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十一章背叛（伦敦，1771~1775 年）
1771年之旅：排解压力
1771年临近夏天的时候，富兰克林决定暂时放下所有公共事务的烦扰，好好放松一下。所有的政治任务已经令其心力交瘁——至少在当时如此，如与领主及议会之间的斗争，以及他对北美殖民地土地及英国政府职务的追求。但富兰克林仍没打算回家，相反，却以他最喜欢的方式去排解政治带来的压力。富兰克林好好地出去游历了一番，直到当年年底才结束：先是在5月去了工业发达的英国中部和北部，然后6月和8月在南部一个朋友的庄园待了好一阵子，最后在秋天的时候去了爱尔兰和苏格兰。
在5月的旅途中，富兰克林曾到访了克拉彭。那里有一个大池塘，当时风很大，水面很不平静，富兰克林灵机一动，准备测试一下自己关于油可以使水面平静的理论。仅仅用了一茶匙的油，富兰克林就欣喜地发现“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最后“1/4的水面，大概有半英亩（约2 023平方米）那么大的面积，平静得就像玻璃一样”。
尽管富兰克林继续从科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但同时他也乐得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一个小魔术用于在人前展示。“随后，我设计了一个底端中空装满油的竹拐杖，并一直随身携带。”富兰克林写道。有一次，富兰克林和一群朋友去拜访谢尔本伯爵，其中包括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戴维·加里克和来访的法国哲学家阿贝·莫雷莱。富兰克林告诉朋友们，自己能够让水面平静下来，他走到上游，把自己的竹拐杖放在水里搅了三下，结果水面马上平静下来了。所有人都大为惊奇，随后，富兰克林向朋友展示了拐杖的玄机，并向大家解释了其中的奥妙。
在两位当地科学家的陪同下，富兰克林完成了自己的英格兰中北部之旅。而这也给他提供了研究当地日渐兴起的工业革命的良机。富兰克林在罗瑟勒姆参观了一家生产铁、锡的工厂，在伯明翰参观了金属铸件铺，还在德比参观了一个有63 700个卷轴的丝绸厂。富兰克林惊奇地发现“工厂里都是5~7岁的童工”。在曼彻斯特，富兰克林还“乘坐了一艘用马拉动的奢华的船”。船的主人是布里奇沃特公爵，这一听就是个贵族的名字。他们乘船游览了一条横穿河流、连接煤矿的水渠。在利兹附近，他们还去拜访了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普里斯特利为他们“展示了一些很棒的电学实验”，并向他们描述了其所发现的不同气体。
之前，富兰克林就谴责过英国压制殖民地制造业发展的商业贸易法，认为（虽然有点儿口是心非）英国无须担心北美殖民地成为其工业上的对手。然而，在其1771年之旅所写的信中，富兰克林却详细地提出了殖民地应该发展丝绸、服装和金属业，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建议。富兰克林在给马萨诸塞的朋友托马斯·库欣的信中写道，他“越来越认为”，英国无法满足北美殖民地日益增长的服装业需求，“因此，我们必须，也应该有这个远见，从我们自己的工业中寻找资源”。
6月初，富兰克林暂时回到了伦敦，以便“按时出席国王的生日庆典”。尽管对议会的税收政策十分不满，但富兰克林仍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忠实的支持者。他在那周给库欣的信中写道：“虽然我们对议会越权十分不满，但我仍希望民众能够对国王和王室保持强烈的忠诚。”
在伦敦待了两周之后，富兰克林去了英格兰南部，拜访了自己的朋友乔纳森·希普利，在他那座都铎式的庄园里待了一段时间。希普利的庄园位于特怀福德，就在温切斯特的边上。希普利是一位本应在威尔士任职的圣公会主教，但他大部分时间却待在特怀福德，和自己的妻子与5个可爱的女儿在一起。这段经历是如此的愉快（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这个住着5个可爱的年轻姑娘的乡下庄园无疑是智力的源泉，他深得其乐），以至于当一周后他不得不回伦敦参加北美殖民地联系人会议时抱怨不已。在给希普利一家的感谢信中，富兰克林抱怨他不得不“去呼吸伦敦的雾霾”，并表示希望自己能够在夏天回来，并好好待上一段时间，呼吸“特怀福德甜蜜的空气”。
富兰克林自传：开创先河
时年65岁的富兰克林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自己家族的事情。尽管他的住处离亲戚家很远（也许如他自己所言），富兰克林对他们的感情却是与日俱增。在给自己唯一健在的妹妹简的一封长信中，富兰克林称赞她和费城所有亲戚都相处得很好，还特地告诉她“远亲好相处”的道理：“我们的父亲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曾提到人们不在一起时相处融洽，住在一起时却渐生嫌隙，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富兰克林还写道，他们的父亲和伯父本杰明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本杰明在英格兰时，“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我仍然记得他们通信时感情是多么的深厚”。但当本杰明搬到波士顿之后，他们就开始陷入“争执和误解之中”。
富兰克林还在给简的信中提到了和他一起生活的萨莉·富兰克林。萨莉只有16岁，她是富兰克林一位堂兄的独女。这位堂兄住在莱斯特郡，也是富兰克林家族中唯一一个仍然从事染色生意的人。富兰克林随信还寄去了一张族谱，描述了他们与埃克顿的富兰克林家族祖先的关系，还特意提到萨莉是富兰克林家族在英国年龄最小的成员。
而富兰克林在造访最喜欢的伦敦二手书店时的偶然发现，更加激发了他对自己家族的兴趣。店主向富兰克林展示了一些写满注释的小册子，富兰克林惊喜地发现这些竟出自他的伯父本杰明之笔。“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他在离开英国之前卖掉的。”富兰克林在给自己另外一个堂兄的信中写道。因此，富兰克林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们。
因此，在7月末，当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到特怀福德并在希普利家长住时，富兰克林陷入了深思之中。他把自己的事业暂时放在一边，开始思考自己家族的历史。就这样，他开始着手撰写其文学作品中最有名一部——《富兰克林自传》。
“亲爱的儿子。”自传的开头这样写道。这看上去就像是一封给儿子威廉的家书，尽管当时他们已经7年未曾见面。而这种书信的形式也使他能够以一种聊天的轻松口吻进行写作。富兰克林假装这只是一封家信，而不是文学作品，起码最开始的时候如此。当读完自己第一天写下的那些稍显凌乱的有关家族的内容后，富兰克林写道：“我本应写得更有条理，但人在参加私人聚会时的打扮是与参加公共舞会时截然不同的。”
难道自传真的仅仅是写给其子威廉的？当然不是。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富兰克林就已经打定了公开发表的主意。家族信息中最可能令威廉感兴趣的那部分被省略掉了，也就是关于威廉生母的身份和描述。富兰克林也没有在普通的信纸上写这封所谓的“家书”，而是用了对开纸。他在左面的部分进行写作，右面的部分留白用以修订。
在第二天的写作中，他一开始就列出了其个人生涯的概况，这也充分显示了他准备写一份完整回忆录的打算。此外，在第二天早上，他在第一页的右侧留白处加上了一大段话——“老年人都喜欢谈论自己”，来为自己写自传这一决定的“虚荣”辩解。富兰克林称，自己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他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到取得现在的成就的，希望能够以此提供一些借鉴，供他人参考。
这样看来，此书的目标人群明显是民众，而不是当时已年满40岁并担任新泽西总督之职、早已功成名就的儿子。然而，书中的潜台词却是关于威廉的：自担任总督以来，威廉就开始装腔作势，他远比自己的父亲更喜欢贵族的腔调和社会地位。这本自传可以说是一种提醒，让威廉不要忘了自己卑微的出身。同时，此书也是对勤奋、节俭、经商美德以及勤劳的中产阶级的赞歌，而不是对效仿世袭精英的鼓吹。
在三周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白天写作，晚上则向希普利一家朗诵自己的写作成果。因为作品是以书信的形式写成，还需要当众宣读。富兰克林的自传采取了散文的写法，就像一位可爱的老者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没有比喻，也没有诗一样的语言，只是讲述那些逸闻趣事并使人有所启发。而当他偶尔发现自己对某一事件过于赞赏时，就会加上一段谦虚的评论或者自嘲，就像那些善于在茶余饭后讲故事的人一样。
因此，就诞生了富兰克林所塑造的最生动的文学形象之一：年轻时的自己。约翰·厄普代克曾明确地称此书是“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著作，充满了令人愉悦的矛盾和幽默的纠结，他满怀喜爱他回顾并以历经风雨的淡然调侃那个年轻时雄心勃勃的自己”。
带着超脱的嘲讽和顽皮的自知之明，富兰克林成功地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样既可以适当地展现自己，又不至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那些启发性的逸闻趣事中，富兰克林很少涉及内心的痛苦，没有灵魂的挣扎，也没有心灵深处的感受。与其说内容深刻，倒不如说这些回忆极有意义，给人提供了一种愉悦而简单的对待生活的方式，告诫人们帮助同伴就是侍奉上帝。除了佯装对矫揉造作取乐之外，此书没有任何的矫饰。这部自传是一个善于交际、喜欢回忆的人平静地讲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对人有所帮助，揭示那些显而易见的道理。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简洁正是它的缺陷所在。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查尔斯·安格夫就声称：“此书几乎缺乏一本真正伟大的纯文学著作应有的一切特质——文辞高雅、人物魅力和令人深思。”但说此书缺乏人物魅力，的确是无稽之谈。正如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所言，此书“自然的简洁和明晰、亲切的风格，以及清新和幽默都使其历久弥新”。实际上，公正地说，此书的确令人愉悦，也是美国乡土文学的开山之作。《富兰克林自传》一共有数百个版本，几乎被翻译成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可谓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自传。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富兰克林的自传开创了很多当时的先河。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主要写的是其宗教信仰的转变，而当时卢梭的《忏悔录》尚未付梓。“在富兰克林之前，几乎没有著名的自传，富兰克林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卡尔·范·杜伦写道。实际上这并不确切。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出版过各种形式的自传，其中包括本韦努托·切利尼、赫伯特勋爵以及吉尔伯特·伯内特主教。但范·杜伦认为富兰克林“为几乎没有人代言的中产阶级写作”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富兰克林自传》是通过自我奋斗而取得成功的人所做自传中的杰作。就写作风格而言，与此书最为接近的应该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这也是富兰克林最喜欢的书之一。但富兰克林的书讲述的是现实世界中一个清教徒的真实故事，尽管是一个堕落的清教徒。
当8月中旬不得不离开特怀福德之时，富兰克林已经完成了后来为人所知的《富兰克林自传》4章中的第一章。富兰克林回忆了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印刷匠从事公益事业的过程，到1731年建立费城图书馆及其分支为止。直到该部分的最后，富兰克林才提到了几句政治。他写道：“这些图书馆改变了北美殖民地人的谈吐，使得一般的商人和农民也能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拥有智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全殖民地人民纷纷奋起保卫自身权益也做出了贡献。”然而，直到13年之后，富兰克林才在朋友的恳求下，重新拿起笔，并完成了自传。
无论在何处发现合适的人，富兰克林都希望将其变成自己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富兰克林将希普利家的小女儿，11岁的凯蒂带到了伦敦上学，并亲自照顾。一路上，他们在谈论凯蒂的姐姐们将会嫁什么样的男人。凯蒂觉得自己的姐姐们嫁的不是富商就是贵族。至于她自己，凯蒂有些卖弄风情地承认：“我喜欢老男人，我真的喜欢，不管怎么说，所有老男人都喜欢我。”富兰克林则建议，她也许可以嫁给一位年轻一点儿的男人，“然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会发现自己对他的爱越来越深”。凯蒂则说她宁愿嫁给一个老男人，“那样，你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寡妇”。
于是，另一段持续终生的感情随即诞生了。富兰克林让自己的妻子从费城寄来一只小松鼠作为宠物送给希普利家的女孩们。但是一年后，小松鼠却惨遭不幸，被一只狗咬死了。富兰克林给松鼠写了一篇华丽的悼词，随后还加上了一个简单却为全世界所知的墓志铭：“斯克格在此，躺着很舒适，像个小精灵，盖着厚毯子。”富兰克林对凯蒂的喜爱从未改变，直到15年后，富兰克林已是80岁高龄，仍然给凯蒂写了一篇短文——《做好梦的艺术》。
在特怀福德的最后一个晚上，希普利一家坚持要为富兰克林远在费城的外孙，2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举办一个生日晚会。“这样他就会和自己的外祖父一样出色。”希普利太太在祝酒时说道。富兰克林则回答，实际上他希望自己的外孙要比自己强得多。希普利主教还说：“即使他没有那么棒，我们仍然为他高兴。”
尽管如此喜欢自己的外孙，但奇怪的是，富兰克林还未曾见过他，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打算。他甚至都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自己的女婿。但当时，理查德·贝奇已经来到了伦敦，打算拜见自己著名的岳父大人。当贝奇突然出现在克雷文大街富兰克林的住所时，史蒂文森太太高兴地对其表示了祝福。然而富兰克林却已经离开了伦敦。他只在伦敦待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又开始了另一段旅程。
爱尔兰和苏格兰：如何借鉴
1771年8月，富兰克林与费城在英国的另一个代理人理查德·杰克逊一道，离开伦敦前往爱尔兰和苏格兰，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旅行。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考察苏格兰、爱尔兰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看看是否能为处理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其中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他们造访了爱尔兰议会，作为英国议会议员的杰克逊，本身拥有旁听权。而当看到著名的富兰克林时，爱尔兰议长提议，富兰克林作为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的代表，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议会上下一致大声表示赞成，”富兰克林向库欣报告说，“我认为这是对北美殖民地的尊重。”
另一方面，富兰克林在爱尔兰的很多见闻都令其深感沮丧。英国一直对爱尔兰的贸易进行严格管制，英国的地主苛刻地压榨爱尔兰的佃农。“他们住在泥草屋里，衣不遮体，主要以土豆为食。”富兰克林写道。他对爱尔兰这种悬殊的贫富差距感到震惊，因此更为北美殖民地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感到自豪。富兰克林认为，北美殖民地的中坚力量就在于那些令人骄傲的产权保有者和商人，他们有权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有能力养家糊口。
在都柏林时，富兰克林碰巧遇到了他的死对头——希尔斯伯勒勋爵，其家族的封地就在爱尔兰北部。令人惊讶的是，希尔斯伯勒坚持邀请富兰克林和杰克逊顺道前往苏格兰。富兰克林对此十分矛盾。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可能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就北美殖民地事务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但在随后给儿子威廉的信中，富兰克林又“决定不去”。最终的结果则是，由于杰克逊坚持，富兰克林又找不到另一个好向导，因此只好与他一同前往。
这是一次友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在希尔斯伯勒的豪宅中，一周之内，富兰克林几乎被“热情地挽留了1 000次”。希尔斯伯勒“看起来竭尽所能地让我住得更加舒适、惬意”，甚至“当我外出时，给我披上了他自己的外套，以免我感冒”。
在谈及爱尔兰的贫困问题时，希尔斯伯勒将其归结为英国对爱尔兰制造业的限制。富兰克林则反问道，难道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不是一样的吗？希尔斯伯勒给出了令富兰克林满意的答复，认为“北美殖民地的制造业不应被限制”。他甚至提议要给北美殖民地的丝绸业和造酒业提供补贴。而当听到富兰克林就此以及如何对纽芬兰进行治理的“观点和建议”时，希尔斯伯勒也深感欣慰。那么，富兰克林会考虑这些问题，并在其回到伦敦之后“对他有好感吗”？
“难道所有的一切对你来说不矛盾吗？”富兰克林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在给托马斯·库欣的信中，富兰克林建议他应该对此进行更冷静的分析。希尔斯伯勒的所作所为也许“仅仅是像当人们勒紧缰绳，深刺马刺时，通过轻拍与爱抚让马不要过于受惊一样”。也或者是“他知道风暴即将来临，因此希望减少旧敌”。
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富兰克林顶着狂风暴雨，趟过洪水，来到了爱丁堡，在一个小旅馆度过了“痛苦的一夜”。“但是那个坚持教义的优秀基督徒戴维·休谟收留了我，我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富兰克林第二天写道。他的老朋友休谟建了一所新宅，自称他府上的厨子做的羊头汤是欧洲最好的。他们在桌边进行的谈话也同样令人嫉妒：哲学（休谟刚在巴黎与卢梭成为了朋友）、历史以及北美殖民地的困境。
10天之后，富兰克林继续向西，前往格拉斯哥拜访与自己惺惺相惜的另一个苏格兰哲学家卡姆斯勋爵。卡姆斯也是一个伟大的植物学家，培育了大量的树木。而当时富兰克林栽下的那些树一直活到了现在。在返回爱丁堡的路上，富兰克林还特地参观了卡伦钢铁厂，也就是当初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地方。因此，富兰克林就继续了其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他们当时看见了重达32吨的加农炮，很多在几年后被用于殖民地战争中。
在返回了休谟位于爱丁堡的家中后，富兰克林花了几天的时间和当地的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他与亚当·斯密进行了会面，斯密向富兰克林展示了其正在撰写的《国富论》的前几章。也许是觉得日后无缘与富兰克林再见，休谟为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告别晚宴，邀请了很多富兰克林喜欢的苏格兰科学家和作家，其中就有卡姆斯勋爵。
与贝奇会面
富兰克林本计划在休谟家多待几天，但追至此处的两封信却令其改变了想法。其中一封来自的他女婿理查德·贝奇。贝奇在信中写道，他在伦敦没有见到富兰克林，所以就去普雷斯顿看望自己的父母了。普雷斯顿是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城市。另一封是波莉的，她在信中写道：“贝奇先生现在正在普雷斯顿，他在那儿等你回来，期待能够与你见面。我们都很喜欢他。”因此，富兰克林决定即刻赶往伦敦，并顺路看看自己的新女婿。
不出所料的是，萨莉·富兰克林·贝奇正在费城为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到底会相处得怎样而忐忑不安。她在给理查德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父亲没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对你热情相待，看在我的份上，请尝试一下，尽量争取他的尊重和友谊。”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有点儿多余。“我特别高兴地告诉你，他张开双臂欢迎我，对我表示出想象不到的友好。”贝奇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令其尤为高兴的是，每个人都说他长得很像富兰克林。
实际上，极富魅力的富兰克林获得了贝奇家中每个人的好感，特别是贝奇的母亲——玛丽·贝奇。玛丽一共生了20个孩子，是一位“庄严”、“高贵”的68岁的寡妇。在富兰克林来访期间，她每天都与富兰克林谈到深夜。几周之后，富兰克林给她寄来了一封感谢函、一些牡蛎以及他的一尊塑像（看来富兰克林的自负还是丝毫未减）。贝奇夫人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无论是客厅还是餐厅，这样她就可以时刻看到它。“它很像您本人，您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有多喜欢它。我们都觉得这雕像既像我儿子，又像您。”
贝奇和富兰克林一道返回伦敦，并和他一起在克雷文大街住了一段时间。贝奇竭尽全力去讨好自己的岳父。“他在这所做的一切让我很满意。”富兰克林告诉德博拉说。但他对贝奇的喜爱却不足以让自己帮助其获得一个政府的职位，如海关监察员等。“我个人认为任何职业都比做一名政府职员强……因为无须面对那些反复无常的上级。”相反，富兰克林建议贝奇回家，做一名“现款交易”的商人，这样就可以“永远待在自己老婆的身边”。必须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建议居然出自一个离家万里之遥、15年未曾见过自己妻子、一直专注于自己邮政总长职务之人。
至于萨莉，富兰克林则建议她必须要学习会计知识（这几乎是个永恒的主题），这样就可以帮助自己的丈夫：“如果在住的地方开店，你就可以像当初你妈妈帮我一样帮助他，我相信你有这种能力，也希望你不要过于得意。”实际上，萨莉和贝奇一直与德博拉同住，用富兰克林位于市场街的房子开了家店，“现款交易”各种各样的丝绸和布料，他们也自得其乐。当这个纺织品商店开始不景气，正如贝奇向富兰克林所抱怨的“令人烦恼”之时，贝奇又转行做了“酒和杂货店”，生意仍然冷清。对于萨莉那样接受过教育的女人和贝奇那样有事业心的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他们应该过的生活。但他们严格遵守了富兰克林的指令，并未抛头露面从事政治。
德博拉经常给富兰克林写信，谈论他们的外孙本尼，以至于富兰克林的回信中不得不提醒德博拉要注意一些事情：“我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他，你看到他就很高兴。”富兰克林还赞扬德博拉，在萨莉试图管教本尼时没有与其争论：“我担心你会对他过于纵容，甚至是溺爱。”
然而，对于波莉·史蒂文森新出生的儿子威廉·休森，富兰克林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威廉是在那年春天出生的。“请让他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富兰克林在给波莉的信中写道，“这会给孩子一个开心的环境……这样他才会变得漂亮。”在同一封信中，富兰克林还乐观地回应了波莉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男友的调侃。“我已经习惯有对手了，”富兰克林说道，“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每个我爱的朋友或情人也都为他人所爱。”
在这两年里，威廉·休森被富兰克林视作自己的另一个外孙。在回复德博拉关于他们自己外孙的来信时，富兰克林写道：“你已经告诉很多关于你外孙的事，现在该我告诉你一些我外孙的故事了。他现在已经21个月了，非常结实，也很健康，已经能说一些话，甚至都会唱歌了。上周他和我们待了几天，我发现他越来越喜欢我。如果我不在的话，他都不愿意坐下来吃早饭。”然而，他也有意地加上一句，看到比利“使我渴望能够在家和本一起玩”。
继续科学探索
当富兰克林在克拉彭把一茶匙的油倒进池塘，发现油的扩散面积竟有半英亩时，他已经接近了另一项发现：分子的大小。如果将茶匙中油的体积（约2立方厘米）与其所覆盖的半英亩面积（约2 000平方米）相除，就会得出一个大致正确的油分子直径（1/107厘米）。这样，分子的体积这一问题就不至于要在一个世纪之后才被算出来。正如查尔斯·唐福德在其著作《富兰克林平息波浪》中所言：“富兰克林实际上已经正确地计算出了分子的大小，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第一人。”
相较于理论分析，富兰克林更善于实际应用。相较于计算分子的大小，他更愿意发掘油水实验的用处何在。通过向海洋中倒油，能够将船只从惊涛骇浪中解救出来吗？在皇家学会三个朋友的协助下，富兰克林决定去朴茨茅斯一试究竟。然而“实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成功”。水面的涟漪的确平静了，但水面下仍然波涛汹涌（此处可能又是一个比喻）。不过，富兰克林所提交的失败的实验报告仍然很有用处，在皇家学会的《哲学通讯》上发表了。
在富兰克林旅居英国期间，只要一有时间从政治压力中摆脱出来，就会继续进行科学探索。当富兰克林给圣保罗大教堂安装了避雷针之后，皇家军械局的负责人也请他出谋划策，以使军火库免受雷击的威胁。然而此项使命也使富兰克林陷入了另一场争端之中，那就是避雷针到底应该是尖头还是圆头呢？富兰克林坚持避雷针应该是尖头的，但英国国王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将其改成了圆头（可能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富兰克林还改进了下议院的供暖系统。
在伦敦期间，富兰克林在科学和发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包括：
感冒的原因：尽管当时尚未发现细菌与病毒，但富兰克林很早就认为感冒和流感“可能是由于接触而传染”，而不是着凉。“我曾好几次在严冬时节出去旅游，有时都觉得自己快要冻僵了，但发现这并没使我感冒，”富兰克林在1773年给费城医生本杰明·拉什的信中写道，“通常，人们患病的原因是来自他人的传染，当他们待在密闭的房间、车厢中，吸入了病人呼出的空气。”而最好的预防就是呼吸新鲜的空气。因此富兰克林一生都喜欢保持空气流通和开窗户，即使在最冷的时候也是如此。
锻炼的研究：富兰克林认为预防感冒的方法之一就是经常锻炼。而衡量锻炼是否到位的标准并不是锻炼时间的长短，而是“身体内产生热量的多少”。这也是最早将锻炼与卡路里联系起来的理论之一。富兰克林还举例解释道，爬一英里的楼梯所产生的热量是在平地上走一英里的5倍。在运动中，富兰克林还注意到自己的心跳由每分钟60下增至100下。此外，富兰克林还正确地发现“当心跳加快时，通常都会产生热量”。
铅中毒：作为一名印刷工，富兰克林注意到经常接触热的铅字会导致身体僵硬或中风。他还注意到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人容易患上一种名为“干肚疼”的重病。而他的一个朋友也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由某种带有金属管的蒸馏器制成的朗姆酒也容易使人患病。富兰克林是发现此病的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病理学家的角色。“那些经常接触铅的商人容易患此病，此外还有上釉工、管工、陶瓷工、铅粉工和印刷工等。”富兰克林还建议，制酒蒸馏器所使用的金属管必须由纯锡制成，不能再使用含铅的锡合金。
运河中的船速：当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皇家学会主席普林格尔访问荷兰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在运河水位较低时，船速会比水位高的时候要慢得多。富兰克林推测，这是因为船在航行的时候必须将相当于它吃水体积的水排出，而排出的水经过船的两侧或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在水浅的时候，船底将排出更多的水流经船的两侧，使船速放慢。这是一条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科学理论。富兰克林开始采取行动。“我决定做一个实验。”富兰克林在给普林格尔的信中说。富兰克林做了一只14英尺（约4.3米）长，宽、高均为6英寸（约15厘米）的水槽，然后往里面放了一只小船。小船的一头系着一条丝带。丝带的另一头连接在一个小滑轮上，还系着一枚硬币，通过硬币的重量可以拉动小船前进。他在不同的水深中反复试验了若干次，并记下了时间。结果发现船在浅水中所需的力量或时间要比在深水中多20%。
海洋含盐的原因：当时，人们对海水为什么是咸的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其实海水本来是没有味道的，但是流入海洋的河水中却含有盐和其他矿物质。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海水也就变成咸的了。然而，富兰克林却在给哥哥彼得的信中推测，有证据表明海水含盐另有原因：“地球上所有的水原本都是咸的，而我们所发现的泉水和河水等淡水都是经过净化的结果。”实际上，富兰克林的推测并不正确。数百年后，海水是越来越咸了。
玻璃口琴：富兰克林最有意思的发明之一就是一种乐器，他称之为玻璃口琴。这一发明的原型也很有趣，当时很多无聊的宴会宾客和一些音乐家用湿润的手指在玻璃杯的杯口摩擦，发出一种响声。富兰克林曾在英格兰参加了一场用酒杯演奏的音乐会。1761年，富兰克林改进了这一设想，他将37个不同大小的玻璃杯连在一起，像纺锭一样将其横串起来。富兰克林又做了一个脚踏板，通过脚踏板来控制杯子的转速，这样只要用湿手摩擦旋转的酒杯边，就会发出不同的音色。在给一位意大利电学家的信中，富兰克林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发明。“这是一种乐器，”富兰克林说道，“看起来似乎特别适合演奏意大利音乐，特别是那种轻柔、悲伤的音乐。”富兰克林的发明风靡一时。玛丽–安托瓦内特曾学习如何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也曾专门为其谱曲。玻璃口琴这种令人难忘的音色使其成为婚礼上的必备之物。但似乎玻璃口琴会导致抑郁症，大概是由于其中含有的铅可能会引发铅中毒的缘故，所以它最终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中产阶级哲学：努力改变命运
多年以来，富兰克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观，集自由主义、平民主义和保守主义等思想于一身，这也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哲学的原型之一。富兰克林推崇努力工作、个人精神、勤俭和自助，同时，他又提倡民间合作、社会激情以及基于自愿的社会计划。他既不迷信精英也不信任乌合之众，既不盲从世袭的权力也不推崇暴民的蛮力。富兰克林秉承着自己作为一个商人的价值观，厌恶所谓阶级的排斥。富兰克林骨子里就坚信社会的流动性，认为通过个人勤奋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早在1753年其与彼得·克林逊的交流中，富兰克林就已经对政府干预和提供福利持保留意见。当时，富兰克林质疑法律是否应该“强迫富人赡养穷人却不教会他们如何学会独立”以及“鼓励懒惰”。
对于克林逊，这些仅仅只是问题而已。但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却并非如此。在他18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所发表的文章中，富兰克林多次强调了自己的保守观点。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论劳动的穷人》，署名是“米蒂尔斯”，也就是拉丁语“中间”的意思。该文于1768年发表于伦敦的《绅士杂志》。文中，富兰克林谴责了那些认为穷人的窘境是富人压榨造成的观点。“难道你不认为这有些荒谬吗？”富兰克林问道。他认为英国穷人的条件已经是全欧洲最好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英国有帮助穷人的相关立法。“这一法律并非是由穷人自己制定的。立法者都是富人……他们自愿贡献出自己和他人的财产来缴纳税款，供养穷人。”
这些法律本身的确是出于善意。但富兰克林也警告说，这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鼓励懒惰：“我担心人们在年老或生病时会更容易依赖别人（尽管人们在年轻或健康时会勤奋节俭），在这一法律的鼓励下，会更加激发人们懒惰的天性，鼓励民众游手好闲，最终使贫困愈演愈烈，而这却是法律本想要根治的弊端。”
富兰克林不仅提出了对福利依赖的警告，还提出了自己的财富转移理论。他认为富人和社会赚的钱越多，转移至穷人那里的钱也就越多。“富人并不工作……他们或他们的家庭使用、消耗的每种产品都需要从劳动的穷人那里购买。”富人花钱购买衣服、家具和珠宝的同时，也会使劳动的穷人获利。“我们国家那些劳动的穷人，无疑会从整个国家的收益中获利。”富兰克林还反对提高工人工资的设想：“如果通过法律提高工人的工资，制造业的成本就会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
富兰克林在经济上虽然持保守主义观点，但是其基本的道德信仰却认为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必须要以能否造福公众为标准，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制衡。富兰克林认为那种鼓励勤奋劳动的政策就是好政策，这不是因为其会增加私人财富，而是因为会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使每个有理想的人更有尊严。而那些获得财富较多的人则有责任帮助他人，建立一种公共制度，为他人的成功奠定基础。詹姆斯·坎贝尔认为：“富兰克林的理想代表了当时日益发展的、坚持民主平等的中产阶级的观点。那些在生活中获得了巨大经济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那些不愿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力的人也不要指望会得到社会的帮助。”
富兰克林这种复杂的价值观中还包括了其日益增长的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观点，并带有英国传统自由主义色彩。但是，富兰克林关于奴隶制的观点还未最终转变。当英国人攻击奴隶制是对殖民地人民要求自由的莫大嘲讽时，作为很多殖民地，特别是蓄奴的佐治亚的代表，富兰克林发现自己为殖民地的辩护十分无力。
1770年，富兰克林匿名发表了《论奴隶制》，试图针对“虚伪”这一指控为自己辩护。富兰克林提出，在北美殖民地，“只有1/100的家庭”使用奴隶，而且“很多人对待奴隶极为人道”。他还质疑英国那些劳苦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奴隶有点儿相像”。富兰克林的某些观点还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也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极为温顺，当然他们中有一部分的确如此。但实际上大部分黑人很有心计、内心阴暗、郁郁寡欢、十分恶毒、小肚鸡肠、极为残忍。”
富兰克林急于为北美殖民地辩护，甚至有点儿强词夺理，这堪称其一生中逻辑性最差的辩论之一。甚至连他摆出的事实都是错误的：当时美国蓄奴家庭的比例远不止1/100，而是接近1/9（1790年，美国一共有410 636户家庭，其中拥有奴隶的为47 664户）。除了事实不清，富兰克林的论证还有道德上的缺陷，他甚至将拥有奴隶归结为精神失常。实际上，富兰克林家也使用奴隶。尽管他第一次到英国时带的那两个黑奴已经离开他了，但德博拉在费城还有一两个黑奴。
然而，富兰克林的观点也在不断进化。就在其写完《论奴隶制》两年之后，富兰克林开始与费城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贝尼泽特通信。在1772年其在《伦敦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富兰克林引用了很多贝尼泽特的观点，用有史以来最为强力的语言谴责了“血腥残忍地贩卖肉体和灵魂这一人类自古就有的丑恶行为”。富兰克林甚至开始赞同贝尼泽特的观点，认为不仅要废除奴隶贸易，甚至连奴隶制本身也要废除。“当听到北美殖民地反对奴隶制的呼声日渐高涨，我很欣慰，”富兰克林在给贝尼泽特的信中写道，“我希望立法机构能够及时考虑这种观点，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确立。”
富兰克林还在给其朋友，费城的本杰明·拉什医生的信中也表达出同样的观点：“我希望那些关注自由和人性的朋友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不再让我们的国家和宗教蒙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给贝尼泽特还是拉什的信中，富兰克林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及时”。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对完全废除奴隶制的支持（而不是仅仅废除奴隶进口）只有在独立战争之后才能及时到来。
击败希尔斯伯勒
希尔斯伯勒勋爵在爱尔兰对富兰克林的诚挚热情，尽管一度使富兰克林迷惑，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可我回到伦敦时还稍有困惑，”富兰克林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登门拜访，希望当面为他在爱尔兰的款待表示感谢。”但是门童却告诉富兰克林，大臣“不在家”。于是富兰克林留下一张名片，几天后又来拜访，却得到了同样的答复，尽管富兰克林知道希尔斯伯勒那天的确见了别的客人。富兰克林又尝试了几次，却同样无果。“最后一次是在一个会见日，当时他门前停满了马车。我的车夫驱车载着我前往，并下来为我打开车门。这时门童看见了我，走了出来，粗鲁地训斥车夫没有让其确认勋爵在不在家就打开车门。然后，门童转过头来对我说‘勋爵不在家’。因此我再未接近过他，我们只是远远地互相诋毁对方。”
希尔斯伯勒“对我置之不理，就像对待一个已经挤不出果汁、毫无价值的橘子一样。”富兰克林抱怨道。富兰克林再一次考虑回费城的事宜。“我越来越想家了。”富兰克林告诉自己的儿子。但还有一个因素使其不能就这么愤怒地离开英国。尽管困难重重，富兰克林仍希望能够使自己（以及朋友、家人和伙伴）在北美殖民地西部的俄亥俄附近获得一大片土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富兰克林参加了很多合伙计划，其中包括伊利诺伊公司和印第安纳公司等，但都没有获得英政府的支持。1769年夏，富兰克林帮助组建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也就是大俄亥俄公司，他确信其足以压制希尔斯伯勒的反对力量。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东中包括了很多英国的富商和显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托马斯·沃波尔和理查德·沃波尔，因此又称“沃波尔集团”。沃波尔集团一度极为接近成功，但1770年夏，希尔斯伯勒成功地以“有待继续研究”为名将此计划搁置下来。
然而，沃波尔集团却没有就此放手，而是将很多高层要员作为股东拉了进来，其中包括大法官和枢密院主席，从而使这一计划欲罢不能。1772年春，希尔斯伯勒无法将此计划再拖延下去了。甚至连英国国王也向希尔斯伯勒表态，希望详细考虑这一问题。4月，贸易委员会向枢密院提出了土地申请，并附上了一份处理意见，建议否决此事。但两个月后，枢密院却就此召开了听证会，富兰克林、沃波尔和很多有影响力的股东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希尔斯伯勒扬言若计划获准，他就辞职。但结果很可能对其不利，因为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枢密院的很多成员都希望“修理他”。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土地授权获得批准，希尔斯伯勒也宣布辞职。
实际上由于当时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富兰克林和朋友们从未拿到自己的土地许可。“关于许可的事项有所进展，但十分缓慢，”富兰克林在1773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几个水手准备把缆绳从原来的地方抬到船上。其中一个说：‘这太长、太沉了，我希望看看这个头到底在哪儿。’另一个则说：‘该死，如果这东西有头的话，我早就把它砍了。’”
然而，富兰克林却成功地罢免了自己的敌人。“我们终于摆脱了希尔斯伯勒勋爵。”富兰克林向自己的儿子欢呼道。而作为回应，希尔斯伯勒则称富兰克林是“英国最乐于恶意中伤的人之一”。他们虽然内心彼此敌视，但表面上还时不时地装作十分热情，这的确有些奇怪。第二年夏天，当他们在牛津偶遇时，两个人还是和好了。希尔斯伯勒向富兰克林鞠躬致敬并对其大加赞扬。“而为了回应这种过于夸张的言行，”富兰克林告诉威廉说，“我对他儿子在剧场的演出赞不绝口，尽管实际上十分普通。因此问题就解决了。正如人们在生气时常说‘以牙还牙’，但我有时更愿意说‘礼尚往来’。”
哈钦森信札：与英国彻底决裂
“这些信最近落到了我的手中，我有理由相信其即使不是我们现在所处困境的全部根源，也是其重要的基础。”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话出现在1772年12月富兰克林给自己的马萨诸塞支持者库欣的信中。富兰克林也因此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最终导致了其与英国的彻底决裂。当时随信附上的还有一些信札，其中有6封出自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笔下。哈钦森是一名生在传统清教徒家庭中的波士顿商人，一度是富兰克林的朋友，1754年他们曾在奥尔巴尼会议上一道支持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联盟。这些信是一名匿名的英国议员悄悄交给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则又将其转给了库欣，并警告其不得发表。
哈钦森的信中都是关于如何镇压殖民地反抗的建议。“必须对所谓的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哈钦森写道。因此，当这些信件在波士顿被公开发表时（在托马斯·库欣的默许下，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这些信必须发表，尽管富兰克林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激起了当地激进爱国者的极大愤慨。
这与富兰克林的初衷背道而驰。富兰克林的本意是告诉库欣及殖民地其他领导人，英国的错误政策是由于哈钦森等人的错误建议造成的，而非出自对北美殖民地的敌意，借此使殖民地的反叛情绪冷静下来。富兰克林认为这些信也许能够增强“和解的趋势”，这也正是富兰克林稍后所声称的“我真心所愿”。
实际上，1773年年初富兰克林所写的大部分信件的本意，的确是希望缓解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紧张的对立局面。“我希望我们务必小心翼翼地使人民冷静下来，”富兰克林在3月给库欣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我们的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叛乱，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们一个好借口，他们就可以在北美殖民地增兵、更加苛刻地压制我们。”当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不再服从英国议会时，富兰克林也同样要求英国人不要反应过激。“我个人认为，最好、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对其视而不见，”富兰克林在给接替希尔斯伯勒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达特茅斯勋爵的信中写道，“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且同时不激起更多的敌意，富兰克林重拾其年轻时的最爱——针砭时弊，1773年9月，他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匿名的宣传文章。第一篇名为“大英帝国规模变小之指南”。文章写道，当初有“一位先贤”（指的是希腊海军将领、统治者地米斯托克利）自称知晓如何将城市由小变大的秘密，此文则列出了如何将一个帝国由大变小的20种方法。其中包括：
首先，绅士们，要认识到大帝国就像大蛋糕一样，外围最容易消亡。
要对那些没有被纳入母国的行省特别小心。他们没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商业特权，他们甚至被施以更严苛的法律进行统治，而这些都是你们所强加的，甚至在议会中都没有他们的代表。
尽管殖民地已经对政府表示顺从，显示出对你们利益的关切，甚至忍辱负重，但你们仍认为他们会叛乱，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在殖民地部署1/4的军队，而这些军队的无礼将激起更多的暴民进行反抗……就像丈夫如果怀疑妻子便会虐待她一样，你们这样做必然会将怀疑变成现实。
当这些受伤害之人到首都进行申诉时……对他们置之不理，使其付出高昂的费用，并做出对那些施暴者有利的最终判决。
对他们征收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税款。也许他们会向你们的议会抱怨，那些决定对他们征税的机构中没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代表，这是与最基本的权利相违背的……就让议会装作没听见……以极大的轻蔑对待那些请愿书。
所谓的这些方法，反映出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极其轻蔑的态度，还包括：派遣“挥霍无度的人”和“目光短浅的律师”对他们进行统治，“以无数苛刻的规定对其商业进行管制”，任命“傲慢无礼之人”担任税务官，把军队部署在自己家中而不是更危急的前线。文章还总结道，如果你按照这些方法行事，你就会“摆脱统治他们的烦恼”，最后还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表明文中所列的种种已经发生了。文章的署名是“Q·E·D”，拉丁短语“事实如此”的简写。
两周之后，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普鲁士国王敕令》，讽喻英国统治北美殖民地的方式。文章以显而易见的戏谑方式，模仿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一道敕令。鉴于他们很早之前在英国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且在上一场战争中保护其免受法国的侵害，于是决定“向英国的那些殖民地征税作为回报”。普鲁士对英国所有进口和出口的货物征收4.5%的关税，并禁止英国未来继续发展制造业。赦令还决定“释放”普鲁士监狱中所有的重刑犯，将其派往英国，“以提高该国的人口质量”。文章在最后还特意强调这些措施都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其正是模仿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做法。
文章见报的那天，富兰克林正在勒·德斯潘塞勋爵的家中做客。德斯潘塞时任英国邮政大臣，是富兰克林的上司，也是他的朋友。用范·杜伦的话说，德斯潘塞是一个“理智的老罪人”。据说，他修缮了一个旧修道院，却用来召集朋友进行亵渎上帝之事，甚至还时不时地纵酒作乐。富兰克林是在1772年与其成为朋友的。当时德斯潘塞的行为已经体面多了，他帮助富兰克林编辑了一本更简洁的、自然神论的《公祷书》（从改进的角度出发，富兰克林不久前还编写了“更加简洁”的《主祷文》）。
富兰克林正和勒·德斯潘塞及其他客人在餐厅聊天，一个客人举着当天的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进来，高喊：“看这儿，普鲁士国王正向我们这个王国大提无礼要求呢！”而当他向所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富兰克林却摆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去他的厚颜无耻吧！”另一位客人说道。
但当文章快念完的时候，有人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恶作剧。“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北美殖民地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他对富兰克林说道。但文章刚读完，“在座各位早已是笑声一片，还有一位将军称这是公平的一击”。
在给威廉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骄傲地向其描述了他所写的这些文章。富兰克林自己对《指南》一文尤为赞赏，因为它“质量极高，富于变化，每段的结尾都很有启发性”，但其他人则比较推崇《赦令》。富兰克林吹嘘道：“只有一两个朋友知道我是此文的作者，而即使这样，对此文的赞誉之声在很长时间内仍不绝于耳，认为其极为犀利，一针见血。”
然而，富兰克林给威廉的这封信并非从头到尾都充满着喜悦。实际上，作为日益激进的殖民地代理人的富兰克林和作为与英国高层交往密切的皇家总督威廉之间，已经渐生隔阂。“国会无权制定任何禁止殖民地作为的法律，”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我知道就这些问题而言，你我的立场截然不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官员。”
斗鸡场：波士顿倾茶的影响
“我急切地想知道茶叶是如何处理的。”1773年年末富兰克林焦急地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时，英国议会变本加厉地通过法案，授予腐败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虽然富兰克林一再呼吁对此克制，但波士顿的激进主义者在萨姆·亚当斯和“自由之子”的带领下，采取了过激的行动。1773年12月16日，50多名爱国者在老南教堂举行集会，然后化装成印第安人来到码头，将价值10 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
当听到“我方采取暴力的不公正行为后”，富兰克林深感震惊。虽然富兰克林对殖民地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他对暴民的行为更持保守态度。富兰克林声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不是我们的敌人”，“毁坏私人财物”是不对的。
正当波士顿茶党采取行动时，英国却为哈钦森信札的泄露闹得不可开交。富兰克林对“自己名字没有牵涉”其中表示惊讶，并表示希望“自己仍可以置身事外”。但是该年12月，当有人指责另外一个人泄露信札后，这两个人决定在海德公园就此事进行决斗。而当两人即将再次进行决斗时，富兰克林觉得自己该站出来了。“是我一个人得到有关信件，并将其转寄到波士顿的。”富兰克林在给《伦敦新闻》的信中写道。但富兰克林并没有打算道歉。它们“不是朋友间的私人信件”，富兰克林声称，而是“由政府官员写给政府高官的”。而且这些信的本意在于“激怒母国反对其自己的殖民地”。
富兰克林在此事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了那些视其为麻烦制造者之人一个很好的攻击借口。1774年1月初，富兰克林被传唤参加枢密院就此事举行的听证会，地址选在著名的“斗鸡场”，因亨利八世在位期间经常在这个房间举行斗鸡而命名。表面上，此次会议的原因就马萨诸塞议会要求撤除哈钦森总督职务的请愿书进行听证。然而，问题的焦点很快就转移到富兰克林所提交的作为证据的哈钦森信札是否属于私人信件，以及它们是如何落入富兰克林手中的。
当富兰克林发现听证会的政府代理人由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担任时大吃一惊。韦德伯恩是一个下流的、野心勃勃的检察官，反对废除印花税法案，（用首相诺斯勋爵的话说）“他所谓的良知就是见风使舵”。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听证会的焦点已由是否同意撤除哈钦森总督一职变成了对富兰克林将信件公之于众的法律指控。韦德伯恩——或者说是英国政府，公然声称，有“权力调查它们是如何被富兰克林获取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法律问题，”富兰克林对听证委员会说道，“而且现在并没有我的律师在场。”
“富兰克林先生可以有律师的协助。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不请律师。”枢密院的一位勋爵说。
“我希望律师在场。”富兰克林回答道。当被问及需要多久来准备此案时，富兰克林回答道：“三周。”
这三周的时间对富兰克林来说并不轻松。当时波士顿茶党的相关消息已经传到了伦敦，英国民众对北美殖民地的同情进一步减弱。富兰克林被称作“煽动者”，“报纸上到处都是对我的抨击”，甚至有人提议把他送进监狱。沃波尔集团中的其他股东则担心富兰克林卷入此事会对他们获得土地许可带来麻烦，所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将我的名字从股东名单中划去。”（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用词十分聪明，因此实际上富兰克林并没有辞去该集团的股东职务，他仍是一名没有投票权的秘密股东。）
1774年1月29日，当枢密院在“斗鸡场”重新召开会议时，一决生死的气氛令当初在此发生的争斗（斗鸡）显得不值一提。富兰克林回忆道：“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请，如同出席一个招待会。”那些出席会议的众多枢密院成员中有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复仇心切的希尔斯伯勒勋爵。富兰克林的朋友却寥寥无几，无法给予其精神上的支持，虽然他的朋友埃德蒙德·伯克、勒·德斯潘塞勋爵和约瑟夫·希普利都到场了。
伶牙俐齿的韦德伯恩在长达一小时的指控中，表现得既聪明又冷酷。他将富兰克林称作鼓动反对英政府的“主要策划者”（策划者与导体是同一个词，借此影射富兰克林在电学上取得的名望）。韦德伯恩并没有关注马萨诸塞议会提出的请愿是否合理，而集中在那些被泄露的信件上。“私人信件是神圣的，”韦德伯恩狂怒地宣布，“他玷辱了社会和人的尊严。”韦德伯恩还讽刺道：“这个人可能从此将诽谤他人的人称为写信人。”此外，韦德伯恩还痛斥富兰克林。伯克称韦德伯恩的攻击是“狂怒的猛烈攻击”，另外一个旁观者则称之为“如潮水般的恶毒谩骂”。
除了愤怒之外，韦德伯恩的指控中还是有很多合理之处的。富兰克林辩称哈钦森不想把这些信公之于众，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其中有事要隐瞒。但韦德伯恩对此嗤之以鼻，他指出富兰克林将自己牵涉此事的秘密保守了一年之久。“他一直置身事外，直到他最近意识到可能会导致一场谋杀。”韦德伯恩说道。（所谓的谋杀指的是海德公园发生的决斗。）韦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据杰瑞米·本瑟姆所言），指责富兰克林自己想担任总督一职。
围观者欢呼雀跃，但富兰克林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穿着一件曼彻斯特出产的蓝色天鹅绒长袍，静静地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富兰克林的朋友爱德华·班克罗夫特（日后在巴黎监视其行动之人），是这样描述富兰克林当时的样子的：“博士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蓝色天鹅绒长袍，卓尔不群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面部的表情如此平静，就像事先雕刻好了一样，自始至终丝毫没有改变。”
最后，韦德伯恩召唤富兰克林作为证人上前，宣布“我要对其进行质询”。听证会的官方记录写道：“博士依然保持沉默，但让其律师宣布不接受质询。”沉默一直是富兰克林最有力的武器，使其看起来睿智、温和、安宁。这次，沉默使富兰克林看起来比自己的劲敌更强大，是对敌人的轻蔑至极而不是自我忏悔，是屈尊与会而不是胆怯害怕。
果不其然，枢密院拒绝了马萨诸塞反对哈钦森的请愿，称其“毫无根据、无中生有、诽谤”。第二天，富兰克林就收到了他的老朋友勒·德斯潘塞勋爵的一封信，通知他“有必要”解除其邮政总长之职。这激怒了富兰克林，因为他耗尽心血，将殖民的邮政系统变得更有效率、盈利颇丰，他自己也为此深感骄傲。富兰克林甚至还给威廉写了一封信，建议其辞去总督一职回家当个农民：“（农民）更诚实，更值得尊重，因为无须趋炎附势。”在给妹妹简的信中，富兰克林显得更深思熟虑：“我被解职了，不要因此而不安。你我都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我们现在都离家有点儿远，但口袋中的钱足以支付回家的费用。”
由于担心会被逮捕或自己的文章被查抄，在听证会几天之后，富兰克林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上到切尔西的一个朋友家待了几天，还带着满满一箱子自己的文章。风声一过，富兰克林就又回到了克雷文大街，继续会见宾客。“我发现自己并未失去一个朋友，”富兰克林写道，“所有人都不断邀请我去做客，并保证对我就像以前一样尊重。”富兰克林还在朋友们的请求之下写了一篇关于哈钦森事件的详尽长文，但并未发表，因为“我通常沉默以对”。
但富兰克林却继续发表匿名文章。他以一种非典型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能为人理解的自夸，写下了一篇半匿名的文章（署名是“写信人”，正是当初韦德伯恩对其攻击之词的双关）。文章表示“当富兰克林博士在英国仰慕者那里听到韦德伯恩先生称其是贼的时候大吃一惊”。他还写道，法国人也称他是贼，只不过是在其刚出版的著作前言中：“他教会人们从天堂窃取火焰。”富兰克林还在波士顿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描述听证会情况的匿名文章，他宣称“博士对于能够得到这些信件十分荣幸，而他将信件寄给北美殖民地的动机也是高尚的——为了缓解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对立”。
富兰克林的嘲讽和挖苦也越来越尖刻。在一篇写给新任总督盖奇将军（以接替哈钦森）的文章中，富兰克林建议英国“应毫不迟疑地在北美进行完全、彻底的军事统治”。这将会“恐吓北美殖民地人”，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缴纳各种赋税。“当殖民地的人民被榨干最后一个先令，”富兰克林写道，“就可以把他们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比如西班牙或法国。在另一篇写给盖奇将军的文章中，富兰克林还建议其采取一项举措，可以确保北美殖民地不再有叛乱出现：“阉割所有的男性。”此外，诸如约翰·汉考克和萨姆·亚当斯等“匪首”“必须尽快割除”。这些还会带来一些其他利益，比如可以对歌剧有帮助，并减少从英国移民到北美殖民地的人数。
于是，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为什么不回家呢？富兰克林妻子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也遇到了瓶颈。而他再一次下决心回家，并告诉朋友说，只要自己结清作为邮政总长的账目，他就会回家。他对理查德·贝奇的承诺是5月回家。最终，他再一次食言了。在1774年剩下的时间里，富兰克林待在英国无事可做，没有任何官方的事务需要他去处理，也没有大臣需要他去游说，甚至连英国国王也对此感到奇怪。
“富兰克林博士在哪里？”那年夏天，英国国王向达特茅斯勋爵问道。
“陛下，我相信此刻他就在城中。据说他要回北美殖民地，但我认为他不会走。”
“我听说他要去瑞士。”英国国王说道。
“我的确听到过此种说法。”达特茅斯勋爵回答道。
实际上，富兰克林就待在克雷文大街附近，很少外出，除非是去看望好朋友。正如他在9月给自己妹妹的信中写道的：“自从1月以来，我没见过任何大臣，也没有和他们通过信。”
与威廉决裂：站在哪一边
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不可避免地预示着富兰克林和忠于英国的威廉之间的矛盾。富兰克林对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深感痛苦，却对与儿子之间的矛盾冷酷无情。
另一方面，威廉也很可能在为人子尽孝和为人臣尽忠之间痛苦挣扎。在听证会后写给自己父亲的信中，威廉希望通过赞赏、肯定以及甜言蜜语诱骗他回家来，以获得父亲对自己的好感。“您在这个国家的受欢迎程度远超过您的想象，尽管可能也有部分质疑之声，”威廉在5月写道，“您完全可以相信，待您返回此地之时将会受到民众的尊敬和喜爱。”但是，威廉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不打算辞去总督一职，尽管他父亲时常劝他如此。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则是威廉·斯特拉恩。他是富兰克林在英国的密友，后来也成为威廉的知己。斯特拉恩劝威廉要忠于自己，坚持自己忠于王室的立场，让那些大臣们了解他父亲的观点不会干扰他对政府的忠诚。
威廉听从了这一建议。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了那封信后不久，他就给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达特茅斯勋爵写了一封信。“我向陛下保证，将会尽我所能保持新泽西的安宁。”他承诺道。威廉还表示：“没有任何关系能够使我改变对国家的责任。”翻译过来就是：他对父亲的忠诚不会干扰到他对英国的忠诚。达特茅斯勋爵马上回信肯定威廉：“我不认为你的性格和所作所为会使你做出不忠于国王的事。”
威廉不仅仅是向英国表示忠诚，他还与达特茅斯勋爵进行“秘密而又彼此信任”的通信联络，并提供北美殖民地的相关信息。他警告说，全北美殖民地都开始支持马萨诸塞反对英国封锁波士顿港的决定。而9月份各殖民地的代表计划在费城召开会议（也就是后来的第一次大陆会议），威廉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声称，这一会议“如果不能代表整个大陆，那就是荒唐的”。他还担心这会导致殖民地对英国商品的大规模抵制。
而富兰克林对这一切却并不赞同。一年多来，他一直强烈建议召开一次大陆会议，认为应该号召殖民地民众抵制英国商品，并信心满满地认为这必将实现。因此，他兴高采烈地给威廉写信：“现任大臣必须要警醒了。”他还责骂威廉贪恋总督之位，尤其是金钱及权力。富兰克林自己也知道，威廉需要总督这份工作的薪金，不然他永远都还不清欠自己父亲的钱。此外，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意味着“你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再轻松，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让自己解脱”。而信的署名也十分简单——“B·富兰克林”。
尽管富兰克林知道英国当局最终会知晓信的内容，他还是强烈要求北美殖民地支持者采取坚定的立场。富兰克林写道，大陆会议必须“马上投票阻止与这个国家（英国）有关的一切商业活动，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直到我们获得补偿为止”。现在正是生死攸关的时刻，这将决定“北美殖民地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到底是能够享受人类的基本权利，还是比东方那些奴隶的境遇更悲惨”。
尽管当时一封越洋的信件需要耗时两个月之久，但这段时间，富兰克林和威廉仍然通了很多信。威廉仍然继续劝说自己的父亲，大陆会议是个坏主意：“这样的一个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相反，波士顿人应该赔偿他们所毁掉的那些茶叶，到时“他们的港口在几个月之内就会重新开放”。
实际上，几个月之前，富兰克林已经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认为波士顿人应该明智地赔偿茶党造成的损失。“这样的行为将会去除不少对我们的偏见。”当年3月富兰克林在给库欣的信中写道。然而，让自己的儿子给自己上这样一课，令其狂怒不已。于是，在9月，富兰克林给威廉写了一封信作为强硬的回应，一一反驳了威廉的观点。英国已经从殖民地“敲诈了数万英镑”，“他们应该用这笔钱来赔偿（东印度公司的）损失”。富兰克林的争论以攻击作结：“但是，你这个彻头彻尾的朝臣，是用英国政府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
10月，富兰克林又给威廉写了一封信，除了表达了很多相同的观点之外，还有不少私人问题：富兰克林尖锐地指出他的儿子迟迟未能归还欠自己的钱，并表示如果他执意忠于英国的话，就要立刻还钱。
好长一段时间，富兰克林都没有收到威廉的来信。直到1774年圣诞前夕，威廉给自己的父亲寄来了一封令其悲痛欲绝的信。德博拉去世了，在富兰克林不在其身边的时候。
“我上周四到这儿来参加我那可怜的老妈妈的葬礼，她于上周一去世了。”威廉在信的开头写道。
富兰克林那恭顺的、逆来顺受的妻子，自5年前中风以来便日渐憔悴。1772年，她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我发现自己老得很快，越来越虚弱。”而177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甚至虚弱得无法写信。然而富兰克林对此却毫无察觉，仍然给她写着那些不痛不痒的短信，有些像伙伴，有些则甚至是公事公办，不断地抱怨自己的身体，转达史蒂文森一家对她的祝福，抱怨她没给自己写信。
“很多当地人都参加了葬礼。”威廉继续写道。他描述了自己10月最后一次见到德博拉的情景，明显是希望让自己的父亲感到愧疚：“她告诉我，除非你这个冬天回来，她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了。她很确信自己活不到明年夏天。我真心希望你这个秋天回来，我认为她的失望使其身心俱损。”
在信的最后，威廉悲伤地乞求自己的父亲离开英国。“在那个国家，人们都用邪恶的眼光打量你，你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而深陷麻烦，”威廉警告道，“趁你现在的身体还能承受奔波之苦，你最好回到民众仍然尊重你的家乡。”威廉也十分渴望看到自己的儿子—14岁的坦普尔，他恳请富兰克林把坦普尔也带回北美殖民地：“我希望能在春天看到你和他，这样你们就能够和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了。”
豪–查塔姆秘密谈判：革命一触即发
当1774年12月自己的妻子生命垂危之时，富兰克林却与在伦敦刚结识的一位时髦女士下棋调情。但这并不仅仅是社交游戏，而是议会中的一些辉格党人试图秘密地进行最后一搏，以阻止殖民地发生革命。
实际上，这一过程始于8月，当时有人请求富兰克林去拜访一下查塔姆伯爵。查塔姆伯爵就是老威廉·皮特，他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被称为“伟大的平民”，而这一称谓最后却因其不明智地接受了“查塔姆伯爵”这一封号而告终。这位伟大的辉格党演说家是北美殖民地坚定的支持者。1774年，他因身体不佳辞去公职，却决定继续投身公共事务，公开反对诺斯勋爵及其镇压殖民地的政策。
查塔姆伯爵热情地接待了富兰克林，表示将全力支持殖民地抵制英国的税赋，并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富兰克林则回应，希望查塔姆能够联合其他辉格党“智者”罢黜“现有的无能大臣们”，成立一个新政府，以恢复“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团结与和谐”。
查塔姆则表示这不大可能。当时有很多英国人认为不能再妥协，因为“北美殖民地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美殖民地并不寻求独立，”富兰克林声称，“我向他保证，我曾不止一次地穿越整个北美殖民地。我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吃饭、饮酒、自由地交流，我从未听说过类似的话，无论在清醒还是喝醉的时候，他们从未表达过希望分离的愿望。”
富兰克林实际上并不坦诚。他上一次在北美殖民地游历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他也深知有一小撮儿越来越激进的殖民地人民，无论是喝醉的还是清醒的，都希望独立。他甚至已经开始通过幻想这种可能性来自娱自乐了。小乔赛亚·昆西，一位热心的波士顿爱国者，富兰克林一位老友的儿子，在秋天拜访了富兰克林，告诉他人们已经讨论了殖民地“完全解放”的可能性，认为这将是事态发展的结果。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全因一位交际很广的女士向富兰克林发出了奇怪的邀请。她邀请富兰克林与其一起下棋。这位女士就是卡罗琳·豪——海军元帅理查德·豪和威廉·豪将军的妹妹。虽然理查德和威廉最终在美国革命期间分别担任了英国的海军和陆军司令，但当时他们都对北美殖民地有所同情。（他们的妹妹是其一位远方表亲理查德·豪的遗孀，因此人们称她为豪夫人。）
当富兰克林在12月初拜访豪夫人时，他发现这位女士“谈吐通情达理，举止优雅迷人”。他们一起下了几盘棋，富兰克林“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邀请，几天后再次和这位女士下棋。但这次，话题偏移了。他们开始谈论豪夫人对数学的爱好，富兰克林称“这在女士中不太寻常”。随后，豪夫人就将话题转向了政治。
她问道：“对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争端该如何是好？”
“他们应该互相亲吻，成为朋友。”富兰克林回答道。
“我经常说希望政府能够任命你来解决争端，”她说道，“我确定没人能比你更出色，你不认为此事可行吗？”
“毫无疑问，女士，如果双方都打算和解的话，”富兰克林回答道，“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件事“理智的人在半个小时里就可以解决”。但是，富兰克林又表示：“大臣们决不会想派我去做这样有益的工作，他们宁愿诽谤我。”
“没错，”她表示同意，“他们那样对待你真是可耻。实际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为那么做而感到羞愧了。”
就在当天晚上，富兰克林与两个老朋友，贵格会教徒约翰·福瑟吉尔和戴维·巴克利，共进了晚餐。他们也希望富兰克林可以从中调停，要求富兰克林“动起笔来”，起草一份和解的计划。
富兰克林也的确这样做了。他起草的《对话要点》包括17项条款，具体包括：马萨诸塞将赔偿损失的茶叶，废除茶叶税，放松对殖民地制造业的管制，所有贸易关税的收益都必须上交殖民地财政，未经殖民地立法机构同意英政府不得驻军，征税权属于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富兰克林的朋友们问他是否同意将此文交给一些“中立者”看，富兰克林表示同意。
然而，12月中旬，这些私人的谈判受到了干扰，当时富兰克林终于收到了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的决议。在费城举行并持续至10月下旬的大陆会议上，再次确认了北美殖民地对国王而不是对议会忠诚。此外，会议还通过决议，如果英国不撤回那些强制性的法案，就抵制英国商品。
很多身在伦敦的殖民地代理人都拒绝与这些决议发生瓜葛。因此，富兰克林和马萨诸塞的其他代理人决定亲自将其呈交给达特茅斯勋爵。勋爵“告诉我们这是份体面、合适的请愿书，乐于将其收下并呈给国王陛下”。
就在圣诞节那天，富兰克林去拜访了豪夫人，打算再和她一起下棋。富兰克林一到，豪夫人就提到自己的兄弟海军元帅理查德·豪勋爵想见他。“你愿意随我一道去见他吗？”豪夫人问道。
富兰克林欣然同意。于是很快他就听到了豪勋爵对他大加赞扬。“没有人比你更能够调和我们的分歧了。”将军告诉富兰克林。他希望富兰克林可以提供一些建议，这样他就可以将其转达给某些合适的大臣。
为了不让自己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富兰克林表示大陆会议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殖民地到底想要什么。但他同意一周之后以下棋为名，再进行一次秘密会面。
这次会面就没那么友好了。豪勋爵问富兰克林，如果英国向北美殖民地派出使者去和解是否有用。富兰克林回答，可能“十分有用”，只要这个人“出身高贵，品行高尚”。
豪夫人突然插话，提议让其兄弟担任此职，隐约暗示当时有传言让她的另一个兄弟威廉·豪将军执行一项不太安全的任务。“我希望，兄弟，你能够被派任此职，”她说道，“相比于威廉被派去统领北美殖民地的军队，我更喜欢你担任这一职务。”
富兰克林尖锐地指出：“夫人，我认为他们应该给豪将军提供一些更令人尊敬的工作。”
随后，豪勋爵拿出一张纸，问富兰克林是否知情。这是一份富兰克林所准备的《对话要点》的副本。富兰克林说他本想对自己起草此文的事保密，但现在已经做好准备承认此文出自己的笔下。豪表示发现这些是富兰克林的观点后，他“十分遗憾”，因为大臣们不会接受这些建议。他要求富兰克林重新考虑这些建议，并提出一个“可接受”的新计划。由豪夫人亲自誊写，这样就没人知道作者到底是谁了。豪还暗示，如果富兰克林照做，他可以“期望政府力所能及的任何回报”。
富兰克林被这一贿赂的暗示激怒了。“这对我来说，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往汤里吐痰’一样。”他后来写道。然而，富兰克林发现自己很信任豪勋爵，并决定假意合作。“我喜欢这一方式，”富兰克林写道，“发现自己倾向于信任他。”
第二天，富兰克林交给豪夫人的文章并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相反，文中再次明确了北美殖民地的立场，并声称这是“巩固联盟”的必需之举。整个2月，富兰克林都在与豪勋爵继续进行会谈，但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豪希望出任英国使节的，他们几乎从未达成任何协议。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也参加了其他不同的秘密会谈与协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查塔姆伯爵进行的会谈。当时，这位前首相邀请富兰克林去其庄园一叙，并向其展示了自己准备向议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随后，他还造访了富兰克林位于克雷文大街的住所，与其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查塔姆伯爵屈尊光临富兰克林的寒舍，他的马车夫就在门外狭窄的街道上等候，这在邻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富兰克林承认：“这样一位伟人亲自来访，讨论这样一个重大事项，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实际上，这对富兰克林来说相当体面，因为查塔姆伯爵造访的时间正好是枢密院在“斗鸡场”对其进行羞辱的一年之后。
当两人坐在史蒂文森太太家的小客厅时，查塔姆提出了自己的妥协建议，要求允许议会管理帝国内部的贸易并可以向北美殖民地派兵。但只有北美殖民地人可以在北美殖民地征税，而大陆会议将成为永久性的官方机构。尽管富兰克林并不赞成所有条款，但他仍很快答应了在查塔姆2月1日向上议院提交此计划时，会出席现场以对其表示支持。
查塔姆为此计划进行了精彩的发言，达特茅斯勋爵则代表政府表示这些建议“很有分量，十分重要，应仔细考虑”。富兰克林因此一度认为自己的秘密谈判和游说即将奏效。
这时桑德维奇勋爵站了出来。他是海军中的第一位勋爵，一直对殖民地事务持强硬态度。他发表了“暴躁而激烈的讲话”，对查塔姆的提案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指向了富兰克林。他说他不相信这个计划是出自英国人的手笔。相反，它看起来应该是北美殖民地人的杰作。正如富兰克林回忆道：“他把脸转向了我，说他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起草这个计划的人——这个国家迄今为止最歹毒、最凶恶的敌人。这使许多贵族的目光纷纷落到我的身上。但是……我的脸上毫无表情，仿佛它是用木头雕成的。”
查塔姆则回答说这一计划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毫无愧色地承认曾咨询过“一个熟知全部北美殖民地事务的人，他常常暗示并毫无恶意地仔细回忆每一个细节”。他随后还对富兰克林大加赞扬，称“整个欧洲因他的知识和智慧而对其高度赞扬，并将其与我们的牛顿和波尔等人相提并论；他不仅是英国的荣誉，更是人类的骄傲”。富兰克林后来在给自己儿子的信中写道，或许带着些许虚伪的谦虚：“比起前面过分夸张的诽谤，我发现自己更难以承受这言过其实的赞扬。”
但查塔姆不仅早已淡出权力中心，更与人交往甚少。达特茅斯勋爵很快就放弃了自己最初的开明，同意桑德维奇的建议，表示要马上否决这一提案。最终的结果也的确如此。富兰克林在给费城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查塔姆提案所遭到的轻蔑就像对待一个醉汉所唱的民歌一样。”
随后的几周里，富兰克林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希望能够达成妥协。但直至1775年3月初，当他最终准备离开英国时，他的耐心已经耗尽。富兰克林给达特茅斯勋爵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请愿书，要求英国赔偿封锁波士顿港造成的损失。当富兰克林将请愿书给他的朋友兼土地交易的伙伴托马斯·沃波尔看时，“他看看它，再看看我，反复几次，就好像他认为我疯了一样”。富兰克林恢复了自己的理智，决定不提交这份情愿书。
实际上，富兰克林仍然在一个最终的口头请愿中起到了一点儿作用。3月19日，富兰克林和伟大的辉格党演说家、哲学家伯克在一起待了一下午。3天后，伯克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与北美殖民地的和解》，但没能奏效。伯克声称：“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渺小的思想一同江河日下。”
那时，富兰克林已经从朴茨茅斯出发，登上了西去费城的邮船。他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是与他的老朋友、科学上的伙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一起度过的。普里斯特利写道，那些不认识富兰克林的人有时会发现他很拘谨，甚至很冷酷。而那天，当他们谈论可能发生的战争并读到报纸上的内容时，富兰克林却变得十分感性。他的泪水一度夺眶而出，无法继续读下去。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