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十四章交际圣手 饕餮食家（巴黎，1778~1785年）
轻蔑又嫉妒：富兰克林与亚当斯
1778年4月，就在美法条约签署之后不久，约翰·亚当斯抵达巴黎，接替被召回的赛拉斯·迪恩，担任驻法的三名使节之一。法国人对这一更替并不兴奋。“迪恩先生在这儿很受尊敬，但其继任者亚当斯先生却并不受信任。”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向伦敦的情报头目报告说。班克罗夫特还报告说亚当斯自己也并不高兴：“亚当斯发现万事俱备，真心地感到失望，正在讨论回国之事。”
当初他们在大陆会议共事时，亚当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富兰克林，随后又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感情：困惑、愤恨、尊敬以及妒忌。在一同前往斯塔滕岛与豪勋爵进行谈判的路上（他们挤在一张床上，还开了窗户），亚当斯发现富兰克林令人又喜又恼。因此，当抵达巴黎时，他和富兰克林之间不可避免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享受并忍耐一种复杂的关系——彼此轻蔑却又怀着嫉妒之情欣赏对方。
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关系实在令人困惑：亚当斯到底是怨恨还是尊敬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觉得亚当斯十分讨厌还是与其相处融洽？他们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对方？答案并非那么令人困惑，正如很多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以上种种他们都有，甚至更多。
两人都很聪明，但个性却截然不同。亚当斯十分严谨、心直口快、喜欢争论。富兰克林则充满魅力、不苟言笑、喜欢打情骂俏。亚当斯的道德观和生活习惯十分刻板，富兰克林则是出了名的爱开玩笑。亚当斯学习法语是通过研读语法书、背悼词。富兰克林（一点儿也不在乎语法）则是通过慵懒地靠在他那些女性朋友的枕头上，以及给她们写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亚当斯喜欢当面与人对峙，而富兰克林则喜欢循循善诱。他们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亚当斯刚到法国时才42岁，比富兰克林小30岁，甚至比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还小5岁。他对各种所谓的“冒犯”更敏感（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对富兰克林的态度比富兰克林对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他经常为富兰克林的心不在焉和自我放任而分心。“他妒忌、怀疑那些处事圆滑、在上流社会游刃有余的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米德尔科夫在其所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与他的敌人》中写道。戴维·麦卡洛对亚当斯的态度则更为同情、中肯，在其为亚当斯所著的堪称大师之作的传记中这样写道，他“不会摆出一副轻松的姿态，也学不会其他人在生活中常用的那些伪善的小把戏”，麦卡洛同样描述了亚当斯对富兰克林复杂的态度。
亚当斯对富兰克林的大部分愤恨是由那些明显的妒忌引起的，他恨自己被富兰克林的光芒所掩盖。到巴黎几个月之后，他就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抱怨富兰克林“在这儿的威望无人能及，而他也愿意显示自己的威望”。当我们看到亚当斯所写的那些对富兰克林不甚友善的话时，我想提醒诸位的是，亚当斯对他见过的所有人都恶言相向（例如，他曾经称乔治·华盛顿为“傻瓜”）。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私人矛盾，但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仍然因他们共有的爱国主义以及对美国独立的狂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帕西时，富兰克林对亚当斯极为照顾。他把10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送到了本尼·贝奇就读的那所寄宿学校。富兰克林出席所有的社交和文化场合时都带着亚当斯，甚至连在法兰西学院与伏尔泰见面那样伟大的场合也不忘自己的这位新同伴。亚当斯到帕西的第一天，富兰克林就带着他去前财政大臣雅克·杜尔哥的家中共进晚餐，随后几天，又带着他参加了很多有各类法国女性在场的沙龙，这些女性的魅力令富兰克林着迷，却让亚当斯感到惊骇。
对于一本正经的亚当斯来说，更令其感到惊骇的是富兰克林的生活和工作风格。他对美国使团在帕西的奢华生活所要产生的费用十分担心，而当听说雄心勃勃的肖蒙不收房租时，则更为苦恼。
我发现如果我不做的话，我们使团的事就无法完成……富兰克林博士的生活就是不断地休闲……他吃早饭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而早饭刚吃完，就有一大堆马车挤进他的院子里来拜访他……有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在文学上对其敬仰、被其雇来翻译其作品（如穷理查等早期作品）的朋友，但最多的是女士和孩子，他们只是希望能一睹富兰克林的真容，并希望能亲耳听到富兰克林讲述关于自己简朴和秃头的故事……
富兰克林每天都有饭局，而且他从不拒绝，除非我们也受邀一起出席。我经常和他一道受到邀请，直到后来我接到邀请时表示自己无法出席的歉意，这样我才有时间学习法语、完成自己的工作。富兰克林先生总是在自己的口袋里放一本备忘录，记录着所有赴宴邀请。李先生则说这是他唯一能按时进行的事情了……富兰克林把下午和晚上都花费在这些令人愉快的、重要的消遣和娱乐上，他通常是晚上9点到12点之间才会回来。
富兰克林的一个法国朋友则对他的工作习惯进行了正面的宣传：“他吃饭、睡觉、工作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进行，因此没有比他再不慌不忙的人了，尽管他肯定是有一大堆的事要办。”这两种对富兰克林不同的描述反映出的不仅是对富兰克林不同的看法，更是两种不同的工作观。富兰克林一直很勤奋，在美国他就因勤奋和做出一副勤奋的样子而出名。而在法国这个休闲看起来更为重要的国家，富兰克林知道应如何适应这种风格。正如克劳德–安妮·洛佩斯所言：“在美国，无所事事是种罪孽，但在法国，忙忙碌碌则显得粗俗。”
有一次，一个法国人问亚当斯他是否对富兰克林从不参加宗教仪式感到吃惊。“不，”亚当斯笑着回答说，“因为富兰克林先生没有……”因为不想亵渎上帝，亚当斯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富兰克林先生只崇敬大自然，”那个法国人说道，“这一点吸引了很多男男女女，他们都对其表示赞同。”
“是的，”亚当斯回答道，“所有的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自由思想者，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和女士，都紧跟他的步伐。”
“是的，”法国人继续道，“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立法者。”
亚当斯无法再抑制自己的愤恨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作为一个美国的立法者，他却贡献寥寥，”亚当斯告诉那个法国人，“在法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富兰克林在电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美国革命中起到的作用可以说家喻户晓，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他甚至都没有制定出一部好的宾夕法尼亚宪法。”（亚当斯并不是一个像富兰克林那样的民主主义者，他认为必须要对民众的权力进行抑制，强烈反对一院制的议会。）
几年后，富兰克林终于对亚当斯感到了厌倦，称他“有时，在某些事情上完全疯了”。但就当时而言，他仍然觉得亚当斯是可以忍受的，有时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他非常乐于将亚当斯带入自己的社交生活中，尽管对方并不热心。
戏剧性的知己：富兰克林与伏尔泰
与富兰克林一样，法国的哲学家更愿意学以致用，而非沉溺于晦涩的理论中。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就是他们世俗生活中的圣经，其中收入了杜尔哥关于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孟德斯鸠关于政治上的论述、卢梭关于艺术方面的文章、孔多塞关于科学方面的文章以及爱尔维修对人性的论述。其中扮演其国王或者上帝角色的则是伏尔泰（或许两者都不是，因为伏尔泰对这两者都持怀疑态度）。伏尔泰实际上为《百科全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只是鲜为人知，但他对法国人精神生活所起的作用却十分显著。
至少在法国人看来，富兰克林与伏尔泰是知己。他们两个人都是启蒙运动智慧和理性的化身，都很幽默，愿意写一些尖锐的讽刺性文章，毫不留情地揭露正统观念的伪饰，并且都信奉自然神论、推崇包容、倡导革命。因此，不仅两人间的会面不可避免，而且这些会面比富兰克林与法国国王之间的会面更吸引法国人的眼球。
1778年年初，伏尔泰已是84岁高龄，身体也每况愈下，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去世了。（伏尔泰的回应远比马克·吐温面临相似情况时的表现要高明，他说这些传闻所言不虚，只是还早了点。）当年2月，富兰克林去伏尔泰家中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并请求他给7岁的本尼·贝奇送上自己的祝福。在20个心怀敬畏的门徒流着“慈爱的眼泪”的注视下，伏尔泰把自己的手放在了本尼的头上，用英语说道：“上帝与自由。”根据当时在场的见证者之一孔多塞的描述，伏尔泰还说：“这是对富兰克林先生的外孙唯一合适的祝福。”
一些人对这一历史性的场景表示了嘲笑。当时巴黎一家刻薄的报纸称伏尔泰和富兰克林“上演了一出愚蠢谄媚的戏”。而当马萨诸塞前总督哈钦森听到“上帝与自由”这一祝福时，表示“很难说这两个词哪个用得更不合适”。然而，欧洲大部分媒体还是对此次会面进行了充满敬意的报道。
1778年4月29日，富兰克林和伏尔泰还在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了一次更富戏剧性的会面。当时富兰克林一身标志性的简朴打扮：简单的外套，没戴假发，除了眼镜之外没有任何装饰。伏尔泰则面容消瘦，身体极度虚弱（此次会面一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当时在场的人要求他们来一次法国式的拥抱。用孔多塞的话说，他们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巨大的喝彩，就像梭伦拥抱了索福克勒斯一样”。这个将富兰克林和伏尔泰比作两位古希腊先贤的比喻（梭伦是古希腊的政治家、法学家，而索福克勒斯则以戏剧闻名于世）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正如当时也在场的约翰·亚当斯以其标志性的敬畏和愤恨写道：
当时在场的人都要求伏尔泰先生和富兰克林先生互相介绍一下。但实际上仅此并不能令人满意，还应该做得更多。然而当时两位哲学家似乎都没能领会在场者的期望：他们只是互相握了一下手。但这是不够的，人们继续大喊：“来个法国式的拥抱。”“于是，两个老演员就站在这个哲学和娱乐的大剧场上互相拥抱，彼此亲吻了对方的面颊，喧闹才逐渐减退。随后，突然有人高呼（这一呼喊很快就传遍了法国，我认为响彻了整个欧洲）：“能亲眼见证梭伦拥抱索福克勒斯是多么令人陶醉啊。”
法国皇家科学院是富兰克林与法国知识精英交往的据点之一。另一个则是以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来命名的共济会支部——著名的“九姐妹会所”。共济会在法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人社交俱乐部的范畴，成为哲学家和其他自由思想者所领导的挑战教会和君主制权威运动的一部分。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一位思想极为自由的哲学家，最早提出了在巴黎建立一个由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超级共济会支部的设想。他去世之后，他的妻子爱尔维修女士（我们很快就将在后文中多次提及）则于1776年帮助其完成了这一设想。
1778年4月，富兰克林和伏尔泰加入了“九姐妹会所”，这也正是他们在法国皇家科学院会面的那个月。“九姐妹会所”为富兰克林赢得了很多有影响的支持者，富兰克林也在那儿度过了很多个令人愉快的夜晚。但这是有一定风险的，无论国王还是牧师，都对这个叛逆的组织十分警惕，而富兰克林正是其中的一员。
1778年11月，围绕着“九姐妹会所”的争论到达了顶峰。当时它为纪念5月去世的伏尔泰，邀请了牧师为其举行最后的仪式。一些朋友，如孔多塞和狄德罗，认为不参加此次纪念仪式才是明智之举。但富兰克林不仅出席了，而且还参与其中。
当时整个大厅都被装点成了黑色，只有昏暗的烛火在闪烁。在场的人通过歌唱、演讲、诗歌来抨击教会和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伏尔泰的侄子拿出了一个乌东为伏尔泰所做的塑像（乌东也是共济会的成员之一，并制作了一个富兰克林的塑像，现藏于费城艺术博物馆）。在昏暗的烛光下呈现出一张巨幅画像，画像中伏尔泰被代表真理和包容的女神从坟墓中带去了天堂，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富兰克林将头上的共济会花环摘下，庄严地将其放在了画像的脚下。随后，所有人来到了宴会厅，为富兰克林（“将闪电俘获于脚下”）和美利坚合众国干了第一杯酒。
尽管路易十六自己也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但对此举大为恼火，遂令其他共济会支部排挤“九姐妹会所”。这一对抗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九姐妹会所”重新改组，富兰克林担任起该支部的领导。在此后的几年里，富兰克林将很多美国人引荐到该支部中，包括他的孙子坦普尔、间谍爱德华·班克罗夫特以及海军勇士约翰·保罗·琼斯。他还帮助在其内部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北美殖民地哲学会的组织，名为“阿波罗会”。
巴黎的情人：富兰克林与布里永夫人
尽管共济会会员和哲学家们对富兰克林十分着迷，但富兰克林似乎在法国女性中更有名。据传，富兰克林是一个传奇的、好色的、在巴黎有很多情妇的风流老者。但实事求是的说，事实并非那么让人兴奋。他那些著名的女朋友只是他思想和精神的“情人”，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再简单不过了。
我们要谈到的第一个这样的女性朋友是布里永·德·茹伊夫人。她是富兰克林在帕西的邻居，很有天赋，也很感性。布里永夫人是一个娴熟的音乐家，善于演奏大键琴和当时在法国日渐流行的钢琴。当她在1777年春天第一次见到富兰克林时，一度担心自己过于羞涩而没能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于是她就请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给富兰克林带去了几张苏格兰乐谱，她知道富兰克林肯定会喜欢。“我将会试着演奏它们，并尽量谱写几个同样风格的曲调，”布里永夫人写道，“我希望能带给那位伟人片刻的轻松，也希望自己能有幸见到他。”
这样，两人就开始了密切的交往。不久之后就有传言说两人超越了一般的男女友谊，成为当时人们八卦的题材。当布里永夫人说她有“坐在你腿上这样甜蜜的习惯”，以及听到他们经常一起待到深夜时，亚当斯和其他人都惊呆了。布里永夫人的丈夫甚至有一次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我听说你亲了我太太。”
然而，布里永先生在信中接着说：“我亲爱的博士，让我亲吻你作为补偿。”富兰克林与布里永夫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与很多女士之间的关系一样，十分复杂，并未走到最后一步。正如克劳德–安妮·洛佩斯精妙描述的那样，他们之间只是“知己”的关系，而富兰克林只是扮演一个“亲爱的爸爸”的角色，尽管是一个奇怪的、爱打情骂俏的爸爸。
遇见富兰克林时，布里永夫人只有33岁，此后就一直处在矛盾的激情和各种各样情绪的困扰中。她的丈夫比她大24岁（但比富兰克林小14岁），十分富有，对她百依百顺，但并不忠诚。她有两个唱歌很好听的女儿，住在帕西最高档的庄园之一，但她却经常陷入失望和自怜中。尽管她不会说英语，但在她与富兰克林长达8年的交往中，他们一共通了130多封信。布里永夫人不但可以迷惑他，还可以操纵他。
布里永夫人是通过以下方式达到这种效果的：她为他作曲、演奏音乐，围绕他建立一个沙龙，用法语和第三人称给他写些打情骂俏的信。布里永夫人声称：“对她来说，能够令富兰克林先生愉悦是非常高兴的事。她爱富兰克林先生，尊敬富兰克林先生，而他则受之无愧。”当美国人赢得萨拉托加之战时，她甚至还写了一首欢庆胜利的序曲《起义军进行曲》（时至今日，有时仍会演奏它），并在一场私人的音乐会上为其演奏。他们还在棋盘上调情。“她现在还有点儿生气，”布里永夫人揶揄地写自己，“下了6盘棋，他居然毫无人性地都赢了，她警告他说自己将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1778年3月，在这种只涉及音乐和下棋的单纯关系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富兰克林准备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然而，布里永夫人被富兰克林一些大胆的观点，以及恳求她拯救自己灵魂的请求惊呆了。这次，她没有用游刃有余的第三人称，而是用第一人称直接写道：“你是如此善良，相信我并和我进行这样的交谈。”她的建议带有承诺，甚至是暗示的意味。“我知道向我忏悔的人的弱点。我完全可以包容！只要他爱上帝、爱美国、爱我胜过一切，我可以宽恕他所有的罪过，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布里永夫人接下来谈到了七宗罪，并仁慈地表示富兰克林已经在其余六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了（从傲慢到懒惰）。当谈到第七宗罪——色欲时，她显得有点儿腼腆：“第七宗罪，我不想提到它的名字。所有伟人都不能免俗……我亲爱的兄弟，你爱着别人；你一直是这样的亲切、可爱，你也一直被人所爱。该死的，我都说了些什么？”
“她答应沿着一条美妙的道路引领我上天堂，”富兰克林欢欣鼓舞地给她回信，“当我想到未来可能犯下的罪过时，心里一阵狂喜。”随后，富兰克林又谈到了十诫。他认为十诫中其实还应该包括两项内容：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以及互相爱恋。富兰克林质疑说，自己对这两项一直遵守得很好，“难道不足以补偿没有遵守一诫的罪过吗？我指的是不淫邻人妻子，（我承认）这一诫律我一直都在犯”。
哎，布里永夫人居然把这当成了要求自己控制情感不要偷情的暗示。“如果不与那个偷情者的丈夫商量一下，我不敢做出判断。”她写道。这里，偷情者的丈夫指的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布里永夫人还解释道，有一个双重标准她自己必须遵守：“你是一个男人，而我是一个女人，即使我们想的是一回事，但说出来和做出来就不一样了。一个男人有欲望并为欲望所驱使，并不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但当一个女人有欲望时，她却必须要保持理性。”
实际上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也在采用这一双重标准。在富兰克林的引领下，在布里永家“和一大堆男男女女”共进晚宴之后，亚当斯再次详细记下了当时令人震惊的场景。在亚当斯看来，布里永夫人是“法国最漂亮的女人之一”，而他的丈夫看上去就像“一个粗俗的土财主”。在人群中有一个“长相非常普通且十分粗鄙”的女人，亚当斯写道：“此后我分别从富兰克林博士和他外孙口中得知这个女人是布里永先生的女朋友。”这次实际上弄错了，布里永夫人是和另一个邻居有染。“我十分震惊，这些人居然还可以貌合神离地生活在一起，而不是拿刀割断彼此的喉咙。我真是不了解这里的人情世故。”
一年之后，布里永夫人发现了她丈夫与那位年轻的“粗鄙”女人，即他们孩子的家庭教师朱潘小姐有染。于是她将其赶了出去，随后又开始担心她会去富兰克林那儿做管家。富兰克林则在自己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向她保证自己没有雇那个女人的打算。然后，布里永太太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如释重负的信：“我的心灵冷静下来了，我亲爱的爸爸，它一直在为你担心。但现在不必了，我不用再怕J小姐（朱潘小姐）可能和你坐在一起，成为你的痛苦了。”
而在这段妒忌产生之前，布里永夫人已经开始讨伐富兰克林，不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尽管她仍不愿意满足富兰克林的激情。“你四处留情，即便如此，我对你的友谊却从未减退。但从现在开始，我将会试着更严厉地对待你的缺点。”她威胁道。
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强有力又充满诱惑的回信。他质疑布里永夫人没有权力占有他。“你宣称放弃并排除我们感情中所有可能的肉体关系，只是让我礼节性地、贞洁地亲一亲你，就像你让你那些小外甥亲你一样，”富兰克林指责道，“为什么要特别苛责我，不让我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人呢？”
在信中，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两人之间的“和平、友谊与爱”的条约，一共有9项条款，首先是布里永夫人将会接受的条款，其后则是自己应该接受的条款。布里永夫人的条款包括：“无论她何时召唤，F先生必须随叫随到”，以及他必须“一直待到她高兴为止”。而他的条款则包括“他可以随时离开B夫人的房间，只要自己愿意”，以及“他可以不在她身边，爱多久就多久”。条约中的最后一个条款是关于富兰克林自己的：“他可以爱任何自己觉得合适的女人。”然而，富兰克林又加上了一句，自己对布里永夫人接受这个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且无论如何“我都会失望地发现，自己不会再这样温柔地爱上其他人了”。
在描述自己的情欲时，富兰克林甚至变得相当直接：“我可怜的小男孩，你本应该珍惜他的，他并不像你优雅的画中那样胖胖的，时刻感到快乐。他很不高兴，渴望得到那些被你拒绝的照顾。”布里永夫人则继续他们之间的交流，称富兰克林是一个“渴望得到丰满、圆润之爱的”享乐主义者，而自己则是一个“试图将他射出的爱神之箭弄钝”的柏拉图主义者。在另外一封挑逗的信中，富兰克林给她讲了一个男人不愿将自己的马借给邻居的故事，而他自己却并非如此：“你知道，我随时准备牺牲我那些美丽的高头大马。”
在经过了类似的数十次香艳刺激的试探和回应后——起码在纸面上是如此，布里永夫人最终一劳永逸地拒绝了富兰克林提出的身体之爱的要求。而作为回应，她也不再坚持禁止富兰克林在别处留情。“柏拉图主义并不是一种快乐的派别，但它对男女都是一种很方便的保护，”她写道，“因此，那位女士建议那位绅士可以在别的餐桌上寻找自己最爱的美食，因为她自己只能为其贪婪的胃口提供一些粗鄙的食物。”
这封以邀请富兰克林第二天来喝茶作结尾的信并未给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实际上，这段感情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了：布里永夫人称从今以后她希望扮演一个爱慕他的女儿的角色，她希望富兰克林能够成为一位慈爱的父亲：
以下是那温柔可爱的女儿对父亲的表白：我曾经有一位父亲，他是最好的男人，也是我第一个同时也是最亲密的朋友。但不幸的是，我很快就失去了他。你经常问我：“难道我就不能取代那些曾使你后悔的人？你也曾经告诉过我有一些野蛮人有这样仁慈的习惯，他们会接纳那些战俘，将他们当作自己死去的亲人。你已经在我心里占据了那个父亲的位置。”
富兰克林正式同意了，到底是出于欲望还是必须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亲爱的朋友，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你亲切的将我视为你父亲的提议。”他写道。随后，他又谈起了哲学。正如谈起本尼和坦普尔一样，富兰克林表示自己现在与费城那“挚爱的女儿”天各一方，因此让一些孩子在他身边“照顾我的余生，在我离开人世之时帮我闭上双眼”，这一点十分重要。富兰克林承诺，自己将努力扮演好这一角色：“我会全身心地爱你，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实际上，我内心有时的确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但我会努力控制自己。”
他们的这种关系转变促使富兰克林写出了其最有智慧、也最为真情流露的小品之一。文章的名字叫“蜉蝣——人生的一个象征”，是在他们的一次花园散步之后所写的。（这一主题的灵感来源于50年前其在《宾夕法尼亚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富兰克林写道，自己碰巧听到了这个短命的小飞虫的抱怨，它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7小时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我已经见证了好几代人出生、繁衍、死亡。我现在的朋友都是我年轻时那些朋友的儿子和孙子，而他们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久肯定会随他们而去，尽管我现在还很健康，但终究逃不过自然的规律。我现在收集这片叶子上甘美露珠的辛勤劳作是多么有益啊，可惜我享受不了多久了！
我的朋友们安慰我，即使我离开，也可以在世上留名。他们还告诉我，我已经活得够久了，经历了成长和荣耀。但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不久于人世的蜉蝣，名望又有何用呢？
对我来说，在洗尽铅华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持续的快乐了，除了此生无憾的回忆，与几个要好的雌蜉蝣明智的交流，还有一直和善的布里兰特的微笑和音乐（在最初的法文版中，最后几个字更清楚地表明了此文的对象：永远温柔的布里永）。
在剩余的法国岁月以及回到美国之后的信中，富兰克林仍然在情感上表示出对布里永夫人的依恋。他们间所谓的“父女关系”，可以使富兰克林与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在布里永夫人的浴室里下棋下到深夜，而她则泡在浴缸里一直观看。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却是清白的，当时浴缸上罩着一块木板。“让你泡在浴缸里那么长时间，恐怕让你感到不舒服了吧。”第二天富兰克林道歉道。随后他又加上了一个奇怪的小保证：“下次我绝不会同意和邻居在你的浴室里下棋了。你能原谅我这次的鲁莽吗？”她当然能够原谅。“不，我亲爱的爸爸，你昨天并未令我感到不适，”她回应道，“看着你令我非常高兴，只是在浴缸里泡的时间有点儿长，我感觉有点儿累。”
他们放弃了尘世之爱的可能性，却承诺在天堂彼此爱恋聊作消遣。“我答应你，”她有一次开玩笑道，“我将在天堂里成为你的妻子，只要你在等我的时候别和太多女人纠缠在一起。我想要一个忠诚的丈夫，我将从一而终。”
布里永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富兰克林为什么这样令女士着迷的原因：“快乐和殷勤使所有女性都爱上了你，因为你也爱她们。”她还半洞察半喜爱地说：“你将最仁慈的心、最有意义的道德教育、活泼的想象力和稀奇有趣的调皮结合起来，证明了最聪明的男人能让自己的智慧冲破一切女性所设置的障碍。”
在之后的日子中，富兰克林帮助布里永夫人度过了一次次的失望和沮丧，他也曾试图（正如我们所见）撮合坦普尔和她的一个女儿在一起。但到1779年，他却逐渐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女人。她生活在相邻的奥图村，且更加迷人。
停止变老：富兰克林与爱尔维修夫人
安妮–凯瑟琳·德·理尼卫·德奥特里库尔出生在洛林的一个显赫的贵族之家，但她是20个孩子中的第10个，所以没有太丰厚的嫁妆。当她15岁，到了谈婚论嫁之时，被送到了一个女修道院。正如事实证明的，她并没有过隐居生活所必需的那种性格，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当她30岁用光身上的钱时，便离开修道院，来到了巴黎，和自己的一个姑姑生活在一起。她的姑姑是一个小说家，离开自己的丈夫并创建了一个沙龙，参加者都是聪明又稍有放荡的知识分子。
在那儿，安妮–凯瑟琳的活泼和美貌很快就吸引了众多追求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比她小8岁，后来成了法国的财政部长兼富兰克林的朋友。杜尔哥很有魅力，却不够富有，因此她就嫁给了一个更富有的男人，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是法国50多个总包税官之一，所谓的包税局是皇家授权的收税、持有租约的机构，因此包税官这个职业收益颇丰。而一旦有了钱，爱尔维修就开始实现自己社交和才智的抱负。于是富有的金融家娶了穷贵族，并如上文所提，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还提出创办共济会“九姐妹会所”的设想。他的著作《论精神》体现出一种有争议的、无神论的享乐主义，认为愉悦是人类行动的为力所在。在他周围则聚集了启蒙运动的群星，包括狄德罗、孔多塞、休谟（他偶尔会从爱丁堡来到巴黎）和杜尔哥（尽管曾作为安妮的追求者而遭人轻蔑，但仍为爱尔维修所尊重）。
当爱尔维修在1771年去世（富兰克林抵达法国5年前），其遗孀安妮–凯瑟琳，也就是爱尔维修夫人，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她们自己选择的男士，并给每人送了一座家族的古堡。她自己则在帕西附近的奥图买了一个布局凌乱的农场。爱尔维修夫人生性活泼外向，正如她出生高贵但坎坷的成长经历一样，有一点儿思想自由、放荡不羁的味道，喜欢乡土气息。有这样一个评论常常被谈起，虽然其出处众说纷纭，但第一次语惊四座很可能是出自作家丰特内勒之口。当时丰特内勒已经90多岁了，却仍然经常参加她所组织的沙龙。看到爱尔维修夫人更加随意的赤身状态，他说道：“哦，又回到了70岁！”
在奥图，爱尔维修夫人培育了一个没有任何法国式繁文缛节和充满自由精神的花园。她养了一大堆鸭子和狗，建立起一个吵闹、混杂的动物园，并组织了一个与其性质类似的沙龙。朋友们纷纷来到这里，并给她带来了珍稀的植物、罕见的宠物和种种有趣的观点，而她也一一笑纳。她的宅院也被戏称为“奥图学院”。
和爱尔维修夫人住在一起的是两位神甫和一位修士，他们是：
安德烈·莫雷莱神甫，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百科全书》的撰稿者之一，在自己生命的最后40年中，其第一次与富兰克林成为朋友是在1772年。当时在英国的家庭聚会上，富兰克林展示了用自己的魔杖将水静止下来的把戏，他们都喜欢红酒、音乐、经济理论和实用的发明。
马丁·勒费布尔·德·拉罗谢神甫，在其生命的最后30年中，这位前本笃会修士，（用莫雷莱的话说）“爱尔维修勉强将其世俗化了”。
皮埃尔–让–乔治·卡巴尼斯，20岁之前是个诗人，翻译荷马的诗作，并学习医药，写过一本关于医院的书。他十分敬畏富兰克林，虔诚地记下了他所有的故事和逸闻。
“我们讨论道德、政治和哲学，”拉罗谢回忆道，“奥图的圣母玛利亚对于你的卖弄风情十分兴奋，而莫雷莱神父则就奶油争执不休，还用他的论辩来证明我们并不相信的东西。”
第一次将富兰克林带到此地拜访爱尔维修夫人的正是杜尔哥。那是1778年，当时他仍为爱尔维修夫人着迷。爱尔维修夫人虽然已年近60岁，却仍然活泼可爱。她家里的动物园（这里指的是沙龙）充满了欢笑和无拘无束，很合富兰克林的胃口。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她的魅力：
我一直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找出你为何有如此多形形色色朋友的答案。我看见政客、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以及各种背景的人都缠着你不放，就像围绕在一块上好琥珀旁边的稻草一样……我们在你那个可爱的社团中看到极富魅力的善意、对他人和蔼的关照，以及希望愉悦他人的同时也令自己高兴的性格，这是在其他社团中不常见的……在你的陪伴下，我们不仅因你而愉快，更因为彼此和自己而惬意。
不出意外，当富兰克林带着亚当斯去拜访爱尔维修夫人时，亚当斯再次为这位女士和她的家所惊呆了。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我估计那两个神甫宽恕别人罪过的能力应该和自己犯下罪过的能力差不多。”他还对爱尔维修夫人家中那种道德“荒谬”评论道：“在这样的国家风俗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共和政府。”而日后，当他的夫人阿比盖尔前来拜访之时，则更为震惊。她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对爱尔维修夫人进行了描述：
她一头卷发，戴着一顶小草帽，帽子后面还别着一块脏纱巾……她一直是谈话的中心，经常与富兰克林博士手挽着手，有时还把自己的胳膊放在两旁绅士的座椅扶手上，随后还有意无意地搂着博士的脖子……我对此十分厌恶，永远也不会希望结识这样的女士。晚宴后，她慵懒地躺在长靠椅上，不光露着自己的脚。她有一只宠物狗，是仅次于博士的最爱。她亲吻着狗，而当小狗尿湿了地板时，她居然用自己的裙子去擦。
富兰克林与爱尔维修夫人可不止打情骂俏。1779年9月，他充满激情地向她求婚了，虽然还算比较严肃，但仍保持了一种略带讽刺的超脱以保护二人的尊严。“如果那位女士愿意与他朝夕相处，他也愿意与那位女士日夜相伴，”他借卡巴尼斯的名义写道，“尽管他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日子可以许诺，却已经陪伴了她很多个白天，但她却对此无动于衷，从不愿陪他一个夜晚。每天夜晚的大好时光就这样虚度，没有人因此而高兴，除了那条小狗。”
爱尔维修夫人则向他暗送秋波：“我希望你在写了这么美好的事情之后，能够亲口向我表白。”富兰克林便继续以其聪明但又幽默的超脱方式向其表白，很时髦地给她写了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关于他住所中的苍蝇的。这些苍蝇抱怨在帕西不得不面对来自蜘蛛的危险，所以很感谢爱尔维修夫人帮富兰克林打扫了蜘蛛网。这些苍蝇最后说：“我们仅剩的唯一愿望，就是你们能组建一个家庭。”
杜尔哥对富兰克林妒火中烧，劝爱尔维修夫人不要接受他的求婚，而她也的确这样做了。尽管如此，富兰克林仍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天堂乐土》，再次向她求婚。在文中，富兰克林回忆起自己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到了天堂，见到爱尔维修先生和自己的妻子德博拉，并和他们讨论自己打算续弦之事，结果却发现爱尔维修先生和德博拉在天堂里结了婚。在盛赞爱尔维修夫人要比自己死去的妻子强很多之后，富兰克林建议他们两个结婚，作为对去世的另一半的报复：
你昨晚明确宣称自己将终生不嫁，以示对死去丈夫的尊敬，这一残忍的决定令我痛苦不已。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结果发现自己死了，来到了天堂……爱尔维修先生热情地欢迎了我。他说久仰我的大名已经有一阵子了。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战争的情况，以及当前法国的宗教、自由和政府的状况。“你怎么没有问你亲爱的朋友爱尔维修夫人的情况啊？她现在仍然非常爱你，我一小时以前刚从她那儿回来。”我问道。
“哦，”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从前的幸福。但是我必须忘了她，因为我想在这儿幸福地生活。刚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只有她。后来我便释然了。我现在已经另有爱人，她是我能够找到的最像爱尔维修夫人的了。尽管没那么漂亮，但是她也很有智慧，精神也更高尚一点儿，并且很爱我。她一直在学习如何取悦我，希望让我开心。她一直和我待在一起，很快你就会看到她。”
……话音刚落，新任爱尔维修夫人带着美酒出现在我面前：我很快就认出了她就是富兰克林太太，我在美国的老友。我希望她重新回到我身边，她却冷酷地告诉我说：“我给你当了49年零4个月的好妻子，几乎是半个世纪了。就此满足吧。我在这里已经有了新的伴侣，我们的结合将是永恒的。”
被我的欧里狄克拒绝后，我十分不快。我突然决定离开这些不知感恩的灵魂，回到这个大好世界来，重新看到太阳和你。我来了！让我们为自己报仇吧。
在这些看似戏谑的言语之下掩藏着一颗真诚的心。富兰克林的那些朋友认为如此，甚至连杜尔哥也承认这一点。富兰克林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确是明智、安全之举。富兰克林展示出了其堪称完美的若即若离的手腕。如果是私下求婚，会显得过于正式，也可能会给他带来危险。但富兰克林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几个月后他还让自己的私人印刷所刊印了这个故事。这样，他就把自己的心思公之于众，你可以认为这是真诚之举，也可以认为是自嘲的玩笑，从而给他自己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不知什么原因，富兰克林从不全身心地投入爱情中，”克劳德–安妮·洛佩斯写道，“他总有一部分藏在背后，嘲讽地静观其变。”
然而对爱尔维修夫人来说，这些都太过火了，不光是富兰克林的严肃态度，这个公众玩笑也开得太大。因此，1780年的6月，她逃离了奥图，到图尔去消夏。根据杜尔哥给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写的信，爱尔维修夫人希望借此可以“忘掉折磨她的所有不快，如果可能的话。”杜尔哥还说爱尔维修太太的此次旅行“不仅能够使她恢复平静，对那个一直冲动的头脑（指富兰克林）来说也是最佳的选择”。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虽然他那娴熟的半正式的调情没能得到回应，却使他的身体和精神重新恢复了活力。“我发现自己停止变老了，”1780年春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已经70岁了，若沿着以前的道路走下去，肯定要进坟墓了。我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背道而行。我已经这么做了4年，所以你现在可以认为我只有66岁。”
打情骂俏的成果：通俗文学大师
富兰克林在帕西和奥图打情骂俏的成果之一，就是写了很多寓言和故事，如上文提到的《蜉蝣》《苍蝇》和《天堂乐土》等。这些文章都是他用来取悦朋友的。富兰克林将这些文章称为小品，原意是指那些轻快短小的乐章，而其中的很多篇都发表于其在帕西创立的报纸上。这些文章与富兰克林过去写的那些小故事，如《波莉·贝克的审判》很相似，但在帕西写的很多文章都有些许法国特色。
富兰克林所做的这些小品一直是某些文学评论家奉承的对象。艾德礼就曾说道：“富兰克林的小品将娱乐和道德的真谛结合在了一起，堪称是世界通俗文学的大师之作。”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确切。这些小品的价值在于，为我们了解富兰克林的性格提供良机，而就所谓的文学价值来讲，它们还略显单薄。对富兰克林来说，它们是一种精神游戏，就像指法练习一样有趣。尽管其中一些试图给人以道德教育的文章略显笨拙，但大部分仍显示出富兰克林典型的、机智的自我意识。
其中最有趣的一篇是《富兰克林与痛风的对话》，这一文章实际上是Alka Seltzer（一种胃药）关于一个男人被自己的胃所背叛这一广告的原型。1780年10月，富兰克林痛风复发，卧床不起。布里永夫人给他写了一首诗《患痛风的圣人》，暗示他的病是由他对“一位漂亮夫人，有时甚至是两位、三位、四位”的爱造成的。其中有几句写道：
“克制，亲爱的博士，”痛风说道，
“难道就没有你应该坚持的美德吗？
你喜欢美食，喜欢女士们的甜言蜜语，
本应该出去走走的时候，你却在下棋。”
富兰克林则写了一段痛风与自己之间欢乐的长篇对话作为回应。在对话中，痛风指责他纵欲过度，要他多锻炼、多呼吸新鲜空气（这也显示出富兰克林好为人师的特点）：
富兰克林：“啊！啊！啊！我到底干了些什么，而要受这样的惩罚？”
痛风：“太多了！你口无禁忌，暴饮暴食，而且太懒了，不去锻炼。”
富兰克林：“是谁在指责我？”
痛风：“是我，就是我，痛风。”
富兰克林：“什么？我身体里的敌人？”
痛风：“不，我不是你的敌人”。
富兰克林：“我再说一遍，我的敌人。你不仅将我的身体折磨到死，甚至还毁了我的好名声。你指责我是个饕餮食客和酒鬼。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都会这么认为了。”
痛风：“世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它总是对自己很殷勤，有时对朋友也是如此。但我却深知，一个经常运动的男人能吃的肉和能喝的酒的数量，然而对不运动的人来说可就太多了……
如果你每天都坐着工作，那么至少应该多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和锻炼。你应该散散步，骑骑马，或者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打打台球。但让我们看看你每天的生活。早上那么长，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散步，可你都干了什么？为什么不是起来后锻炼身体，好让自己早餐时有个好胃口，而是看书、看报、看小册子自娱自乐，其中多半还不值得一看。而且你的早餐还过于丰盛：4杯加奶油的茶，一两块抹了黄油的吐司，还有好几条熏牛肉，这些都是不容易消化的。
然后你就马上坐在桌前写作，或与那些找你的人谈话。就这样一直到下午一点，中间没有一点儿身体锻炼。你可能会说，这就是我的工作状况啊！但你吃过午餐后又干了什么呢？不是像一个理智的人那样，在你那个朋友家美丽的花园里散步，而是在棋盘旁坐下来，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你知道布里永夫人的花园，它们是多么适合散步啊，你也知道从天台到草坪上有100个台阶。你每星期要在下午去拜访这个和蔼可亲的家庭两次。你还自己编格言说，一个男人爬1英里楼梯顶得上在平地上走10英里。这是多好的锻炼机会啊！你是否抓住了？又是多久进行一次呢？”
富兰克林：“我不能马上回答你的问题。”
痛风：“我替你回答，一次也没有。”
富兰克林把这篇文章和一封信同时交给了布里永夫人，信中还颇有些无赖地对她诗中的指控进行了反驳，说“对于这疼痛难忍的痛风，那些夫人都有份”。正如富兰克林所指出的那样：“我年轻时对女性的兴趣远大于现在，但当时并没有患上痛风。因此，如果帕西的女士们能对我有多一些基督教的仁慈，就像我经常劝你却徒劳无功一样，我现在就不会受痛风之苦了。”那时，对于富兰克林来说，性已经成为谈笑戏谑的话题，而不是令人紧张的禁忌。“我会本着基督教的仁慈精神，尽可能的善待你，”布里永夫人回信道，“但不会是以你所谓的基督教的仁慈。”
富兰克林还将这些小品作为提高自己语言技能的途径之一。他会将这些文章从英文翻译成法文，再从法文翻译成英文，然后把它们拿给拉罗谢神父那样的朋友看，再将他们的修改意见综合进去。例如，富兰克林曾将自己童年时为一个哨子付出惨痛代价的故事写在两栏里，左边是法语版，右边是英语版，四周还留有空白以供修改。因为布里永夫人不会说英语，富兰克林就给她看自己写的法语文章，还经常让她看别人的修改意见。
相较于文章的寓意，布里永夫人对语法并不在意。“这些修改会毁了你的作品的，”她就拉罗谢神甫对《痛风》一文做出的修改评论道，“就让你的文章保持原貌，就用那些足以表意的单词，不用理会语法学家，他们的修改会使你的语句逊色。”富兰克林经常会自己造一些新的法语，比如“放纵者”（意思就是放纵的人），而他的朋友们则经常会将这些修改过来。但布里永夫人却认为这些新词用得很好。“少数咬文嚼字之人可能会对我们吹毛求疵，这些家伙只会按部就班地评价所用的词，”她写道，“既然你能比那些语法学家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的结论就是赞同你的做法。”
富兰克林发现掌握法语词汇阴性和阳性的区别尤为困难。当他抱怨为什么要查字典以确定具体的词性时，富兰克林甚至开玩笑将“阳性”这个词写成了阴性形式，把“阴性”这个词写成了阳性形式。“60年来（从我16岁开始），阴性和阳性的事物总是给我带来一大堆麻烦（我在这指的不是语法），”富兰克林嘲讽地写道，“如果有人告诉我，所有的这样的区别都不存在了，我会不胜欢喜。”
那么到底富兰克林的法语水平怎么样呢？1780年，他已经能够用华丽的辞藻和不同的风格进行交流和写作了，尽管发音和语法还不够精准。这对于他大部分的法国朋友尤其是女性来说，很有魅力。但不出所料的是，却令亚当斯十分不悦。“据说富兰克林博士的法语说得非常好，但我却不得不尖锐地指出，他说的法语语法不够准确，”亚当斯指责道，“他对我承认，自己对语法毫不在意。而他的法语发音，尽管法国的绅士和夫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自己也认为相当不错，但我很快就发现，那也很不精确。”
富兰克林的法国朋友们最欣赏的一篇小品是《伯爵》，那是关于宗教包容的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一个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法国官员对自己梦的回忆。梦中，他来到天堂的大门前，看到圣彼得正在询问人们信仰的宗教。第一个人回答说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圣彼得说道：“站到天主教徒中间去。”接下来，一个圣公会教徒和一个清教徒的经历也差不多。等轮到这个官员时，他说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圣彼得表现得十分宽容：“不管怎样，你也能进来啊，随便给自己找个地方吧，只要你能找到。”（富兰克林似乎对初稿进行了好几次修改，以便更清楚地表达自己宗教包容的观点，在其中一稿中，富兰克林的表达更有力：“不管怎样，进来吧，爱站哪儿就站哪儿。”）
这篇文章和富兰克林之前写过的很多通俗文章一脉相承。尽管随着富兰克林年纪的增长，他越来越认为上帝是包容的，但法国的知识分子十分赞赏其并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观点。“我们的自由思想者对富兰克林的宗教观早有定论，”富兰克林的一个熟人写道，“他们坚持认为富兰克林和自己是一类人，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
下棋与放屁：富兰克林的爱好与科学恶搞
富兰克林最有名的爱好之一就是下棋，这可以从他曾在布里永夫人的浴室里下棋到深夜这件事得到证明。他认为下棋就像外交和生活一样，这一点在他1779年写的小品《棋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此文是在其1732年为《宾夕法尼亚新闻》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下棋并非仅仅是一种无聊时的娱乐，”富兰克林一开始就写道，“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品质，以及人生中有益的品德，都可以通过下棋养成或加强。生活就像一盘棋，我们经常需要得分，需要与竞争者或对手斗智斗勇。”
他认为，下棋可以让人知道有远见、思虑周密、小心谨慎以及不能气馁的重要性。此外，还可以学习重要的礼节：永远不要伤害你的对手，不要以为抓住了一个漏洞就可以欺骗对手，获胜时也永远不要幸灾乐祸。“要抑制自己想要战胜对手的欲望，即使自己输了也要保持微笑。即使你的对手想悔棋，你也要保持冷静，欣然接受——也许你可能会因此输掉这盘棋，但你将赢得对手的尊重。”
在帕西，有一次富兰克林和别人下棋下到半夜，一个信使拿了一封来自美国的急件进来。富兰克林挥手示意让信使离开，直到此局结束才让他进来。还有一次，他和与其水平相当的波旁公爵夫人下棋，公爵夫人漫不经心地下了一步，把自己的“王”露了出来。富兰克林没有按照规则，直接把公爵夫人的“王”给吃了。公爵夫人说道：“啊哈！我们可不是这么吃王的。”富兰克林却俏皮地回应：“在美国，我们是这么做的。”这也成了一句名言。
还有一天晚上，富兰克林正全神贯注地下棋，蜡烛突然熄灭了。富兰克林坚决不肯就此作罢，让对手出去找蜡烛。那个人很快就回来了，满脸惊讶，告诉他天已经亮了。富兰克林打开了百叶窗。“你是对的，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富兰克林说道，“那就去睡觉吧！”
这件事给了富兰克林灵感，后来他写了一篇小品，说自己惊讶地发现早上6点，太阳就已升起，不断发出光芒。但在当时那个年纪，我们应该注意到，富兰克林已经不再坚持穷理查早睡早起的观点了。他声称自己的这一发现将会令读者感到惊讶：“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从未见过上午的阳光。”而他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人们早起的话，就能省下一大笔蜡烛钱。他还假装科学地算出，如果巴黎人都在夏天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早睡一个小时，那么这项“经济工程”将会节约970万里弗尔（法国古代的货币单位）：“这可是一笔大数目啊，如果巴黎每年夏天都能以阳光来代替蜡烛的话。”
最后，富兰克林表示自己将把这一创意无偿地与大众分享，不要求任何荣誉或金钱的回报。他声称：“我只希望人们记住我是发明人就够了。”但实际上他所获得的荣誉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多：人们普遍将“夏令时”这一节约能源的设想归功于富兰克林的这篇文章，尽管那只是他的戏谑之言，而且从未想过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
这篇对人类习惯和科学论文的恶搞之作（和他年轻时的文章一样），体现出富兰克林深受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影响。“如果斯威夫特能够和爱尔维修夫人以及布里永夫人等女士们一起待上5年，他肯定也能写出类似于《一个谦虚的建议》这样的文章。”艾德礼写道。
另一篇貌似科学的恶搞之作，是富兰克林假装建议布鲁塞尔皇家学院对放屁的原因和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这篇文章更有趣，也更有名（或者说更臭名昭著）。富兰克林注意到学院的领导人希望寻找一些科研课题，并声称要“重视实用性”，因此他就提议进行一项无愧于“这个启蒙时代”的“认真的研究”：
众所周知，在食物消化的过程中，人类的肠道内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而将气体排出体外时会产生一股恶臭，冒犯到身边的人。因此有教养的人为了不冒犯身边的人，通常会强迫自己忍着不放屁，但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而这一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不仅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还可能在未来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果不是因为放屁时会产生难闻的臭味，有教养的人就可以随意放屁，就像吐痰或擤鼻涕一样。因此，我的好建议就是发明一种有益健康且不令人讨厌的药，可以混在我们日常的食物或调料中，服用之后，我们所排出的气体就不仅不会冒犯别人，反而会像香水一样怡人。
接下来，富兰克林装出一副科学严谨的样子，解释了不同的食物和矿物质是如何改变屁的气味的。像石灰那样的矿物质能否使屁的味道变得好闻一些呢？“这绝对值得研究！”富兰克林还说，谁最终完成这项研究，便绝对可以获得“不朽的荣誉”，因为此项发现绝对远比“科学史上任何一个让科学家流芳千古的发明都更有实际意义”。富兰克林表示，即使是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著作也无助于解决屁所带来的烦恼。“笛卡尔的漩涡理论也不能令一个自己肠子中有漩涡的人感到满意”，而放香水屁的发明可以使主人们随意地放屁来取悦客人。富兰克林还语带双关地说，与这一奢侈的发明相比，之前所有的发明“加起来，都不值一提（不值一个屁）”。
尽管富兰克林在自己位于帕西的私人印刷所里把这篇文章印了出来，但很明显，他对文章本身还是有顾虑的，从未将其公开发表。然而他却将此文寄给了自己的朋友，并特意提到有一位朋友可能会对此感兴趣。那个人就是著名的化学家、气体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一个爱给自己气体（摆架子）的人”。
此外，还有一篇科学恶搞之作。那是一封写给莫雷莱神甫的信，信中大赞酒的神奇以及人类胳膊肘的光荣。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迦拿的一次婚宴中把水变成酒的神迹。在上帝的庇佑下，这一神迹每天都在我们眼前发生。看那些从天堂降下的、浇到我们葡萄园中的雨水，在那里，它们汇成酒的源泉，随后变成了酒。这是上帝爱我们、乐于见到我们快乐的明证。而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加快这一转变的过程。
至于胳膊肘，富兰克林解释道，正确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否则人们就很难品尝到美酒的味道。如果造物主把胳膊肘放到胳膊的远端，那么小臂就很难接触到嘴唇。而如果胳膊肘的位置太高的话，小臂就太容易伸到嘴唇之外了。“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能够自如地喝酒，酒杯正好可以到我们的嘴边。因此，让我们举起酒杯，为造物主善良的智慧祝福吧！让我们心怀感激地畅饮吧！”
距离：富兰克林与家人
富兰克林的“新家人”和他真正的家人，其不同之处在哪儿呢？就在于距离。富兰克林的女儿萨莉深爱着自己的父亲，1778年5月英军撤出费城之后，她重新回到他们的房子里，并给富兰克林写信讲述自己是如何勤劳地重新整理他们的家的。尽管他那些法国的女性朋友们在给他的信中都称其为“我亲爱的爸爸”，但他自己的女儿却显得更加拘谨，称其为“亲爱的、尊敬的先生”，富兰克林的回信则称她为“亲爱的萨莉”，有时也称她为“我亲爱的孩子”，信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他对外孙所取得成就的喜悦。但有时他的赞美中也夹杂着一些建议，他有一次写道：“如果你知道你的信令我多么高兴，我想你肯定会写得更勤。”
1779年年初，萨莉在信中提到美国的物价是如何的高，自己又是如何卖力地推销自己的桌布。然而，却犯了一个错误，提到自己被邀请去参加一个为华盛顿将军所举行的舞会，并从法国获得了一些饰针、蕾丝和羽毛，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时尚。“我从未有过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和乐趣。”萨莉狂喜地告诉自己的父亲。她还告诉富兰克林说，希望他能寄来一些首饰，这样她就可以骄傲地打扮自己了。
当时，富兰克林正在给他的法国朋友们写自己那些甜蜜的小品文，还答应波莉·史蒂文森，如果自己的彩票中了奖，就给她买一对钻石耳环。但他给萨莉的回信却对她想要几件饰品的请求表示震惊。“你想要黑色的长饰针、蕾丝和羽毛！这令我震惊，就像往我的草莓里放了盐一样，”富兰克林指责道，“你把推销桌布的事放在一边，却每天操心自己的打扮好去参加舞会！我亲爱的女儿，貌似你并不知道，懒散是世界上代价最高的。”富兰克林按照她的要求给她寄去了一些“有用和必要”的物品，又以其特有的幽默感加上了几句对那些没有必要的华丽衣饰的质朴忠告：“如果你像我一样穿着细布花边（的衣服），不在意上面那些破洞的话，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蕾丝的。至于羽毛，我亲爱的女儿，美国每只公鸡的尾巴上都有啊。”
萨莉显然是受到了伤害，她于是给富兰克林回信，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的勤奋和节俭。她还试图重新赢得他的青睐，给他寄去了一些自家纺的丝绸，请他转献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萨莉知道父亲希望推广美国当地的丝绸业，便写道：“这可以展示美国能生产怎样的产品。”
这是一个可爱的姿态，其中包含了能够吸引富兰克林的所有元素：勤劳、自力更生、推销美国产品、对法国的感恩之情。但不幸的是，在寄来的路上，丝绸被海水染色了。而更糟的是，她的父亲对她的整个计划嘲弄了一番。“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出要给一位皇后送布料的，”富兰克林回信写道，“我试试染色能不能遮住这些斑点，然后用这些布料给我自己、坦普尔和本尼做几件夏天的衣服。”然而，信的结尾附上了一个和善、温柔的说明：“鉴于你仍是一个好姑娘，我会给你寄去你想要的所有东西，继续编织你自制的袜子吧！”
而当谈到外孙和外孙女时，富兰克林的感情就细腻多了。1779年年末，萨莉生了第4个孩子，为了取悦富兰克林，她以法国国王的名字给这个男孩取名为路易斯。在当时的北美，这个名字很罕见，以至于人们都纷纷打听这是男孩还是女孩。有一次，当她的儿子威利做噩梦后向赫拉克勒斯祷告时，萨莉写信给自己的父亲问道：“是应该教他宗教的祈祷文，还是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向赫拉克勒斯祷告呢？”富兰克林则略带幽默地回答说，她应该教他“崇拜一些正确的偶像，因为赫拉克勒斯现在已经过时了”。萨莉听从了他的教导。不久之后，她写信说威利《圣经》学得很好，对所有文学作品都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已经学过了安东尼在恺撒葬礼上的演讲，而每次念的时候都忍不住潸然泪下。”萨莉还说她的女儿伊丽莎白非常喜欢看外祖父的画像：“她经常拿着一个苹果派在画像前面晃，希望你能够从框里面走出来和她一起玩，那可是她最喜欢的东西了。”
萨莉还发现一件事可以赢得富兰克林的赞许。1779年12月，当时华盛顿军队的军装十分短缺，于是她就发动费城的妇女捐款、买布料，给那些饥寒交迫的大陆军做了2 000件棉衣。“我现在忙于剪裁、做棉衣……给我们的战士。”她报告说。而当华盛顿准备付钱买更多的棉衣时，这些妇女拒绝了，继续免费给战士们做棉衣。“我希望你能够赞同我的做法。”她在信中写道。当然，这分明是想获得父亲的夸奖。富兰克林当然对此表示赞同。他回信对萨莉的“爱国心”大加赞赏，还写了一篇关于她的事迹的文章在法国发表。
萨莉的儿子本尼也感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喜怒无常，尽管这孩子是富兰克林从他父母那儿夺走陪他到欧洲的。本尼先是上了一所寄宿学校，每个星期只能见富兰克林一次。两年之后，这个安静的9岁男孩被送到日内瓦继续上学，而在日内瓦，他更是4年没有见到富兰克林。尽管富兰克林很喜欢法国，但他认为法国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封建国家不适合教育他的外孙。他在给萨莉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新教徒和一个共和主义者。”
因此，本尼就被菲利波特·克雷默——一个法国外交官，带到了日内瓦。克雷默是伏尔泰的出版商之一。本尼渴望得到爱，渴望有一个父亲，因此对克雷默极为依赖。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克雷默就去世了。于是他就和克雷默的遗孀凯瑟琳生活了一段时间，随后被交给加布里埃尔·路易斯·德·马里尼亚克照顾。马里尼亚克以前是一名诗人和军官，现在则负责管理本尼所就读的学校。
本尼实在是太孤独了，所以恳求他的哥哥威廉或者他在帕西时的同学约翰·昆西·亚当斯能过来陪他。或者至少能得到一幅富兰克林的画像和一些消息。富兰克林十分乐意地给他寄去了一幅自己的肖像，还告诉他萨莉成功地给华盛顿的部队提供军装的消息。“你必须要勤奋学习，这样你才能为祖国服务，才配得上这样一位好母亲。”富兰克林写道。富兰克林还告诉本尼他在帕西的同学中有4位死于天花，因此他应该为小时候接种过疫苗感到庆幸。然而，他所表达出的爱意中还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在一封信的结尾，富兰克林写道：“只要你继续做个好孩子，我对你的爱就不会改变。”
在日内瓦求学的第一年，本尼做得相当不错，甚至还赢得了将拉丁语译成法语的翻译奖状。富兰克林给他寄去了一些钱，让他按照传统招待同学。富兰克林还让当时仍在伦敦的波莉·史蒂文森给本尼挑了一些英文书，因为那时他的英文已经开始退步了。波莉显然知道如何取悦她的朋友，便给本尼挑了一本提到富兰克林的书。
但本尼还是逐渐沉沦于失望的青春期恐惧中，这也许是因为富兰克林从未去看他，坦普尔也没有去过，而他在假期也没有被带回过帕西。根据克雷默夫人的说法，他开始变得害羞、懒散。但她仍然十分关心本尼：“他的心地很好，明智、理性，也很严肃。但是他既不快乐也不活泼，很冷酷，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也没什么憧憬”。“他不玩牌，甚至不打架，从未显示出任何‘天才’或‘激情’的迹象”。（这点上，克雷默夫人可是看走了眼，因为本尼后来成了一个激情洋溢的报纸编辑。）当她提醒本尼他曾经获得过翻译奖，有成为一名好学生的潜质时。“他冷酷地认为当时只是走运。”她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甚至当她向本尼许诺，帮其从富兰克林那儿要更多的零花钱时，他也没表示出任何兴趣。
本尼的父母也十分担心，理查德·贝奇甚至小心翼翼地建议，也许富兰克林能抽空去看看他。“如果您能愿意去日内瓦看他，我们将不胜欣喜。”贝奇写道。还提醒“旅途可能对您的健康造成损害”。但这也只是个试探性的建议，贝奇甚至还因此而道歉。“我想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贝奇随后写道。而克雷默夫人则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建议富兰克林至少给本尼多写点信。
富兰克林抽不出时间去日内瓦，却给本尼写了一篇教育性的短文，赞扬教育和勤奋的美德。富兰克林写道，那些学习刻苦的人可以“舒适地住在豪宅里”，而那些懒惰、不愿学习的人则“贫穷、肮脏、衣衫褴褛、愚昧无知、邪恶，只能挤在可怜的木屋和阁楼里”。富兰克林非常喜欢给本尼上的这堂课，甚至还抄了一份给萨莉寄去。萨莉则热情地表示“本尼会记在心里的”。然而，本尼甚至都没提过自己曾收到这篇文章。于是，富兰克林又给他寄去了一份，让他翻译成法文寄回来，以确保他确实读过。
最后，本尼找到一个朋友帮助自己走出了困境，这个人就是塞缪尔·约霍诺特，富兰克林在费城的故友塞缪尔·库珀的孙子。约霍诺特是一个“骚动的、好捣乱”的男孩，被帕西的学校开除了，于是富兰克林就安排他去日内瓦的学校读书。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班里名列第一，还刺激本尼考到了班级第三。
约霍诺特在本尼的社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那时，本尼开始显露出富兰克林家族反叛的特征。一次，一只猫咬死了他们养的日内瓦宠物猪，因此他们决定杀一只猫（随便一只猫）来报仇，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本尼还第一次参加了舞会，当时他对此深感焦虑，以至于碰巧附近着火而让舞会无果而终时，他觉得如释重负。但本尼随后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舞会，最后终于可以应付自如。本尼给自己的外祖父写信，告诉他自己现在过得很快乐，告诉他自己如何捉蝴蝶、摘葡萄，最后还大胆地暗示自己的零花钱应该多一点儿。并说到自己需要一块表，“一块上好的金表”。他向外祖父表示这块表非常有用，甚至还许诺将会好好保管它。
富兰克林的回应和当初对萨莉希望得到蕾丝和羽毛的请求一样。“我不可能给孩子买金表，”他写道，“你不应该逗我，让我给你买那些昂贵的却对你用处不大的东西。”而当年轻的约霍诺特问他自己和本尼能否回巴黎时，富兰克林大为震惊。他给约霍诺特（实则是给这两个男孩）发出了严肃的忠告：“现在是你们应该考虑学习如何像男子汉一样坚强的时候了。”
富兰克林还给他另一个孙子坦普尔下了一道禁令。坦普尔到法国本来是为了继续学业，但他既没有在学校就读，也没学习其他课程。坦普尔为美国代表团所做的工作的确尽心尽力，但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打猎、骑马、聚会和追求女性上。为了帮助坦普尔得到一份好嫁妆和好工作，富兰克林提议让自己无赖的孙子坦普尔和布里永家的大女儿克内贡蒂结婚。
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作为一个从未成功却屡教不改的媒人，富兰克林一直试图（经常是半开玩笑地）撮合他的儿孙辈和他朋友的儿孙辈在一起。然而，这次他是完全认真且非常诚挚的。他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自己的建议，用未经朋友们修改而显得蹩脚的法语。富兰克林说布里永夫人是他的女儿，并希望也将她的女儿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他说坦普尔（布里永家称他为富兰克林内特）已经同意了他的提议，特别是当富兰克林承诺如果他们结婚，他就会“在法国度过余生”之后。富兰克林再次表达了希望“自己离开人世时，有孩子在旁边帮我闭上双眼”的愿望，并对坦普尔的品德大加赞赏，称他“没有任何缺点”，“具有（能及时）成功的潜质”。
布里永一家太了解坦普尔了，因此对富兰克林的评价不敢苟同。他们当然不会答应这桩婚事，而给出的主要借口则是坦普尔不是天主教徒。这就给了富兰克林一个口实，正如他之前所做的一样，让他大谈宗教包容的必要性以及所有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观点。（富兰克林在信中列出了5条，其中有一条是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人为善就是侍奉上帝。”）
在回信中，布里永夫人表示同意“实际上只有一个宗教、一种品德的观点”。然而，她和她的丈夫仍然拒绝这桩婚事。“我们应该遵从我们国家的习俗。”布里永夫人说道。布里永先生当时正打算从总包税官的位置上退下来，希望找一个能够继承他职位的女婿。“这一职位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她写道，显然忘记了她经常向富兰克林抱怨，自己当初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才不得不接受安排的婚姻，“它需要一个熟知我们国家法律和习俗的人，一个信仰我们宗教的人来继承。”
富兰克林显然意识到了布里永夫人的反对绝不仅仅是因为坦普尔的信仰。“他应该还有其他原因，但没有告诉我，”他在给布里永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不应该给他找麻烦。”坦普尔在一年中先后和不同身份的女人有染，其中包括一个法国女伯爵和一位意大利女士，最后却突然和布里永家年仅15岁的小女儿恋爱了，尽管时间很短暂。这次，布里永夫人看起来已经准备同意这桩婚事了，甚至还准备提供一份嫁妆和工作。但善变的坦普尔早已移情别恋，甚至还包括和一个有夫之妇有染。而最终，这位情妇也使坦普尔成了富兰克林家族中第三代有私生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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