和新泽西等较小的州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弗吉尼亚和纽约等大州压制。
关于此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甚至极有可能造成会议中止。6月11日，富兰克林认为应该是时候恢复会议协商、妥协的主旨了。因为健康问题，富兰克林事先将自己的演讲写了下来，委托给另外一位代表大声宣读。演讲一开始就说道：“直至关于代表比例的问题出现之前，代表们一直在以极大的冷静和极佳的情绪推动相关事务向前发展。”富兰克林期望各位代表就事论事，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彼此对抗。之后，富兰克林表达了其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即早在60年前为共读社制定章程时就表达过的——争论时不要过于武断。“对于固有观点或已决定的解决方法的断言，既不能给我们启发，也不可信。”“只要积极、热情，别人自然而然地会对你产生好感。”富兰克林表示，他本人愿意对自己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例如其所青睐的一院制议会。现在，所有代表都应该妥协。
接下来，富兰克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有些很明智，有些则相当奇怪。富兰克林援引了苏格兰的例子，为根据人口比例确定代表权的主张进行了辩护。尽管苏格兰人口较少，在英国议会中的议席也不多，却成功地避免了被英格兰压制。随后，出于对细节的爱好，富兰克林还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计算，显示较小的州如何能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与较大州的势力相抗衡。富兰克林还提出了其他的解决办法，如那些较大的州也许可以将一些土地转让给较小的州。“如果有必要缩小宾夕法尼亚州的领土规模，我不会反对将其部分领土分别转让给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如果这样还不可行，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方法：为各州设置相等的税收起征点，在表决如何使用税款时，各州在国会中将具有同样的投票权。而如果较大的州缴纳更多的税款，那么关于额外税款的使用问题，各州将根据缴纳税款的比例确定投票权。
富兰克林的演讲漫长而又复杂，有的地方甚至令人困惑。他的提议都是认真的探讨，抑或其中一些只是理论的阐述？代表们不得而知。富兰克林并没有提议对其关于调整边界或创建不同的财政基金的建议进行表决，其他代表也没有表示。与那些具体的观点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平和、调解的态度。他的演讲很有开放性，乐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并没有鼓吹某一特定的主张，从而为代表们提供了冷静下来的时间。而他号召创造性妥协的建议，最终也取得了效果。
几分钟之后，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站起来，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众议院根据人口比例分配议席，而各州在参议院中将拥有同样的代表权。同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塞缪尔·约翰逊则解释了后来被称为“康涅狄格妥协”的这一建议。在某些方面，这个新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政治协会”，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由不同的州组成的邦联。这两者并不冲突，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然而，与会者并未对此提议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这一提议以6票反对，5票赞成被否决了。当时，支持在两院中以人口比例分配议席的人仍占据了上风。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关于代表权的争论也日渐升温。新泽西州的威廉·佩特森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对《邦联条例》的修改，而非完全推翻之上的替补方案，即建立一院制的议会，每个州无论大小都在议会中享有一票。那些较大的州当然对此表示反对。当时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位特拉华州代表甚至表示，如果较大的州坚持要建立一个全国政府，“较小的州将会寻求那些更值得尊敬和拥有良好信仰的外国盟友的帮助，那些外国盟友将会与其携手，还他们一个公道。”
因此，又到了富兰克林出面使会议恢复冷静的时候了，而这次富兰克林采用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在6月28日发表的演讲中，富兰克林提议以后每次会议都以一个祈祷开始。会议正在“摸索前行，就像在黑暗中寻找政治的真理一样，”富兰克林表示，“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想过谦卑地向上帝祈祷，若不祈求给我们启示，我们如何能获得成功呢？”随后，他还表示“我活得越久，便越相信一个真理——上帝是人类事务的主宰。如同麻雀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绝对不会落地一样，没有上帝的帮助，国家如何能够兴旺？”
随着年龄的增长，富兰克林越来越相信“一般的福佑”，尽管有时仍然模糊，但他越来越相信上帝对世间之事怀有仁慈之心。可他却不相信上帝将会根据每个人的祈祷，直接干预事物发展的“特殊的福佑”。因此，问题就出现了：富兰克林提出祈祷的建议到底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出于认为其有助于鼓励与会者在深思熟虑中冷静行事的实用主义观点呢？
正如往常一样，富兰克林应该二者兼而有之，当然也许实用主义的考量会多一些。富兰克林从不在公共场所祈祷，也很少去教堂。然而富兰克林却认为有必要提醒参会的圣人们，上帝正在远处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历史也在注视着他们。而为了取得预期的成果，代表们就必须对他们的工作充满敬意，必须要谦卑，而不能武断。“否则，”富兰克林总结道，“我们就会被自己渺小、偏颇、地方性的利益所分裂，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完成，我们就会为后人所指责，成为后人的笑柄。”
汉密尔顿担心突然间雇用一个牧师会使公众担心“会议内部的难堪和争吵迫使其采取了这一举措”。富兰克林则回应说来自外部的恐慌将对会议极有帮助，而不会影响会议内部的考虑。然后，代表们又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会议没有钱来雇牧师。因此，这一建议就被静悄悄地束之高阁。在其演讲手稿的底部，富兰克林写了一段表示惊奇的话：“除了三四个人，参会者都认为祈祷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富兰克林是时候提出一些更为世俗、实际的观点了。就在其发表了关于祈祷的演讲的两天之后，在6月30号的那个星期六，富兰克林帮助启动了将会打破僵局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这个新国家的进程。当时，很多人都讨论了妥协的可能性，现在是时候坚持某一个方案，并推动其实现了。
富兰克林首先简明地陈述了问题所在：“分歧主要有两个点。如果采取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权的方案，较小的州担心他们的自由会受到威胁。而如果采取等额投票权，较大的州则表示他们的财产可能将处于危险之中。”
富兰克林又以一个朴素的比喻温和地强调了妥协的重要性，这一比喻也反映出了他对手艺人和造房子的喜爱：“木匠正准备做一张圆桌，突然发现木材的边缘薄厚不一。他就把两边各削去了一点儿，然后很好地将它们接在了一起。现在我们要采用同样的方式，即双方都必须放弃自己的某些主张。”
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极具可行性的妥协方案。下议院（众议院）的代表将根据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而参议院由“各州的议会将指定并派出数额相等的代表”。众议院负责税收和公共支出，参议院则负责批准高级政府官员的任命以及国家主权的有关事项。
7月16日，制宪会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这一妥协方案的细节，富兰克林也身在其中。会议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相关方案。会议最终通过的方案与富兰克林之前提出的建议有很多相似之处。范·杜伦称：“这是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取得的伟大胜利”，“他正是将代表们拢在一起的妥协方案的作者。”
这一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了。富兰克林并不是这一创意的作者，甚至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人。这一设想源自康涅狄格州的谢尔曼和其他人。但富兰克林的作用至关重要。他接受了这一个观点，并将其具体化，然后向会议提出了妥协的号召。他的声望、中立以及显赫的地位使这一建议容易为所有人接受。这个工匠从各角度都削去了一点儿东西，然后将其完美地连接在一起，从而将这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达数个世纪之久。
就在其提出妥协方案的几天之后，富兰克林在自己的花园举办茶会招待一些代表，其中就有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格里是大众民主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但富兰克林阴凉的花园的确是一块能够使争议冷静下来的宝地。格里还邀请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名叫玛拿西·卡特勒。卡特勒是一个和富兰克林志趣相投的胖子，曾在自己所在的城镇中推广其所帮助成立的俄亥俄公司的领土计划。在其日记中，卡特勒写道，一想到将要亲眼目睹那位声望极高的圣人的风采，“我的双腿都在发抖”，但富兰克林谦和的姿态很快使其放松下来。“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似乎对所有问题都有很深的了解，记忆力也很好，思路清晰、生动，这令我十分欣喜，”卡特勒写道，“他十分放松，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不受约束的自由和快乐。他一直都很幽默，而且伴随着不同寻常的活泼，而这一切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做作。”
当发现卡特勒是一名狂热的植物学家之后，富兰克林对其刚刚收到的、装在瓶子里的一条10英寸（约25.4厘米）长的双头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富兰克林饶有兴趣地推测，如果蛇的一个头想要从树枝的左边绕过去，而另一个头则打算从右边绕过去，如此无法达成一致会发生什么。富兰克林本打算将这一情况与当时会议上刚刚讨论过的一项事务进行对比，但旁边有几个代表阻止了他。“他好像忘了会议中的所有事情都要保密，”卡特勒写道，“但是他突然想起了要对会议的事项保密，便停了下来，我也就无福消受他要讲的那个故事了。”
毫无疑问，富兰克林所要讲的事就是其曾在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上讲过的故事。当时，他对两院制议会的提议表示反对，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议会就像一条双头蛇，注定要失败。富兰克林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蛇的两个头因为无法就该从哪边绕过树枝达成一致而最终被渴死。实际上，在其1789年所写的一篇赞美宾夕法尼亚州一院制议会的文章中，富兰克林使用了“双头蛇这一著名的政治寓言”。然而，为了达成建立全国性议会所必需的妥协，富兰克林开始接受了两个头要比一个头好的观点。
而在其他议题上，富兰克林则通常属于赞成直接民主的少数派之一。例如，富兰克林反对给予总统对议会法案的否决权，因为他认为议会的法案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他提醒各位代表，在殖民地时期，当议会希望通过某项措施之时，总督就会使用相似的权力勒索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当汉密尔顿提出总统可以像君主一样连任终身时，富兰克林则评论道，尽管有人寿命很长，但智力和体力会有鼎盛期，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据。相反，如果总统任期一过就再次成为平民，会显得更加民主。富兰克林还表示，关于“重新成为占大多数的平民是一种贬职”的观点“与共和的原则相抵触。在自由政府中，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仆人，而人民才是他们的主人和国王。因此，统治者重新回到人民当中并非是一种贬职，而是一种擢升”。
此外，富兰克林还主张国会必须有权对总统进行弹劾。过去，在无法进行弹劾之时，公众推翻一个腐败的统治者的唯一方法就是暗杀，“这不仅剥夺了他的生命，更剥夺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富兰克林还认为如果将行政权赋予一个小型委员会而非一个人的话会更加民主，就像宾夕法尼亚州一样。当时任命华盛顿担任会议主席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第一任总统的不二人选。因此，富兰克林颇具外交手腕地提出第一个担任总统的人是仁慈之人，而第二个担任总统职务的人（也许他认为约翰·亚当斯可能会成为第二任总统）则应该更具有专制的领导作风。关于这个问题富兰克林没有太在意，但制宪会议则决定将内阁的作用机制化。
富兰克林还提出联邦法官应该由民众直接选举，而不是由总统或国会任命。当然，他最后没有获得成功。与往常一样，富兰克林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在苏格兰，法官通常是由律师提名担任。而律师们通常会选择其中最能干的人，这样就可以使其不再与自己竞争，并瓜分自己的生意。而在美国，由选民“做出最好的选择”才最可能、也最应该符合他们的利益。
当时很多代表都坚信只有那些富有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政府公职，除了宾夕法尼亚州之外，其他州都是如此。南卡罗来纳州的扬·查尔斯·平克尼甚至提议总统需要具备10万美元的个人资产，直到有人指出这一要求可能会将华盛顿排除在外。这个时候，拿麦迪逊的话说，富兰克林站了出来，“表达了他对所有贬低普通民众精神的反对”。任何建议国会“应该对富人有特殊偏袒”的提议都是对富兰克林民主精神的冒犯。相反，富兰克林表示“我所认识的一些罪大恶极的坏人都十分富有”。此外，富兰克林还反对任何对投票权的财产限制：“我们不应该压制普通民众的道德和公共精神。”关于这些问题，富兰克林成功了。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富兰克林的态度被视为不那么民主，尽管他自己没有认识到。富兰克林认为联邦官员应该无偿服务。在其所著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认为富兰克林的建议反映了“精英统治的经典观点”。甚至连通常不甚民主的约翰·亚当斯也从伦敦写信表示，在这样的政策下，“所有的职位都可能为富人所独占，穷人和中产阶级则可能被排除在外，从而产生贵族专制。”
我个人认为富兰克林的本意并非是出于精英统治或排外主义，而是希望限制腐败的影响。在其关于此话题的很多信件中，富兰克林从未考虑到他的计划可能会使那些无法承受免费工作的人被排除在外，尽管他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他看上去对这一质疑十分了解。富兰克林的立场是建立在其对公民志愿者的信赖，以及他长期以来认为对利益的追逐是导致英国政府腐败的原因所在等观点之上的。早在三年前，在其写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富兰克林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而在制宪会议的会场，富兰克林的言语几乎如出一辙。
有两种激情会对人间的事情有着强有力的影响，那就是野心和贪婪，也就是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的热爱。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任何一个都将会成为激励人奋进的强大动力。如果看到一个位置既能带来权力又能带来金钱，那么很多人就会不顾一切地去谋取这个位置……那么哪些人将会通过阴谋诡计、百般争夺、结党营私、不顾廉耻来谋得这种名利双收的位置呢？他们不会是明智、谦和的人，不会是爱好和平、安定的人，也不是那些值得信任的人。他们是胆大、狂暴的人，是一心求成、为一己私利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人。
但在这一问题上，富兰克林发现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他的观点也被毫无争议地搁置起来。麦迪逊记录道：“人们对这一观点很是尊重，但除了作者之外没有人认为它实用。”
在那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季，还是有很多幽默时刻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其文章结构紧凑，极为严肃，却经常充当制宪会议中开心果的角色。有一次，汉密尔顿和他打赌，让他去拍刻板、威严的华盛顿的肩膀，然后说“我亲爱的将军，看到你气色如此之好，我真的太高兴了”，赌注则是一顿饭。莫里斯照做了，但是当他看到华盛顿的表情之后，即使请他吃1 000顿饭，也不敢再和华盛顿开玩笑了。埃尔布里奇·格里则在对维持一个庞大的常备军表示质疑时，猥亵地将其与一个勃起的生殖器相比：“这的确是国内安全（家庭和谐）的一个极佳保障，但也是对国外冒险（婚外情）的极大诱惑。”
当尘埃落定之时，会议达成了很多妥协，其中甚至还包括奴隶制这一问题。但很多人都不满意，有些代表认为最后的结果篡取了各州太多的主权，还有些代表认为并没有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政府。来自马里兰州的代表，脾气暴躁的路德·马丁嘲讽会议是在调制一个“完美的杂烩”，甚至没参加最后的投票就离开了。
马丁说得没错，但他的嘲讽有失偏颇。这个“杂烩”几乎和人力的极限一样完美。从开头那句著名的“我们美利坚人民”，到之后通过精妙调试达成的妥协和制衡，宪法建立起一个设计精巧的体系，其中全国政府和各州政府的权力都直接来自全体共鸣。这就实现了根据富兰克林1776年的提议，后刻在美国国徽上的那句格言——“合众为一”。
凭借棋手耐心的智慧和科学家的实用性，富兰克林清楚地意识到与会代表之所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自信，而是因为他们愿意承认自己可能会失败。“我们正在做一项政治实验。”富兰克林在给拉罗什富科的信中写道。而在给杜邦·德·内穆尔的信中，富兰克林则坦承“我们不能期望新政府的行程像高手下棋一样，毫无错误”。
富兰克林最后的成就是将这些观点以一种幽默而又极富魅力的方式，通过在制宪会议上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闭幕演讲。这一演讲是对其思想开明的力证，也是对那些认为会议注定失败的观点的有力回击。演讲宣告了启蒙主义观点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思想这一时代的来临。这是富兰克林写过的最为雄辩的文章，可能也是关于美国体系的魅力以及创造这一体系的妥协精神最好的描述：
我承认，对于这部宪法，我现在还不能完全赞同。但是先生们，我并不确定我永远不会同意。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我已经历过许多场合，由于获得了更好的信息，或经过更周密的考量，使我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哪怕是在重大问题上。我曾以为自己正确，后来却发现恰恰相反。因此，我年纪越大，越倾向于质疑自己的判断，而更尊重别人的判断。
大多数人，和宗教中的大多数教派一样，都认为他们自己拥有全部真理。但凡别人的观点与其不同，都认为是谬误。新教徒斯蒂尔在一篇献词中告诉教皇，我们都对自己的教义确信不疑，唯一的区别就是罗马天主教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而英格兰国教则从未犯过错。虽然许多人认为自己几乎像自己所属的教派一样，觉得自己不会犯错，但很少有人像一位法国女士那样表达得那么自然。当与妹妹发生争执时，她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妹妹，可是我从未遇到一个永远正确的人，除了我自己。”
就此而言，先生们，我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是瑕疵的话。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我也怀疑，如果再开一次制宪会议，我们能否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因为，当你再召集一批人来，集合他们的智慧，你也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的偏见、冲动、错误的观念、地方利益、私人之见等一道汇集起来。能指望这样的会议产生一个完美的结果吗？
令我震惊的是，先生们，现在的这套制度几近完美。我认为它也会令我们的敌人感到惊诧，他们正自信满满地等着我们的会议就像巴比伦人建造通天塔一样劳而无功的消息；等着我们各州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以后我们每次见面，只是为了掐断彼此的喉咙。先生们，因此，我赞同这部宪法，因为我不指望它还能更好，因为我也不能肯定这不是最好的。
富兰克林的演讲以恳求结束：“为了我们的繁荣昌盛，让我们全心全意、全体一致地行动吧。”为此，富兰克林提议制宪会议宣称宪法已经为各州所接受，这样就可以使那些极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也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禁不住要表达一种愿望：制宪会议中每位对宪法或许还有异议的代表和我一起，就此机会稍微怀疑一下自己一贯的正确，表明我们的一致，在此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当富兰克林结束自己的演讲之后，绝大多数代表都响应了他的号召，以州为单位站成一排，签上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名字，即使一些代表还略带异议，也加入了其中。当他们签字时，富兰克林则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华盛顿座椅背后刻着的太阳上。富兰克林注意到，那些画家发现人们经常难以区分自己画的到底是旭日还是夕阳。富兰克林说：“在会议的过程中，我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心怀忧虑。我经常凝视主席身后的这幅画，想弄清楚画中的太阳究竟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现在我终于高兴地发现，这是一轮旭日，而不是夕阳。”
根据马里兰州的詹姆斯·麦克亨利的记录，他曾向一位焦虑的女士鲍威尔夫人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时，鲍威尔夫人在会场之外走过来问，你们代表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政府？麦克亨利的回答则是，“一个共和的政府，夫人，只要您能保持下去”。
历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称富兰克林的闭幕演讲是“一段精彩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次演出”。耶鲁学者芭芭拉·奥伯格则称其为“富兰克林作为民众的宣传家、说服者和鼓动家的一生的顶点”。富兰克林以其娴熟、自嘲的双重否定（如“我并不确定将来我永远不会同意”，“我也不能肯定它不是最好的”），强调了谦卑和承认人都可能犯错误是建立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元素。尽管反对者攻击富兰克林妥协的方式其实是没有原则，然而这正是其所要表达的观点所在。奥伯格指出：“支持妥协并不是英雄主义、道德或永久确定性的必要元素，但这是民主进程的本质。”
终其一生，富兰克林一直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这部宪法所珍视的民主共和奠定坚实的基础。当他还是个年轻的商人时，就教育自己的同伴要做品行高尚、勤奋、负责任的公民。随后，富兰克林又试图让他们加入各种各样以互利和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社团，如共读社、图书馆、消防队、互助巡逻队和民团等。随后，他又创建了不同的网络，从邮政服务到北美殖民地哲学会，建立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进行整合。最后，在18世纪50年代，富兰克林又推动各殖民地通过联合而获得力量，一起为形成国家认同而努力。
从那时起，富兰克林就一直致力于新共和国法律文件的制定之中。他是唯一在4份美国建国文件中都署上了自己名字的人：《独立宣言》《美法条约》《美英合约》和《宪法》。此外，他还为美国设计出了第一个联邦计划—1754年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各州和国家政府即根据此计划分享权力。而其于1775年所提议的《邦联条例》要比1781年那份软弱无力、注定失败的备选条款，更接近美国宪法。
根据亨利·梅在其所著的《美国启蒙运动》一书中所言，美国宪法反映了“稳健的启蒙运动的所有美德，同时也显示了一个缺点，即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对于认同启蒙运动及其妥协精神的富兰克林来说，这算不上什么缺点。对他而言，妥协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方法，更是一种道德的实现方式。包容、谦卑、尊重他人都需要妥协。在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问题上，这一所谓的缺点对宪法及其所建立的国家来说都很适用。宪法的妥协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事后仍然如此，那就是奴隶制。而实际上，这也是富兰克林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之时，选择了不妥协立场的问题。
终局
富兰克林在费城奇迹中所发挥的作用，应该可以作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这一伟业最合适的闭幕式。对于大多数人，起码对大多数像他一样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这应该能够满足自己的雄心壮志。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富兰克林现在尽可以从其被广泛尊重、并完胜任何对手的公共生活中退休。然而，就在其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交了一份新的美国宪法的一个月之后，富兰克林第三次连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当时州长的任期是一年）。“我本打算谢绝再担任一年的州长，因为这样我就有空在明年春天去波士顿了，”富兰克林在给自己妹妹的信中写道，“如今，我已经担任公职长达50余年了。”
实际上，富兰克林再也没能出游，也没能再见到自己的妹妹。富兰克林写道，自己身患肾结石以及简的身体状况使他们只能通过写信来彼此慰藉。此外，正如他所坦承的，他的骄傲仍使其十分重视公共的认可。“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乐子，我希望在考验我这么久之后，它也能够给我的妹妹带去满足。我应该是被我的同胞们第三次选为州长，”富兰克林写道，“民众对我普遍而无限的信任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甚至比授予我爵位更令我高兴。”
富兰克林给其妹妹的信中充满了这样坦诚的评论，尤其在其最后的岁月中更是如此。有一次，富兰克林直斥“你们的邮局管理太差”，并批评她爱与人发生小争执的缺点。因此，富兰克林写了一段有趣的排比，显示富兰克林家族“总是成为小脾气的牺牲品”。富兰克林问道：“楠塔基特的福尔杰表兄弟们怎么样了？他们极其害羞，但是我尊敬他们话语中正直的坦诚。一年前我邀请他们中的两个和我共进晚餐。他们的回答是没问题——如果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的话。我认为他们可能找到了更好的事情，因为后来我就没有见到他们。”
在给诺亚·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是著名的词典编撰者，曾将自己的《论英语》献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富兰克林抱怨那些不精准的词汇新用法影响了语言，对那些用词不精准的作家大发牢骚，却忘了自己当初也曾经以发明新的英语单词为乐，甚至发明新的法语词以博巴黎那些女士们一笑，并从中获取了更多的乐趣。“我发现了名词‘注意’（notice）的一个动词用法：‘我没有注意（notice）到他不是那位绅士。’还有名词‘提倡’（advocate）的一个动词用法：‘提倡（advocate）或过去提倡（advocate）这一建议的绅士们。’此外还有名词‘前行’（progress）的动词用法，这是三个当中最笨拙、也最令人厌恶的一个：‘陪审团继续工作（progress），决定休庭……如果你对这些变化持和我一致的观点，请利用你的权威对他们进行谴责。’”
富兰克林最后还继续其自传的写作。1771年在特怀福德时，富兰克林写了87页手稿。1784年在帕西时，又写了12页。从1788年8月到1789年5月，他又连续写了119页，写到了其作为殖民地的代理人抵达伦敦的场景。“我省略了所有可能不会使年轻读者获益的事实和情况。”富兰克林在给沃恩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的目的仍然是通过描述“我如何从贫困走向成功”以及“我所遵守的特定行为模式的优点”，给美国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提供一份自助指南。
当时富兰克林因肾结石引起的疼痛更加严重了，于是其开始求助于鸦片酊，一种鸦片和酒精混合而成的酒。“我深为难以忍受的疼痛所困扰，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鸦片，而只有在疼痛和鸦片双重作用下的间隙，我才能有一点儿时间写作。”富兰克林向沃恩抱怨道。富兰克林还担心自己写的东西不值得出版。“请给我你真诚的建议，我到底是应该出版它，还是把它藏起来，”富兰克林问道，“我现在年纪太大了，脑子和身体都不行了，因此对自己的判断丧失了自信。”富兰克林甚至开始口述，由本尼来记录，而不是自己手写，但这样也只是多写了几页而已。
朋友们为富兰克林寄来了自己家乡各式各样治疗肾结石的方法。其中沃恩的建议令富兰克林感到十分好笑——一小份由毒芹提取的毒药。有时，富兰克林会觉得种种治疗方案很有意思，然后重复他那句名言——“将杯中的水一饮而尽的人肯定要做好准备，杯底会有些沉渣。”正如其给老朋友伊丽莎白·帕特里奇的信中写的，富兰克林表示，他仍然“开玩笑、大笑、讲有趣的故事，就像你第一次见到我时那样，那时我还是50岁左右的年轻人”。
然而富兰克林越来越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了，因此他的信也呈现出一种乐观的告别语气。他曾给那个35年前虏获他的思想和心灵的姑娘凯瑟琳·雷·格林写了一封信。信中，富兰克林写道：“到目前为止，我这漫长的一生都还算快乐。如果有幸能再活一次，我不会有异议。只是希望能像那些对自己的作品再版的作者一样，纠正我的一些错误。”在华盛顿当选总统之后，富兰克林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仍然活着，所以很高兴：“在我看来，我本该在两年前就离开人世了。尽管这两年来我生活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之中，但我仍然很高兴能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可以见证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
富兰克林同样还对在其深爱的法国正涌现的革命充满乐观。民主思想的大爆发正产生“误导和麻烦”，富兰克林写道，但是他断定其必将会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民主和一部好宪法。因此，大部分富兰克林写给其法国朋友的信都有点儿不合时宜的轻松愉快。“你还活着吗？”1789年年末，富兰克林在给他的朋友和帕西的邻居，法国科学家让-巴蒂斯特·勒罗伊的信中写道，“巴黎的民众是否已经冲昏了那些垄断者的头脑，并就其极端的观点上街游行呢？”（也正是在此信中，富兰克林写下了那句名言：“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就是死亡与税收。”）富兰克林还向自己在帕西时的邻居和密友路易–纪尧姆·勒·维拉尔保证，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当发酵结束，杂质渐少，美酒将会变得甘甜醇厚，令那些饮用者的心灵感到愉悦。”
然而，富兰克林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令人惋惜，但他没能活那么久来见证此后发生的一切。勒·维拉尔不久之后就被送上了断头台。曾与其一起对催眠术进行调查的化学家拉瓦锡也是如此。曾陪伴富兰克林与伏尔泰进行历史性会面的经济学家孔多塞则被关了起来，最终在牢房里服毒自尽。曾为富兰克林翻译宪法，并在其离开之后一直与其保持密切通信的拉罗什富科则被一伙暴民用石头砸死。
最后一项公共使命：废除奴隶制
在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富兰克林开始着手进行自己最后一项公共使命，这是一场道德运动，旨在改善其为自由而奋斗的一生中少有的几个污点之一。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少有白人对奴隶制提出质疑。即使是在友爱的费城，拥有奴隶的情况也不断攀升。直至1760年，费城的人口中大约有10%都是奴隶。但是随后，人们的观点就有所改进，特别是意义深远的《独立宣言》发布和对宪法的妥协之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尽管其本人拥有200名黑奴，但仍在制宪会议上称这一制度是“有害的”，并声称“每个奴隶主都是暴君，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天庭的审判”。
富兰克林的观点也是在不断进化之中。正如我们所见，他一生中也曾断断续续地有过一两个奴隶。年轻时，作为一个出版人，他还登过兜售奴隶的广告。但是富兰克林在1729年也刊登了美国最早的反对奴隶制的文章之一，并加入了布雷博士的社会团体，帮助其在美国建立黑人学校。德博拉曾在费城的黑人学校招募家里的仆人，而造访过之后，富兰克林表示了他“认为黑人天生的能力也不差”的观点。在其1751年所著的《对人类繁衍的观察》中，富兰克林强烈地抨击了奴隶制，但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而非道德角度出发。富兰克林于18世纪70年代表达了对费城废奴主义者安东尼·贝尼泽特的同情，对其认为奴隶进口应马上停止的观点深表赞同，但富兰克林却为其对废奴主义的支持进行了修饰，称其应该“及时”采取行动。而作为佐治亚州在伦敦的代理人，富兰克林曾为该殖民地拥有奴隶的权利进行过辩护。但他也在1772年所著的《马鞍事件和奴隶贸易》和其他文章中表示将奴隶制强加给北美殖民地，是英国对其犯下的最大的罪行之一。
富兰克林的转变在1787年达到顶峰。那一年，他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州废奴促进会”主席一职。当时，该协会试图说服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提交一份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但富兰克林深知南北方的妥协来之不易，因此对其保持了沉默。然而在此之后，富兰克林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反对马上废除奴隶制的理由之一，就是给数十万名成年人以自由，使其来到这个他们还未做好准备面对的社会中，既不实际也不安全（1790年，美国的400万总人口中大约有70万黑奴）。富兰克林此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声称自己不仅是要给予奴隶自由，还要帮助其成为好公民。“奴隶制是对人性残忍的贬低，如果不加以悉心关怀就贸然废除，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富兰克林在1789年代表该协会对公众所做的一篇演讲中写道，“那些不幸福的人，长久以来一直就被当作畜生对待，太容易在人类的普通标准之下沉沦了。锁在他身上的锁链也束缚了他的智力，损害了他内心对社会的归属感。”
富兰克林还标志性地为社团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改进自由黑人状况”的宪章和程序。成立了一个由24人组成的委员会，并分为4个次级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负责对所有获得自由的黑人的道德、总体行为和日常状况进行监督，并为其提供建议和指导……
监护委员会，负责将儿童和年轻人置于合适人选的照顾之下，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当一段时间的学徒或仆人）学到一些手艺和其他做生意的方法……
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学校对获得自由的黑人儿童和年轻人的教育。委员会将鼓励黑人儿童和年轻人定期参加本市已有的相关学校的教育活动，或促进建立更多的类似学校……
工作委员会，负责为具备工作能力的获得自由的黑人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因为缺乏工作机会将会导致贫困、懒惰和很多恶习。
富兰克林还代表该社团于1790年2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正式的废奴请愿书。“人类都是由万能的上帝所创造的，与其关怀下的万物一样，生而平等，并都可以享受幸福。”请愿书中表示。国会的责任就是“确保合众国的人民享有自由”，而这必须“不分肤色的区别”。因此，国会应该赋予“这片自由土地中沦为终身奴隶的不幸福之人以自由”。
富兰克林及其请愿书遭到那些奴隶制拥护者的广泛谴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佐治亚州的议员詹姆斯·杰克逊。杰克逊在众议院声称，《圣经》已经对奴隶制进行了认可，而如果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在种植场做那些又累又热的工作。因此，富兰克林就在其逝世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其最后一篇伟大的讽刺之作。
富兰克林的文学生涯始于68年前，当时他还只是个16岁的学徒，就以一个一本正经的寡妇塞伦斯·杜古德的口吻写下了一篇文章。此后，他又以同样戏谑的方式写了一系列文章，给读者以启迪，如《波莉·贝克的审判》和《普鲁士国王敕令》等。本着与《敕令》一文同样的精神，富兰克林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篇几百年前阿尔及尔议会中一名议员发表的演讲。
文章是对杰克逊议员演讲的尖刻模仿。“上帝是伟大的，穆罕穆德是先知。”文章开始颇具现实主义地写道。随后，文章就对一个完全秉持伊斯兰教义的教派所提出的旨在不再捕获欧洲天主教徒并迫使其在阿尔及利亚劳役的请愿书大加讨伐：“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变成奴隶，谁在酷热的天气中耕种我们的土地？谁会为我们城市和家庭工作？”终止这种“异教徒”的奴隶制将会降低土地的收益，租金也会减半。
谁来补偿奴隶主们的损失？国家会吗？我们国库中的钱够吗？……如果我们给奴隶们以自由，他们会怎样？一些人可能会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深知在这儿可能遭受的痛苦；他们不会信仰我们神圣的宗教；他们也不会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会腐蚀他们，和他们通婚。难道我们就让他们在大街上乞讨，亦或是任由我们的财产成为他们抢掠的牺牲品？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奴隶制的人来说，如果不受强迫，是不会为生计而工作的。
他们现在的状况中有什么值得怜悯之处吗？……他们被带到了这样一片土地之上，伊斯兰教的艳阳散发出光芒，照耀到每个角落，他们有机会了解教义的真谛，并可以借此拯救自己的灵魂……当他们为我们服务时，我们精心地为其提供所有条件，他们被人道地对待。而据我所知，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蜗居陋室……
那些错误地希望可汗能够废除奴隶制的人是多么的可恶啊！难道戒律中没有说：“主人，要对你的奴隶和善；奴隶，要以愉悦、忠诚侍奉你的主人？”……愿我们不再听到这些可恶的提议。一旦我们采用这样的提议，解放那些天主教奴隶，我们的土地和房屋便岌岌可危，很多好公民的财产就会受到威胁，从而引起普遍的不满，甚至会激起民变。
在其文章中，富兰克林最后写到阿尔及利亚议会否决了这一提议，而美国国会同样决定自己无权对富兰克林的废奴请愿做出裁决。
安息
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之时，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进行重新审视。富兰克林从未参加过一场完整的礼拜，也从未笃信过某一特定教派的教义，他发现将注意力放在人间之事上要比放在宗教事务上更有用。1757年，当他在英国海岸附近遭遇海难并死里逃生之后，富兰克林曾和德博拉开玩笑说：“如果我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许我应该发誓为某个圣人建一座教堂，”富兰克林写道，“但我不是，如果非要发誓的话，我想我还是建个灯塔比较合适。”1785年，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城镇以富兰克林的名字给此地命名，并请求富兰克林为其教堂捐建一口钟。富兰克林则告诉他们最好打消建设钟楼的想法，而是建一个图书馆，且富兰克林将为其寄去“一些书，而不是一口钟，因为知识的影响力更大”。
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富兰克林对仁慈上帝的那种不固定的信仰变得越发坚定。“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事业的正义和福佑的不断显现，正如我们信仰的一样，我们肯定早就被毁掉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富兰克林在给斯特拉恩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说我以前是个无神论者的话，现在我已经完全相信了上帝和神的统治。”
富兰克林对宗教的支持是因为其认为宗教有助于提高人的修为，而不是被神圣所激发。富兰克林曾写过一封信（大概是1786年写给托马斯·潘恩的），作为对一篇讽刺宗教信仰的文章的回应。富兰克林希望收信人不要将其异教徒式的文章发表，但他却在制宪会议讨论争执是否有害时（而不是其观点是否错误时），自己将它公之于众。“也许你会发现即使没有宗教的帮助，也可以很容易地过上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富兰克林说道，“但是想一想人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虚弱、无知的男女，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未经世事、思虑不周的青少年，这些人需要宗教的帮助来使自己远离邪恶。”此外，富兰克林还表示这封信可能会给作者带来不愿见到的恶果：“他向风啐唾沫，结果却啐到了自己的脸上。”如果这封信真是写给潘恩的，那还算是有效果。潘恩当时一直在酝酿对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进行充满敌意的攻击，也就是他日后所发表的《理性时代》。但他却并没有马上发表，而是推迟了7年，直至生命即将走向尽头才将其付梓。
富兰克林所发挥的最为重要的宗教作用，就是对包容的提倡（这一点对塑造被启蒙的新共和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富兰克林为费城所有的教派及其建筑都捐了款，甚至还在1788年4月为以色列犹太教修建新的犹太教堂捐了5英镑。富兰克林还反对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及美国宪法中规定任何宗教宣誓或限制宗教信仰的内容。1788年7月4日，费城为美国宪法的诞生而大肆庆祝。当时富兰克林的身体十分虚弱，已经不能起床了，但游行的队伍特意从其窗前经过。富兰克林第一次见到“基督教不同教派的牧师和犹太教的拉比们手挽着手，在大街上行走”。
富兰克林对其宗教思想的最终概括发生在其逝世的一个月之前，那是对耶鲁学院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富兰克林一开始就重申了自己基本的信条：“我的确信仰上帝，信仰造物主。上帝通过福佑对世界进行统治。上帝也应该被崇拜。而我们回报上帝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上帝的其他子民行善。”这些信仰对所有宗教来说都是最基础的观点，而其他的一切都只是锦上添花。
随后，富兰克林又提到了斯泰尔斯关于其是否信仰耶稣的问题。富兰克林表示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直接问到这一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耶稣所提供的道德体系“是，或有可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但关于耶稣是否是神圣的这一问题，富兰克林的回答却极为坦率并充满嘲讽。他声称：“我对其神圣性表示质疑，但我不敢武断，因为我从未研究过这一问题。我认为现在也不必研究这一问题，因为我觉得不久之后就有机会知道真相（富兰克林指的是自己死后），而且也不用这么麻烦。”
富兰克林的最后一封信写给了自己精神上的继承人托马斯·杰斐逊，这无疑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杰斐逊是美国最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之一。杰斐逊前来看望富兰克林，并给他带来了法国朋友们的消息。杰斐逊写道：“随后富兰克林询问了所有法国朋友的情况，其语速之快和展示出的活力似乎已经超出了他的极限。”杰斐逊赞扬了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上取得的成就，认为那将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不敢苟同，”富兰克林回应道，“但我会给你一个样本。”富兰克林抽出了一页，其内容是描述他在伦敦进行协商、希望避免战争爆发的最后几周的情况。富兰克林坚持将其送给杰斐逊留作纪念。
随后，杰斐逊提出了一个神秘但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巴黎和谈中，富兰克林到底用哪张地图来表示美国西部边界的？在杰斐逊离开之后，富兰克林仔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写下了其人生中的最后一封信。富兰克林的思维依旧清楚，足以精确地描述代表们当时所做的决定，以及其使用的、关于流入帕萨马科迪湾的不同河流的地图。
就在其写完此信之后不久，富兰克林发起了高烧，胸痛开始恶化。他曾有连续10天因患重感冒、呼吸困难而不能下床。萨莉和理查德·贝奇陪在他的身边，坦普尔、本尼也在其左右。而波莉·史蒂文森也陪着他，恳求富兰克林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很高兴地看到他在床边放了一幅审判日的画。只有一次，在其能够短暂起身之时，富兰克林请求把自己的床铺好点，这样他就可以“体面地死去”。萨莉表示他一定会恢复，他还会多活好几年。富兰克林却冷静地回答：“我希望不会。”
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就得了肺脓肿，甚至都无法说话。本尼走到他的床边，他的祖父伸出了自己的手，把他的手握了好长时间。1790年4月17日晚上11点，富兰克林离开了人世，终年84岁。
1728年，当富兰克林还是个初出茅庐、十分自豪的印刷工时（他认为自豪是一个正直的人做生意时必不可少的品质），他曾为自己写了一个有趣的墓志铭（或者只是为了博人一笑），充分反映了其对自己（在人世间）的天路历程的幽默立场。
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尸体安放于此
（就像一本旧书的封面，
目录被撕去，
字母和镀金也已经脱落）
成为了虫子的食物。
但它终将（正如其所坚信的）重新面世，
以全新和更完美的版本
在作者的修订和校正下。
然而就在其去世之前不久，富兰克林指示在他和他妻子的墓地上放置一块更为简单的墓碑。富兰克林写道，他的墓碑应该是一块“6英尺长、4英尺宽的朴素的大理石，只在其顶部有一点儿小装饰，上面刻着：本杰明和德博拉·富兰克林”。
当时有两万余人聚在费城，目送富兰克林葬礼的队伍前往离富兰克林家几个街区之外的教堂墓地，这一壮观的景象前所未有。走在最前面的是费城的牧师们——所有的牧师，无论信仰。
威廉·富兰克林：在其遗嘱中，富兰克林没有给他唯一健在的儿子任何东西，除了一些位于加拿大的不值钱的土地，以及免除了威廉的所有债务。“他在这次战争中扮演了反对我的角色，众人皆知且声名狼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留给他任何东西（除了一个庄园外）的原因。”威廉则认为自己已经还清了所有债务，因为他将自己在新泽西拥有的所有土地都转让给了他的父亲。因此，威廉公然抱怨遗嘱“可耻的不公”。在其生命最后的25年中，威廉从未回到过美国。但威廉仍然尊敬父亲的荣誉，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对富兰克林的不敬之词。实际上，当他自己的儿子坦普尔就是否应该编写一版富兰克林的传记和作品犹豫不决时，威廉自己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工作，他希望能通过展示“富兰克林思想的转折和知识的渊博”向父亲致敬。但事实并非如此。威廉娶了自己的爱尔兰女房东玛丽·德伊芙琳。而在德伊芙琳于1811年去世之后，他就破产了，孤独终老。三年之后，威廉离开了人世。最后，他与自己儿子的关系也破裂了，承受着“与自己本性相违背的独居之苦”。
坦普尔·富兰克林：继承了其祖父很大一部分遗产及其所有重要的文稿。1792年，坦普尔回到了英国，并短暂地与父亲团圆。当时坦普尔依然很有魅力，也仍旧是个无所事事的流氓。他的父亲不断对其施压，要他结婚并整理富兰克林的文稿，坦普尔对此十分反感。坦普尔时常将富兰克林家族的社会功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坦普尔又有了一个私生女，名叫艾伦。艾伦的母亲是威廉新妻子的小妹妹。随后，坦普尔又愤恨地同所有人决裂，一个人跑到巴黎，把艾伦留给威廉抚养。威廉的角色很尴尬，既是艾伦的姨夫又是她的祖父。在14年里，坦普尔没有和他的父亲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发表其祖父的文稿。甚至当法国出现了一版未授权的《富兰克林自传》时，坦普尔似乎仍无动于衷。最后在1812年，他给父亲写信说准备出版富兰克林的文稿，希望能够去伦敦和他进行协商。威廉当时仍然对28年前的遭遇耿耿于怀，他给自己的父亲写过一封类似的信却被冷漠对待，然而他表现得十分高兴。“我见到你将会很高兴，”威廉说道，“我无法忍受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曾与我如此亲近的人却形同陌路。”但坦普尔却根本没去英国。相反，他于1817年出版了《富兰克林自传》（缺少最后的部分）和一本杂乱的富兰克林选集。此后，他又和另外一位名叫汉娜·科利尔的英国女性，生活了6年。坦普尔于1823年逝世，他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和她结了婚。坦普尔去世之后，科利尔将很多富兰克林的珍贵手稿带回了伦敦，这些手稿直至1840年才被重新发现。当时，它们在一个裁缝铺里被用作纸样。而坦普尔遗弃在费城的富兰克林手稿则散落在收藏者手中，直至19世纪60年代北美殖民地哲学会开始征集散落在民间的富兰克林手稿。
萨莉和理查德·贝奇：富兰克林的女儿和他的丈夫继承了富兰克林的大部分遗产，包括市场街的所有房屋，唯一的条件就是理查德“给他的黑奴鲍勃自由”。（理查德照做了，但鲍勃却开始酗酒，无法养活自己，于是就请求理查德，希望再给其当奴隶，贝奇一家拒绝了，却允许鲍勃住在自己家中，直到他最后去世。）萨莉还继承了那幅镶有钻石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画像，条件是她不能将“任何钻石变成她自己或她女儿的首饰，接受或赞同这个国家中昂贵、爱慕虚荣而又没有实际意义的佩戴首饰的时尚”。萨莉把这些钻石都卖了，满足了自己长久以来希望到英国看看的愿望。在英国期间，她和自己的丈夫与威廉一起生活——萨莉和威廉的关系一直都很亲近。而当他们从英国回来之后，则在特拉华州的一个农场里定居。
本杰明·贝奇：继承了富兰克林的印刷设备和很多书籍。本杰明步富兰克林的后尘，在《新英格兰报》首发70年之后，发行了一份主张杰斐逊式改革的报纸——《美国晨曦报》。这份报纸明显地持亲法、民主的立场，甚至比富兰克林更甚，并攻击华盛顿及后来的亚当斯是在建立一种极权的总统制。《美国晨曦报》一度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报纸，并成为最近出版的两本书的主题。本尼的政治立场导致了其与父母的不合，并且本尼违背他们的意愿，娶了一名个性极强的女子玛格丽特·马科，这也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1798年，本尼因反动叛乱和诽谤亚当斯而被捕，但在其接受审判之前就因患黄热病而离开了人世，年仅29岁。当时本尼与父母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以至于在其患病期间，他们都没有设法去看望他一次。玛格丽特则在其死后不久就嫁给了本尼的手下，记者威廉·杜安，一个爱争论的爱尔兰人。他们继续经营着《美国晨曦报》。本尼的姐妹之一德博拉·贝奇后来嫁给了杜安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下的一个儿子。
波莉·史蒂文森：波莉从自己敬爱了33年的男人那里只得到了一个银啤酒杯，她很快就对富兰克林家族的所有人和美国的一切感到失望。当她的二儿子汤姆回到英国后（当时汤姆在威利·贝奇的陪伴下回去学医），波莉给他写了很多长信，表达了自己也希望回国的愿望。但她却在1795年去世，没能实现回英国的夙愿。汤姆后来回到费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大夫，他的兄弟威廉和姐妹伊丽莎也都在美国生活，各自有了幸福的家庭。
波士顿和费城有抱负的商人们：富兰克林遗嘱的附件中最与众不同的条款，就是其所建立的信托基金。富兰克林提到，与美国其他的建国者不同，他出身贫寒，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最终获得了成功：“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帮助、提携那些也许会有益于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所以富兰克林就将自己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薪水—2 000英镑，一分为二（这也为其“官员不应领取薪水”的观点提供了明证），分别赠予波士顿和费城，用于发放给已完成学徒合同、希望建立自己生意的“已婚青年”作为贷款，“年息为5%”。富兰克林以其标志性的事无巨细，精确地描述了贷款该如何发放及偿还。据他估计，在100年后，每笔年金将达到131 000英镑。到时，每个城市可以拿出10万英镑用于公共项目，剩余的仍作为信托基金，这样再过100年，其总额会达到4 061 000英镑。到时，这笔钱就可以交给国库了。
事情真像富兰克林所设想的那样吗？当学徒制不再流行之后，波士顿的那笔基金的运作方式被迫进行了某些调整，但并未违背富兰克林遗赠的本意。100年后，资金总额达到了40万美元，略少于富兰克林的估算。而当时，政府用这笔钱的3/4建立了富兰克林俱乐部（即现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理工学院）。视富兰克林为英雄的安德鲁·卡内基也捐赠了同样的数额。余下的1/4仍作为信托基金。又过了100年，其总额接近500万美元，虽然不到400万英镑，但仍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按照富兰克林的意愿，这笔资金后来得到了合理支配。在经过一番辩论之后，议会通过法案，最后将这笔钱给了富兰克林理工学院。
然而，费城的那笔基金运作得不算太好。在其逝世100年之后，基金的总额只有172 000美元，仅相当于当初估算的1/4。这笔钱的3/4用来创建了费城的富兰克林学会，现在仍是一家不断发展的科学博物馆。剩下的1/4仍作为提供给年轻商人的贷款，但相当一部分是以住房抵押的方式发放的。在100年之后的1990年，这笔资金的总额达到了230万美元。为什么费城的资金数额连波士顿的一半都不到？一位费城支持者指责波士顿已经将这笔钱变成了“富人的储蓄公司”，而“费城是按照富兰克林的意愿给穷人提供贷款的，因此收益不多”。
当时，费城市长威尔逊·古德提议富兰克林的钱应该用来举办一场有本·维林和艾瑞莎·富兰克林参加的盛大派对，当然，这仅仅是开玩笑。另外，还有人更加正式地提议用来发展旅游业。古德市长最后任命了一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组，根据小组的建议来使用富兰克林基金。最后，受赠方包括富兰克林学会、社区图书馆、消防队以及费城学会。费城学会是一个为费城学校的假期培训项目提供奖学金的团体。当2001年奖学金名单公布的时候，《费城询问者报》的专栏作家指出34名获奖者（其中包括阿比梅尔·阿卡迪沃、穆罕穆德·霍格、萨拉克帕·卡波阿、戴维·库萨克、佩德罗·洛佩斯和拉尼·莱）在种族上的多样化，足以让其捐赠者深感欣慰。有人用此笔奖学金参加了当年的环地车赛（实验车竞赛），来自西费城一所贫民区高中的获奖者用电力之父所提供的4 300美元奖学金制造了一辆电力驱动汽车，赢得了比赛的梦想动力奖。富兰克林肯定会对其遗产这一微不足道却又极其妥善的使用深感骄傲。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