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十五章和平缔造者（巴黎，1778~1785 年）
全权公使
到了1778年夏，美国驻法使团中的三位代表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有一个主要负责人。根据富兰克林向国会的报告，这不仅是因为三个人难以就政策达成共识，他们连在一起共事都困难重重，甚至他们的仆人也互相吵架。此外，法国委派了一名驻美的全权公使，根据美法两国相关协议中的对等原则，美国也必须委派一名级别相当的代表。阿瑟·李毛遂自荐，并同他的兄弟们相勾结，试图获得这一职位，约翰·亚当斯则大度得多，向朋友表示富兰克林才是最佳人选，尽管对他的工作习惯和对法国的“软弱”态度仍不敢苟同。富兰克林没有公开地表示对此项任命的热情，却在1778年7月向国会强烈地表示，请“把我们分开”。
法国人帮富兰克林进行游说。他们向美国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富兰克林才是他们的选择。国会则顺水推舟，于当年9月以12∶1的票数选举富兰克林为驻法全权公使。当时唯一对此表示异议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的对手们对富兰克林及他的孙子坦普尔（被囚禁的前总督之子）的忠诚表示质疑。
然而战争和寒冬延迟了报信的美国船只的行程，因此这一任命的消息直至1779年2月才传至法国。消息传来，阿瑟·李出离愤怒，拒绝将手中的资料移交给富兰克林。至于亚当斯，其传记作者戴维·麦卡洛写道：“这一任命正是亚当斯推荐的结果，因此他比以往都更加痛苦。”亚当斯很快就离开了巴黎，至少暂时如此，开始了返回马萨诸塞州的旅程。
富兰克林当时正深受痛风的折磨，因此无法马上递交新国书。3月末，富兰克林才以驻法全权公使的身份拜见了法国国王和大臣们。为了顾及亚当斯的情绪，富兰克林竭力试图维护他们的关系。富兰克林给亚当斯写了一封礼貌而又有趣的信，在信中描述了凡尔赛宫会谈的场景，并抱怨说：“我的腿脚似乎无法承受这种劳累，差点又耽误了我一个星期。”亚当斯在回信中则保持一种同事的客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富兰克林对法国深深的忠诚，尽管他本人对于与法国走得太近持怀疑态度。“我对你以新身份在王室中受到的欢迎感到十分欣慰，”亚当斯回信道，“对于你认为法国对美国的好意是无可非议的观点，我也表示赞同。”
然而，当富兰克林和法国人决定将本打算用来送亚当斯回国的那条船，编入约翰·保罗·琼斯计划对英国作战的舰队中时，亚当斯那虚伪的淡然终于露陷了。富兰克林深知在南特港等待启程回国的亚当斯的心烦意乱，因此向其表示了歉意，甚至让权倾朝野的法国海军大臣安托万·德萨尔坦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解释原因。富兰克林还承诺，一旦时机允许，就派另一条船将他尽快送回美国，并安排新任法国公使与其同船前往。
亚当斯假意对此表示理解：“私人的便利与否不应凌驾于公务之上。有幸与法国新任大使同行足以弥补我无法及时返乡的遗憾。”亚当斯显示出了其少有的伪善，甚至“烦请”富兰克林“转达我对布里永夫人和爱尔维修夫人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女士的赞美”。
但随着在南特港耽搁太久，亚当斯变得越发尖刻。与琼斯共进晚餐之后，亚当斯竟称其是一个“古怪、反常”的人，他越来越怀疑是琼斯与富兰克林沆瀣一气给他回家制造障碍，并对此越发愤怒。“很明显我将要忍受种种屈辱，”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些人是在蔑视我，还是在惧怕我？”他不可避免地开始认为富兰克林动机不纯。自视甚高的亚当斯质疑富兰克林故意阻挠自己回国，是因为担心他会讲出“危险的真相”。“老魔术师担心我会在国会里发声？”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他的确有理由这么做，正如他经常听到的，我令那些坏蛋心惊胆战。”
然而富兰克林却心情极佳，对亚当斯的腹诽毫无察觉，他甚至继续在信中表达对亚当斯的善意和友好。“我一定留心转达你对那些品质高尚的夫人们的敬意。”富兰克林愉快地承诺。在亚当斯提出三个尖锐的要求后，富兰克林仍同意新安排的船只将直达波士顿，而不是先到对于法国大使来说更为便捷的费城。但这根本没什么用。亚当斯的脑子里已经装满了对富兰克林的不信任，而当来年亚当斯重返法国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受到影响。
就在亚当斯勉强压制自己的怒火时，阿瑟·李和他的兄弟们则在美国向富兰克林公开挑战。李写了一封信并将其广为流传，指责富兰克林“搞小阴谋”，“四处传播他们意见不合”。他还将自己与拉尔夫·伊泽德在年初所写的质疑富兰克林名誉的一系列谴责信让国会一一过目。
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给其写信，提醒他要注意这些阴谋诡计，但富兰克林却没有将李兄弟的这些愤恨放在心上。“我那巨大的名声，”富兰克林写道，“令这些不快的先生们心生怨恨。他们那愤怒、猜疑、妒忌和怨恨，阴暗而不安的强烈负面情绪，都是因我而起的。”
然而，当贝奇告诉他李和他那一伙人对坦普尔这个富兰克林宠爱的孙子大加攻伐时，富兰克林受到的伤害要严重得多。“伊泽德和李那伙人，”贝奇写道，“对你任命你的外孙担任私人秘书的事大加指责，他们认为其不值得信任，因为他父亲站在英国那边的。”随后，贝奇还暗示：“他们打算提议解除他的职位。”在另一封信中，萨莉透露说，理查德很担心是否要将反对坦普尔之事告诉富兰克林，因为他知道这会令其感到沮丧。
事实也的确如此。“就我看来，将一个宝贵的年轻人从沦为一名托利党人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善举。”富兰克林在给理查德的信中写道。随后，他对坦普尔可能被召回一事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我失去自己的儿子就已经够受的了，难道还要搭上我的孙子？我是一名70岁的老人，在国会的命令下，为了公益，就带着自己的孙子冒着寒冬远赴重洋。我现在仍在异乡。如果我病了，他的悉心照料将使我感到欣慰。而如果我死了，我身边得有个孩子帮我合上眼，料理我的后事。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还给萨莉写了一封信，再次表达了这些观点，并表示把坦普尔从他身边夺走这一设想极其残忍，但必将徒劳无功：“我坚信，无论那些懦夫或恶棍做出怎样的提议，明智、善良的国会都不会考虑以那样的方式对待我。”国会也的确力挺富兰克林，并没有将解除坦普尔职务一事认真地提上日程，坦普尔仍是美国代表团的秘书。
当时坦普尔19岁，仍是个淘气的青年，虽然工作努力，但除了他祖父之外很少人对其真心尊重。就在1779年夏天，围绕他的争论甚嚣尘上时，坦普尔决定奋发图强，与拉法耶特一道冒险，对英国本土发动突袭。
那个只比坦普尔大三岁的年轻法国将军刚从乔治·华盛顿将军的麾下回到法国。当时，美国革命陷入前途未卜的僵局之中。亨利·克林顿爵士率领的英军仍然占据纽约，但除了时不时出来骚扰一下，再无其他作为。因此拉法耶特一到巴黎，就提出对英国本土进行攻击这一大胆的计划，并就此与富兰克林和法国军方进行了探讨。“我很敬佩你思想的活跃，”富兰克林写道，“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海岸线肯定是缺乏防守且无力的。”但富兰克林承认自己对军事知之甚少，因此无法“指望其提出建议”。但他却鼓励拉法耶特：“历史上很多事例都证明，在战争中那些貌似不可能的想法最终都因为无人能够预知而变成了现实。”
拉法耶特急切地希望坦普尔能够站到他那一边。“在整个战役中我们都将待在一起，这是我的荣幸。”他给坦普尔写道。对于坦普尔这个花花公子来说，担心的则是他的级别、头衔、任务和制服。坦普尔希望能担任一名军官，而不仅仅是一名志愿兵。坦普尔还坚持要像军官一样佩戴肩章，尽管拉法耶特建议他不要如此。就在他们为这些问题不停争执时，对英国本土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被法国军方推迟了。
富兰克林承认自己很失望。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我本以为他（坦普尔）能从你那将名震天下的壮举中沾一点儿光。”而坦普尔为自己赢得名声的机会又一次胎死腹中。
进攻英国本土：暴躁的指挥官
对英国本土进行攻击这一计划中的一部分的确被付诸实践了，这也使富兰克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角色。早在拉法耶特构思这一计划时，富兰克林就告诉他计划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有一名审慎、勇敢的，并熟知英国海岸线情况的海军指挥官”。然而，最后他们却勉强选择了一个勇敢多于审慎的人，也就是富兰克林的熟人——约翰·保罗·琼斯。
约翰·保罗·琼斯原名约翰·保罗，父亲是苏格兰的一名园林设计师。他13岁就出海，在一艘运奴船上当大副，并很快担任了自己商船的船长。但琼斯这个人脾气暴躁，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因此激起下属的不满。担任船长之后不久，他就陷入麻烦中。琼斯鞭打了一名船员，后来这名船员死了。好不容易被无罪释放，他又拿剑刺死了另一名声称要造反的船员。因此琼斯就逃到了弗吉尼亚，改名为约翰·保罗·琼斯，并在美国革命之初，在由海盗和冒险家组成的鱼龙混杂的美国海军中谋得了一个军官的位置。到1778年，琼斯因在英国和苏格兰海岸线附近进行大胆的攻击为自己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有一次，琼斯准备绑架一个苏格兰伯爵。但不巧当时那个人去了巴斯，因此琼斯的手下就要求伯爵夫人交出所有的银器。可能是出于负罪感，琼斯决定从手下那儿买下所有的赃物并将其归还原主。他给伯爵写了一封辞藻华丽的信，表明了自己的用意。琼斯还抄了几份，在不同的朋友圈中传阅，其中就有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当时也负责对美国海军的私掠船进行监督。他试图帮助琼斯解决这个问题，却陷入了与愤怒的伯爵和困惑的伯爵夫人没完没了的书信往来之中，因此这批银器直至战争结束之后才最终物归原主。
富兰克林认为，如果这个脾气暴躁的船长在海峡群岛附近进行劫掠，就能多做点好事，或者可以少做些伤天害理之事。“泽西岛的私掠船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1778年5月富兰克林在给琼斯的信中写道，“有人告诉我，如果能获得你的相助，将使我们免受其害。”富兰克林还暗示这一建议来自“高层”，意指当时的法国海军大臣安托万·德萨尔坦。
然而琼斯并非那么容易上钩，他回信说自己的船“游击兵”号“太破、太慢”，因此需要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样他才能劝说自己的船员去执行更多的任务。但琼斯也知道如何取悦富兰克林，他给富兰克林寄去了一份作战日志的副本，而富兰克林读起来则如获至宝。因此，在没有获得美国使团其他成员或法方允许的前提下，富兰克林就任命琼斯为指挥官，负责一艘在阿姆斯特丹为美国新造的军舰。然而，当时仍试图保持中立且十分焦虑的荷兰人却破坏了这一计划，特别是当英国通过其间谍班克罗夫特得知此事并对荷兰施加了压力之后。
最终，1779年2月，富兰克林帮助琼斯获得了一个职位，担任“杜拉斯”号的舰长。“杜拉斯”号是一艘装有40门火炮的旧军舰。琼斯随后就将其重新命名为“博诺姆·理查德”号，以向其赞助人表示敬意。琼斯还十分激动地去帕西拜访了富兰克林及房东肖蒙，感谢他们为其提供资金和支持。其实，此次造访帕西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琼斯与肖蒙夫人有私情。
在帕西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看上去就像一出法国闹剧。肖蒙家园丁的妻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声称琼斯试图强暴她。富兰克林在随后给琼斯的信中暗示了此事，但琼斯却会错了意。他以为富兰克林所说的“你小心提及的那个秘密”是关于他早年曾杀死造反船员的事情。于是，他就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长信，痛苦地描述了自己的苦楚。
看到琼斯对那件事的详细描述，富兰克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又觉得有些好笑。富兰克林回信说自己从未听说过此事，并告诉琼斯所谓的“秘密”指的是园丁的妻子指控琼斯“试图强暴她”，时间是“你离开前的晚上7点”，地点则是在庄园的灌木丛中。那个妇人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恐怖场景：“有些细节我不适宜一一列出。”妇人的三个儿子发誓“一定要杀了你”。但琼斯不必为此担心：帕西的所有人都把此事当成天大的笑话，从未当真。富兰克林写道，“这件事有些好笑”，“那个老妇人粗鲁、鄙俗、肮脏、丑陋，可以算得上是极品了”。而对琼斯的品味十分了解的肖蒙夫人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声称“此事使我们深刻地了解了欲望的力量和美国人的勇气”。
富兰克林向琼斯保证，所有人都认为这肯定是弄错了。在狂欢节上，曾经有一个女孩穿上琼斯的制服，打扮成他的样子。因此，他们认为这其实是那名女孩和园丁的妻子开的一个玩笑。但如果说园丁的妻子这样容易就被作弄了，即使傍晚将至、天色昏暗，也实在是不合情理。甚至连他们的朋友博马舍都试图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加上一幕换装强奸的戏。但这个解释却足够了，在随后的信中他们并未再提起此事。
此事正发生在富兰克林帮助策划在琼斯和拉法耶特的带领下，对英国发动攻击之时。当时琼斯和拉法耶特都在帕西，两人在富兰克林焦虑的注视下，花了数小时谨慎地打量对方。这两个人都很自负，很快就因为大大小小的事争执起来，从到底谁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到他们的人应不应该同桌吃饭。富兰克林试图以其最擅长的、间接的方式安抚琼斯。“陆、海协同作战经常因指挥官之间的妒忌和误解而流产。”富兰克林指出。随后，他又言不由衷地表示：“据我对你们个人以及对你们在此种情况下思考方式的了解，我确信你们之间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但富兰克林却明确表示了对琼斯脾气的担心，这也的确可以理解。富兰克林表示，琼斯必须要“冷静、审慎行事”，并且谨记拉法耶特的级别要比他高，而此事也将成为“在需与他人协调合作的情况下，对（你的）能力和脾气秉性的一次考验”。
在给琼斯的正式指令中，富兰克林甚至明确命令其要保持克制，特别是鉴于他的手下曾抢掠过那位苏格兰伯爵的银器：“尽管英国人曾肆无忌惮地烧毁美国很多全无防备的城镇，但你切不可效仿其行事，除非合理的赎金要求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慷慨以及这一指导将使你时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初衷。因此首先疏散那些病人、老人，以及妇女和儿童。”琼斯则回信说：“你开明、高尚的指导将会使胆小者勇敢起来。”
在拉法耶特对英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被抛弃之后，富兰克林和法国人决定由琼斯单独对英国发动海上进攻。1779年9月，琼斯行动了。结果就发生了“博诺姆·理查德”号与装备更为精良的“塞拉皮斯”号之间的那场传说中的海战。在一阵猛攻之后，当英国军舰舰长要求琼斯投降时，琼斯的回答却是（至少根据传说是如此）：“我还没开始打呢！”正如琼斯在给富兰克林的对此次战斗生动、详尽的描述中所言：“我以最坚决的否定回答了他。”
琼斯让“博诺姆·理查德”号紧紧咬住了“塞拉皮斯”号，他的手下则爬上桅杆朝敌船的军火仓投掷手榴弹。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琼斯手下的300人中有一半或死或伤，但最终成功地在“博诺姆·理查德”号沉没之前控制了“塞拉皮斯”号。“当时的场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仁慈不得不被放在一旁，我们只能感慨为什么战争会产生如此致命的后果。”
富兰克林对琼斯的成功深感自豪，甚至和他成了密友。“巴黎和凡尔赛几乎都在谈论你在可怕的战斗中那冷静的指挥，以及你表现出来的勇敢。”富兰克林回信道。他还帮助急于获得社会认同的琼斯加入共济会的“九姐妹会所”，并陪伴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去凡尔赛觐见了法国国王。富兰克林也陷入琼斯与叛逆的下属皮埃尔·朗代之间旷日持久、言语尖刻的争论中。皮埃尔·朗代是“联盟”号的舰长，本应是琼斯舰队的一员。但在与“塞拉皮斯”号的海战中，“联盟”号不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对“博诺姆·理查德”号开炮。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富兰克林与琼斯一直与阿瑟·李支持下的朗代就“联盟”号的舰长之职展开争夺。当朗代最终霸占了“联盟”号并离去之后，身处重围之中的富兰克林决定最好让别人来处理此事，而他自己在法国还有其他事要做。
宫廷之友
约翰·亚当斯离开巴黎，对富兰克林和法国王室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只可惜好景不长。当富兰克林被任命为美国唯一的驻法公使时，亚当斯带着更为尖酸刻薄的心情离开了法国，但他在美国只待了几个月，国会就决定将其派回法国。亚当斯的这次使命是待时机成熟之时，与英国进行和谈。但实际上当时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亚当斯便插手富兰克林负责的相关事务。
这彻底惹恼了法国外长韦尔热纳。当亚当斯于1780年2月抵达巴黎时，就建议将其与英国人进行会谈的权力公之于众，韦尔热纳则援引美国答应过法国不单独行动的承诺否决了亚当斯的建议。韦尔热纳认为亚当斯待在法国无所事事，并严厉地教导他说：“首要的是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防止你出使的目标为英国王室所得知。”
富兰克林也十分恼火。亚当斯的归来不仅打乱了他精心维护的与法国王室的关系，还令其想起了长久以来亚当斯和李等人在国会对其名誉进行的攻击。以沉思的笔触，富兰克林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对华盛顿的声望予以肯定，实则清楚地反映出他对自己声望的担忧。“我肯定很快就下台（去世）了。”富兰克林以一种难得的自省写道。富兰克林这样说并不是指其在法国的职位，而是指他的生命。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华盛顿在法国极大的声望，“并没有被其同胞和同代人的羡慕和妒忌遮蔽了光辉”。实际上他所试图安慰的并不仅仅是华盛顿，也包括他自己——历史总是忽略“这些卑躬屈膝之徒所发出的微弱之声”。
更具体的是，富兰克林试图向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向历史）解释，为什么是亚当斯而不是他自己将肩负与英国进行和谈的重任。就在亚当斯刚到法国的时候，富兰克林就给自己的老友，英国国会议员戴维·哈特利写了一封信。他之前曾与哈特利讨论过交换战俘和进行试探性和谈的问题。哈特利提出英国与美国之间休战10年。富兰克林则回答说，他“个人认为”休战也许有用，但“我和你目前都没有被授权”就此类事项进行协商。而现在亚当斯被授予了这样的权限，富兰克林对国会的选择则有自己的解释：“一旦开始和谈，如果国会委托他人而不是我来进行此事，正如传闻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了我认为‘战争无益处，和平总无害’的观点，从而以为我会为了获取和平而轻易地被对方误导并做出对美国不利的妥协。”
富兰克林的确经常表达“战争无益处，和平总无害”的观点，甚至在美国革命结束之后，还经常向很多朋友念叨。这一句话有时被视作一个反战口号，并被用以证明富兰克林是一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富兰克林的一生中，当他认为战争是合理选择时，便会对其表示支持。富兰克林曾帮助建立了费城民团，为与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募集供给而奔波。尽管最初曾试图避免美国革命的爆发，但当他最终意识到独立不可避免时，便成了其坚定的支持者。富兰克林信中的观点是写给哈特利的，也是写给历史的。他试图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被国会选作和谈代表。而也许更有趣的是，富兰克林想让他在英国的朋友知道，一旦和谈开始，他将发挥比亚当斯更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比他大部分的美国同僚更狂热地致力于美法同盟。这导致了当亚当斯在1780年年初回到法国之后，富兰克林与其产生了公开分歧。之前，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关于个性和工作风格的，但现在却是关于政策的：美国是否应该对法国表示感激、拥护和忠诚？
在美国革命初期，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某种程度上都持有一种孤立主义或例外主义的观点，这也是贯穿美国历史的主线之一：美国不应该乞求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而当其与他国结盟时，则应该含糊其辞、小心谨慎。甚至在1777年与其所热爱的法国开始接触之后，富兰克林仍重申了这一原则。“我从未改变过我曾在国会上表达的观点，一个新的国家必须要保持纯洁的品格，而不应该追求联盟。”他向阿瑟·李保证道。在与法国商谈美法联盟的过程中，富兰克林成功地坚持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不肯赋予法国对美国的贸易垄断地位。
然而当1778年年初签定条约之后，富兰克林却变成了一个信仰感激和忠诚的人。正如外交史专家杰拉尔德·施图尔茨所言，富兰克林“赞美法国在谈判中显示出的雅量和慷慨的举动，甚至有点儿可笑”。在富兰克林看来，美国对法国的忠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上的。他不仅仅是从商业利益和欧洲均势的冷酷算计出发，而是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解释。“这是一个慷慨的国家，喜欢荣耀，尤其喜欢保护受压迫者，”富兰克林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法国，“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获得成功，他们的商业将会占据有利位置，那就是他们帮助我们的好处，就好像说‘帮助我们吧，我们不欠你们的’一样。这样不谨慎、不合适的语言实际上有时正出自我们在法国的某些人之口，那不会产生任何好效果。”
而相比之下，亚当斯则更像是一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法国支持美国是其国家利益使然——削弱英国，并在与美国的贸易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条约的任何一方都不必因此感到亏欠。亚当斯还颇有远见地预测，法国对美国的帮助是有限度的：它希望这个新生的国家能够与英国决裂，但又不能强大到不需要法国支持的地步。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王室过于顺从了。在其1780年回到美国之后，曾强烈地提出这一个观点。亚当斯在当年4月给国会的信中写道：“在表达我们的观点，以及对任何国家的慷慨和雅量的感谢时，我们应谨慎地把握其中的分寸。”
不出意料，韦尔热纳热切地希望只和富兰克林打交道。到1780年7月末，韦尔热纳已经同亚当斯通了很多气氛紧张的信，他已经受够了，无论话题是关于美国货币改革还是法国海军的部署。他认为有必要给亚当斯写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无论是从正式的外交角度还是非外交角度出发。韦尔热纳代表路易十六宣布：“法国国王陛下无须你帮助他注意美国的利益所在。”换句话说，法国不会再和亚当斯打交道了。
韦尔热纳向富兰克林通知了这一决定，并给他发去其与亚当斯之间所有信件的副本，请求富兰克林“将其完整地呈给国会”。在回信中，富兰克林对韦尔热纳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对亚当斯的不满，但实际上此举非常危险。“造成这样的不快完全是因为其个人的轻率之举，并非是任何指令使然，”富兰克林接下来还明确地撇清了自己与亚当斯之间的关系，“他从不和我多说关于其在欧洲的事务，我从他那儿了解的和从报纸上了解的一样多。”最后，富兰克林承诺将把韦尔热纳所提供的亚当斯那些冒犯的信件呈给国会。
尽管富兰克林可以，或本应将这些信寄回国，不必加上任何评论，但他却抓住这个机会给国会写了一封信，（“不情愿地”）详细地描述了自己与亚当斯之间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风格的不同。亚当斯直言不讳地维护美国的利益，而富兰克林的方式则更为委婉，更富外交魅力。但他们之间的分歧还在于两人的哲学思想南辕北辙。亚当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而富兰克林则认为还需要包括理想主义的元素，既要有道德的责任也要有国际利益。正如富兰克林在信中所言：
亚当斯先生……认为，正如其亲口对我说过，美国对法国的感谢表示得太过随意了。法国欠我们的远比我们欠他们的多。我们在向其提出申请时，一定要展示我们的精神。我认为他错了，必须要体面、得体地对待法国王室。我认为，法国这位年轻有德的君主乐于回忆其援助一个受压迫民族所展示出的慷慨仁慈，认为此举是其统治下的荣耀之一。我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致谢增加他的快乐，表达对他的感激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英国人还没准备好和他接触，法国人又不愿意和他打交道，亚当斯只好愤恨地再次离开巴黎。富兰克林也再一次试图不让他们之间的分歧变成私人恩怨。随后，亚当斯远赴荷兰，试图劝说荷兰向美国提供一笔贷款。富兰克林则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对此项工作的困难表示同情。富兰克林说道：“在从宫廷到另一个宫廷祈求金钱和友谊的过程中，我曾一次次被羞辱。”而在随后的一封抱怨法国对其的要求迟迟没有回复的信中，富兰克林嘲讽地写道：“然而，我有上帝赐予的两个美德——信仰与希望。但我的信仰正如耶稣的门徒所言，没有任何实证。”富兰克林还说，如果他们共同的努力都失败了，“我已经做好了中止、逃跑或和你一起进监狱的准备，只要能令上帝高兴”。
1780年年末，美国需要更多财政援助的愿望变得格外强烈。年初，英军指挥官亨利·克林顿在康沃利斯将军的协助下从纽约顺流南下，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发动了进攻。克林顿返回纽约后，康沃利斯在此建立起一个英军指挥部。同样是该年夏天，忧心忡忡的美军将领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向英军投降，成了臭名昭著的叛徒。同年10月，华盛顿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使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讲和，要么从我们的盟友那儿获得更多的援助，特别是金钱。”
因此，富兰克林于1781年2月向韦尔热纳提交的申请可谓是竭尽全力，从私人感情谈到理想主义，再到国家利益。“我已经71岁了，”富兰克林写道，并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差，可能很快就要退休了，“当前的事态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国会就会失去其影响力，新政府就会流产，英国就将恢复对美国的统治。富兰克林警告说，这将打破权力的制衡，“使英国变成欧洲的噩梦，英国人将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其天生的傲慢”。
富兰克林所要求的数额颇为惊人—2 500万里弗尔。最后，法国人同意提供600万里弗尔的援助，这对富兰克林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也足以保留美国希望的火种。
然而，富兰克林却十分伤心。在国内，他的敌人们一如既往地心怀恶意。“只有召回富兰克林博士才能从政治上拯救美国。”拉尔夫·伊泽德在给理查德·李的信中写道。甚至连韦尔热纳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国会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疑问。“尽管我十分尊敬富兰克林先生，”韦尔热纳在给费城的法国公使的信中写道，“我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年龄和对和平的热爱可能会产生一种与其负责的事务不相容的冷漠。”伊泽德甚至在李兄弟一方的支持下发起了一次关于召回富兰克林的表决。尽管富兰克林轻松胜出，但国会仍决定派出一名特使负责处理未来的财政支付事宜。
因此，在1781年3月，当富兰克林得知法国将提供新贷款的消息之后，他告诉国会自己已经做好了辞职的准备。“我已经75岁了，”富兰克林写道，并表示自己深受痛风的折磨，身体也越发虚弱，“我不知道我的脑力是否已经衰退了，可能我是最后一个注意到这一点之人。”在致力于公益50年之后，富兰克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荣誉，以满足于任何恰当的雄心壮志。我别无所求，只想好好地休息，希望国会能答应这个要求”。
富兰克林还提出了一个私人请求：希望代表们能够给他的孙子坦普尔提供一份工作，因为他放弃了学习法律的机会而在巴黎为国尽忠：“如果他们认为坦普尔可以担任一个驻欧洲王室的公使助理之职，我认为他们将会为其工作表现感到满意，而我本人也将对此深感谢意，并将其视为对我本人的关切。”
和平代表
国会拒绝了富兰克林辞职的要求。此外，还传来了一个喜讯。富兰克林不仅继续担任驻法公使之职，还被委任了另一项职务：一旦战争趋于尾声，他将作为5名代表之一与英国进行和谈。其余4人是约翰·亚当斯（最初被选为唯一的谈判代表，当时仍在荷兰）、托马斯·杰斐逊（再次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主兼商人亨利·劳伦斯（在海上被英军俘获，被囚禁于伦敦塔中）和纽约的商人约翰·杰伊。
富兰克林的当选充满了争议，一定程度上是韦尔热纳施压的结果。尽管对富兰克林的精力持怀疑态度，但法国外交大臣仍指示其在费城的公使以他的名义进行游说，并告诉国会富兰克林的行为举止“既热心爱国又明智谨慎”。富兰克林还要求国会规定新的代表团未经法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国会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明确指示相关代表“就所有议题与我们慷慨的盟友、法国国王陛下的大臣们进行最推心置腹的交流，未经他们的同意，不得在和平或停战谈判中采取任何行动”。
亚当斯对如此遵从法国的意愿十分震惊，称国会的指示是“可耻的”。杰伊对其表示赞同，宣称美国“投入法国国王的怀抱”，“既不会有益于声望也不会获得利益”。然而，富兰克林却对要求服从法国的指示十分高兴。他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我多次感受到法国国王陛下对我们的善意和那位正直能干的大臣（韦尔热纳）的真诚，我对此很有信心，它必将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令其富兰克林振奋的还有一个个人的胜利。尽管很多朋友（甚至包括赛拉斯·迪恩）反对，富兰克林仍成功地使坦普尔担任了新任代表团秘书一职。坦普尔的新职务以及他本人辞职的请求被驳回，使其又恢复了活力。“我将此次留任看作一个荣誉，”富兰克林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甚至认为它比我第一个职务还重要，鉴于我对手们的所有利益……都不足以阻碍它的达成。”
富兰克林甚至给那位对英和谈大权被新任使团削弱的亚当斯写了一封友善的信。他告诉亚当斯，他们的任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誉，随后又嘲讽地抱怨，无论他们取得怎样的成就都会为人所诟病。“我从未听说任何一个和平协议，即使是最占优势的和平协议，没有被人质疑过不够好，”富兰克林说道，“我希望上帝保佑这些调解人能在另一个世界为人所理解，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他们经常被诅咒。”
作为实力与外交关系方面的大师，富兰克林深知如果不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就不会在谈判桌上有主动权。只有在1777年美国赢得了萨拉托加大捷之后，富兰克林才能与法国讨论法美联盟的问题。而也只有美国及其法国盟友赢得一个更为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富兰克林才能与英国人探讨一个恰当的和平方案。
1781年10月，这个问题解决了。英国将军康沃利斯伯爵从查尔斯顿向北出发，希望与华盛顿将军决战，并占领弗吉尼亚的约克城。法国的支持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拉法耶特迂回到康沃利斯南侧，切断了英军退路。一支法国舰队封锁了切萨皮克港，阻止其从海上逃窜。法国大炮也从罗得岛运抵战场。9 000名法国士兵与11 000名美国士兵会和，统一接受华盛顿将军的号令。由美军和法军分别组成的两支400人的部队，对英军展开夜以继日的协同进攻与轰炸。甚至当10月17日康沃利斯派出一名鼓手来表示其投降的诚意时，美军和法军过了好一阵子才注意到他。此时距萨拉托加之战已经过去了4年多，距列克星顿和康科德之战也已是6年半之久。11月19日，韦尔热纳得知美法联盟胜利的消息后将其转告给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命自己位于帕西的印刷所立即开印，第二天一早便四处发放。
尽管战争看起来似乎已经结束，富兰克林仍十分谨慎。除非现任大臣辞职，英国仍有可能重燃战火。“我记得当我还是个拳击少年时，即使对手表示认输后，当时的规则仍允许给其一记上勾拳，”富兰克林在给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写道，“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782年3月，诺斯勋爵的内阁最终垮台，罗金厄姆勋爵上台执政。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和谈可以开始了。当时，富兰克林是5个美国代表中唯一身在巴黎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实际上是独自处理相关和谈事务，直至后来杰伊和亚当斯先后抵达巴黎。当时，富兰克林面临两个复杂的问题：
美国已经承诺与法国及其盟友在外交上协调行事，而不是单独与伦敦方面进行谈判。但英国希望与美国直接谈判，达成一个双边的和解。富兰克林一开始将在表面上坚持与法国协调的原则，但实际上他还要安排与英国进行私人的直接和谈。
罗金厄姆内阁中有两个对立的大臣——外务大臣查尔斯·福克斯和殖民地事务大臣谢尔本伯爵，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到巴黎进行和谈。富兰克林必须设法确保他更青睐的且更容易受其影响的谢尔本的代表得到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授权。
谈判伊始：权力制衡的狡猾游戏
“大事有时出现在小环境中。”当1782年和谈开始后，富兰克林在日记中写道。借此，富兰克林就有机会和他老情人布里永夫人以及一个名叫乔姆利的英国勋爵会面了。乔姆利是谢尔本的朋友，布里永夫人派他到帕西拜访富兰克林。而富兰克林则通过他表示了对新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问候。早在1766年，富兰克林就与谢尔本相识，并对他很有好感。当时，富兰克林正为自己在美国西部获得一大片土地而进行游说，并时不时地去拜访谢尔本位于威尔特郡的庄园。爱尔维修夫人也在其中起到了一点儿作用：谢尔本刚给她送来一些醋栗树，富兰克林则在给谢尔本的信中礼貌地提到这些灌木被“非常有序”地运到了目的地。
谢尔本的回应则是委派理查德·奥斯瓦德与富兰克林开始进行协商。奥斯瓦德以前是伦敦的一名商人，还贩卖过奴隶，曾经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他有一只眼睛失明了。4月15日，奥斯瓦德抵达法国，之后就马上开始劝说富兰克林，如果美国甩开法国单独与英国谈判，进展将会更快，结果也将会更好。然而富兰克林不为所动，他在信中写道：“我告诉他，美国不会背叛法国，而将与其协调行动。”第二天富兰克林还带着奥斯瓦德去凡尔赛与韦尔热纳进行了会面。韦尔热纳提议相关各方在巴黎举行一个总体的和平会议，就相关事项进行协商。
在从凡尔赛回来的路上，奥斯瓦德再次提议美英单独媾和。他表示，一旦通过协商解决了美国独立的问题，那么仅剩的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争端（包括直布罗陀的归属问题）对美国来说也就无所谓了。奥斯瓦德还暗示：一旦法国参与和谈并提出过多的要求，英国将不惜停止偿还国债以继续进行战争。
富兰克林则尖锐地回应道，美国独立的问题在1776年就早有定论。英国必须无条件承认，而不是所谓的再就其进行协商。至于不惜违约停止偿还国债而继续进行战争，富兰克林则没有答复。“我并不打算劝阻他们不要停止偿还国债，但如果他们这么做，无疑是在自杀，”富兰克林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威胁对我而言实则是极大的鼓励，令我想起了那句俗语——色厉内荏。”
富兰克林则建议英国应该考虑对美国进行赔偿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因英国招募印第安人对美作战而“遭受投机和战争损失之人”。“没什么能比这更容易促使协议的达成了。”富兰克林说道，而且这将会使英国所需要和所希望的商业得以复兴。
富兰克林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赔偿计划：英国应该放弃对加拿大的控制。英国从与加拿大进行皮毛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与其在加拿大的防务费用相比少得可怜。而如果英美达成和解，其和英国恢复与美国贸易的获利相比，更是九牛一毛。此外，出售加拿大部分土地所获得的钱，还可以用来补偿那些房屋被英军烧毁的爱国者和那些财产被美国人没收的保皇党人。
富兰克林正躲在法国人的背后，玩一个狡猾的权力制衡游戏。他深知法国人虽然对英国怀有敌意，但并不希望英国将加拿大拱手让给美国。那样会使美国的边界更为安全，并缓解美英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也就降低了。而如果英国继续占领加拿大，富兰克林向奥斯瓦德解释道，将“迫使我们发展并加强与法国的联盟”。在其给韦尔热纳的关于与奥斯瓦德会谈的报告中，富兰克林对自己建议英国放弃加拿大只字未提。尽管富兰克林仍将与法国亲密合作，但这却显示出一旦时机成熟，富兰克林将愿意抛开法国单独行事。
与以往一样，富兰克林宣读了其事先准备的要点，奥斯瓦德则“恳求”富兰克林能让他将其带回，供谢尔本过目。犹豫再三之后，富兰克林同意了。对于富兰克林的信任，奥斯瓦德十分高兴。富兰克林则认为奥斯瓦德十分理智、真诚。“当分开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比好朋友还要密切。”富兰克林写道。
对于将谈话内容给了奥斯瓦德，富兰克林略显担心：其中提到要补偿那些被没收了财产的保皇党人。于是他就在帕西的私人印刷所印了一份所谓的波士顿的报纸，在其中详细描写了英国对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所犯下的暴行，并将其送给亚当斯和其他人传阅。富兰克林此举的目的是强调其并不对保皇党人表示同情，应该得到赔偿的是美国人。这份假报纸做得十分聪明、可信，描述塞尼卡印第安人把几箱美国人的头皮送给了英国，还伪造了一封约翰·保罗·琼斯的来信。为了让其更加可信，富兰克林还在上面编了几则小广告，说南波士顿有一幢新砖房出售，以及在塞伦有一匹母马走失。
对于韦尔热纳提议的召开由各方参与的和平会议，英国政府表示同意。但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派出一名新的代表，这个人代表的是英国外国大臣查尔斯·福克斯而不是殖民地事务大臣谢尔本。这个新代表的名字并不吉利——托马斯·格仑维尔，他是对北美殖民地持敌视态度，在1765年推行《印花税法案》的格仑维尔之子。但一直以来对美国持同情态度的福克斯则向富兰克林保证，年仅27岁的小格仑维尔值得信任。“我知道你心胸开阔，所以并不担心你会对格仑维尔这个名字有偏见，从而使你对其品德和思想的种种优点视而不见，或对其渴望和平的真诚持怀疑态度。”
当格仑维尔在5月初抵法国时，富兰克林马上带着他去了凡尔赛。在凡尔赛，格仑维尔犯了一个错误。他向韦尔热纳建议，如果“英国让美国独立”，法国应该向英国归还其所占领的加勒比地区的岛屿，这样，和平很快就能达成了。
韦尔热纳意味深长地一笑，对这个外交新手发起了反击，并对其提出的所谓让美国独立的条件嗤之以鼻。他说：“美国并不是向你们请求独立。富兰克林先生就在那儿，他将回答你这个问题。”
富兰克林则说道：“很明显，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就这样一个我们已有的，而且是用很多鲜血和财产换来的东西和你们进行谈判。”
同奥斯瓦德一样，格仑维尔希望劝说富兰克林与英国进行单独的和谈，而不是将法国也牵涉其中。为此，几天后，格仑维尔去帕西拜访了富兰克林，并警告说法国“可能会坚持”那些与美法联盟条约无关的条件。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就没有必要坚持条约，“为他人做嫁衣，继续这场战争了。”
富兰克林的回应也和对奥瓦尔德的一样，拒绝让步。富兰克林写道：“我更愿意谈论受益、责任与感激这样的话题。”那些希望摆脱义务的人经常“巧妙地寻找一些理由和借口”，但美国不会如此。如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处借了钱，即使还清了，他仍然欠另外一个人的人情：“他只是还清了金钱上的债，但人情债还在。”
格仑维尔则认为这夸大了“感激”的定义，因为法国实际上才是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获利的一方。富兰克林则坚持认为他能够强烈地感到法国对美国“慷慨、高尚”的支持，因此“我不能允许自己考虑减少对法国义务的建议”。
格仑维尔还试图隐瞒他只得到了与法国谈判而非与美国直接谈判这一授权的真相，这就意味着英国尚未承认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而令富兰克林更为恼火。在6月初，富兰克林直接就这点与格仑维尔进行了对质。为什么委托书中没有授权与美国直接谈判？富兰克林诘问道。如富兰克林第二天报告给亚当斯的：“他的解释无法令我满意，只说他认为可能是照搬了上次的委托书，所以将此点忽略了。”富兰克林坚持格仑维尔要拿到新的委托书，他们才能开始谈判。富兰克林深知，这不仅仅是条文表述上的细小差别。他坚持要将英国接受美国独立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富兰克林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英国国王不愿意走出这一步，因为授予这样的委托书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我们的独立。”
富兰克林的确愿意与法国协调行事，却并不赞同英国坚持让法国来代表美国进行谈判的观点。对此，韦尔热纳表示赞同：“他们试图将我们视为你们的代表，但法国国王陛下不会赞同这一点。他认为这样有损美国的尊严。只有你们才能代表你们自己。”他还补充道，法国唯一的要求就是“所有条约必须同时进行，并在同一天签署”。
韦尔热纳在有意无意之间默许了富兰克林可以与英国单独进行谈判。由于英国非常渴望与美国单独谈判，且当时有两名英国特使在法国，富兰克林就拥有了更多的筹码。因此，当6月初格仑维尔再次来到帕西要求与美国直接谈判时，富兰克林决定“回避这一话题”，而不是直接表示拒绝。
格仑维尔问道：“如果西班牙、荷兰甚至法国都坚持不合理的条款，美国难道还有必要陷入一场只对其他国家有利的战争中吗？”
富兰克林的回答是：“现在还没有必要探讨这样的情况。”“如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富兰克林暗示道，“到时再考虑我们的义务也不迟。”
格仑维尔非常急于同美国直接开始和谈，因此自信地告诉富兰克林，他已经“被告知承认美国的独立，以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奥斯瓦德也希望可以马上开始同英国进行直接谈判，两天之后，他来到帕西向富兰克林暗示，如果富兰克林愿意，他可以担任英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奥斯瓦德有点儿避重就轻，他坚持自己并不是想取代格仑维尔，因为自己已经老了，不再需要名誉那些身外之物。但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倒是乐于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可以在两个急于实现目标的人之间左右逢源。
奥斯瓦德要比格仑维尔更老于世故，也表现得更渴望和更具威胁性。他坦承英国现在“十分需要”和平：“我们的敌人现在可能正在对我们做他们乐于做的事，球在他们的脚底下。”另一方面，英国国内有一部分人对近来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对法国海军所取得的一场大胜“有点儿过于乐观”。如果他和富兰克林不能及时开始和谈的话，可能主战派就要占据上风。奥斯瓦德警告说，他们甚至已经开始认真探讨停止偿还1 000英磅以上面额的国债以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不会激起太多的民愤。
富兰克林写道，他将这视为“一种威胁”。然而奥斯瓦德却懂得如何通过恭维安抚富兰克林。“他不断地表达英国大臣们对我极大的尊重，”富兰克林写道，“他们指望我把这个国家从现在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也许他手中没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了。”
奥斯瓦德甚至还表面上对富兰克林所提出的条约内容表示支持，以讨得富兰克林的欢心。富兰克林反对补偿在战争中资产被充公的保皇党人，因为他担心这可能会诱使美国要求英国对所有被其焚毁的美国城镇进行补偿。对此，奥斯瓦德表示他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并赞同富兰克林希望英国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国的观点。这看起来就好像他正在与格仑维尔竞争担任英国和谈代表，希望得到富兰克林的推荐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给富兰克林展示了谢尔本所写的一本记事簿，其中表示如果富兰克林愿意，谢尔本愿意授权奥斯瓦德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特别谈判代表。谢尔本写道，他愿意赋予奥斯瓦德任何权力，“只要富兰克林博士和奥斯瓦德认为有助于美国和英国之间问题的最终解决。”谢尔本的记事簿里还写道，美国与英国和解的方式“将与一直互相为敌的大不列颠和法国和解的方式截然不同”。
奥斯瓦德含含糊糊地表示格仑维尔是“一位非常理智的年轻绅士”，他非常愿意让其进行与法美之间的和谈。但是，如果富兰克林认为奥斯瓦德直接与美国人进行谈判“有用”的话，他“非常乐于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富兰克林愉快地接受了。他写道，奥斯瓦德“对美国的了解”，意味着他可以比格仑维尔更好地“劝说那些大臣接受美国的条件”。富兰克林问奥斯瓦德，他是比较喜欢和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协商，还是单独和美国进行谈判。毫无疑问，奥斯瓦德的答案是后者。富兰克林写道：“他说他不愿牵涉其他国家。如果他接受了什么任命，那肯定是和美国进行谈判。”富兰克林便同意秘密致信给谢尔本，推荐奥斯瓦德作为与美国单独和谈的代表。
富兰克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奥斯瓦德的好感——奥斯瓦德年纪和他相仿，更年轻的格仑维尔则不太能引起他的兴趣。格仑维尔曾向伦敦《晚邮报》透露其与富兰克林一次会面的内容，而且没有实话实说，这令富兰克林十分恼火。“奥斯瓦德先生是一位长者，看起来似乎现在已别无所求，只是想做点好事，”富兰克林写道，“格仑维尔先生比较年轻，因此很自然地希望获得声望，成了一名能干的谈判代表。”富兰克林自己在76岁仍然雄心不已，当时他认为年纪能使人平和。
尽管富兰克林做足了坚持法国必须参加所有谈判的姿态，但他已经开始认为通过单独、隐秘的渠道与英国进行谈判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6月中旬，就在其与奥斯瓦德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一周后，当富兰克林到凡尔赛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和韦尔热纳坦诚交流。“我们谈到英国所有意欲分离我们的企图，以及应该有远见卓识，团结在一起，协调应对。”富兰克林写道。但这次，富兰克林隐瞒了一些信息。他并没有告诉韦尔热纳关于奥斯瓦德与其单独谈判的提议，也没有提及他建议英国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国。
即使对国会，富兰克林也没有实话实说。国会曾在征得富兰克林的同意后，要求所有和谈代表在没有知会法国或得到法国支持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在6月下旬给新任国务卿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信中，富兰克林报告说英国派出了两个使节——奥斯瓦德和格仑维尔。他声称自己拒绝了他们分离美国和法国的企图：“他们最初希望能够与交战方一个接一个地分别谈判。但几经交涉之后，他们发现这一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该和所有交战方统一谈判，以实现全面和平。”然而第二天，富兰克林就在一封表面上是写给奥斯瓦德，实则意在让谢尔本了解自己立场的信中，重申了自己希望单独与英国进行谈判的立场：“我只希望你被授权与美国就条约进行协商。”
英国同样也在密谋。除了与法国进行正式的谈判外，它还秘密地向美国国会派出特使，希望劝说会议代表接受美国作为英国的一个自治地，即美国可以拥有自己的议会，但必须要忠于英国国王。富兰克林得知此事之后，给利文斯顿写了另外一封信，要求他们坚决抵制。“英国国王最害怕我们团结一致。”富兰克林说。如果英国国王被允许对美国“拥有丝毫的权力或进行任何的统治，他很快就会通过腐败、阴谋和武力将其拓展开来，直到我们完全沦为他的子民”。
富兰克林的和平计划：独立战争结束
7月初，罗金厄姆勋爵去世，使谈判的局势变得越发简单。谢尔本接任首相，福克斯辞去外务大臣之职，格仑维尔被召回。对于富兰克林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向奥斯瓦德提交了一份在7月10日写成的非正式但很严谨的和平建议。
富兰克林的建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必要”条款和“建议”条款。“必要”条款包括4项：美国的独立是“充分、完全的”，英国从美国撤出所有军队，确认边界以及拥有在加拿大沿海的捕鱼权。“建议”条款也包括4项：对美国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赔偿，承认英国有罪，签署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国。
奥斯瓦德马上将所有细节报告给谢尔本，但富兰克林则对这些建议保密，没有将其记录下来。他也没有就其向奥斯瓦德提交的建议与韦尔热纳进行协商，甚至没有让其知晓此事。
这样，富兰克林以明晰的远见卓识和些许阴谋诡计，为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后和谈搭起了舞台。谢尔本收到报告之后，马上告诉奥斯瓦德这个建议是“富兰克林博士诚意的明证”。谢尔本表示，英国愿意确认美国的独立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此点“明确无疑，因此可以避免未来英美对抗的危险”。他还认为如果美国放弃“建议”条款，“只保留所谓的‘必要’条款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便确信合约“可以很快达成”。尽管最终协议的达成还要耗时几个月，但发生的这些事都是很重要的。
然而，富兰克林那“残忍的痛风”和肾结石发作，使其在8月和9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能正常活动，因此谈判被搁置。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抵达巴黎的约翰·杰伊取代富兰克林担任了首席谈判代表。这个强硬的纽约人对委任奥斯瓦德的表述持有异议，英国只授权奥斯瓦德与“所谓的殖民地”进行谈判，这并不比格仑维尔的授权强多少。因此，他要求奥斯瓦德首先要得到一份明确的授权，承认在与一个独立的国家打交道，然后才能谈判。
当杰伊和富兰克林一道拜访韦尔热纳时，这位法国外务大臣建议不必坚持奥斯瓦德的委托书中必须明确美国的主权。富兰克林同样也认为奥斯瓦德的委托书中只是“最好”包括这样的内容。他对韦尔热纳默许英国与美国之间单独进行和谈兴奋不已，并将其视为显示法国“仁慈好意”的宽宏大量、支持的表示。
但杰伊却认为这是阴险之举，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更加正确。他认为韦尔热纳不希望英国在没有与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各方达成一个总体和平协议之前就承认美国的独立地位。杰伊向国会报告，“法国王室选择拖延英国承认我们独立的进程，以确保我们一直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直至法国和西班牙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我必须报告，富兰克林博士对此与我观点各异。”
在当天晚上从凡尔赛返回帕西的路上，杰伊对法国动机的怀疑导致其与富兰克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杰伊告诉富兰克林，他对于韦尔热纳居然提出西班牙希望获得阿勒格尼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某些土地感到非常气愤。富兰克林完全赞同不应允许西班牙“把我们关在笼子里”，却给杰伊和风细雨地上了一课，告诉他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不应该质疑像法国这样一个朋友的动机。富兰克林争辩说，法国并非如杰伊气愤地坚持所认为的那样试图延缓谈判的进程，相反，韦尔热纳对奥斯瓦德的委托书提出异议，是显示出他希望促进谈判的意愿。
而当杰伊得知韦尔热纳派出一个副手前往伦敦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时，他的怀疑更加坚定了。他既不信任法国人也不信任富兰克林，因此也加入这场秘密的闹剧中，自己派了一名特使到伦敦。有趣的是，他所派出的那个人名叫本杰明·沃恩，是富兰克林的老朋友和出版商。当时沃恩前往巴黎拜访富兰克林，希望为促成和平尽一份力。
杰伊要求沃恩告诉谢尔本伯爵，奥斯瓦德的委托书中必须明确其将与“合众国”进行谈判。杰伊保证，一开始就明确承认美国的独立，会有助于“割掉”将美国捆绑在法国身上的“绳索”。谢尔本急于在其内阁垮台之前就达成和解，因此愿意大幅让步以满足杰伊的要求。9月中旬，谢尔本的内阁授予奥斯瓦德一个新的委托书，委托其与“13个联合州名义下的殖民地所委派的代表进行谈判”，并再次确认以美国独立作为未来谈判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杰伊和富兰克林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并重修于好之后，就在10月5日，美英之间的正式谈判开始了。奥斯瓦德提交了其正式的新委托书，杰伊则提交了美方的条约草案，此草案与富兰克林在7月非正式提交的那份十分相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富兰克林的4点“必要”条款之上，又加上了一条令英国而非法国和西班牙高兴的条款：英国和美国将拥有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权。
然而，在英国成功地挫败了法国和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联合进攻之后，英国大臣们信心大振，因此谈判被暂时搁置了几个星期。为了表示对奥斯瓦德的支持，谢尔本派出了亨利·斯特雷奇前往协助。斯特雷奇是一名内阁官员，曾担任豪将军的秘书。而在斯特雷奇抵达法国的同时，约翰·亚当斯也再次抵达了法国，履行其作为美国代表之一的责任。
亚当斯还是一如既往的耿直，并质疑每个人的品德，除了他自己。甚至连已成为富兰克林挚友的拉法耶特都马上被其抨击为“野心无限”、“渴望荣誉”的“杂种”。亚当斯甚至公开地、不顾及外交策略地表示出其对韦尔热纳的不信任，到法国三周都没有去拜访这位法国外务大臣，直至韦尔热纳“提醒他要注意履行自己的职责”。（韦尔热纳的圆滑程度就像亚当斯的固执程度一样，他盛宴款待亚当斯，还经常给其提供上好的红酒和马德拉酒，这令生性古怪的亚当斯困惑不已。）
同样，亚当斯最初对是否应该礼节性地去拜访富兰克林也犹豫不决，尽管亚当斯在荷兰执行任务时，他们还经常通信。富兰克林当时因痛风和肾结石发作，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帕西。“他（亚当斯）都不愿走近他（富兰克林）。”马修·里德利在日记中写道。里德利是生活在巴黎的一名美国商人，是两人共同的朋友，最终劝说亚当斯认识到，拜访富兰克林是十分必要的。
亚当斯刚刚得知正是富兰克林在韦尔热纳的授意下，给国会写的那封信才使他之前被召回，因此十分愤怒。亚当斯告诉朋友说，富兰克林是“基于猜疑”和“卑鄙的妒忌”才有此卑劣之举。这完全误解了富兰克林——他这么做只是出于对其的讨厌，而并非嫉妒。富兰克林偶有缺点，但绝不包括无止境的妒忌。
不管是什么原因，亚当斯回到巴黎时早已怒气冲冲。“我承认我与富兰克林之间没有友谊可言，”亚当斯写道，“我也绝不可能与那样一个道德低下的人为伍。”亚当斯甚至在日记中写道：“富兰克林狡猾的目的是想分裂我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会激怒我们、玩弄手段、搞阴谋诡计、耍花招，无所不用其极。”
但一旦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专心于工作时，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他和亚当斯又相处得很好，而这也是对富兰克林魅力的有力证明。亚当斯最后还是去了帕西，当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富兰克林自己赞同杰伊对法国的强硬态度时，“博士只是耐心地倾听，但一句话也没说。”
富兰克林希望不与法国协商而直接和英国谈判的打算并不新鲜，在杰伊和亚当斯抵达巴黎之前，他就已经这么想了。但富兰克林却使自己看上去是为了和他的两个同僚保持一致，以缓和亚当斯的态度。富兰克林“开始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意见也十分一致，”亚当斯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他精明而又极富声望，因此在整个谈判中一直非常能干，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于富兰克林而言，他却一如既往地对亚当斯又敬又恼。正如其在几个月之后谈判结束时对利文斯顿所说的：“他一心为国，一向很诚实，也总是很精明，但有时在某些事情上却完全失去了理智。”
10月30日，就在亚当斯47岁生日那天，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开始了为期一周的紧张谈判。每天从早上11点开始，直至晚饭结束。英国代表早有准备地接受了富兰克林7月就提出的4个“必要”条款，但对于“建议”条款却持有异议，如割让加拿大。当时，英法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
纽芬兰岛捕鱼权的问题：正如戴维·麦卡洛所言，亚当斯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他对“新英格兰对稀有的鳕鱼自古以来就享有权利”一事进行了滔滔不绝的陈述。富兰克林同样也坚持如此，但他则从经济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旦英美两国重修于好，美国从捕鱼业所获得的利润将被用来购买英国的产品。“你是担心鱼不够，还是担心我们捕得太多了？”富兰克林问道。法国人本想为自己争取在此海域的特别捕鱼权，但令他们惊愕的是，英国人竟对此做出了让步。（当美国国内有人质疑富兰克林支持法国的观点，会反对美国主张获得捕鱼权时，富兰克林给杰伊和亚当斯写信，请求他们为其坚定的立场作证。杰伊欣然同意，亚当斯却显得十分勉强。）
战前，美国人欠英国商人的债务问题：富兰克林和杰伊都认为英国应放弃这些债务，因为英国在战争中已经夺取或毁掉了太多美国人的财产。然而亚当斯却认为必须要尊重这些债务，最后他的观点占了上风。
西部边界问题：富兰克林一直都坚持美国应该向西部扩展的观点，因此坚持其他国家无权占有阿勒格尼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正如杰伊所记录的：“他一直坚持认为我们的西部应以密西西比河为界。”当然，这在所有交战方都参加的会谈上肯定也不会得到法国或西班牙的支持。但英国在获得与美国一样的密西西比河自由航行权之后，便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主张。
关于对在美国的、财产被没收的英国保皇党人的赔偿问题：这是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富兰克林对其更是火上浇油。他从道德的角度为其观点进行了辩护。富兰克林认为这些保皇党人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而他们的损失与战争中美国爱国者所受的损失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他的固执实际上也掺杂着个人因素——他曾经的朋友约瑟夫·加洛维以及与其关系疏远的儿子威廉都是著名的保皇党人。对儿子的怨气以及希望将其公之于众的打算，对富兰克林关于此问题的观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在最后几周的谈判中，又给富兰克林凭添了一些辛酸。
1778年9月，英美双方进行了一次战俘交换，威廉得以从康涅狄格州释放，此后一直住在英国控制的纽约，担任保皇党人联合会主席之职。在任职期间，他鼓动对美军发动了一系列小规模却十分残忍的袭击。一次，他们用私刑处死了一位美军上尉。华盛顿则威胁如果不能将罪犯绳之以法的话，就要绞死一个英国战俘。这个战俘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军官，名叫查尔斯·埃斯基尔。
埃斯基尔的朋友和家人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营救他。谢尔本则以个人的名义向富兰克林请求从中调停，但被其断然拒绝。他在回信中说，华盛顿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故意杀人的凶手伏法”，“如果英国拒绝交出或惩罚凶手，就表明他们宁愿保全凶手而不是埃斯基尔上尉。因此在我看来，应该向英国大臣去提出申请”。
而当英国的军事法庭宣告被指控的英国士兵无罪，因为他只是奉命行事后，这件事就将富兰克林本人牵扯了进来。愤怒的美国人要求逮捕下这个命令的人：威廉·富兰克林。因此，1782年8月，在其以新泽西总督的身份来到美国20年之后，威廉谨慎地逃回了伦敦。待他回到伦敦时，已经是9月下旬，而那时他的父亲与奥斯瓦德的最后一轮和谈刚刚开始。
爱管闲事的沃恩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他请求谢尔本给予威廉一些照顾。沃恩告诉谢尔本说，当其与坦普尔在帕西谈及此事时，坦普尔“暗示希望能为他的父亲做些事”。沃恩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非常错误的观点，即如果对威廉加以照顾，便可能会对富兰克林对英国的立场产生“合理的影响”。因此谢尔本与威廉会面，并向其承诺将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和所有保皇主义者。富兰克林得知此事后十分恼怒，特别是他得知沃恩的错误干预是按照年轻的坦普尔的吩咐行事，更是怒不可遏——这小子居然未经祖父的同意就给他的父亲说情！
如往常一样，富兰克林用一则小寓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很久以前，有一个伟大的狮子是森林之王，“它的子民中有一群忠诚的狗”，但狮子却在“邪恶顾问的误导下”对狗发动了战争。“一小撮由狼和狐狸杂交出来的杂种狗背叛了那些诚实的狗，加入敌人的行列中。”当狗最终取得胜利，获得自由，狮子所属议会中的狼和狐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给那些仍然忠诚的杂种狗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时，一匹马却提出，“那些勇敢和自由的狗现在已成了上等狗”，但对那些自相残杀的行为进行表彰是不公平的，并且只会导致更多的战争。所以富兰克林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议会决定拒绝这一要求，是相当明智的。”
在谈判的最后几天中，富兰克林对关于保皇党人的赔偿问题变得越发强硬。甚至当杰伊和亚当斯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愿意就此妥协时，富兰克林仍不为所动。过去，亚当斯一直指责富兰克林不值得信任，因为他认为富兰克林可能会同情自己身为保皇党人的儿子，但现在他却对富兰克林如此坚持相反立场感到困惑。“富兰克林博士对托利党人十分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一点上，比杰伊先生和我更为坚决。”
鉴于当时寄居英国的美国保皇党人的巨大影响，谢尔本深知如果自己不能做点什么满足他们的要求，自己的内阁就可能会垮台。因此，直至最后一天，他的谈判代表还在坚持，但富兰克林却在威胁，如果在此点上过多纠缠，就很可能将整个条约毁于一旦。他从自己的口袋拿出一张纸，并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如果英国希望美国对保皇党人的财产进行赔偿，那么英国政府就必须要对所有被毁的美国城镇、被拿走的物品、被掠夺的货物、被烧毁的村庄，甚至被抢掠一空的他本人建立的费城图书馆进行赔偿。
英国人的态度被迫有所缓和。在听完富兰克林的犀利之词后，英国代表退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商议一番之后，又回到了谈判现场。英国代表建议美方做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毫无意义的承诺，即由国会向各州“诚挚地建议”，由各州视情况对本州被没收财产的保皇党人进行赔偿。美国人深知各州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于是便答应了这一请求。但即便如此，富兰克林仍然坚持附上一条针对威廉的限制性条款：该建议不适用于“以武力反对合众国”的保皇党人。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782年11月30日，美国代表及其秘书坦普尔与英国代表在奥斯瓦德所下榻的莫斯科大酒店的房间内签署了临时条约，从而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出于对美法协同行事的尊重，双方约定只有“英法达成和平协定”之后，条约才正式生效。因此，条约正式生效是9个月之后的事了。但条约却具有一项立竿见影的决定性意义，即在行文中明确宣布合众国“自由、独立，享有主权”。
当天下午，所有美国代表都前往帕西，富兰克林在那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宴会。甚至连约翰·亚当斯都变得柔和了，起码暂时如此。他不得不向自己的朋友马修·里德利承认，富兰克林“表现良好，并且举止高尚”。
安抚法国：迈向和平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向韦尔热纳解释为什么美国违反其对法国的义务，未经法国允许就通过国会与英国签署条约绝非一件易事。富兰克林首先给韦尔热纳送去了条约的一份副本，并强调这只是一份草案。随后，又在接下来的一周亲自去凡尔赛拜访了法国外务大臣。韦尔热纳冷酷而礼貌地评论道，“协议的突然签署”，“对于法国国王来说并不能欣然接受”，美国人“没有显示出自己的教养”。尽管如此，韦尔热纳也承认美国人做得不错，并评论说：“我们的谈话气氛很友好。”
当富兰克林随后鲁莽地提出希望再次获得法国贷款，并告知其将把和约寄给国会时，韦尔热纳才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地表示抗议。韦尔热纳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对他来说，“（美方）在没有与我方沟通的情况下就与英国秘密进行和谈”，很是失礼。在法国未与英国签署和约之前，美国有责任不与英国单方面媾和。“你一生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韦尔热纳写道，“我希望你能够想一下自己是如何履行对法国国王的职责的。”
富兰克林的回信堪称“外交史上的杰作”，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信函之一”。在信中，富兰克林在不卑不亢地略表悔意的同时，对法国晓之以理：“谈判伊始，我们就从未同意过任何有损法国利益之事。”虽然这并不与事实完全相符，“我们与英国之间不会有和平，除非里面包括了你们法国的和平。”在信里，富兰克林用了一个法语词，大体上可以翻译为“得体”，希望可以轻描淡写美国违背约定的行为。
在条约签署之前没有和你进行协商，可以说我们违背了“得体”（bienséance)的原则，这点上我们的确有过错。但这并非出于对法国国王的不敬，我们对法国国王陛下是满怀深情和敬意的。我们希望贵方能原谅我们的过错，也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们愉快进行的、几近圆满的、令法国国王陛下的统治万分荣耀的伟大工作，不会因我们的一个轻率之举就毁于一旦。
紧接着，富兰克林又大胆地再次提出希望法国能够继续给予贷款的请求：“如果你拒绝继续给予我们那个数额的援助，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地将灰飞烟灭。”除此之外，富兰克林还提出了一个暗含威胁的请求。他警告说，如果将美国违约之事公之于众，对双方的利益都是一种损害：“我刚刚听说，英国正暗自欢喜成功地离间了我们。我希望我们能够对这个小误会保密，这样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韦尔热纳对富兰克林的信十分震惊，他给其驻费城的大使发去了一份副本：“我认为应该让国会中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们了解美国使节对我们所做的不合时宜之举。”韦尔热纳并没有指责富兰克林本人，只是表示“他太容易向同僚们的偏见屈服了”。韦尔热纳还抱怨美国并没有受所谓同盟条约的束缚，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竭尽全力地帮助美国，维护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却得不到什么回报。”
韦尔热纳几乎是束手无策。正如富兰克林暗示的，如果法国与美国摊牌，将会使美国更快与英国形成更紧密的同盟。因此，他只好不情愿地将其搁置起来，指示他的代表不要向国会提出官方抗议，甚至还同意再提供一笔贷款。
“两个伟大的外交官终于正式交手了，”卡尔·范·杜伦写道，“哲学家最终巧妙地使大臣束手就擒。”这个比喻不错，但用富兰克林最喜欢的国际象棋来比喻可能更为恰当。富兰克林同时和两个进攻型的棋手下棋，一开局他就打算通过与法国结盟而最终实现与英国的和解，但同时又希望保持与法国的盟友状态。当局势并不乐观时，富兰克林展示了极大的耐心，而一旦机会出现，他又谨慎地把握住机会，最终得偿所愿。
在独立战争期间，富兰克林对三份伟大文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分别是《独立宣言》《美法同盟条约》和《英美和平条约》。现在，他的思想开始向和平转向。“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靡费万金，伤害巨大，”富兰克林在给波莉·史蒂文森的信中写道，“什么时候人类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同意诉诸仲裁来解决他们的纠纷呢？如果人们能这样做，即使以死亡为代价，也好过进行战争相互摧毁。”在给英国朋友约瑟夫·班克斯的信中，富兰克林再次重复了他那句著名的，但又有些容易令人误解的名言：“战争无益处，和平总无害。”
“富兰克林”姓氏的消失
富兰克林没有马上返回美国，而是决定在帕西的田园生活中，好好利用其新得到的和平与闲暇，享受朋友、家庭、知识的乐趣。他的外孙本尼一直在日内瓦的学校中备受折磨，而日内瓦当时正因普选权而陷入政治漩涡。现在富兰克林的外交使命暂时告一段落，他便决定让本尼在1783年夏天回到帕西度暑假。这距离其离开法国求学已经过去了4年。
终于能够和他希望赢得尊敬的外祖父相聚，本尼十分高兴。他告诉一个访客说，富兰克林“和其他老人截然不同”，“老人一般都烦躁不安、喜欢抱怨、不会轻易满足，但我的外祖父却一直在笑，十分快乐，就像个年轻人一样”。他们的这次相聚也温暖了富兰克林。在给本尼父母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他成长得很好”，“他的学习和举止就是明证”。而在给波莉·史蒂文森的信中，富兰克林说：“我越来越喜爱他了。”
那年夏天，本尼14岁，他的外祖父带着他去塞纳河学游泳，而他的表兄坦普尔则教他击剑和跳舞。本尼也对坦普尔印象深刻。坦普尔用氦气熏晕一只老鼠，然后又将其弄醒，人道地用富兰克林的电池电死了它。“我敢保证，我的表兄在美国肯定会被误认为是一名魔术师。”本尼在给其父母的信中写道。
富兰克林知道本尼在校期间身体一直不好，心情也很抑郁，而当时日内瓦的政治情况也不太稳定。因此，他决定不让本尼回去，尽管本尼的书和衣物还在学校。之前富兰克林曾考虑把本尼送到英国求学，并让波莉·史蒂文森照顾他。波莉对这个提议十分兴奋。而现在，由于担心本尼的英语会退化，富兰克林便再一次更加正式地向波莉提出了请求。“不知你现在仍否方便？”富兰克林问道，“他很听话，很有礼貌，容易接受并听取好的建议，不会给你的孩子树立一个坏榜样。”波莉很谨慎，但又愿意接受富兰克林的请求。“我担心他会觉得我们粗鲁而不能忍受，”波莉回信说，“但如果英国式的热情能够补偿法国式的高雅，我们就有可能让他快乐。”
但富兰克林越来越喜欢本尼，最终决定把他留在帕西。“他显得不愿离开，坦普尔也希望留下他，因此我就决定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富兰克林在1783年年末给波莉的信中解释道，“他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都很喜欢他。”
富兰克林认为本尼的语言功底很好，也许会因此成为一名外交官。这就意味着要使其获得一个公职，而对于坦普尔来说，这可并非一件易事。富兰克林曾告诉理查德·贝奇，正如曾告诉他的儿子威廉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依赖政府公职可能会使其处于附庸地位。现在，他又向理查德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次则是在一封关于贝奇之子本尼的信中：“我已经决定让他学一门可以依赖的手艺，这样就不需要有求于人。”
富兰克林所选择的手艺不难猜测。那年秋天，富兰克林在帕西的私人印刷所因印刷其写的文章而忙得不可开交。当看到本尼热切地在那儿开始工作时，富兰克林十分高兴。富兰克林雇了一个铸造大师教本尼如何造铅字。第二年春天，富兰克林成功地说服了法国最伟大、最有艺术创造力的印刷大师弗朗索瓦·迪多收本尼为徒。本尼就这样注定了跟随富兰克林的脚步——当然不仅仅成为一名印刷工，最后成了一名报纸编辑。
至于坦普尔，富兰克林就只能去求人了。1783年夏，富兰克林一边享受甜蜜的生活，一边给当时的国务卿利文斯顿写了一封信，为可怜的坦普尔提出了又一个哀怨的请求：
他已经在代表团里实习近9年了，具备了工作要求的所有知识、热忱、活力、语言和演讲技能，因此能够在此方面为国效力……但为自己或自己的亲戚求职并不是我的习惯，此次我也不会如此。我只是希望，如果您不打算再继续雇用他，请尽快告知，趁我现在还能接受。过几天我可能会陪他去意大利，回来的时候顺便去趟德国。我认为我们结伴同行比他一人更合适。这也是我应允他很久的事了，作为他忠诚的服务和对我孝顺的奖赏。
但坦普尔并没有因此获得一个外交职位，他的祖父也没有带他去旅游散心。相反，与本尼相比，他效仿其祖父（及其父亲）的方式令人难以启齿。在没能和布里永家的女儿成婚之后，坦普尔和住在帕西附近的一位已婚妇人布兰切特·卡约有染，其丈夫是一位成功的演员。坦普尔和她有一个私生子，名叫西奥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孩子不幸死于天花。而这个私生子是富兰克林家族第三代中唯一一个得天花的孩子。
西奥多·富兰克林，这个本杰明·富兰克林自己的私生子的私生子的私生子，尽管在这个世界上的时日不多，却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最后一个父系后裔。在他夭折之后，富兰克林家族中就再也没有使用“富兰克林”这个姓氏的子孙了。
热气球的痴迷者
1783年夏秋，本尼和其外祖父的众多娱乐之一，就是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热气球飞行。当年6月，约瑟夫·蒙戈尔菲耶和艾蒂安·蒙戈尔菲耶两兄弟在里昂附近成功地放飞了一只无人操纵的热气球，并升到了6 000英尺（约1828米）之高。这也标志着空中旅行时代的来临。当时富兰克林等人并未在场，但他们却见证了8月末第一只无人操纵的氢气球升空。一位名叫雅克·查尔斯的科学家放飞了一个直径为12英尺（约3.7米）的、丝绸制的氢气球。其所使用的氢气是将硫酸盐倒在燃烧的铁屑上产生的。当时，盛况空前，这只氢气球在5万名观众面前升空并在空中飞行了45分钟，最后在15英里（约24公里）之外的地方坠落了。“目睹气球落地的乡下人都惊呆了，”富兰克林在给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的信中写道，“那些人拿石头和刀去攻击它，最后导致其严重损坏。”
当时，人们为造出第一只载人热气球展开了激烈的竞赛。11月21日，蒙戈尔菲耶兄弟成功地获得了这一殊荣。当时，他们所发明的热气球载着两个拿着香槟酒的贵族升空。一大堆在场的观众欢呼雀跃，数不清的女士激动得昏倒了。一开始热气球还被树枝勾住。“当时我十分担心气球上的人，怕他们被甩出来或被烧伤。”富兰克林写道。但很快他们就摆脱了树枝，越过了塞纳河，20分钟之后，他们在河对岸降落了，兴奋地打开了香槟作为庆祝。第二天晚上，很多著名科学家为这一历史性的飞行签署官方证明，富兰克林也是其中之一。而当时蒙戈尔菲耶兄弟正在帕西拜访他。
蒙戈尔菲耶兄弟认为热气球之所以能升空不仅仅是因为热空气，也是因为烟雾。因此他们让他们的“航天员”往火上放湿稻草和羊毛。然而富兰克林却更偏好查尔斯所发明的使用氢气的热气球，并为氢气球的第一次载人飞行提供了资金支持。这是10天之后的事情。查尔斯和他的伙伴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27英里（约43公里）之外安全着陆。而富兰克林则在停在杜伊勒里公园附近的马车中注视这一过程（他当时身患痛风，因此不能和人们一起在潮湿的草地上见证这一切）。富兰克林再一次向皇家学会提供了报告：“我戴着一副眼镜，一直看着那只氢气球，直到看不见了为止。首先是看不清人，然后是吊舱，直到最后气球看起来就像只橘子那么大。”
从进行电学实验开始，富兰克林就认为科学研究最初可能只是出于纯粹的兴趣或好奇，但一旦有了发明发现之后，肯定要付诸实际应用。最初，他不愿意猜测气球的具体用途，但正如他对班克斯所言，他认为这种实验终将为“我们现在一无所知的某种自然哲学的发现铺平道路”。他在另一封信中则指出，这一发明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重要影响”。当一个旁观者问他气球能有什么用时，富兰克林做出了简练而相似的回答：“一个初生的婴儿，能有什么用呢？”而这一回答很快就为人所熟知。
当时英国人并不认为气球有什么实用性，而他们的傲慢又使其耻于效仿法国，因此他们并没有进行类似的实验。“我注意到皇家学会中那些著名的会员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对气球持抵触态度，除非能证明其具有科学或社会价值。”班克斯写道。富兰克林则对这一倾向嗤之以鼻。“对我来说，如果因为没有亲眼见证这种力量得以实际应用，就否认一项能够增强人类对自然掌握能力的新发明，并不是明智之举，”富兰克林回信说，“一旦我们学会如何掌控它，便迟早会知道如何运用它。就像磁和电一样，人们刚开始对其进行实验只是为了娱乐。”而第二年年初，富兰克林就提出了一种实际应用的可能性：气球可以用来作战，或更为乐观，可以用作维护和平的方式。“其作用之一就是让统治者相信战争是多么的愚蠢。即使是最有才干的统治者，面对气球时，自己的领地也变得防不胜防。”富兰克林在给自己的朋友，荷兰科学家和物理学家扬·英根豪斯的信中写道。
然而，富兰克林主要沉浸在享受这一时尚和所有与热气球相关的娱乐中。当时，新奇的热气球飞行表演、对气球进行各种各样的装饰以及乘坐热气球进行各类飞行活动在巴黎风靡一时，甚至影响了帽子的设计、发型、时尚和舞蹈。坦普尔和本尼也做出了自己的热气球。富兰克林借一位虚构的、匿名的女性之口，写了一篇讽刺作品，就像其很多早期的同类作品一样。“如果你想给你的热气球充上比热空气还轻10倍的东西，”那位“女士”给一家报纸写道，“你可以在爱人和追求者的承诺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一大堆。”
无冕之王
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富兰克林沉湎于巴黎的声色犬马之中时，他的很多文章就已经将重点放在宣传平等主义和平民主义的观点上了。富兰克林认为这些是建立在中产阶级价值观之上的新型美国社会的基础。他的女儿萨莉曾给他寄来了关于倡导建立“辛辛那提协会”的剪报。所谓的“辛辛那提协会”，提倡的是一种世袭制的价值观，协会的领导者是华盛顿将军，向美军所有的高级军官开放，协会中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将会员资格传给长子。富兰克林于1784年年初回信，对此进行了嘲讽。他表示，中国人尊重那些德高望重的祖先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对其毫无作为的子孙后代也表示尊重，“不仅毫无根据、十分荒唐，还经常会对这些子孙造成伤害。”富兰克林声称，任何形式的世袭精英制或贵族制都是对“经庄严宣布的美国理性的直接反对”。
在信中，富兰克林对辛辛那提协会的象征、后来被选为美国国徽的“白头鹰”大加调侃。因此就产生了富兰克林最为著名的关于美国价值观和所谓国鸟问题的名句：
我不希望白头鹰被选作我们国家的代表。它是一种道德败坏的鸟，谋生的方式并不诚实。你经常看到这种鸟栖息在河边的枯树上，甚至都懒得自己去捕鱼，只是看着鱼鹰们劳作……相比之下，火鸡更值得尊敬，也是一种真正美国本土的鸟类……它是一种勇敢的鸟（尽管有些自负、愚蠢，但不比白头鹰更差），会毫不犹豫地对英国士兵发起攻击。
富兰克林经常听到有人说打算移民美国，因此1784年年初，他用法语和英语印了一本小册子，希望既可以鼓励勤劳工作者，又能打消那些准备在美国过上流阶层生活之人的念头。这篇文章名为《美国移民指南》，清楚地表达了他认为美国社会应建立在中产（富兰克林有时也称其为“值得赞赏的”）阶级价值观之上的看法。富兰克林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员。
富兰克林说，美国并不像欧洲有那么多的穷人或富人，“大部分都是快乐的中产阶级。”大部分人都不是富有的业主或苦苦挣扎的佃户，而是“耕种自己的土地”或靠手艺、做买卖为生。富兰克林还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拥有世袭特权或“除了出身良好一无所长”的人。富兰克林表示，在美国，“当人们谈到一个陌生人时，并不是问他是谁，而是他能干什么。”富兰克林表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更希望自己10辈之内的祖先和亲戚都是农夫、铁匠、木匠、车工、裁缝、制革工或鞋匠等对社会有用之人，而不是那些不创造价值、只能愚蠢地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绅士。”这一点也反映出他对自己出身于劳动世家而不是贵族家庭的自豪。
富兰克林声称，美国正在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素质良好的人”不希望工作被视为“低人一等”，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会受到尊重。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更好的道德风气。“那里的财富遍地都是，因此人们从事某种劳动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因懒惰而产生的不道德的行为，大部分都被制止了，”富兰克林总结道，“勤奋和不断的工作是道德和品行最好的防腐剂。”富兰克林不仅是在描述现实中的美国，更是在巧妙地描述他理想中的美国。总体而言，此篇文章是富兰克林所代表的、试图将其注入新国家特点之中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最佳礼赞。
富兰克林对中产阶级及努力工作、节俭等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喜爱，意味着其社会理论倾向于一种保守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其对容易使穷人产生依赖的福利保障法表示质疑）和平民主义（其反对世袭特权和依靠大庄园不劳而获）。1784年，富兰克林通过对过度追求个人奢侈的道德观的质疑，进一步阐释了他的相关观点。
富兰克林向本杰明·沃恩抱怨道：“我还没有想出根治奢侈的良策。”一方面，对奢侈的追求可以刺激人们努力工作。富兰克林回忆起有一次他的妻子送给一个乡下姑娘一顶时髦的帽子，结果不久之后，村子里的其他姑娘都拼命地织手套，希望能攒够钱买那种帽子。对于这一点，持实用主义立场的富兰克林表示了赞同：“不仅是那些姑娘因那些时髦的帽子而欣喜若狂，费城人也因此获得了暖和的棉手套。”然而，过度追求奢侈就是浪费，甚至是“一种公害”。因此，富兰克林建议美国应该对各种饰品的进口课以重税。
富兰克林对剩余财富十分反感，他甚至主张（特别是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税款。富兰克林在给财政部长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写道，人们对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而赚来的钱享有“天赋权利”，“但超出此目的之外的财富则属于公共财产”。同样，富兰克林在给沃恩的信中表示，正是那些希望保护自己剩余财富的人才会创造出严苛的刑法。“剩余财富是社会的产物，”富兰克林说道，“如果只是保护每个人生活必需的财富，简单、温和的法律就足够了。”
对于很多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来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富兰克林的社会哲学就像是一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怪混合体。然而，实际上富兰克林的社会哲学最终形成了一种连贯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很多后来发生的革命不同，美国革命并不是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相反，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是有资产的公民，其战斗口号更带有资产阶级色彩——“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富兰克林这种混合的价值观后来成了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信仰努力工作和勤奋，信仰帮助他人的自治组织的慈善观，反对将会导致懒惰和依赖的施舍，以及对不必要的奢侈、世袭特权及懒散的地主阶级等略显矛盾的憎恨。
随着战争的结束，富兰克林终于恢复和英国那些老友亲密的通信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合伙人威廉·斯特拉恩。9年前，富兰克林曾给他写了那封著名的、却从未发出的信，宣称“你现在是我的敌人了”。1780年，富兰克林足够老练地给其写了一封信，并署名为“你的前挚友”，后来信中的署名又变为“一直热爱你的、谦卑的仆人”。1784年，富兰克林的署名又变成了“最爱你的人”。
他们就富兰克林关于高级政府官员不应该领取薪酬，以及英国社会与政府天生就容易滋生腐败的观点进行了争论。然而，这次富兰克林的论调则更为诙谐。富兰克林建议那些“仍对英国怀有一丝感情”的美国人施以援手，对英国进行统治。“如果你们因缺乏理智和道德而无法自我管理，”富兰克林写道，“就撤销你们现有的、过时而古怪的宪法，我们会派人到你们的议会中去。”富兰克林担心斯特拉恩没能意识到他在开玩笑，接着说道：“你也许会说我的建议就像是醉话，我想你是对的。这封愚蠢的信实际上就像你我微醺之后的聊天一样。”
富兰克林还在1784年初夏继续撰写自己的回忆录。1771年在特怀福德希普利主教的家中，他已经完成了后来著名的《富兰克林自传》的40%。接着，富兰克林应沃恩的请求，在帕西的寓所又写了10%。沃恩认为富兰克林的故事将有助于解释“人是如何成长”的。当时富兰克林认为应该帮助美国建立自己的特征，因此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自传中，其道德修养计划占了绝大部分篇幅。
当听说富兰克林用石板记录自己培养美德过程的故事时，他在帕西的那些朋友激动不已。而当时仍然没有完全学会谦卑的富兰克林骄傲地向卡巴尼斯展示了那些板子。卡巴尼斯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和爱尔维修夫人住在一起。“我们居然亲手摸了这块珍贵的板子，”卡巴尼斯在日记中惊叹地写道，“我们把它捧在手里。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就是富兰克林灵魂的记载！”
闲暇之余，富兰克林还对其最著名、最实用的发明之一——双焦眼镜进行了完善。在1784年8月写给朋友的信中，富兰克林说：“我为双焦眼镜的发明感到十分高兴。这种眼镜既适用于较远的物体，也适用于较近的物体。在其帮助之下，我的视力又恢复正常了。”几个月之后，应某人希望富兰克林就“自己的发明”提供更多信息的要求，富兰克林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对一个人来说，适合阅读的单焦眼镜并不一定适合看更远的事物。因此，以前我出去旅行总随身携带两副眼镜，一副用来阅读，另一副用来看远处的景物，换来换去很是麻烦。但有了双焦眼镜，无论是想看远处还是近处，只需要上下移动我的眼睛即可。一副眼镜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查尔斯·威尔逊·皮尔曾在1785年为富兰克林画了一幅肖像，画中的富兰克林就是戴着这种眼镜。
作为著名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富兰克林于1784年被法国国王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对弗里德里克·安东·梅斯梅尔的理论进行调查。梅斯梅尔当时鼓吹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从而产生了以其名字命名的一个新词——“催眠术”。（富兰克林所在的委员会中还有一人——约瑟夫–伊格纳茨·吉约坦博士，在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也产生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词——“断头台”。）梅斯梅尔是一名来自维也纳的医师，喜欢夸夸其谈。他认为疾病是由于人为干扰行星所引发的宇宙流动引起的，可以用他发明的动物磁力技术来治疗。他的治疗方法是让病人围坐在装满玻璃和铁屑的橡木桶周围，治疗者拿着铁棒，对其进行磁化和催眠。催眠术在巴黎风靡一时，取代了热气球成为当时最时髦的话题，甚至连拉法耶特、坦普尔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都对此痴迷。这也反映出了启蒙运动正日渐式微。
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都在帕西举行。而也正是在帕西，富兰克林自己以科学的名义亲身体验了所谓的治疗。当时年仅14岁的本尼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次梅斯梅尔的信徒们聚会的场景：“在给很多病人进行磁疗之后……他们又走进了花园，给树进行磁化。”想象的力量的确能产生一些奇怪的效果。然而，委员会的成员们认为“我们的作用是保持冷静、理性和开放的头脑”。因此，他们蒙上了病人的双眼，不让他们知道给自己治疗的人到底是谁。“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可以对他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无论他们是否被磁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梅斯梅尔就是一个骗子，而在其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真正起作用的是“想象的力量”。该篇报告中还有一份未发表的附件，附件中称这种所谓的治疗方法在刺激年轻女性的性欲方面十分有效。
于是，富兰克林就给坦普尔写了一封信——坦普尔当时已经不再相信梅斯梅尔的相关理论，告诉他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彻底拆穿了梅斯梅尔的把戏。富兰克林写道：“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催眠术的终结。但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轻信，因此即使是再荒唐的欺骗，多年之后也仍会有人相信。”
最后的乐章
令富兰克林感到绝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得不再次与亚当斯共事，代表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他告诉一个朋友说，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无知和他的自信一旦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实际上，亚当斯的成熟并未持续多久，也就是英美签署临时合约之后几个月的时间。很快，他又恢复了常态，继续对人诽谤中伤。在给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信中，亚当斯报告说富兰克林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政治家”。“如果这位先生和凡尔赛花园中的神像都被提名担任大使，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投雕像一票，起码它不会对国家造成伤害。”
因此，当得知已经两次拒绝国会任命的托马斯·杰斐逊终于转圜，愿意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道担任美国代表，并于1784年8月抵达巴黎之后，富兰克林十分激动。杰斐逊与亚当斯截然不同，他善于外交、极富魅力、对法国态度友好、谨慎却不嫉妒，没有清教徒的过分拘谨，喜欢女性和社交。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发明家和科学家，和富兰克林一样都对启蒙运动很感兴趣。
更有利的是，杰斐逊对亚当斯的缺陷十分清楚。詹姆斯·麦迪逊曾写信抱怨亚当斯的信“充分展示了他的自负、对法国的偏见和对富兰克林博士的敌意”。杰斐逊回信说：“亚当斯讨厌富兰克林，他讨厌杰伊，他讨厌法国人，他讨厌英国人，他会依附谁？”
杰斐逊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认为外交政策必须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和人一样，国家最佳的利益就是遵循良知的指引。”杰斐逊说道。与亚当斯不同，杰斐逊十分尊敬富兰克林。“在法国，富兰克林博士的品德最受崇敬和尊重。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无法与其相比。”杰斐逊写道。他还称富兰克林是“最伟大的人，是时代的明珠”。几个月之后，当杰斐逊被选为富兰克林继任者的消息传开之后，杰斐逊做出了经典的回答：“没有人能代替他，先生们，我只是他的继任者。”
杰斐逊经常同富兰克林一起吃饭和下棋，还倾听富兰克林关于美国应对法国保持忠诚的长篇大论。他冷静的态度甚至还会使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关系有所缓和。1784年9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初为《独立宣言》并肩作战的三个人相聚在帕西，再次为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条约和贸易协定的签署共同努力。实际上，这三个爱国者还是有很多共识的。他们都主张自由贸易、开放性条约以及终结那些建立在不平等的商业安排和权力影响之上的商业体系。正如亚当斯以少见的大度所言：“我们相处融洽，彼此开着玩笑，意见也很一致。”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和解都很重要。既然富兰克林与亚当斯的关系都能有所缓和，他也能和自己的儿子重归于好。1784年夏天，威廉从英国给富兰克林寄来了一封信：“亲爱、尊敬的父亲，自从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令人不快的争斗结束之后，我一直渴望给你写信，渴望能够尽力恢复你我之间充满深情的交流与联系。直至那些不快发生之前，它们一直是我一生的骄傲和幸福。”
对于一个从未对自己疏远的父亲说过一句坏话，也从未停止过对他的爱的儿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高尚、优雅而又可怜的姿态。但威廉毕竟是富兰克林家的子孙，他不可能认错或道歉：“如果我真的错了，对此我也无能为力。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仍然出现的判断错误，我无法避免。我十分确信如果明天出现同样的情况，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威廉提议，如果父亲不愿意到英国的话，他可以去法国，这样就可以通过“私人对话”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富兰克林的回信流露出自己的痛苦，也显露出些许希望。富兰克林在信的开头就写道，他“很高兴看到你希望恢复深情的交流”，他甚至还说，“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好了。”然而，富兰克林很快就话锋一转，由深爱变成了气愤：
的确，对我的伤害和感情有如此之深的影响，莫过于发现自己在年老时被自己唯一的儿子抛弃，不但是抛弃，而且发现他拿起武器反对我，反对我所从事的事业，而我的好名声、财产和生命都危在旦夕。我本不该因你我政见的不同而责备你。我们是人，都可能犯错。我们的观点是不由我们自己所掌控的，而是由环境形成并受其影响的，环境无法抗拒，也很难解释。你的情况就是如此，以至于很少有人能指责你的保持中立，尽管有很多自然义务远比政治义务重要。（此处重点由富兰克林所加，信件原文即是如此。）
突然之间，富兰克林发现有些不妥，就换了另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不太好，”他写道，“先把它放到一边。”富兰克林表示“现在让你来这儿”不大方便，而坦普尔将去伦敦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你大可以把打算告诉我的那些家事告诉他。”随后，富兰克林又略显高傲地表示：“我相信你应该会谨慎行事，不会让他认识那些不该认识的人。”虽然坦普尔是威廉的儿子，但富兰克林却清楚地表明了谁说了算。
虽然已经24岁，但坦普尔对自己祖父的想法却知之甚少，而对于维系家庭（即使是略显奇怪的家庭）怀有天生的感情。在给伦敦一位朋友的信中，坦普尔表示自己一直希望能够回到那儿“拥抱自己的父亲”。在英国期间，坦普尔仍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对祖父的忠诚，甚至在陪自己的父亲去海边旅行之前也要征求富兰克林的意见。
但几周之后，富兰克林就开始担心坦普尔可能会为了他的父亲而抛弃自己。富兰克林开始指责坦普尔给自己写信不够频繁：“我一直在急切地等待你的来信，可惜连一个字都没有。”富兰克林还抱怨说，有些人一直在问他是否收到了坦普尔的信，这令其十分窘迫：“请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再想想别人可能说什么，告诉我应该对此作何感想。”在富兰克林家的所有成员中，只有坦普尔能让富兰克林如此的嫉妒，激发他如此强的占有欲。
然而坦普尔在英国却过得十分愉快。他所受到了像名流贵族一样的礼遇：英国皇家学会出面宴请，梅厄勋爵和各种各样的女士请他喝茶。他请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为自己画了像。一个朋友则给他列出了当时伦敦最好的鞋匠和裁缝，还告诉他说：“有想法的时候，就去找下面这些安全的女孩，我觉得她们都很不错。”
坦普尔并没能解决横亘于他父亲和祖父之间的难题，却成功地完成了另一项使命：怂恿波莉·史蒂文森去帕西。波莉当时45岁，已经守寡了10余年。波莉的母亲，也是富兰克林很长一段时间的房东和伙伴，在一年前便去世了。（当波莉写信给富兰克林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时，这样写道，她“以最热烈的感情爱着你”。）富兰克林曾写信告诉波莉说，她应该尽快来看他，因为他现在就像一幢急需“大修”的房子一样，“过不了多久主人就会发现把它推倒重建反而更便宜一些”。到1784年夏末，富兰克林的信变得更加哀怨：“来吧，我亲爱的朋友，趁我还在这儿的时候和我住在一起，如果我离开，就和我一起回美国。”
1784年的冬天是富兰克林在法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12月初，很多人齐聚在帕西，为富兰克林组建了一个更令其满意的“混合”家座。无论是真正的家人，还是被接受为家庭成员的外人，都是富兰克林深爱的、希望留在自己身边的人。当时陪在其左右的有坦普尔、本尼、波莉·史蒂文森和她的三个孩子、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其他伟大的思想家，还有布里永夫人、爱尔维修夫人以及她们身边的人。克劳德–安妮·洛佩斯和尤金妮亚·赫伯特写道：“一度，富兰克林各式各样的‘家庭’相处得几乎极为融洽，在一个以富兰克林为中心的善意的网络中越走越近。”
当10年之后再次见到坦普尔时，波莉十分高兴。她甚至和富兰克林打趣当初他是如何试图保守那个男孩身世的秘密的：“我们看到他和你长得极像，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一点，但当时我们知道自己不能说。我们装作自己一无所知，就像你希望的那样，或者说我们做出了应该的选择。”而这也给了波莉一个机会对他们稍加苛责：“我认为你可能比你的孙子要英俊一些，但当时你却不像现在这样温文尔雅。”
但一个对坦普尔十分了解的人并不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年轻人，当然他的祖父除外。当他们抵达帕西之后，波莉对坦普尔便不抱什么幻想了。“他如此地喜欢打扮自己，”波莉在给亲戚的信中写道，“如此地沉浸在妄自尊大中，如此地喜欢享乐。他的性格并不和蔼，也不值得尊重。”
另一方面，在日内瓦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希望取悦他人的天性使本尼给波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莉认为他“举止明智，很有男子气概，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纨绔气息”。他的发型就像是一个英国青年，而不是一个法国的花花公子，而且“衣着简朴，仍然保持了一个可爱、简单的性格”。坦普尔可能长得更像富兰克林，但本尼，那个在塞纳河游泳、充满激情地放风筝、带波莉在巴黎游览，甚至勤奋地从事印刷工作的男孩，则传承了富兰克林更多的“思想和精神”。
告别：返回美国
富兰克林曾多次流露出不愿破坏这天堂般的生活，希望留在法国，在那些他所深爱和深爱着他的人的围绕下离开人世。痛风和肾结石使得他下一次越洋之旅看起来非常可怕，而他对巴黎的那些女士们仍余情未了，他依然乐在其中。1785年5月，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回忆起了他最喜欢的祝酒歌之一：
愿我能完全控制我的激情，
当我的力量渐衰，智慧与善行却与日俱增。
没有痛风和结石，就让我优雅地老去。
“但我们的愿望又有什么意义？”富兰克林问道，“当我年轻时，曾反复吟唱这首歌不下千遍，而现在，我已经80岁高龄，发现三个与我愿望相反的事物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我不仅患上了痛风和结石，甚至还不能控制我的激情。”
然而，当得知国会最终接受了他的辞呈，以及坦普尔并未得到一份外交工作之后，富兰克林决定回家了。当时身在帕西的他给已经返回英国的波莉写信，恳求她能够陪他一道回去。当时他已经擅自做主给波莉全家订了一个大客舱：“你也许再也不会有这样好的机会了。”但起码到那时为止，波莉仍然决定待在英格兰。
他还把自己的旅行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妹妹简，并解释说：“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这次我应该回家了，应该休息了。”而这样的比喻也在他的写作中悄然出现，富兰克林就此向在很多次谈判中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戴维·哈特利解释，“我们曾在那些杰出的和谈工作中并肩战斗，”富兰克林写道，“我把你留在这儿，我已经结束了我的工作，我要回家睡觉了！祝我晚上睡个好觉吧，就像我祝你晚安。
再见！”
在帕西的告别既令人激动，又让人痛苦。“我一生都将记得一位伟人、一位圣人，希望成为我的朋友，”布里永夫人在最后一次与富兰克林会面后写道，“如果想起一个最爱你的女人能令你感到高兴，就想想我吧！”
爱尔维修夫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回来吧，我亲爱的朋友，回到我们身边。”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就在富兰克林登船的那一刻，这封信终于送到了他的身边。富兰克林给每位朋友都送了一件礼物作为纪念：卡巴尼斯收到的是富兰克林用来表演让水平静下来的拐杖，莫雷莱神甫收到的是工具箱和扶手椅，他的房东肖蒙收到的是能够升降的桌子。（富兰克林还给肖蒙列出了一张能帮助改进其公寓的单子，包括安装一个避雷针和修理烟囱，不再呼吸“令人无法忍受的烟雾”。）
为了使其到勒阿弗尔的旅途舒适一些，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给富兰克林送来了自己的车。车厢是密封的，拉车的则是从西班牙进口的步伐稳健的骡子。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给富兰克林一幅自己的肖像，像框上镶有408粒小钻石。富兰克林还和韦尔热纳互换了礼物。韦尔热纳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评论道：“美国不会再有比富兰克林先生更热心、更有用的雇员了。”
在7月12日富兰克林离开帕西的那一天，本尼在自己的日志中写道：“他的身边是悲伤的沉寂，不时被几声抽泣打断。”杰斐逊前来送行，后来他回忆道：“女士们和他一一拥抱，几乎使其透不上气来。当他介绍我是他的继任者时，我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够把这些特权也留给我。但他的回答却是：‘作为一个男人，你还太年轻了。’”
富兰克林的计划是先横渡英吉利海峡，然后再决定自己是否能够承受越洋旅行的劳苦。如果不能，他就会坐船回到勒阿弗尔，等候在那里的王后的骡车将把他送回帕西。
然而与以往一样，对于富兰克林来说，旅行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针兴奋剂。在这次横渡海峡之旅中，富兰克林是唯一一个没有生病的人。抵达南安普敦之后，富兰克林一行人去了一处盐水温泉。富兰克林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在泉水里洗澡，“随后，仰躺在水里睡着了，按我的表看，几乎睡了一个小时，没沉下去也没翻身”。
在富兰克林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越过大西洋之前，还有一幕最具戏剧性的场景等待上演，那也是最后一个感人的时刻。富兰克林在南安普敦的星辰旅店待了4天，因此能够与一些英国老友见面，和他们进行最后的道别。希普利主教来了，带着自己的女儿凯蒂。本杰明·沃恩也来了，富兰克林已经原谅他为杰伊和坦普尔充当密使之事，当时他正准备出版新版的富兰克林文集。每天都是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仪式，富兰克林将此次旅行形容为“充满深情”。
但是在富兰克林的日记中，关于他最重要的一个来访者，却只有无礼的寥寥几笔。“见到了我的儿子，他从伦敦赶来，昨天晚上到达这里。”没有和好，也没有泪水或感动被记录下来，只有关于债务和财产问题的冷酷协商。
富兰克林当时已经重新获得了对坦普尔的完全控制，并代表他的孙子和自己的儿子讨价还价。富兰克林坚持威廉把其在新泽西州的农场以低于原价的价格卖给坦普尔。他还列出了多年来仔细记下的、威廉仍欠他的钱，并声称威廉在纽约所有的土地现在应属于自己。在从威廉身边夺走他的儿子之后，富兰克林现在又榨取威廉的财富，断绝其与美国的联系。
富兰克林家族三代人的重新聚首充满了紧张的不快，最后冷酷地结束了，甚至都没有人愿意提起。富兰克林的日记没有谈到任何细节，他也从未谈过或写过关于此事的内容。从此，富兰克林和自己的儿子就再没有通过信。4天之后，威廉给自己的“半个妹妹”萨莉写了一封信。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信中东拉西扯，谈到了波莉的孩子，以及自己准备送给她的一幅肖像，却没客套地聊聊天气。这封信很长，越到最后，威廉就越变得牢骚满腹。威廉说很快所有人都会在费城相聚，但“我的命运却是待在地球的另一端”。而即使多年之后，当自己的父亲和祖父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坦普尔开始收集其祖父的生平和著作之时，对南安普敦这次会面也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地稍有提及，并没有吐露任何实质性内容，只说富兰克林“见到自己的儿子——新泽西的前总督，十分满意”。
7月27日，威廉并没有被邀请出席其父亲所乘坐的船上举行的告别晚会。旅行使富兰克林重新获得了活力，他也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对与儿子冷酷分别的悔意。富兰克林和朋友们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4点。当他一觉醒来，所有的朋友已经离开了，两个孙子陪在身边，而他的船已经启程，驶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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