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十章密探（伦敦，1765~1770 年）
重返伦敦大家庭
当富兰克林毫无征兆地回到位于伦敦克雷文大街的那个“家”时，史蒂文森太太并不在家，女佣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所以我便坐下，等她回来，”富兰克林在给波莉的信中回忆道，“当看到我坐在客厅时，她大吃了一惊。”虽然如此，但史蒂文森太太还是早有准备。富兰克林用过的那些房间还是保持原样，因为他的英国朋友们和英国“家人”都坚信他一定会重返伦敦。
富兰克林曾向德博拉表示，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回来。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其抵达英国之后给德博拉的信中，富兰克林表示希望自己夏末就可以回家：“我希望几个月后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样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小家庭，享受退休生活了。”对于这样的话，德博拉早已听了不止一遍。但实际上，他们今生却无缘再见了。尽管德博拉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且不断恳求他回去，但富兰克林仍然在英国待了10年，徒劳无功地努力履行自己的使命，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前夕。
此次的使命对富兰克林的智慧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不得不竭尽全力从中斡旋，试图使各方面达到某种平衡。一方面，富兰克林仍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为了使宾夕法尼亚脱离领主控制，不得不努力与大臣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然，其中也有富兰克林自己的小算盘：他想保住殖民地邮政总长的职位，甚至希望能获得更高的官衔。另一方面，当富兰克林发现英国政府并不打算支持殖民地后，他便忙着恢复自己作为一个北美殖民地爱国者的名誉。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还沉浸在重返伦敦的快乐之中。名医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成为富兰克林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下棋，围着他们常去的咖啡馆散步，不久之后更是每年夏天都一道旅行。詹姆斯·鲍斯威尔，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也是富兰克林的熟人。鲍斯威尔有一次碰巧遇见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在下棋，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普林格尔有点儿“古怪的尖刻”，但富兰克林却是一如既往的“快乐愉悦”。富兰克林与史蒂文森太太也恢复了那种融洽的家庭关系。波莉虽然还和自己的姨妈住在一起，却仍被富兰克林视如己出，也依然是富兰克林思想上的知己。
当时，富兰克林进行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儿不自量力的尝试，即自创一个新的音标字母对英语拼写进行简化，而波莉也被他选为第一个接受试验的对象。但这一尝试显然并不成功，富兰克林用自创的拼写方法给波莉写了一封信，读起来就像天书一样。波莉则回复了一封长信，表示很难理解其中的内容。虽然她违心地表示这一尝试很不错，但随后还是用标准的英语写道：“实话实说，我觉得还是用老方法来表达自己更简单。”
但波莉仍尽自己所能，忠实地参加了富兰克林的这一实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富兰克林与波莉的思想交流。实际上，富兰克林的语音改革并没有体现出他一贯的实用主义，却将他社会改良的思想展现到了极致。富兰克林认为，现有的英语体系中有6个字母是多余的，所以需要舍弃。同时，他还发明了6个新字母。对于波莉的众多质疑，富兰克林坚信，一旦掌握了背后的逻辑，学习起来就容易得多。波莉还认为这样的拼写方式会使单词失去其词源的魅力，但富兰克林也成功地打消了她的疑虑。几年后，富兰克林把自己的计划和诺亚·韦伯斯特进行了分享。这位著名的词典编纂者韦伯斯特在其所著的《论英语》（韦伯斯特将此作献给了富兰克林）中收录了富兰克林给波莉的信，称这一尝试“很有趣”。但随后，他又表示：“这一尝试是否会被无礼或偏见挫败，还要交给我的同胞来决定。”
富兰克林还把自己的私生子威廉所生的私生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子坦普尔，带到了伦敦的“家”中抚养。即使按照富兰克林自己的家庭标准，当时他们的关系也很奇怪。当富兰克林把坦普尔带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坦普尔只有4岁。负责照顾他的一堆女人，详细记下了所需的费用（理发、接种疫苗、添置衣服），然后向史蒂文森太太要钱。远在新泽西的威廉再把垫付的费用还给史蒂文森太太。尽管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富兰克林对自己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却从未提到过坦普尔。直到坦普尔9岁时，威廉才在一封信中怯生生地提出，能不能把自己的儿子带回北美殖民地抚养：“他可以用自己的真名，对外就说是我的一个穷亲戚的儿子，我是他的教父，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抚养他了。”
富兰克林则坚持要自己抚养坦普尔，这也是日后他们父子之间争夺坦普尔的先兆。在英国，人们只知道这个孩子名叫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还让他上了斯特拉恩的一个连襟创办的学校。斯特拉恩的连襟是一个古怪的教育家，对富兰克林进行语言改革的热情十分支持。尽管坦普尔成为史蒂文森大家庭的一员，但他们却假装（起码在公众面前）对他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
（直至1774年，在描述坦普尔作为来宾参加的一场婚礼的信中，波莉才称其为“坦普尔先生，一个受富兰克林先生照顾在此地上学的年轻绅士”。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和他的孙子回到了北美殖民地，坦普尔用回了自己的真姓，波莉则坦承她一直以来都怀疑富兰克林和坦普尔之间有某种关系：“听到坦普尔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富兰克林’的姓，我很高兴。我一直认为他有权这样做。”）
1765年印花税法案：富兰克林最严重的政治误判
当时，费城仍然将富兰克林视为“民众领袖”和殖民地权利的捍卫者。因此，当1765年3月富兰克林安全抵达伦敦的消息传来之时，钟声“响彻了整个夜晚”，富兰克林的支持者“就像疯子一样狂奔”，数不清的人举“酒”祝他健康。但这样的欢乐注定转瞬即逝，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就卷入了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法案之争。当时英国通过法案，对殖民地所有的报纸、书籍、历书、法律文件、纸牌等贴上印花并征税。
这是英国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殖民地征收内部税。富兰克林本人认为议会的确有权通过征收关税等外部税来管理贸易，但议会却在没有殖民地代表的前提下就对殖民地征收内部税，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甚至是违反宪章的。然而，富兰克林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征收印花税的议案上，而是试图居中调停。
1765年2月，富兰克林与当时所有殖民地的代理人一同拜见了时任英国首相的乔治·格仑维尔。格仑维尔解释说，向殖民地进行必要的征税是为了补偿当时与印第安人之间高昂的战争费用。那么，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呢？富兰克林认为“通常的宪政方法”更为合适，也就是说，由英国国王向各殖民地的议会提出请求，让它们决定是否能向殖民地征税。格仑维尔问道，富兰克林和其他代理人是否会说服各殖民地议会，让它们同意各自在税收总数中应承担的数额。富兰克林等人则无一做出承诺。
几天之后，富兰克林提出了另一个替代方案。这源自于他作为一个老练的经济学家，以及一个印刷工长久以来希望在北美殖民地增发纸币的愿望。富兰克林提议议会以6%的利息授权发行新的信用券。信用券可以像货币一样具有法律地位，并能够流通。实际上这样会增加北美殖民地的货币供应量，英国无须直接征收内部税就可以从中获利。“这其实是对殖民地征收一种通税，却不至于令其反感，”富兰克林说道，“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富人实际上将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用富兰克林的话说，格仑维尔“沉醉于自己的印花税计划中”，对这一计划不屑一顾。实际上，这对富兰克林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不久之后，他听说即使是他费城的朋友，也不赞同这种信用券的提议。
1765年3月，印花税法案得以最终通过，之后富兰克林又犯了一个因实用主义而造成的错误。他推荐自己的朋友约翰·休斯担任费城的税务官。“你接受此职的确会使自己的声望暂时受损，但只要你冷静、坚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费城民众谋利，他们必将会与你重修于好，”富兰克林曾在给休斯的信中这样错误地认为，“同时，对国王的忠诚和对政府的忠诚永远是你我最明智的选择，无论民众有多么狂热。”富兰克林希望与英国的大臣们保持适当的联系，却严重忽视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感情。
然而，托马斯·佩恩却聪明地利用了当前的局势。他拒绝派遣他的人担任税务官，并表示如果如此，“民众就会认为我们同意对他们的压迫”。约翰·迪金森，富兰克林的一个年轻的对手，也是宾夕法尼亚议会中领主一方的领袖，起草了一份声明以表达对通过印花税法案的不满。
这是富兰克林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误判之一。他对领主的憎恨使其忽视了费城民众反对英国再征收任何税的事实。“我已经尽我所能去阻止印花税了，”富兰克林向他费城的朋友查尔斯·汤姆森表示，即使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我们所面对的力量太强大了。”富兰克林随后还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此事进行了分析：“我们很可能是螳臂当车，就像我们无法阻止太阳落山一样。我的朋友，既然太阳已经落山了，在它重新升起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地利用这段黑夜，也许我们应该把蜡烛点上。”
这封信公开之后，对富兰克林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公共关系灾难。托马斯回信道，那些费城人不但不愿意点蜡烛，反而打算“放火”。到9月，民众的反抗之势已经十分明显。“所有民众都陷入到狂乱甚至疯狂之中，我担心在这场大火扑灭之前，很多人可能都会因此送命。”休斯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惊恐地写道。而富兰克林正是使其深陷困境之人。
富兰克林的合伙人戴维·霍尔发出了同样的警告。“民众对任何他们认为的哪怕对印花税法案有一点儿支持的人，都恨之入骨，”霍尔写道，“愤怒的费城人认为你插手其中，因此很多人都成了你的敌人。”他还表示如果富兰克林返回费城，他对其人身安全表示担心。当时费城有一幅漫画，内容是一个魔鬼在富兰克林的耳边轻语：“富兰克林，你将会是我的全权代理。”
1765年9月末的一个晚上，民众的愤怒到达了顶峰。当时一伙暴民在费城的一个咖啡馆集结，其带头者指责富兰克林鼓吹印花税法案，因此带领暴民去富兰克林的新家算账。而休斯等富兰克林的支持者也一同前往，“如果我能够活到明天的话，我将会告诉你详情。”休斯在日后寄给富兰克林的日记中写道。
德博拉把他们的女儿送到了新泽西去避风头，自己却与往常一样，拒绝离开。她的侄子达文波特带了20多个朋友来保护她。德博拉对于那晚的描述虽然触目惊心，却是对其勇气的证明。她在随后给自己丈夫的信中写道：
夜晚渐渐来临。我告诉他（达文波特）取一两杆枪来。我还让我的兄弟也带了枪赶来。我们把一个房间变成了弹药库。我吩咐在楼上筑起了防线。这么一来，我自己也能应付。有人劝我避一避，我说我相信你从未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我自己也从未伤害过别人。因此我绝不会因为他人而感到不安，也绝不会搬家。
在一群自诩为“白橡树之子”的富兰克林支持者赶来与暴民对峙后，富兰克林的房子得救了。他们声称，如果富兰克林的房子被毁，那么牵涉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最后，暴民四散而去。“我对你展示出的精神和勇气表示钦佩，”听说此事之后，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写道，“决心要保护自己财产的女人配得上一栋好房子。”
印花税法案危机使北美殖民地局势发生了急剧转折。很多不甘于处于附庸地位的殖民地新领导人，站到了与英国对立的一面，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尤其如此。尽管大部分北美殖民地人直到1775年才有国家意识并决心脱离英国，但当时英国统治者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之争已经在不同方面有所显现。年仅29岁的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挺身而出，谴责英国未经殖民地人民同意就对其征税。“恺撒与布鲁图，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乔治三世……”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叛国者”的喊声打断了。但当时，殖民地很多民众的态度已经十分严肃。不久之后，托马斯·杰斐逊也表明了相似的态度。在波士顿，一群自命为“自由之子”的民众在酿酒厂集结后，袭击了马萨诸塞的英国税务官和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住宅。热爱北美殖民地的民众越来越多，最终都成为大英帝国的反对者。其中就包括约翰·汉考克，一个年轻的商人；塞缪尔·亚当斯，一个慷慨激昂的鼓动者；以及约翰·亚当斯，塞缪尔的外甥，一个刻薄的律师。
在1754年的奥尔巴尼会议之后，北美各殖民地的领导者第一次行动起来，将北美殖民地视为一个整体。当年10月，北美殖民地的9个殖民地（包括宾夕法尼亚）在纽约举行会议。会议不仅要求撤销印花税法案，还否定议会在殖民地征收内部税的权力。他们所引用的座右铭正是10余年前富兰克林在一幅政治漫画中，用来号召大家在奥尔巴尼团结起来的名言：“要么团结，要么死亡！”
远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却对此持观望态度。“弗吉尼亚议会的轻率令人惊奇，”富兰克林在给休斯的信中写道，“然而，我希望我们的激情将会在远见卓识下得以适当的表达。”当时，富兰克林仍然对马萨诸塞的总督哈钦森表示同情，尽管其不久之后成为富兰克林的劲敌。富兰克林和哈钦森都是理性的人，都对暴民统治感到担忧，也都在此次事件中受到了惊吓。哈钦森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当你我10年之前在奥尔巴尼的时候，我们所希望的北美殖民地联盟可不是这个样子。”
富兰克林的中庸来自于他的性格、他对英国的爱以及他那和谐帝国的梦想。因此，富兰克林本质上就是一个调停者，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喜欢一边喝着马德拉酒，一边进行机智的探讨，他痛恨没有秩序和暴民的所作所为。然而，美酒与美食不仅加重了富兰克林的痛风顽疾，更模糊了他的双眼，没能看清北美殖民地对英国与日俱增的敌意。也许更重要的是，富兰克林仍在做最后一搏，试图将宾夕法尼亚置于英国国王的直接统治之下。
然而，这一直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反对印花税的呼声如此高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宾夕法尼亚对英国国王统治的支持日渐消弭，伦敦对殖民地的支持也不断减弱。1765年11月，就在富兰克林到达伦敦一年之后，并因对印花税法案夸夸其谈而导致声名受损之时，枢密院正式宣布推迟对富兰克林提交的反对领主的请愿书做出裁决。富兰克林最初认为（或起码公开声称）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但很快就意识到了其中的真正含义。正如托马斯·佩恩在给自己的侄子，费城总督约翰·佩恩的信中所言，枢密院的这一举措意味着这一问题被“永远”搁置了。
为国家辩护
1765年年末，富兰克林那殖民地权利捍卫者的名声因为其在印花税法案上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受到损害，他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公关危机之一。富兰克林开始通过书信来挽回颓势。在给其合伙人戴维·霍尔和其他人的信中，富兰克林坚决否认自己曾支持过印花税法案。他还让伦敦那些有影响力的贵格会教徒写信为自己辩护。“我敢断定本杰明·富兰克林已竭尽全力阻止印花税法案的通过，”约翰·福瑟吉尔在给费城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坚决维护北美殖民地的权利与特权。”霍尔则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刊登了此信。
富兰克林认为迫使英国撤销该法案最好的办法，就是北美殖民地人坚决抵制从英国进口货物，并抵制任何会使用到印花的交易。这一观点也符合他“穷理查式”的节俭和自力更生。富兰克林认为这种方法能够获取因出口锐减而损失惨重的商人和制造业主的支持。此外，富兰克林还化名“霍姆斯潘”（朴素的意思）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讽刺那些认为北美殖民地人如果不从英国进口货物（如茶叶）就活不下去的想法。富兰克林说，如果需要的话，北美殖民地人甚至可以用玉米来造茶叶，“玉米的绿叶泡起来可是难以言表的美味”。
当时，富兰克林在三个月内至少发表了13篇抨击印花税法案的文章。而署名“霍姆斯潘”的只是其中两篇。在一篇署名为“一个旅行者”的恶搞文章中，富兰克林声称北美殖民地根本不需要从英国进口羊毛，因为“北美殖民地绵羊的尾巴上都是羊毛，而那些羊尾巴大得需要用四轮马车托住才不至于拖在地上”。在另外一篇署名为“偏向北美殖民地”的文章中，富兰克林又玩起了明褒暗贬的老把戏，表达对北美殖民地进行军事统治的不满：对北美殖民地使用武力很简单，只需要5万名士兵，每年也仅需耗费1 200万英镑。“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样做会毁了我们的殖民地，可能会杀害一半的北美殖民地居民，把另一半赶到山上去。还有人可能会质疑这会使我们丧失殖民地因进口我们的产品而产生的关税。但转念一想，我们就释然了。我们已经在欧洲损失了那么多，还在乎这一点儿吗？再说正是因为北美殖民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才导致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因此，把这方面的供应暂停一下，对我们所有人都将大有裨益，这样我们就能以低价购买自己的产品了。”而这样做对英国唯一的坏处就是，富兰克林写道：“会使那些因为饥饿而出来打工的人口成倍增加。”
（正如文中所示，富兰克林经常匿名或使用假名来发表文章，从青少年时期即是如此。他先后使用过“塞伦斯·杜古德”、“好事者”、“爱丽丝·艾德堂格”、“穷理查”、“霍姆斯潘”等多个笔名。富兰克林有时是完全匿名，有时则是半遮半掩。这种情况在18世纪并不罕见，实际上还十分平常，连艾迪生、斯蒂尔和笛福等人皆是如此。“当下出版的那些有价值的书，只有不到1/10用的是作者真名。”艾迪生曾经说。尽管有一点儿夸张的成分但在当时，匿名写作被认为更聪明、更高雅、更不容易招致诽谤或遭受煽动的指责。当时的绅士们认为在作品上印上自己的名字是有失身份之举。而匿名也能够保证如果作品包含不同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别人回应时也只会就事论事，而不会对作者本人进行人身攻击。）
富兰克林还画了一幅可与他当初那幅著名的“要么团结，要么死亡”比肩的政治漫画。画的内容是英帝国被血腥地肢解，每个部分都标上了殖民地的名字。画面下方写着：“给贝利萨留斯一便士。”贝利萨留斯是古罗马的元帅，当初对自己的行省进行压制，最后却死于贫困。富兰克林把这幅漫画印在了提示卡上，然后雇了一个人，在议会门口发放。富兰克林还寄了一张提示卡给自己的妹妹简，并告诉她说：“这幅画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殖民地可能会被毁灭，但英国也将元气大伤。”富兰克林还曾警告一个大臣说，推行印花税法案，将会在“两者之间产生根深蒂固的对立，并为以后彻底的分离埋下祸根”。
然而，富兰克林仍是一个忠诚的英国人，所以仍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分裂发生。他所期待的解决方式就是在英国议会中增加殖民地的代表。在其为与大臣会面准备的备忘中，富兰克林写下了这样的理由：“增加代表有两点好处。它既可以为英国议会带来所需的知识与信息，同时也可以向远方的殖民地传达政府决策的原因……这一做法将使帝国永葆统一，否则将会以各种方式走向分裂。”
但富兰克林也警告说抓住这一机会的时机已过。1766年1月，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推行此事最好的契机是殖民地还认为此事大有裨益，并将在帝国议会中拥有议席视为荣耀之时。但现在则不同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仍会接受，但不会主动要求。到最后，他们还会一口回绝。”
富兰克林写道，由于在议会中没有代表，“中上之策”就是需要每个殖民地议会同意再次讨论这一传统议题。在为与大臣会面准备的备忘中，富兰克林还提出了第三种解决之道，这实际上是向殖民地独立迈出的一大步：“授权每个议会向一个公共议会派出代表。”换句话说，北美殖民地将成立自己的联邦立法机构，而不是服从英国议会所指定的法律。而唯一能够将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这两个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绑在一起的，就是对国王的忠诚。这一设想实际上脱胎于10多年前他在奥尔巴尼提出的北美殖民地联盟计划。
1766年2月13日，富兰克林得到了与议会直接交流的机会。富兰克林戏剧化的表现堪称议会游说的杰作，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精彩的舞台演出。当然，他也得到了议会中支持者的帮助。在举行听证会的那个下午，富兰克林成功地化身为北美殖民地的发言人，并恢复了其在北美殖民地的声誉。
当天下午，议会一共向富兰克林提出了174个问题。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其信任的辉格党领袖罗金厄姆勋爵事先起草的。罗金厄姆勋爵对殖民地持同情态度，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印花税法案的方法，但他对大多数其他问题仍是充满敌意。然而，从始至终富兰克林都保持了冷静，且很有说服力。最先提问的是一个因英美之间的贸易下滑而生意受损的商人，他问北美殖民地是否已经自愿向英国交税。“当然，而且是沉重的赋税。”富兰克林回答道。他还详细地历数了北美殖民地交税的历史（但是对很多关于对领主之地征税的争端避而不谈）。
一个持不同立场的人插了进来，反问道：“各殖民地不是很有能力支付印花税吗？”富兰克林则回答说：“我认为殖民地没有足够的金银来支付一年的印花税。”
印花税法案的提出者格仑维尔跳了出来，为法案进行辩护。他反问富兰克林，难道不同意殖民地应该为自己所得到的皇家军队的保护而付费吗？富兰克林则反击说，北美殖民地人一直是自己保护自己，也保护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利益。“在上一次战争期间，殖民地为25 000人提供了衣食和薪酬，耗资达数百万之巨，”富兰克林解释道，“而且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补偿。”
富兰克林强调，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促进大英帝国内部的和谐。法案的支持者格雷·库柏问道：“法案通过之前，北美殖民地对大不列颠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富兰克林：“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他们自愿服从王室统治，支付相关费用，在他们所有的议会里，都遵从英国议会的法案。……你们无须费心设置堡垒、要塞，不必有警卫部队或军队来迫使他们臣服。大不列颠只花费了些许笔、墨和纸张就统治了他们。他们被一根线引导着。他们对于大不列颠不仅是尊敬，更是爱戴。敬重它的法律、它的习俗和它的风气，甚至喜爱它的时尚，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库柏：“现在他们的感情如何？”
富兰克林：“啊，大大地改变了。”
库柏：“过去北美殖民地人是如何看待英国议会的？”
富兰克林：“他们把议会看作是伟大的堡垒和他们自由的保障。”
库柏：“他们已不那么尊敬议会了吗？”
富兰克林：“是的，早已大不如前。”
然后，富兰克林再次强调了内部税与外部税的区别：“我从未听说过任何反对通过制定关税来管理贸易的意见。但我不认为议会有权征收内部税，因为我们在议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表。”
北美殖民地是否会妥协呢？富兰克林的答案是不会，这是关乎原则之事。那么只有动用军队才能确保印花税法案得以实施吗？
富兰克林回答道：“我不知道有哪支军队能够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
问：“为什么不能？”
富兰克林：“假设一支军队开进北美殖民地，却找不到一个武装人员，那时他们将怎么办？他们不能把印花税强加给一个选择不用印花的人。他们找不到一场叛乱，却可以制造出一场来。”
最后，印花税的支持者们试图混淆外部税和内部税之间的区别：“如果殖民地成功地废除了印花税，难道日后它们就不会反对议会征收关税和其他外部税吗？”
“到目前为止不会，”富兰克林回答道，“最近，这里的许多论证被用来证明两者之间没有区别……目前他们尚没有理解这一点，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会被这些论证说服。”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也是一个不祥之兆。通过对内部税和外部税的区分，富兰克林再次试图寻找一个更为中庸、实用的解决方式。而北美殖民地很多新涌现的领导人，包括马萨诸塞议会中的大部分议员，都强烈反对英国对殖民地课以重税。8年后，波士顿倾茶事件还是发生了。当议会决定撤销印花税法案时，大西洋两岸都陷入狂喜之中。但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议会实际上也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祸根。当时议会通过了另一法案，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颁布对殖民地有效的法律。
富兰克林不卑不亢地展示出了自己的理性与决心。对于通常不愿在人前演讲的富兰克林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雄辩。他的成功并非源自他的口才，而是极有说服力地使争论的重点放在了北美殖民地的现实上。据富兰克林回忆，事后他的一个死敌说：“从那天起，他（富兰克林）所展示出的那种为自己国家辩护的精神，一直感动着我。”富兰克林在英国已经被视为一位知名的作家和科学家，现在，人们更将其视为北美殖民地最有效的代言人之一。实际上，富兰克林也成了北美殖民地的总大使：除了代表宾夕法尼亚之外，随后他还被任命为佐治亚、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在英国的代理人。
在费城，富兰克林的名誉也完全得到了恢复。他的朋友斯特拉恩将听证会的实况记录下来，寄给了戴维·霍尔以供发表。斯特拉恩写道：“正是这一考验，使得那个可憎的法案迅速地得以全面撤销，而你也从中受益。”一艘军舰被命名为“富兰克林号”，并鸣炮向其致敬。小酒馆向每一个从英格兰带来这一消息的人赠送酒水和礼品。“最后，你的敌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含沙射影而感到羞愧，不得不承认殖民地应感谢你的业绩。”查尔斯·汤姆森写道。
富兰克林不愿回家
围绕印花税而进行的斗争使富兰克林想起了自己那远在北美殖民地的妻子的美德，至少使富兰克林对其感到了更多的愧疚。德博拉的节俭和自立正是北美殖民地的象征，宁愿牺牲自我也不愿向不公正的待遇屈服。既然印花税法案撤销了，富兰克林就给德博拉送去了满满一船的礼物作为补偿：14码[1]的蓬巴杜绸缎（他特意强调“11先令一码”）、两打手套、给萨莉的一件丝绸便装和衬裙、一张土耳其地毯、奶酪、螺丝钳，还有一些桌布和窗帘。富兰克林还礼貌地表示桌布和窗帘是史蒂文森太太挑选的。在随礼物一同寄回家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
我亲爱的宝贝：
印花税法案终于废除了，我想你应该有一件新长袍了。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并没有买，因为我知道你不愿打扮得比自己的邻居更好，除非那些衣服是出自你的巧手。如果两地之间的贸易完全中止，我将再次骄傲地穿上那些我妻子亲手缝制的衣服，这将令我感到十分舒服。我一生中再也没穿过比这更好的衣服。我也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的妻子和女儿会再次拿起手中的针线做衣服。
或许，当若干年后富兰克林再次回到自己北美殖民地的家中，看到特意给自己留下的奶酪时，他会十分高兴。但实际上，尽管在反对印花税的斗争中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且随着印花税的废除，他在英国的使命已经完成，富兰克林却仍不打算回家。相反，他还打算利用1766年的夏天与密友约翰·普林格尔爵士一道去德国。
德博拉写给丈夫的那些信，尽管有些许尴尬，却表达了她的坚强和孤独：“我没有任何消遣，只是待在家中，痴痴地等待你的来信。”对于德博拉来说，唯一排遣寂寞、消除恐惧的方式就是做家务。德博拉说，她尽力（也许是听从富兰克林的指示）不让自己对政治的担忧扰乱富兰克林：“我给你写了很多信，几乎一天一封。但我总是忍不住想在信里和你讲一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们都烧了。于是，烧了再写，写了再烧。”在谈到新盖好的房子时，德博拉说她还没把富兰克林的画挂到墙上，因为未经允许，她不敢往墙上钉钉子：“男人在家和不在家完全不同。不在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担心做错事，所以就什么也不做。”
然而，富兰克林的回信大多带着公事公办的味道，总是关注新家的细节。“我多希望厨房完工的时候可以在场，”富兰克林写道，“我知道你还不太会用那些抽油烟、排气的小发明，我还没向你介绍清楚。”富兰克林对房子的关心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甚至连每个房间如何粉刷都一一说明，时不时地还拿自己回家说事：“如果铁火炉还没装好，那就不要管了，等我回去的时候带一个更方便的铜火炉。”
1766年年末，富兰克林和戴维·霍尔的印刷合伙人关系在历经18年之后终于结束了，虽然结局并不是很令人愉快。霍尔对利用《宾夕法尼亚报》对领主进行抨击越来越不感兴趣。富兰克林的两个朋友就找了一位新印刷商和一份新报纸，以刊登那些抨击领主的文章。霍尔认为这破坏了他与富兰克林之间的协议，尽管协议已经过期了。“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你不得插手此地的印刷生意，但协议中已经写得很明显了。”霍尔哀怨地写道。
富兰克林则从伦敦回信说，对于那个和霍尔竞争的新印刷店，“我并未插手其中，也没有提供智力支持，我第一次注意到它还是在你报纸的广告上看到的”。富兰克林公开表达了自己对霍尔的深情，并表示对霍尔的政治观点和办报风格绝无不满，尽管他的很多朋友都不甚满意：“我从不认为你属于哪一派，正如你从未指责过我在公共事务中的态度一样，我也从未因你与我立场不同而大放厥词。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也应该有表达自己态度的自由。”
然而，富兰克林认为那份原始协议并没有禁止自己参与其他的印刷生意，更何况协议已经过期，“18年前，我不可能预见自己会在协议终止之时，富有到不需要做任何生意”。随后，富兰克林还以貌似保证的口吻威胁霍尔说，有人一直邀请他合伙，但只要霍尔愿意延长协议，多给富兰克林一些应得的红利，他就不会参与其中。当谈到与霍尔的竞争者合作的可能性时，富兰克林表示，“我希望不会有机会如此”，“我知道很多顾客是因为我才付钱的，这还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来补偿我”。如果这样的话，富兰克林保证，这点钱和其他的收入就足以保证其退休了：“我的生活将十分富足，更何况我并不是一个奢侈的人。这样，我就没有任何重操旧业的理由了。”
协议到期使富兰克林每年损失大约650镑，这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经济问题了。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生活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既节俭，又放纵。尽管富兰克林并没有如他人所猜测的那样，过着一种与其身份相符的奢侈生活，但他的开销也的确不小。富兰克林喜欢旅游，甚至还有记载说他购买过30先令一桶的高档啤酒（这与他初到伦敦时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他每天只吃面包和水）。富兰克林的精打细算大部分都用在了指导妻子如何安排生活上。1767年6月，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断了。如果我再失去邮政方面的职务……很有可能，我们就只能靠房租和利息过活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再负担那些习以为常的家用和娱乐了。我在不影响生活舒适的前提下尽量俭省，不请任何人吃饭。在家里用餐，我只吃一道菜就够了。但即使如此，在这儿的花费仍令我大吃一惊。而我发现你的花费也十分惊人。我知道我不在家，你肯定希望很多人来看望你，这是一笔难以避免的开销……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时，如果他们不能相应地减少自己的开支，就必将变得贫困。
这封信显得特别冷酷无情。尤其是回复女儿恋爱，并希望征得父亲的同意而步入婚姻殿堂的来信时，更是如此。萨莉当时在费城已是一个风云人物，所有的舞会中都有她的身影，甚至还乘坐过富兰克林的死敌总督佩恩的马车。但是，她却爱上了一个人品和财务看起来都有问题的男人。
那个有问题的追求者理查德·贝奇是个英国移民，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在纽约做进口生意，也是一个海事保险经纪人。不久之后，贝奇到了费城，在栗树街开了一家干货店。贝奇对女人很有一套，做生意却实在不怎么样。贝奇一度同萨莉最好的朋友玛格丽特·罗斯订了婚，但不幸的是，玛格丽特却患上了重病。在临死之前，玛格丽特恳请萨莉替自己照顾贝奇，萨莉欣然接受。
对于德博拉来说，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是一个天大的责任。“我必须又当爹又当妈，”她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略带指责地说道，“我希望能令你满意。我已经尽我所能做出最好的判断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富兰克林本应回到北美殖民地。然而，富兰克林却不为所动，仍待在万里之遥的伦敦。实际上，富兰克林唯一一次匆忙赶回北美殖民地是在儿子准备结婚的时候——而威廉在伦敦结婚。“我现在仍在考虑这个夏天是否要回北美殖民地，”富兰克林对德博拉写道，“如果你认为这桩婚姻合适，我不会耽误她的幸福。”为了让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遥远的欧洲享乐，富兰克林随信给萨莉寄去了两顶夏帽。
几周之后，富兰克林寄来了一封长信，告诫家人要节俭。“别把婚礼办得太奢华，”富兰克林告诉德博拉说，“要节俭、经济行事，这也是我们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富兰克林还强调，德博拉必须告诉贝奇，他们会提供不错的嫁妆，但别指望会有多丰厚：
我希望他不要期待在我们死之前就得到丰厚的财产。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是萨莉的好丈夫、我的好女婿，他就会发现我也是一个好岳父。但现在我希望你同意，我们要提供的那些好的衣服和家具，总价值不能超过500英镑。
随后，又传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根据富兰克林的要求，威廉对贝奇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不甚乐观。更糟糕的是，威廉还听说玛格丽特·罗斯的父亲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拒绝自己的女儿与贝奇成婚。“贝奇先生总是试图向他（罗斯先生）隐瞒自己的情况，”威廉报告道，“简而言之，他就是个骗财的，希望可以与豪门联姻，获得支持，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威廉最后在结尾写道：“看后即毁。”但富兰克林却没有这样做。
所以，结婚的事暂时就被搁置了。贝奇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试图向他解释。贝奇承认自己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但他认为这不是他的错。因为北美殖民地民众抵制印花税，所以他不得不承受一船货物的损失。
“就像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也深爱我的女儿，”富兰克林回信道，虽然可能略带夸张，“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财务状况也不好，我和我的妻子也是勉强度日……除非你能够让萨莉的朋友们相信你有能力让她过上好日子，否则我希望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坚持，这对你们两个都无益。”同一天，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德博拉，说他觉得贝奇可能要打退堂鼓了。“最近他的生意很不顺，”富兰克林写道，“这就使他不至于那么快地结婚。”富兰克林还建议萨莉来英国散散心，这样就可能会遇到其他好男人，比如威廉·斯特拉恩的儿子。
尽管富兰克林的态度十分明确，但他写的那些信却没能阻止女儿结婚。也许富兰克林认为，因为他不愿回家亲自处理此事，所以他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发布任何实际指令的能力。离家万里之遥的富兰克林在感情上也与家人十分疏远。
事情已经够乱的了，史蒂文森太太却还决定插一脚，这更是乱上加乱。因为和富兰克林住在一起，史蒂文森太太觉得自己与德博拉性情相投，因此写信安慰她。史蒂文森太太在信中写道，富兰克林有时幽默得令人讨厌。她知道德博拉为富兰克林的臭脾气所伤，所以买了一些丝绸，给萨莉做了一件衬裙，尽管她们素未谋面。史蒂文森太太承认，实际上她对萨莉的婚礼十分高兴，原打算买更多的礼物，但因为富兰克林不让，只好作罢。她希望有机会能坐下来和德博拉聊一聊。她告诉德博拉说：“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你希望能够时常看见富兰克林，像任何一个深爱自己丈夫的妻子一样。”
尽管费城的家里都快乱成了一锅粥了，但1767年8月，富兰克林仍然去了法国。“这个夏天我在英国待得太久了，现在十分希望能四处走走，这样才有利于我的健康。”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而在他给波莉的信中写道，自己一路上情绪都不好，因此“不断地和旅馆主人吵架”。富兰克林和他的旅伴约翰·普林格尔还感到十分沮丧，因为坐的马车实在不怎么样，无法欣赏路上的美景。富兰克林还抱怨说，那个赶车人的解释“甚至使我希望上帝要是没有赋予人类推理能力就好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用”。
然而，在他们抵达巴黎之后，情况就好了很多。富兰克林对法国的女性如何化妆倍感好奇，甚至在给波莉（而不是自己的女儿）的信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一张纸上剪一个直径3英寸（约7.6厘米）的圆孔，然后把这张纸放在你的脸颊上，让孔的圆心正好在眼睛下方。用一把蘸了颜料的刷子对着那个孔涂你的脸，因此当那张纸被拿开后，就能在脸上留下和那圆孔同样大小的红印。”
富兰克林在法国可是个名人，因此大受欢迎。法国人甚至将电学家称作“富兰克林一样的人”。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还有幸被邀请到凡尔赛宫参加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玛丽王后所举行的盛大晚宴。“他（路易十五）兴致勃勃而又优雅地与我们交谈。”富兰克林在给波莉的信中写道。尽管他与英国大臣们斗得你死我活，但富兰克林仍然强调了自己对英国国王的忠诚：“我认为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
凡尔赛宫很壮观，可是维护不善，富兰克林写道：“破旧的半砖墙，窗户也破了。”另一方面，巴黎却有很多质朴的特点，与他的公益改善计划很相符。不像伦敦，巴黎的街道每天都有人打扫，所以“很适宜行走”。而水也“纯净得就像经过沙池过滤的最好的泉水一样”。当女儿没有父亲的陪伴，独自准备婚礼之时，富兰克林却在买新衣服和“一小袋假发”，正如他给波莉的信中写道，这使他看起来“年轻了20岁”。这次旅行对他的健康大有裨益，富兰克林甚至开玩笑说：“我甚至准备向我朋友的妻子示爱了。”
在从法国回来的路上，富兰克林就迫不及待地给波莉和其他红颜知己写信，却只给家里寄去了只言片语。德博拉的来信中很少提及女儿的近况，却一再对其婚姻的悬而未决表示失望。富兰克林对此似乎很恼火，他向德博拉表示自己“从法国回来之后，精神和身体都好了很多”，然后就询问起了萨莉的情况。
富兰克林还不知道，当时萨莉和理查德已经结婚了。1767年10月，正如《宾夕法尼亚新闻》（富兰克林所创办的《宾夕法尼亚报》的新对手）所记载：“本市的商人理查德·贝奇先生与萨莉·富兰克林小姐，著名的富兰克林博士唯一的女儿，一位品德高尚的年轻女士，喜结连理。明天，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只都将升旗向他们致敬。”
但从未有记录显示富兰克林为错过自己独女的婚礼而感到后悔。当1767年12月，富兰克林的妹妹简写信祝贺他“深爱的女儿与其所爱的、也是唯一令其感到快乐的优秀绅士喜结连理”时，富兰克林的回应却显得很冷漠。1768年2月，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写道：“她令自己和她母亲十分高兴，我希望她将来也会如此。但我认为他们结婚之前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养家。”
随后的几个月里，富兰克林只给家里写了几封信。信中，富兰克林表达了自己对德博拉和萨莉的爱，却从未提及贝奇。直到1768年8月，富兰克林才给贝奇写信，承认他是家庭中的一员。“可爱的女婿，”这封信的开头似乎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很快语气就变得冷酷了，“我认为你在事业尚处低谷，无法体面地养家之时就贸然组建一个家庭，实在是轻率鲁莽之举。”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富兰克林没有回信的原因。“我实在不能表示同意。我没法把我真实的想法写出来，即使我不能给你们带来快乐，也不愿意给你们带来痛苦。”这封信只有寥寥数语，在最后，富兰克林的态度有所转变。“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他说道，“我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如果你能够证明自己是个好丈夫、好女婿，你将会发现我也会是个好岳父。”在信的最后，富兰克林还附上了一句，表达了自己对萨莉最诚挚的爱，并告诉她自己寄去了一块手表作为礼物。
德博拉十分激动。她把富兰克林的信转给了在波士顿的贝奇，还附上一张便条。德博拉写道：“贝奇先生（我的女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尽管你们之间还没有那么亲密，但我希望你的岳父（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和你以后会相处得不错。”
1769年年初，德博拉甚至从富兰克林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消息。富兰克林告诉她说，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但“我深知根据自然规律，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那时，富兰克林已经63岁了。因此，他“对未来别无他求，只希望能够回到费城，在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身边安度晚年”。萨莉和她的丈夫甚至从波士顿赶回来，希望能够见到富兰克林。但实际上富兰克林仍然没有做好回家的准备，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连富兰克林在春天时得知德博拉发生了轻微中风后，他仍然没有回来。“这些都是以后危险的预兆。”德博拉的医生写信告诉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咨询了他的旅伴，皇后的御医约翰·普林格尔，然后给德博拉寄去了一些建议。对于自己这个任性的丈夫，德博拉的确有些许不满。德博拉对富兰克林的建议嗤之以鼻，声称自己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富兰克林长时间不在家给她带来的“失望、痛苦”造成的：“我无法继续忍受了，我觉得我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甚至就连好消息，也不足以让富兰克林回到费城。夏天，富兰克林听说萨莉怀孕之后，给萨莉寄来了一些小小的奢侈品，6个“孕妇用来把红酒、面包和香料放在一起进行调制的酒杯”，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萨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和富兰克林增进感情的机会。1769年8月，萨莉的孩子出生了，起名为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富兰克林对自己的外孙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亲。和自己的表兄一样，本尼·贝奇后来在富兰克林身边长大。富兰克林向自己的外孙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并叮嘱无论如何都要接种牛痘，以预防天花。
另一个家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此后的个人生活中，富兰克林从不做任何承诺。富兰克林需要家庭的舒适和思想的灵感，这也正是伦敦的那个家给予他的。这个位于克雷文大街的家中有费城缺乏的聪慧和精神。房东史蒂文森太太要比德博拉活泼，而波莉则要比萨莉聪明。1769年9月，就在富兰克林刚从法国回来后不久，波莉身边出现了一个追求者，而这个追求者也比贝奇强得多。
对于30岁仍然未婚的波莉来说，威廉·休森是一个好选择。休森是医学研究者，还是一位讲师，前景一片大好。“他一定很聪明，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一样。”波莉在一封信中忍不住夸耀道。当时，波莉还和自己的姨妈住在郊外，“如果我和这个年轻人私奔，你和我妈妈可不要吃惊。虽然对于30岁的我来说，这个举动有些疯狂”。
波莉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仍向富兰克林暗送秋波，承认（或假装承认）自己缺乏与休森结婚的激情。“他也许太年轻了。”波莉告诉她那位年长的爱慕者。波莉在信中说她满心喜悦，却不能确定“到底是因为结识了新知己，还是听说老朋友（富兰克林）回到英国的缘故”。
一天之后，富兰克林就寄来了回信，里面没有太多的祝贺，仍旧是打情骂俏：“实话实说，我很嫉妒那个年轻的英俊大夫。”富兰克林表示宁愿“对真相视而不见”，自己安慰自己“波莉高兴的原因是听说自己安全回来”。
波莉和休森迟迟没有结婚，因为富兰克林不愿波莉接受休森的求婚。最后，1770年5月，富兰克林写信告诉波莉说自己不再反对了，但这也并非完全发自肺腑。“我认为对于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更有发言权。”富兰克林写道。富兰克林还认为这段婚姻是“理性的”。至于波莉担心自己的嫁妆不够丰厚，富兰克林告诉她说：“我认为对于身无分文的我来说，你的嫁妆已经很丰厚了。”
尽管已经错过了自己一对儿女的婚礼，但富兰克林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波莉的婚礼。虽然决定在仲夏举行婚礼，这本应是富兰克林的时间，但他却仍然挽着波莉的手臂走入教堂，在婚礼中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几周之后，富兰克林告诉波莉：“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但又承认自己因为担心失去与她的友谊而“不时感到情绪低落”。幸运的是，这并未发生。富兰克林成为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密友。他和波莉维持了一生的友谊，通信超过130封。
几个月之后，波莉和休森就搬去与富兰克林同住了几天，当时史蒂文森太太去郊区访友。富兰克林和他们一道办了一份报纸《克雷文新闻》，记录了这个假期发生的点点滴滴。1770年9月22日的报纸是关于“玛格丽特女王”的离开和富兰克林因此大发脾气：“大个子（这么叫是因为他个头真的很大）今早很不高兴，尽管新任大臣承诺晚上给他做烤羊肩和烤土豆。”报上还说富兰克林十分不悦，因为“玛格丽特女王”把衣橱的钥匙带走了，所以他就找不到自己的蕾丝衬衫，因此也无法去圣詹姆斯宫参加加冕礼了。“他对此向女王陛下表示强烈抗议……尽管随后在别的地方找到了衬衫，但已经太晚了。”
报纸一共办了4天，内容都是拿富兰克林的种种缺点取乐：他如何违反了自己节约能源的信条，在所有人都出去的时候，却在卧室里生火；他是如何发誓修理大门，却最后放弃，因为他无法决定到底是该买一个新锁还是买一把钥匙；以及他发誓周末去教堂做礼拜。“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告诉人们，真的是知易行难，”周日的报纸写道，“尽管枢密院昨天郑重地下令，但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个大个子躺在床上的时间太长，早饭还没吃完，时间就已经来不及了。”而从中得出的结论颇有些“穷理查”的味道：“从我们伟大同胞的身上可以看出，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
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新闻是关于一个住在附近的女人的，富兰克林对她大献殷勤，她却视而不见。富兰克林假装在那个周日登门拜访：“胖博士在他的餐厅转了469圈，这距离正好和他走到可爱的巴韦尔女士那儿一样。而当他来到女士家门口的时候，却发现她并不在家，因此也就不会因为索吻而争执不休了。他就坐在安乐椅上，幻想已经得到了香吻。”而在史蒂文森太太离家的第三天，《克雷文新闻》就出现了胖博士“开始希望‘玛格丽特女王’回来”的内容。
最后一期报纸上登了一封独有的富兰克林式的来信。富兰克林化名“愤慨”，对伙食和条件大加抱怨，并对波莉和她的丈夫“大加谴责”：“如果这些恶棍继续掌权一个星期，这个国家就要毁了。要是女王再不回来的话，就得亡国了！或者女王陛下将他们撤职，让我和我的朋友接任。”而一个署名为“丑闻痛恨者”的人回应说，其实富兰克林的待遇很好，他们给他提供了牛肋脊，但他却十分嫌弃。“丑闻痛恨者”还说：“牛肉非但没有令他汗流浃背，反而使他后背奇痒。更令人恼火的是，他弄丢了抓痒挠上的那个用中国象牙做的小手，那可是‘玛格丽特女王’赐予他的礼物。”
在位于克雷文大街的家里，富兰克林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每天清晨，富兰克林很早就起床，享受自己独特的“空气浴”：打开窗户，“坐在房间里，身上什么都不穿”。还有就是可以打情骂俏。著名的印刷商查尔斯·威尔森·皮尔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他突然去拜访富兰克林，结果却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坐在富兰克林的腿上”。尽管皮尔并没有说明，但那个女士很有可能就是波莉。
后来，波莉和休森搬到了克雷文大街，还带着休森的那些骨骼标本——“成形的胎儿标本”，以及其他医学实验用品。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和史蒂文森太太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了。他们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在一封富兰克林写给史蒂文森太太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史蒂文森太太照例去郊外访友，富兰克林怒气冲冲地写了这封信，告诉她穷理查的名言“客久招人烦”，还命令她搭乘最早的车回来。但为了避免让她以为自己对她过于依赖，富兰克林说自己一个人很惬意。“我发现自己做主的生活很令人满意，我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富兰克林说道，“但这种幸福太强烈了，恐怕只有圣人和修士才能享受。而像我，或者说我们这样的罪人，就只能住在一起，彼此取笑了。”
希尔斯伯勒和汤森税法：富兰克林的立场
在其所做的反对印花税法案的精彩演讲中，富兰克林曾十分错误地认为北美殖民地人会认可英国议会有权征收关税、进口税等外部税（并不是由于国内交易而产生的）。1767年4月，富兰克林以“两国之友”和“好心人”为名在伦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为了缓和当时的紧张关系，富兰克林不断强调北美殖民地人民向来愿意为帝国的防务提供财政支持。“殖民地一直在为自己进口的货物缴纳关税，从未质疑过议会征收此类税赋的权力。”富兰克林写道。
新任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则一直反对富兰克林所谓只接受外部税不接受内部税的说法。汤森认为，这种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但他仍然决定假意取悦（或者说欺骗）殖民地，使其接受这一观点。汤森曾在半醉半醒的时候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这也使他被人们戏称为“香槟查理”。在演讲中，汤森提出要对殖民地进口的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征税。更糟糕的是，所得税款中的一部分是属于直属殖民地总督的，这样他们就不必受到殖民地立法机构的约束。
就像当初的印花税法案一样，当1767年6月汤森税法最初通过的时候，富兰克林并没有太在意。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殖民地的激进主义情绪远远甩在了后面。当时，港口城市波士顿对汤森税法的反对尤为强烈。在塞缪尔·亚当斯的带领下，“自由之子”围着一颗“自由树”翩翩起舞，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情绪。亚当斯还使马萨诸塞议会起草了一封给其他殖民地的信，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反对该法案。但英国政府却要求马萨诸塞议会撤回此信，并在遭到拒绝之后向波士顿派遣了军队。
当北美殖民地强烈反对汤森税法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富兰克林仍然表现得相当克制。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号召双方“依礼行事”。富兰克林还向费城的朋友表示了对波士顿日渐兴起的激进主义的不满。在英国发表的文章中，富兰克林又竭力——实际上是竭尽全力地调停，试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
富兰克林的这种伎俩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篇长文写于1768年1月，并在《伦敦新闻》上匿名发表，名为“北美殖民地人不满的原因”。这篇文章从一个英国人的立场出发，解释了为什么北美殖民地人认为自己的议会应该控制所有的税收政策。文中还略显古怪地表示：“我并非支持这些观点。”富兰克林宣称，他的目的是让民众知道“北美殖民地人是怎么想的”。为此，富兰克林进行了两方面的尝试：他首先警告英国议会，征税会激怒北美殖民地，并使其脱离大英帝国，随后又假装抱怨“我并不支持”这些“胡言乱语”。
当看到费城报纸上那些名为“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的匿名文章后，富兰克林的反应也极为相似。当时，富兰克林并不知道这些文章是出自约翰·迪金森的笔下。迪金森可是领主的支持者。迪金森的文章承认英国议会有管理殖民地议会的权力，但他认为在没有得到殖民地同意的情况下英国议会无权行使该权力。1768年5月，富兰克林把这些文章编成了一个小册子在英国发行，还亲自写了简介。但富兰克林却不愿公开表示对文章的支持：“这些观点是对是错，暂时我还不想评价。”
那时，富兰克林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认为内部税和外部税有别的观点可能行不通。他在给威廉的信中写道：“我对这个问题的见闻、思考越多，越觉得没有折中的选择。”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议会拥有制定所有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权力，要么就压根没有。”富兰克林的态度开始向后者倾斜，但他却承认自己还不确定。
富兰克林在1768年上半年对于议会征税权这一问题表现出的摇摆不定，使世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莫衷一是，弄不清他到底持什么样的立场，或到底想干什么。实际上，当时有很多因素都在富兰克林的脑海中纠结：他的确衷心地希望通过克制和理性重新恢复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和谐关系，但他也想让宾夕法尼亚摆脱领主的控制，还想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获取更多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正如他在很多信中所言，他仍然举棋不定，试图最终确定自己的立场。
此外，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富兰克林期待解决问题，也夹杂着自己的盘算，因为他希望自己能被英政府任命为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当时，希尔斯伯勒勋爵刚刚被任命为首任殖民地大臣。富兰克林（错误地）认为他会对殖民地持友善态度。“我并不认为这个贵族是北美殖民地的敌人。”富兰克林在1768年1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给自己儿子的信中，富兰克林则坦承了自己的抱负：“别人告诉我，有传言说我可能被任命为仅次于希尔斯伯勒勋爵的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官员。”但他也承认自己的机会非常渺茫：“不可否认，我太北美殖民地化了。”
这正是富兰克林两难处境的关键所在。正如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在英国被认为太北美殖民地化了，而在北美殖民地则被认为太英国化了”。当时，富兰克林仍然希望大英帝国可以变得和谐、富强，仍希望自己可以兼顾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利益。“我生在北美殖民地，却在英国长住，和英国有很多愉快的联系，我希望彼此都能繁荣。”富兰克林表示。因此，富兰克林致力于（或者说希望）获得一个英国政府里的职位，这样就可以将大英帝国的两个部分紧密联系起来。
时任殖民地大臣的希尔斯伯勒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主席，在其权力得到加强之后，富兰克林成功地获得了其他英国大臣的支持。这些人认为应该让富兰克林担任一个政府职位，这样可以与希尔斯伯勒相抗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汤森死后继任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富兰克林在6月与他见了面，并坦承自己有了回北美殖民地的机会。然而，富兰克林也表示：“如果我能对政府有所帮助，无论任何方面，我都会欣然留下。”诺斯当然知道其中的含义，于是开始鼓动大家支持对富兰克林的任命。
但事与愿违。富兰克林希望在英国政府中任职的希望在1768年8月与希尔斯伯勒勋爵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戛然而止。希尔斯伯勒公开宣称不打算起用富兰克林，相反，他准备让约翰·波纳尔，一个忠诚的官员，担任自己的副手。富兰克林对此十分不满。波纳尔“看起来对我们有着强烈的偏见”，富兰克林在给宾夕法尼亚议会中的盟友约瑟夫·加洛维的信中写道。雪上加霜的是，希尔斯伯勒还一劳永逸地宣布，不会再考虑将宾夕法尼亚从领主手中接管过来的提议。富兰克林的两个目标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准备放弃自己的中立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北美殖民地爱国者：难以维持的平衡
一旦打定了主意，富兰克林就拿起了手中的笔，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希尔斯伯勒和汤森税法。富兰克林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匿名的，但这次却没怎么掩饰自己的身份，甚至有一篇文章直接署名为“弗朗西斯·林恩”（富兰克林的谐音）。富兰克林认为，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一直很友好，“直到英国大臣的脑子里冒出了利用议会授权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想法”。他声称殖民地并没有背叛英国国王的打算，但是那些不知所谓的大臣却计划“将数百万忠诚的子民变成叛贼，仅仅是因为获取议会对万里之外民众征税的权力”。“难道英国就没有一个明智的好人站出来，想点办法来铲除这个祸根吗？”在另一篇文章中，富兰克林假借一个对此事关心的英国人之口，提出了“那些支持对北美殖民地人民采取坚决行动的绅士”应该考虑的7个“疑问”，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要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财产？”至于希尔斯伯勒，富兰克林则称他是“我们的新哈曼”。
随后，他的对手开始还击。一篇署名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将北美殖民地民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及将树奉为自由之象征”的行为称作“滑稽的爱国主义”，并指出某些人一边大加抱怨英国政府对其征税，一边却推荐自己的朋友担任职务，还“试图让自己担任要职”。文中还列出了一份有15个伪君子在内的名单，而担任邮政总长的富兰克林首当其冲。富兰克林则（匿名地）回应道，北美殖民地人攻击的只是议会，而不是英国国王：“北美殖民地人都忠诚于国王的主权，因此他们都是良民，有权利像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样担任政府的职务。”
1769年，富兰克林越来越担心这样的情况会最终导致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决裂。富兰克林认为，英国使用武力无法让北美殖民地臣服，北美殖民地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赢得独立。到那个时候，英国就会后悔痛失维持帝国和谐的良机。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1770年1月，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寓言，讲的是一只小狮子和一条大狗一起乘船旅行的故事。那条狗总是欺负小狮子，“经常靠武力把它的食物夺过来”。有一天，狮子终于算总账了，“一声巨吼”之下，把狗撞到了一边。狗则一直在“后悔当初应该与其交友而不是与其为敌”。富兰克林还特意注明，谨以此文献给希尔斯伯勒勋爵。
很多英国议员也在试图寻找一个两全之策。提议之一就是撤销大部分的汤森税法，仅保留茶叶税，以此表明议会对贸易和关税的管理权。若是放在以前，这样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法对富兰克林而言很有吸引力。但现在，富兰克林的态度则十分坚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税款的多少，而是这一行为本身。”他在给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这样的处理方式将“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会导致“一些疯狂的行为”，甚至会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完全分裂”。
实际上，分裂主义情绪已经在北美殖民地，特别是波士顿蔓延开来。1770年3月5日，一名学徒侮辱了一名被派驻殖民地执行汤森税法任务的英国军人，结果爆发了一场冲突。一大群愤怒的波士顿民众手持武器走上街头，冲着英军大喊：“开枪呀，该死的！”结果英军开火，打死了5名民众，这一事件被称为“波士顿惨案”。
英国议会很快做出了反应，撤消了除茶叶税之外所有的汤森税法，试图平息北美殖民地的民愤。对此，富兰克林给费城的朋友查尔斯·汤姆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快传遍了北美殖民地。富兰克林号召北美殖民地人民继续抵制所有英国生产的商品。他认为，北美殖民地必须“肯定并坚持自己的决心”。
这样，富兰克林终于融入了这场席卷北美殖民地、尤其是马萨诸塞的爱国主义大潮中。在写给波士顿的牧师塞缪尔·库珀的信中，富兰克林宣称议会无权对殖民地征税，也无权向北美殖民地派兵：“实际上，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权力。他们的声明是对殖民地权力的篡夺。”
然而，和很多北美殖民地人一样，富兰克林还不希望与英国彻底决裂。他认为解决之道应该是一种新的体制，殖民地议会仍然向英国国王效忠，却不再从属于英国议会。正如他对库珀所言：“让我们继续对国王效忠（国王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最为和善，并在北美殖民地拥有庞大的家族利益），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使我们免受那个腐败的、自以为打压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利的议会之淫威。”这也是公共治理的良策之一。当然，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与议会相比，英国国王对殖民地的权利更为同情。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
富兰克林给库珀的信在殖民地广为流传，因此他被马萨诸塞下议院任命为其驻伦敦的代理人。当时他已经是好几个殖民地的代理人了。1771年1月，富兰克林拜访希尔斯伯勒，递交新的任命书。希尔斯伯勒虽然身着正装，还是愉快地邀请富兰克林到卧室一叙。当富兰克林提到了自己的新职务时，希尔斯伯勒嘲笑道：“我必须提醒你，富兰克林先生，你并不是什么代理人。”
“勋爵阁下，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富兰克林说道，“任命书就在我的口袋里。”
希尔斯伯勒则坚持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已经否决了议会对富兰克林的任命。
“没有什么法案，”富兰克林说道，“这是议会表决的结果。”
“议会无权任命代理人，”希尔斯伯勒狂怒地回应，“只有那些经议会通过法案并得到总督批准的代理人，才会得到我们的承认。”
希尔斯伯勒的质疑毫无根据。富兰克林已经得到了议会的任命，虽然没有得到总督的批准。希尔斯伯勒此举实际上是否认民众拥有选举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富兰克林对此十分震惊：“我实在难以想象，我的勋爵，为什么人民任命自己的代理人还需要得到总督的同意？”
此后，两个人的交流越发尖锐。希尔斯伯勒脸色苍白，长篇累牍地表示自己的“坚定”对于恢复那些叛乱的殖民地的秩序是多么的必要。富兰克林则对此出言讥讽：“我觉得任命是否得到承认没什么意义。就目前而言，对任何一个殖民地来说，代理人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不会再给勋爵大人您找什么麻烦了。”说完，富兰克林转身离去，回到家中把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希尔斯伯勒“对我最后的话暴怒不已，他认为这十分粗鲁、粗俗”，富兰克林在给塞缪尔·库珀的信中写道：“因此，我发现他并未误解我的意思。”
最初，富兰克林装作对希尔斯伯勒的敌意毫不介意。“对我来说，他和他的同僚没有任何区别。”富兰克林在给库珀的信中写道。而在另一封信中，富兰克林将其描述成一个“骄纵、傲慢、对自己的政治才华（假如有的话）极为自负的人”，他“对任何奉承他的人喜笑颜开，对那些直言不讳的人则冷言冷语”。而希尔斯伯勒至今还执掌大权的唯一原因，就是其他大臣“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头脑混乱却精力充沛的对手”。
尽管如此，公然与希尔斯伯勒摊牌，很快就令富兰克林感到沮丧。他的朋友斯特拉恩注意到富兰克林变得“非常拘谨，这对生性本不活跃的富兰克林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什么能够让他提起兴趣了”。这也使富兰克林对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越发悲观。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议会的法案中“播下了让两个国度彻底决裂的种子”，富兰克林在给马萨诸塞委员会的信中写道：“这一流血的斗争不是在对北美殖民地的绝对奴役中结束，就是以英国因失去殖民地而遭受损失告终。”（这也显示出了他更为激进的一面。）
尽管十分悲观，但富兰克林仍然希望能够从中协调。富兰克林要求马萨诸塞议会不要做出任何“公开否定、抵制”英国议会权威的行为，相反，要采用“循序渐进，逐步消除所谓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权威”这一策略。他甚至还建议库珀“要充分考虑到祖国对其荣誉的关切”。此外，富兰克林还继续鼓吹对国王的忠诚，即使是对议会不忠。
这就给他的敌人们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公开指责富兰克林过于绥靖。“富兰克林博士并非一时糊涂，而是充当了希尔斯伯勒勋爵背信弃义的工具。”雄心勃勃的弗吉尼亚人阿瑟·李在给他的朋友塞缪尔·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李还指责富兰克林希望保全自己和儿子的职位。而所有的一切都解释了“富兰克林在北美殖民地事务中总是见风使舵的原因”，李说道。
然而，李的动机也不纯，他希望取代富兰克林成为殖民地在英国的代理人。但富兰克林仍然得到了马萨诸塞大部分爱国者的支持，其中包括（起码到目前为止）塞缪尔·亚当斯。亚当斯对李的来信视而不见，甚至还将其泄露出去。这样富兰克林在波士顿的朋友，包括托马斯·库欣和塞缪尔·库珀，就可以采取行动表示对富兰克林的支持。库珀写道，李的来信只是“再次确定了你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卑鄙”。但这也凸显了富兰克林试图在一个忠诚的英国人和一个北美殖民地爱国者之间保持平衡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正如其在印花税法案期间的作为一样。
[1] 1码≈0.9144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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