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十二章独立（费城，1775~1776 年）
立场：富兰克林何去何从
就像当初他的儿子威廉帮助富兰克林进行那个著名的风筝实验一样，如今，他儿子的儿子——坦普尔，也帮助富兰克林把自制的温度计放进海里测量海水的温度。他们每天测量3~4次，然后把结果记在一张表格上。富兰克林当时已经从楠塔基特岛的表兄，捕鲸船船长蒂莫西·福尔格那里知道了湾流的成因。于是，在从英国返回北美殖民地的为期6周的航程中，除了详细回忆自己徒劳的协商过程，富兰克林把精力全部放在了测量海水的温度上。富兰克林当初出版的地图和温度图可以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上看到，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与现代通过卫星采集的红外数据惊人的相似。
富兰克林回北美殖民地的旅途十分平静，但酝酿已久的风暴却开始席卷整个北美殖民地。1775年4月18日夜，正值富兰克林还在归程途中之时，一队英军从波士顿向北行进，准备逮捕茶党的领导人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并收缴其支持者暗藏的武器。保罗·列维尔得知后赶忙跑去报信，当然还有很多不那么知名的人也去送信。因此当英军抵达列克星敦的时候，70个北美殖民地民兵已经等在那里了。
“散开，你们这些叛乱者！”英军的指挥官命令道。一开始，这些民兵的确照做了，但英军却开了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有8个北美殖民地人被打死。当得胜的英军继续进军至康科德时，正如爱默生所写的：“严阵以待的农民站了出来，打响了震惊世界的枪声。”（然而，爱默生史诗般的描述中并没有那些可怜的列克星敦战士的身影，正如朗费罗的名作《保罗·列维尔策马报信》中也忽略了威廉·道斯和其他报信者一样。）英军只好向波士顿撤退，在三天的撤退中，一共有250余名官兵被北美殖民地民兵击毙或击伤。
因此，当5月5日，富兰克林和15岁的孙子坦普尔抵达费城时，各地的代表已经再次集结准备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人们敲响了钟声庆祝他的回来。“看到我们已经武装完毕并为最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时，富兰克林博士十分高兴，”一位记者写道，“他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能将我们从最可怜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
北美殖民地的确已经在武装自己，积极备战。在费城的人群中，有富兰克林的老战友，整装待发的乔治·华盛顿。在与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成为了一个弗吉尼亚农场主。当时随他抵达费城的还有1 000多名步兵和骑兵，甚至在他的队伍进城时还有军乐队演奏爱国歌曲。但当时代表们仍没有就此次战争后应彻底独立还是从属大英帝国，以及寻求北美殖民地的权利保障达成共识，当然，马萨诸塞代表团中那些激进的爱国者除外。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花了一年的时间，虽然对富兰克林来说并非如此。
在抵达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就被选为大会的代表之一。当时他已经年近70岁，是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一位。而40年前富兰克林开始在宾夕法尼亚议会任职时，此次会议62位代表中的大多数，如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以及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等人都尚未出生。
富兰克林搬到了市场街的房子里居住，这个家由他亲手设计，而他却几乎一无所知。过去10年中，德博拉在没有他陪伴的情况下一直居住在这里。他的女儿萨莉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而他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对他十分孝顺。他的两个孙子本和威尔，则负责给他带来欢乐。“威尔有一把小枪，他带着枪骄傲地行进，一边还吹着横笛。”富兰克林写道。
那时，富兰克林仍没有就是否支持独立表态，他从不去那些代表们晚上经常聚会的酒馆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他只是勤快地参加各种大会和委员会议，很少发言，然后回家和家人共进晚餐。在此期间，爱唠唠叨叨而又雄心万丈的约翰·亚当斯开始了与富兰克林长期但又冲突不断的合作。亚当斯甚至抱怨，这个老者即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就像快睡着了一样”，也能获得人们的尊敬。
那些更加年轻、脾气更加暴躁的代表中，很多人还未曾见识过富兰克林沉默的技巧和他一言不发就像圣人一般的把戏。他们只是听说过富兰克林成功地与英国议会对峙、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英勇事迹，还没有意识到富兰克林并不是天生的演讲家。因此一开始就有传言：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是不是个秘密的保皇主义者？
威廉·布拉德福德就是质疑者之一。他的父亲是富兰克林的第一个赞助人以及后来的竞争者，当时他已经接管了其父的印刷生意和报纸。他向年轻的詹姆斯·麦迪逊表示，一些代表“开始怀疑富兰克林是个间谍，而不是我们的朋友，他的目的就是发现我们的弱点，然后和英国的大臣们媾和”。
实际上，富兰克林把5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劝说两个人上。这两人与他的关系都很密切，他希望能够让他们首先加入北美殖民地的阵营中。其中一个是约瑟夫·加洛维，他是富兰克林反对领主斗争中的老朋友，也是过去10年其在宾夕法尼亚议会中的副手与代理人。第一次大陆会议期间，加洛维提出要建立一个拥有和议会一样的权力、忠于英国国王的北美殖民地议会。这一提议实际上与富兰克林在奥尔巴尼会议上提出，并在后来坚持的帝国内部联盟的设想如出一辙，但当时的议会却断然拒绝。一气之下，加洛维拒绝了议会的任命，不愿担任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
实际上在1775年年初，富兰克林就已经意识到实施加洛维所倡议的那种计划为时已晚。但富兰克林却仍然试图劝说加洛维加入自己的阵营，担任大陆会议的代表。富兰克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当人民急需你的能力时，放弃公共生活是错误的。”最初，他也没有向加洛维就自己关于独立问题的立场表态，就像他对其他人一样。“人们似乎搞不清他的立场到底何在。”加洛维后来回忆道。
而另一个富兰克林希望说服其投身革命的人，与他的关系更为紧密。
特莱沃斯会面：父子彻底决裂
新泽西的总督威廉·富兰克林当时仍然效忠英国政府，并身陷与新泽西议会的争端之中。他从报纸上得知了父亲回到北美殖民地的消息。威廉在给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这令我大吃一惊。”他希望与父亲见面，把自己的儿子坦普尔带回自己身边。但首先，他必须参加5月15日新泽西议会在其要求下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后不久，富兰克林家族的三代人——父亲、儿子以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孙子，终于见面了。
富兰克林和儿子选择了一个中立的地方进行会面。地点定在了特莱沃斯，约瑟夫·加洛维在巴克斯县的大庄园里，这座石头房子就在费城的北边。令人吃惊的是，虽然这次会面充满了浓郁的感情色彩，但他们两人和加洛维都没有就此留下任何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透露了此次会面内容的，竟然是托马斯·哈钦森的日记。哈钦森正是那个自己的信被富兰克林泄露出去的马萨诸塞前总督。哈钦森的日记中记载了信札事件三年之后加洛维对此次会面的回忆，当时他们都是流亡英国的保皇党人。
当天晚上的气氛最初很尴尬，他们互相拥抱，交谈并不多。威廉一度将加洛维拉到一边告诉他，到目前为止，自己都在避免和父亲严肃地谈论政治。但不久之后，在这些人“四处举杯”并喝了不少的马德拉酒之后，他们之间的政治争论就开始了。“那么，加洛维先生，”富兰克林向他长期以来的盟友问道，“你真认为我应该促成和解吗？”
加洛维实际上正有此意，但富兰克林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富兰克林这次带来了他在回家途中给威廉写的长信，详细描述了他为促进和解而进行了谈判，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尽管加洛维之前已经听过其中的部分内容，但富兰克林仍然将信的大部分内容高声朗读出来，告诉儿子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加洛维也讲了自己的恐怖经历——因为提议挽救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而收到激进分子匿名寄来的绞索。他强调，革命将会有致命的危险。
威廉称他们最好保持中立，但富兰克林却不为所动。正如哈钦森后来所记载的那样，富兰克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宣布赞同争取独立的举措”，并指责“英国政府腐败、挥霍”。威廉生气地反击，却仍关心父亲的安危，他表示，如果富兰克林真的打算“将殖民地置于火堆之上”，就必须“小心不要让自己被火焰烫伤”。
因此，威廉沮丧地骑马回到了新泽西，继续履行他作为皇家总督的职责。和他一起回去的还有他的儿子坦普尔。富兰克林和威廉在特莱沃斯唯一达成的共识就是坦普尔这个夏天将和威廉一起待在新泽西，然后返回费城就读富兰克林创建的学校。威廉本来希望能把坦普尔送到纽约的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但富兰克林坚决反对，因为那里是培养保皇派的温床。坦普尔很快就陷入这两个人争夺自己忠诚的角力之中。他很希望能左右逢源，但命运注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反叛者富兰克林：选择北美殖民地
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时间，即北美殖民地到底是何时觉得应该、也希望从大英帝国中完全独立出来的。而对于具体的人来说，更难确定其转变的具体时间。富兰克林过去10年中，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分裂不会发生，却在特莱沃斯的家庭会面中宣布了自己的立场。1775年7月初，正好是他的那些北美殖民地爱国者同伴正式表明自己态度的前一年，富兰克林已经做好公开自己立场的准备。
实际上，使富兰克林最终走上反叛英国政府这条路的因素有很多：受到的蔑视，希望的破灭，遭遇的背叛以及英国那些敌对性法案的日积月累。但是，我们仍要注意富兰克林转变的主要原因，以及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其作为一个人而起到的示范作用。
像他父亲那样的英国人当初移民到这片新大陆时，一种新的阶层就已经开始孕育了。正如富兰克林在信中向儿子所不断强调的，北美殖民地不应该复制旧世界的那种统治结构、贵族体制以及基于出身而非道德的封建社会秩序。相反，北美殖民地的力量应在于建立一个骄傲的中产阶级，一个由勤劳、节俭的店主和商人组成、深知自己的权利并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深感自豪的阶层。
和很多新北美殖民地人一样，富兰克林痛恨权威，这也是当初他从波士顿自己哥哥的店铺逃走的原因。他也不敬畏现有的精英，无论是马瑟家族、佩恩家族还是上院中的贵族。他文笔犀利，行为叛逆，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思想，认为自由和容忍是市民社会的基础。
长期以来，富兰克林一直希望英国和北美殖民地能在一个不断扩张的大帝国的框架下共同繁荣发展。但他感觉到这只能在英国停止操控商业贸易以及不再对北美殖民地进行压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一旦英国仍想继续控制殖民地，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独立了。
1775年6月发生的邦克山战役及英军火烧查尔斯顿，进一步激起了富兰克林等爱国者对英国的敌视。然而，大陆会议中的大部分代表仍未下定革命的决心。很多殖民地议会，包括宾夕法尼亚议会，指示自己的代表抵制任何号召独立的倡议。而为首的正是富兰克林长期以来的对手约翰·迪金森。当时他仍拒绝在自己的房顶上安装避雷针。
7月5日，迪金森推动大陆会议通过了给英国国王的最后一份请愿书，也就是《橄榄枝请愿书》，将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归咎于那些“令人讨厌”、“欺下瞒上”的大臣们的背信弃义，“恳请”英国国王亲自解救北美殖民地。会议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文中声称：“我们的目的不是解散长期以来在我们之间愉快存在的同盟，而是真诚地想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
像其他代表一样，为了避免分歧、达成共识，富兰克林也在《橄榄枝请愿书》上签了名。但就在同一天，他却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反叛声明。富兰克林选择的方式很特别，他给自己伦敦的老友兼印刷合伙人威廉·斯特拉恩写了一封信。富兰克林在信中不再称呼他为“亲爱的斯特拉尼”，而是语气冷酷、充满愤怒：
斯特拉恩先生：
你是英国议会议员，是那些决定要毁灭我们家园的多数派之一。你们已经开始焚烧我们的城镇，杀害我们的人民。看看你们的双手吧，上面沾满了你们同胞的鲜血！你我曾是多年挚友，但现在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敌人。
本·富兰克林
尤为奇怪的是，富兰克林传阅发表了这封信，却从未将其寄给斯特拉恩。事实上这不过是富兰克林向北美殖民地同胞表明自己立场的技巧而已。
实际上，两天之后富兰克林给斯特拉恩写了一封更友好的信，并寄了出去。“言辞与争论现在毫无用处，”富兰克林的语调中遗憾远大于愤怒，“所有的一切都显示要分裂。”正如富兰克林没有寄出那封愤怒的信一样，他也没有保留这封更温和的信。
（最终，富兰克林与斯特拉恩仍然是密友。斯特拉恩4年前就宣称：“尽管我们彼此不同，但我们并无分歧。”就在富兰克林写那封没有发出的信的当天，远在伦敦的斯特拉恩也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抱怨即将爆发的战争很可能会彻底毁灭“现存的最伟大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政府”。1775年，他们仍在继续通信。斯特拉恩希望富兰克林能够“带着和解的建议”回到伦敦。10月，富兰克林则回信建议斯特拉恩：“如果你选择和解，就请给我们公正的和平建议，我比其他人更愿意推动它为我们所接受。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把私人情感和公共事务混杂在一起。”富兰克林的署名则和斯特拉恩一样，都是“你忠实而谦卑的仆人”。一年之后，当富兰克林作为北美殖民地代表来到巴黎的时候，他还收到了斯特拉恩从伦敦寄来的斯蒂尔顿奶酪作为礼物。）
7月7日，富兰克林还给另外两位英国密友写了信。在给希普利的信中，富兰克林指责了英国企图激起奴隶和印第安人的不满情绪以对付殖民地的伎俩。随后，他又为自己信中的愤怒情绪而道歉：“老年人的情绪通常冷静而镇定。如果连他们都被激怒了，你应该庆幸信中只是表达了一丁点儿这样的感情。”
在信中，富兰克林还抱怨《橄榄枝请愿书》注定要被拒绝：“我们又向国王递交了一封谦卑的请愿书，又给了英国一次机会，一次恢复其与殖民地友谊的机会，但他们缺乏利用它的理智。所以我认为英国将永远地失去自己的殖民地。”给希普利的信中，还提到了富兰克林每天的工作情况以及殖民地节俭的风气：
我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早上6点，我就赶到安全委员会工作，大会任命我负责此地的防务。大约工作到9点，我要赶到大会现场，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现在，节俭和勤劳在这里蔚然成风。那些每顿饭通常要吃两三个菜的绅士，现在却自豪地仅仅以牛肉和布丁充饥。通过以上种种方式，以及不再购买英国的商品，我们就能攒钱捐款，支持我们的军队了。
与自己儿子的私下决裂以及与斯特拉恩的公开决裂，使富兰克林得到了解放。他成为大陆会议中最热忱的英国反对者之一。他当时受命为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以华盛顿将军的名义发表的宣言，用词十分激烈，以至于大陆会议不敢将其通过或发表。宣言很明显地出自富兰克林之笔，其中包含了他曾经驳斥英国建立殖民地防务的用语（“一派胡言、恶意中伤”）。文章的最后，还严肃地将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与英国和萨克森（“英国的母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而这一对比也是出自他之前所发表的《普鲁士国王敕令》。富兰克林还起草了一份更为犀利的针对英国私掠船的决议，而由于其言辞过于激烈，甚至都未被提交给大会讨论。富兰克林在文中指责英国“尽贪婪和掠夺之所能，只是借议会通过法案来宣称我们的财产就是他们的，然后公开抢掠”。
不久之后，人们就对富兰克林的立场形成了共识，即使是那些贬低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如同很多弗吉尼亚人一样，麦迪逊急于知道富兰克林的近况，因此他给布拉德福德写信询问关于富兰克林立场摇摆不定的传闻是否还存在。“最近是否还有关于富兰克林博士的消息？”布拉德福德坦承人们的看法变了：“大家对富兰克林博士的怀疑逐渐消散。他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我相信他现在选择站在我们这边。”
同样，约翰·亚当斯也写信告诉自己的妻子阿比盖尔，富兰克林现在坚定地加入了革命的阵营中：“对于我们那些最大胆的措施，他不再犹豫，甚至看起来他还似乎认为我们过于优柔寡断。”但这个心怀嫉妒的演讲家仍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怨恨，抱怨英国人居然认为北美殖民地的背叛“完全归功于”富兰克林：“我猜测那些英国文人将会把大陆会议的全部成果都归功于他。”
富兰克林的支持
对于那些即将与英国决裂的北美殖民地来说，他们需要按照一个全新的国家标准来进行自我设计。在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同时，它们要确保彼此间相互依赖。作为游历北美殖民地最多、眼界最为开阔的殖民地领导者之一，富兰克林自1754年提出自己的奥尔巴尼计划以来，就一直支持某种形式的邦联。
那个未被采纳的计划则提出要建立一个忠于国王的殖民地议会。而现在，1775年，富兰克林又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尽管计划中保留了新议会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可能性，但即使在帝国分裂后，它仍将发挥作用。
7月21日，富兰克林向大陆会议提交了《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与奥尔巴尼计划一样，其在概念上的伟大突破，将对日后美国的联邦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提出要在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实行分权。富兰克林的视野和见识远超过当时的人们。富兰克林建议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力，这实际上比新的中央政府（在大陆会议一年后以《邦联条例》为基础而建立的）更有力。
建议中的很多内容可以追溯到1643年在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定居点所起草的《新英格兰邦联计划》，但其内容和效力却是之前任何一个计划都无法比拟的。“邦联可定名为‘北美联合殖民地’，”富兰克林长达13页的详细计划是这样开头的，“联合殖民地是由各殖民地组成的友好联盟，它们以及其财产将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御敌，共同负责防务，共同捍卫自由与财产，共同保护殖民地的人民及其家园，以及共同的财富。”
富兰克林建议邦联议会只有一个议院，代表名额则根据各殖民地人口在邦联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议会有权征税、宣布战争、管理军队、与外国结盟、解决殖民地之间的争端、建立新的殖民地、发行统一货币、建立邮政体系、管理商业，以及通过“大众福祉必需的”法律。富兰克林还建议由议会成立一个由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来管理国家，而不是选举一个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仅为三年。
最后，富兰克林以一项例外条款作为结尾：如果英国接受了北美殖民地的全部要求，并对其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邦联就可以解散。否则，“邦联将永远存在下去”。
富兰克林深知，这样一个对于英国来说完全独立并使殖民地深度联合的声明，在哪一方都无法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他只是向大会宣读了计划，并没有要求对其进行表决。他乐于待在原地，等待历史和大陆会议的其他代表追赶上他的脚步。
8月末，到了坦普尔该从新泽西返回费城的时候了。威廉试探性地提出，自己能否陪伴儿子回费城。但富兰克林担心在召开反对英国的大陆会议这一背景下，儿子的到来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坚持自己去新泽西接孙子回来。
坦普尔当时快15岁了，又瘦又高，还很爱玩。之前，威廉给他写了很多信，向其表示道歉，试图弥合二人之间的关系。正如他的继母所言：“你生在这个家庭实在是太不幸了。”在所有写给坦普尔的信中，威廉一直试图制造一种家庭和睦的假象，对富兰克林大加赞扬。威廉也尽力满足坦普尔越来越多的金钱要求。在父亲和祖父争夺自己的斗争中，坦普尔所接受的勤俭教育要比富兰克林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少。
富兰克林再一次身处自己所喜爱的舒适家庭生活中。他的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6岁的本尼和2岁的威廉），还有坦普尔，最后连自己唯一健在的妹妹简也和他在一起生活。但当时富兰克林的信中却没有一封提到德博拉——市场街上的生活仿佛从未没有过她的存在。
富兰克林当时已经开始实质性地或者象征性地减少与伦敦那个家的联系。他给史蒂文森太太寄去了1 000英镑作为其所欠房租的补偿，并语气生硬地告诉她要投资土地，而不是买股票。“英国已经开始同我们打仗了，我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他写道，“我认为那些股票有可能会暴跌。”
对史蒂文森太太而言，却因极度希望富兰克林重回伦敦而“神志疲弱”。她的一位朋友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她知道不能指望与你共度余生，实际上她十分可怜。”然而，富兰克林却高兴地再次提议联姻，这次轮到了他的外孙本尼和波莉的女儿伊丽莎白·休森。
坎布里奇之旅：亲自调查民兵队伍
当北美殖民地走向革命之时，富兰克林一直充当着与其年龄相适应的角色为国家服务：外交官、年长的政治家、圣人以及打瞌睡的代表。但他仍然保有亲身实践的喜好和天赋，希望能亲自组织并将其付诸实践。
富兰克林当时是担任新邮政委员会主席之职的不二人选，目的是筹建一个新的邮政系统。7月，富兰克林也的确被选为北美殖民地新一任邮政总长。这一职位的薪俸很丰厚，每年高达1 000英镑。但这次，富兰克林的爱国热情却战胜了自己的节俭，他将工资都捐了出来，用以照顾那些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那些和我们一起的人像你们英国人那样勤奋，每年可以赚几千英镑，但他们热心公益，”富兰克林在给普里斯特利的信中写道，“这就是一个清廉的新国家和那些腐败的旧国家的区别所在。”但富兰克林对裙带关系的热衷仍未改变。理查德·贝奇担任了新邮政系统的财政监察官。
富兰克林还被任命负责创建纸币，这也是其长久以来一直热衷的事情之一。同以往一样，富兰克林事无巨细地参与其中。他还利用自己的植物学知识，从植物叶子的脉络中得到启发，给不同面值的纸币设计了不同的背景图案，增加了伪造的难度。而贝奇也再一次从中受益，被富兰克林任命为监督印刷的官员之一。
富兰克林还承担了很多其他任务，如筹集制造军火所需要的铅，研究生产火药的方法，在印第安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任职，负责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以及促进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贸易。此外，富兰克林还被选为宾夕法尼亚防务委员会的主席。在担任此职期间，富兰克林监督建造了一个秘密的水下障碍系统，以阻止敌船沿特拉华河而上。富兰克林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有很多古老的方法），如使用长矛和弓箭以弥补殖民地当时火药不足的缺点（这一点令人想起了其于1755年提出的使用猎犬的建议）。使用弓箭这一建议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富兰克林在给纽约的查尔斯·李将军的一封信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提出的理由包括：“弓箭的杀伤力和普通的滑膛枪不相上下……退膛再上一枚子弹的时间，可以射4支箭……弓箭从上方呼啸而来，可以令敌人感到恐惧，干扰敌人的注意力……无论弓箭射中了敌人的哪个部位，都会使其失去战斗力，直到弓箭被拔出。”
鉴于富兰克林年事已高和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人们一直希望他舒舒服服地待在费城，提供一些智力支持就可以了。但富兰克林却愿意——实际上是渴望——从事具体的实践工作，而不是理论指导。而无论他年轻时，还是现在作为一个70岁的老者，他一直喜欢旅行，只要一旅行就会变得生龙活虎。因此，他于1775年10月和1776年3月分别接受了大陆会议所赋予他的任务，外出公干。
1775年10月的那次公干实际上是应华盛顿将军的邀请，华盛顿当时正受命指挥马萨诸塞的民兵。这些民兵的素质参差不齐，而华盛顿试图将其与来自其他殖民地的、毫无组织的边民一道整编成一支真正的大陆军。当时，队伍的给养不足，士气低落，华盛顿能否把队伍拢在一起熬过冬天都是个问题。因此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实际情况——这实际上也是它能做的全部努力，富兰克林则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在出发前夕，富兰克林给他的两个英国朋友写信，强调北美殖民地必将取得胜利。“如果你自欺欺人地认为必将打败我们，使我们屈服，那只能说明你既不了解北美殖民地，也不了解这里的人民。”富兰克林在给戴维·哈特利的信中写道。而在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信中，富兰克林甚至还给这位老朋友算起了算术：“在这场战争中，英国耗费300万英镑，只杀死了150个北美殖民地人，平均每个人2万英镑……而与此同时，却有6万个婴儿诞生。从这些数据不难算出，要杀死全部北美殖民地人所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吧。”
富兰克林带着两位委员与华盛顿将军一道在埃布里奇待了一周的时间。纪律的确是个大问题，而富兰克林则一如既往地以其缜密的方式列出详尽的方法和程序（正如20年前他为费城民团所制定的一样）。他列出的具体惩罚措施包括，哨兵站岗睡觉要被处以20~39下的鞭刑，军官无故缺席要扣除一个月津贴，士兵无故缺席要禁闭7天，且这7天只能以水和面包充饥，叛乱则要处以死刑。富兰克林甚至还规定了每个人每天的给养定量：一磅牛肉或咸鱼、一磅面包、一品脱（约为0.569升）牛奶、一夸脱（约为1.13升）啤酒或苹果酒等，甚至连肥皂和蜡烛的配额也列了出来。
正当富兰克林等人准备离开时，华盛顿恳请委员会向大陆会议强调“源源不断地定期提供军饷的必要性”。这也是当时殖民地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富兰克林则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民只需要更节俭，每年就可以省下120万英镑。“如果50万个家庭每周都少花一先令，”富兰克林向贝奇解释道，“钱就够了，而且根本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不喝茶就可以省出3/4的钱，而50万个妇女每周自己做价值3便士的纺织活，剩下的1/4也就出来了。”富兰克林自己则捐出了作为邮政总长的收入，以及史蒂文森太太在伦敦帮助北美殖民地伤者所筹集的100英镑。富兰克林还从马萨诸塞议会那儿得到了他担任驻英国代理人期间所拖欠的工资，并攒了起来。
在路上，富兰克林还与约翰·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共进了晚餐。虽然阿比盖尔日后对富兰克林十分不屑，但当时她却被其迷住了。在写给丈夫的信中，阿比盖尔表现出对富兰克林行为的了解，但实际上对其宗教信仰却看走了眼：
当他谈到有用的观点时，我发现他很善于沟通，却没有夸夸其谈。他很庄重，却也令人感到亲切。你知道我对面相有一些了解，我认为我能够通过他的脸看到他的内心。在他的内心深处，爱国主义散发着眩目的光彩，还有一个基督徒的所有美德：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肯定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回费城的路上，富兰克林在罗得岛稍作停留，和自己的妹妹简会面。当时，简已经离开了英国人占领的波士顿，在富兰克林的老友凯瑟琳·雷和她丈夫的家中避难。凯蒂的家中挤满了来避难的亲友，富兰克林担心简“对这个好客的家庭来说是个大负担”。实际上，正如克劳德–安妮·洛佩斯所言：“虽然简和凯蒂年龄相差很大，生长的环境和脾气秉性也截然不同，但她们之间的关系却令人吃惊的融洽。”就像富兰克林习惯于给自己找“女儿”一样，简也将凯蒂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上帝赐我一个这样的女儿吧。”简在给凯蒂的信中写道。尽管她自己也有一个女儿，但她们之间的关系却早已疏远。）
富兰克林则投桃报李。当他接上简的时候，也劝服了凯蒂把10岁的儿子雷托付给他，由他带往费城，与坦普尔一起上学。他们乘马车经过康涅狄格和新泽西，最终回到费城。对简来说，此次旅程十分愉快。“和我亲爱的哥哥谈话，比任何能想到的好天气还要棒。”她在给凯蒂的信中写道。这种感觉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当他们在珀斯安博伊稍作停留，并在总督官邸中与威廉会面时，都忽视了政治所带来的种种不快。
这实际上是他们倒数第二次见面。最后的一次要等到10年后，富兰克林才在英国与威廉进行了一次气氛颇为紧张的交谈。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见面的时间也很短。“我们很愿意多招待他们几天，”威廉的妻子给坦普尔的信中写道，“但爸爸却急着离开。”
富兰克林等人回到了费城。当时费城正在组建海军，试图夺取英军的军需船。富兰克林注意到其中一名鼓手在自己的鼓上画了一条响尾蛇，旁边还加了一句话——“别践踏我”。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文中充满了大胆的幽默和对英国的明显敌意。富兰克林提议，将鼓手画的响尾蛇和那句话作为北美殖民地的战斗标志和口号。富兰克林写道，响尾蛇没有眼睑，因此“被尊为警惕的象征”。响尾蛇从来不主动攻击别人，但一旦开战，绝不投降，“因此也被视为宽容和真正勇敢的象征”。而鼓上所画的那条响尾蛇有13个响节，“正好和北美殖民地的数量相同，我也正好想到响节是蛇的身体中唯一可以增加数量的部分”。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克里斯托弗·贾德森则响应富兰克林的号召，并设计了一面黄色的旗，上面画着一条响尾蛇，还写着那句口号——“别践踏我”。1776年，这面旗成为美国第一支海军舰队的军旗，后来也成了其他部队的军旗。
加拿大之旅：最后一次为国尽忠？
富兰克林接受1775年10月的任务前往波士顿是可以理解的：此次任务的目的地是他的出生地，所以再容易不过了。但当大陆会议再次决定派其去执行另一项任务时，富兰克林也欣然接受，不过这就难以解释了。1776年3月，年已70岁的富兰克林乘船前往魁北克，接受挑战。
当时一支北美殖民地联军（其中部分是由当时仍然爱国的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率领）已经对加拿大发起了进攻，希望阻止英军沿哈得孙河行进并对各殖民地袭扰。但他们不幸中了埋伏，被包围起来。士兵们饥寒交加，恳请大陆会议进行支援。而大陆会议的回应则又是派出了一个委员会，主席仍是富兰克林。
出发的第一天，富兰克林和同伴们从珀斯安博伊的北面经过。当地的抵抗运动已是风起云涌，但表面上威廉仍然维持统治。富兰克林没有去看威廉，因为他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为自己的敌人。实际上，威廉也向英国表示了自己的忠心：他将自己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他父亲此次使命的所有信息都报告给了伦敦。“富兰克林博士，”他写道，“计划劝说加拿大人和其他殖民地一道加入邦联。”然而在给坦普尔的信中，威廉却流露出自己的遗憾与担忧：老人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此次旅途之苦？有没有方法能够阻止他去加拿大？“他接受任务前往加拿大，给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当一行人抵达萨拉托加，必须停下来等待湖面上的冰都融化才能继续前进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恐怕要不久于人世了。“我现在极为疲劳，这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难以承受，”富兰克林在给乔赛亚·昆西的信中写道，“因此我坐下来给几位朋友写信，作为自己的诀别。”但富兰克林却顽强地坚持下去了。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跋涉（他们一度还睡在废弃房屋的地板上），富兰克林等人终于到达了蒙特利尔。路上，富兰克林偶然得到了一顶貂皮帽（这顶皮帽子也成为他日后担任驻法使节时的著名标志）。他戴上帽子，看起来就像一个朴素的边远地区的圣人。
尽管自己的军队混乱不堪，但贝内迪克特·阿诺德仍然热情地招待了富兰克林等人，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宴，还有很多年轻的法国姑娘作陪，但富兰克林却无心享用。“我的身上长满了大疖子，”富兰克林后来写道，“而我的腿也浮肿了起来。”
当时的军事局势同样不甚乐观。被困部队本希望委员会能够带来所需的资金，但当他们发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时，便大失所望。而另一方面，富兰克林的代表团希望部队可以在当地自筹资金，这也被证明并不可行。最后，富兰克林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353英镑给阿诺德。这虽然给其赢得了一些人气，但也于事无补。
大陆会议一直指示富兰克林要设法劝说魁北克加入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的斗争中来，但他最终决定放弃这一尝试。“除非有钱，否则不可能使其与其他殖民地站到一起，”富兰克林报告说，“我们在这儿的朋友不多，他们也不愿冒险一试，除非我们的信用能得以恢复或在这儿有足够的军队。”
当更多的英国军舰正赶往此地的消息传来，加拿大就更不可能对北美殖民地表示友好了。因此，委员会得出了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如果没有钱来支撑这里的部队，也无法获得令民众尊重而不是令其憎恨的荣誉，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坚定的、全体一致的立场，即最好马上将部队撤回。”
1776年5月，筋疲力尽的富兰克林带着深深的挫败感，花了一个月艰难地回到了费城。“我发现自己日渐衰弱。”他写道。当他回到费城时，他的痛风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好几天都没出门。看起来，好像此次加拿大之行是他最后一次为国尽忠。
但在华盛顿将军前来拜访，以及有迹象表明大事即将发生这些好消息的刺激下，富兰克林逐渐恢复了健康。他在6月21日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我糟糕的身体状况“使我几乎在你离开我们之后就一直没能参加相关会议，所以我对相关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正在准备《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之路
直至1776年，大部分的殖民地领导人都相信（或礼貌地装作相信）北美殖民地的争端是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国王那些被误导的大臣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与国王或者王权发生冲突。然而为了宣布独立，他们必须要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自己相信争端属于后者，从而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而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于当年1月发表的一本只有47页、名为《常识》的匿名小册子。
如富兰克林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采用了散文的形式，朴实无华却极富力量。作者质疑“国王与民众之间并没无任何天然或宗教方面的区别”。世袭统治在历史上一直为人所憎恶，“一个忠实于社会、忠诚于上帝的普通人比世界上所有头戴王冠的恶棍都更值得尊重”。因此，对美国人来说只有一条路：“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显示，它应该与英国分裂。”
小册子在费城出版后的几周内，销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2万册。很多人认为富兰克林就是此文的作者，因为文章充分反映出了他对腐败的世袭权力的憎恶。实际上，富兰克林的作用是间接的，此文的真正作者是一名来自伦敦的年轻、大胆的贵格会教徒托马斯·潘恩。潘恩曾做过裁缝、税务书记员，但都不成功，后来被引荐给了富兰克林。不出所料，富兰克林对其十分欣赏。当潘恩决定移民北美殖民地当一名作家时，富兰克林给予其很大的帮助，并于1774年写信给贝奇，要他帮潘恩找一份工作。很快，潘恩就在费城的一家印刷店找到了工作，并逐渐磨砺出一名作家应有的技能。潘恩将《常识》的手稿拿给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对其全力支持，并稍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潘恩的小册子激励了那些主张彻底革命的力量。那些小心翼翼的殖民地议会也受到了鼓舞，放松了对参会代表的限制，允许代表们讨论独立的问题。6月7日，富兰克林的身体已经恢复，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富兰克林昔日及未来的敌人阿瑟·李的兄弟）提议：“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有权也应该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
尽管大陆会议将此提议搁置了几周后才进行表决，但它却直接向独立迈出了一步，这对富兰克林家族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陆会议下令废除殖民地所有忠于英国的政府。各殖民地的爱国议会宣布已掌管相关权力。1776年6月15日，新泽西的爱国议会宣布总督威廉·富兰克林是“这个国家自由的敌人”。出于对富兰克林的尊重，逮捕威廉的命令建议对其“谨慎、柔和处置，要考虑到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那样”。
但威廉本人却不想谨慎、柔和行事。6月21日，当接受审判时，他发表了一篇言辞轻蔑的演讲，其中一位法官甚至称他的演讲“无不显示出他高贵的出身”。这实际上是在讽刺他私生子的身份，而不是指他的父亲是一位名人。然而，就富兰克林来说，他的举动也不太像父亲应有的行为。就在他儿子被审判的同一天，富兰克林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说《独立宣言》正在准备之中，却对自己的儿子受审之事绝口不提。甚至当三天之后大陆会议就是否将威廉关在康涅狄格进行表决之时，富兰克林也没有为自己的儿子做些什么。
因此，威廉在被关押前夕写信给自己儿子——被富兰克林牢牢监护的坦普尔，读起来有一种令人心痛的慷慨：“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孩子。要听你祖父的话，照顾好他。你亏欠他太多了。”随后，他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说道：“如果我们能在暴风骤雨中活下来，我们也许能够相见，好好地享受和平的甜蜜。”
实际上，他们的确在暴风骤雨中活了下来，也的确再次见面了，却无法共享和平的甜蜜—1776年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
修改《独立宣言》：意义重大的微小改动
当大陆会议准备就独立的问题表决时，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宣言，以解释宣布独立这一决定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一任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委员会由5个人组成，包括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康涅狄格的商人罗杰·谢尔曼和纽约律师罗伯特·利文斯顿。
为什么33岁的杰斐逊就能有幸担当起草《独立宣言》的重任呢？在委员会成员中，他排名第一，这意味着他就是委员会的主席。原因之一在于其所获得的选票最多，之二则在于他来自弗吉尼亚——正是弗吉尼亚提议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另外，其他4位委员同时还身兼他职，他们认为那些职务比这个委员会重要得多，却没人意识到这一文件日后将会成为美国独立的脚本。
就亚当斯而言，当时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个人印记——他起草了5月10日那份号召废除殖民地所有忠于英国政府的权威决议。他声称这份决议将会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北美殖民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决议”。数年之后，他也曾吹嘘杰斐逊本打算让他来起草宣言，却被他谢绝了，并劝杰斐逊自己享受这份荣誉。他对杰斐逊说：“首先，你是个弗吉尼亚人，而弗吉尼亚应该率先垂范。其二，我口碑不好，受人怀疑，不受欢迎，你则不同。其三，你写的能比我好10倍。”然而，杰斐逊对此的回忆却截然不同，他写道：“委员会一致推举我独自起草宣言。”
至于富兰克林，当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他仍躺在床上深受痛风和疖子的折磨。此外，他随后告诉杰斐逊说：“我有一个规矩，无论何时我都尽力避免起草需要公共团体审查的文件。”
因此，杰斐逊就独自享受了《独立宣言》作者这一历史荣耀。他在自己设计的一个小桌上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很多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段落，则是他在离富兰克林家只有一个街区之遥的市场街上，自己家中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独自完成的。“在人类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他那著名的开头这样写道。随后，他就对英国的国家化身（国王），而不是英国政府发起了攻击。历史学家波林·梅尔写道：“质疑国王只是一种宪政形式。这就是英国人宣布革命的方式。”
实际上，杰斐逊起草的文件在很多地方与富兰克林将要写的内容十分相似。它包含了一个极为具体的针对英国的清单，正如富兰克林经常做的一样，它回忆了尽管英国人坚持不肯让步，但北美殖民地人仍然试图努力和解的细节。的确，杰斐逊的言辞在很多地方与富兰克林不久之前起草却从未发表的决议内容遥相呼应：
然而，当国王不愿再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保护子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却损害它们之时，国王就不再是国王，而是暴君。国王与人民之间所有忠诚的纽带也不复存在。我们在此庄严宣告，无论何时此种情形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是已经在北美殖民地的国王的军队和战舰，或者根据国王的敕令今后将派往此地的军队和战舰，胆敢毁灭北美殖民地的任何城镇或居住区，或下令雇用那些野蛮人伤害我们可怜的殖民地人民及其家人——只要大不列颠王国仍属于国王或其子孙，我们就将不再效忠于大不列颠。
杰斐逊的写作风格与富兰克林截然不同。杰斐逊的文章语言优雅，极富韵律，充满诗意却饱含力量。此外，杰斐逊还有富兰克林所欠缺的哲学深度作为背景。杰斐逊的语言和思想深受英国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约翰·洛克天赋人权的思想。他至少读了三遍洛克的名著《政府论（下篇）》。因此，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要比富兰克林的文章更有深度，认为政府的统治必须要基于人民的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杰斐逊还大胆借用了不少他人的思想，其中包括由乔治·梅森新近起草的弗吉尼亚新宪法中的很多内容。如果放在现在，这会给他带来剽窃的质疑，但在当时，这却被认为是正确且应该学习的。实际上，三年后，古怪的约翰·亚当斯出于对杰斐逊所取得的声望的嫉妒，就曾质疑《独立宣言》其实并无新意，而且很多都是从别人那儿抄袭来的。杰斐逊的回应则是：“我并不认为我必须完全创新或避免使用任何前人表达过的观点。”
当完成初稿并根据亚当斯等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杰斐逊在6月21日（周五）的早上将草稿送到了富兰克林处。他在封面写道：“不知富兰克林博士能否拨冗阅读此文，并根据您更广博的见识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当时，人们对幕后的编辑是相当尊重的。
富兰克林只做了少许改动，其中一些由其亲笔写在杰斐逊所谓的宣言“草稿”上（这份珍贵的文件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其网站上也可查询到）。其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虽然很小，但意义重大。富兰克林用其常用的重重的反斜线符号划去了杰斐逊所写的“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神圣、无可辩驳”的最后几个字，改成已被载入史册的：“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不言而喻”（自证）的真理这一概念与其说是来自杰斐逊最喜欢的哲学家约翰·洛克，不如说是受到了艾萨克·牛顿的科学决定论以及富兰克林的好友戴维·休谟的分析经验主义的影响。在著名的“休谟之叉”（休谟对知识的两分法）中，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和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发明了一种理论，将人类认识的对象分为两类，即“综合真理”——也就是描述客观事物的事实（如伦敦比费城大），以及“分析真理”——也就是通过推理和定义自证的真理（如三角形三个角之和是180度）。杰斐逊使用了“神圣”这个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认为其所讨论的问题（人类的平等以及天赋人权）是基于宗教的主张。而经富兰克林修改之后，则将其变成了基于理性的主张。
与此处修改相比，富兰克林的其他修改则没有这么恰当了。比如富兰克林将杰斐逊的“将他们置于专制的权力之下”改为“将他们置于专制暴政之下”。他还将杰斐逊更有文学色彩的“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变成更朴实的“侵略并消灭我们”。而还有一些修改看起来有卖弄学问之嫌，比如将“薪金的数额”改成了“薪金的数额和支付”。
7月2日，大陆会议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对独立进行表决。宾夕法尼亚是少数几个抵制到最后一刻的殖民地之一，直到7月，宾夕法尼亚议会还指示其代表“断然拒绝”任何“可能引发或导致与我们的母国分离”的行动。但迫于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指示也最终得以更改。在富兰克林的带领下，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和其他殖民地一道对独立投了赞成票（但保守的约翰·迪金森弃权了）。
投票一结束，大陆会议就开始全体讨论杰斐逊所起草的宣言。和富兰克林所做的修改相比，他们的修改并没有太大意义。大段的内容被删除，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批评国王纵容奴隶贸易。但值得赞扬的是，议会将草稿中最后5段杰斐逊贬低文件效力的内容砍掉了近一半。
杰斐逊几乎要发狂了。“我坐在富兰克林博士旁边，”他后来回忆道，“他觉察出我对这些改动很有想法。”但除了改进这份伟大的文件之外，这一修改过程也产生了令人愉悦的成果。富兰克林给杰斐逊讲了一个他最著名的小故事，试图宽慰他。当富兰克林还是个年轻的印刷工时，一个做帽子的朋友准备开自己的店，并希望他来写个招牌。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编了这样的话：“约翰·汤普森，帽商，制作并现金出售帽子”，还画了一顶帽子。但他认为应该让朋友们看看，听听他们的建议。第一个朋友认为既然后面有“制作帽子”的字样，前面的“帽商”两字就有点儿多余，应该删去。于是那两个字就被划掉了。下一位朋友认为“制作”二字不如略去，因为顾客不会在意帽子是谁制作的。他又把那两个字划掉了。第三位朋友说，他认为“现金”两字多余，因为当地没有赊账的传统，每个买帽子的人都会付钱。这两个字又被划掉了。招牌现在变成了：“约翰·汤普森出售帽子。”“出售帽子？”下一位朋友说：“为什么？没有人认为你会白送。那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它们又被划掉了。接下来“帽子”两个字也被划掉了，因为牌子上已经画了一顶帽子。这样，他的招牌最后被简化为“约翰·汤普森”和一顶帽子。
在8月2日对正式版本进行表决时，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以他著名的花体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不能四分五裂，”他说道，“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贾里德·斯帕克斯的记载，富兰克林的回应是：“是的，实际上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有可能被一一吊死。”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宪法应如何设想[1]
既然已经宣布北美殖民地是一个新国家，第二次大陆会议现在就需要白手起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系统。因此，开始着手制定后来的《邦联条例》。实际上，直至1777年《邦联条例》才最终完成。而此后为得到各殖民地的批准，更是又耗费了4年的时间。但其基本的原则却是在会议宣布独立之后的几周内确定的。
早在一年前所提交的有关邦联的设想中，富兰克林就提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由基于人口比例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管理。由于性格和教育背景使然，富兰克林是殖民地领导者中最民主的人之一。虽然他的大部分设想都没有体现在新的《邦联条例》中，但他在争辩时（大陆会议召开的同时，宾夕法尼亚议会也在召开会议制定自己的宪法，争论就发生这次会议上）表达出的观点却最终影响深远。
争论的核心之一，也是贯穿美国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到底应该建立一个由有主权的州组成的邦联，还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统一国家。更具体地说：是每个州在议会中都有平等的一票，还是根据人口比例分配代表的名额？不出所料，富兰克林更倾向于后者。这并不是因为他所来自的宾夕法尼亚人口众多，而是由于富兰克林觉得议会的权力应该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各州。此外，如果较小的那些州拥有同样的代表权，那些较大的州会觉得不公平。“基于这种不公正原则的联盟不会持续太久。”富兰克林极富远见地预测道。
当争论不断升温时，富兰克林试图令其更为诙谐、轻松一些。那些较小的州质疑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它们的意见就会被大州所压制。富兰克林的回应则是，当初苏格兰和英格兰建立联盟时，有些苏格兰人担心重蹈约拿（《圣经》中的人物）的覆辙，被鲸鱼所吞，结果却是很多苏格兰人在政府谋得了职位：“他们发现，最后是约拿吞了鲸鱼。”杰斐逊记录道，参会的人当时都会心地笑了，因此恢复了幽默的气氛。不过，大会仍然投票通过了保持一州一票的体系。富兰克林最初威胁称要劝说宾夕法尼亚不参加联盟，但最后撤回了这一威胁。
另一个问题就是奴隶是否应该被记入一州的人口总数，以确定该州应该缴纳的税额。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代表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奴隶不是人而是财产，就像绵羊一样。这激怒了富兰克林：“他们和绵羊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绵羊从不会造反。”
在大陆会议就新的《邦联条例》进行争论的同时，宾夕法尼亚也正在举行自己的制宪会议，而且就在同一幢大楼里。大会一致推选富兰克林担任主席，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只有一院的立法机构。富兰克林声称，所谓主张建立一个间接选举产生的“上院”以制衡直接选举的立法机构，实际上是美国所反对的贵族和精英体制的残余。富兰克林还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比作一条“虚构的”两头蛇：“它想去溪边喝水，途中要经过一道灌木树篱，一根树枝挡住了它的去路。一个头决定从右边绕过去，另一个头却要朝左，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最后，在做出决定之前，可怜的蛇已经渴死了。”宾夕法尼亚的官员如果想得到任命，就必须征得富兰克林的同意，富兰克林的指纹被列为必须要满足的条件之一。与其他州不同，官员没有财产数额的限制，但必须要“坚持正义、中庸、节欲、勤奋与节俭”。
富兰克林对一院制立法机构的偏好最终为宾夕法尼亚和美国所抛弃，却在法国深受欢迎，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付诸实践（却产生了令人质疑的结果）。富兰克林向宾夕法尼亚会议提出的另一个极端民主的建议是，本州的权力宣言中要将拥有大量的财产或财富的集中称为“人类幸福的危险”。同样，这也因为过于激进而未被会议采纳。
除此之外，富兰克林还在大陆会议的很多委员会中任职。例如，他再次与杰斐逊和亚当斯一道，参与设计了新国家的国玺。杰斐逊提议国玺的图案应该是以色列儿童被指引穿过荒野的场景，而亚当斯则建议采用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富兰克林的建议是正面刻上“合而为一”，背面则配以法老被红海吞没的装饰以及一句格言——“背叛暴君就是服从上帝”。杰斐逊对富兰克林的设计大加赞赏，而这一方案中的很多设想也为大陆会议所采纳。
徒劳无功的和谈：与豪勋爵会面
虽然富兰克林在伦敦与海军将领理查德·豪的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些谈判始于1774年年末，当时富兰克林装作与豪的妹妹在其家里下棋），但两人彼此间的尊重却从未减少。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僵局使豪勋爵无法担任和平使者前往殖民地，这使他感到非常挫败。1776年7月，理查德被任命为驻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海军总司令，而他的兄弟威廉·豪则被任命为驻北美殖民地的陆军总司令。此外，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任命为英国的代表，试图促成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和解。因此，他带来了一份详尽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战、宽恕叛乱的领导人（这正是约翰·亚当斯内心所希望的），并承诺奖励任何帮助恢复和平的北美殖民地人。
当时英国并不承认大陆会议的立法机构地位，所以豪勋爵不确定应将其提议直接提交至何处。因此当他抵达新泽西的桑迪胡克时，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豪称其为“我最值得尊重的朋友”，并声称：“希望自己能为促进殖民地间建立持久的和平与联盟尽一点儿微薄之力。”
富兰克林向大陆会议宣读了此信，并被授权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回复。富兰克林于7月30日写了给豪的回信。这是一个机智、雄辩的回复，表明了美国希望保持独立的决心，但在情绪上却试图避免全面革命的发生。
“我安全收到了阁下友善的来信，希望您能接受我的谢意。”富兰克林首先表达了必要的礼貌。但他很快就变得激烈起来，甚至使用了其所划掉的杰斐逊《独立宣言》草稿中的“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这样的表达：
给予受到伤害的各殖民地直接的宽恕，实际上表达了认为我们愚蠢、卑微、迟钝的观点，而这正是您那无知又傲慢的国家长久以来拿我们取乐的原因所在。但除了增加我们的怨愤之外，这别无其他效果。这样一个肆无忌惮、野蛮、残酷的政府在隆冬时节焚烧我们不曾设防的城镇，挑动野蛮人屠杀我们温和的农民，唆使我们的奴隶杀害他们的主人，甚至带来外国雇佣军将我们的居民点淹没在血泊之中。要让我们向它屈服，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富兰克林却娴熟地使自己的信并非仅仅以愤怒结尾。带着极大的遗憾和辛酸，富兰克林回忆起了他们当初如何共同努力，阻止发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长久以来我怀着真挚、不倦的热忱努力阻止大英帝国这只精美、高贵的瓷花瓶破碎，因为我知道，它一旦破碎，各个碎片就不可能保有它作为整体时的力量和相应的价值，”富兰克林写道，“阁下可能记得，在令妹位于伦敦的家中，当您曾给了我不久将会达成和解的希望时，喜悦的泪水布满了我的面颊。”
也许这是富兰克林在暗示，和谈可能有用。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要求豪愿意将英国和美国看作“不同的国家”，而富兰克林表示他怀疑豪是否有这样的权力。但如果英国愿意与一个独立的美国和解，富兰克林表示：“我认为一个那样的条约并非完全不可行。”最后，富兰克林以优雅的私人口吻作结：“请允许我表达对阁下您永远的尊敬和喜爱。”
我们不难想象，豪被富兰克林回复的内容惊呆了。信使报告说，当时豪的脸上写满了“吃惊”，并说他的老友非常亲切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当信使问他是否要写一封回信时，豪谢绝了，表示博士太亲切了，如果他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只会令富兰克林痛苦，而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当英军在长岛打败华盛顿部队的同时，豪等了两周才给他“值得尊敬的朋友”写了一封措辞谨慎、极为礼貌的回信。信中，豪承认自己无权“与北美殖民地协商重新联盟之事，除非北美殖民地重回大不列颠王国的怀抱”。因此，他建议以大陆会议一年前提交的《橄榄枝请愿书》为蓝本进行和谈，即承认殖民地所有的自治权，但仍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尽管他不愿意“在自己的公开声明中”表态，但他可以明确其所希望的和平将“兼顾两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北美殖民地将被视为帝国框架内的一个独立国家。
这实际上是富兰克林多年来一直持有的想法。然而，这个提议在7月4日之后才到来，未免显得太迟了。这不仅是富兰克林个人的感觉，激进阵营中的约翰·亚当斯等人的感觉也是如此，甚至更为强烈。因此，大陆会议内部花了大量的时间商讨富兰克林是否应该继续与豪保持通信。而当豪释放了一个被俘的美军将领，并让其到费城带信，邀请大陆会议委派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在决战来临”之前进行和谈时，大陆会议发现此事已无法再回避了。
因此，会议指定了一个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去豪那里听听他到底怎么讲，成员有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而亚当斯的任务之一就是防止富兰克林回到和谈的老路上。（用其传记作者戴维·麦卡洛的话说，亚当斯警告大陆会议，豪放回的信使是“诱使大陆会议放弃独立、重新回到英国怀抱的诱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富兰克林提议会议在珀斯安博伊的总督官邸（最近他儿子那里空出来了）或斯塔滕岛举行。豪选择了后者。在去那里的路上，委员会在新不伦瑞克停留了一晚。当时他们住的旅馆已经客满，因此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被迫挤在一张床上。根据亚当斯在日记中的回忆，这是一个可笑的夜晚。但这却使我们得以一窥富兰克林的个性以及之后多年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这种奇怪关系的全貌。
亚当斯当时正患感冒，因此当他们睡觉时，他关上了房间的小窗户。富兰克林说：“哦！别关窗户，我们会被闷死的。”
亚当斯则回答，他怕晚上的风太冷。
“房间里的空气质量很快就会——实际上现在已经比外面的空气差了，”富兰克林回答说，“快！打开窗户，到床上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相信你还不知道我关于感冒的理论。”
亚当斯重新打开了窗户，“跳到了床上”。接下来的一幕我们可不能错过。亚当斯承认自己已经看过富兰克林认为没有人是因受寒而患上感冒的文章，但他觉得这一理论与自己的实际经验不符。富兰克林又将如何解释呢？
亚当斯以自己少有的讽刺语气写道：“博士开始了长篇大论，大谈特谈空气与感冒、呼吸与出汗。在他的催眠下，我很快就睡着了，把他和他的理论晾在了一边。”除赢得是否应该开窗的争论外，值得注意的是，富兰克林并没有被传染上亚当斯的感冒。
豪将军派了一艘平底船将美国代表团接到斯塔滕岛。他命令自己的军官留在代表团的驻地作为人质，但富兰克林等人却将军官一道带了过来，对豪的名誉表示信任。尽管豪让客人们从两列黑森士兵中走过，但9月11日那场三个小时的会谈却有着热情友好的气氛。美国人被盛情款待，宴会上有上好的红酒、火腿、口条和羊肉。
豪保证殖民地将获得其在《橄榄枝请愿书》中要求的所有权利：对自己的立法机关和税收的控制权，以及“修改任何对殖民地人民不公的法律”。豪说英国人仍然对美国人十分友好：“当一个美国人倒下，英国感同身受。”而他也有同感，甚至更为强烈。他说如果美国倒下了，“我会觉得就像失去了一个兄弟，并为其感到难过”。
亚当斯记录下了富兰克林的驳斥：“富兰克林博士神情自若、十分镇定，轻轻地鞠了一躬，面带微笑，以其交谈和写作中所特有的质朴回应道：‘阁下，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不让您蒙受那样的羞辱。’”
豪坚持认为引发这场可怕战争的争端，仅仅是关于英国应使用何种方法从美国征税的问题。富兰克林则回应道：“我们从未拒绝缴税，只要向我们提出请求。”
豪还表示美国为帝国提供了其他的力量之源，比如“人民”。实际上，对于富兰克林关于人口增长的文章，豪已经烂熟于心。富兰克林则表示赞同：“我们的人口增长得很快。”
豪接着问道，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停止这些毁灭性的极端手段”呢？
富兰克林的回答是，任何希望恢复美国对国王忠诚的和平尝试，都已经太迟了。“军队被派来了，城镇被烧毁了，”富兰克林说，“现在我们不可能指望在大不列颠统治下会有幸福。先前所有的忠心、爱戴早已一笔勾销。”同样，亚当斯也“强烈表达了自己绝不放弃独立的决心”。
他们建议豪向英国申请授权，在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与之进行谈判。豪回答，这是个“空”想。
“那好，阁下，”富兰克林说道，“鉴于美国只被期待无条件屈服而……”
豪打断了富兰克林的话，称自己并不是要求美国投降。但他也承认，事实上不会达成任何和解，起码目前如此。所以他向委员会表示了歉意：“各位绅士远道而来却徒劳无功。”
最危险、最复杂，也最吸引人的任务
当富兰克林同豪的会面结束，回到费城两周之后，大陆会议的一个秘密委员会任命他去执行其一生中最危险、最复杂，也最吸引人的公务。富兰克林需要再次远渡重洋到法国担任使节，诱使现在正享受与英国难得的和平的法国站在美国一边。如果没有法国的援助与结盟，美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个任命很奇怪。富兰克林年过七旬，身体也不好，现在终于可以安顿在自己的家中，与家人颐享天年了。但对于大陆会议来说，做这样的决定有它的道理。尽管只去过两次法国，但富兰克林却是在法国最有名也是最受尊敬的美国人。此外，作为大陆会议秘密通信委员会的一员，在过去的几年中，富兰克林与很多法国的调解人进行了亲密的交流，其中就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私人代表朱利安·德·邦武卢瓦。1775年12月，富兰克林曾三次与其会面，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虽然邦武卢瓦小心谨慎，但法国愿意支持（至少是秘密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
大陆会议所任命的另外两个使节是赛拉斯·迪恩和托马斯·杰斐逊。迪恩是参加会议的康涅狄格代表，他是一位商人，在1776年3月已经被派驻法国。杰斐逊则以家庭为由拒绝此项任务，取代他的是来自弗吉尼亚的、脾气暴躁的阿瑟·李，正是他接替富兰克林担任北美一个殖民地驻英国的代理人。
富兰克林承认自己并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务。他告诉当时在大陆会议上坐在自己身边的朋友本杰明·拉什说：“我太老了，一无是处。但就像那些店主们对剩余布料的称呼一样，我就是个布头，任由你们处置。”
其实富兰克林还是很喜欢这一使命的，要知道他热爱旅行，喜欢新的挑战，喜欢欧洲，以及（也许）希望能够摆脱现在的窘境。而且有证据表明富兰克林曾试图获得此项任命。在上个月委员会就此事进行探讨之时，他曾经写了一篇拟提交给英国的《和平建议概述》，但最终委员会并未采纳。在文稿中，富兰克林显示出了他希望回到英国的意愿：
这样的提议或与英国有关方面探讨和平的可能性，可以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到英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借口。富兰克林在英国有很多的朋友和熟人，其中不少都是议会上下两院中最好的作家和能力最强的演说家。他认为即使这些建议不被接受，他也可以在那儿造成英国内部意见的分化，进而极大地削弱其反对的力量。
就在起草了这一提案之后，富兰克林与豪勋爵进行了会晤。然而此次会面使其回英国的希望变得渺茫，尤其是与去法国的可能性相比，更是如此。富兰克林之前有去法国的经历，他喜欢法国，特别是当战争结果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去法国要比待在美国安全得多（当时豪已经逼近费城）。一小撮富兰克林的敌人，其中包括英国驻法大使以及少数保皇党人，认为他这是给自己找个借口溜之大吉。甚至连富兰克林的朋友，亲美的哲学家和议员埃德蒙德·伯克也是如此认为：“我决不会相信他一向光辉四射的人生会以如此愚蠢、不光彩的逃跑而收场。”
实际上这样的担心是杞人忧天。如果富兰克林真的那么在乎自己的安危，他就不会在年已70、深受痛风和肾结石折磨的情况下，乘船通过敌人控制的海域远赴法国了。正如富兰克林做过的所有前往欧洲的决定一样，这一次也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和想法。此次任务除了他之外无人能胜任，以及能够在巴黎生活并享受热情的招待，这些就足以解释富兰克林做出决定的原因了。当他准备启程前往巴黎时，富兰克林从自己的账户取出3 000英镑，借给了大陆会议，希望美国能够战斗到底。
那个夏天，富兰克林的孙子坦普尔正在新泽西照顾自己的继母。威廉的被捕使正值壮年的伊丽莎白虚弱不堪，精神几近崩溃。她在7月给自己的小姑子萨莉·贝奇的信中写道：“我每天除了叹气就是哭，我的手抖得如此厉害，甚至连笔都拿不住。”在恳求坦普尔回来陪她的信中，伊丽莎白抱怨那些包围她庄园的士兵简直“无法无天”：“他们对我十分粗鲁、无礼，甚至可以说是虐待，吓得我几乎精神失常。”她还说那些士兵试图偷坦普尔的宠物狗。
7月底，坦普尔到了继母家中，还在路上丢失了一些衣服。（他的祖父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似乎在从费城到安博伊的路上，你的行李被弄丢了。”）富兰克林还顺便给伊丽莎白送去了一点儿钱，但伊丽莎白的要求不仅如此，她还希望富兰克林能“签署一个假释令”，让威廉回到自己的家中：“我亲爱、敬爱的先生，看在我为之求情的是您儿子和我最爱的丈夫的分上。”但富兰克林却断然拒绝，还驳斥了她对自己困境的抱怨，因为其他人在英国人手里受的苦难比这要多得多。甚至在前去与豪勋爵会面的路上经过安博伊时，富兰克林也没打算去看她。实际上，自从伊丽莎白与威廉结婚以来，富兰克林就没打算和她成为朋友、去看望她、给她写信，更别说像和别的年轻女性一样打情骂俏了。
坦普尔则更同情他的父亲和继母。早在9月初，他就打算去康涅狄格，这样就可以去看望自己被囚禁的父亲，并把伊丽莎白的一封信捎给他。但富兰克林却不允许他前往，告诉他费城的学业更要紧。坦普尔一再恳求，但他的祖父依然不为所动。“你要是以为我是担心你会给你的父亲通风报信，你就错了，”富兰克林指责道，“你应该知道我这是关心你的幸福。”富兰克林还说，如果伊丽莎白想给自己的丈夫写信，可以通过康涅狄格的总督转交，他甚至还拿出了一些免邮费的信笺供其使用。
实际上，富兰克林意识到坦普尔想去看望自己的父亲是另有目的，当然其中只有一个不太好，剩下的还都不错：“我知道你想去的原因是你想闲逛而不愿意去上学，当然你也想看望那个值得你深爱的父亲，对此我并不指责。”居然没有指责坦普尔想去看自己的父亲？说威廉值得深爱？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对威廉持这样的态度的确令人有些吃惊，甚至会觉得他刻薄。然而，它们的确是出自一封不让威廉的儿子去看望自己父亲的信中。
不到一周，这样的争论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富兰克林小心地保守着自己被任命为驻法使节这一秘密，即使在写给坦普尔、要他回来的信中也没有明确告诉他这一消息。“我希望你能够马上回来，而你母亲也应该不会反对，”富兰克林写道，“这里提供的一些东西对你非常有利。”
在决定带坦普尔去法国的过程中，富兰克林从未和伊丽莎白商量过。这个可怜的女人在一年后去世，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和继子。他甚至也没通知威廉，而当威廉得知他唯一的儿子离开的消息，则是在一年之后了。这也显示出富兰克林在家庭事务上的权力。实际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个经常对家人麻木不仁的男士。威廉也只好痛苦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如果那个老绅士把孩子带在身边，”威廉给自己那可怜的妻子写道，“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在国外上大学。”
富兰克林还决定带上另一个外孙——本尼·贝奇。因此，在1776年10月27日启程的快艇“复仇号”（这个名字是多么的恰当）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三人组：一位马上年满71岁、焦躁不安、喜欢冒险的老人，身体不佳但仍然雄心勃勃，他正从故土前往一片不太友好的大陆，而他自己则确信再也无法回来了；陪着他的是一个精力充沛、举止冒失的16岁男孩，以及一个刚满7岁，正在成长、乐于讨好别人的男孩。富兰克林希望对自己的孙子们来说，这次欧洲之旅将是有益的，也希望他们的陪伴能令自己感到安慰。两年之后，富兰克林谈到了为什么将坦普尔（实际上是两个孙子）带在身边的原因：“如果我死了，我希望孩子帮我合上双眼。”
[1] 鉴于大陆会议于1776年正式宣布北美殖民地是一个新国家。以此作为时间分界线，从本节开始交替使用“美国”和“北美殖民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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