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十三章朝臣（巴黎，1776~1778 年）
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人
尽管“复仇号”开得很快，横跨大西洋只花了30天的时间，但严冬时节的海上生活却“差点要了我的命”，富兰克林后来回忆道。腌牛肉使富兰克林的痛风和疖子复发，其他食物对年迈的他来说又实在太硬，难以咀嚼。而他们所乘坐的这艘快艇在浩瀚的大海上颠簸得如此厉害，使富兰克林几乎难以入睡。因此，当他们抵达法国的海域，刚刚能看到布列塔尼的时候，筋疲力尽的富兰克林已经再也不愿意坐船了，于是就让一艘渔船将他和两个晕头转向的孙子送到了小渔村欧赖。待他乘马车到了巴黎之后，富兰克林写信告诉约翰·汉考克说，他将避免“抛头露面”，试图保持低调，并“认为当前的第一要务，是了解王室是否已做好准备并愿意公开接受来自大陆会议的使节”。
然而，法国并不是富兰克林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人可以轻易隐藏之地。当富兰克林的马车抵达南特时，当地居民马上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舞会向其致敬，并称赞富兰克林为著名的哲学–政治家，坦普尔则对女士们精心装饰的发型的高度大为惊奇。在看到富兰克林所戴的那顶皮帽子后，南特的女士都带上了模仿其帽子的假发，这一款式后来被称为“富兰克林发型”。
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位不期而至并挑战闪电的科学家和自由领袖，还是卢梭理想中的自由及伏尔泰所提倡的启蒙运动之理性智慧的象征。在未来8年多的时间里，富兰克林将自己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通过一种聪明而细致的方式，以法国人所喜爱的风趣和生活态度，将美国的事业赋予其个人的特征，把它塑造成自然之国与腐败之国、启蒙之国与非理性的旧秩序之间的斗争。
这样，美国革命的重任就被托付给了富兰克林、华盛顿等人。除非富兰克林能够获得法国的支持（法国的援助、认可以及海军力量的协同），否则美国是很难战胜英国的。作为当时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作家，富兰克林展示出的纯熟技巧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他一边表现出自己的浪漫，一边表现出自己的理性，深深吸引了法国的哲学家；一边展示出自己对美国自由的喜爱而博得法国公众的支持，一边又冷静地计算国家利益以打动法国的大臣们。
法国有440年的时间都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是一个成熟的潜在盟友，尤其是法国当时正急于报不久前结束的“七年战争”的一箭之仇，以弥补自己在美国的损失。就在富兰克林离开美国之前，法国已经同意通过一家商业公司（作为掩护）秘密给予美国一些援助。
但劝说法国给予美国更多的帮助绝非易事。当时法国正处于财政危机和与英国短暂的和平中，因此十分谨慎，不愿在即将失败的一方身上押重注（当时华盛顿从长岛贸然撤退）。此外，无论是路易十六还是他的大臣们，一直就对美国放弃世袭君主制的想法（这一想法后来被证明具有极大的传染性）持怀疑态度。
富兰克林可用的筹码之一就是他的名声。他与黎塞留、梅特涅、基辛格等伟大的政治家一样，都认识到名声可以产生威望，也可以带来影响。他有关闪电的理论在法国于1752年得到了证实，他的选集也于1773年在法国出版，而最新版的穷理查《致富之路》也在其抵达不久后出版，并在两年内再版达4次之多。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声名是如此显赫，以至于当他在1776年12月21日来到巴黎时，人民在街道两侧列队欢迎，只为亲眼一睹他本人的风采。
在几周内，貌似所有时尚的巴黎人都希望能够亲眼目睹富兰克林温和的表情。有各种大小的富兰克林像章，每个法国人的家里都有他的画像或塑像，甚至连鼻烟壶和图章戒指上也都印有他的画像。“它们的销量令人难以置信，”富兰克林告诉自己的女儿萨莉说，“这些东西以及画像、塑像和印刷品（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印，以至于到处都是）使你父亲的脸就像月亮一样为人所熟知。”这一风尚传播得如此之广，甚至令路易十六本人都深受其扰，不过也为其提供了消遣。当时戴安·德·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经常在他耳边为富兰克林大唱赞歌，令其不胜其扰，因此，路易十六就送给了她一个塞夫勒出产的、里面刻有富兰克林肖像的瓷夜壶。
“他比莱布尼茨、弗雷德里克或伏尔泰还要有名，他的性格也更迷人、更值得尊敬，”多年之后，当亚当斯对富兰克林盛名的嫉妒逐渐减退之后，如此回忆道，“无论是农民、市民、男侍从、马车夫、男仆、女服务员还是厨师，富兰克林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
法国人甚至试图声称富兰克林是法国人的后裔。正如本书开始所提到的，富兰克林经常说他的姓氏来自英国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当然这一说法几乎完全正确，但是当时《亚眠新闻》却声称富兰克林的这一姓氏在法国的皮卡第省很普遍，而很多姓富兰克林的家庭移民到了英国。
除了伏尔泰和卢梭的门徒之外，还有很多法国其他学派的哲学家认为富兰克林的思想深受本派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是经济学的拓荒者之一，后来发展为自由主义。这一学派成了富兰克林新加入的俱乐部之一，他经常为其月刊撰稿。
皮埃尔–萨米埃尔·杜邦·德·内穆尔是最著名的重农主义学者之一（他于1799年移民美国并与儿子一道创立了著名的杜邦公司），他对其朋友富兰克林的描述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完美的镇定，”杜邦写道，“他的嘴边挂着永远平静的微笑。”其他一些人则对他衣着朴素、从不戴假发的行为崇敬有加。“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显示出淳朴道德的简单和纯真。”一个巴黎人惊奇地称赞道。他们对富兰克林的沉默致以法国式的最高礼赞：“他深知如何不粗鲁地无礼。”
富兰克林的沉默寡言和朴素的装扮使很多法国人误以为他是个贵格会教徒。就在富兰克林抵达法国后不久，一个法国牧师说道：“这个贵格会教徒身着该教的礼服。他相貌英俊，戴着眼镜，头发很少，还喜欢戴一顶皮帽子。”对于这一印象，富兰克林并不想过多地纠正，因为他知道当时很多法国人都喜欢贵格会教徒。在《英国书信集》中，伏尔泰有4封信都对清教徒平和的简单大加赞美，并为世人所熟知。正如卡尔·范·杜伦写道：“巴黎崇拜贵格会温和、刚毅的品质。”
富兰克林深知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并自得其乐。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形容自己：“衣着简朴，戴着一顶上好的皮帽子，却仍然盖不住自己一头浓密的灰色直发，头发从前额一直垂到了眼镜上。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巴黎那些精心打扮的人群中会是什么样。”这一形象与其1767年第一次到法国时截然不同。那时他在给波莉的信中说，他买了“一小袋假发”，让裁缝“把我打扮成一个法国人”。
实际上，富兰克林朴素的新造型只是这个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形象设计师和公关大师所摆出的姿态的一部分。他戴着那顶在前往加拿大途中偶然得到的皮帽子，出现在大部分的社交场合。甚至当他刚到巴黎不久，参加德方侯爵夫人所举办的文学沙龙时，也是如此。这顶帽子如同卢梭戴的那顶一样，成了富兰克林的朴素纯洁和新世界道德的象征，就像他一直戴着的眼镜（这也是他的形象特征之一）是其智慧的标志一样。帽子帮助他扮演起了法国人想象中的角色：一位来自美国西部的哲学家、一位来自边远之地的圣人。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费城和伦敦度过的。
富兰克林也向法国人对自己的喜爱投桃报李。“我发现法国人很和善，很适合与其一起居住，”富兰克林在给乔赛亚·昆西的信中写道，“一般人认为西班牙人比较残忍、英国人比较傲慢、苏格兰人比较无知、荷兰人比较贪婪……但我认为法国人整体而言没有什么缺点。他们的举止有些轻浮，但无伤大雅。”正如他给波士顿一个亲戚的信中写道：“这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国家。”
富兰克林的帕西“宫廷”
在英国时，富兰克林通过一个所谓的“家”，聚起了令人感到舒服的“一家人”。在法国，富兰克林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小宫廷，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富兰克林的宫廷位于巴黎的沙龙和凡尔赛的宫殿之间（无论是就地理位置还是象征意义而言）。不久之后，它的规模就不仅限于必要的“新家人”，还包括前来拜访的同僚、代理人、间谍、学者、朝臣和与其打情骂俏的女性崇拜者。
富兰克林所统治的“宫廷”位于帕西村。帕西位于布洛涅森林的边缘，距巴黎市中心有三英里之遥，到处是别墅和庄园。其中最好的一个庄园属于雅克–多纳西安·勒雷·德·肖蒙。他是一位商业新贵，在东印度群岛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而现在，出于对美国真挚的同情以及盈利的考虑，他将自己与美国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他为富兰克林和他那一群人提供了房间和食宿，最初甚至都没收房租。而他那帕西的院子则成为美国第一个驻外使馆。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这是一种田园般的生活。他有一座“好房子”，“一个可供散步的大花园”，以及“一大堆熟人”，富兰克林在给史蒂文森太太的信中写道。而唯一欠缺的就是“在你指导下的家庭秩序和经济”。这实际上是富兰克林希望她能来法国重新成为其家人、伴侣的暗示，虽然不十分明显。但富兰克林并非提出建议，因为他发现自己在一群新家人和新女伴中如鱼得水。“我从未见过我祖父的身体如此之好，”坦普尔在给萨莉的信中写道，“帕西的空气和一周三次的热水澡又让他变成了一个小伙子。他令人高兴的玩乐使每个人都爱上了他，特别是那些女士，经常让他亲吻自己。”
肖蒙的主宅（富兰克林也为这里装上了一个避雷针）坐落于一大堆楼阁、整齐的庭园、庄严的门廊，以及一个八角形池塘中间，从那里可远眺塞纳河。肖蒙家的正餐通常在下午两点开始，一般有7道豪华的美味。富兰克林还修了一个酒窖，里面很快就装满了波尔多红酒、香槟和雪利酒，有1 000多瓶。于是，机智的肖蒙夫人就扮演起了“女主人”的角色，而她的大女儿则成了富兰克林口中的“我的女士”。富兰克林甚至还喜欢上了帕西领主的女儿，当时她还只是个小姑娘，他满怀希望地称其为他的“情妇”。多年之后，当这个小姑娘最终嫁给了德·托纳尔侯爵时，肖蒙夫人语带双关地说道：“富兰克林先生所有的避雷针也不能阻止闪电击中这位小姐。”（在法语中，“闪电”与“托纳尔”是同一个词。）
通过自己的贸易公司，肖蒙成为了法国援助美国的中介，当时法国的很多援助都通过肖蒙的公司发往美国，其中包括硝石和军装。他实际上效仿了穷理查的那句格言“行善诸事顺”，但很多人质疑他的动机。“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把13个殖民地的贸易都抓在自己手里。”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
肖蒙还担任了富兰克林宣传员的角色。他委托当时意大利伟大的雕塑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尼尼制作了一系列富兰克林的纪念章，还委托宫廷御用的肖像画家约瑟夫–希弗雷德·迪普莱西为富兰克林绘制了很多庄严的油画。其中，富兰克林最爱的一幅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他的则分别藏于华盛顿国家肖像美术馆等地）。
本尼就读于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在那儿他很快就掌握了法语。每周日他都会与外祖父共进晚餐，有时还会带来几个美国的同学。乔纳森·威廉姆斯——富兰克林的一个侄孙，也从英国赶来。他还一度被富兰克林任命来监督商业贸易。坦普尔则成为了富兰克林忠实的助手，尽管并不十分称职。他有点儿花花公子的味道，显然还没能掌握其祖父所列出的13项美德中的大部分。
而一直忙于全力应付武器运输和商业贸易等复杂局面的富兰克林显然需要忠诚与家庭的支持。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与这样的几个人共事：一个腐败透顶的同事、一个憎恨所有人的同事、一个实际上是间谍的秘书、一个盗用公款的厨子，还有一个希望牟取暴利的房东。
在这帮乌合之众中，富兰克林最喜欢的是那个腐败的同事。他实际上与富兰克林十分投缘，而且还算不上不诚实。来自康涅狄格的赛拉斯·迪恩是1776年7月到的法国，比富兰克林早了5个月，而法国第一批秘密援助就是经他之手安排的。那时，与他合作的是一个最不可能的中间人：对外交一窍不通的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也是一个未来的唯利是图者。博马舍是世界知名的剧作家，当时刚刚完成了《塞维利亚理发师》，马上就要撰写自己的另一部作品《费加罗的婚礼》。和博马舍一样，迪恩喜欢雁过拔毛，记的账看起来也像天书一样。一年后，他就被大陆会议召回、审判并最终坐了牢。但富兰克林仍然对其十分友好。
在这些人中，对于迪恩以及后来的富兰克林来说，最大的对手就是美国派出的第三个使节，来自弗吉尼亚的阿瑟·李。他怀疑身边的每个人，有点儿妄想狂的味道，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他的道理的。自从与富兰克林共事，担任驻伦敦的殖民地代理人（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的大俄亥俄公司的竞争对手的股东之一）以来，李就一直对富兰克林心生妒忌。他与其兄弟威廉·李及理查德·亨利·李，是很多质疑富兰克林忠诚及个人品质的谣言的幕后推手。
当言之有据地成功揭露出迪恩通过贸易中饱私囊之后，李却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对富兰克林的攻击。“我越来越感觉到那个老博士牵涉其中。”李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说。他后来还写道，这次稍微有些根据了，富兰克林“比任何一个身处他现在位置的年轻人都更沉溺于享乐”。
正如曾经认为富兰克林对待英国过于软弱一样，李现在也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的态度值得怀疑。他还坚信几乎帕西的每一个人不是间谍就是骗子，对大事小事都很操心，包括发往美国的制服的颜色以及迪恩的房间离富兰克林更近。
富兰克林和李偶尔也会把彼此间的敌意放在一边，共同讨论他们的美国大业。在帕西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富兰克林向李详细讲述了1776年7月发生的大事。当时李家所有的兄弟都在伦敦，而富兰克林在日记中虔诚地将其记了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富兰克林回忆道，将会产生“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然而，1778年年初，李和富兰克林彼此间已经很少说话了。当时李给富兰克林写了很多充满怨恨的信，却没能得到回复，于是他又怒气冲冲地写道：“我有权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富兰克林最终给他回信了，措辞极为愤怒，前所未有：
先生：我的确没有回复你的一些来信。我不愿意回复任何怒气冲冲的来信。我讨厌争论。我现在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时间争吵。如果我经常收到并忍受你专横的批评、指责却没有回复，请不要想歪了。这些都是出于我对我们此次使命的荣誉和成功的关切，而我们之间的争吵将会使其颇为受损。同样，还出于我对和平的热爱，对你品德的尊敬，以及对你病态心理的同情。你总是折磨你自己，嫉妒、怀疑、幻想别人认为你有病，误解你或对你不够尊敬。如果你不能及时改变这一状况，你最后就会发疯，你现在的症状就是先兆，我已经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上帝保佑！希望你不要成为这样的恶魔。而看在上帝的分上，求求你让我安静点吧！
如同另一封著名的怒气冲冲的信一样（就是称他的朋友斯特拉恩为敌人的那一封），富兰克林也没把这封信寄出去。尽管信中的确都是他想说的话，但富兰克林却一如既往地不想与人先起争执。而现在，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己太老了，吵不动了。于是，在第二天，他又给李写了一封更加温和的信。在信中，他再一次承认对于李的一些来信的确没有回复，“特别是那些怒气冲冲的、对我横加指责、妄下断定，就好像我是你的家人一样的信”。实际上，富兰克林说自己把这些信都烧了，因为“我认为我们正确对待彼此十分重要”。富兰克林还向迪恩抱怨道：“我为了我们的使命，耐心地忍受了他所有的指责，这对我来说的确有点儿难。”
李还吸引了那些和他想法类似、后来也被证明同样讨人嫌的人。他的兄弟威廉被作为使节派往奥地利，但奥地利却拒绝接受他，最后也来到了巴黎。拉尔夫·伊泽德也是如此，他是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富有且小心眼的种植园主，并作为使节被派往托斯卡纳，却发现自己在那儿不受欢迎。当伊泽德选择站在李氏兄弟一边时，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匿名的讽刺文章《字母Z的请愿书》作为回敬。其中，字母Z抱怨被“放在了字母表的最后”，“智慧这个词中也根本没有自己的影子”。
谁是间谍
阿瑟·李经常辱骂美国代表团的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实际上，在代表团中，班克罗夫特是一个有趣的角色。他于174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年轻时受过赛拉斯·迪恩的指导，19岁时到圭亚那的一个种植园中工作。在圭亚那，班克罗夫特写下了很多关于热带植物的东西，还发明了一种利用当地的黑槲树皮对织物进行染色的方法并申请了专利。1767年，23岁的班克罗夫特来到了伦敦，成为一名医生和股票投机商。在伦敦，他与富兰克林成为了朋友。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他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富兰克林还付钱雇其收集英国领导人的情报。当1776年3月迪恩准备离开英国去法国之时，富兰克林告诉他：“以住在伦敦附近的特恩海姆公园的格里菲斯先生之名义给班克罗夫特先生写封信，设法与他见一面，劝他与你一起走。”于是正如迪恩一样，班克罗夫特也在7月抵达了巴黎，开始为他的前导师工作。
富兰克林到了巴黎后，便任命班克罗夫特为美国代表团的秘书。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历史学家也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在英国的一些解密文件中发现），班克罗夫特最近刚被招募为英国间谍，而且极为活跃。
在1777年时，英国的情报机构每年几乎花费20万英镑用于收集情报。其负责人是反应灵敏的威廉·伊登，也就是后来的奥克兰勋爵。而其在法国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保罗·温特沃斯的新罕布什尔人。温特沃斯在18世纪60年代搬到了伦敦，通过在投资股票和在西印度群岛与南美购买土地大发横财。而班克罗夫特在圭亚那工作的那个种植园也是他名下的财产。
随后，温特沃斯将班克罗夫特招募为其在巴黎众多的间谍之一，并与1776年12月与其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协议。协议中班克罗夫特的代号是“爱德华·爱德华兹博士”，这实在是太假了。协议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爱德华兹博士应向P·温特沃斯先生定期写信汇报以下方面的情况。”随后，花了10页纸的篇幅详细列出了班克罗夫特应提供的信息范围，具体包括：
与法国的条约及所希望获得援助的进展情况……关于其与西班牙及欧洲其他任何一个王室的同样信息……获取援助的方式、效果、金额、渠道以及代理人的姓名……富兰克林和迪恩与大陆会议秘密通信的内容……关于船只和货物的情况，出发时间以及抵达的港口……还有来自北美的情报。
表面上看起来友好、温文尔雅的班克罗夫特每周都会以所谓的“情书”为掩护，通过隐形墨水向英国提供秘密报告。英国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再用一种特殊的化学试剂将其内容显示出来。每周二晚上9点半，班克罗夫特都会把情报放在瓶子里，用一根绳子拴着，然后放在都伊勒斯花园南门廊附近的一个树洞里。然后英国使馆的一个信使就会将其取走。关于如何把瓶子放在树洞里的规定也十分具体：“瓶子必须密封，然后在颈部拴上一根约半码长（约46厘米）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要固定在一个木钉上……木钉位于西面的地面上。”一开始，班克罗夫特每年会得到500英镑作为回报。但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不久之后就涨到了1 000英镑。而他作为代表团的秘书，每年最多也就能赚1 000英镑。班克罗夫特还利用所掌握的内部信息在股票市场上牟利。
班克罗夫特一共向英国发出了数百份密报，内容都是敏感的信息，包括驻帕西的美国代表团的贸易往来、美国代表团与法国大臣会谈的内容、向美国运送军火的日程以及其他内容。例如，他曾告诉英国，拉法耶特将于1777年4月前往美国，还列出了陪同的法国军官的名字，并透露其将从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港出发，“直接抵达皇家南卡罗来纳港”。他还警告说法国人正“命令8或10艘军舰在法国沿海地区保护殖民地的商船，驱逐英国的巡洋舰”。1777年9月，他报告说“4艘战舰正驶离土伦前往布雷斯特”。1778年4月，班克罗夫特又报告说法国海军将领德埃斯坦公爵正坐船离开土伦前往美国加入战斗，“并指挥一支由1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摧毁或抵御英国舰队”。而在其下一周所写的信中，他又报告“布雷斯特港的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并提到了“布罗利奥公爵将对英格兰发动入侵”的可能性。
富兰克林和迪恩非常信任班克罗夫特，他们经常让其秘密前往伦敦搜集资料。而班克罗夫特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将一些极为机密的消息报告给英国人，回来的时候则会告诉富兰克林一些看起来很有价值但实际上却是由他的上司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英国人十分注意保护他的身份，甚至当1777年3月他前往伦敦时，假装将其逮捕并以美国间谍的名义关了几天。“班克罗夫特博士因与我们通消息并对我们提供帮助而在伦敦被捕。”迪恩心烦意乱地向大陆会议报告道。他还加了一句：“我对班克罗夫特博士的感情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而看起来颇为神奇的是，班克罗夫特在几周后就被放了出来，回到帕西继续工作。
阿瑟·李很快对就班克罗夫特的忠诚表示了怀疑。“我想你十分清楚班克罗夫特博士作为一名股票经纪人臭名昭著的本性，”1779年2月，当阿瑟·李听说自己被派往伦敦执行另一项秘密使命时，他给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写道，“他公开违背道德和宗教，你不是不知道，更不要提他对我的敌意。”更严重的是，李还引用了一些材料暗示班克罗夫特是个间谍：“我有证据表明班克罗夫特博士是美国的罪人。”
但由于李几乎怀疑过每一个人，因此他对班克罗夫特的质疑也被忽略了。然而，李的疑心还是不够重，他竟然没有发现自己的秘书实际上也是个间谍。在大英图书馆的资料中，就藏有很多李的秘函的誊本，以及一份向间谍组织头目报告他们的特工如何“将李的日记偷出，抄写相关信息”的备忘录。
然而，富兰克林从始至终就对身边有间谍这种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他来法国不久时，一位住在巴黎的费城女士就向其提出了警告。“你身边都是间谍，他们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她写道。富兰克林给这位女士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虽然除了能让我们再次称颂他的美德之外，对解决这一问题毫无意义：
长久以来，我一直奉行这样的原则，它防止了我由于这样的行为而感到不便。原则很简单：避免将那些不该公开的事公之于众，除了间谍能够看到的事，什么都不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公正并值得尊敬的，那么别人知道得越多，他的名声也会随之增长和巩固得越多。而即使我确信我的贴身男仆是一个间谍——我想他有可能是，但如果他有其他方面值得我尊敬，我想我很可能不会解雇他。
从某种方面来看，富兰克林的回答十分天真，要知道班克罗夫特的背叛使美国的船只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因此造成了损失：拉法耶特平安抵达，英国人没能及时采取行动阻止德埃斯坦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布罗利奥也没有入侵英国）。然而另一方面，富兰克林却是精明的，当正式协商开始后，他就收起了所谓周围没有间谍的假设，挑拨英国与法国作对。
美国的力量：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法国的外交部长韦尔热纳伯爵是一位衣着邋遢的职业外交官，体态臃肿，毫不做作。但用苏珊·玛丽·艾尔索普的话说：“他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对人的判断很准。”（艾尔索普的著作《宫廷中的美国人》是对那段历史的生动再现。）实际上，韦尔热纳对富兰克林很热情，对富兰克林的性格也的确判断得很准。韦尔热纳在路易十六时期从未被王室完全接受，因为他的妻子出身中产阶级而非贵族。但他非常赞赏妻子身上的中产阶级品德，并认为也会在富兰克林身上发现同样的特质。
就国际关系观而言，韦尔热纳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曾在1774年声称：“国家的影响要根据其内在的力量来衡量。”这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简明的总结。同时他也是个狂热的反英分子，这也有助于其对美国的事业持同情态度。
1776年春，就在富兰克林抵达法国之前，韦尔热纳给法国国王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平实的语言阐述了法国应该采取的政策：“英国是法国的天敌。这是个贪婪的敌人，野心勃勃，行为不公，充满了邪恶的想法。其政策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羞辱和毁灭法国。”他还表示美国需要法国的帮助来取得胜利。支持美国这一新兴的国家以削弱英国是法国的利益所在，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韦尔热纳在凡尔赛宫那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向路易十六及内阁（其中包括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后来成为了富兰克林的朋友和支持者）提交了自己的建议。
杜尔哥和其他大臣担心法国财政紧张且缺乏准备，所以建议谨慎行事。而路易十六最终批准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法国将向美国提供一些支持，但只是秘密进行。此外还决定将韦尔热纳关于此方面内容的信以口授形式告诉他15岁的儿子，再由他的儿子誊写出来，这样即使信件落在坏人之手，也无法辨认出是谁的字迹。
1776年年末，实际上是12月28日，就在抵达巴黎几天之后，富兰克林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第一次与韦尔热纳见了面。当时，迪恩和李也在场，富兰克林极力想促成美法联盟，当然也许有点儿太心急了。韦尔热纳对富兰克林的学识和机智大加赞赏，却没做出任何承诺，只是说如果富兰克林能就此提交一份研究资料，他将好好考虑一下。在当晚的日记中，他称富兰克林“聪明而谨慎”。在其给法国驻英大使的信中，他也写道：“他的谈吐温柔、诚实，看起来像非常有天赋的人。”
富兰克林接受了韦尔热纳的建议，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富兰克林特意强调了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逻辑，他知道韦尔热纳一定会欣赏这一点。如果法国和盟友西班牙加入到美国的事业中，英国就会失去它的殖民地以及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曾经使其富裕强盛的商业”也将受损，这样英国就会被削弱成一个“虚弱、屈辱的国家”。美国将愿意“最坚定地保证”法国和西班牙可占有英国所失去的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领地，那时，美国也“不需要通过和谈来结束与英国的战争了”。而“如果稍有耽搁，就会造成致命的影响”。
但是富兰克林也认识到，利益仅仅是影响决策的因素之一。富兰克林比美国历史上大部分外交官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力量将来自一种独一无二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融合。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正如日后从门罗主义到马歇尔计划等所体现出的那样，它们就成为了美国弹性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写道：“美国历史上光芒四射的时刻都发生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而没有人比富兰克林体对此体会得更深了。”
正如他将在法国所证明的，富兰克林不仅知道如何像一个最好的现实主义实践者一样精心地进行权力制衡，也知道如何扣人心弦地展示美国例外主义的魅力——美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道德本质的与众不同。富兰克林意识到，无论是来自战略威力的硬性实力，还是来自其理想和文化吸引力的软性实力，都在施加同样重要的影响。正如作家兼数学家孔多塞（日后成为富兰克林最好的法国朋友之一）所言，在外交上，富兰克林也是一个“相信理性力量和道德现实”的人，正如在他自己的生意上一样。
因此，在给韦尔热纳写了一份饱含经典外交现实主义色彩的备忘录之后，富兰克林在帕西定居下来，设法从美国的理想主义中获取力量。他精心安排，将来自美国的那些鼓舞人心的文件（包括其为宾夕法尼亚制定的宪法）在法国等地翻译、出版，从而赢得了人心与思想上的支持。“整个欧洲都在支持我们。”他在一封给秘密通信委员会解释为什么要出版这些文件的信中写道。随后，富兰克林对美国理想主义的魅力进行了一次经典的阐释：“暴政在世界其他地方肆虐，而美国则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提供了避难所，这实在是令人欣喜。我们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他以“山巅之城”这一比喻作为文章的结尾，而从约翰·温斯罗普到罗纳德·里根，那些伟大的美国例外主义者无不对此呼应。“我们为人性的尊严和幸福而战，”富兰克林宣布，“被上帝赋予这样的荣誉是美国人的骄傲。”几周之后，他给波士顿一个朋友的信中写下了类似的观点，并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这里，大家都认为我们的事业也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在保卫自己自由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
富兰克林的公共外交战略实在令韦尔热纳摸不着头脑。“我真不知道他在这儿想干什么，”韦尔热纳写道，“最初我们认为他有种种事情要做，而突然间他就把自己关进了哲学的密室中。”韦尔热纳拒绝了美国马上结盟的请求，对进一步的会面也百般推脱，并在几个月内一直对富兰克林敬而远之，只是静观战争的走向。然而，他也悄无声息地向美国提供了一些援助：法国将为美国提供另一笔秘密贷款，并允许美国商船使用法国的港口。
如同在英国一样，富兰克林在法国也通过发表一些匿名的文章进行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篇冷酷的模仿之作，其沿袭了《普鲁士国王赦令》的故事情节，就写在与韦尔热纳第一次会面不久之后。文章模仿了一位德国伯爵写给一位驻美的黑森部队指挥官的信。被伯爵派往美国的士兵战死之后，伯爵就会得到赔偿。而由于英国决定不赔偿伤者，只赔偿死者，因此伯爵就鼓励指挥官说，士兵死得越多越好。
我并不是说为此你必须暗杀他们，我们应该仁慈，我亲爱的男爵。但你或许可以得体地暗示那些军医，那些因受伤而残疾的人实际上是对他们专业能力的指责。当士兵已经不适合战斗，没有比让他们都去死更明智的做法了……因此，你应该对那些敢于冒险的士兵许诺晋升，劝说他们在危险中寻找荣耀。
富兰克林还运用自己的机智来回避英国大使斯托蒙特勋爵所散播的宣传报道。当有人问其对其中一篇报道的看法时，富兰克林反驳说：“这不是事实，只是一个斯托蒙特。”此后，富兰克林和那些时髦的巴黎人就开始将大使的名字当作一个动词，“斯托蒙蒂尔”（撒谎的意思）。这是一个小小的双关，在法语中，“说谎”这个词的发音就是“蒙蒂尔”。
当时关于富兰克林在法国所使用的不同策略和计划有着诸多谣言。一个英国间谍（并非班克罗夫特）报告说富兰克林正在准备“一大堆反光镜”，打算把它们架设在加来的海岸边，将阳光反射到英国军舰上，以摧毁英国舰队。此外，富兰克林还打算架设一个跨海的铁链，通过它来电击英国，扰乱整个英格兰。《新泽西通讯》更不靠谱，说富兰克林正在发明一个能够移动大陆的电动仪器，以及利用油来使一个地方的水面宁静而让另一个地方波涛汹涌。
哎，实际上富兰克林当时进行的活动要比人们传说中的平淡得多，比如对付那些申请加入美军担任军官的欧洲人。他所收到的400多封信中有不少这样的请求，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勇士，还有一些则是沽名钓誉之人。“每天除了收信之外，还有一大堆渴望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的来访者，”富兰克林抱怨道，“你都想象不到我有多疲倦。”其中有母亲来向其献上三个儿子的，有荷兰人想要研究被炸碎的尸体的，还有本笃会的僧侣表示只要富兰克林帮他还赌债就为美国祈祷的。富兰克林最喜欢的是一个母亲寄来的很直接却情真意切的推荐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先生，在你们美国，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改造一个总是令家人感到痛苦和厌恶的角色……”
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说明富兰克林在面对请求时很难说不，却常常因此受骗。有一个住在巴黎的名叫威廉·帕森斯的爱尔兰人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令人同情的信，信里描述了他不幸的遭遇并恳求富兰克林能推荐他加入美国军队。富兰克林并没有给他写推荐信，却借给他15几尼。帕森斯拿着这笔钱逃到了英国，把自己可怜的妻子留在了这儿。当那个可怜的女人寄信来指责富兰克林是他丈夫离开的罪魁祸首时，富兰克林否认曾给过她丈夫任何鼓励，并告诉她那15几尼欠款的事，还给了1几尼让她买吃的。接下来的三个月，她不断地给写信苛责富兰克林，希望得到更多的钱。
并不是所有的申请者都是游手好闲之人。在那些希望得到任命的人中，富兰克林成功地发现了几个伟大的军官并把他们推荐到美国，其中包括：德·拉法耶特侯爵、冯·施托伊本男爵（富兰克林急切想把他推荐给华盛顿将军，以至于夸大了其在普鲁士军队中的军衔）以及普拉斯基伯爵——著名的波兰勇士，一位后来成为美国准将的英雄。然而，华盛顿很快就对富兰克林推荐有抱负的军官到美国这件事不耐烦起来。“我们部队的建制应十分完整，军官已经满编了，”华盛顿写道，“每一个新来的人对大陆会议和议会来说都只是麻烦，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失望和懊恼。”
因此，富兰克林尽量拒绝那些前来谋职的人，或只给他们回复这样的话：“如果不听我的建议，费用自理。”而为了对付那些仍然前来恳求的人——或许仅仅为了拿他们取乐，富兰克林还写了一封公式化的信函并印刷备用。“持有此信前往美国之人，一直催促我给他一封推荐信，尽管我对他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信中写道，“我必须将他的品格和优点提请您处理，通过这些，您将会比我更好地了解此人。”
1777年9月，富兰克林和其他代表一道去敦促韦尔热纳以获取法国对美国的承认，并要求得到7倍于之前的援助，仿佛是故意显露出其身处弱势一样。这是一次不详的会面。之所以这么说，有两方面的原因。早在会议之前，班克罗夫特这个间谍就将美国要提出的请求的详细内容透露给了英国驻法大使斯托蒙特，而斯托蒙特则据此向韦尔热纳表示抗议。韦尔热纳因此指责美国人不够谨慎。此外，就在此次会面后不久，英国将军豪攻陷费城的消息传来了。
豪的胜利对富兰克林本人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位于市场街上的住宅被一个叫约翰·安德烈的英军上尉据为自己的指挥部。当时萨莉和贝奇带领家人去了郊区避难。安德烈把富兰克林的所有财产都窃为己有，包括电学实验用具、书籍、乐器以及1759年本杰明·威尔逊为富兰克林所做的一幅考究的肖像画。（1906年，英国将此画归还给美国，现悬挂于白宫的二楼。）
对美国来说，当时正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威胁。豪已经占领费城，伯戈因将军则正沿着哈得孙河顺流而下。如果双方会师，新英格兰就会被孤立起来，与其他殖民地失去联系。
然而，富兰克林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镇静。当有人告诉他豪胜利的消息时，富兰克林回应道：“你弄错了，不是豪占领了费城，而是费城俘获了豪。”这听起来很像一句巧言善辩的名言。然而就另一个层面来讲，这又是一个敏锐的判断——如果伯戈因前进受阻，而豪又没能及时北上接应，他们两个就都被孤立起来了。
阿瑟·李试图利用当前美国的敏感处境向法国人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马上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否则美国将被迫与英国妥协。“富兰克林博士对此则有不同意见，”李在日记中写道，“他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令法国人抛弃我们，使我们陷入绝望或愤怒中。”富兰克林认为美国最终将获得优势，到时法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就会自己提出结盟。
富兰克林是正确的。就在12月4日中午，一个美国来的信使跑进了帕西的院子里，带来了前线的消息。富兰克林问，是否如自己所听说的那样，费城陷落了。“是的，先生。”信使回答道。富兰克林转过了身。
“但是，先生，有比那个更大的消息，”信使说道，“伯戈因将军和他的军队全都投降了。”伯戈因在萨拉托加大败，现在豪实际上已经孤立无援了。
那个很戏剧化的剧作家博马舍当时就在帕西，他急于利用这一内部消息在股票市场上获利，因此马上跑回巴黎。他的心情太过急切，以至于在路上翻了车，摔伤了胳膊。而班克罗夫特也匆忙离开，赶往伦敦与他的上级商量对策。（他其实也想在股票市场上捞一把，但不幸的是，在他抵达伦敦之前，消息就传回去了。）
富兰克林远比他那些古怪的朋友冷静得多。他写了一则消息，既充满详尽的细节，也不乏夸大的成分：“事情发生34天之后，消息从费城传到了帕西富兰克林博士的寓所处。10月14日，伯戈因将军被迫放下武器，9 200名英军或被击毙或被俘获……豪将军现在被困在费城，其与舰队的所有联系均被切断。”
实际上豪并未被包围，美军也并未对胜利唾手可得。然而，英军在萨拉托加的投降的确是美国战场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是富兰克林外交努力的重大转折，因为他深知战场上的胜利才能增加在谈判桌上的底气。而当天下午他写给韦尔热纳的信，则要比这则新闻实事求是得多。“我们荣幸地通知阁下，”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伯戈因将军所率领的部队遭受重创。”
两天之后，路易十六于凡尔赛宫在韦尔热纳为其准备的一张镶金边的纸上盖上了自己的大印，并邀请美国人重新提交一个建立正式联盟的申请。在传达这个消息时，韦尔热纳的秘书补充道：“当时机成熟时，肯定会水到渠成。”
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美法联盟的缔结
在对联盟的提议被搁置整整一年之后，1777年，法国人突然变得急于达成协议。他们之所以变得这样急切，不仅是因为得知了美军的萨拉托加大捷以及本国的海军扩军计划，更是由于富兰克林采取了一个新策略。富兰克林当时开始挑拨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以从中渔利。他在这里利用到了他身边所潜伏的那些间谍，让法国和英国都知道另一方是多么急切地想与美国达成协议。
12月7日，富兰克林重新起草了一个关于美法联盟的建议书，并让坦普尔于次日递交给法国方面。不到一周的时间，三位美国代表与韦尔热纳进行了会谈。法国人很快就同意完全承认美国的国家身份，并与美国签署同盟和贸易协定。但由于1761年法国与西班牙签署了《波旁家族条约》，承诺彼此协调行事，所以法国还需要得到西班牙的同意。韦尔热纳向西班牙派出信使，并向美方承诺三周内会给他们一个答复。
与此同时，英国向法国派出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值得信任的使节——能干的情报头目保罗·温特沃斯。当时，温特沃斯对他的秘密间谍班克罗夫特在将情报发给他之前，就透露给其股票投机伙伴的行为大为恼火（当然，温特沃斯自己也是个股票投机商）。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被英国间谍所汇报的坏消息弄得心烦意乱，称这些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股市操控者，但他最后还是不情愿地批准了温特沃斯的秘密和平使命。
温特沃斯于12月中旬抵达巴黎，当时美国人正与韦尔热纳举行会谈。温特沃斯给赛拉斯·迪恩写了一封无愧于自己英国间谍这一身份的信，信中说一位绅士想要同他会面，地点可选在通往帕西路上的马车里，或不久后卢浮宫的一个展览上，也可以是塞纳河畔的公共浴室里，到时迪恩将得到具体的消息。而迪恩则回复了一封无愧于美国人这一身份的信：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乐于接待任何希望来访的人。
温特沃斯在与迪恩共进晚餐时，提出了一个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和解的计划：美国可以有自己的议会，只有在外交和贸易事务方面才需要服从英国议会，而1763年以来通过的所有侵害美国利益的法案都将被废除。他还向迪恩或任何愿与英国政府就此方面进行合作的美国人提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封爵、贵族身份、职位以及金钱。
最初，富兰克林拒绝与温特沃斯见面。但不久之后，西班牙对美法联盟这一提议的反馈传了回来——令人吃惊的是，西班牙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宣称西班牙没有理由承认美国。如果法国执意如此，它只能单方面采取行动。
因此，在1778年的第一周，富兰克林就开始施加压力了。他故意向媒体透露英国密使就在城中，如果法国不马上与美国使节签署协议的话，英国就将与美国签署协议。而协议的内容包括，美国将支持英国夺取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富兰克林还同意1月6日与温特沃斯会面，并让温特沃斯承诺不会提供任何贿赂。
温特沃斯向伦敦方面发回的报告是用略显笨拙的密码写的，正好与他作为一个试图在浴室与人接头的间谍身份相吻合：“昨天我拜访了72（富兰克林），发现他正和他侄子（可能是乔纳森·威廉姆斯，更有可能是坦普尔）一起在忙。随后，富兰克林让他出去，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小时，直到51（迪恩）进来加入其中。”温特沃斯还提到已经给富兰克林发了一封匿名信，探讨“不完全107（独立）”的可能性。“（富兰克林）说这是一封很有趣、很明智的信，”温特沃斯报告说，“并对其中坦率、明智的判断以及仁慈的精神大加赞赏。”但随后他又加了一句牢骚：“没早点儿来真是很遗憾。”
富兰克林并不确定身边的人到底谁是间谍，于是就采取了一年之前在给那位女士的信中所描述的貌似天真但实则极其明智的做法。让英国发现（他们也的确通过班克罗夫特发现了）美国已十分接近与法国达成协议，对富兰克林来说非常有利。而让法国发现（他们也的确通过自己长期潜伏在温特沃斯身边的间谍发现了）美国正与英国密使进行会谈也对其十分有利。他对温特沃斯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乐于让法国人知道。正如耶鲁历史学家乔纳森·达尔写道：“英国政府的笨拙给富兰克林提供了一个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外交作用的机会，那些天真的人未必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天真。”
实际上，富兰克林与温特沃斯的会面似乎真的刺激到了法国人。两天后，韦尔热纳的秘书拜访了美国使团。他只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能让美国人满意，而不再听取英国提出的和解建议？”在富兰克林的智慧和萨拉托加大捷的双重作用下，法国人终于像美国人一样渴望建立联盟了。
富兰克林很快就亲自告知了答案：“使团早已提议签订友好贸易条约，但至今仍没有完成。立即签定该项条约可即刻消除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疑虑，使其可以依靠法国盟友，坚决反对英国向其提出的、不以美国完全自由和独立为基础的和平建议。”
这就是法国人现在需要听到的答复。富兰克林得知，即使没有西班牙的支持，法国国王也会批准相关条约（一个友好贸易条约和一个军事联盟条约）。但法国人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将来未经法国同意，美国不得与英国讲和。于是，友好条约和联盟条约就这样最终达成了。
条约有一点非常重要：其并未违反富兰克林和其他人所秉持的理想主义观点，即美国应避免陷入与外国结盟或受欧洲影响的羁绊中。美国所赋予的商业权利是对等的、非排他的，允许对其他国家开放和自由贸易。“我们的贸易中不存在垄断，”富兰克林在给大陆会议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所授予法国的和我们授予其他国家的一样多。”
1778年2月5日，美国使节在巴黎会面准备签署条约。然而，韦尔热纳得了感冒，因此签字仪式被推迟了一天。在这两天，富兰克林没有穿平时常穿的棕色外套，而是穿了一件旧的曼彻斯特出产的蓝色天鹅绒礼服，礼服已经有点儿褪色，甚至都破洞了。赛拉斯·迪恩发现了这令人疑惑之处，问富兰克林为什么。“为了小小的报复，”富兰克林回答道，“当年在白厅被韦德伯恩谩骂时，我穿的就是这身衣服。”自从他在“斗鸡场”受辱以来已经4年了，富兰克林一直保留着这件衣服，就是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站在富兰克林身边，随时准备提供协助的是他所认为的“忠实”的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这个英国间谍偷偷地取出了盟约，抄了一份，雇专人在42小时之内就将其送到了伦敦的那些英国大臣手中。实际上早在两周之前，他就用密显墨水在密信上列出了条约可能包括的内容，还包括一支由三艘船和两艘武装帆船组成的法国护航舰队准备从基伯龙出发将相关文件提交给心急如焚的大陆会议。他还表示：“我们刚收到了一封来自普鲁士大臣的信，表示普鲁士国王愿意紧随法国之后承认美国的独立。”
数年之后，当班克罗夫特和英国政府就他的欠薪讨价还价时，他给英国外务大臣写了一封信说：“对于那些投机商而言，他们愿意给这些情报付的钱比自己从政府得到的要多得多。”实际上，班克罗夫特也的确利用这些情报在市场上投机获利。他曾给他英国的股票合伙人塞缪尔·沃顿（一个出生在费城的商人）寄去了420英镑，并告诉他条约即将签署的消息，让他用这笔钱进行短线投机。“那些看涨的人恐怕要遇到麻烦了。”他在给沃顿的一封用密显墨水写的密信中写道。但这封信被英国情报机构截获了，而其他的信却成功地寄到了沃顿和他们的另一个合作人，英国银行家托马斯·沃波尔手中。最后，班克罗夫特在这些交易中获利1 000英镑。
3月20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接见了美国使团，正式认可了法美条约。在凡尔赛宫里，富兰克林即将经过的所有门的两侧都挤满了人，只为一睹那个著名的美国人的真容。当富兰克林的马车从镶金的门经过时，他们高呼“富兰克林万岁”。
根据苏珊·玛丽·艾尔索普的研究，当时在凡尔赛宫中有一些“神气活现的门童”，他们向来访者出租进入宫殿必须携带的装饰用宝剑。其他的美国使节每人都租了一柄带上，还穿上了正式的宫廷着装。但富兰克林却没有。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放弃长期以来一直感觉良好的简单衣着。他穿一件普通的棕色外套，戴着他那著名的眼镜作为唯一的装饰。他没有携带宝剑，甚至当他发现他带来的假发不合适时，干脆连假发都不戴了。其中一位在场的女士写道：“我差点把他当成一个老农民”，“他和其他外交官的反差是如此之大，那些人都涂脂抹粉，一身正装，穿金戴银，系着丝带，闪闪发光。”
富兰克林对这一场合唯一做出的迎合时髦的让步就是没有戴他那顶皮帽子，而是把一顶纯白色的帽子夹在了腋下。“那顶白帽子是自由的象征吗？”德方侯爵夫人问道。富兰克林曾在她的沙龙中戴着自己的皮帽子。但无论富兰克林是否故意为之，白帽子很快就在巴黎的男性中流行开来，就像富兰克林的任何东西都会流行起来一样。
招待会结束后，富兰克林于中午进入了国王的寝宫，路易十六摆出了一副祈祷的姿态。“我希望这对我们两国都好。”路易十六说。这就意味法国王室已经正式承认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就个人而言，他表示：“我对你抵达我的王国之后的行动非常满意。”
在参加完韦尔热纳在下午三点左右举办的一个宴会后，富兰克林有幸（甚至可能是高兴地）被允许站在王后——著名的、傲慢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当时王后正在玩牌。在凡尔赛的人群中，她似乎并不欣赏那个曾经当过“印刷工头”的男人（有人这么告诉她）。正如她曾轻蔑地说过：“在欧洲，有这样一个背景的人是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的。”我想富兰克林对此也会骄傲地表示赞同。
富兰克林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将帮助确保美国革命的胜利。它也将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并不仅限于法国与英国之间，还包括共和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这一点是法国不想看到的）。
正如卡尔·范·杜伦写道：“富兰克林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可与萨拉托加大捷相比肩。”耶鲁历史学家埃德蒙德·摩根则评价更高，称其为“美国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大的外交胜利”。实际上可能除了北约之外，这一评价并不为过，尽管其忽视了美国在谈判桌上所取得的其他成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或越南战争后在巴黎的成果。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富兰克林的胜利使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直接取得胜利成为可能，而不必受困于阻碍其成为一个新国家的羁绊中。
在条约达成的消息传到费城前，大陆会议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考虑英国方面提出的和平建议。在深思熟虑了两天之后，大陆会议反而批准了美法联盟。“你无法想象与法国的条约给所有真正的美国人带来的快乐。”富兰克林的朋友塞缪尔·库珀在马萨诸塞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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